第一篇：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清華演講全文（范文）

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清華演講全文

尊敬的陳吉寧部長，陳旭書記，尊敬的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

今天能夠回到清華大學，就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和大家交流想法，我感到非常榮幸。我們在本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氣候變化以及致力于構造一個可持續、宜居住的世界。今天，海平面上漲威脅著海岸線，日益頻繁的旱災不斷改變生態系統，全球碳排放仍在持續增加。

有一句諺語，說種樹最好的時機是二十年前，其次就是現在。我七年前第一次訪問清華時，曾和顧校長一起，種下一棵友誼樹。今天，我很高興能夠再次訪問這個美麗的校園。我知道，這里早在清代就是京城的園林名勝。我也很高興地看到，清華-哈佛友誼樹已經成為我們眾多領域的合作關系蓬勃發展的象征。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地見證著我們的合作為世界創造的無限可能性。正因為這樣，我今天希望花一點時間，來討論貴我兩校這樣的大學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能夠發揮的特殊作用。

四個月以前，同樣是在北京，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U.S.-Chin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Change），承諾在未來二十年內限制美中兩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這是一項歷史性的聲明，它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設定了宏偉的目標，同時也標志著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希望通過它推動其他國家同樣的行動。其實，這兩位領導人都是我們的校友：他們一位是清華化學工程和人文專業的畢業生，另一位畢業于哈佛法學院。七年以前，甚至就在一年以前，我們都很難預見他們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然而，貴我兩校數十年前就已經為它播下了種子。我們培養了有能力把數月的討論轉化成國際性里程碑的領袖；我們超過二十年的氣候分析合作為聲明奠定了理論基礎。而這些事情，惟有大學才能做到。

美中聯合聲明的發表，對兩國關系，乃至全世界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重要時刻。我們自然應該為這一時刻的到來感到欣慰。中國一直以來為解決復雜的經濟與環境問題做出著巨大的努力，這一點非常值得贊賞。中國不僅幫助六億人擺脫了貧困，而且實現了風能裝機容量世界第一、太陽能裝機容量世界第二的巨大成就。正如一位哈佛氣候專家所言，中國“在能源系統低炭化方面的投入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p>

然而，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氣候變化的規模和復雜性仍然要求我們保持謙遜，作長遠的考慮。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好的開端，但這還只是一個開端。要實現兩國政府的承諾，需要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做出貢獻。工業界，教育界，農業界，商界，金融界，乃至每個公民個人，所有這些主體的參與都是至關重要的。這將是一次能源和環境的革命，一個全新的模式，它將改善公共衛生，保護地球，引領我們兩國共同走上發展繁榮、低碳經濟的道路。

沒有人比清華的師生們更能理解這些道理，因為在清華，這些問題都是科研的重中之重。你們的前任校長，陳吉寧先生，是一位清華環境科學與工程系畢業生，也剛剛被任命為環保部部長。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架橋者，一個充滿遠見和新思想的人，一位令人鼓舞的領導者。

要實現2014年氣候聯合聲明中的宏偉目標，我們所有人也都必須發揚這些品質。這些目標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為轉變能源體系出一份力，減少能源使用造成的環境破壞。就像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常說的，我們必須要“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尋找新方式來認識老問題，并且“尊敬那些能為世界帶來積極改變的人”。大學尤其善于“不同凡想”。我今天特別想強調的就是這一點。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沉重的使命。而“不同凡想“地思考如何在地球上棲居，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除了波士頓和北京，還有哪里更適合于思考這個問題呢？除了生產利用新知識，增進政治文化理解，推動對話，分享解決方案，還有什么更好的辦法可以面臨這個挑戰呢？除了你們，最與眾不同、最有想象力、最有好奇心、最有膽識魄力的清華學子們，還有誰能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呢？

要有效應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有三項條件必不可少：

第一項條件是合作。

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球性的伙伴共同解決。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我們喝著同樣的水，我們共享同一個地球。我們不能再各自為政，因為那樣做下去，代價實在太大。

自然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寫過一篇在很多中國中學教材里都能找到的文章，叫《大雁歸來》。這篇文章講的是一位婦女受過良好的教育，大學時代表現優異，卻“從沒見識過大雁每年兩次飛越她遮風擋雨的屋頂”。這位婦女常常吹噓的”教育“，奧爾多問道，是不是僅僅在讓她“犧牲認知力來換取價值小得多的東西”呢？ 他還補充說，如果是大雁”犧牲認知力“的話，它很快就會變成一堆羽毛。如果我們不能建立起相互理解和對共同環境危機的認識，不能在解決問題時團結一致，恐怕也會變成這故事里所說的“一堆羽毛”。

我們早已見識過合作關系的強大力量。在過去的一個多世?o里，哈佛和中國就從各種合作關系中獲益匪淺。這個歷史現在還在激勵著我們：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33年，他在黎明時分坐著銀藍相間的公交車去清華，給他的首批學生上課。而他傳授的關于中國的學術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老師，時任清華歷史系系主任，杰出的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這些經歷改變了費正清先生的一生，也改變了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有力地推動了哈佛整個中國研究領域的轉變，而今天我校的東亞研究則囊括了各種學科，從歷史和文學到政治學和植物學的370門課程。

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1908年，他和一隊中國植物收集者一起航行在揚子江上，用相機記錄著各種文化，并為哈佛的阿諾德植物園收集了數千種植物標本。威爾遜和中國的長期合作已經成為了一部即將上映的央視特別節目（以及哈佛上海中心的一個展出）的主題。它是我們之間最為緊密的聯系之一，也是對中國自然世界驚人的美麗與多樣性的一曲贊歌。

竺可楨。在通過獎學金選拔考試后，他于1918年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而他參加考試的學校，正是未來的清華大學。他成為了中國氣象學之父，并率先收集整理了五千年來的中國氣象數據。作為大學校長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更以科學精神和求是精神培養科學家，重塑了中國教育。

正是這樣的精神為哈佛中國環境項目（Harvard China Project）奠定了基礎。這個1993年成立的跨學科項目旨在研究中國的大氣環境，能源體系與能源經濟，以及環境問題在美中關系中的作用。它以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為基地，與哈佛多數的學院以及十余家中國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這其中就包括清華大學的七個不同院系。項目剛開始時，氣候變化還沒有成為我們每天必讀的頭條新聞。那時，連它的創始人馬羅伊（Michael McElroy）教授、執行主任倪世祺（Chris Nielsen），以及不久后加入的清華教授郝吉明、倪維斗、賀克斌、王聿絢，都沒能完全預見它的影響力。哈佛中國環境項目樹立了合作的典范，成為了大量環境學知識的生產引擎，而這些知識不僅影響了兩國的政策，也改善了我們兩國人民的生活。

說到哈佛中國環境項目，請允許我用兩位剛開始她們職業生涯的年輕女研究者來舉一個例子。她們是曾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學習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的曹靜女士，以及在哈佛大學獲得大氣化學博士學位的清華校友王聿絢女士。她們兩位現在都在清華大學任教。在共同問題的推動下，她們一起加入了一個研究中國碳排放問題的團隊。在此后的幾年里，她們跨越學科，跨越國界，與美中兩國的環境工程師、醫學專家合作，分析評判可供選擇的碳排放控制政策，以及它們對人類健康的影響。這個團隊的研究成果是開創性的，它向政策制定者們證明，其實完全有可能在幾乎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實現巨大的環保效益。從研究風能與電力供暖之間的協同效應，到分析氣候變化對可再生能源的影響，我們與清華之間的這類合作將以新的思路塑造著中國清潔能源的未來。

我們在設計領域的合作也是卓有成效的。它塑造了美中兩國應對城市化，城鎮化和環境變化的方式。一個生態型城市（ecologically conceived city）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村莊如何才能成長為這樣一個城市？新成立的哈佛綠色建筑與城市中心（Center for Green Buildings and Cities）正在和清華的恒大研究院一起，評估中國不同類型建筑的能源消耗。這項研究對于建成更高效節能的建筑和城市，意義重大。我校和北京大學的另一項合作，則在推動更具社會和生態包容性的城市設計。哈佛設計學院和中國科研機構之間像這樣的合作關系，為城市設計、綠色建筑和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創新性的構想。它們將改變我們的居住方式。舉個例子，如果你像我一樣在蘆葦密布的后灘公園散過步，就會看到，人工濕地正在凈化黃浦江的污水，而一個河岸公園溝通著新城和老城。它的設計者俞孔堅先生，一個浙江農民的兒子，在哈佛設計學院學習以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景觀設計研究生院。他說過，這個學科領域是社會正義的工具，自然環境的守護者。

今天，哈佛十三個學院中的幾乎所有院系，都和清華大學或者中國其他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參與其中的有兩百多位教授學者和數百名學生，還包括哈佛上海中心，互聯網上的EdX課程，以及校園內的三個新研究中心。這些合作項目已經開花結果：從去年舉辦的清華-哈佛低碳發展市場機制國際研討會，到提供給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開放式教育課程，以及可以改善和延長生命的醫學及醫療政策研究成果，我們的合作成效顯著。

清華大學也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內構建著一系列類似的合作關系。貴校新建的城鎮化與城鄉統籌協同創新中心，調動各個領域的資源來共同解決城鄉融合的問題；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則在支持新的低碳能源技術研究。

我曾經說過，從來沒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成功大學模式，也不存在一個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追求的“全球性研究大學”概念。合作關系總是受益于多方的貢獻和多元的視角。正是多元性給了我們力量。只要?F結起來，我們將戰無不勝。

第二項必要條件是研究。

有一條中國格言告訴我們，“學無止境”。通過研究，大學可以超越既有的可能，開拓全新的領域。

無止境的研究意味著跨學科的探索。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建造可持續生態城市的目標吧。這不僅僅是一個工程學的難題。它牽涉到倫理和設計，法律和政策，商業和經濟，醫學和公共衛生，宗教和人類學，甚至我所在的歷史學領域。歷史學可以告訴我們，人類和自然是如何長期互動的。比如，想想新興的“生態城市學”：這個學科把我們的難題作為一個設計學問題來研究，考慮的是如何最好地棲居?；蛘?，想想哈佛的環境中心，它集合了來自幾乎每個學科的250位教授學者。

無止境的研究意味著開放的姿態。眾所周知，新知識來自無盡的探討、辯論、思考和一種懷疑精神。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做學問，每條道路都可能通向新的答案，所以每條道路都應該開通。因此，大學應該是任何一個題目、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的地方。大學必須培養這種討論，因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發現。這些才是世界最好學府的核心標志和共同價值。有了學術自由，你也許能像七十年代的中國研究者一樣，在兩千年前漢代墓葬的卷軸中發現治療瘧疾的良方?；蛘呦窦又堇砉さ陌⒗?哈根-思密特（Arie Haagen-Smit）五十年代那樣，跟著自己的嗅覺走，從而發現容器里的汽車尾氣暴露在陽光下，會產生有漂白粉怪味的煙霧。幾乎所有人都告訴哈根-思密特他錯了，但他卻堅持下去，最后發現，汽車、加工廠和發電站排放的氧化烴正是讓洛杉磯窒息的神秘空氣污染的來源。這在美國引起了一場空氣質量的革命。四十年以后，帶著同樣的創新精神，哈佛自己對六個城市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細顆粒物污染，也就是PM2.5，和非正常死亡之間的關聯。研究者們一邊開展研究，一邊設計了各種新的作業儀器，像可以在上班上學時佩戴的空氣監測器，和家用空氣質量感應器。他們為空氣污染立法奠定了基礎，而這些立法每年都要挽救成百上千的生命，節省幾十億美元的支出。

無止境的研究還意味著長遠的眼光。打破常規、拓展視野，這一直是高等教育特有的關切?；厮輾v史，這樣的傳統跨越古今，歷久彌新。作為美國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機構，哈佛大學建于1636年，也就是明崇禎九年。劍橋大學更是剛慶祝了八百歲華誕。中華文明本身則擁有數千年的悠久學術傳統。我們不是在談論一年、十年甚至一百年。這是一場上千年的奮斗。正是因為擁有對我們自己、對世界永不滿足的求知欲，大學才能蓬勃發展。我們自發的想要搜尋星空，想要探索大腦，想要體驗他人的體驗。我特別想強調的是，人文學科在推動我們超越自身及日常生活之外去思考和想象的能力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通過研究文學、文化、歷史和語言，我們可以從其它的時間、地方、群體汲取智慧，從而幫助我們了解當前和憧憬未來。我們致力于塑造勇于創新的頭腦，正是因為我們能夠想像一個不同的世界。這個新世界要有“綠色”城市，有覆蓋著如肌膚一般的薄膜的氣候適應性建筑，有能生產液體燃料的仿生葉片，以及無金屬的有機電池―這些都是我們要展開長期研究的領域。

第三項必要條件是培養能夠提出和解答大問題的學生。

大學最重要的使命，不外乎是教育全世界的年輕人了。今天的學生們，將要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領導世界。我們如何讓他們為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做好準備？正如一位哈佛的頂尖氣候科學家常說的，“要知道怎么做，并不容易”。

正因為這樣，大學將要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我們吸引并培養著最優秀的學生。每一年，我都會告訴剛入學的哈佛一年級本科生，他們擁有的能力，不能用考試高分或成績排名來衡量。他們被選中，不是因為過去的輝煌成就，而是因為未來的創造潛力；不是因為已有的知識，而是因為即將施展的想象力。

我們讓學生接觸多元的觀點。今年一月，哈佛本科生賈拉德?里迪（Jahred Liddie）通過哈佛的一個國際項目，到巴西去研究生態城市問題。在那里，他見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和我自己一樣對這些問題全身心投入的”學生。他了解到了多元的背景和視角“是引領生態化[城市]發展…的關鍵”，而有效地解決方案和創新方式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將來，我們希望能夠和清華建立一個類似的交流項目。

最后，我們培養能跨越學科邊界的學生，而且允許最年輕的學生跟隨最資深的教授學習。在這樣的安排中，雙方才能教學相長：最淵博的知識和最新鮮的觀點在這里融為一體。為此，哈佛組建了環境科學與公共政策本科專業，來培養擁有良好判斷力的學生。我們希望這些學生既能在科學技術的層面上認識復雜的環境問題，又能從經濟、政治、法律、歷史和倫理的維度來理解這些問題。

一位現在從事科學政策工作的哈佛校友，伊森?阿迪科特（Ethan Addicott），認為這個項目提供了關于自然世界的廣博教育，讓他“深刻地理解了如何在與自然的復雜互動中分析和解決問題”。伊森并不需要等到讀研究生時才能接觸資深教授。他曾在哈佛中國環境項目負責人馬羅伊教授門下研究中國的能源經濟。我們為什么要給他這樣的機會呢？因為世界需要伊森，也需要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這樣的專業。在這里，選擇工程方向和醫學方向學生們可以與未來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人類學家們一起學習交流。在這里成長的學生能夠把研究和政策制定放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中來理解。

我還應該指出，哈佛學生對中國以及整個亞洲地區的興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高?q過。我想請你們環顧一下這間大廳，然后想像一下比今天多一倍左右的聽眾。那就是我們的本科生課程中國古代倫理與政治理論的學生數量：七百多名哈佛本科生濟濟一堂，在我們最大的禮堂里聽講。只有兩門課能吸引比這更多的學生，一門是經濟學專業的，另一門是計算機科學。這門課程的主講教授普鳴（Michael Puett），是他所在院系的資深成員。他會在課堂上提出簡單的問題，像怎樣才能過更完滿、更合乎倫理的生活，然后引用《論語》、《孟子》和《道德經》來作答。這些經典，都屬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智庫。這些也就是將要改變學生們一生的課程。而這些學生，將要改變世界。

已經是次好的時間了

我在演講的開始就已經提到了我們大學、我們地球的無限可能性。我們目前處在一種斗爭，但并不是與自然，而是和我們自己的斗爭。只有團結在一起，我們才能贏得這場人類的偉大奮斗。有人曾經說過，我們今年做的事將影響未來二十年，而未來二十年將影響整個世紀。今年十二月，195個國家的領導人將在巴黎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大會。像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會晤一樣，這次大會將考驗人類為子孫后代構建可持續、宜居住未來的決心。

上個月，已經92歲高齡的吳良鏞院士凝望著窗外被霧霾籠罩的天空。他是廣受尊敬的現代中國建筑和城市設計之父，是一個“不同凡想”的典范，一位清華精神的奠基人。吳教授這樣描述我們共同的愿景：“我畢生追求的，就是要讓全社會有良好的與自然相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詩意般、畫意般地棲居在大地上?！睂@個夢想的實現，大學不僅有獨特的能力，而且肩負著特殊的責任。讓我們不要再浪費一分一秒，讓我們不要錯過種次好下一棵樹的時機了。

謝謝大家！

第二篇：哈佛大學校長離職演講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第三篇：哈佛大學校長辭職演講

哈佛大學校長的告別演講

作者：news發表時間：2011年02月22日(1周前)

美文于我，從來不意味著華麗辭藻的堆砌，更不是平仄工整的秩序，美文應是一種思想的折射，一種語言之上的光華，簡單，簡潔，卻又是一個謎，一種挑戰，一種意味深長。套用張愛玲那句常用的詩句：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遲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輕輕地說一句：“你也在這里嗎？” 希望我選的文章也能給你帶來如此感覺，于愿足矣。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中文譯文】：

再見，好運！

哈佛大學校長 勞倫斯 薩默斯

今天，我將以校長的身份，最后一次在這個講臺上演講。即將離任前，我要感謝諸位學生、教師、校友和員工，而且非常榮幸在過去的5年里能與你們共事。我們中的一些人意見不盡相同，但是，我知道，我們的共識遠遠超越分歧。我心滿意足的離開哈佛，感激你們給我機會領導這所杰出的學府。

自從56個月前我發表上任講話以來，我學到了很多——關于高等教育，關于領導藝術，也關于自我完善。在我看來，現在與5年前不同了。今天的哈佛畢業生正在進入的世界和管理人員當年所進入的世界相比已是大相徑庭了。

現今世界，機遇對于這些人來說是空前的：他們知道如何教子女閱讀；他們知道如何組合投資；他們懂得基本存儲單元和像素概念；他們能掌握各種法典、傳統信仰、計算機平臺、政治觀點并在其中游刃有余。

同時，現今世界，一些人越來越落后于時代。這些人沒受過教育、深陷于貧窮和暴力、平等機遇對他們而言，僅是一句空話。

科技進步正在使我們能夠探索宇宙的邊陲、物質最基本的成分及生命的奇跡。

與此同時，今天，人類所做的及沒能做到的事情，不僅危害到這個星球上的生命，也危害到該星球的壽命。

全球化正在使地球變得愈來愈小、愈來愈快和愈來愈富有。盡管如此，9/

11、禽流感及伊朗提醒我們，更小更快的世界決不意味著其更安全。

我們正處于一個知識爆炸的世界之中，不過，迫切需要智慧。現在，在（新聞采訪的）原聲摘要播出變得愈來愈短，即時信息淘汰了雜記文，個人生活變得如癡如狂之際，這個世界還是需要能夠深思的大學生。

考慮到這些理由，我過去信仰，而今天甚至更加強烈地信仰大學獨特的、無可取代的使命。大學是人類把不可或缺的智慧世代流傳的殿堂。就人類所有公共機構而言，僅僅大學，能夠超越當前的準則，注意到未來的可能性；能通過目前的判斷，注意到突發的機遇。

哈佛在大學中間，鶴立雞群。憑其偉大的傳統、因襲聲譽及其非凡的300000校友網，哈佛的潛力前所未有。

可是，就像偉大和自豪的國家在其鼎盛時期一樣，它們必須克服一個完全不能掉以輕心的危險因素：它們傳統的絕對強勢將會導致謹小慎微、追求內部特權及自滿，這將使它們不能與時俱進.今天，哈佛正處于其歷史的轉折點。此時此刻的自然傾向是，把貪圖舒適和隨波逐流留凌駕于進步和方向性之上，但，這可能是錯誤的。大學無與倫比的資源 ——人力、物力、財力——要求我們遠見卓識和勇敢地抓住這個時機，否則，將會坐失良機。我們能推動將會被歷史永世銘記的偉大的事業。如果哈佛能找到勇氣來改變自己，它就能改變世界

第四篇：哈佛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演講2008年

哈佛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演講2008年

北京大學演講

哈佛大學校長 傅思德

二〇〇八年三月

許校長，各位尊敬的教授，各位同學，各位來賓：

謝謝大家。這是本人第一次訪問北京大學，承蒙如此熱烈的歡迎，深感榮幸。中國的學術傳統源遠流長，在世界首屈一指。尤其今年北大慶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本人能躬逢其盛，更是與有榮焉。哈佛大學一九二八年創立燕京學社，八十多年來一直十分重視與北大的關系。兩所大學的關系到今天尤其日益密切——大學生互動切磋的課題從儒家思想到微量經濟學，再到卡拉OK；研究生和教授更發展出各種計劃和項目，包括商業，法律，政府，科學，教育，和人文各學科。今天我們一同在此慶祝兩所大學的歷史淵源，也重申我們追求學問和真理的共同使命。

我們是在一個蛻變的時代里作出回顧和前瞻。在哈佛，就像在北大一樣，我們在短短幾十年里看到高等教育戲劇性的轉變。中國教育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廣，在在令人吃驚：過去十年里，大學學生人數增加六倍，而今年中國培養的研究生人數將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國家。

在美國，我們也看到高等教育的類似擴展，雖然這樣的擴展是在較長的時間里顯現出來。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二十五歲以上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口，從大約5%增加到27%。今天的大學學齡青年有60%左右正接受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這些正在學院和大學就讀的學生人數比例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十二倍。

大學教育的擴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少數族裔，女性，移民，和經濟弱勢者得以接受教育的機會，與日俱增。我個人也是這樣的改變的受惠者之一。我的母親和祖母輩們沒有一位能進大學。我大學就讀的是一所女子學院，而當時多數頭牌學校只招收男生。假如我那時在哈佛上學，我不會被準許進入本科生的圖書館，因為女生被認為會讓一心向學的男生產生“非非之想”，所以必須排除在外。甚至就在一個世代以前，就連想像我有一天能夠成為哈佛大學的校長，或能夠站在諸位的面前的臺上，都還是不可能的事。在哈佛，不論是教授還是學生，有許多人的機運在幾年以前仍然是難以想象的，就像今天在北大許多在座的諸位一樣。哈佛大學本科班現在每年約有130位非洲族裔的畢業生——占畢業生總數的7%到8%。比起一九六〇年代民權運動前，每年只有七到八位畢業生的比例，改變不可謂不大。我們的大學本科生里將近有20%是亞裔子弟——比起一個世代以前，這樣的比例也深具意義。目前我們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人數遠遠超過以往，而我們正透過大量的學費補助，務使哈佛——不論是本科還是研究所——成為人人都上得起的學校。今年錄取的大學本科學生里，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完全不需花費分文。

這樣全面化的改變對哈佛和北大這樣的學校有什么樣的意義？中美兩國高等教育突飛猛進，原因之一在于我們都理解，知識是經濟成長和民生繁榮的主要動力。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的社會、政治、和技術日新月異，當我們置身在這千變萬化的社會和生活里，想要了解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的時候，我們就更理解求知和問學對人類的重要性，就像吃飯一樣天經地義。北大和哈佛都是從尊重知識的傳統中所建立的學府。我們和諸位一樣，都在學習如何在新的時代里善用這些傳統。

過去幾個星期在準備中國之行的時候，我曾有機會和許多人談過話——包括在哈佛求學的中國學生，曾在中國進修的哈佛學生，還有以中國研究為畢生職志的教授們。我多少理解了諸位在中國如何面對新與舊的挑戰，這挑戰始于孔子在《論語》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苯裉煳蚁牒椭T位談談我的大學是如何因應新與舊的挑戰——我們如何追求真理，爲人師表，溫故而知新？在巨變的時代裏，這樣的努力對作爲四方表率的大學又意味什麼？

長久以來，哈佛大學和“真理”這個字就有不解之緣。哈佛建校不過數年，“真理”就已經出現在哈佛的校訓裏。“真理”一字其實不出自英文，而是拉丁文——一個更悠遠的歷史和傳統——veritas，也許中文的“真理”庶幾近之。一**三年，哈佛的創校先賢即將“veritas”銘刻于哈佛盾形校徽原始設計上，這一設計有三本開卷造型的書樣?！癡eritas”在當時帶有神圣真理的意味，指的是十七世紀新英格蘭清教徒傳統里基督上帝彰顯的智慧。盾形?；瘴挥谙路降臅鴺釉瓉砻娉拢笳魅祟愔R的局限。但是幾個世 1 紀以來，盾形?；盏脑O計已經有所改變。基督教字匯出現又消失了；原本面朝下的書樣現在朝上了。但“veritas”這個字總也不變。真理長存。然而我們也看到舊的真理改變，形成新的真理。今天，我們對“veritas”的理解和我們的先輩們已有不同——我們的真理是以理性，而不是以信仰，為基礎。就像中國古代的“道”的觀念，我們了解真理的的意義不能局限為知識而已。真理不是坐擁所有，而是一種渴望——一種理解之道。它決不能垂手可得，而是有待不斷追尋。任何的答案總是導向下一個問題。我們必須以挑戰、不安和懷疑的精神持續追尋——不論是智慧科學還是國家歷史，法學倫理，還是健保福利、都市計劃，宇宙源起，還是文學、哲學，藝術對人生本源的追溯。

我知道中國文化經典之一曾對教育有如下的表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边@也正說明一所大學的宗旨所在。它甚至呼應了中文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的要義。大學之道：北京大學，哈佛大學的大學之道。

但是我們如何找到“明德”之道？我們如何日新又新的追尋真理？多年以來，美國研究型大學所發展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真理的發現和真理的傳授必須相互為用。學術研究和教學的過程早已深深結合。哈佛的學生受教于位居學術前沿的教授，我們也鼓勵學生參與研究過程。我們已經開始重新規劃基礎科學課程，以期學生在實驗室里不僅重復已知的結果，而且也能與他們的教授共同探尋有待解決的問題，從而學得技術與道理。從科學到社會和人文，我們都鼓勵學生從事創新研究，本科學生幾乎有一半在大四寫作畢業論文，在他們的主修領域里尋找原創的問題，探求新的真理。

如果研究是對真理的追求，教學就是這將這一追求發揚光大的方式。我們的教學理念隨著哈佛大學的校史與時并進。在早期，教學強調一成不變的記誦。而當

我們理解真理不是擁有，而是追求，我們的教學也越來越著重叩問，交換，挑戰——為培養學生活到老、學到老的技巧和態度做準備，我們的課程設計也更著重辯論和討論。我們的法、商學院一向以師生在課堂快速意見攻防的傳統為傲。近年大學本科也重新制定課程，創造這類的機會，尤其強調小班師生密切互動。對這些學生而言，我們正在創新課程，以使他們成為有想法，有見解的二十一世紀公民。透過這樣的教程，我們重新肯定博雅教育的重要，強調大學本科不僅止于專業的訓練。相對的，我們要求學生放寬學習的眼界，甚至涉獵與他們日后可能追求的專業相距甚遠的領域。用學生對我們的課程所作的評語來說，我們的目的是“動搖他們先入為主的想法??, 揭示在表象以下，或以外，的事物，擺脫他們原定的方向，再幫助他們重新找到方向?！被蛘呶覀兛梢哉f，我們的大學之道，也是在“明明德”。真理是從辯論，從反駁，從問題，從疑惑中出現。用一位教授的話說，我們“鼓動學生不僅和老師，也和同學，去思考，去辯論?！币粋€躍躍欲試的心靈，一個勇于挑戰的心靈，也就是一個開放的創新的心靈，一個勇于應付未來種種變化的心靈。

就像我們用新的方法發現真理，我們也在新的場域發現真理。傳統知識發展所界定的學科范疇正在合縱連橫，我們今天越來越積極的跨越知識界限。各種科學正相互改變對方。當我們探尋生物工程或電腦生物學這樣的新興領域，生命和物理科學合而為一?？茖W也邁出固有領域，進入社會和人文科學，藉以在世界找尋新的定位。當哈佛干細胞研究所成立時，創建者明白它的成員——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不只是包括科學家和物理學家?也該有從事法律，政府，神學，商學，和人文方面的哈佛教授。”最近在一門 “倫理學，生物科技，和人性未來” 的新課里，哈佛干細胞研究計劃的領導者和一位政府和倫理學教授向他們學生提出耐人深思的問題：一對有聽覺障礙的夫婦是否應該被準許懷一個有聽覺障礙的孩子？創造一個人獸混種的生命有沒有錯？人的生命從什么時候開始？

在追求真理的過程里，不僅科學界踏上新的途徑，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也同樣致力跨學科研究。反思帝國主義歷史對文學的影響已經產生了“后殖民研究”的豐富成果。法學和經濟學的交會為我們對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理解帶來新意。在法學院一門關于道德和法律論證的的課堂上，師生藉由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文學想象了解死刑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追尋真理不僅需要我們跨越學科的疆界，也跨越國家的疆 2 界，就像我今天站在這里就是一個見證。當全球的關系與日俱增，真理的構思也必須帶有國際視野。我們的社會學家對家庭的理解，建筑學家的設計理念都必須與世界接軌；我們商學院的課程專題評估強調對中國、印度、還有其他國家的公司和組織的研究，應該和對美國的研究等量齊觀。我們法學院的新生在第一年就必須修習國際法。公共健康學院的研究員研究中國婦女乳癌的風險，與白人婦女的罹病數據作比較。傳染病研究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結論，必須在全球的技術上做出判斷。我們的神學院已經有將近四百年的歷史，當初訓練基督教傳教士，如今研究世界宗教——從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到它本身基督教公理會教派的根源研究。近年以來，實在說近十年以來，我們開始鼓勵大學本科學生出國留學。我們建議他們在哈佛就學間能到美國以外的地區研習。僅僅過去六年，本科生出國留學的人數比例就上升了300%。今年單在中國，就有一百五十名哈佛大學本科生在這里學習，研 4 究，或實習。醫學院的研究生在中國五個定點工作。同時我們也歡迎大批國際學生到哈佛就學。哈佛各學院國際學生的總比例已將近20%，包括了一千四百名來自亞洲的學生。

一百多年以前，當時還是北大創校的初期，哈佛的教授和學生必然與今天大不相同，他們教導，研究，和學習真理的方式也有顯著差別。即使如此，他們必然了解他們是在追求真理和知識，致力于“明明德”。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在此，也是源自于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疑問，他們對更早一代的想法的挑戰，還有他們的發現為世界所帶來的改變。

作為傳統的繼起者和受益者，我們懷有特別的使命。我們不僅是對過去，也對未來，負有責任。我們的責任是讓開放的原則，求知的習性，和獻身學問的態度持續滋長，以待下一個世紀的到來。我們的責任也是讓我今天所描述的的“真理”——veritas——這個字的種種新義, 不斷啟發我們，也定義我們的進步。

第五篇：哈佛大學校長演講

Good afternoon.My remarks at this moment in our Commencement rituals are officially titled a“Report to the Alumni.” The first time I delivered them, in 2008, I was the only obstaclebetween all of you and J.K.Rowling.I looked out on a sea of eager children, costumedDumbledores, and Quidditch brooms waving impatiently in the air.Today, you await MarkZuckerberg, whose wizardry takes a different form, one that has changed the world, andalthough he doesn't seem to have inspired an outbreak of hoodies, we certainly do have somecostumes in this audience today.I see we are now handing out blankets.This is a day of joy and celebration, of happy endings and new beginnings, of families andfriends, of achievements and hopes.It is also a day when we as a university perform our mostimportant annual ritual, affirming once again the purposes that animate us and the values thatdirect and inspire us.I want to speak today abo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 and in recent months, mostcontested – of these values.It is one that has provoked debate, dissent, confrontation, andeven violence on campus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one that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publicattention and criticism.I am, of course, talking about issues of free speech on university campuses.The meaning andlimits of free speech are questions deeply embedded in our legal system, in interpretations ofthe First Amend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I am no constitutional lawyer, indeed no lawyer atall, and I do not intend in my brief remarks today to address complex legal doctrines.Nor,clearly, can I in a few brief minutes take on even a fraction of the arguments that have beenadvanced on this issue.Instead, I speak as one who has been a university president for adecade in order to raise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y is free speech so important to and at universities? Second: Why does it seem under special challenge right now?

And, third: How might we better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by moving beyond just defensivelyprotecting free speech – which, of course, we must do – to actively and affirmatively enabling itand nurturing environments in which it can thrive?

So first: Why is free speech so important to and at universities? This is a question I took upwith the newly arrived first-year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when I welcomed them at Convocationlast fall.For centuries, I told them, universities have been environments in which knowledge hasbeen discovered, collected, studied, debated, expanded, changed, and advanced through thepower of rational argument and exchange.We pursue truth unrelentingly, but we must neverbe so complacent as to believe we have unerringly attained it.Veritas is inspiration andaspiration.We assu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know and discover so we open ourselves tochallenge and change.We must always be ready to be wrong, so being part of a universitycommunity requires courage and humility.Universities must be places open to the kind ofdebate that can change ideas and committed to standards of reason and evidence that formthe bases for evaluating them.Silencing ideas or basking in intellectual orthodoxy independent of facts and evidenceimpedes our access to new and better ideas, and it inhibits a full and considered rejection ofbad ones.From at least the time of Galileo, we can see how repressing seemingly hereticalideas has blinded societies and nations to the enhanc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n whichprogress depend.Far more recently, we can see here at Harvard how our inattentiveness to thepower and appeal of conservative voices left much of our community astonished –blindsided by the outcome of last fall's election.We must work to ensure that universities donot become bubbles isolated from the concerns and discourse of the society that surroundsthem.Universities must model a commitment to the notion that truth cannot simply be claimed, butmust be established – established through reasoned argument, assessment, and evensometimes uncomfortable challenges that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ruth.The legitimacyof universities' claim to be sources and validators of fact depends on our willingness toactively and vigorously defend those facts.And we must remember that limiting some speechopens the dangerous possibility that the speech that is ultimately censored may be our own.Ifsome words are to be treated as equivalent to physical violence and silenced or evenprosecuted, who is to decide which word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Justice Oliver WendellHolmes famously said long ago, protects not only free thought for those who agree with us butfreedom for the thought we hate.We need to hear those hateful ideas so our society is fullyequipped to oppose and defeat them.Over the years, difference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ity's free speech principleshave often provoked controversy.And we haven't always gotten it right.As long ago as 1939,an invitation from a student group to the head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generatedprotest and the invitation was ultimately canceled by the Corporation.Bertrand Russell'sappointment as William James Lecturer just a year later divided the Corporation, but PresidentConant broke the tie and Russell came.Campus conflicts over invited speakers are hardly new.Yet the vehemence with which these issues have been debated in recent months, not just oncampuses but in the broader public sphere, suggests there is something distinctive about thismoment.Certainly, these controversies reflect a highly polarized political and socialenvironment – perhaps the most divisive since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And in these alreadyfractious circumstances, free speech debates have provided a fertile substrate into whichanger and disagreement could be planted to nourish partisan outrage and generate mediaclickbait.But that is only a partial explanation.Universities themselve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reaching beyond theirtraditional, largely homogeneous populations to become more diverse than perhaps anyother institution in which Americans find themselves living together.Once overwhelminglywhite, male, Protestant, and upper class, Harvard College is now half female, majorityminority, religiously pluralistic, with nearly 60 percent of students able to attend because offinancial aid.Fifteen percent ar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ies to go to college.Many of our studentsstruggle to feel full members of this community – a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like them haveso recently arrived.They seek evidence and assurance that – to borrow the title of a powerfultheatrical piece created by a group of our African-American students – evidence andassurance that they, too, are Harvard.The price of our commitment to freedom of speech is paid disproportionately by thesestudents.For them, free speech has not infrequently included enduring a questioning oftheir abilities, their humanity, their morality – their very legitimacy here.Our values and ourtheory of education rest on the assumption that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will take the riskof speaking and will actively compete in our wild rumpus of argument and ideas.It requiresthem as well to be fearless in face of argument or challenge or even verbal insult.And itexpects that fearlessness even when the challenge is directed to the very identity – race,religion, gender, ethnicity, sexual orientation, nationality – that may have made themuncertain about their right to be here in the first place.Demonstrating such fearlessness ishard;no one should be mocked as a snowflake for finding it so.Hard, but important and attainable.Attainable, we believe, for every member of ourcommunity.But the price of free speech cannot be charged just to those most likely tobecome its target.We must support and empower the voices of all the members of ourcommunity and nurture the courage and humility that our commitment to unfettereddebate demands from all of us.And that courage means not only resilience in face ofchallenge or attack, but strength to speak out against injustices directed at others as well.Free speech doesn't just happen and require intervention when it is impeded.It is not aboutthe freedom to out-shout others while everyone has their fingers in their ears.For free speechto flourish, we must build an environment where every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ightnot just to speak, but to hear and be heard, where everyone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totreat others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It requires not just speakers, but, in the words of JamesRyan, dean of our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enerous listeners.Amidst the current soul-searching about free speech, we need t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the conditions inwhich everyone's speech is encouraged and taken seriously.Ensuring freedom of speech is not just about allowing speech.It is about actively creating acommunity where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and flourish, a community where argument isrelished, not feared.Freedom of speech is not just freedom from censorship;it is freedom toactively join the debate as a full participant.It is about creating a context in which genuinedebate can happen.Talk a lot, I urged the Class of 2020 last fall;listen more.Don't stand safely on the sidelines;take the risk of being wrong.It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nd grow.And build a culture ofgenerous listening so that others may be emboldened to take risks, too.A community in ashared search for Veritas – that is the ideal for which Harvard must strive.We need it nowmore than e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