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法案例

一、【案例】對俄國人賠償仲裁案（俄國訴土耳其案）

(Russia v.Turkey Case)

在1879年2月的君士坦丁堡和約中，土耳其同意賠償俄國國民在俄土戰爭期間遭受的損失26.5萬土耳其鎊。但是一直未償付。俄國一開始提出支付利息，但未堅持。于是土耳其拒付利息。仲裁院認為，俄國放棄了對延期利息的權利。

本案是國際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國際法上的問題有：

（一）土耳其有權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管轄權

按照國際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的排他性的管轄，這個原則同樣適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國的權利不能在其領土之外行使，除非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有此類許可性規則。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為的效果及于一般懸掛他國旗幟的船舶，就必然適用在涉及到兩個不同國家的領土時適用的同樣原則，因而，國際法沒有規則禁止犯罪結果地國家對罪犯行使管轄權。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為的結果發生的另一外國船上，等于發生在該外國船的國籍國的領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雖然身在法國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則發生在土耳其船上，這就等于發生在土耳其領土上，因此，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

（二）土耳其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領土主權的實質是，任何國家未經一國作出明示的許可，是不得在該國領土上地使主權行為。同時，每個國家根據領土主權，有權把發生在國外的行動納入其本國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圍之內，即一國把管轄權擴大到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卻發生在本國的犯罪行為，那么這個國家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根據國際法必須給予無條件尊重的外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因此，這個國家不是在外國領土上行使主權行為，而只是在自己領土上行使管轄權。根據《土耳其法典》第6條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時，若土耳其法律規定該犯罪行為應受懲罰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則應受懲辦。所以，法院在承認根據國際法船旗國對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內所發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轄權的同時，又承認土耳其行使管轄權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國籍而是基于犯罪行為的效果產生在土耳其船上，即產生在一個與土耳其領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適用土耳其刑法是無可爭議的。從所謂屬地原則來看，土耳其執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對海洋法產生影響

本案判決后不久，國際上十分重視。1952年簽署了有關對碰撞事件管轄的《布魯塞爾公約》和1958年的《公海公約》。1982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的《海洋法公約》規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管轄。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長或任何其他為船舶服務的刑事或紀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的任何刑事訴訟或紀律程序，僅可向船旗國或此種人員所屬國的司法或行政當局提出。

二、[案例] 伯利勞夫人訴瑞士案——人權國際保護、條約保留(Mrs.Lo Belize v.Switzerland case)

1981年5月29日，瑞士公民瑪蘭·伯利勞夫人因參加了一個未經官方批準的示威游行而被洛桑市警察當局處以罰款。伯利勞夫人不服警察當局的裁定，逐級上訴至瑞士聯邦法院，指控瑞士政府允許警察當局作出事實上的裁定而不經獨立、公正的法庭復審，從而違反了《歐洲人權法院》第6條第1款的規定。

瑞士聯邦法院駁回了伯利勞夫人的上訴，理由是瑞士對該條款發表了解釋性聲明。該聲明對瑞士的適用受到了限制。1983年，伯利勞夫人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該委員會認為，瑞士的解釋性聲明不是保留。瑞士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上訴。歐洲人權法院認為：（1）該聲明是保留；（2）但該保留無效。

另一方面，法院必須看到，《公約》的義務不受不符合第64條要求的保留的限制，因此就應審查該解釋性聲明作為保留是否有效。法院判定，瑞士的該項保留是無效的，理由是：第一，它是一個一般性的保留。即它的措辭含糊不清，意義廣泛，不能用來確定其準確的范圍或意思，是《公約》第64條所禁止的保留。第二，它未附有有關法律的簡要說明。這個條件是《公約》第64條第2款所要求的，它不是單純的形式條件而是實質條件。簡言之，該項保留沒有滿足第64條所規定的兩個條件。最后，法院判決，瑞士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

〖評析〗本案是一個由區域性司法機關作出的一國違反人權條約義務的判決。在國際法上，對締約國遵守和執行人權條約的情況，一般通過設立有關組織或機構加以監督的方式進行。但在歐洲，已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司法機關，負責審理聲稱其在《歐洲人權公約》下的權利受到損害的個人對有關國家政府、包括其本國政府提起的訴訟。顯然，這種國際司法制度是有利于人權的保護的。

本案還涉及到條約的保留問題。依一般國際法和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有關規定，某一條約明文規定了保留條款的，對該條約的保留依此條款辦理。本案中，瑞士雖未明確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提出保留，但它所作的解釋性聲明具有排除或更改該條對它適用的效果，因此被法院認定是保留；而它又不符合該公約第64條對保留所作的明確規定，故被判無效。〖問題〗（1）為實現人權國際保護，國際社會設立了哪些機構？（2）結合本案，評析國家對條約所作保留的效力認定。

三、[案例] 英伊石油公司案 ——條約解釋、條約的特征(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case)英伊石油公司是一家英國私營公司，由伊朗政府授予其在伊朗境內開采石油的特許權。1951年，伊朗議會通過了石油工業國有化的法律，對英伊石油公司實行了國有化。英伊石油公司認為這些法律違反了以前與伊朗政府簽訂的有關契約，英國政府以行使外交保護權為理由，于1951年5月26日以單方申請形式在國際法院對伊朗起訴。英國認為，（1）兩國曾經發表過愿意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的聲明，國際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2）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締結的協定，既是一項特許權契約，又是伊朗與英國之間的國際條約。

英國還向法院申請了臨時保全措施，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作出了臨時保全措施的裁決，裁定伊朗政府不得采取措施阻撓英伊石油公司照常進行的商業活動。伊朗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初步反對意見，理由是：伊朗接受國際法院管轄權的聲明，只適用于該聲明發表后的國際條約、國際協定的爭端。

國際法院的判決：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它對本案沒有管轄權，并立即終止臨時保全措施。對于伊朗所作出聲明的適用范圍，英國和伊朗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應該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來理解，因此，法院管轄權只限于聲明作出以后的條約爭端。協議本身只能被認為是一國政府與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合同，是規定伊朗政府與公司之間有關特許協議的關系，并不調整兩國政府間的關系。

分析：本案涉及到條約的解釋方法、條約的定義和特征等問題。條約的解釋，只能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閱讀文本，并充分考慮當事國的意圖。還應探究當事國的真實意思表示。只有國家等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才是條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與國家間訂立的協議，不論內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條約而只是契約。本案中，英國與伊朗之間不存在條約關系。〖評析〗本案涉及到條約的解釋方法和條約的定義及特征問題。在該案中，法院指出，條約的解釋，只能以自然的、合理的方式閱讀文本，并充分考慮當事國的意圖。這一點為1969年《條約法公約》所確認。該公約規定，條約文字必須按其在上下文中自然而通常的意義加以解釋，即通常意義原則。此外，由于條約是國家間締結的協議，因此，解釋條約還應探究當事國的真實意思表示，即考慮當事國的意圖。

在國際法上，條約是國際法主體之間依據國際法所締結的據以確定其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國際協議。只有國家、國際組織等國際法主體間訂立的協議才是條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與國家間訂立的協議，不論內容和形式如何，均不是條約而只是契約。法院在本案中對以英伊石油公司為一方，伊朗政府為另一方所訂立的特許權協議的性質的理解，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因此，任何國家都不能以一個契約為根據對另一個國家提出權利請求。如本案的情況，伊朗不能以該特許權契約要求英國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反之，英國也不能以其為根據要求伊朗承擔國際法上的義務，兩國之間不存在條約關系。〖問題〗（1）條約解釋的原則是什么?（2）條約的特征是什么？

四、[案例]湖廣鐵路債券案 ——司法豁免權、國家債務繼承(Huguang railroad bond case)1911年，清政府為修建湖北至廣東等地的鐵路，向美、英、法、德等國的銀行財團借款，簽訂了總值為6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合同規定，上述外國銀行以清政府名義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合同期限為40年，于1951年到期，年息5厘。但是此種債券從1938年起停付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也未歸還。一些美國人在市場上收購了這種債券。

1979年，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人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國起訴，要求中國政府償還4130余萬美元的債券。法院受理后向中國發出傳票。中國政府照會美國國務院，聲明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享有司法豁免權，拒絕接受傳票。該法院于1982年9月1日作出缺席判決，判決中國償還原告4130余萬美元，外加利息和訴訟費等。

1983年2月2日，中國外交部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了備忘錄，指出主權豁免是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爭辯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對一項以一個主權國家為被告的訴訟行使管轄權并作出缺席判決，違反了國際法原則。經過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美國司法部和國務院向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出具了美國利益聲明書。在此情況下，1984年2月，該法院重新開庭，以1976年《外國主權豁免法》不溯及既往為理由，裁定撤銷上述判決。1984年10月，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起訴。1986年7月，杰克遜等人不服，提出上訴，被駁回。1987年3月，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原告復審此案的請求。至此，該案圓滿終結。

分析：本案涉及國家豁免問題和惡債不予繼承原則。

國家及其財產豁免，源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一習慣規則。主要包括：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以外國財產為標的的訴訟；國家可以放棄該豁免權；國家財產不得強制執行。

〖評析〗本案是中美兩國建交后發生的一個涉及司法豁免權和國家債務繼承的重要案件。國家及其財產享有司法豁免權是國際法的一項公認原則，它源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這一習慣規則，是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的重要內容之一。根據這一原則，一國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國國家為被告、以外國國家財產為訴訟標的的訴訟，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國在另一國法院應訴或敗訴，也不能對它采取強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強制執行判決。簡言之，一國法院不得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的對象和強制執行的對象。在本案中，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與美國建立有正常的外交關系，承認中國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是美國的法律義務。美國法院無視國際法和美國承擔的義務，對一個主權國家行使管轄權，向中國外交部長發出傳票，竟對一個主權國家作出缺席判決，這在國際法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主權豁免作為中國所固有的權利，除非自己放棄，任何國家或其機關都無權剝奪這一權利。盡管隨著國家參與經濟活動而出現了有限豁免原則，但它并沒有形成為一項習慣法規則。有限豁免原則以國家行為及其財產的性質來判定是否給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問題。美國轉向有限豁免立場后頒布的《外國主權豁免法》只是一項國內法。該法規定國家的商業性行為不能享有主權豁免，那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主張。在沒有國際條約規定的情況下，一國通過其國內法單方面地剝奪它國的主權豁免是不適當的。而且，就如美國上訴法院所說，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為。因此，中國反對美國法院行使管轄權、拒收傳票、拒絕出庭和拒絕判決的立場是合法的。

對于國家債務的繼承，“惡債不予繼承”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這個規則在英美的實踐中早已得到承認。湖廣鐵路債券是清政府為了修建一條便于鎮壓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的鐵路而發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業行為。該債券在英、法、德、美列強之間認購，是列強劃分在華勢力范圍的歷史證據。因此，這筆債務毫無疑問地是“惡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不予繼承。

〖問題〗（1）中國是否在美國享有司法豁免權？為什么？（2）有限豁免原則的發展趨勢如何？（3）國家債務繼承的一般原則是什么？（4）中國政府繼承前政府債務的原則是什么？

五、[案例]光華寮

——政府承認、國家財產繼承(Guanghua Liu case)

光華寮是位于日本京都的一座五層樓建筑，面積近1千平方米。該房產是二次大戰后，當時中國政府駐日本代表團以變賣侵華日軍在中國掠奪之財產所得公款購置。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52年日本與臺灣當局建交。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對該房產進行了產權登記。1967年，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陳之邁向京都地方法院對居住于光華寮的中國留學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退寮的訴訟請求。

在訴訟期間，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于1972年發表聯合聲明，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1977年9月6日，京都地方法院做出判決，以日本政府承認中國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前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隨之轉移給該政府為由，確認光華寮為中國國家財產，應歸中國政府所有，判決原告敗訴。

原告不服，1977年10月又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為代表，上訴于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理由是：（1）臺灣當局有效地統治著臺灣地區及其周圍島嶼，因而是未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2）由于存在有未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中國政府對其國家財產的繼承因此是不完全的；（3）光華寮屬于私性財產，不屬于政府繼承范圍。

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改判光華寮歸臺灣當局所有，于炳寰等向大阪高等法院上訴，1987年2月26日，法院維持原判。1987年5月30日，于炳寰等8人的律師上訴于日本最高法院，要求撤消判決。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但日本政府以審判獨立為借口推諉。分析：

本案涉及政府承認、政府繼承和條約義務問題。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載明：日本承認中國是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根據國際法上政府承認的有效統治原則，臺灣當局不可能是一個事實上的政府，充其量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

光華寮屬于國家財產，中國政府對其擁有完全繼承的權利。私性財產即商業性財產，而光華寮是用于教育的目的，不具有商業性和盈利性。

在國際法上，一國的任何機關必須遵守該國締結的國際條約。日本政府既然承擔了承認中國是唯一合法政府的條約義務，就應該切實履行。日本政府對中國所作的承諾和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對日本法院具有約束力。如果法院一意孤行，日本政府有權進行行政干預并予以糾正。而日本政府任其法院胡作非為，違背了其應該承擔的條約義務。

〖評析〗本案的關鍵在于國際法上的政府承認與繼承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日本法院嚴重歪曲了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整個判決理由法理不正，邏輯混亂。

第一，臺灣當局不是所謂未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它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對中國國家財產提出所有權之訴。因為：(1)1972年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載明，“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日本政府在其中承擔了條約義務。(2)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臺灣當局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不可能是一個事實上的政府。在國際法上，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代表。(3)中國絕不可能存在一個未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的情況。因為中國政府所要求的對她的承認是“逆條件的承認”,即凡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者，必須先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或是中國的一個省；斷絕與臺灣當局的一切官方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認為臺灣當局是一個未被承認的事實上的政府。(4)有關政府承認的國際法理論和實踐表明，政府承認的效果是，對承認國來說，被承認國的已被取代的舊政府在法律上已喪失了代表該國的能力，應視為其已不復存在。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已喪失了在日本法院的訴訟能力。

第二，光華寮完全屬于國家財產，部分繼承不適用于本案，中國政府對其擁有完全繼承的權利。因為：(1)按照一般國際法規則，只有在國家繼承的場合下才發生國家財產的部分繼承，例如一國分裂為數國后，數國只就其擁有的前一國部分領土而繼承它的部分權利和義務；部分繼承是在不同的國際法主體即國家之間進行的。而政府繼承適用的是國家的連續性和同一性原則，它只能是完全的。實際上，無論是理論或是實踐，均從未有過所謂的政府的部分繼承。日本法院混淆二者，實質在于它認為有兩個中國及兩個中國政府，這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2)從財產的來源和實際使用來看，光華寮無疑屬于中國的國家財產，而且中日恢復邦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機構也對它進行了有效的監督管理，中國政府還曾撥款予以修繕。

第三，光華寮為私性財產，不屬于政府繼承范圍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1)將國家財產分為公性財產和私性財產，只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英美法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無此區分，而且大陸法系各國的規定也不盡一致。聯合國國際委員會關于國家繼承的專題報告中亦有指出，大陸法系的做法不能令人滿意。(2)即使按大陸法系的做法，公性財產是指國家用以顯示和行使主權或用來履行涉及主權的一般義務的財產，這些義務包括國防、安全、促進衛生和教育以及國家發展等。其中屬于大陸法系的日本，認定私性財產的標準也是看該財產是否具有商業性和贏利性。據此,光華寮應是國家公性財產無疑。因為眾所周知，它是國家變賣財產所得公款購置并專用于教育目的的房產，不具有商業性和營利性。日本法院將國家公性財產限定于用于外交和領事方面的財產的說法，在國際法上沒有任何根據，純屬杜撰。

日本政府在本案中所持的立場也是完全錯誤的。日本政府所謂其國內法規定的“三權分立、審判獨立”的借口不能成立，不符合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1）在國際法上，一國的任何機關均必須遵守該國或該國政府所代表該國締結的條約，遵守公認的國際法規范。《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條明確規定，“一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而不履行條約”。日本政府既然承擔了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條約義務，就應切實履行。日本法院也不能以“司法獨立”為借口不按國際法和國際條約辦事，否則日本政府有權監督、糾正。（2）在國內法上，依各國通例，三權分立中的行政權屬于政府，而外交權又屬于行政權的一個部分。日本政府對中國所作的承諾和所承擔的條約義務，既是行使其行政權的結果，也得到了具有立法權的日本國會的認可和同意，因此對日本法院具有拘束力。如果法院一意孤行，日本政府有權予以糾正。美國國務院及司法部在“湖廣鐵路債券案”中派員出庭支持中國政府的主張即是明證。（3）“三權分立”亦包含“三權制衡”之義，司法獨立決不等于司法機關可以為所欲為，司法權應受行政權、立法權的制約，這是自明之理。因此，無論從哪一個角度，日本政府均有權進行行政干預。日本政府的不作為是違背其對中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的。〖問題〗（1）如何評價日本法院對本案的判決?本案應該如何終結？（2）政府承認與繼承的關系如何?（3）臺灣局是否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它能否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4)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臺灣當局代表中國的訴訟？(5)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決是否符合國際法？(6)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級法院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或裁定是符合國際法的嗎？為什么？

六、[案例]英挪漁業案

——直線基線

（Britain and Norway Fishery Case）

1935年3月12日，挪威國王頒布了一項法令，劃定領海以外4海里寬的海域為專供本國漁民用的漁區，領海寬度采用直線基線法測定。依之嫌基線法劃定領海的起始線是一條由48個固定點之間連成的直線所組成的折線。這些固定點選在島嶼、小島、巖石上（稱為石壘），這些石壘之間很多長度超過10海里，其中最長44海里。挪威領海的外部界限是在這一條折線之外4海里處畫出的平行線。英國對挪威劃定漁區的方法提出異議。兩國于1949年9月28日將爭議提交國際法院。

英國認為：挪威確定領海基線的直線基線法不符合國際法，國際法上通行的標準是低潮線法，即以退潮時海水退出最遠的那條海岸線作為領海基線。直線基線法僅適用于海灣。此外，直線基線的長度不能超過10海里。

挪威辯稱：1935年法令是根據1812年2月22日國王法令、1889年的補充法令而作出的，上述法令曾要求在石壘的外圍劃定直線基線。而這些法令的施行，并未遭到包括英國在內的任何外國的反對。因此，應該認為，英國已默認了這一方法的效力。對此，英國稱它以前并不知曉挪威的這種劃界制度。

國際法院于1951年12月18日對本案作出判決，認定挪威1935年法令以直線基線法確定領海基線并不違反國際法。（1）挪威大陸西部被石壘所包圍，那么劃定挪威領海時必須考慮挪威的地理條件的實際情況。挪威的劃界制度是與其海岸線的地理特征相適應的。（2）關于直線基線的長度不能超過10海里，還沒有取得國際法一般規則的效力。（3）作為該區域的北海沿岸國、關注海洋法的海洋大國，英國是不可能忽視挪威的1869年補充法令的。分析：傳統海洋法只承認正常基線即低潮線作為起始線來劃定一國的領海。這種方法對于那些海岸比較曲折或沿岸有很多島嶼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不合適的。因此，有的國家開始采用直線基線法來劃定領海基線。例如在海岸凹入的地方，公海可能深入腹地，這不利于其國家安全及其利益。因此，有的國家開始采用直線基線法來劃定領海基線，這種方法為本案判決在法律上首次承認，從而迅速為國際社會所采用。1958年《領海和毗連區公約》、1982年《海洋法公約》均規定可采用直線基線。我國1958年領海聲明和1992年《領海和毗連區法》也規定，我國領海基線采用直線基線。

〖問題〗國際法上對領海基線的劃定是如何規定的? 我國如何劃定領海基線?

七、[案例]北海大陸架案

——大陸架劃界原則（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德國與荷蘭、德國與丹麥，在如何劃定北海大陸架界限上發生爭議：荷蘭和丹麥主張依照“等距離”規則劃定全部界限；德國則認為這種劃法不公平，因為德國的海岸是凹入的，從其兩端劃出的等距離線會形成交叉，使德國得到的大陸架只是一個與其海岸長度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1967年，德國與丹麥、德國與荷蘭分別達成協議，將爭議提交國際法院。丹麥和荷蘭認為以等距離（中間線）規則劃分三國北海大陸架是合理的，因為該規則是一項公認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大陸架公約》規定了劃界規則，兩國都批準了該公約，該規則已成為國際習慣法，對德國有拘束力，等距離規則應適用于劃定三國的北海大陸架界限。

德國的理由是：等距離原則無論作為協議規則或是習慣規則對本案都不能適用。同一大陸架上國家之間劃界應經協議決定，留給每個國家“公平合理的一分”，且北海東南部海岸外形屬于特殊情況，因而應公平劃定這一地區各國大陸架的界限。

國際法院于1969年2月20日，以11票贊成、6票反對作出判決，判定德國沒有義務在劃定大陸架界線時接受“等距離”規則。法院指出：劃界應根據公平原則和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通過協議劃定；應使每一方盡可能多地得到構成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大陸架所有部分。在自然延伸重疊處，有關國家應依照協商的比例劃分，或不能達成協議時，則平等劃分。國際法院為各方當事國協議適用公平原則時應考慮的標準提出了一些準則：

1、海岸的一般外形；

2、海床的地質結構和自然資源的位置；

3、在大陸架寬度和各國依海岸線總趨勢量出的海岸長度之間的一個合理比例。此外，法院還駁回了認為等距離規則已成為習慣法的論點。

分析：北海大陸架案是關于大陸架的自然延伸概念和經協議公平劃界原則的重要案例。公平原則不排除依等距離規則劃界，但是等距離規則的適用在許多情況下可能有失公平。同時，判決還指出了自然延伸重疊處可以實行共同管轄和開發。該判決的基本主張，為后來的一些大陸架劃界所采用，并實際上為《海洋法公約》所接受。同時，判決還指出了劃界導致的重疊處可實行共同管轄和開發。該判決的基本主張為后來的海洋劃界判例所援引和發展，成為海洋劃界法發展的重要淵源。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劃界制度深受本判決的影響。

本案在試卷中涉及的常見問題1.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2.什么是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是否能同時適用？

本案涉及的常見問題的參考答案

1、大陸架劃界的自然延伸原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圍擴展到大陸邊緣的海底區域，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起，到大陸邊緣外界不到200海里，陸架寬度可擴展到200海里；如果到大陸邊緣超過200海里，則最多可擴展到350海里。

2、大陸架劃界的公平原則：大陸架劃界一直是海洋法中一個復雜的法律問題。各國的國家行為以及國際法院的司法實踐證明,公平原則是適用于大陸架劃界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在大陸架劃界中適用公平原則,只有考慮一切相關情況,才能得到公平的劃界結果。

3、根據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的判決，自然延伸原則與公平原則在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中能同時適用。但在具體適用時自然延伸原則應受到公平原則的調整和制約。

〖問題〗大陸架劃界的原則是什么？等距離規則的地位如何？

八、[案例]荷花號案

——屬地管轄權、公海管轄權（Lotus Case:French v.Turkey）1926年8月2日，法國郵船“荷花號”在地中海的公海上與土耳其船“博茲-庫特號”碰撞。“博茲-庫特號”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當荷花號抵達土耳其港口伊斯坦布爾時，土耳其對此事件進行了調查，稱該事件是由于荷花號上的法國海軍上尉戴蒙失職所致，故將其與博茲庫特號船長哈森貝一并以殺人罪逮捕，并在伊斯坦布爾提起刑事訴訟。法國對此提出抗議。兩國于1926年10月12日簽訂特別協議，將此案提交常設國際法院審判。

土耳其認為它對本案有管轄權，法律依據是土耳其刑法第6條。法國則認為，這一規定違反了刑法的屬地管轄原則。法院判決：土耳其對法國荷花號海軍上尉戴蒙行使刑事管轄權，并沒有違反國際法原則。土耳其對該案具有管轄權，并非基于受害人是土耳其人，而是因為犯罪結果及于土耳其的領土，因為船舶應相當于一國的領土。因此，碰撞事件發生后，犯罪者戴蒙雖然身在法國船上，且為法國公民，但其殺人的結果發生在土耳其船上，這就等于發生在土耳其領土上。

分析：本案涉及的國家管轄權問題。本案的判決超越了刑法的屬地管轄原則，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判決就是正確的。事實上，本案的判決在兩個方面長期受到國際法學界的批評，也為后來的國際實踐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認當時存在著的船旗國對發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專屬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對于船旗國和國籍國的管轄都作了明確規定。二是法院將一國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該國領土，這實際上就是“浮動領土說”的反映。浮動領土是與治外法權相聯系的，此觀點是過時和不恰當。

〖評析〗本案涉及屬地管轄權和公海管轄權問題。屬地管轄即是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行使管轄。一國是否可對在其領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轄權呢?國際法承認一國可以根據“屬人優越權”(國籍)、保護性管轄原則、普遍性管轄原則行使管轄權。例如，根據保護性管轄原則，為了保護國家及其國民的重大利益，國家有權對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所犯的某種罪行實行管轄。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決的那樣，刑法的屬地性不是國際法的一項絕對的原則，也并不與領土主權完全一致。

雖然本案判決超越了刑法的屬地性原則,但并不等于說本案的判決就是正確的。事實上，本案的判決在下述兩個方面長期受到國際法學界的批評，也為后來的國際實踐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認當時存在著船旗國對發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專屬管轄權的國際法規則，1958年《公海公約》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對此都作出了明確否定。公約規定國家對在公海上的本國船舶，包括船員、乘客、貨物有權行使管轄。《海洋法公約》第97條還排除了船旗國和船長或船員的國籍國以外的國家對他們行使刑事管轄權。二是法院將一國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該國領土，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浮動領土說”的反映。雖然某些國際公約為了便于解決管轄權問題而將船舶稱為“擬制領土”，但它畢竟不是一國實際領土。而且，“浮動領土”是與“治外法權”相聯系的，因此，法院的這個觀點是過時的和不恰當的。

〖問題〗（1）簡述公海管轄權。（2）屬地管轄權與公海管轄權的關系如何?

九、[案例]科孚海峽案

——無害通過、國家責任(Corfu Channel Case)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英國軍艦受到了阿爾巴尼亞炮兵的轟擊，但沒有被擊中。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宣布：它有權通過這個海峽而不用做出任何同志或者等候許可。但是阿爾巴尼亞卻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的許可。

為了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在1946年10月22日離開科孚港向北駛去，在科孚海峽北部，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軍艦受損，海軍傷亡巨大。1946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單方面在海峽進行掃雷活動，這些活動是經過事先通知的，但遭到阿爾巴尼亞的強烈抗議。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

法院判決：駁回了阿爾巴尼亞的管轄權異議，認為安理會的決議可以構成法院管轄權的充分依據。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的觸雷爆炸事件負責，因為英軍是屬于無害通過。英國海軍在1946年11月的掃雷活動，破壞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判決賠償數目為843,947英鎊。

〖評析〗本案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國家的領土主權及在領海的無害通過權問題，另一是國家責任問題。

根據國際法，領海是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處于沿海國的主權支配之下。因此，任何外國船舶尤其是軍艦在通過一國領海時，應尊重沿海國的領土主權。這是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的必然要求。這一原則是整個國際關系的基礎，也是國際法的基礎。法院在本案中重申了這一原則，并判定英艦在阿領海內掃雷侵犯了阿的領土主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法院判定1946年10月22日英艦挑釁性地通過阿領海并未侵犯阿的領土主權則是大有疑問的。對此，連英國著名國際法學者布朗利也說：“無論如何，英國10月22日的行動終究是用強力來肯定那種設想的權利。比較好的辦法是認為這次海軍行動是非法的。”

同時，國家對領海的領土主權應受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的限制，此即外國商船在一國領海內享有“無害通過權”。但這種無害通過權是否能適用于軍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有爭議的。一些西方國家主張外國軍艦在一國領海內也享有無害通過權，其他國家卻不同意外國軍艦享有此種權利。在實踐中，許多國家都要求外國軍艦在通過其領海時應事先通知，甚至還要求得到它的許可或批準。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認為軍艦享有無害通過權是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是比較牽強的。退一步言，即使它能夠成立，英艦挑釁性地通過阿領海也不能算是“無害”的，因為它是一種赤裸裸地炫耀武力、以武力相威脅的行為。正因為如此，本案判決的這一部分長期受到非議。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7條規定，“在本公約的限制下，所有國家……其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由于各國對軍艦通過領海的實踐是完全矛盾的，該條模糊地使用了“船舶”一詞，它是否包括軍艦，尚有待于一個權威的解釋。另外，由于12海里領海制度的實行，使一些原本不屬于一國領海海峽的海峽變成了領海海峽。為了緩和國際航行的需要和沿海國領土主權的矛盾，《海洋法公約》還規定了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的地位。當然這與本案無關，但科孚海峽現在就屬于這樣的海峽。

國家對其領土上發生的損害外國權益的行為應否承擔國際責任是該案的另一個中心問題。法院認為，不能僅僅因為一國對其領土擁有排他控制權的事實就推定該國一定知悉在其領土上發生的一切國際不法行為，并應對此種行為負擔責任。但是，領土國負有適當注意的義務，從而它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領土被用于損害外國權益，這包括如追訴不法行為人的義務，警告外國其正在面臨的危險的義務，即作為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嚴重的不作為必然導致領土國的國際責任。

法院還運用所謂間接證據的方式認定阿爾巴尼亞的國際責任。法院認為，排他的領土控制權在事實上往往使遭受不法行為損害的外國無法提出證明領土國負有責任的直接證據，因此，應允許該外國更自由地利用有關的事實和間接證據。這種做法在國際法上是否站得住腳是有疑問的。因此，它也招致了許多批評。

此外，法院的第一個判決中包含著一個重要的觀點，即認為在國際司法程序中可由當事國默示同意法院的管轄。

〖問題〗什么是無害通過？哪些情況構成非無害通過？

第二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

一、中日有關釣魚島主權糾紛案

(要案簡介)

2003年1月1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國民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萬日元的價格租下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3個島嶼，租期1年，而且，這種租借合同今后將長期維持下去。報道稱，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的歷代政府都對此島擁有主權。日本政府此舉目的是限制轉售該島，阻止第三者登島。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近年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一直對釣魚島一帶海域進行著實際警戒 [提問] l.日本政府的這種租借合同符合國際法有關原則嗎? 2．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日本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有關規定? 3．中國政府在釣魚島等島嶼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什么?(簡要答案)1．日本的這一租借合同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因為是否能簽訂租借合同這是兩國政府來決定的，并非由國民簽訂，即便是全民公決也需要中國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行為是無效的、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2．從國際法原則上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將釣魚島等島嶼歸還中國，而不是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事宜。其所稱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實際上是對屬于中國的領土部分島嶼的長期控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保護自然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對屬于其主權管轄范圍的領土包括這些島嶼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3．2003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同意就租借釣魚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是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因此，中國政府有權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提出質疑，鄭重表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說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法原則，無視主權國家對屬于本國領土的合法立場，這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行徑。

三、美軍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案(要案簡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一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4月18～19日，中美兩國在北京就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及其他相關問題舉行談判。(《解放軍報》2001．4．2)[提問]

1．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用飛機的行為是否符合國際法原則?

2．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責任在哪一方?

3．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這是否構成違反海洋法的行為?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簡要答案)

1．根據海洋法規定，沿海國家對其領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權權利。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屬于中國的領海海域，中國具有主權權利。美國軍用偵察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是違反海洋法規定的行為。中方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是為了保護中國領海海域安全，對未經許可而擅自進入中國領海的飛機的任何行為隨時跟蹤監視，符合海洋法的規定，是一種維護主權的行為。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首先應該向中國政府賠禮道歉，并應該承擔由該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責任，同時還應該對在這次事件中遇難的王偉烈士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慰問并進行經濟賠償。(案件評析)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海南近海空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導致中方飛行員王偉罹難，后又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并降落中方軍用機場，這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中國主權的事件。中方代表認為，多年來，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頻繁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完全的責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從事偵察活動，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事件發生后，中方始終依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并從中美關系的全局出發，采取冷靜的方式處理問題。中方對24名美機上人員給予妥善安置，并允許美駐華使、領館人員同他們多次見面。然而，在中方允許美機上人員離境后，美方一些官員無視事實，顛倒是非，企圖將責任推給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脅將此事件與其他問題掛鉤。這是中方堅決反對的。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并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不容侵犯。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關系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基礎之上。中方致力于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歷史證明，中美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兩國人民都有利，對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在廣泛領域里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與發展。

美方代表認為，美國沒有把中國視作敵人，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盡快解決撞機事件。筆者認為，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空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中方是重視中美關系的，但是，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的盡快解決，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定稿）

國際法案例

一、民族自決原則

前南斯拉夫各成員：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由6個加盟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馬其頓、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個自治省組成。

1992年4月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個共和國宣布聯合組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

克羅地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斯洛文尼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獨立 馬其頓

1991年11月20日獨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獨立 伏伊伏丁那 現為塞爾維亞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獨立

聯大2008年10月8日在經過辯論后舉行投票，以77票贊成、6票反對、74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塞爾維亞提出的請求國際法院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提供咨詢意見的決議草案。

2010年，聯合國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當地時間22日發布“參考意見書”，認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獨立“不違反任何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對此，國際社會反應不一。

國際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贊成、4票反對和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合法性”問題通過了這份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定。國際法院認定，科索沃宣布獨立沒有違反國際法、聯合國接管科索沃時頒布的《臨時自治憲法框架》，以及安理會關于政治解決科索沃問題的第1244號決議。

二、國際法上的承認

（一）南部蘇丹獨立

根據蘇丹北南雙方2005年簽訂的《全面和平協議》，蘇丹南部地區通過公投形式決定該地區是否從蘇丹分離。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舉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選擇南部地區從蘇丹分離。根據這一結果，蘇丹南部將在今年7月9日過渡期結束時正式宣布獨立。

（二）中國承認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通報了中方對其承認的決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高度重視“過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觸和聯系。中方承認“過渡委”為利比亞執政當局和利比亞人民的代表，愿與其共同努力，推動中利關系平穩過渡和發展，希望中利雙方此前簽署的各項條約及協議繼續有效并得到認真執行。

三、國際法上的繼承

（一）湖廣鐵路債券案

中國清末預備修建的湖廣鐵路是指“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省境內的川漢鐵路”。因這兩線鐵路都在湖廣總督的轄區范圍內，故稱“湖廣鐵路”。兩線鐵路的修建計劃，前者是由武昌起經岳陽、長沙至宜章，與廣東商辦的粵漢鐵路銜接;后者以漢口為起點，經應城、鐘祥、當陽至宜昌，由此抵達四川夔州(現稱奉節)。

清政府修建湖廣鐵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鎮壓正在興起的南方起義維護其統治。為加快鐵路的修建，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受命督辦后，便向國際上籌措借貸。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簽了借貸合同，決定向德國的德華銀行借款。英、法兩國得知此事后也認為有利可圖，故通過抗議、照會對清政府施加壓力，1

強迫清政府接受它們的借款。這使清政府只好擱置中德的借貸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與英、法、德三國草簽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國又以“機會均等”擠進了該借貸合同。所以，湖廣鐵路的借貸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為一方，以德國的德華、英國的匯豐、法國的東方匯理等銀行和“美國資本家”(以下稱銀行)為另一方在北京簽訂。

合同簽訂后，德、英、法、美上述銀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義發行“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金鎊借款債券”(以下簡稱湖廣鐵路債券)600萬金英鎊。該債券利息從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

（二）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

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

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雙方對于此案表達立場。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決，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華寮訴訟案作出判決，認定臺灣當局在光華寮問題上不具有訴訟權。

中華民國政府表示，在1967年時，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與臺灣的留學生起沖突，并且強占了宿舍。而在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產權，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財產，并不因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而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有效治理臺灣，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臺灣，且于一審及二審方面皆勝訴，證明中華民國仍可以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二次大戰后，該宿舍一直由中國留學生管理，且有投入經費維護，臺灣并未參與。1972年與日本恢復國交后，兩國的《日中共同聲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資產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不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可做為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四、先占

帕爾瑪斯島仲裁案

帕爾瑪斯島又稱米昂哥斯島，位于菲律賓棉蘭老島與荷蘭屬地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納薩島之間，面積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紀最早發現了該島，但沒有對它實行有效統治，也沒有行使主權的表現。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從17世紀就開始與該島的人往來，并從1700年起把該島變成它的殖民 2

地——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而且一直對它實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結束后，兩國于同年12月10日簽訂了《巴黎和約》。依該約規定，西班牙將其殖民地菲律賓包括帕爾瑪斯島在內的領土割讓給美圖。1906年美國駐棉蘭老島一個軍官到該島旅游參觀時發現此島被荷蘭占領著，懸掛著荷蘭圖旗。美國隨后便向荷蘭提出交涉，認為西班牙因最先發現了該島而取得對它的所有權，而美圖作為西班牙的“繼承者”，亦應享有該島的主權。荷蘭認為它是該島的合法統治者，它對該島的主權是通過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領而取得。雙方為該島的主權發生了爭端。雖經談判也未得到解決，后經協商于1925年1月23日達成仲裁協議,決定將該島的歸屬問題提交海牙常設仲裁院裁決。并共同選定了瑞士法學家馬克斯·休伯法官為本案的獨任仲裁員。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對本案作出裁決，裁定荷蘭具有對帕爾瑪斯島的主權，這種主權應予確認。西班牙不具有該島的主權。美國對帕爾瑪斯島的權利主張源于《巴黎和約》關于該島的割讓條款，但美國作為西班牙權利的繼承國不能根據該和約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擁有的更多權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時對帕爾瑪斯島沒有領土主權，所以美國不能繼承這種權利。

休伯法官認為西班牙雖然于16世紀首先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按19世紀以來的國際法，國家對無主土地的單純發現只能產生一種初步的權利,或是一種不完全的權利。要取得對無主地的主權，必須在一個合理的期間內通過對該土地的有效占領來完成，即具有明確的行使權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證明在任何爭端發生時它一直保持著所有權。

西班牙的開拓者雖于16世紀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西班牙沒有對它實行有效占領,也沒有行使主權的愿望,它雖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對該地區的主權,但以后該島被荷蘭占領。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當地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往來,荷蘭通過協定確立了在印度尼西亞地區的宗主權。自1700年以來帕爾瑪斯島成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至少荷蘭從此時起就開始持續統治著該島,直到1906年爭議發生時。

西班牙對荷蘭在該島的統治從未提出過反對,也未采取過任何行動。這說明荷蘭的統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蘭已在該島數次表現了國家權力,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權力的表現是連續的,但任何國家權力都不是每時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慮到帕爾瑪斯島是一個僅有土著人居住的邊遠的孤島,故荷蘭的行為已表現了它的主權,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后它對該島的實際主權表現得是很明顯的。

五、領土的取得

塔頓島是一個不適宜人居住的巖石島，盛產鳥糞，距離A國147海里、D國365海里。該島最早為B國一航海家在16世紀初發現，其后C國一航海家發現此島，并稱之為鳥島。19世紀中葉，D國一名軍官乘一艘商船經過此島時，登上島嶼，宣示D國主權，并作了詳細地理記錄，但沒有在島上留下主權標志。D國將主權宣示通知了B國政府，并將地圖和文字說明公布在B國一份全國性報紙上，沒有任何國家表示異議。后來，C國在與A國的戰后和平條約中將該島割讓給了A國。這遭到了D國的強烈抗議。在此后的時間里，D國一直反對A國強化控制該島的活動。特別是在第50年當A國宣布將該島出租給B國的一家公司開發旅游的時候，D國聲稱將采取一切手段恢復對島嶼的主權。

六、外交關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蘭人質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外示威的伊朗人襲擊了美國使館，要求美國吧正在紐約治病的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引渡回國受審。盡管美國使館一再請求伊朗當局給予幫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隊并沒有進行干預或試圖解除這一局勢。結果美國使館的整個館舍被侵占，美國使館人員和當時位于使館內的來賓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國駐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也在伊朗當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況下遭到占領。自那時起，占領者一直控制著上述美國使領館，他們洗劫了使領館的檔案和文件，并將至少28名使館外交人員，至少20名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和2名美國公民扣押為人質。自美國使館遭到占領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對美使館館舍及其人員的侵犯行為，也未對美使館及有關人員遭受的損害進行賠償，相反卻對伊朗人占領使館和扣押人質的行為表示贊同和認可，并拒絕與美國就此問題進行談判。3

此外，美國駐伊朗代辦及另兩位外交人員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內。美國采取報復措施，伊朗針鋒相對，使雙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質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釋放了13名婦女和黑人人質，但從此后拒絕釋放其他人質，以迫使美國滿足他們提出的各種要求。據稱人質們經常被捆綁和蒙面，處于極端困難和與世隔絕的境地并受到審判甚至被處死的威脅。

1979年11月29日，美國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遞交了申請書，對伊朗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許、鼓勵以及未加防止和懲處伊朗人侵犯美國使領館及其人員的行為，違反了它根據1961年《外交關系公約》、1963年《領事關系公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關系和領事權利條約》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對美國所負有的國際法律義務。（2）依上述國際法律義務，伊朗政府負有特別義務立即保證釋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館館舍內的所有美國國民，并保證所有這些人員以及在德黑蘭的其他所有美國國民安全地離開伊朗。（3）為維護美國自身的權利和它對其國民進行外交保護的權利，伊朗政府應按照法院確定的數額，就其違反其對美國所負的國際法律義務的行為向美國支付賠償。（4）伊朗政府應將對美國使館館舍、使館人員和領館館舍犯有罪行的有關人員交送本國主管當局追訴。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實質問題做出判決。法院認為：作為外交代表的接受國的伊朗，有義務采取適當步驟保護美國使館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當局能充分認識到它們根據有效條約所負擔的義務，也能充分認識到迫切需要他們采取行動，而且也擁有受其支配的、可用來履行其義務的手段，但對于襲擊使館的行為沒有采取任何預防和制止措施，也沒有迫使襲擊者撤出使館館舍和釋放人質。在事件發生后，伊朗政府沒有履行其保護義務，反而立即對這些侵犯行為表示認可，并決定長期維持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為對美國施加壓力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襲擊者的行為轉化為伊朗國家的行為，襲擊者成為伊朗的國際機關，伊朗國家應對他們的行為負擔國際責任。法院達成實質判決后，（藍光計劃失敗，伊朗不堪重負）美伊雙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進行了緊張談判，美國答應分三次把凍結在美國的140億美元伊朗資產交出來，取消對伊經濟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次日，美國人質全部釋放，此時已被扣押444天。美國隨后請求法院中止關于賠償要求的訴訟，法院據此將本案從其案件總表上撤銷。

（二）2011年闖館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沖進位于德黑蘭市中心的英國駐伊大使館，打碎使館玻璃并焚燒英國國旗。伊朗官員稱，此次示威者沖擊英國使館未受政府指使。當天約有20名示威者沖進了英國使館大樓，使館辦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還向空中拋灑文件。聚集在使館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號，還向使館內投擲汽油彈，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還拿著明顯是搶掠得來的一幅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畫像。伊朗官方英語電視臺“新聞電視”的畫面顯示，示威者扯下使館懸掛的英國國旗并將之焚燒，之后換上了伊朗國旗。該電視臺網站報道稱，當天有數百名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在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前舉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將英國大使驅逐出境。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外雖然聚集了大量攜帶防暴設備的警察，但他們一開始對示威者的行為無動于衷，直到示威活動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后，他們才開始驅趕聚集在英國大使館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體稱，使館人員在示威者闖入后已從“后門”撤離。另據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訊社報道，位于德黑蘭市北部的另一處英國使館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沖擊，多份“秘密文件”被搶。英國29日對位于德黑蘭的大使館遭受沖擊表示“憤怒”，稱“絕對無法接受并譴責”這一行為。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動控制局面”，并稱按照國際法，伊朗有責任保護他國外交官及使館全體人員。該發言人稱，“英國使館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館財物遭到破壞。”

在沖擊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前一天，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剛剛批準了伊朗議會提交的一項議案，該議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兩周內，驅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國駐伊朗大使希爾科特，同時召回伊朗駐倫敦大使。根據議案，伊朗將伊英兩國外交關系從大使級降至代辦級。但如果英國改變針對伊朗的“敵視政策”，伊朗可以將外交關系恢復到大使級。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博羅杰迪表示，如果英國繼續對伊朗實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關系等級的舉措只會僅僅是“一個開始”。本月21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宣布，英國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停止與伊朗任何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間的交易或商業往來。這是英國首次動用金融手段對別國進行制裁。英方認為，有證據表明伊朗正在開展核武器項目，這一行為對 4

英國國家安全和國際社會造成巨大威脅。28日，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范龍佩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舉行峰會時表示，歐盟計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美歐領導人會上還發表聯合聲明稱對伊朗核問題表示“深切關注”。伊朗外交官驅逐出境。

黑格對議員們稱，如果任何國家不能讓我們的使館在其領土上運轉，他們也別指望在我們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館。黑格還說，英國駐伊朗使館遭受攻擊，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種程度上的允許。沖擊使館的絕大多數抗議者來自政府支持的一個民兵組織。在沖擊過程中，英國大使及使館工作人員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館主樓遭縱火，工作人員的個人財產也被偷竊。他還證實，英國所有駐伊朗的外交官已經撤離，使館也已關閉。黑格稱，目前英國與伊朗的關系已經降到最低點，但并未完全切斷與伊朗的聯系。

“闖館”事件發生后，伊朗與西方原本就不佳的關系進一步惡化。１２月１號傍晚，來自荷蘭、土耳其、德國、西班牙等至少２５個國家駐伊朗大使館的外交官前往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協會駐伊朗辦事處，以示對英國的支持。此外，德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已宣布暫時召回各自駐伊朗大使。一時間，伊朗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英美等國原本就極力推動國際社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而“闖館”事件恰恰給了西方一個絕佳的借口來推動對伊朗的進一步制裁，英美等國借此聯手推動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對伊朗抗議者沖擊英國使館事件的最新反應。他在國會表示，他已經下令立即關閉伊朗駐英國使館，并在48小時之內將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避難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駕駛一輛汽車闖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負責秘魯使館的門衛，以不再對該使館的安全負責相威脅。可是，除乎意料之外，當這個決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進秘魯大使館，竟達萬余人之多。這時古巴當局見此情況后，又派人到秘魯使館周圍加強警戒，才擋住了要求避難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館院內擠滿了要求避難的人群，造成生活極度困難，連吃水都發生問題。4月6日，古巴開始向避難的人提供食品和飲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國的人，如果經對方國家政府批準可以出去，并開始對“自愿”離開使館的人發放護照和通行證，到4月15日共發給了5000多份。在此期間，美國、秘魯、西班牙、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比利時等國均發表聲明，原意接受在秘魯使館避難的難民。從這后，進入秘魯使館的人員都陸陸續續的離開了該使館，從而使這場大使館避難事件獲得圓滿解決。

本事件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是符合區域國際法的

區域國際法是指世界上某個地區內國家之間產生和形成的規則，僅適用于該區域內的國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國際法中，關于外交庇護的特殊規則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樣適用于這些規則。因此，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避難，古巴政府是同意的，這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根據他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彼此都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但是，這只是區域性的習慣，國際法上不承認常設使館享有外交庇護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不承認的。中國也不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開車闖入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要求避難，表示不堪忍受越南當局的殘暴統治和迫害，要求我駐越南大使館協助他們離開越南。我駐越南大使館一方面對這些人給予人道主義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來處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卻故意拖延時間，而且蠻不講理，并出動大批警察封鎖中國大使館，然后，強行把這些越南人拉走。這是越南當局對我大使館的侵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此，我駐越南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2.大使館無權在駐在國內拘捕本國僑民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使館內的外交使節是沒有權利拘捕其本國僑民，把他們監禁在使館內，然后將其送回本國。這在國際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孫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由中國去英國的倫敦要求政治避難。他在倫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館的人中透騙入中國公使館，然后拘禁起來，等候押回國內。此事被英國政府知道后，向中國公使館提出交涉。但中國公使館認為，公使館的房屋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后來，英國政府還是進行干涉，在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和干涉下，中國公使館在幾天之后就把孫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蘭駐美國使節杜布瓦拒絕出庭作證案

1856年在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殺人案，當該案發生時，荷蘭駐美國的使節杜布瓦在場。美國為了審理這個案件，杜布瓦的作證對審理此案有絕對的必要。因此，美國國務卿就請杜布瓦出庭作證，雖然承認杜布瓦沒有義務這樣做。盡管各國駐美國華盛頓的使節對杜布瓦的勸告，杜布瓦仍拒絕照辦，沒有出庭作證。于是，美國政府就為這件事向荷蘭政府提出，而荷蘭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絕，只準許他在美國國務卿面前宣誓作證。但是，依照當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機關作證的證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最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要杜布瓦作證，而要求荷蘭政府將他召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是：

1.外交使節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作為證人提供證言

根據國際法，外交使節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請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證。杜布瓦拒絕美國政府的出庭作證的要求，這不違反國際法。

2.同意出庭作證的外交使節必須放棄特權與豁免

外交使節有與駐在國合作的必要，當使館人員目睹現場的情況，駐在國為使發生的案件能及時破獲，要求提供證言時，可以提共證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駐在國派人到使館人員的辦公地方去。如果必須要目睹現場的使館人員到法庭作證時，該使館人員必須放棄外交特權與豁免，這種權利的放棄，只有經他的本國同意后才行。

（五）蘇聯間諜馬爾琴柯等五人被中國驅逐出境案

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1974年1月15日晚，他們在北京市郊區與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等秘密接頭，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告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被我國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抓獲。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對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的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并于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

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這是為了保證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動而給予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員職務上的需要，給予使館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才能使他們在履行職務時不受任何干擾和壓力。正如該公約的序言指出的：“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給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2.外交人員的活動是在國際法允許范圍內，并遵守駐在國的法律

外交人員雖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受到駐在國的尊敬和享有優厚的禮遇，根據國際慣例，使館及其外交人員在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同時，其行為和活動必須是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對駐在國負有一系列的義務，如果外交人員的行為嚴重地危害當地的社會秩序或駐在國的安全，如行兇打人、酒后開車肇事、或進行政治陰謀和間謀活動等，駐在國可以在現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監視現場，臨時拘捕等予以制止。蘇聯駐我國使館的馬爾琴科等人進行的特務活動，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范圍，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是對我主權的嚴重破壞，也是對國際法準則的粗暴殘踏。因此，按照國際法的規定，這些違反我國法律的外交人員理應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七、條約的效力

龍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國交界的扁擔山山脈東部的一座古寺。柬泰兩國長期以來對該寺廟及其周圍地區的邊界存在爭議。1904年2月，法國與暹羅（現在的泰國）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規定邊界線沿著扁擔山的分水嶺劃出。雙方建立的混合劃界委員會對劃界地區進行了實地勘察，最后受暹羅政府的委托，由法國官員負責繪制邊界地圖，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張關于扁擔山山脈的地圖標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邊。該地圖作為備忘錄構成條約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廣為分發，曾呈送泰國政府作為劃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員會的泰方官員和泰國內政部長。他們沒有提出異議。就是在1934-1935年間泰國發現地圖上的線與實際的分水嶺線有差異時仍然使用那張地圖和繼續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條約談判時還肯定那條邊界。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派兵進駐寺廟后，在1949年和1950年間曾向泰國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答復。柬埔寨獨立后，曾試圖在隆端寺建立權力機關，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力量，遭到拒絕。經過多次談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

雙方主張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國長期占領其領土隆端寺，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從寺內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兩國劃界的地圖標明該寺在柬埔寨境內。泰國提出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國際法院在1961年5月駁回泰國的初步反對主張，認為對本案有管轄權。在訴訟中，柬埔寨認為，根據泰國致送柬埔寨的地圖，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該圖已為泰國所接受。當泰國知道該圖把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以后也沒有提出異議，它還繼續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華盛頓舉行的法暹和解委員會上，泰國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這說明泰國已接受了這張地圖，它應受該圖的約束。泰國則反駁說，這張圖不是混合委員會劃的，它有嚴重的錯誤，而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把該寺劃在泰國一邊。泰國從來沒有接受這張地圖和圖上標出的邊界線。

判決及其依據

1962年6月，法院對本案的實質部分作出判決。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見，部分接受了泰國的意見，指出作為備忘錄附件Ⅰ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繪制的，但此圖已遞交暹羅政府作為劃界的成果。暹羅政府有充分的機會表示反對，但不論是過去，還是許多年來，它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是已經得到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的申辯不能被允許作為使同意成為無效的因素，如果提出這種申辯的一方以自己的行為促成了這個錯誤，或者它可以避免這個錯誤，或者情況足以使該方注意到錯誤可能發生的話。泰國在證據中列舉了它在隆端寺這個地方的各種行為，宣稱它在所有重要時期都占有該地，以說明它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抱著被動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些行為大部分是地方當局的行為。因此，泰國已經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為條約。在當時，雙方已對條約作了這樣的解釋，7

使附件Ⅰ上的線具有優于條約規定的效力。沒有理由認為雙方曾對分水嶺線給予特別的重要性，以至認為它比對邊界最后的調整更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領土，泰國有義務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移走的物品。

評析

通過條約劃界是解決國家間邊界爭端、確定邊界線的通常方式。邊界條約一般附有標明界線的地圖等法律文件。在條約文字與附圖不一致時，解決的一般原則是應以條約為準，除非條約另有規定。也就是說，地圖作為邊界條約的附件，不具有優于條約約文的決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這種例外，但這種結論缺乏充分證據支持。本案當事方所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一方當事國提出來作為證據的那種地圖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圖與條約文字二者之間應以何為準的問題。法院的判決也只是認定一方當事國提出的地圖早已為另一方當事國事實上接受，因而對它有效，而并沒有直接裁定地圖與條約之間以何為準的問題。泰國本來有充分的機會對錯誤的地圖表示反對，但它沒有這樣做，反而以一些行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國要承擔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當時情形足以使泰國知道錯誤，所以泰國不得援引錯誤作為撤銷其對成為條約一部分的地圖同意的理由。本案確實說明了地圖在解釋邊界條約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應結合案件中的其他情況來判決。

問題

（1）結合本案，分析邊界條約的附圖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國際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適用該原則駁回泰國的主張的？

（3）錯誤對條約的效力有何影響？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

75.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倫比亞訴秘魯 國際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的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場叛亂，同時宣布將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蘇爾〃哈雅〃德〃拉〃托雷等進行審訊，自該日起至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頒發他離開秘魯所必需的通行許可證。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8月31日簽署《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交了訴訟請求書。

哥倫比亞請求國際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議》、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請求國際法院判決：駁回哥倫比亞的上述請求，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犯和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條款的規定。

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約》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列。【訴訟與判決】

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了判決。

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逐一評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犯罪行為發生地國，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將有損于領土國的主權，它將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務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就本案而言，哥倫比亞認為它有權單方面判定避難者罪行的性質，且這種判定對秘魯具有約束力，應得到承認，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國家的某些協定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習慣。法院判稱：以國際習慣為依據的一方，必須證明這個習慣已經確立，因而對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倫比亞政府必須證明它所援引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各國所實行的恒久劃一的習慣的，而且這個習慣是表明給予庇護的國家享有的權利而當地國家負有的義務。《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習慣定義為“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法院拒絕承認哥倫比亞所主張的通例存在。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家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單方面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犯罪性質的權利。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者享有這種權利，但秘魯當時并未批準該公約，因此它對秘魯無約束力。

哥倫比亞政府援引了許多外交庇護權在事實上已被賦予和受到尊重的具體案例。然而，在國際法院看來，它們或者與本案無關，或者并未對前述單方確定權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且，這些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權宜考慮的影響。總之，法院認為，哥倫比亞不能證實單方面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認為法律的任何穩定和前后一致的慣例”。

關于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請求，法院認為秘魯沒有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哈瓦那公約》第2條只規定領土國可作出要求避難者離境的要求，如作出這一選擇，就要負擔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但本案中，秘魯并未作出這一選擇，因此，它不負擔此項義務。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哈瓦那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不能給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護權。秘魯政府不能證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認為哥倫比亞違反了這一規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僅在情況緊急和在該犯尋求庇護以便用任何其他辦法保障其安全所絕對必須的期限內才能給予庇護”，這一規定旨在杜絕濫用庇護權的行為。本案中，從武裝叛亂到給予庇護，其間歷時3個月，此外并不存在簡易軍事審判的危險，而是處于正常的法律訴訟之中。因此，不能認為是“情況緊急”，所以，法院判決哥倫比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2條第1款。隨后，哥倫比亞請求法院說明到底是否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法院最終判決：(1)法院對當事國提出的上述請求不能發表意見；(2)哥倫比亞沒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的義務；(3)對托雷的庇護應于1950年11月20日判決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稱，這幾個結論是不矛盾的，因為除交出避難者外，還有其他終止庇護的方法。1954年，哥秘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秘魯同意發放通行許可證。4月，托雷離開秘魯。【評注】

在國際法上，國際習慣是各國重復類似行為而產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規則。按照這一定義，構成一個習慣規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條件，即必須有慣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國不斷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條件，即法律確信，也就是各國在如此行事時有一種履行法律義務或行使法律權利的感覺，這樣，該慣例就被各國當成了法律規則而不能違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正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判斷外交庇護行為是不是一項國際習慣規則的，它首先證明了外交庇護僅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間的一項慣例，它既沒有滿足作為一項習慣規則的“物質條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確信”。

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別指出了“外交庇護”是侵犯領土國的領土主權的，因為這種做法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從而構成了對純屬領土國管轄的事務的干涉。這與領域庇護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國際法上不能承認這種有損他國領土主權的做法。此外,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也明確規定了使館不得充當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館內庇護接受國決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國國民，可以說是這種“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個例子。

滅種罪公約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締結的滅種罪公約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但若干國家對該公約作出了一些保留。締約國在這些保留的效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下述情況，即：就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而言，一個國家在它批準或加入該公約或簽字時附加了某些保留，這個國家的地位如何，向國際法院提出了三個問題，要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1.當一國對公約作出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反對，該國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締約國的一方？

2.若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國與(1)反對保留的國家，（2）接受保留的國家之間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和有權但尚未在公約上簽字或加入的國家，對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果如何？

國際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發表咨詢意見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回答。

法院認為，在條約關系中，一國不受未經它同意的條約的拘束，這是久已確定的原則。多邊公約是締約國根據公約的條款自由締結的協議的結果，締約國無權通過單方行為或特別協定破壞或損害該公約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是公認的原則。這項原則是與條約的完整性觀念密切相聯的。傳統學說中的這種觀念主張，除非保留被所有締約國無例外的接受，無保留是有效的。

這種傳統學說作為一條原則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對于滅種罪公約來說，由于公約本身的特點，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約締結的聯合國的普遍性和公約第十一條所預期的參加公約國家的廣泛性，較靈活的適用這條原則是合適的。廣泛的參加這類公約，在締結多邊公約的國際實踐中已出現了較大的靈活性。較一般的付諸保留，對保留的默許，允許被某些締約國反對的提出保留的國家在與接受保留的締約國之間成為締約一方的實踐的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顯示了在締結多邊條約對靈活性的新需要。

還必須指出，雖然滅種罪公約最后是一致通過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數表決的結果。有利于多邊公約締結的多數表決制也可能產生允許某些國家提出保留的需要。這種想法已被近年來在多邊公約中作出的為數不多的保留的情況所確認。

在這種國際實踐的情況下，不能從一個多邊公約中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就得出結論說，該公約禁止締約國作出任何保留。公約的性質、它的目的和它的條款，締約準備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約的通過，都是在沒有明示允許保留的情況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響應加以考慮的因素。

現在要考慮的時，何種保留以及何種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問題。滅種罪公約的締約史表明，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將否定整個人類集團生存權利的滅種罪作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加以譴責和懲治，這種罪行震驚人類良知，導致人類的極大損失，違反道德原則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個后果是，構成公約基礎的原則是被文明國家承認并對它們有拘束力的原則，即使沒有任何條約義務存在；第二個后果是，在譴責滅種罪和為將人類從這種可惡的瘟疫中解放出來進行合作的普遍性質。因此，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欲使滅種罪公約在范圍上居于普遍性。事實上，1948年12月9日，該公約在聯合國大會被56個國家一致通過。

公約的目的也須加以考慮。這個公約顯然是為了純粹人道主義和文明的目的而通過的。的確，很難想象一個公約會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這雙重目的，因為這個公約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類集團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確認和保證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樣的公約中，各締約國并沒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任何利益；它們僅僅具有一種共同的利益，即達成作為該公約存在理由的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類型的公約中，人們無法提及對于各國的個別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條約上就權利和義務之間維持完全是均衡。鼓舞著該公約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對所有它的規定提供了基礎和準繩。

滅種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圖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該公約，絕對排斥一個或更多國家可參加公約不僅將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還將損益作為公約基礎的道德的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權威。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對保留的自由，作為保留國和反對國態度標準的，是保留同公約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適。

有人爭辯說，存在著使保留的效力取決于所有締約國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國際法規則。

法院認為，國際實踐并沒有表明，多邊公約絕對完整性的概念已發展成一條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還必須指出，在聯合國的美洲成員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中，存在著允許保留國成為締約一方，而不論保留和反對保留的性質如何的實踐。滅種罪公約的起草工作并沒有證明締約國心目中已有確定的實踐的觀點，締約國以后的態度也沒有這種顯示。最后，在第十屆聯大法律委員會討論多邊公約的保留問題是，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鑒于上述考慮，本法院對向它提出的問題之一，由于該問題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絕對的答復。對保留的評價和反對的意見的效力取決于個別公約的具體情況。

關于問題之二，即保留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的效力問題，法院認為，任何國家不受它沒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標準的限度內，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決定提出的那個國家是或者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確實有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只有在公約中插入一項關于使用保留的條款，才能加以補救。

第三個問題設計給一個不論是由于尚未在公約上簽字，還是由于雖已簽字但尚未批準公約，因而還不是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力問題。法院的意見是，對于第一種情況，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能夠排除另一個國參加公約；第二種情況有所不同，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產生法律效力，它僅僅表示和宣布一個簽字國在成為公約締約國以后將采取的態度。

鑒于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7票對5票對提交法院的三個問題作了如下答復：

（一）一國對條約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所反對，該國可以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否則該國不能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

（二）如果締約一方反對一項保留，認為不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那個提出保留的國家不是締約的一方；另一方面，一個締約國接受這項保留，認為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提出保留的國家是締約的一方。

（三）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反對一項保留，只有在它批準公約后才能產生在向其他國家表明該簽字國最終的態度的作用；有權簽署或加入公約但實際上未這樣做的國家隊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律效力。

國際法院強調，以上這些意見嚴格的限于適用于滅種罪公約。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頁。

評 注：

關于條約的保留，傳統的見解認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締約國擴大一致同意，締約國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拒絕遵照這種漸漸誒，不認為這種見解已經具備了被普遍接受的實踐的性質。

雖然攻擊發育對本案的咨詢意見今限于滅種罪公約，但是這個意見可以被認為是與同樣保留的一般問題相關的，對于條約法中關于保留問題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盡管這個意見沒有提出一項具體適用的法律規則，尤其在實踐中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以解決是否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那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應當的。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把決定是否允許保留的權力交給各締約國自己。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遵循國際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則，但對成彤彤規則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讓步。公約規定：“一國得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該項保留為條約所禁止者；（乙）條約僅準許特定之保留而有關保留不再期內者；或（丙）的凡不屬（甲）及（乙）兩款所稱之情形，該項保留與條約目的及宗旨不合者。”關于多邊條約的保留對各締約國的影響，公約告訴了如下主要規則：①若全體當事國間使用全部條約為每一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力的必要條件，則保留須經全體當事國接受；若條約為國際組織之組織約章，則保留須經該組織主管機關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接受，保留在該兩國之間生效；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反對，條約在反對國與保留國之間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對國確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國與反對國之間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規定在保留的范圍內對于該兩國間不適用。

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鑒于在解釋1919年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華盛頓公約）問題上發生的困難，國際勞工辦公室請求就下列問題取得常設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

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通過的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在公約包括的工業企業里，是否適用于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婦女？

根據凡爾賽和約第424條的規定，首屆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草案。該公約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條款：

“第三條、婦女部分年齡差異均不得在夜間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業企業及其分廠。……”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遞交常設國際法院的書面聲明，對上述條款的含義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一些國家政府把它解釋為禁止所有婦女在夜間受雇于工業企業，另一些國家政府則認為它只適用于某些種類的勞動婦女。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單獨考慮第三條的字面規定并不會發生什么困難，它使用的術語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齡差別禁止工業企業在晚間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義，這一禁令必然適用于提交法院的問題中有疑問的各類婦女。因此，如果將華盛頓公約第三條解釋為不適用于擔任監督和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女工的話，必須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據來加以證明。

公約第三條的術語與公約的名稱、序言及其他條款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約標題提到“夜間雇用婦女”，序言講“夜間婦女的雇用”，第二條說明了“夜間”的含義。因此，這些條款不影響第三條的適用范圍。

現在法院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根據將第三題的適用范圍限制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根據是，該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的事實，即，它是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體系內準備的，符合該部分規定的程序，是否產生這種限制？是否由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而用一般術語表述的公約第三條就須解釋為僅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某些國家認為，鑒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為為數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在一個勞工公約用一般術語表述的條款必須被假定為僅僅旨在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相反的意圖在公約中有明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本案是情況下，無相反的意圖不是存在，第三條的規定須視為只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法院認為，這種觀點的論據是不足的。的確，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是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范圍限制的如此狹窄，以致認定勞工公約須解釋為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顯示。

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解釋勞工公約的規則，即表述一般種類的人的文字，如“人”、“婦女”等類名詞，應視為僅僅指體力勞動者，必須表明國際勞工組織之關心他們。

法院認為，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實體條款中，對個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體力勞動者。他們所用的詞是“工作者”、“勞動人民”、“掙工資者”。這些詞并不排斥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因為和約并未使用勞工這一術語。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條，該條規定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的選舉，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詞。

由此可見，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來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僅僅關心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種類的工人的觀點。既然如此，華盛頓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就不能提供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婦女一詞解釋為只包括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有人指出，1919年華盛頓公約通過時，實際上很少有婦女在工業企業從事監督或管理工作，將該公約適用于這些婦女的問題當時尚未加以考慮。法院認為，即使如此，這種事實本身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忽視公約的規定。

一些國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關于建議修改華盛頓公約的日內瓦討論中，堅持該公約只適用于勞動婦女，法院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下公約的準備工作。

組織首屆勞工會議的任務被賦予一個國際委員會。它的組成，如同會議的程序一樣，具體規定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中。會議組織委員會建議國際勞工會議敦促所有國家加入伯爾尼公約。為此，國際勞工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婦女雇用問題。在涉及夜間雇用婦女的問題上，該委員會超出了這種委員會所提建議的范圍。它建議地締結一個在原則上沿革伯爾尼公約的新公約。該委員會成員是否意圖使新公約十分緊密的沿革舊公約，將舊公約中一致的約文解釋吸入新公約，這是一個憑委員會的報告不足以確定的問題。報告的文字沒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義上使用“婦女”一詞。委員會的報告一致通過，并提交給起草新公約的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向大會同時提交了關于夜間工作等五個公約的建議文本。起草委員會報告人的發言表明，委員會在各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報告人指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起草這些公約是沿著一條統一的路線進行的。在起草各公約的實體條款時，委員會使用了標準表述。委員會建議大會，這種統一性應盡可能繼續保持，并指出，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對這些公約草案的法律后果產生混淆的情況，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會一致通過。

因此，華盛頓公約的準備工作確認了在研究該公約文本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沒有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文字做不符合它們的自然的含義的解釋。

各公約草案之間在結構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類似性，引導法院分析了其中一個條約有特別注明例外條款的情況。如果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有意排斥適用于從事監督和管理工作的婦女，它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規定。

鑒于上述理由，常設國際法院以6票對5票對提交它發表咨詢意見的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常設國際法院刊物》，A/B輯，第50號，1932年。

評 注：

一個條約所用的名詞，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種專門意義，或者從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須按照它們在日常用語中的通常意義來解釋。這是本咨詢意見闡明的關于同意解釋的一項規則。如果締約國對此提出疑義，須提出有效的根據來證明不同于一般含義的解釋。

為澄清一個條款的意義，可以參考各締約國之間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在本案，法院參考了與夜間雇用婦女公約一起締結的其他幾個公約的有關規定。

一個術語的一般用法的含義已被普遍接受時，若要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需在約文中對此作出限定，否則將按一般含義解釋。

關于解釋條約時參照締約時的準備工作，詳見尼爾森案。

第八篇 條約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國訴伊朗；國際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當時為“波斯”）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一項特許協議。協議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區域內開采和加工石油的專屬權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協議規定，在協議的有效期內，非因特殊情況，和經過仲裁法庭裁決，協議不能廢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國會和參議院通過了石油工業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英伊石油公司要求進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絕。英國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聲明伊朗政府有義務將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爭端提交仲裁解決，或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實行國有化法律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伊朗根據1933年協議所承擔的義務。1951年6月22日，英國政府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對意見，否認國際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臨時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對國際法院的管轄問題作出判決。

判決：國際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雙方保證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權利和加劇爭端的行為。在表決命令時，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有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對案情實質沒有管轄權，就沒有權力指示臨時保全措施。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41條并不排除法院在沒有決定管轄權之前有臨時保全措施的權力，但聲明臨時保全不是先行裁決。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強制管轄，該聲明聲稱：

“國際常設法院對于本聲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間接與適用為波斯所接受之條約或公約有關的、以及以后與批準本聲明有關的情勢或事實方面的任何爭端，有管轄權。”

英國政府認為，上述聲明所指的爭端應限于1932年以后所簽訂的條約。本案提到的英譯兩國間的條約是指1857年和1903年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這些條約不能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英國認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即既是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也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

國際法院駁回了英國的主張，國際法院認為，1933年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雖然是在兩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之后簽訂的，但協議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權合同”，不是1932年聲明中所指的條約。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9：5票通過判決，判定國際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即以命令將本案從案件單上撤銷，并宣布終止臨時保全措施的執行。

評注：

本案之所以被國際法院撤銷，是因為英國引用的“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沒有條約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院的初步審判可以看到，國際法上所指的條約，必須是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協議。特許權協議是國家與外國法人之間的協議，那只是一種合同，不具有條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這個被撤銷的案件正可以作為條約定義的一個注釋。

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87年）

事實：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訴聯合國秘書長”議案作出判決（第333判決）后，雅基梅斯向“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提出，請求對該判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該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公民，由蘇聯政府派出，受聘在聯合國俄文翻譯處擔任校訂員，受聘期是五年，從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調到”“項目計劃及協調辦公室”當項目協調員。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獲得延長一年，將于1983年12月26日結束，聘書上寫明是“蘇聯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協調辦公室的助理秘書長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時能延長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請求在美國避難。他在2月10日，通知蘇聯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他已辭退了在蘇聯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還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他希望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資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給助理秘書長備忘錄，表示希望助理秘書長能根據他的表現延長聯合國與他簽訂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職務。”1983年11月23日，聯合國人事處副處長通知雅基梅斯“根據秘書長辦公室的指示，聯合國組織沒有延長他的任期的意圖”。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沒有對此決定提出異議，他認為：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規定：“聯合國工作人員連續做滿五年之后，應給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請求秘書長重新考慮不延長其工作期限的決定，因為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他應取得這個權利。12月21日，聯合國人事部的助理秘書長寫信通知雅基梅斯：聯合國秘書長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決定。雅基梅斯便向聯合國行政法庭起訴，狀告秘書長不執行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別的工作。雅基梅斯請求：“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對第333號裁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10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對戲發表咨詢意見。委員會請求國際法院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沒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后請求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法庭是否沒有行使它的應有的管轄權；

（2）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對與《聯合國憲章》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作了錯誤裁定？ 國際法院接受了委員會的請求，以命令安排時間接受有關方面的書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關于第一個問題。原告在其請求書中認為，“給他卻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礙”。他認為，“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具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機會，并具有獲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權利。”他請求法庭說明秘書長認為蘇聯政府對他的第二次委派構成對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的法律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秘書長有了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會決議的精神對他今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秘書長在法庭上指出，給雅基梅斯安排個工作，沒有法律障礙，并認為他對本案是對一切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做出決定的。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說的“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不是“有利的考慮”，原告無權要求給予“有利的考慮”。國際法院認為，法庭沒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礙。從邏輯上看，法庭首先應考慮的是，原告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這樣的期望，秘書長就有責任提供繼續在聯合國人之的機會，但法庭認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復先前的合同，必須取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且該合同已經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據《職員規則》，定期的聘任是沒有希望恢復或該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認為，秘書長對于雅基梅斯的問題已對一切有關的情況都考慮過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礙”，給不給予安排，由秘書長決定。法庭的看法是，秘書長可以給予安排，但沒有義務給予安排。假如秘書長給予安排的話，法律障礙是沒有的。

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法庭的判決沒有說明雅基梅斯將繼續在聯合國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是說法庭沒有行使它應有的管轄權，法庭認為秘書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給予“一切合理的考慮”，法院無權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關于第二個問題。至于法庭對于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做出錯誤的看法，國際法院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工作人員規章或規則進行解釋，但法院有權判斷法庭在具體解釋或適用某個規則時是否做出了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認為法庭對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第100條、第101（3）條、第8條、第2（1）條和第100（2）條等條文的解釋有錯誤。

（1）第101（1）規定：“

一、辦事人員由秘書長依大會所訂規章委派之。”原告認為秘書長沒有把他的問題提到“辦事人員委派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無從發揮作用，這說明秘書長沒有對他的問題給予“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應由秘書長決定，是否構成合理，完全是秘書長權利范圍內的事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的意思是，怎樣才構成“合理的考慮”，那是秘書長決定的事情，不是說秘書長認為合理就是合理的標準，法庭不認為秘書長享有無限的決定權，但秘書長聲明他已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一切有關問題都做了合理的考慮，那就應認為是已經做了“合理的考慮”了，秘書長是沒有必要做更詳細的說明的。由于上述條文沒有特別規定秘書長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國際法院不認為法庭的這樣的解釋與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有什么矛盾。

（2）第100條規定：“

一、秘書長及辦事人員于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原告認為秘書長作為一個高級官員，他的上述聲明已認為沒有原告本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對他的工作進一步的安排，并認為法庭也做了同樣的結論。國際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張，因為法庭并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101（3）條規定：“

三、辦事人員之雇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認為法庭的判決沒能把這條條文的內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顯，“首要考慮”與“唯一考慮”不是同義詞。這正是讓秘書長可以權衡的各種考慮。無論法庭還是國際法院，都不能代替秘書長的選擇。秘書長之決定，不能認為不尊重第101（3）條所指的考慮之“最高”性質，而是他為了聯合國組織的利益，考慮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秘書長砸死作出決定時是考慮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蘇聯政府辭退其職務的日子。原告認為從這一條其，他已創立了他與聯合國之間的新的合同關系。秘書長不認為“與本國政府的連續關系是工作人員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擔的義務，不論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繼續任職也不以為是建立起一種新的合同關系。法庭對“本國聯系”的意義做了評價。不贊同秘書長的上述意見。認為他的觀點與法庭第326號判決的觀點不大一致。在該判決中，工作人員一旦脫離了與本國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聯合國中職務了。法庭認為這個觀點已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看法”。秘書長認為，國籍的轉變，沒有產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書長的觀點，但認為改變國籍的行為，很可能影響到聯合國的利益。

（4）第8條規定：“聯合國對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認為這條規定禁止歲任何人的條件加以限制，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從最廣義的意義看，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5）第2（1）條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100（2）條規定：“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秘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法庭認為即使有個別會員國試圖獨立秘書長施加某種壓力，法庭也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判斷，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根據上述理由，對于問題1，國際法院一致認為，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沒有肯定原告任期屆滿后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能認為是沒有其應有的管轄權力。

對問題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號判決沒有在于憲章某些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上作出錯誤的解釋。法官賴厄斯對本咨詢意見附以一份聲明：法官伊利亞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對意見，法官斯威伯爾·詹寧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見。

評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對行政法庭進行復議，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的請求，對判決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是原告提到的所謂的“法律障礙”和“合理期望”的問題。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的派出人員，他之在聯合國任職，是建立在本國政府的委派的基礎上的。任期屆滿之后，秘書長能不能不經其本國政府同意而延長期任期或另作別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白的規定，秘書長認為“法律障礙”是沒有的。但一般來說，秘書長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影響聯合國與該會員國的關系，這是應該可考慮的。這不能認為是違反憲章第100條的行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滿的時候就宣布脫離與聯合國的關系，沒有了這個關系，他又憑什么資格在聯合國任職？他在任期內要求在美國避難，姑不論其政治動機如何，也不論美國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國政府肯定會提出抗議，秘書長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這不能認為是干擾秘書長國際官員的地位。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要求秘書長對工作業績優秀的工作人員在任滿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這并沒有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詢意見通過對法庭判決涉及的法律問題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請求回答的問題。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

1.湖廣鐵路債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對此，中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原則曾多次向美國政府申明中國立場，但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無理作出“缺席審判”，要求中國政府向原告償還4130余萬元。

“湖廣鐵路債券”案涉及以下兩個國際法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繼承問題

國際法上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它是一個國家或新政府如何處理舊國家或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問題。在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債務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推翻國民黨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國唯一僉的政府，這是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先事的機關，因此，我國政府在處理舊政府的債務時，也堅決適用“惡意債務不予繼承”，這是久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湖廣鐵路債券”實屬惡債。因為這次借債是1911年，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結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列強決定加快修建鐵路，由于財政危機只能向帝國主義借債，因此，我國政府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一債務，這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而且也為國際法實踐所證明的。

（二）國家主權豁免問題

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根據是聯合國憲章所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完全獨立和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對另一個國家行使管轄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法院沒有經過國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以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其判決相威脅，這是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和美國法院的管轄強加于中國，損害了中國主權，損害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中國政府理應堅決拒絕。

現在，本案由于中國堅決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持國際法的原則，最后并沒有有按照美國法院的“缺席判決”執行。1987年3月9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了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復審要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這不僅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法原則的重大勝利，也對其他國家帶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搞的一種試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突破，也就在國際法上開了一個先例，這樣，美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跟著來要求償還舊債券，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

(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現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當時泰國政府委托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后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后，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后，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于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占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于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于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后，當時的暹羅和之后的泰國政府對此并未作過任何反響，未作過任何追究，也未發現因犯過任何錯誤而可使其“同意”變為無效。它完全有充分機會不同意這種劃界，但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已是得到 了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決確定了柬博寨對隆端古寺的主權。現在，泰國出兵占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于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愿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該案情況與“以——葡案”不同。2.雖然1940年延期的聲明已經失效，但1950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聲明，而且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履行了延期手續，因此這就表明該聲明應當被解釋為接受現在的國際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與此同時，該聲明所引證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條件看，與《規約》的第36條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聲明。從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項判決，駁回了泰國的抗告，并宣布“沒有必要再考慮與司法規定中的協議條款有關的第二次控告”，為此確定了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判決引起了泰國的強烈不滿。但泰國政府根據其對外政策考慮，于1962年7月3日宣布，盡管對案件的結局深為遺憾，然而“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泰國必須履行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泰國將在抗議之下這樣做，并保留其固有權利。”接著撤出了在這個地區的武裝力量。但事情并沒有結束，爭端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

4.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時遭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炮臺轟擊，但未被擊毀。為此，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認為：它享有通過這個海峽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許可的權利。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明確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許可。1946年10月22日，英國為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派出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又通過該海峽時，造成其中兩艘驅逐艦觸雷，死40人，傷42人的巨大損失。事件發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未經阿爾巴尼亞同意，單方面強行到海峽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去掃雷，發現有22顆水雷。但英國海軍的行動遭到阿到爾巴亞的強烈抗議。緊接著，英國政府將這一事件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告阿爾巴尼亞在盟國海軍當局已經進行過掃雷工作之后，又敷設水雷或允許第三國敷設了水雷，要求追究責任。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來解決。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對該案進行過三次判決，最后英國政府勝訴。

該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英國海軍的行動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問題

科孚海峽是位于希臘科孚島和阿爾巴尼亞海岸之間，是連接希臘科孚港與阿爾巴紀亞薩蘭特港之間的一個海峽。因此，英國認為該海峽是國際航行海峽，它的軍艦可以自由通過，不用請求阿爾巴尼亞批準。阿爾巴尼亞認為該海峽是地方性的，外國軍艦通過必須得到同意。國際法院在經過辯論后，認為英國海軍已使用此海峽有80多年，其他國家海軍也經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時期各國軍艦對于連接兩部分公海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具有無害通過的權利，這是獲得普遍承認和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岸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通過海峽。據此，法院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的這次行動并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與此同時，法院又一致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掃雷活動，這是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內并違反其意愿的情形下進行的，這“就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聲明本身已構成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因此，英國軍艦的這種行動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權或其他理由而被說成是正確的。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法院在對本案的審理中，雖然拒絕接受英國認為水雷是阿爾巴尼亞本身敷設的看法，但法院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情況下，而僅僅根據所謂“間接證明”方法推定阿爾巴亞科孚海峽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無所知，并強調，當阿爾巴亞政府經獲悉在科孚海峽的領海內有水雷分布，就負有將危險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義務，自然也應告知馳近的英國軍艦。然而阿爾巴尼亞并未履行此義務，致使英國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許多海軍人員的傷亡的巨大損失。最后，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傷負責，從而有賠償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

1945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第三個判決，該判決是估定賠償數目的問題。法院估定了阿爾巴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這個數額是根據專家調查的結果確定為843，947英鎊，作為給英國軍艦造成的損害和對海員的人身傷亡的補償。國際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至今問題未解決。

5、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美國訴伊朗

國際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前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示威隊伍闖進大使館，扣留了使館內的美國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員共五十多人，把他們扣作“人質”，并將使館的檔案文件搗毀，造成一件嚴重侵犯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美國領事館亦發生同樣努件。

事件發生后，美國于11月9日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考慮采取確保釋放人質和交還使館房屋的行動。安理會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釋放“人質”，并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起訴，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政府違反對美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伊朗政府應立即釋放拘留在德黑蘭大使館和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的全部美國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個人，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并不得對他們進行任何審訊，伊朗應對此侵權行為賠償美國的損失并將造成此侵權事故的人員交主管當局懲處。美國同時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長致信國際法院，要求國際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聲稱：“（1）人質問題只是整個問題中的一個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這問題涉及二十五年來美國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情。（2）人質問題應看作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一個問題。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伊朗認為，臨時保全實際上就是對案情實質作出判決，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臨時保全措施應該是保全雙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護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關于指示臨時措施問題，并于1979年12月15日頒布指示臨時措施的命令。臨時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幾點：

A．

1、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將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歸還，保證大使館和領事館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證給予有效的保護；

2、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釋放拘留在美國大使館、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質”的美國人，并給予充分的保護；

3、伊朗政府從今開始，應對美國的一切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給予一切他們根據兩國的現行條約或普遍國際法能享受到的保護、特權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轄和享受離境的自由和方便條件。

B．美伊兩國政府應不采取任何行動和保證不采取可能加劇兩國緊張局勢或使爭端更難解決的行動。

國際法院院長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確定時間，讓雙方遞交訴狀和辯訴狀。美國按時遞交，但伊朗沒有遞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受理此案。

國際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開庭聽取陳述，但伊朗沒有出庭。國際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決。

判決如下：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決包含下列幾點：

1．管轄權問題。鑒于伊朗沒有提交辯訴狀和沒有出庭，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開庭審理。

美國提出四個文件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這四個文件是：（1）1961年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2）1963年的《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3）1955年的《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4）1973年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法院認為前三個文件可以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因為《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分別為第1和第3條）和《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都有把爭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決的規定，至于第四個文件，即是否根據《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第13條行使管轄權，法院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了。

2．案情實質。國際法院認為，根據美國提出的事實，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發生的襲擊和占據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和領事館、把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扣作“人質”和搗毀使館檔案的事件，就其性質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事實包括1979年11月4日襲擊大使館、搗亂使館、拘留人質、侵占使館財產和損壞檔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襲擊領事館的行為，這段期間的事件不能直接歸因于伊朗國國家，因為還不能證明這些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以便執行某種任務而作的，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這不是說，伊朗國家對這階段的事實就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伊朗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與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不相符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莊嚴宣告使館的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2條明確規定：

“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采取一切步驟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并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尊嚴之情事。”

該公約宣告外交人員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9條又明確規定：“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特別尊重，并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維也納公約第25、26條規定使館檔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

同樣，《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 31、33、28、34、35、40等條對領事館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亦有類似的規定。國際法院認為，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和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已經不單純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國際法的普遍規則。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伊朗已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

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據現行條約，伊朗政府有義務保護美國使館及其外交和領事人員，使他們不受任何襲擊，他們的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破壞；b．美國使館請求幫助時，情況需要他們采取行動；C．伊朗完全沒有履行它的義務。”

第二階段的事實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據了大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被扣作人質。根據維也納公約，伊朗有義務立即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這一場侵犯美國大使館和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件，和立即交還大不里士、設拉子的領事館，使一切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

但伊朗政府沒有這樣做。伊朗外交部長雅茲第在1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國際規章，伊朗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但他完全沒有提到伊朗有義務保護大使和外交人員，他最后還說：“學生們很欣賞政府的贊同和支持，因為美國自己應對這件事件負責。”伊朗總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會上已證實武力分子占領了使館。他把美國使館說成是“間諜中心”，他還宣稱：人質應繼續扣留，直到美國把前伊朗國王和他的財產歸還伊朗，并禁止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談判。一旦伊朗的國家部門證實了這些行動和決定繼續這樣做作為對美國的壓力，這些行為就轉化為國家行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國家指使的人，國家就要承擔國際責任了。

伊朗政府繼續占據使館和繼續扣留人質，一再違反它的條約一義務，違反：

1、《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條；

2、《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9條；

3、《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4、25、26、27、《維也納領事關系》第33條及有關領事履行職務的方便條件和自由的有關條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

約》第2條。

伊朗外交部長在給國際法院的兩封信中認為美國曾在伊朗進行犯罪活動，因而伊朗的行為是合理的。國際法院認為即使證實美國的確有犯罪行為，也不能作為伊朗扣押美國外交人員作為人質的借口。外交法已為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法行為規定給予宣布為不受歡迎或斷絕外交關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違反國際義務，伊朗有義務賠償美國的損失，鑒于違反義務的行為仍在繼續進行中，賠償款額尚無法確定。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決，判定：

“

1、根據本判決所指出的事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

（13：2贊成票：院長瓦爾多克、副院長伊利亞斯、法官福斯特、格羅、賴厄斯、摩斯勒、納金特拉J辛格、魯達、小田滋、阿戈、艾爾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馬拉、巴赫斯特）

（反對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

2、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13：2投票情況與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行動緩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勢，為此目的，雙方應達成協議。

（一致同意）

（法官賴厄斯在判決附上個別意見，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附上異議意見）國家責任由兩個重要因素構成，一是客觀上存在國際不法行為，二是主觀上該國際不法行為可歸因于國家。本案是說明國家責任構成問題的最恰當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發生的侵犯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情，無可否認是國際不法行為。該行為能不能歸因于伊朗國家？伊朗指稱該事情是美國二十五年來干涉伊朗內政的結果，是美國外交人員從事犯罪活動、美國拒絕引渡伊朗前國王及交還其財產的結果，這些理由能不能說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權是正當或可以免除國際法律責任？這正是國際法院需要公正判斷的問題。

國際法院把整個事情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證據尚不足以說明該事情可以歸因于伊朗國家。但在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的時候，伊朗采取不行為的態度，這就產生違反國際義務的國際責任了。國家沒有義務對在其境內發生的一切不法行為負責，但國家有保護外國人的義務，它對于外國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間接責任，它的不行為，會把間接責任轉化為直接責任。至于事情的第二個階段，伊朗國家領導人的態度，特別是它把扣押人質與美國政府的干涉伊朗內政的行為聯系起來，這無異說明侵犯外交人員的行為是伊朗當局縱容和支持的。不法行為的可歸因性就非常明顯了。

對于伊朗提出的各項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說不過去的。正如國際法院所說的，即使這些事實都是真實，也不能說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確，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責任。

至于本案的管轄權，國際法院只根據幾個條約上的“任擇條款”作為行使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在迫切需要通過和平方法解決美伊爭端的形勢下，法院這樣作是可以的，但這在法理上是比較勉強的，在國際法院的實踐中是沒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對，國際法院雖然有權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進行缺席判決，但假如本案不因后來以庭外解決而終止，判決是很難得到完滿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