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組國際法講稿

武力的界限

一、《聯合國憲章》中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憲章的第2條第4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憲章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辦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領土之完整和政治獨立。”

（一）該條款的適用范圍

該條款的適用范圍是“國際關系”，主要適用于國家之間，并不適用于一國的國內關系。國家在本領域內維持秩序所使用的武力，如采取武力措施鎮壓暴動等行為就不受該條款調整和約束。

（二）該條款的禁止對象 1．武力

國際法學界對“武力”的解釋，存在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解釋主張武力僅僅指武裝或軍事力量。廣義解釋主張武力應指一切形式的脅迫，即既包括武裝力量，也包括用以毀損一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的經濟壓力。現代國際法偏向于狹義解釋： A．1945年舊金山制憲會議上巴西曾建議在禁止使用武力中包括禁止使用經濟脅迫，但此建議以26票反對，2票贊成而被否決。B．《國際法原則宣言》起草委員會曾經對“武力”一詞是否包括政治、經濟脅迫做了很多討論,最后協商一致的結論是不包括,并把經濟脅迫問題留給不干涉原則去調整。C．國際法院在“尼加拉瓜軍事與準軍事案中”援引了對“武力”的狹義解釋。2．武力威脅

我們認為判斷武力威脅不以實際使用武力與否為構成要件，只要一國將其意志強迫于對方，并聲稱對方若不服從其意志就對其使用武力，武力威脅就構成了。3．與聯合國憲章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辦法

（三）該條款的保護對象 1．國家

只要具備了固定的居民、確定的領土、政府、主權四個要素即可。2．領土之完整和政治獨立

但是憲章并沒有對這兩個概念的外延做出解釋，例如，如果一國以武力強迫別國服從某種政策或迫使別國作出某種特定抉擇，是不是破壞別國的政治獨立？

二、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的例外規定 《聯合國憲章》也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例外作了明確規定，只有在下述五種例外情況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一）反對原先敵國的行動

（二）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聯合武裝行

（三）區域機關的執行行動

（四）安理會的武力執行行動 《聯合國憲章》第42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但聯合國成立至今還沒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執行行動。

（五）主權國家行使自衛權 《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 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采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對于單個國家來說，自衛是武力使用的唯一合法依據。

案例：不久前，朝鮮炮擊延坪島的武力行動是否屬于自衛？

我們認為不屬于。因為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51條“自衛僅能在武力攻擊后才能做出”、“自衛權的行使要符合必要性和相稱性”、“受害國采取自衛行動后應立即向安理會報告”等規定。

三、國際法上規制武力的界限的總趨勢

隨著人們對和平和發展的越來越強的認識，國際法關于“武力的界限”的規定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嚴格，使用武力在國際法上從合法走向非法。

正義戰爭論→對戰爭權進行某些限制的《海牙公約》→部分禁止戰爭的《國際聯盟盟約》→普遍禁止戰爭的《非戰公約》→“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聯合國憲章》

四、結語

當今世界仍不太平，武力的界限還不夠明確，而且在國際法上，沒有一個超越于國家之上的強制執行機關來確保法律的有效實施。但國際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規范是各國公認的，這是各國在國際合作與斗爭中各種不同利益沖突與妥協的結果，它體現了各國意志之間的協調。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其凌駕于國際法之上，不受國際法的調整和約束。《聯合國憲章》中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將“武力的界限”的法律化、原則化，是當今國際政治環境維護世界和平的最有效手段，為國際社會處理使用武力這一問題提供了根本性依據。

爭議性問題：預防性自衛

預防性自衛來源于對《聯合國憲章》第51條的擴大化解釋，伊拉克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國聲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美國構成了威脅；美國是在受到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下采取行動的，是“先發制人”。在布什政府看來，先發制人的戰爭是在敵人發起襲擊前先下手為強的一種合法的手段。姑且不論戰后發現伊拉克并不存在美國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拉克也沒襲擊美國的企圖是對美國侵略行徑的無情嘲諷，即使伊拉克有襲擊的企圖，預防性自衛這個說法理論和實踐都是違反國際法的。“預防性自衛”是對憲章第51條的扭曲，是違背憲章原則精神的強者邏輯

人類渴望和平，和平與安全的環境才能保障國家的發展和人類的生存。我們反對一切違反憲章原則非法使用武力的行為。

參考文獻： 王菲：《淺議武力使用與國際法》法制園地

胡煒、徐敏《關于國際法與武力使用的幾點思考》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 石磊：《論國際法上的使用武力規則》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第二篇：丁雅組講稿

尊敬的各位評委、各位觀眾

今天我很高興能在這里和大家分享我們關于杭州市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情況的調研成果。這次的匯報將從四個方面展開.首先介紹一下我們小組選定這個課題的原因。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對家庭過期藥品回收這一問題的關注越來越高。杭州市從 2002年起就開展家庭過期藥品回收工作，是全國最早開始行動的城市之一。我們關注到這項工作的開展并不順利，不少人士表示多次想要將家中的過期藥品送至指定的藥品回收點，但苦于無門。也有不少人對過期藥品的后期是否進行妥善處理持懷疑態度。如何從根源上解決家庭過期藥品泛濫問題，如何更加合理地處理目前市民家中的過期藥品以減少不必要的藥品浪費，如何減少隨意丟棄造成的環境污染，如何杜絕其流入不法商販或不法醫療機構之手而給社會帶來難以預計的可怕后果都是值得我們思考與改善的。所以我們希望通過統計調查和訪談的方式，調研杭州市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情況，探析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根源所在，進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對策。

我們的調查方案是這樣設計的：根據調查對象的特點將調查分為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兩種形式。

杭州市的居民??問卷調查采用分層三階段的抽樣方法：第一階段我們將杭州市6 個區入選為抽樣單位；第二階段，以6 個區中的所有社區為二級抽樣單位，以已經取得的社區的家庭戶數資料為依據，對其編號排序，然后用隨機數法確定各區應抽取社區的數量。第三階段，對抽中的社區所含的家庭戶數隨機抽樣編號排序，從每個社區中抽取以家庭戶數為比例的家庭數，再用二維隨機數表決定具體應抽取的家庭編號，最終將對象確定為家庭住戶中的1 人。樣本容量的確定量借鑒浙江省公共科學素養調查的做法，定為780。這是我們問卷的思路，從基本信息、回收現狀、回收意識到解決方法四個部分

訪問調查的對象分為兩大類：杭州市各區居民和杭州市家庭過期藥品回收點相關工作人員。并分別擬定了訪談提綱。（PPT）

。（PPT）

調查實施環節：我們的問卷發放情況，共發放780份問卷，在全部回收的情況下有效問卷數730，有效問卷率達到90 %。

接下來進入調查報告環節，首先報告一下通過SPSS錄入??之后，我們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和二元LOGISTIC分析。

在描述性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過期藥品回收現狀方面，63.29%（接近六成）的家庭不會定期處理藥品，而在回收方式和回收情況上，86.8%的家庭將過期藥品隨同生活垃圾丟棄，88.36%（接近九成）的家庭從未參加過期藥品回收活動。這說明絕大多數家庭沒有養成正確處理過期藥品的習慣，未能意識到過期藥品給生產生活帶來的危害。

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回收意識方面，68.08%（接近七成）的被調查者對目前過期藥品回收情況不太滿意，八成81.37%的人在了解了過期藥品的危害后愿意積極參與過期藥品回收活動。這意味著回收工作可以通過加強相關宣傳引導而得到改進。

最后，在對解決方案的統計分析中，相關宣傳少、過期藥品回收點少、回收機構不值得信任三點排列在目前回收工作進行困難的原因前列。在解決方式上，加強宣傳、增加回收點、完善回收方式等措施也應運而出。

考慮到市民的滿意度是一個十分重要且具有參考價值的評價指標，我們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法來預測不同因素對杭州市民關于過期藥品回收現狀的滿意度的影響。首先采用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進行變量相關性分析，選取“回收點設立情況”，“回收知識的普及宣傳情況”，“回收活動參與情況”及“對回收必要性的認識”四個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采取逐步回歸法進行變量選擇分析。由最終的滿意度模型分析可知，影響市民滿意度的實質因素為有關過期藥品回收的設施配置情況，相關宣傳情況以及市民自身的態度與意識。該模型分析結果為有關部門提高市民滿意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作重點。

為了解影響杭州市民參與過期藥品回收意愿的關鍵因素，基于性別、年齡、職業、醫保等因變量，經過三步變量選擇最終選入自變量“文化”、“藥品存放情況”以及“藥品回收點設立情況”后我們得到了以市民過期藥品回收意愿為二值變量的logistic回歸模型。文化程度高、所在地區設有過期藥品回收點的居民更愿意參與過期藥品回收。從長遠來看，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在逐步提升，居民參與回收的意愿也會逐步提高，而若所在地區設有過期藥品回收點，居民也有更多的機會親自參與到藥品回收活動當中，因此完善各地區過期藥品回收設施應該列入目前重點發展內容。

基于以上調研結果我們發現杭州市過期藥品回收工作的開展情況不容樂觀，從而給出了以下兩點建議。重視根源。為此應解決三大問題：首先，著力解決以藥養醫的問題，積極探索多種有效方式逐步改革以藥補醫機制；其次，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彌補醫療保險漏洞，杜絕因醫療福利而浪費購藥；第三，建立和完善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用藥。政府主導。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建設建立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服務點；加強管理，完善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服務的工作制度，重視社區作用；加強宣傳，充分利用電視、網絡、廣播、報紙等媒體這些宣傳手段逐步增強公眾參與回收家庭過期藥品的意識。（PPT三點詳列，講的時候根據時間略講）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

一、中日有關釣魚島主權糾紛案

(要案簡介)

2003年1月1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國民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萬日元的價格租下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3個島嶼，租期1年，而且，這種租借合同今后將長期維持下去。報道稱，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的歷代政府都對此島擁有主權。日本政府此舉目的是限制轉售該島，阻止第三者登島。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近年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一直對釣魚島一帶海域進行著實際警戒 [提問] l.日本政府的這種租借合同符合國際法有關原則嗎? 2．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日本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有關規定? 3．中國政府在釣魚島等島嶼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什么?(簡要答案)1．日本的這一租借合同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因為是否能簽訂租借合同這是兩國政府來決定的，并非由國民簽訂，即便是全民公決也需要中國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行為是無效的、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2．從國際法原則上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將釣魚島等島嶼歸還中國，而不是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事宜。其所稱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實際上是對屬于中國的領土部分島嶼的長期控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保護自然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對屬于其主權管轄范圍的領土包括這些島嶼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3．2003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同意就租借釣魚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是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因此，中國政府有權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提出質疑，鄭重表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說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法原則，無視主權國家對屬于本國領土的合法立場，這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行徑。

三、美軍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案(要案簡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一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4月18～19日，中美兩國在北京就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及其他相關問題舉行談判。(《解放軍報》2001．4．2)[提問]

1．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用飛機的行為是否符合國際法原則?

2．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責任在哪一方?

3．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這是否構成違反海洋法的行為?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簡要答案)

1．根據海洋法規定，沿海國家對其領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權權利。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屬于中國的領海海域，中國具有主權權利。美國軍用偵察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是違反海洋法規定的行為。中方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是為了保護中國領海海域安全，對未經許可而擅自進入中國領海的飛機的任何行為隨時跟蹤監視，符合海洋法的規定，是一種維護主權的行為。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首先應該向中國政府賠禮道歉，并應該承擔由該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責任，同時還應該對在這次事件中遇難的王偉烈士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慰問并進行經濟賠償。(案件評析)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海南近海空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導致中方飛行員王偉罹難，后又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并降落中方軍用機場，這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中國主權的事件。中方代表認為，多年來，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頻繁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完全的責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從事偵察活動，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事件發生后，中方始終依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并從中美關系的全局出發，采取冷靜的方式處理問題。中方對24名美機上人員給予妥善安置，并允許美駐華使、領館人員同他們多次見面。然而，在中方允許美機上人員離境后，美方一些官員無視事實，顛倒是非，企圖將責任推給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脅將此事件與其他問題掛鉤。這是中方堅決反對的。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并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不容侵犯。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關系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基礎之上。中方致力于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歷史證明，中美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兩國人民都有利，對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在廣泛領域里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與發展。

美方代表認為，美國沒有把中國視作敵人，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盡快解決撞機事件。筆者認為，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空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中方是重視中美關系的，但是，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的盡快解決，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定稿）

國際法案例

一、民族自決原則

前南斯拉夫各成員：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由6個加盟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馬其頓、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個自治省組成。

1992年4月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個共和國宣布聯合組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

克羅地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斯洛文尼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獨立 馬其頓

1991年11月20日獨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獨立 伏伊伏丁那 現為塞爾維亞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獨立

聯大2008年10月8日在經過辯論后舉行投票，以77票贊成、6票反對、74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塞爾維亞提出的請求國際法院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提供咨詢意見的決議草案。

2010年，聯合國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當地時間22日發布“參考意見書”，認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獨立“不違反任何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對此，國際社會反應不一。

國際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贊成、4票反對和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合法性”問題通過了這份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定。國際法院認定，科索沃宣布獨立沒有違反國際法、聯合國接管科索沃時頒布的《臨時自治憲法框架》，以及安理會關于政治解決科索沃問題的第1244號決議。

二、國際法上的承認

（一）南部蘇丹獨立

根據蘇丹北南雙方2005年簽訂的《全面和平協議》，蘇丹南部地區通過公投形式決定該地區是否從蘇丹分離。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舉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選擇南部地區從蘇丹分離。根據這一結果，蘇丹南部將在今年7月9日過渡期結束時正式宣布獨立。

（二）中國承認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通報了中方對其承認的決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高度重視“過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觸和聯系。中方承認“過渡委”為利比亞執政當局和利比亞人民的代表，愿與其共同努力，推動中利關系平穩過渡和發展，希望中利雙方此前簽署的各項條約及協議繼續有效并得到認真執行。

三、國際法上的繼承

（一）湖廣鐵路債券案

中國清末預備修建的湖廣鐵路是指“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省境內的川漢鐵路”。因這兩線鐵路都在湖廣總督的轄區范圍內，故稱“湖廣鐵路”。兩線鐵路的修建計劃，前者是由武昌起經岳陽、長沙至宜章，與廣東商辦的粵漢鐵路銜接;后者以漢口為起點，經應城、鐘祥、當陽至宜昌，由此抵達四川夔州(現稱奉節)。

清政府修建湖廣鐵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鎮壓正在興起的南方起義維護其統治。為加快鐵路的修建，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受命督辦后，便向國際上籌措借貸。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簽了借貸合同，決定向德國的德華銀行借款。英、法兩國得知此事后也認為有利可圖，故通過抗議、照會對清政府施加壓力，1

強迫清政府接受它們的借款。這使清政府只好擱置中德的借貸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與英、法、德三國草簽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國又以“機會均等”擠進了該借貸合同。所以，湖廣鐵路的借貸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為一方，以德國的德華、英國的匯豐、法國的東方匯理等銀行和“美國資本家”(以下稱銀行)為另一方在北京簽訂。

合同簽訂后，德、英、法、美上述銀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義發行“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金鎊借款債券”(以下簡稱湖廣鐵路債券)600萬金英鎊。該債券利息從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

（二）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

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

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雙方對于此案表達立場。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決，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華寮訴訟案作出判決，認定臺灣當局在光華寮問題上不具有訴訟權。

中華民國政府表示，在1967年時，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與臺灣的留學生起沖突，并且強占了宿舍。而在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產權，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財產，并不因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而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有效治理臺灣，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臺灣，且于一審及二審方面皆勝訴，證明中華民國仍可以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二次大戰后，該宿舍一直由中國留學生管理，且有投入經費維護，臺灣并未參與。1972年與日本恢復國交后，兩國的《日中共同聲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資產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不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可做為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四、先占

帕爾瑪斯島仲裁案

帕爾瑪斯島又稱米昂哥斯島，位于菲律賓棉蘭老島與荷蘭屬地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納薩島之間，面積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紀最早發現了該島，但沒有對它實行有效統治，也沒有行使主權的表現。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從17世紀就開始與該島的人往來，并從1700年起把該島變成它的殖民 2

地——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而且一直對它實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結束后，兩國于同年12月10日簽訂了《巴黎和約》。依該約規定，西班牙將其殖民地菲律賓包括帕爾瑪斯島在內的領土割讓給美圖。1906年美國駐棉蘭老島一個軍官到該島旅游參觀時發現此島被荷蘭占領著，懸掛著荷蘭圖旗。美國隨后便向荷蘭提出交涉，認為西班牙因最先發現了該島而取得對它的所有權，而美圖作為西班牙的“繼承者”，亦應享有該島的主權。荷蘭認為它是該島的合法統治者，它對該島的主權是通過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領而取得。雙方為該島的主權發生了爭端。雖經談判也未得到解決，后經協商于1925年1月23日達成仲裁協議,決定將該島的歸屬問題提交海牙常設仲裁院裁決。并共同選定了瑞士法學家馬克斯·休伯法官為本案的獨任仲裁員。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對本案作出裁決，裁定荷蘭具有對帕爾瑪斯島的主權，這種主權應予確認。西班牙不具有該島的主權。美國對帕爾瑪斯島的權利主張源于《巴黎和約》關于該島的割讓條款，但美國作為西班牙權利的繼承國不能根據該和約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擁有的更多權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時對帕爾瑪斯島沒有領土主權，所以美國不能繼承這種權利。

休伯法官認為西班牙雖然于16世紀首先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按19世紀以來的國際法，國家對無主土地的單純發現只能產生一種初步的權利,或是一種不完全的權利。要取得對無主地的主權，必須在一個合理的期間內通過對該土地的有效占領來完成，即具有明確的行使權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證明在任何爭端發生時它一直保持著所有權。

西班牙的開拓者雖于16世紀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西班牙沒有對它實行有效占領,也沒有行使主權的愿望,它雖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對該地區的主權,但以后該島被荷蘭占領。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當地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往來,荷蘭通過協定確立了在印度尼西亞地區的宗主權。自1700年以來帕爾瑪斯島成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至少荷蘭從此時起就開始持續統治著該島,直到1906年爭議發生時。

西班牙對荷蘭在該島的統治從未提出過反對,也未采取過任何行動。這說明荷蘭的統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蘭已在該島數次表現了國家權力,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權力的表現是連續的,但任何國家權力都不是每時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慮到帕爾瑪斯島是一個僅有土著人居住的邊遠的孤島,故荷蘭的行為已表現了它的主權,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后它對該島的實際主權表現得是很明顯的。

五、領土的取得

塔頓島是一個不適宜人居住的巖石島，盛產鳥糞，距離A國147海里、D國365海里。該島最早為B國一航海家在16世紀初發現，其后C國一航海家發現此島，并稱之為鳥島。19世紀中葉，D國一名軍官乘一艘商船經過此島時，登上島嶼，宣示D國主權，并作了詳細地理記錄，但沒有在島上留下主權標志。D國將主權宣示通知了B國政府，并將地圖和文字說明公布在B國一份全國性報紙上，沒有任何國家表示異議。后來，C國在與A國的戰后和平條約中將該島割讓給了A國。這遭到了D國的強烈抗議。在此后的時間里，D國一直反對A國強化控制該島的活動。特別是在第50年當A國宣布將該島出租給B國的一家公司開發旅游的時候，D國聲稱將采取一切手段恢復對島嶼的主權。

六、外交關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蘭人質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外示威的伊朗人襲擊了美國使館，要求美國吧正在紐約治病的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引渡回國受審。盡管美國使館一再請求伊朗當局給予幫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隊并沒有進行干預或試圖解除這一局勢。結果美國使館的整個館舍被侵占，美國使館人員和當時位于使館內的來賓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國駐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也在伊朗當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況下遭到占領。自那時起，占領者一直控制著上述美國使領館，他們洗劫了使領館的檔案和文件，并將至少28名使館外交人員，至少20名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和2名美國公民扣押為人質。自美國使館遭到占領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對美使館館舍及其人員的侵犯行為，也未對美使館及有關人員遭受的損害進行賠償，相反卻對伊朗人占領使館和扣押人質的行為表示贊同和認可，并拒絕與美國就此問題進行談判。3

此外，美國駐伊朗代辦及另兩位外交人員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內。美國采取報復措施，伊朗針鋒相對，使雙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質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釋放了13名婦女和黑人人質，但從此后拒絕釋放其他人質，以迫使美國滿足他們提出的各種要求。據稱人質們經常被捆綁和蒙面，處于極端困難和與世隔絕的境地并受到審判甚至被處死的威脅。

1979年11月29日，美國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遞交了申請書，對伊朗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許、鼓勵以及未加防止和懲處伊朗人侵犯美國使領館及其人員的行為，違反了它根據1961年《外交關系公約》、1963年《領事關系公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關系和領事權利條約》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對美國所負有的國際法律義務。（2）依上述國際法律義務，伊朗政府負有特別義務立即保證釋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館館舍內的所有美國國民，并保證所有這些人員以及在德黑蘭的其他所有美國國民安全地離開伊朗。（3）為維護美國自身的權利和它對其國民進行外交保護的權利，伊朗政府應按照法院確定的數額，就其違反其對美國所負的國際法律義務的行為向美國支付賠償。（4）伊朗政府應將對美國使館館舍、使館人員和領館館舍犯有罪行的有關人員交送本國主管當局追訴。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實質問題做出判決。法院認為：作為外交代表的接受國的伊朗，有義務采取適當步驟保護美國使館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當局能充分認識到它們根據有效條約所負擔的義務，也能充分認識到迫切需要他們采取行動，而且也擁有受其支配的、可用來履行其義務的手段，但對于襲擊使館的行為沒有采取任何預防和制止措施，也沒有迫使襲擊者撤出使館館舍和釋放人質。在事件發生后，伊朗政府沒有履行其保護義務，反而立即對這些侵犯行為表示認可，并決定長期維持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為對美國施加壓力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襲擊者的行為轉化為伊朗國家的行為，襲擊者成為伊朗的國際機關，伊朗國家應對他們的行為負擔國際責任。法院達成實質判決后，（藍光計劃失敗，伊朗不堪重負）美伊雙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進行了緊張談判，美國答應分三次把凍結在美國的140億美元伊朗資產交出來，取消對伊經濟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次日，美國人質全部釋放，此時已被扣押444天。美國隨后請求法院中止關于賠償要求的訴訟，法院據此將本案從其案件總表上撤銷。

（二）2011年闖館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沖進位于德黑蘭市中心的英國駐伊大使館，打碎使館玻璃并焚燒英國國旗。伊朗官員稱，此次示威者沖擊英國使館未受政府指使。當天約有20名示威者沖進了英國使館大樓，使館辦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還向空中拋灑文件。聚集在使館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號，還向使館內投擲汽油彈，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還拿著明顯是搶掠得來的一幅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畫像。伊朗官方英語電視臺“新聞電視”的畫面顯示，示威者扯下使館懸掛的英國國旗并將之焚燒，之后換上了伊朗國旗。該電視臺網站報道稱，當天有數百名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在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前舉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將英國大使驅逐出境。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外雖然聚集了大量攜帶防暴設備的警察，但他們一開始對示威者的行為無動于衷，直到示威活動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后，他們才開始驅趕聚集在英國大使館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體稱，使館人員在示威者闖入后已從“后門”撤離。另據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訊社報道，位于德黑蘭市北部的另一處英國使館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沖擊，多份“秘密文件”被搶。英國29日對位于德黑蘭的大使館遭受沖擊表示“憤怒”，稱“絕對無法接受并譴責”這一行為。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動控制局面”，并稱按照國際法，伊朗有責任保護他國外交官及使館全體人員。該發言人稱，“英國使館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館財物遭到破壞。”

在沖擊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前一天，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剛剛批準了伊朗議會提交的一項議案，該議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兩周內，驅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國駐伊朗大使希爾科特，同時召回伊朗駐倫敦大使。根據議案，伊朗將伊英兩國外交關系從大使級降至代辦級。但如果英國改變針對伊朗的“敵視政策”，伊朗可以將外交關系恢復到大使級。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博羅杰迪表示，如果英國繼續對伊朗實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關系等級的舉措只會僅僅是“一個開始”。本月21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宣布，英國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停止與伊朗任何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間的交易或商業往來。這是英國首次動用金融手段對別國進行制裁。英方認為，有證據表明伊朗正在開展核武器項目，這一行為對 4

英國國家安全和國際社會造成巨大威脅。28日，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范龍佩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舉行峰會時表示，歐盟計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美歐領導人會上還發表聯合聲明稱對伊朗核問題表示“深切關注”。伊朗外交官驅逐出境。

黑格對議員們稱，如果任何國家不能讓我們的使館在其領土上運轉，他們也別指望在我們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館。黑格還說，英國駐伊朗使館遭受攻擊，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種程度上的允許。沖擊使館的絕大多數抗議者來自政府支持的一個民兵組織。在沖擊過程中，英國大使及使館工作人員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館主樓遭縱火，工作人員的個人財產也被偷竊。他還證實，英國所有駐伊朗的外交官已經撤離，使館也已關閉。黑格稱，目前英國與伊朗的關系已經降到最低點，但并未完全切斷與伊朗的聯系。

“闖館”事件發生后，伊朗與西方原本就不佳的關系進一步惡化。１２月１號傍晚，來自荷蘭、土耳其、德國、西班牙等至少２５個國家駐伊朗大使館的外交官前往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協會駐伊朗辦事處，以示對英國的支持。此外，德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已宣布暫時召回各自駐伊朗大使。一時間，伊朗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英美等國原本就極力推動國際社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而“闖館”事件恰恰給了西方一個絕佳的借口來推動對伊朗的進一步制裁，英美等國借此聯手推動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對伊朗抗議者沖擊英國使館事件的最新反應。他在國會表示，他已經下令立即關閉伊朗駐英國使館，并在48小時之內將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避難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駕駛一輛汽車闖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負責秘魯使館的門衛，以不再對該使館的安全負責相威脅。可是，除乎意料之外，當這個決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進秘魯大使館，竟達萬余人之多。這時古巴當局見此情況后，又派人到秘魯使館周圍加強警戒，才擋住了要求避難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館院內擠滿了要求避難的人群，造成生活極度困難，連吃水都發生問題。4月6日，古巴開始向避難的人提供食品和飲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國的人，如果經對方國家政府批準可以出去，并開始對“自愿”離開使館的人發放護照和通行證，到4月15日共發給了5000多份。在此期間，美國、秘魯、西班牙、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比利時等國均發表聲明，原意接受在秘魯使館避難的難民。從這后，進入秘魯使館的人員都陸陸續續的離開了該使館，從而使這場大使館避難事件獲得圓滿解決。

本事件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是符合區域國際法的

區域國際法是指世界上某個地區內國家之間產生和形成的規則，僅適用于該區域內的國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國際法中，關于外交庇護的特殊規則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樣適用于這些規則。因此，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避難，古巴政府是同意的，這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根據他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彼此都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但是，這只是區域性的習慣，國際法上不承認常設使館享有外交庇護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不承認的。中國也不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開車闖入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要求避難，表示不堪忍受越南當局的殘暴統治和迫害，要求我駐越南大使館協助他們離開越南。我駐越南大使館一方面對這些人給予人道主義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來處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卻故意拖延時間，而且蠻不講理，并出動大批警察封鎖中國大使館，然后，強行把這些越南人拉走。這是越南當局對我大使館的侵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此，我駐越南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2.大使館無權在駐在國內拘捕本國僑民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使館內的外交使節是沒有權利拘捕其本國僑民，把他們監禁在使館內，然后將其送回本國。這在國際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孫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由中國去英國的倫敦要求政治避難。他在倫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館的人中透騙入中國公使館，然后拘禁起來，等候押回國內。此事被英國政府知道后，向中國公使館提出交涉。但中國公使館認為，公使館的房屋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后來，英國政府還是進行干涉，在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和干涉下，中國公使館在幾天之后就把孫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蘭駐美國使節杜布瓦拒絕出庭作證案

1856年在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殺人案，當該案發生時，荷蘭駐美國的使節杜布瓦在場。美國為了審理這個案件，杜布瓦的作證對審理此案有絕對的必要。因此，美國國務卿就請杜布瓦出庭作證，雖然承認杜布瓦沒有義務這樣做。盡管各國駐美國華盛頓的使節對杜布瓦的勸告，杜布瓦仍拒絕照辦，沒有出庭作證。于是，美國政府就為這件事向荷蘭政府提出，而荷蘭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絕，只準許他在美國國務卿面前宣誓作證。但是，依照當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機關作證的證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最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要杜布瓦作證，而要求荷蘭政府將他召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是：

1.外交使節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作為證人提供證言

根據國際法，外交使節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請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證。杜布瓦拒絕美國政府的出庭作證的要求，這不違反國際法。

2.同意出庭作證的外交使節必須放棄特權與豁免

外交使節有與駐在國合作的必要，當使館人員目睹現場的情況，駐在國為使發生的案件能及時破獲，要求提供證言時，可以提共證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駐在國派人到使館人員的辦公地方去。如果必須要目睹現場的使館人員到法庭作證時，該使館人員必須放棄外交特權與豁免，這種權利的放棄，只有經他的本國同意后才行。

（五）蘇聯間諜馬爾琴柯等五人被中國驅逐出境案

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1974年1月15日晚，他們在北京市郊區與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等秘密接頭，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告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被我國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抓獲。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對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的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并于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

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這是為了保證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動而給予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員職務上的需要，給予使館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才能使他們在履行職務時不受任何干擾和壓力。正如該公約的序言指出的：“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給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2.外交人員的活動是在國際法允許范圍內，并遵守駐在國的法律

外交人員雖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受到駐在國的尊敬和享有優厚的禮遇，根據國際慣例，使館及其外交人員在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同時，其行為和活動必須是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對駐在國負有一系列的義務，如果外交人員的行為嚴重地危害當地的社會秩序或駐在國的安全，如行兇打人、酒后開車肇事、或進行政治陰謀和間謀活動等，駐在國可以在現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監視現場，臨時拘捕等予以制止。蘇聯駐我國使館的馬爾琴科等人進行的特務活動，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范圍，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是對我主權的嚴重破壞，也是對國際法準則的粗暴殘踏。因此，按照國際法的規定，這些違反我國法律的外交人員理應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七、條約的效力

龍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國交界的扁擔山山脈東部的一座古寺。柬泰兩國長期以來對該寺廟及其周圍地區的邊界存在爭議。1904年2月，法國與暹羅（現在的泰國）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規定邊界線沿著扁擔山的分水嶺劃出。雙方建立的混合劃界委員會對劃界地區進行了實地勘察，最后受暹羅政府的委托，由法國官員負責繪制邊界地圖，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張關于扁擔山山脈的地圖標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邊。該地圖作為備忘錄構成條約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廣為分發，曾呈送泰國政府作為劃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員會的泰方官員和泰國內政部長。他們沒有提出異議。就是在1934-1935年間泰國發現地圖上的線與實際的分水嶺線有差異時仍然使用那張地圖和繼續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條約談判時還肯定那條邊界。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派兵進駐寺廟后，在1949年和1950年間曾向泰國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答復。柬埔寨獨立后，曾試圖在隆端寺建立權力機關，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力量，遭到拒絕。經過多次談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

雙方主張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國長期占領其領土隆端寺，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從寺內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兩國劃界的地圖標明該寺在柬埔寨境內。泰國提出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國際法院在1961年5月駁回泰國的初步反對主張，認為對本案有管轄權。在訴訟中，柬埔寨認為，根據泰國致送柬埔寨的地圖，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該圖已為泰國所接受。當泰國知道該圖把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以后也沒有提出異議，它還繼續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華盛頓舉行的法暹和解委員會上，泰國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這說明泰國已接受了這張地圖，它應受該圖的約束。泰國則反駁說，這張圖不是混合委員會劃的，它有嚴重的錯誤，而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把該寺劃在泰國一邊。泰國從來沒有接受這張地圖和圖上標出的邊界線。

判決及其依據

1962年6月，法院對本案的實質部分作出判決。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見，部分接受了泰國的意見，指出作為備忘錄附件Ⅰ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繪制的，但此圖已遞交暹羅政府作為劃界的成果。暹羅政府有充分的機會表示反對，但不論是過去，還是許多年來，它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是已經得到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的申辯不能被允許作為使同意成為無效的因素，如果提出這種申辯的一方以自己的行為促成了這個錯誤，或者它可以避免這個錯誤，或者情況足以使該方注意到錯誤可能發生的話。泰國在證據中列舉了它在隆端寺這個地方的各種行為，宣稱它在所有重要時期都占有該地，以說明它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抱著被動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些行為大部分是地方當局的行為。因此，泰國已經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為條約。在當時，雙方已對條約作了這樣的解釋，7

使附件Ⅰ上的線具有優于條約規定的效力。沒有理由認為雙方曾對分水嶺線給予特別的重要性，以至認為它比對邊界最后的調整更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領土，泰國有義務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移走的物品。

評析

通過條約劃界是解決國家間邊界爭端、確定邊界線的通常方式。邊界條約一般附有標明界線的地圖等法律文件。在條約文字與附圖不一致時，解決的一般原則是應以條約為準，除非條約另有規定。也就是說，地圖作為邊界條約的附件，不具有優于條約約文的決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這種例外，但這種結論缺乏充分證據支持。本案當事方所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一方當事國提出來作為證據的那種地圖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圖與條約文字二者之間應以何為準的問題。法院的判決也只是認定一方當事國提出的地圖早已為另一方當事國事實上接受，因而對它有效，而并沒有直接裁定地圖與條約之間以何為準的問題。泰國本來有充分的機會對錯誤的地圖表示反對，但它沒有這樣做，反而以一些行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國要承擔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當時情形足以使泰國知道錯誤，所以泰國不得援引錯誤作為撤銷其對成為條約一部分的地圖同意的理由。本案確實說明了地圖在解釋邊界條約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應結合案件中的其他情況來判決。

問題

（1）結合本案，分析邊界條約的附圖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國際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適用該原則駁回泰國的主張的？

（3）錯誤對條約的效力有何影響？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

75.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倫比亞訴秘魯 國際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的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場叛亂，同時宣布將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蘇爾〃哈雅〃德〃拉〃托雷等進行審訊，自該日起至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頒發他離開秘魯所必需的通行許可證。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8月31日簽署《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交了訴訟請求書。

哥倫比亞請求國際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議》、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請求國際法院判決：駁回哥倫比亞的上述請求，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犯和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條款的規定。

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約》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列。【訴訟與判決】

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了判決。

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逐一評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犯罪行為發生地國，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將有損于領土國的主權，它將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務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就本案而言，哥倫比亞認為它有權單方面判定避難者罪行的性質，且這種判定對秘魯具有約束力，應得到承認，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國家的某些協定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習慣。法院判稱：以國際習慣為依據的一方，必須證明這個習慣已經確立，因而對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倫比亞政府必須證明它所援引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各國所實行的恒久劃一的習慣的，而且這個習慣是表明給予庇護的國家享有的權利而當地國家負有的義務。《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習慣定義為“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法院拒絕承認哥倫比亞所主張的通例存在。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家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單方面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犯罪性質的權利。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者享有這種權利，但秘魯當時并未批準該公約，因此它對秘魯無約束力。

哥倫比亞政府援引了許多外交庇護權在事實上已被賦予和受到尊重的具體案例。然而，在國際法院看來，它們或者與本案無關，或者并未對前述單方確定權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且，這些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權宜考慮的影響。總之，法院認為，哥倫比亞不能證實單方面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認為法律的任何穩定和前后一致的慣例”。

關于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請求，法院認為秘魯沒有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哈瓦那公約》第2條只規定領土國可作出要求避難者離境的要求，如作出這一選擇，就要負擔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但本案中，秘魯并未作出這一選擇，因此，它不負擔此項義務。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哈瓦那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不能給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護權。秘魯政府不能證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認為哥倫比亞違反了這一規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僅在情況緊急和在該犯尋求庇護以便用任何其他辦法保障其安全所絕對必須的期限內才能給予庇護”，這一規定旨在杜絕濫用庇護權的行為。本案中，從武裝叛亂到給予庇護，其間歷時3個月，此外并不存在簡易軍事審判的危險，而是處于正常的法律訴訟之中。因此，不能認為是“情況緊急”，所以，法院判決哥倫比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2條第1款。隨后，哥倫比亞請求法院說明到底是否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法院最終判決：(1)法院對當事國提出的上述請求不能發表意見；(2)哥倫比亞沒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的義務；(3)對托雷的庇護應于1950年11月20日判決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稱，這幾個結論是不矛盾的，因為除交出避難者外，還有其他終止庇護的方法。1954年，哥秘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秘魯同意發放通行許可證。4月，托雷離開秘魯。【評注】

在國際法上，國際習慣是各國重復類似行為而產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規則。按照這一定義，構成一個習慣規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條件，即必須有慣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國不斷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條件，即法律確信，也就是各國在如此行事時有一種履行法律義務或行使法律權利的感覺，這樣，該慣例就被各國當成了法律規則而不能違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正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判斷外交庇護行為是不是一項國際習慣規則的，它首先證明了外交庇護僅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間的一項慣例，它既沒有滿足作為一項習慣規則的“物質條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確信”。

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別指出了“外交庇護”是侵犯領土國的領土主權的，因為這種做法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從而構成了對純屬領土國管轄的事務的干涉。這與領域庇護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國際法上不能承認這種有損他國領土主權的做法。此外,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也明確規定了使館不得充當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館內庇護接受國決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國國民，可以說是這種“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個例子。

滅種罪公約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締結的滅種罪公約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但若干國家對該公約作出了一些保留。締約國在這些保留的效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下述情況，即：就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而言，一個國家在它批準或加入該公約或簽字時附加了某些保留，這個國家的地位如何，向國際法院提出了三個問題，要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1.當一國對公約作出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反對，該國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締約國的一方？

2.若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國與(1)反對保留的國家，（2）接受保留的國家之間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和有權但尚未在公約上簽字或加入的國家，對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果如何？

國際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發表咨詢意見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回答。

法院認為，在條約關系中，一國不受未經它同意的條約的拘束，這是久已確定的原則。多邊公約是締約國根據公約的條款自由締結的協議的結果，締約國無權通過單方行為或特別協定破壞或損害該公約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是公認的原則。這項原則是與條約的完整性觀念密切相聯的。傳統學說中的這種觀念主張，除非保留被所有締約國無例外的接受，無保留是有效的。

這種傳統學說作為一條原則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對于滅種罪公約來說，由于公約本身的特點，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約締結的聯合國的普遍性和公約第十一條所預期的參加公約國家的廣泛性，較靈活的適用這條原則是合適的。廣泛的參加這類公約，在締結多邊公約的國際實踐中已出現了較大的靈活性。較一般的付諸保留，對保留的默許，允許被某些締約國反對的提出保留的國家在與接受保留的締約國之間成為締約一方的實踐的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顯示了在締結多邊條約對靈活性的新需要。

還必須指出，雖然滅種罪公約最后是一致通過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數表決的結果。有利于多邊公約締結的多數表決制也可能產生允許某些國家提出保留的需要。這種想法已被近年來在多邊公約中作出的為數不多的保留的情況所確認。

在這種國際實踐的情況下，不能從一個多邊公約中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就得出結論說，該公約禁止締約國作出任何保留。公約的性質、它的目的和它的條款，締約準備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約的通過，都是在沒有明示允許保留的情況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響應加以考慮的因素。

現在要考慮的時，何種保留以及何種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問題。滅種罪公約的締約史表明，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將否定整個人類集團生存權利的滅種罪作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加以譴責和懲治，這種罪行震驚人類良知，導致人類的極大損失，違反道德原則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個后果是，構成公約基礎的原則是被文明國家承認并對它們有拘束力的原則，即使沒有任何條約義務存在；第二個后果是，在譴責滅種罪和為將人類從這種可惡的瘟疫中解放出來進行合作的普遍性質。因此，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欲使滅種罪公約在范圍上居于普遍性。事實上，1948年12月9日，該公約在聯合國大會被56個國家一致通過。

公約的目的也須加以考慮。這個公約顯然是為了純粹人道主義和文明的目的而通過的。的確，很難想象一個公約會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這雙重目的，因為這個公約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類集團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確認和保證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樣的公約中，各締約國并沒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任何利益；它們僅僅具有一種共同的利益，即達成作為該公約存在理由的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類型的公約中，人們無法提及對于各國的個別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條約上就權利和義務之間維持完全是均衡。鼓舞著該公約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對所有它的規定提供了基礎和準繩。

滅種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圖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該公約，絕對排斥一個或更多國家可參加公約不僅將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還將損益作為公約基礎的道德的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權威。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對保留的自由，作為保留國和反對國態度標準的，是保留同公約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適。

有人爭辯說，存在著使保留的效力取決于所有締約國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國際法規則。

法院認為，國際實踐并沒有表明，多邊公約絕對完整性的概念已發展成一條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還必須指出，在聯合國的美洲成員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中，存在著允許保留國成為締約一方，而不論保留和反對保留的性質如何的實踐。滅種罪公約的起草工作并沒有證明締約國心目中已有確定的實踐的觀點，締約國以后的態度也沒有這種顯示。最后，在第十屆聯大法律委員會討論多邊公約的保留問題是，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鑒于上述考慮，本法院對向它提出的問題之一，由于該問題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絕對的答復。對保留的評價和反對的意見的效力取決于個別公約的具體情況。

關于問題之二，即保留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的效力問題，法院認為，任何國家不受它沒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標準的限度內，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決定提出的那個國家是或者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確實有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只有在公約中插入一項關于使用保留的條款，才能加以補救。

第三個問題設計給一個不論是由于尚未在公約上簽字，還是由于雖已簽字但尚未批準公約，因而還不是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力問題。法院的意見是，對于第一種情況，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能夠排除另一個國參加公約；第二種情況有所不同，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產生法律效力，它僅僅表示和宣布一個簽字國在成為公約締約國以后將采取的態度。

鑒于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7票對5票對提交法院的三個問題作了如下答復：

（一）一國對條約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所反對，該國可以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否則該國不能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

（二）如果締約一方反對一項保留，認為不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那個提出保留的國家不是締約的一方；另一方面，一個締約國接受這項保留，認為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提出保留的國家是締約的一方。

（三）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反對一項保留，只有在它批準公約后才能產生在向其他國家表明該簽字國最終的態度的作用；有權簽署或加入公約但實際上未這樣做的國家隊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律效力。

國際法院強調，以上這些意見嚴格的限于適用于滅種罪公約。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頁。

評 注：

關于條約的保留，傳統的見解認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締約國擴大一致同意，締約國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拒絕遵照這種漸漸誒，不認為這種見解已經具備了被普遍接受的實踐的性質。

雖然攻擊發育對本案的咨詢意見今限于滅種罪公約，但是這個意見可以被認為是與同樣保留的一般問題相關的，對于條約法中關于保留問題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盡管這個意見沒有提出一項具體適用的法律規則，尤其在實踐中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以解決是否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那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應當的。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把決定是否允許保留的權力交給各締約國自己。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遵循國際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則，但對成彤彤規則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讓步。公約規定：“一國得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該項保留為條約所禁止者；（乙）條約僅準許特定之保留而有關保留不再期內者；或（丙）的凡不屬（甲）及（乙）兩款所稱之情形，該項保留與條約目的及宗旨不合者。”關于多邊條約的保留對各締約國的影響，公約告訴了如下主要規則：①若全體當事國間使用全部條約為每一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力的必要條件，則保留須經全體當事國接受；若條約為國際組織之組織約章，則保留須經該組織主管機關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接受，保留在該兩國之間生效；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反對，條約在反對國與保留國之間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對國確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國與反對國之間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規定在保留的范圍內對于該兩國間不適用。

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鑒于在解釋1919年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華盛頓公約）問題上發生的困難，國際勞工辦公室請求就下列問題取得常設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

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通過的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在公約包括的工業企業里，是否適用于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婦女？

根據凡爾賽和約第424條的規定，首屆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草案。該公約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條款：

“第三條、婦女部分年齡差異均不得在夜間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業企業及其分廠。……”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遞交常設國際法院的書面聲明，對上述條款的含義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一些國家政府把它解釋為禁止所有婦女在夜間受雇于工業企業，另一些國家政府則認為它只適用于某些種類的勞動婦女。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單獨考慮第三條的字面規定并不會發生什么困難，它使用的術語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齡差別禁止工業企業在晚間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義，這一禁令必然適用于提交法院的問題中有疑問的各類婦女。因此，如果將華盛頓公約第三條解釋為不適用于擔任監督和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女工的話，必須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據來加以證明。

公約第三條的術語與公約的名稱、序言及其他條款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約標題提到“夜間雇用婦女”，序言講“夜間婦女的雇用”，第二條說明了“夜間”的含義。因此，這些條款不影響第三條的適用范圍。

現在法院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根據將第三題的適用范圍限制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根據是，該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的事實，即，它是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體系內準備的，符合該部分規定的程序，是否產生這種限制？是否由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而用一般術語表述的公約第三條就須解釋為僅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某些國家認為，鑒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為為數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在一個勞工公約用一般術語表述的條款必須被假定為僅僅旨在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相反的意圖在公約中有明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本案是情況下，無相反的意圖不是存在，第三條的規定須視為只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法院認為，這種觀點的論據是不足的。的確，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是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范圍限制的如此狹窄，以致認定勞工公約須解釋為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顯示。

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解釋勞工公約的規則，即表述一般種類的人的文字，如“人”、“婦女”等類名詞，應視為僅僅指體力勞動者，必須表明國際勞工組織之關心他們。

法院認為，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實體條款中，對個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體力勞動者。他們所用的詞是“工作者”、“勞動人民”、“掙工資者”。這些詞并不排斥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因為和約并未使用勞工這一術語。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條，該條規定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的選舉，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詞。

由此可見，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來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僅僅關心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種類的工人的觀點。既然如此，華盛頓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就不能提供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婦女一詞解釋為只包括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有人指出，1919年華盛頓公約通過時，實際上很少有婦女在工業企業從事監督或管理工作，將該公約適用于這些婦女的問題當時尚未加以考慮。法院認為，即使如此，這種事實本身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忽視公約的規定。

一些國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關于建議修改華盛頓公約的日內瓦討論中，堅持該公約只適用于勞動婦女，法院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下公約的準備工作。

組織首屆勞工會議的任務被賦予一個國際委員會。它的組成，如同會議的程序一樣，具體規定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中。會議組織委員會建議國際勞工會議敦促所有國家加入伯爾尼公約。為此，國際勞工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婦女雇用問題。在涉及夜間雇用婦女的問題上，該委員會超出了這種委員會所提建議的范圍。它建議地締結一個在原則上沿革伯爾尼公約的新公約。該委員會成員是否意圖使新公約十分緊密的沿革舊公約，將舊公約中一致的約文解釋吸入新公約，這是一個憑委員會的報告不足以確定的問題。報告的文字沒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義上使用“婦女”一詞。委員會的報告一致通過，并提交給起草新公約的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向大會同時提交了關于夜間工作等五個公約的建議文本。起草委員會報告人的發言表明，委員會在各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報告人指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起草這些公約是沿著一條統一的路線進行的。在起草各公約的實體條款時，委員會使用了標準表述。委員會建議大會，這種統一性應盡可能繼續保持，并指出，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對這些公約草案的法律后果產生混淆的情況，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會一致通過。

因此，華盛頓公約的準備工作確認了在研究該公約文本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沒有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文字做不符合它們的自然的含義的解釋。

各公約草案之間在結構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類似性，引導法院分析了其中一個條約有特別注明例外條款的情況。如果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有意排斥適用于從事監督和管理工作的婦女，它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規定。

鑒于上述理由，常設國際法院以6票對5票對提交它發表咨詢意見的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常設國際法院刊物》，A/B輯，第50號，1932年。

評 注：

一個條約所用的名詞，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種專門意義，或者從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須按照它們在日常用語中的通常意義來解釋。這是本咨詢意見闡明的關于同意解釋的一項規則。如果締約國對此提出疑義，須提出有效的根據來證明不同于一般含義的解釋。

為澄清一個條款的意義，可以參考各締約國之間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在本案，法院參考了與夜間雇用婦女公約一起締結的其他幾個公約的有關規定。

一個術語的一般用法的含義已被普遍接受時，若要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需在約文中對此作出限定，否則將按一般含義解釋。

關于解釋條約時參照締約時的準備工作，詳見尼爾森案。

第八篇 條約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國訴伊朗；國際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當時為“波斯”）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一項特許協議。協議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區域內開采和加工石油的專屬權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協議規定，在協議的有效期內，非因特殊情況，和經過仲裁法庭裁決，協議不能廢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國會和參議院通過了石油工業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英伊石油公司要求進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絕。英國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聲明伊朗政府有義務將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爭端提交仲裁解決，或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實行國有化法律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伊朗根據1933年協議所承擔的義務。1951年6月22日，英國政府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對意見，否認國際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臨時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對國際法院的管轄問題作出判決。

判決：國際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雙方保證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權利和加劇爭端的行為。在表決命令時，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有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對案情實質沒有管轄權，就沒有權力指示臨時保全措施。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41條并不排除法院在沒有決定管轄權之前有臨時保全措施的權力，但聲明臨時保全不是先行裁決。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強制管轄，該聲明聲稱：

“國際常設法院對于本聲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間接與適用為波斯所接受之條約或公約有關的、以及以后與批準本聲明有關的情勢或事實方面的任何爭端，有管轄權。”

英國政府認為，上述聲明所指的爭端應限于1932年以后所簽訂的條約。本案提到的英譯兩國間的條約是指1857年和1903年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這些條約不能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英國認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即既是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也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

國際法院駁回了英國的主張，國際法院認為，1933年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雖然是在兩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之后簽訂的，但協議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權合同”，不是1932年聲明中所指的條約。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9：5票通過判決，判定國際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即以命令將本案從案件單上撤銷，并宣布終止臨時保全措施的執行。

評注：

本案之所以被國際法院撤銷，是因為英國引用的“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沒有條約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院的初步審判可以看到，國際法上所指的條約，必須是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協議。特許權協議是國家與外國法人之間的協議，那只是一種合同，不具有條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這個被撤銷的案件正可以作為條約定義的一個注釋。

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87年）

事實：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訴聯合國秘書長”議案作出判決（第333判決）后，雅基梅斯向“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提出，請求對該判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該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公民，由蘇聯政府派出，受聘在聯合國俄文翻譯處擔任校訂員，受聘期是五年，從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調到”“項目計劃及協調辦公室”當項目協調員。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獲得延長一年，將于1983年12月26日結束，聘書上寫明是“蘇聯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協調辦公室的助理秘書長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時能延長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請求在美國避難。他在2月10日，通知蘇聯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他已辭退了在蘇聯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還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他希望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資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給助理秘書長備忘錄，表示希望助理秘書長能根據他的表現延長聯合國與他簽訂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職務。”1983年11月23日，聯合國人事處副處長通知雅基梅斯“根據秘書長辦公室的指示，聯合國組織沒有延長他的任期的意圖”。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沒有對此決定提出異議，他認為：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規定：“聯合國工作人員連續做滿五年之后，應給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請求秘書長重新考慮不延長其工作期限的決定，因為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他應取得這個權利。12月21日，聯合國人事部的助理秘書長寫信通知雅基梅斯：聯合國秘書長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決定。雅基梅斯便向聯合國行政法庭起訴，狀告秘書長不執行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別的工作。雅基梅斯請求：“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對第333號裁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10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對戲發表咨詢意見。委員會請求國際法院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沒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后請求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法庭是否沒有行使它的應有的管轄權；

（2）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對與《聯合國憲章》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作了錯誤裁定？ 國際法院接受了委員會的請求，以命令安排時間接受有關方面的書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關于第一個問題。原告在其請求書中認為，“給他卻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礙”。他認為，“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具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機會，并具有獲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權利。”他請求法庭說明秘書長認為蘇聯政府對他的第二次委派構成對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的法律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秘書長有了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會決議的精神對他今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秘書長在法庭上指出，給雅基梅斯安排個工作，沒有法律障礙，并認為他對本案是對一切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做出決定的。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說的“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不是“有利的考慮”，原告無權要求給予“有利的考慮”。國際法院認為，法庭沒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礙。從邏輯上看，法庭首先應考慮的是，原告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這樣的期望，秘書長就有責任提供繼續在聯合國人之的機會，但法庭認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復先前的合同，必須取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且該合同已經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據《職員規則》，定期的聘任是沒有希望恢復或該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認為，秘書長對于雅基梅斯的問題已對一切有關的情況都考慮過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礙”，給不給予安排，由秘書長決定。法庭的看法是，秘書長可以給予安排，但沒有義務給予安排。假如秘書長給予安排的話，法律障礙是沒有的。

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法庭的判決沒有說明雅基梅斯將繼續在聯合國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是說法庭沒有行使它應有的管轄權，法庭認為秘書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給予“一切合理的考慮”，法院無權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關于第二個問題。至于法庭對于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做出錯誤的看法，國際法院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工作人員規章或規則進行解釋，但法院有權判斷法庭在具體解釋或適用某個規則時是否做出了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認為法庭對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第100條、第101（3）條、第8條、第2（1）條和第100（2）條等條文的解釋有錯誤。

（1）第101（1）規定：“

一、辦事人員由秘書長依大會所訂規章委派之。”原告認為秘書長沒有把他的問題提到“辦事人員委派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無從發揮作用，這說明秘書長沒有對他的問題給予“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應由秘書長決定，是否構成合理，完全是秘書長權利范圍內的事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的意思是，怎樣才構成“合理的考慮”，那是秘書長決定的事情，不是說秘書長認為合理就是合理的標準，法庭不認為秘書長享有無限的決定權，但秘書長聲明他已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一切有關問題都做了合理的考慮，那就應認為是已經做了“合理的考慮”了，秘書長是沒有必要做更詳細的說明的。由于上述條文沒有特別規定秘書長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國際法院不認為法庭的這樣的解釋與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有什么矛盾。

（2）第100條規定：“

一、秘書長及辦事人員于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原告認為秘書長作為一個高級官員，他的上述聲明已認為沒有原告本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對他的工作進一步的安排，并認為法庭也做了同樣的結論。國際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張，因為法庭并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101（3）條規定：“

三、辦事人員之雇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認為法庭的判決沒能把這條條文的內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顯，“首要考慮”與“唯一考慮”不是同義詞。這正是讓秘書長可以權衡的各種考慮。無論法庭還是國際法院，都不能代替秘書長的選擇。秘書長之決定，不能認為不尊重第101（3）條所指的考慮之“最高”性質，而是他為了聯合國組織的利益，考慮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秘書長砸死作出決定時是考慮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蘇聯政府辭退其職務的日子。原告認為從這一條其，他已創立了他與聯合國之間的新的合同關系。秘書長不認為“與本國政府的連續關系是工作人員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擔的義務，不論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繼續任職也不以為是建立起一種新的合同關系。法庭對“本國聯系”的意義做了評價。不贊同秘書長的上述意見。認為他的觀點與法庭第326號判決的觀點不大一致。在該判決中，工作人員一旦脫離了與本國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聯合國中職務了。法庭認為這個觀點已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看法”。秘書長認為，國籍的轉變，沒有產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書長的觀點，但認為改變國籍的行為，很可能影響到聯合國的利益。

（4）第8條規定：“聯合國對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認為這條規定禁止歲任何人的條件加以限制，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從最廣義的意義看，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5）第2（1）條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100（2）條規定：“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秘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法庭認為即使有個別會員國試圖獨立秘書長施加某種壓力，法庭也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判斷，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根據上述理由，對于問題1，國際法院一致認為，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沒有肯定原告任期屆滿后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能認為是沒有其應有的管轄權力。

對問題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號判決沒有在于憲章某些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上作出錯誤的解釋。法官賴厄斯對本咨詢意見附以一份聲明：法官伊利亞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對意見，法官斯威伯爾·詹寧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見。

評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對行政法庭進行復議，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的請求，對判決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是原告提到的所謂的“法律障礙”和“合理期望”的問題。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的派出人員，他之在聯合國任職，是建立在本國政府的委派的基礎上的。任期屆滿之后，秘書長能不能不經其本國政府同意而延長期任期或另作別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白的規定，秘書長認為“法律障礙”是沒有的。但一般來說，秘書長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影響聯合國與該會員國的關系，這是應該可考慮的。這不能認為是違反憲章第100條的行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滿的時候就宣布脫離與聯合國的關系，沒有了這個關系，他又憑什么資格在聯合國任職？他在任期內要求在美國避難，姑不論其政治動機如何，也不論美國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國政府肯定會提出抗議，秘書長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這不能認為是干擾秘書長國際官員的地位。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要求秘書長對工作業績優秀的工作人員在任滿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這并沒有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詢意見通過對法庭判決涉及的法律問題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請求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