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分析

一、美國參議院通過所謂“西藏問題”修正案

1987年，美國國會的少數議員，策動參、眾兩院通過歡迎**訪美的決議，并且讓**利用國會的講壇發表鼓吹“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同年10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關于所謂“西藏問題”的修正案，顛倒是非，污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對于美國國會少數人的惡劣行徑，我們對相比表示極大的憤慨。

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所謂“西藏問題”修正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一)所謂修正案是違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從國家主權原則引申出來的一項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它是指一國不準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國的內外事務，不準以任何手段強迫他國接受另一國的意志、社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之一。因此，有關西藏的任何問題都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別國是無權干涉的。而美國國會的少數人圍繞所謂“西藏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都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國家或者任何人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的，也是永遠不會得逞的。事實上，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都把他們的魔爪不斷地伸向西藏，妄圖把西藏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但是他們的陰謀始終未能得逞。

(二)所謂修正案侵犯了我國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是國家主權原則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然處于中國主權管轄之下，這早已為世界各國所承認。現在，美國國會的所謂“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妄圖把西藏從我國領土分裂出去，這就是破壞和分裂領土完整，侵犯我國領土主權。

(三)所謂修正案違背了美國承認的國際義務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簽署的聯合公報中莊嚴宣布：“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按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美之間簽署的公報中所確定的權利和義務，對中美雙雙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國國會關于“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嚴重地違背了美國在中美的聯合公報中承擔的義務。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對西藏問題以何種方式來解決也是由中國決定的內部事務，絕不允許任何外國的干涉。

二、湖廣鐵路債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對此，中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原則曾多次向美國政府申明中國立場，但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無理作出“缺席審判”，要求中國政府向原告償還4130余萬元。

“湖廣鐵路債券”案涉及以下兩個國際法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繼承問題

國際法上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它是一個國家或新政府如何處理舊國家或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問題。在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債務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推翻國民黨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國唯一僉的政府，這是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先事的機關，因此，我國政府在處理舊政府的債務時，也堅決適用“惡意債務不予繼承”，這是久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湖廣鐵路債券”實屬惡債。因為這次借債是1911年，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結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列強決定加快修建鐵路，由于財政危機只能向帝國主義借債，因此，我國政府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一債務，這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而且也為國際法實踐所證明的。

（二）國家主權豁免問題

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根據是聯合國憲章所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完全獨立和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對另一個國家行使管轄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法院沒有經過國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以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其判決相威脅，這是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和美國法院的管轄強加于中國，損害了中國主權，損害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中國政府理應堅決拒絕。

現在，本案由于中國堅決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持國際法的原則，最后并沒有有按照美國法院的“缺席判決”執行。1987年3月9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了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復審要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這不僅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法原則的重大勝利，也對其他國家帶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搞的一種試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突破，也就在國際法上開了一個先例，這樣，美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跟著來要求償還舊債券，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孤立的。

三、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

(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現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四、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時遭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炮臺轟擊，但未被擊毀。為此，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認為：它享有通過這個海峽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許可的權利。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明確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許可。1946年10月22日，英國為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派出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又通過該海峽時，造成其中兩艘驅逐艦觸雷，死40人，傷42人的巨大損失。事件發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未經阿爾巴尼亞同意，單方面強行到海峽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去掃雷，發現有22顆水雷。但英國海軍的行動遭到阿到爾巴亞的強烈抗議。緊接著，英國政府將這一事件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告阿爾巴尼亞在盟國海軍當局已經進行過掃雷工作之后，又敷設水雷或允許第三國敷設了水雷，要求追究責任。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來解決。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對該案進行過三次判決，最后英國政府勝訴。該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英國海軍的行動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問題

科孚海峽是位于希臘科孚島和阿爾巴尼亞海岸之間，是連接希臘科孚港與阿爾巴紀亞薩蘭特港之間的一個海峽。因此，英國認為該海峽是國際航行海峽，它的軍艦可以自由通過，不用請求阿爾巴尼亞批準。阿爾巴尼亞認為該海峽是地方性的，外國軍艦通過必須得到同意。國際法院在經過辯論后，認為英國海軍已使用此海峽有80多年，其他國家海軍也經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時期各國軍艦對于連接兩部分公海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具有無害通過的權利，這是獲得普遍承認和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岸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通過海峽。據此，法院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的這次行動并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與此同時，法院又一致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掃雷活動，這是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內并違反其意愿的情形下進行的，這“就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聲明本身已構成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因此，英國軍艦的這種行動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權或其他理由而被說成是正確的。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法院在對本案的審理中，雖然拒絕接受英國認為水雷是阿爾巴尼亞本身敷設的看法，但法院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情況下，而僅僅根據所謂“間接證明”方法推定阿爾巴亞科孚海峽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無所知，并強調，當阿爾巴亞政府經獲悉在科孚海峽的領海內有水雷分布，就負有將危險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義務，自然也應告知馳近的英國軍艦。然而阿爾巴尼亞并未履行此義務，致使英國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許多海軍人員的傷亡的巨大損失。最后，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傷負責，從而有賠償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

1945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第三個判決，該判決是估定賠償數目的問題。法院估定了阿爾巴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這個數額是根據專家調查的結果確定為843，947英鎊，作為給英國軍艦造成的損害和對海員的人身傷亡的補償。國際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至今問題未解決。

五、荷花號案(法國訴土耳其)

1926年8月2日，法國油船荷花號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間的海面上與土耳其船波茲一庫特號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當荷花號抵達伊期坦布爾時，土耳其當局對碰撞事件進行了調查，隨后根據土耳其法律對波茲一庫特號的船長和碰撞發生時在荷花號負責值班的官員——法國公民德蒙上尉給予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訴訟。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決，判處德蒙短期監禁(80天)和一筆為數不多的罰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長哈森一貝則被判了較重的懲罰。該案判決后，立即引起法國政府的外交抗議，因法國政府認為土耳其法院無權審訊法國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發生在公海上，荷花號的船員只能由船旗國，即法國的法院進行審理，并主張這是一項國際法原則。但土耳其法院則依據《土耳其刑法典》第6條的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應按該刑法處理，因此，對本案的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1926年10月12日，法國和土耳其簽訂了一項特別協議，將該爭端事件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請求法院判定：土耳其根據其法律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公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法院于1927年9月7日對本案作出了判決，認為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并沒有違反國際法原則，因而也沒有必要考慮金錢賠償問題。本案是國際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國際法上的問題有：

(一)土耳其有權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管轄權

按照國際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的排他性的管轄，這個原則同樣適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國的權利不能在其領土之外行使，除非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有此類許可性規則。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為的效果及于一般懸掛他國旗幟的船舶，就必然適用在涉及到兩個不同國家的領土時適用的同樣原則，因而，國際法沒有規則禁止犯罪結果地國家對罪犯行使管轄權。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為的結果發生的另一外國船上，等于發生在該外國船的國籍國的領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雖然身在法國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則發生在土耳其船上，這就等于發生在土耳其領土上，因此，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

(二)土耳其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領土主權的實質是，任何國家未經一國作出明示的許可，是不得在該國領土上地使主權行為。同時，每個國家根據領土主權，有權把發生在國外的行動納入其本國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圍之內，即一國把管轄權擴大到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卻發生在本國的犯罪行為，那么這個國家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根據國際法必須給予無條件尊重的外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因此，這個國家不是在外國領土上行使主權行為，而只是在自己領土上行使管轄權。根據《土耳其法典》第6條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時，若土耳其法律規定該犯罪行為應受懲罰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則應受懲辦。所以，法院在承認根據國際法船旗國對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內所發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轄權的同時，又承認土耳其行使管轄權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國籍而是基于犯罪行為的效果產生在土耳其船上，即產生在一個與土耳其領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適用土耳其刑法是無可爭議的。從所謂屬地原則來看，土耳其執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對海洋法產生影響

本案判決后不久，國際上十分重視。1952年簽署了有關對碰撞事件管轄的《布魯塞爾公約》和1958年的《公海公約》。1982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的《海洋法公約》規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管轄。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長或任何其他為船舶服務的刑事或紀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的任何刑事訴訟或紀律程序，僅可向船旗國或此種人員所屬國的司法或行政當局提出。

六、北海大陸架案(西德與丹麥、荷蘭)

西德與丹麥、荷蘭在北海大陸架的劃界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上述國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簽訂了《德荷條約》和1965年6有9日簽訂了《德丹條約》。在這兩個條約中確定了彼此間的部分邊界線，即從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適用等距離原則劃出。但他們無法就這些點以外的邊界線達成任何協議。因為，西德認為，在習慣國際法中沒有等距離原則，而且用這種方法劃分北海大陸架疆界對西德來說是極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線向內彎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離原則來劃分大陸架對它很不利，只能給予它較為狹窄的大陸架區域，面積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麥和荷是同則分別占10%、11%。西德聲稱，等距離原則只有在直線海岸線的情況下才符合這種要求，否則，便屬于特殊情況。而丹麥和荷蘭則堅持適用等距離原則。1966年三國進行了進一步的談判而未能使問題獲得解決。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別同丹麥、荷蘭簽訂特別協定，將劃分北海大陸架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當事國要求國際法院指明應適用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并承諾將按照國際法指明的原則規則來協商劃界。

國際法院將兩案的訴訟結合起業，雖然從表面上看兩案保持獨立，但由于結論相同，所以法院對兩案只作出一個單一的判決。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對6票判定，西德沒有義務在劃分大陸架時接受等距離原則。劃界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依照公平原則，通過協議來劃定，使構成當事國陸地領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陸架歸其所有。與此同時，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論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主要問題是在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劃界應遵循什么原則?

(一)等距離原則不是大陸架劃界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

國際法院在判決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論點，駁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為劃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陸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關系上公平地確定現存的本國大陸架的邊界。

法院在判決中也否定了丹麥和荷蘭關于該項劃界應依1958年的日內瓦《大陸架公約》第6條中的等距離原則加以解釋的論點，因為西德未批準這一公約，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條規定的約束。況且，等距離原則并非劃分大陸架界線固有的原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相互接壤的同一個大陸架區域時，不得單獨使用一種幾何學的方地，若利用等距離法在兩個相向的海岸之間劃出中間線時，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方法能把這塊大陸架公平劃分，若把這種方法用在兩側邊界時，在某種沿岸地形結構(凹面形海岸線即海岸的一些基點突出)下，該方法同很有可能把邊界線推向被認為是其他國家領土自然延伸部分的兩側海區。所以，等距離的劃界方法并不是必須遵守的，也沒有在一切情況下都必須遵守其它單一的劃界方法，所以在劃界時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

(二)公平原則是劃分大陸架疆界的原則

1958年《大陸架公約》第6條所指的原則——即相鄰國家按等距離原則來劃界，這個原則不是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這是因為(1)批準的國家尚屬有限；(2)公約允許對第6條保留；(3)除公約外以及在簽訂該公約以后，沒有普遍和實際統一的實踐說明了這一原則已取得普遍的承認。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定有義務使用等距離原則來劃分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疆界。如果不顧現實情況，硬把等距離原則適用于某些地理環境，那就可能導致不公平。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則劃分大陸架的疆界，對大陸架劃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廣大沿海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視。在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上通過的《海洋法公約》中確立了根據公平原則來對大陸架的劃界，從而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規則。在此，該公約所強調的“公平”二字，它不僅指必須采公平的劃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公平的結果，這種結果不是意味著有關國家不顧一切情況的平分，而是要維護大陸架同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關系的事實，并使這一事實變成法律事實。由于國際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則劃界的原則，也就否定了等距離原則作為強制性習慣國際法規則的主張。

國際法院作出判決后，西德、丹麥和荷蘭三國經過談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別簽訂了西德、丹麥、荷蘭三邊議定書。根據三邊議定書，西德與丹麥、西德與荷蘭簽訂了雙邊條約，分別調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陸架疆界，從而使西德同丹麥、荷蘭之間的大陸架劃界爭端獲得解決。

一、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當時泰國政府委托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后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后，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后，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于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占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于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于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后，當時的暹羅和之后的泰國政府對此并未作過任何反響，未作過任何追究，也未發現因犯過任何錯誤而可使其“同意”變為無效。它完全有充分機會不同意這種劃界，但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已是得到 了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決確定了柬博寨對隆端古寺的主權。現在，泰國出兵占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于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愿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該案情況與“以——葡案”不同。2.雖然1940年延期的聲明已經失效，但1950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聲明，而且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履行了延期手續，因此這就表明該聲明應當被解釋為接受現在的國際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與此同時，該聲明所引證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條件看，與《規約》的第36條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聲明。從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項判決，駁回了泰國的抗告，并宣布“沒有必要再考慮與司法規定中的協議條款有關的第二次控告”，為此確定了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判決引起了泰國的強烈不滿。但泰國政府根據其對外政策考慮，于1962年7月3日宣布，盡管對案件的結局深為遺憾，然而“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泰國必須履行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泰國將在抗議之下這樣做，并保留其固有權利。”接著撤出了在這個地區的武裝力量。但事情并沒有結束，爭端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

二、荷花號案(法國訴土耳其)

1926年8月2日，法國油船荷花號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間的海面上與土耳其船波茲一庫特號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當荷花號抵達伊期坦布爾時，土耳其當局對碰撞事件進行了調查，隨后根據土耳期法律對波茲一庫特號的船長和碰撞發生時在荷花號負責值班的官員——法國公民德蒙上尉給予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訴訟。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決，判處德蒙短期監禁(80天)和一筆為數不多的罰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長哈森一貝則被判了較重的懲罰。該案判決后，立即引起法國政府的外交抗議，因法國政府認為土耳其法院無權審訊法國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發生在公海上，荷花號的船員只能由船旗國，即法國的法院進行審理，并主張這是一項國際法原則。但土耳其法院則依據《土耳其刑法典》第6條的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應按該刑法處理，因此，對本案的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1926年10月12日，法國和土耳其簽訂了一項特別協議，將該爭端事件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請求法院

判定：土耳其根據其法律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公是否違反國際法原則?

法院于1927年9月7日對本案作出了判決，認為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進行刑事訴訟并沒有違反國際法原則，因而也沒有必要考慮金錢賠償問題。

本案是國際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國際法上的問題有：

(一)土耳其有權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管轄權

按照國際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的排他性的管轄，這個原則同樣適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國的權利不能在其領土之外行使，除非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有此類許可性規則。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為的效果及于一般懸掛他國旗幟的船舶，就必然適用在涉及到兩個不同國家的領土時適用的同樣原則，因而，國際法沒有規則禁止犯罪結果地國家對罪犯行使管轄權。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為的結果發生的另一外國船上，等于發生在該外國船的國籍國的領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國船員德蒙上尉雖然身在法國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則發生在土耳其船上，這就等于發生在土耳其領土上，因此，土耳其對法國船員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轄權并不違反國際法。

(二)土耳其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領土主權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領土主權的實質是，任何國家未經一國作出明示的許可，是不得在該國領土上地使主權行為。同時，每個國家根據領土主權，有權把發生在國外的行動納入其本國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圍之內，即一國把管轄權擴大到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卻發生在本國的犯罪行為，那么這個國家不能被認為是侵犯了根據國際法必須給予無條件尊重的外國國家的領土主權。因此，這個國家不是在外國領土上行使主權行為，而只是在自己領土上行使管轄權。根據《土耳其法黃》第6條規定：任何外國人在國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時，若土耳其法律規定該犯罪行為應受懲罰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則應受懲辦。所以，法院在承認根據國際法船旗國對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內所發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轄權的同時，又承認土耳其行使管轄權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國籍而是基于犯罪行為的效果產生在土耳其船上，即產生在一個與土耳其領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適用土耳其刑法是無可爭議的。從所謂屬地原則來看，土耳其執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對海洋法產生影響

本案判決后不久，國際上十分重視。1952年簽署了有關對碰撞事件管轄的《布魯塞爾公約》和1958年的《公海公約》。1982年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的《海洋法公約》規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國管轄。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長或任何其他為船舶服務的刑事或紀律責任時，對此種人員的任何刑事訴訟或紀律程序，僅可向船旗國或此種人員所屬國的司法或行政當局提出。

三、北海大陸架案(西德與丹麥、荷蘭)

西德與丹麥、荷蘭在北海大陸架的劃界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上述國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簽訂了《德荷條約》和1965年6有9日簽訂了《德丹條約》。在這兩個條約中確定了彼此間的部分邊界線，即從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適用等距離原則劃出。但他們無法就這些點以外的邊界線達成任何協議。因為，西德認為，在習慣國際法中沒有等距離原則，而且用這種方法劃分北海大陸架疆界對西德來說是極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線向內彎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離原則來劃分大陸架對它很不利，只能給予它較為狹窄的大陸架區域，面積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麥和荷是同則分別占10% 11%。西德聲稱，等距離原則只有在直線海岸線的情況下才符合這種要求，否則，便屬于特殊情況。而丹麥和荷蘭則堅持適用等距離原則。1966年三國進行了進一步的談判而未能使問題獲得解決。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別同丹麥、荷蘭簽訂特別協定，將劃分北海大陸架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當事國要求國際法院指明應適用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并承諾將按照國際法指明的原則規則來協商劃界。

國際示院將兩案的訴訟結合起業，雖然從表面上看兩案保持獨立，但由于結論相同，所以法院對兩案只作出一個單一的判決。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對6票判定，西德沒有義務在劃分大陸架時接受等距離原則。劃界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依照公平原則，通過協議來劃定，使構成當事國陸地領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陸架歸其所有。與此同時，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論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主要問題是在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劃界應遵循什么原則?

(一)等距離原則不是大陸架劃界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

國際法院在判決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論點，駁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為劃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陸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關系上公平地確定現存的本國大陸架的邊界。

法院在判決中也否定了丹麥和荷蘭關于該項劃界應依1958年的日內瓦《大陸架公約》第6條中的等距離原則加以解釋的論點，因為西德未批準這一公約，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條規定的約束。況且，等距離原則并非劃分大陸架界線固有的原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相互接壤的同一個大陸架區域時，不得單獨使用一種幾何學的方地，若利用等距離法在兩個相向的海岸之間劃出中間線時，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方法能把這塊大陸架公平劃分，若把這種方法用在兩側邊界時，在某種沿岸地形結構(凹面形海岸線即海岸的一些基點突出)下，該方法同很有可能把邊界線推向被認為是其他國家領土自然延伸部分的兩側海區。所以，等距離的劃界方法并不是必須遵守的，也沒有在一切情況下都必須遵守其它單一的劃界方法，所以在劃界時應考慮到一切有關情況。

(二)公平原則是劃分大陸架疆界的原則

1958年《大陸架公約》第6條所指的原則——即相鄰國家按等距離原則來劃界，這個原則不是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這是因為(1)批準的國家尚屬有限；(2)公約允許對第6條保留；(3)除公約外以及在簽訂該公約以后，沒有普遍和實際統一的實踐說明了這一原則已取得普遍的承認。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定有義務使用等距離原則來劃分相鄰國家之間的大陸架疆界。如果不顧現實情況，硬把等距離原則適用于某些地理環境，那就可能導致不公平。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則劃分大陸架的疆界，對大陸架劃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廣大沿海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視。在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上通過的《海洋法公約》中確立了根據公平原則來對大陸架的劃界，從而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規則。在此，該公約所強調的“公平”二字，它不僅指必須采公平的劃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公平的結果，這種結果不是意味著有關國家不顧一切情況的平分，而是要維護大陸架同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關系的事實，并使這一事實變成法律事實。由于國際法院在判決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則劃界的原則，也就否定了等距離原則作為強制性習慣國際法規則的主張。

國際法院作出判決后，西德、丹麥和荷蘭三國經過談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別簽訂了西德、丹麥、荷蘭三邊議定書。根據三邊議定書，西德與丹麥、西德與荷蘭簽訂了雙邊條約，分別調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陸架疆界，從而使西德同丹麥、荷蘭之間的大陸架劃界爭端獲得解決。

四、中國民航266號客機遇難對旅客的賠償

1982年4月26日，我國民航第3303次航班的266號客機，在當日下午4時10分由廣州的白云機場起飛前往桂林。當該飛機飛行有34分鐘后，即與地面的無線電聯系突然中斷，此后，該飛機在離桂林的45公里的慕城山區撞山墜毀。機上所載的104名乘客和8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乘客中有國內旅客45名，澳同胞、華僑和外國人共59名。

我國政府對這次空難十分重視，4月28日國務院召集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舉行會議，研究善后處理的問題。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這一事件很快獲得解決。

本事件涉及的主要問題是遇難者的賠償問題。

(一)根據我國國內法的規定予以賠償

在我國，關于國內航空運輸的賠償責任的現行法規，主要是1951年4月24日頌布的《飛機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該條例規定，旅客的保險金額，一律為人民幣1500元。該保險金額為法定給付之最高責任。如遇意外事故發生，旅客或其家屬不得再向航空公司要求任何額外給付。但是，我國在處理這一具體的遇難者的賠償問題上，按照條例的規定，在此基礎上以從優原則來處理。同時也考慮到當時的生活指數和實際情況，大大提高1951年條例所規定的限額。

(二)對港澳、華橋和外國人的賠償既按照我國的國內法也參照我國加入的有關國際公約規定的賠償標準。

我國先后加入的有關國際航空運輸的公約主要有兩個：1．1929年《統一國際骯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簡稱《華沙條約》)；2．1955年《修改1929年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的議定書》)。按照《海牙議定書》第22 條第1款的規定，凡屬于國際運輸的遇難旅客，每人賠償25萬金法郎。按當時比價，折合2萬美元。在我國民航266號客機上有59名港澳和海外旅客，他們所持的機票都是從廣州至桂林的國內面票，屬于國內運輸，因此，在按照我國1951年4月24日的《條例》規定執行的同時，也考慮到港澳同胞、華橋和外國人的生活環境和特殊情況，在適用從優原則的前提下，按照《海牙議定書》規定的賠償標準給予賠償，每人賠償2萬美元。對于他們的行李賠償，凡事先申明價值的，按照申明價值賠償；沒有申明價值的，每公斤賠20美元(參照《華沙公約》規定的標準)。手提行李等的賠償限額為400美元，如果低于400美元的按實際價值賠償。在賠償過程中，都必須對每項賠償辦理必要的法律手續。

由于我國在處理這一空難事件中，認真按照法律規定辦理，使這一賠償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五、中國民航客機被劫持事件

(一)中國民航296號客面被劫持事件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時49分，中國民航三叉戟296號班機從沈陽東塔機場起飛前上海。機上共105人，其中機組人員9名，日本人3名。

11時20分左右，飛機飛臨渤海灣時，以卓長仁、安衛建為首的6名武裝暴徒突然沖到駕駛艙門口，用槍猛射駕駛艙門鎖，踢開艙門后持槍闖入駕駛艙對機組人員射擊，當即將報務員和領航員打成重傷。緊接著，武裝暴徒又用手槍逼迫機長和領航員立即改變航向，向南朝鮮飛去。296號客機被迫降落在南朝鮮的春川軍用直升飛機場。5月6日上午9時，除被劫持飛機的暴徒擊傷的兩名機組人員外，其他7名機組人員和296號上的全體乘客均被送往漢城市內的謝拉頓飯店。

南朝鮮軍事當局將6名劫持犯拘留，并對事實情況進行調查。之后，南朝鮮軍事當局立即把情況向中華人民共國和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報告。我國外交部得到這項通知后，要求南朝鮮當局根據國際航空公約的有關條款，立即把被劫持的飛機連同機上的全體機組人員和全體乘客交還中國民航，將劫持飛機的罪犯交給中國處理。同時，并由中國民航局局長率領工作小組前往南朝鮮進行妥善處理。

5月6日，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主席阿薩德·科泰特秘書長朗貝爾也致電南朝鮮當局，對中國民航班機被非法劫持一事表示嚴重關切，并相信南朝鮮將不遺余力地安全放還旅客、機組人員和飛機，按照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的決議以及南朝鮮參加的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1970年海牙公約對劫機罪犯予以懲處。

經南朝鮮同意，5月7日上午8時，中國民航工作組到達南朝鮮處理這一劫機事件。經過雙方磋商結果，被劫持飛機上的旅客和機組人員將和中國民航工作組同乘一架波音707專機返回中國；被劫持的中國三叉戟客機，一俟技術性問題獲得解決就歸還給中國；受傷的一名機組人員將繼續留在南朝鮮就醫，然后回國。

但是，雙方關于6名劫持罪犯的處置問題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中國方面指出：按照中國的法律和有關國際公約的規定，這些劫持罪犯理應交還給中國方面處理。南朝鮮方面表示：不能把罪犯交還給中國，并聲稱南朝鮮主面已決定對他們進行審訊和實施法律的制裁。中國方面對6名劫持罪犯尚未被交還中國表示遺憾，并且聲明保留就此問題進一步交涉的權利。5月10日上午，雙方就交還被劫持的客機上的乘客、機組人員和客機等問題答署了一份備忘錄。在當地時間15時45分，中國民航工作組同被劫持的中國民航296號客機的旅客和機組人員離開漢城回國。下午，他們乘坐的中國民航波音707客機安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受到各界代表200多人的熱烈歡迎。

乘296客機的3名日本籍旅客已從南朝鮮返回日本。

5月18日，民航296號客機經過必要的技術性準備之后從漢城金浦國際機場起飛(5月15日從春川機場順利起飛安全降落在漢城金浦機場)，于中午12時半抵達北京，劫機時被暴徒開槍打成重傷在南朝鮮治療的機組人員也隨機返回祖國。

中國有關部門指出，5月5日劫持中國民航296號客機的6名武裝暴徒卓長仁、姜洪軍、安衛建、王彥大、吳云飛、高東萍(女)等人，不但犯有劫機罪，而且是犯有盜竊槍支彈藥、偽造證件、投機詐騙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南朝鮮當局應當按照有關國際公約和中國法律，立即把他們交還中國進行審判。

5月24日，南朝鮮漢城地方檢查院宣布，已將劫持中國民航296號客機的卓長仁等6名暴徒正式逮捕，他們將聽候對其劫機罪行的審判。6月1日，該檢查院以違反南朝鮮《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對劫持中國民航296號客機的卓長仁等罪犯提出起訴。7月18日，南朝鮮漢城刑事地方法院開庭審判以卓長仁為首的劫持中國民航296號客機的6名罪犯。8月18日，該法院開庭，分別對這6名罪犯宣判：判處卓長仁6年徒刑，姜洪軍和王彥大各5年徒刑，安衛建、吳云飛和高東萍各4年徒刑。經抗訴和上訴，終審法院維持原判。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兩點：

1、空中劫持飛機是一種國際犯罪行為

空中劫持飛機的事件不是當代才發生的。世界上發生第一起空中劫機事件是1933年在秘魯發生的。60年代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發展，國際航空業務的擴大，空中劫持事件就不斷發生，而且危害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的生命安全及財產的安全。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特別嚴重關注。聯合國大會呼吁所有國家采取一切適當的措施，在國家管轄的范圍內阻止、防范或查禁這類行為；犯有劫機行為的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嚴懲。因而，在聯合國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制定了對空中劫持犯罪懲罰的三個國際公約，即1963年9月14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航空法會議，簽訂了《關于在航空器內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為的公約》；1970年12月1日在荷蘭的海牙舉行的外交會議上，通過一項《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1971年9月23日在加拿大的蒙特爾舉行的航空法外交會議，簽訂了《關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公約》。根據這三個公約的規定，凡是從航空器的地勤人員、機組人員為具體飛機作飛行前準備開始，到任何一次著陸以后的24小時為止，任何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都被視為一種刑事犯罪，而且是一種國際性犯罪，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

2、被劫持飛機的所屬國和飛機降落地國有權對劫機犯行使管轄權

根據《海牙公約》的規定，對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必須予以刑事制裁。對劫機犯的制裁，可以由飛機的所屬國和飛機的降落地國按照其法律必須嚴懲。這種規定主要是為了保證對犯有劫機罪的人，無論在何處，都不致于因任何國家不對其加以逮捕和審判而逃脫懲罰。因而不僅使各締約國享有對罪行實行管轄的權利，同時也使各國負有嚴厲懲罰犯罪的義務。但是，在對卓長仁等劫機犯的處理是不滿意的。他們犯罪的情節之嚴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國際輿論的譴責。南朝鮮當局在對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輕，為此，我們表示了嚴正的抗議。

(二)中國民航2505號客機被劫持事件

1982年7月25日上午八時七分，中國民航2505班機從西安飛往上海。十時許，當飛機飛越無錫上空時，機上五名歹徒孫云平、楊鋒、高克利、謝智敏和魏學利突然襲擊機組人員，企圖逼機組人員改變航向。面對突如其來的襲擊，八名機組人員鎮定機智，沉著應戰，伺機制服歹徒。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這架班機和機上的全部中外旅客、機組人員平安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五名劫機歹徒全部被抓獲。

8月19日，反革命劫機犯孫云平、楊鋒、高克利、謝智敏、魏學利，經上海××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本劫機犯罪案一是發生在我國境內，而且被劫持的飛機是在我國注冊，屬于我國管轄。其劫機犯孫云平、楊鋒等人的犯罪行為，是一種嚴重刑事犯罪，觸犯了我國刑法的規定，因此，對他們處以極刑，這是完全合法的。

六、突尼斯和摩洛哥國籍命令案

1921年11月8日，法國總統頒布了兩個命令，分別規定在法國的被保護國突尼斯或摩洛哥領土上出生的子女，如其雙親的一方雖是外國人，但因出生在突尼斯或摩洛哥的領土上，這種子女就是法國國民。但是，以在他(她)年滿21歲以前，其父親或母親同他(她)的親子女關系依其父親或母親的本國法或法國法確定為限。這兩個關于國籍的命令同英國當時的國籍法相抵觸。依照英國國籍法，英國籍男子在外國所生的子女是英國國民。因此，英國政府反對這些命令適用于英國人，并向法國提議將這個爭端提交仲裁。法國以這個爭端不能成為仲裁的理由，拒絕交付仲裁。英國政府即依國際聯盟盟約第15條，交該問題提交于國際聯盟行政院。法國政府援用該條第8款的規定，主張國籍事項是純粹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國際聯盟行政院對于這個問題不能提出任何建議。鑒于此，國際聯盟行政院就其“英法間關于1921年11月8日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屬區)頒布的國籍命令及其適用于英國臣民所發生的爭端，按照國際法是否純粹屬國內管轄事項”的問題，請求常設國際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常設國際法院對本案的咨詢意見的結論是：根據國際法，英法間的爭端并不純屬于法國國內管轄的問題。本案涉及國際法主要有兩個問題：

(一)國籍問題原則上屬于每個國家主權的事項

國籍是隨著國家的產生并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而發展。因此，每個國家有權按照其本國的歷史傳統、政治制度、人口政策、國際關系等因素，根據其本國法律而確定誰是它的國民，所以，國籍問題原則上屬于國內法。這表明了國籍是涉及國家主權和重要利益的問題，各國力圖把國籍保留在國內管轄的范圍之內。

(二)國籍并不純屬于國內法

國籍問題直接影響著國家之間關系，因而與國際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如國籍沖突問題，這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不安定的因素。如何解決國籍沖突，這不僅是國家之間關系中應注意的問題，而且也是國際法的一個公認的問題。所以國籍問題原則上屬于每個國家主權的事項，但又涉及國際條約，故與國際法有密切的聯系，尤其隨著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不斷發展，調整國籍問題的原則和規則中的國際法因素將進一步增加，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國籍命令案中，法庭的咨詢也說明了這一點。法庭認為，本案涉及的法國的兩個國籍命令并不是針對在法國自己領土內出生的人，而是針對在它的保護國家尼斯和摩洛哥境內出生的人，關于法國同突、摩兩中的保護關系，條約對于英國法律上的價值問題，只能依靠國際法解決。因為，英國于1875年和1856年分別與突、摩兩締結了條約，取得了在該兩國的領事裁判權，所以僑居在這兩國的英國人既不受該兩國的法權支配，該兩國以及作為保護國的法國自然無權對英國人強加該兩國的國籍。對此，法國以1897年英、法兩國政府簽訂的協定和英國于1911年加入的法、德專約等理由提出了抗辯。法庭認為，這涉及到對國際條約的解釋問題，這個問題顯然不是純粹屬于一國國內管轄的問題。換句話說，英、法間的這起爭端已超出了法國保留范圍，超出了法國的國內法，而進入國際法的范圍。所以，法庭在承認國籍問題，按照國際法的現實情況，原則上屬于國家的國內管轄之后，緊接著就指出，“很可能發生這樣的情形：在一個原則上不由國際法規定的事項上，如像在國籍上事項那樣，一個國家使用其自由裁量的權利，仍然可能由于它對其他國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而受到限制。在這種情形下，原則上純粹屬于國家的管轄權就被國際法規范所限制。法庭在其提供的咨詢意見中說：“純粹屬于國內管轄”這幾個字似乎是意味著某些事項，這些事項雖然和一個以上的國家的利益密切相關，但是原則上不是由國際法加以規定。對于這種事項，每一個國家是唯一的裁體。”本咨詢意見闡明了一項重要原則是，國籍問題雖然屬于每個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項，但并不是沒有限制的。

七、外國人在我國從事間諜活動案

(一)蘇聯間諜彼特洛維奇、王嘉勝案

被告張·尼古拉·彼特洛維奇，男，36歲，蘇聯國籍，俄羅斯族，家住蘇聯馬加丹州中廉斯克區格魯哈林村，公開職業是“七年計劃”金礦工人，1971年5月被蘇聯遠東軍區情報關招募，經過長期特工訓練，后來接受派遣潛入中國境內，1974年6月30日夜偷渡來我國黑龍江，企圖秘密拍攝中國邊區軍事設施，竊取軍事情報，當該犯在愛輝縣小五家子下游登岸時，被我邊防軍民捕捉，并從他身上繳獲隨身攜帶的蘇制“杰民特——E型照相機一架、蘇制手槍一支、子彈16發，以及匕首、腳架、三色信號燈、指北針等間諜用具。

被告王嘉勝，男，36歲，中國籍，漢族，1962年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剝奪政治權利3年。王嘉勝刑滿后在農場就業，于1975年9月19日逃跑，叛國越境到蘇聯，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招募為間諜，經過特工訓練，王喜嘉勝于1976年6月25日接受蘇聯間諜機關的派遣，潛入我國境內，刺探、收集了我國重要情報后，偷越國境返回蘇聯，得到蘇聯間諜機關的賞識。1979年6月30日，王嘉勝再次接受蘇聯間諜機關的派遣，攜帶手槍、匕首、子彈、活動經費、偽造的證件、情報密件等潛入我國穆陵縣境內，7月3日被我鐵路職工和公安人員捕獲。王嘉勝在拒捕時，開槍打死我民警一人。

1980年7月21日，黑龍江省黑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牡丹江地區人民法院分別在北安縣和牡丹江市公開審判了兩起蘇聯間諜案，依法判處蘇聯間諜張·尼古拉·拉特洛維奇有期徒刑7年，判處蘇聯間諜王嘉勝死刑。

本案涉及的國際法主要有：

根據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原則，各國為了保衛本國家的安全利益，有權制定法律，對違法犯罪的行為的懲處作出具體的規定。同時，按照國際法，國家有權對在其境內的一切人、物和發生的事件享有行使管轄的權利。凡外國人進入一國境內，應遵守該國的法律，否則，將按該國的法律處理(除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外)，這是國家行使主權的表現。

在本案中的張·尼古拉·彼特洛維奇是蘇聯人，奉命潛入我國刺探軍情；王嘉勝雖系我國公民，但他叛逃出國，加入蘇聯的間諜機關，并兩次潛入我國竊取情報，為蘇聯間諜機關效勞。因此，兩人的行為都構成了間諜罪。按照我國刑法第97條的規定，間諜罪是指國外敵人為其間諜機關竊取、刺探我國情報或執行其派遣任務；或者我國公民參加外國間諜機關或者為其竊取、刺探，提供情報的行為，所以，這起間諜案按照我斬刑法處理是完全合法的，這是我國行使領土管轄權的表現。

(二)美國間諜約翰·長馬斯·唐奈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對美國間諜唐奈等偷入我國境內，危害我國安全案判決書。

(54)軍審字 第二號

公訴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事檢察員：姚倫。

被告：約翰·托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化名賈克·杜諾萬，男，現年二十四歲，美國康涅鈥格州人，美國間諜，在押。

被告：理查德·喬治·費在圖(RICHARD GEORGEFECTAV)，男，現年二十七歲，美國馬薩諸塞州人，美國間諜，在押。

以上兩人辯護人：趙希倫，公設辯護人。

被告：張載文，男，現年二十八歲，吉林省九臺縣人，間諜(文隊)隊長。在押。

被告：許廣智，男，現年三十二歲，吉林省長春市人，美國間諜(文隊)副隊長。在押。

被告：于冠州，現年三十四歲，遼寧省寬甸縣人，美國同諜(文隊)隊員。在押。以上三人辯護人：劉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員。

被告約翰·托馬斯·唐奈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參加美國間諜機關中央情報局，同年十二月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派至該局駐日本厚木間諜機關工作。被告理查德·喬治·費克圖于1952年六月參加美國間諜機關中央情報局，同年10月被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到該局駐日本間諜機關工作。他們都先后受過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恐怖破壞、策動武裝**的專門訓練。約翰·托馬斯·唐奈于一九五二年春與另一美國間諜分子，受該厚木間諜機關負責人之命，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塞班島間諜訓練機構中挑選了被告李軍英、張載文、許廣智、于冠州、王金聲等特務分子，帶到日本厚木間諜機關在茅崎市所設的秘密訓練營加以訓練，并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其他間諜技術訓練機構中調來王維蕃和電臺人員牛松林、鐘殿馨等，將被告張載文、許廣智、于冠州和牛松林等編為“文隊”，于1952年7月以C—47型美國飛機潛入我國東北領空，再次聯絡和接濟降落在我國境內的特務分子，并企圖將特務分子李軍英從空中取回以便匯報工作情況，籍以繼續對中國降落大批特務分子。當晚該機被我部擊落，被告約翰·托馬斯·唐奈和理查德·喬治·費克圖當時被我國逮捕。

被告張載文、許廣智、于冠州、牛松林、王維蕃、王金馨、李軍英等九人原都是蔣賊軍官，曾參加反人民的內戰，蔣軍潰散后，逃往香港，于1951年先后為美國在香港的間諜組織“自由中國運動”所搜羅，以“遠東工業公司”雇用到關島工作為掩護，將他們分批以飛機送到日本神奈縣茅崎市和塞班島的美中央情報局間諜訓練機構，接受秘密訓練，訓練內容主要是如何在中國進行暗殺、爆破、武裝**、刺探情報和秘密通訊等間諜特務技術。他們受了這些訓練之后，即經被告約翰·托馬斯·唐奈和另一美國間諜分子挑選，在被告唐奈主持下進行訓練，分別編隊，先后乘美國飛機降落在我國東北吉林省 遼寧省境內，任務是在我國東北境內建立武特務的“根據地”、掩護特務的“安全處所”、從“根據地”到沈陽的秘密交通線，搜集我國國防設備、工業地區目標和氣象情報，救護入侵的美國空軍被擊落人員和搜羅蔣介石賣國集團殘余分子進行武裝**。李軍英的任務是視察“文隊”降落后的活動情況，并進行聯絡和破壞工作，以上被告亦被我先后捕獲。

1954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3條、第6條、第7條、第11條、第14條，第16條的規定分別判決如下：

1、被告約翰·托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判外無期徒刑。

2、被告理查德·喬治·費克圖(RICHARD GEORGE—FECTEAV)判處徒刑二十年。

3、被告許廣智、于冠州、王維蕃、王金馨均判處死刑；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4、被告張載文、欒衡山、鐘殿馨、李軍英均判處無期徒刑；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5、被告牛松林判處徒刑十五年；并剝奪政治權利十年。

6、獲案的各種武器、彈藥、電臺、地圖、降落傘及空降器材等均沒收。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主要是有以下兩點：

1、國家的領土主權不許侵犯。領空是國家領土組成部分。

2、根據國家主權原則，國家有權對在其境內犯罪的人包括普通外國人，按國家有關法律處理。這是國家行使主權，而且，也是國際法上的屬地優越權的結果。

八、無冕之王被驅逐事件

(一)1986年7月23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負責官員在北京宣布，美國《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約翰·伯恩斯于6月底7月初，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故意進入我非開放地區，進行了與記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在查明情況后，于1986年7月22日作出決定，將伯恩斯驅逐出境，伯恩斯已于7月23日離境。

(二)1987年1月26日，外交部新聞司在北京宣布，根據我國的國家安全部掌握的確鑿證據，法新社駐北京記者麥樂仁最近進行了與其記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動，有損于中、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外交部新聞司已于1月26日要求法新社盡快將麥樂仁調離出中國。

此二事件涉及國際法有以下兩點：

(一)在國際法上，外國記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國人的法律地位一樣

記者常被人們稱之為“無冕之王”，是因為他們在進行新聞采訪時擁有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權，但是，他們的行為并不是完全暢通無阻的。根據國際法，外國記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國人在一國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除有特別的條約規定以外，外國記者的駐在國通常把外國記者視同外國人對待。因此，國際法上規定，所有一國境內的外國人都處于所在國的管轄之下，他們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和法令。如果不這樣，那么國家的主權就不能維護，國家間的正常交往就不能持續下去，國家間的合作與發展就會受到危害，這都是現代國際條約和國際實踐所肯定的。

(二)國家根據國內法對違法的外國記者予以追究責任

根據國際法上的國家主權原則，國家有權制定法律規定外國人的法律地位，這是不受其他國家干涉的。在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在其境內的外國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外國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或國家安全機關招待，不受逮捕。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不得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因此，對外國人來說必須以遵守我國法律為前提，其合法權利才能得到保護。1980年3月9日，我國國務院頒布的《關于管理外國新聞機構常駐記者的暫行規定》中確定了：常駐記者不得在中國境內架設電臺；常駐記者的業務活動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訪報道范圍；我國政府依法保護常駐記者的正當權益；常駐記者采訪機關、團體、企事業和其他單位，都應按我國外交部新聞司的要求，事先向有關單位提出申請，經同意后始能進行；常駐記者衣其家屬在中國的一切活動以及出入中國國境，都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令和有關規定，違法的，由有關主管機關依法處理。《紐約時報》記者約翰·伯恩斯和法新社駐京記者麥樂仁，非法進入仍未向外國人開放的地區，以非法手段竊取我國機密，搜集情報，違反了我國的法律和有關規定，從事與記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因此，對他們分別采取驅逐出境調離出中國措施，都是合符國際法的。

九、蘇聯間諜馬爾琴柯等五人被中國驅逐出境案

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1974年1月15日晚，他們在北京市郊區與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等秘密接頭，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告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被我國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抓獲。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對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的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并于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

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這是為了保證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動而給予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員職務上的需要，給予使館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才能使他們在履行職務時不受任何干擾和壓力。正如該公約的序言指出的：“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給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二)外交人員的活動是在國際法允許范圍內，并遵守駐在國的法律

外交人員雖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受到駐在國的尊敬和享有優厚的禮遇，根據國際慣例，使館及其外交人員在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同時，其行為和活動必須是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對駐在國負有一系列的義務，如果外交人員的行為嚴重地危害當地的社會秩序或駐在國的安全，如行兇打人、酒后開車肇事、或進行政治陰謀和間謀活動等，駐在國可以在現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監視現場，臨時拘捕等予以制止。蘇聯駐我國使館的馬爾琴科等人進行的特務活動，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范圍，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是對我主權的嚴重破壞，也是對國際法準則的粗暴殘踏。因此，按照國際法的規定，這些違反我國法律的外交人員理應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十、六名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避難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駕駛一輛汽車闖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負責秘魯使館的門衛，以不再對該使館的安全負責相威脅。可是，除乎意料之外，當這個決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進秘魯大使館，竟達萬余人之多。這時古巴當局見此情況后，又派人到秘魯使館周圍加強警戒，才擋住了要求避難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館院內擠滿了要求避難的人群，造成生活極度困難，連吃水都發生問題。4月6日，古巴開始向避難的人提供食品和飲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國的人，如果經對方國家政府批準可以出去，并開始對“自愿”離開使館的人發放護照和通行證，到4月15日共發給了5000多份。在此期間，美國、秘魯、西班牙、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比利時等國均發表聲明，原意接受在秘魯使館避難的難民。從這后，進入秘魯使館的人員都陸陸續續的離開了該使館，從而使這場大使館避難事件獲得圓滿解決。

本事件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是符合區域國際法的

區域國際法是指世界上某個地區內國家之間產生和形成的規則，僅適用于該區域內的國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國際法中，關于外交庇護的特殊規則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樣適用于這些規則。因此，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避難，古巴政府是同意的，這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根據他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彼此都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但是，這只是區域性的習慣，國際法上不承認常設使館享有外交庇護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不承認的。中國也不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開車闖入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要求避難，表示不堪忍受越南當局的殘暴統治和迫害，要求我駐越南大使館協助他們離開越南。我駐越南大使館一方面對這些人給予人道主義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來處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卻故意拖延時間，而且蠻不講理，并出動大批警察封鎖中國大使館，然后，強行把這些越南人拉走。這是越南當局對我大使館的侵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此，我駐越南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二)大使館無權在駐在國內拘捕本國僑民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使館內的外交使節是沒有權利拘捕其本國僑民，把他們監禁在使館內，然后將其送回本國。這在國際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孫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由中國去英國的倫敦要求政治避難。他在倫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館的人中透騙入中國公使館，然后拘禁起來，等候押回國內。此事被英國政府知道后，向中國公使館提出交涉。但中國公使館認為，公使館的房屋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后來，英國政府還是進行干涉，在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和干涉下，中國公使館在幾天之后就把孫中山放了。

十一、哥倫比亞和秘魯關于庇護權案

1948年10月3日，在秘魯首都的港口利馬——卡拉俄城爆發了海軍暴動，但沒有成功，當天即被政府鎮壓下去了。次日，即10月4日，秘魯共和國總統宣布特別戒嚴令，并頒布法令宣布領導暴動的政黨“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受法律保護，同時，以軍事罪，即以參加了軍事暴動開始對該黨首腦阿亞·德·勒·托雷進行起訴，偵察機關于10月25日下22令予以逮捕。10月26日在阿累基巴(秘魯)城，奧德利亞將軍(后任秘魯總統)領導了臨時軍政府。11月4日，新政府宣布設立特別軍事法庭審判被控參加暴動的案件，并授權該法庭采用死刑。

秘魯人民黨首領托雷發動政變失敗后，在這段時期里一直藏匿起來。托雷躲避了三個月之后，于1949年1月3日潛入駐利馬的哥倫比亞大使館，請求給予“外交庇護”。

哥倫比亞大使將托雷隱藏大使館后，于1949年1月4日將此事通知秘魯外部長，并要求發給出境“通行證”。

這項請求，在哥倫比亞大使與秘魯外交部長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信件往來。秘魯政府以已交付庭審判為理由，拒絕發給通行證，于是兩國發生所謂庇護權的爭端。

哥倫比亞政府和秘魯政府的代理人于1949年8月31日在利馬簽訂了一項協定來解決“由于駐利馬的哥倫比亞使館要求發給通行證而發生的”爭端，并決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但是爭端雙方沒有就問題的措詞達成協議，因此雙方都認為自己有權向法院提出請求書。結果，哥倫比亞于1949年10月21日提出了辯訴狀，然后又提出了相應的兩個答辯狀。雙方還任命了臨時法官：哥倫比亞的臨時法官是凱雪多·卡斯吉里亞教授，秘魯的臨時法官是阿菜沙·巴斯·索當教授。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一)國家只能根據屬地優越權在本國領土內行使庇護的權利

根據國際法，駐外國使館和在外國港口停泊的軍艦和商船不得用來作為任何罪犯的庇護所。因此，現行的國際法規則是，除非有條約或已確立的慣例有相反的規定或顯示，使館不能庇護任何罪犯，即使是政治犯。如果外國使館違反這一規則而給予庇護，必須在進行追訴的國家提出要求時將被庇護的人交出。如果拒絕交出，駐在國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但這只能在情勢緊張而且又在向外交使節請求而遭到拒絕后，才有理由采取措施。所以，一般國際法是不承認有外交庇護權的，國際法院在判決本案的時候也是對外交庇護抱否定態度的。法院的判決中指出，哥倫比亞的論據沒有把外交上的庇護(在外國使館的房舍中)和領土上的庇護(當罪犯在本國領土上的時候)加以區分，而該協定所談的是引渡罪犯的問題。在領土上的庇護的場合，應由領地的主權者作出關于引渡的決定。由領土的主權者賦予庇護，并不破壞罪行發生地國的主權。外交上的庇護是另一回事，這時罪犯是在罪行發生地國境內，給予庇護便會破壞領土的主權者的權利，使罪犯不受當地法院的管轄，從而也就干涉了在本質上屬于該國國內管轄的事件。

至于談到1928年哈瓦那公約，則其中也沒有一種規范規定了給予庇護的國家所享有的最后審定的權利。1928年公約的目的在于限制外交上的庇護的實踐，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允許給予外交上的庇護，而這些條件是為了盡可能地保護領土所屬國的利益。

根據上述理由，法院以十四票對二票(阿謝維多和哥倫比亞臨時法官凱雪多·卡斯吉里亞)拒絕承認哥倫比亞的第一個論點，即對于藏匿在其使館的人的犯罪性質，它有權作出秘魯必須接受的斷定。顯然，國際法院正確地根據了外交法的一般規范，不容將外交豁免作擴大的解釋，即將它適用于向外交使館尋求庇護的人。如果給予這種庇護實際上是濫用了外交代表機關的特權。不僅如此，還可以認為給予外交上的庇護是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駐在國政府沒有義務給予外交使節以庇護罪犯或庇護不屬于該使節隨從人員的人的權利。是否允許庇護，屬于駐在國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項。

(二)外交庇護權屬于區域性而不適宜用于其它國家

外交庇護權不同于領土庇護權，除非另有條約的規定：這種庇護權多被否定，一般優先考慮的則是領土國的屬地優越權。但在拉丁美洲國家間，長期以來形成了外國使館給予駐在國國民以政治庇護的習慣，并由1928年美洲國家間《關于庇護的公約》即(哈瓦那公約)加以確認。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哥倫比亞與秘魯之間的庇護權案時，對于1928年美洲國家間的哈瓦那公約作了有限制的解釋，認為如果庇護是向外交代表機關駐在國的公民提供的，則這種庇護：(1)只能是短時間的，并且，(2)不使上述公民不受該領土所屬國正常(不是特殊的)立法的管轄。秘魯是南美洲國家唯一不承認外交庇護權的國家，同時，哥倫比亞大使館對托雷的庇護也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公約。該大使館沒有權利決定秘魯公民犯罪的性質和庇護的權利。因為，該公約第一條規定，各國不得在使館、軍艦、軍營或軍用飛機中，對被控或被判處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陸軍或海軍的逃兵，給予庇護。對于上述各種避難的被控或被判外有普通罪行的人，一經當地政府要求，應即將其交出。同時，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是有權給予在本國境內的外國人庇護；一個國家駐外使館、軍艦、軍營等也常發生外國人要求給予庇護。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庇護，前者稱為“領土庇護權”，后者稱為“域外庇護”，國際法是不承認大使館有庇護權的，中國也不承認這種庇護權。拉丁美洲國家根據它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相互承認使館的庇護權，只屬于區域性規則。所以，法院認為，給予庇護以便將一個人藏匿起來不受司法機關的逮捕，并使他不受當地司法機關的管轄，—— 哥倫比亞所作的正是這樣——就意味著干涉屬于一國國內管轄的事情，并且意味著違反哈瓦那公約第2條，而承認該人享有一種司法豁免權，不受當地司法機關的管轄，因而也就妨礙了當地法制的實現，而外交代表是應當遵守和尊重當地法制的。

同時法院也含蓄地排除了當地國以強力將藏匿在外國大使館中的人帶走的可能，認為這種強制行為會對兩國之間的正常關系發生不良影響。

一、1856年荷蘭駐美國使節杜布瓦拒絕出庭作證案

1856年在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殺人案，當該案發生時，荷蘭駐美國的使節杜布瓦在場。美國為了審理這個案件，杜布瓦的作證對審理此案有絕對的必要。因此，美國國務卿就請杜布瓦出庭作證，雖然承認杜布瓦沒有義務這樣做。盡管各國駐美國華盛頓的使節對杜布瓦的勸告，杜布瓦仍拒絕照辦，沒有出庭作證。于是，美國政府就為這件事向荷蘭政府提出，而荷蘭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絕，只準許他在美國國務卿面前宣誓作證。但是，依照當地的法的法律，不在司法機關作證的證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最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要杜布瓦作證，而要求荷蘭政府將他召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是：

(一)外交使節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作為證人提供證言

根據國際法，外交使節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請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證。杜布瓦拒絕美國政府的出庭作證的要求，這不違反國際法。(二)同意出庭作證的外交使節必須放棄特權與豁免

外交使節有與駐在國合作的必要，當使館人員目睹現場的情況，駐在國為使發生的案件能及時破獲，要求提供證言時，可以提共證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駐在國派人到使館人員的辦公地方去。如果必須要目睹現場的使館人員到法庭作證時，該使館人員必須放棄外交特權與豁免，這種權利的放棄，只有經他的本國同意后才行。

（一）對尼加拉瓜進行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案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gainst Nicaragua）

基本案情：

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國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科林托、桑提諾等等港口附近布雷，范圍包括尼加拉瓜的內水和領海。這種布雷活動嚴重威脅了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已造成了重大的事故和損失。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對美國政府指使美國軍人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民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破壞尼加拉瓜的石油設施和海軍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領空主權以及在尼加拉瓜組織和資助反政府集團等軍事和準軍事行動提出指控。尼加拉瓜請求國際法院判定美國的行動構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干涉尼加拉瓜內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權的行為，請求法院責令美國立即停止上述行動并對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國民所受的損失給予賠償；并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美國提出種種反對理由，反對法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要求法院將此案從法院的受案清單中取消。

5月10日，法院發布命令，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把此案從法院的受案清單中取消的要求，指示了臨時措施。11月26日，法院結束了此案的初步的階段審理，就法院的管轄權和應否接受該案的先決問題以15票對1票作出了肯定判決。法院初步判決后，美國于1985年1月18日宣布退出此案的訴訟程序。法院決定，根據《法院規約》第53條有關當事國一方不出庭的規定。繼續對此案進行缺席審判。1986年6月27日，法院結束對此案實質問題階段的審理，就此案的是指問題作出有利于尼加拉瓜的判決。

訴訟與判決：

在初步判決中，法院依法審查了尼加拉瓜提出的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和美國的種鐘初步反對主張，最后駁回了美國的反對主張，確立了法院對此案的管轄權。

在實質案情的審判階段，法院首先全面審查了此案涉及的事實和可適用的法律及其內容。考慮到美國在其1946年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中對涉及多邊條約的案件作了一項保留，法院決定審查本案實質問題時不適用條約法而適用習慣法，為了確定習慣法規則的存在，法院有必要從《聯合國憲章》、1928年的《國內沖突中各國權利和義務公約》、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1965年《關于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之保護宣言》以及1974年聯合國大會《關于侵略定義的決議》等重要國際文件中確定習慣法規則存在的證據。通過考查，法院認為下述原則或規則為可適用于本案的習慣國際法的內容：

1、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法院指出，關于此原則的“法院確信”可以從爭端雙方和其他國家對聯合國大會的若干決議的態度中推斷出來，特別是第2625(XXV)號決議即《關于國家間友好與合作關系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國家對這些決議表示同意時即表達了將該原則視為獨立于憲章之類的條約法規則之外的一項習慣法原則的法律確信。

習慣法中所確立的禁止使用武力的一般規則允許若干例外，單獨或集體的自衛權即是一例。對一場進攻的回擊是否合法取決于該回擊是否遵守了“必要性”與“相稱性”的要求。而且，不論自衛是單獨的，還是集體的，它只能為回擊“武裝進攻”而實施。法院認為，“武裝進攻”應理解為不僅指一國正規武裝部隊越過國際邊界的行動，也包括一國向另一國領土派遣武裝團隊，條件是此等行為由于其規模與后果，如果為正規武裝部隊所施即可視為武裝進攻。

法院并不認為“武裝進攻”的概念包括對另一國叛亂分子以提供武裝、后勤或其他援助為形式的幫助。此外．法院確認，在習慣國際法中，不論是一般性的，還是中美洲特有的，沒有任何規則允許在未受到武裝進攻之受害國提出援助請求時行使集體自衛。習慣法亦要求受害的國家應宣布它遭到了武裝進攻。

2、不干涉原則

不干涉原則涉及每一主權國家不受外來干預處理其事務的權利。各國關于該原則之存在的“法律確信”在許多場合表達出來，如美國與尼加拉瓜都參加了的許多國際組織和會議所通過的諸多決議與宣言。這些決議與宣言表明美國和尼加拉瓜承認該原則為普遍適用之習慣原則。至于習慣法中該原則的內容，法院認為包括如下要素：所禁止的干涉針對的必須是各國根據國家主權原則有權自由決定的事項(如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決定對外政策)；干涉使用的是強制手段，尤其是使用武力，而不論是軍事行動這種直接的干涉形式，還是支持在另一國家的顛覆破壞活動州司接形式的干涉。法院還指出，那種認為習慣國際法中存在著一項支持另一國內反對勢力的一般干涉權的觀點沒有得到各國實踐的贊同；事實上，美國和尼加拉瓜亦均不贊成此觀點。

對于針對非武裝進攻行動的集體對抗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即：若一國對另一國的行動違反了不干涉原則，第三國對該行為國采取等于干涉其內部事務的對抗措施是否合法?這類似于在遭到武裝進攻的場合行使自衛權，但導致報復措施的行動沒有武裝進攻那么嚴重，不構成武裝進攻。法院認為，根據現代國際法，國家不具有對非武裝攻擊行動實施所謂“集體”對抗措施的權利。

3、國家主權原則

國際法院認為，國家主權及于每個國家的內水和領海，在他國內水或領海布雷，構成侵犯他國主權的行為。布雷妨礙了進出港口的權利，也阻礙了該國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業活動，因而構成侵犯國家主權原則的行為。在闡明了可適用的法律原則之后，法院將此等法律原則適用于案件事實，以絕大多數贊成票的表決就下述幾個問題作出判決：

1、美國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并以武力相威脅

尼加拉瓜指控美國在其港口設置水雷，出動飛機襲擊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設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提供訓練、武裝裝備和財政支持。

美國并不否認上述事實。但它一方面堅持說，美國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上述活動；另一方面辯解說，上述活動是出于“集體自衛”，為了證明“自衛”，美國提出尼加拉瓜曾向薩爾瓦多境內反政府武裝運送武器．并指責尼加拉瓜進攻洪都拉斯。

法院判決指出，根據調查，從事上述活動的人員是根據合同由美國政府雇傭的，所以美國政府對上述活動負有直接責任。法院根據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評價上述活動，認為它們構成對該原則的違反，除非美國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抗辯能夠成立，即滿足了行使自衛權的以下條件：(1)尼加拉瓜從事了對薩爾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達黎加的武裝進攻；(2)有關國家認為它們是尼加拉瓜武裝進攻的受害者，這些國家要求美國提供幫助；(3)美國的行動符合自衛行動應是確實必要、行動規模應與攻擊規模相稱的原則。對此，法院認為每一項至少都無法作出肯定的答復。因此，法院判定，美國的所謂自衛不能成立。美國的上述行動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構成了對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 力相威脅。

2、美國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是對尼加拉瓜內政的干涉

美國否認它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目的是推翻尼加拉瓜合法政府。但它承認，其目的是迫使尼加拉瓜政府改變其內外政策。

法院指出，盡管美國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但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目的卻是如此。如果一國政府出于對另一國政府施加壓力的目的，支持、幫助該另一國境內目的在于推翻其政府的武裝力量，此等支持、幫助行動無疑構成對該另一國內政的干涉，而不論該提供支持國具有何種政治動機。因此法院判定，美國以提供財政支持、訓練、武器裝備、情報、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內的反政府武裝的軍事及準軍事活動，美國的行為明顯構成了對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違反。

3、“集體對抗措施”的辯解不能為美國的干涉行動提供合法根據

4、美國對尼加拉瓜的行動違反了國家主權原則

法院判決，美國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直接攻擊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設施等，在尼加拉瓜港口布設水雷，以及上述判決中認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干涉行動，不僅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亦違反了尊重國家領土主權原則。這些行動不能因所稱尼加拉瓜在薩爾瓦多的活動證明是正當的；假定尼加拉瓜的活動確實存在，此等活動也不能賦予美國任何權利。

法院判決還逐個審查并最終拒絕了美國為其行動辯解的其他理由。關于所稱尼加拉瓜政府違反了它對尼加拉瓜人民、美國及美洲國家組織所作的某些莊嚴承諾的抗辯，法院指出，它不能設想創造一項所謂“意識形態的干涉”的原則，即一國有權因為另一國奉行某種意識形態，或選擇了某種政治制度而干涉后者。關于指控尼加拉瓜違反人權的抗辯，法院指出，美國的使用武力不可能是監督或確保尊重人權的適宜方法。

法院判決宣布美國有義務立即停止并再不采取任何上述違反其國際義務的行為；并且有義務對上述行為給尼加拉瓜造成的損害作出賠償。

最后，法院判決要求爭端雙方履行其國際義務，根據國際法，以和平手段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

評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禁止使用武力侵犯別國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普遍適用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對這些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破壞，構成嚴重的國際不法行為，行為國應對此承擔國際責任。

本案是國際法院第一次對一個大國進行缺席審判。由于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美國的抗辯主要是反對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但是，在實質案情審理階段，法院對上述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法律地位、含義和約束力都作了較為深入的剖析，這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國際法基本原則是極為有益的：

（二）庇護權案（the Asylum Case）

基本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一起未遂政變。秘魯總統下令取締政變的組織者“美洲人民革命聯盟”，宣布對該聯盟領導人維克托·勞爾·哈雅·德·拉·托雷(Victor RaulHaya de la Torre)進行刑事審訊，同時對其發布逮捕令。1949年1月3日，托雷到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請求政治避難。哥倫比亞使館接受了他的請求并通知秘魯政府，哥倫比亞根據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2條給予托雷庇護，并認為根據1933年＜美洲國家關于政治庇護公約》(簡稱《蒙得維的亞公約》)第2條，秘魯政府應允許托雷安全離境。秘魯政府認為，托雷是普通刑事犯罪分子，無權享受庇護，更不可能獲得安全離境的權利。兩國在這些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經過多次外交交涉，雙方于1949年8月31日簽訂《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裁決。

同年10月15日，哥倫比亞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宣布：(1)根據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作為庇護國的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罪行的性質；(2)作為避難者的領土所屬國秘魯負有義務向該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則在后來的書面和口頭程序中，請求國際法院駁回哥倫比亞政府的上述訴訟請求，判決并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1)條(不得庇護普通罪犯)、第2(2)條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有關條款的規定。

法院的分析與判決：

1、關于庇護國是否有權單方面確定犯罪性質問題

國際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1)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外交庇護”與“領域庇護”的區別：在領域庇護中，避難者是在給予庇護國境內；在外交庇護中，避難者是在使館駐在國境內，使館單方面確定犯罪的性質，有損領土國的主權。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外交庇護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而且，在沒有相反規則的情況下，必須承認庇護國和領土國享有同等的確定避難者所犯罪性質的權利。在本案中，哥倫比亞援引的有關引渡的條約都沒有規定單方面確定犯罪性質的內容。雖然1933年和1939年的《蒙得維的亞公約》有這種規定，但是秘魯當時沒有批準這兩個公約。故不受其約束。

哥倫比亞還主張，由庇護國單方面確定犯罪性質的做法已成為習慣國際法規則。對此，國際法院認為：

依賴于一項習慣的當事國??必須證明該項習慣是以這樣的方式確立的，即：它已經對另一當事國具有約束力??．聽援引的規則??與有關各國不間斷的和始終如一的通例一致，并且這種通例是庇護權給予國應享有的權利和領土所屬國應盡的義務的表述．這遵循了《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該規約將國際習慣視為“一般接受為法律的依據”。

本法院所了解的各種事實，在行使外交庇護權方面以及從不同場合所表述的官方立場來看，暴露出的是很多的不確定的和矛盾、很大的波動和不一致；在涉及庇護權公約的快速繼承過程中一直反映出極大的不一致，一些國家批準了，而另一些國家拒絕了；而且，這方面的實踐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種不同情形下政治技術因素的影響。因此，不可能從中識別出作為法律接受的不間斷的和始終如一的通例??

國際法院以14：2票駁回了哥倫比亞的第一個訴訟請求。

2、關于秘魯政府是否有義務發放通行許可證問題

國際法院認為，只有在庇護國合法地給予庇護和繼續給予庇護且領土國首先要求避難者離開本國的情況下，庇護國才能要求領土國給避難者發放離開該國所需的通行許可證。在本案中，外交庇護權沒有得到使館駐在國的承認，駐在國也沒有對避難者提出離境要求，因而秘魯沒有義務給避難者發放離境通行證。

國際法院以15：1票駁回了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訴訟請求。

3、關于秘魯政府提出的反訴問題

秘魯在反訴中，認為托雷是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故無權要求庇護。哥倫比亞政府認為托雷犯的是政治罪，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給予庇護。國際法院認為秘魯政府未能證明托雷參與軍事叛亂這種行為本身構成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1)條所規定的“普通罪行”，而哥倫比亞政府也未能證明其使館對托雷進行庇護之時存在著該公約第2(2)條所規定的“緊迫危險”(緊急情況)，因為托雷請求庇護之時已離叛亂之日有三個月了。

國際法院以15：1票判決哥倫比亞的庇護沒有違反《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1)條，以10：6票判決哥倫比亞的庇護行為違反了該公約第2(2)條。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國際法上的庇護制度，尤其是外交庇護（使館庇護）的合法性問題。同時，本案涉及到有關庇護，尤其是外交庇護的國際習慣規則的確認問題。關于庇護的法律問題，將另有專章的“案例分析”予以討論，這里僅就外交庇護的國際習慣問題作些簡要評述。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關于國際習慣規則的確認的分析與裁決，被國際法學界看成是有關國際習慣法構成的國際司法判例的經典，從而經常被中外學者在著述和教學中所援引。在有關外交庇護的國際習慣規則的形成方面，國際法院在本案中特別強調：(1)只有少數國家參加，且當事國沒有批準的國際條約，其規定不具有習慣國際法規則的效力；(2)即使在有關國家之間存在著給予外交庇護的實踐，但由于這些實踐是不穩定的，不連貫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故不能認為是“作為法律接受的不間斷的和始終如一的通例”。

（三）法國訴土耳其的荷花號案

（the lotus case）

基本案情：

1926年8月2日，法國荷花號船與土耳其的一艘船在公海上發生碰撞，導致土耳其船沉沒，8人死亡。法國荷花號在第二天到達君土坦丁堡，土耳其當局依據土耳其法律對此事件進行調查，君士坦丁堡刑事法院于9月26日對荷花號上負責隙望的法國官員戴蒙上尉進行了刑事審訊，并判處拘留8天和22鎊的罰款。

法國政府對此提出外交抗議，認為土耳其法院無權審訊戴蒙，因為碰撞發 生在公海，荷花號船員應由船旗國審理。土耳其法院認為，根據土耳其刑法第6條規定，外國人在外國作出侵害土耳其或其國民的罪行時，按土耳其法律規定該受處罰，當此人在土耳其被捕時就要受土耳其法律懲罰。1926年10月12日，兩國簽訂特別協議，同意將爭端遞交國際常設法院解決。

在訴訟中，法國認為：(1)國際法不允許一個國家單純以受害者具有其國籍為理由對外國人在國外所作的犯罪行為進行懲罰；(2)國際法承認船旗國對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有排他的管轄權；(3)上述原則特別適用于碰撞事件。國際常設法院在訴訟中駁回了法國的上述主張，最后判定土耳其的行為沒有違背國際法。評析：

本案是一個涉及國家的保護性管轄權的典型案例。

一般來說，國家的屬地管轄權只限于國家的領土范圍，國家的屬人管轄權只限于本國國民。對于外國人在外國的行為，國家本來是無管轄權的，但為了保護國家的重大利益，對于外國人在外國所作而危害到該國利益的行為，國家也有權管轄，這就是國際法上的保護性管轄。

在本案中，盡管荷花號船員戴蒙的行為是發生在公海上，但由于其行為危害了土耳其的國民和財產的利益，因此，土耳其法院對此行使保護性管轄權，這在國際法上是不應該引起爭議的。1887年墨西哥法院審理的卡丁案和1897年常設仲裁法院的哥斯達黎加號案，對國家的保護性管轄都持支持的觀點，并對此問題都作了詳細的論述。

（四）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基本案情：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前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保護，伊朗當局沒有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游行隊伍闖進了大使館，扣留了使館內的美國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及工作人員50多人，搗毀了使館的檔案文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舍拉子的美國領事館也發生同類事件。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起訴，請求國際法院宣布：伊朗政府違反對美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伊朗政府應立即釋放被扣留的全部美國人，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并不得對他們進行任何審訊，伊朗應對此侵權行為賠償美國的損失并將造成此侵權事故的人員交主管當局懲處。美國同時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關于指示臨時措施問題，并于15日頒布指示臨時措施的命令。國際法院院長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確定時間，讓雙方遞交訴狀和辯訴狀。美國按時遞交，伊朗沒有遞交。伊朗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受理此案。1980年5月24日，國際法院在伊朗缺席下作出了判決。

國際法院認為：

1、在11月4日和5日的襲擊大使館和領事館的事件中，因為不能證明這些襲擊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的職務行為，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是由于《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25、26、29條及4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28、31、33、34、35、40條都規定了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檔案文件的不可侵犯，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和領事館請求保護，但伊朗政府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所以國際法院得出結論，伊朗完全沒有履行它的條約義務。

2、武力分子完全占領大使館和領事館后，伊朗政府不僅沒有采取緩和措施，其總理反而宣稱人質應繼續扣留。這就表明這些行為已轉化成國家行為了。繼續占領使館和扣留人質，伊朗一再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24、25、26、27、29條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33條及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第2條的規定。

因此判定：

(1)根據本判決指出的事實，伊朗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

(2)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3)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行動緩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勢，為此目的，雙方應達成協議。

評析；

本案中，在伊朗發生的襲擊使館和領事館及外交人員的事件，無可否認是國際不法行為。因此，該行為是否可歸責于伊朗國家是決定伊朗國家是否應承擔國際責任的關鍵問題。伊朗稱該事件是美國25年來干涉伊朗內政的結果，這理由是否可以說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權是正當或可以免除國際責任的?這也是本案的焦點問題。

國際不法行為的國際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一是客觀上存在國際不法行為，二是主觀上該國際不法行為可歸因于國家。國際法院將事件分為兩個階段，認為在第一階段，騷亂行為不能歸因于伊朗國家，但在美國使館請求保護時，伊朗政府的不作為就構成了國際不法行為，就產生違反國際義務的國際責任。在第二階段，國際法院認為，伊朗政府領導人的態度，特別是他把扣押人質與美國政府干涉內政聯系在一起，該不法行為的可歸因性就很明顯了。伊朗政府所述的理由是不能成為免責事由的。因此，伊朗應承擔全部國際責任。

（五）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

Arbitration）

基本案情：

特雷爾冶煉廠是加拿大一家最大的冶煉廠。該廠從1896年開始冶煉鋅和錫，由于提煉的礦物質含有硫磺，煙霧噴入大氣中成為二氧化硫。這些含有大量二氧化硫的大氣隨著上升的氣流南下，越過加美邊境，在美國華盛頓州造成嚴重污染，產生了巨大的損害。多年來，美國的私人多次向加拿大索賠，一直沒有解決。1931年，美、加經過多次談判，雙方終于同意將問題提交給處理兩國邊界問題的“國際聯合委員會”解決，但該委員會對問題也未能全部解決。在該委員會的建議下，美加于1935年4月15日簽訂“特別協議”，組織仲裁庭解決此項爭端。仲裁庭在1938年作出裁決，由于美國對此提出異議，仲裁庭在1941年作出最后裁決，裁定加拿大政府應對特雷爾冶煉廠的行為負責。

（Trail Smelter 評析：

在本案中，冶煉廠在本國境內的冶煉行為是獲得本國政府的批準的，其行為并不違反任何國際法的規定，但由于造成了損害性后果，所以不管加拿大的行為是否具有過錯，都要為其損害承擔國際責任。

在本案的裁決中，仲裁庭援引了國際常設法院法官伊格勒頓的話：“國家無論什么時候都有責任防止在其管轄下的人的損害行為侵害別的國家”。仲裁庭還明確指出：“根據國際法和美國法律的原則，任何國家都沒有權利這樣地利用或允許利用其領土，以致讓其煙霧在他國領土或對他國領土上的財產或生命造成損害，如果已產生嚴重后果并已為確鑿證據證實的話”。該裁決為國際法不加禁止行為造成損害性后果的國際責任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礎和判例依據。

（六）紐倫堡審判

基本案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軸心國的戰爭暴行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譴責。為了懲罰戰爭犯罪，1945年8月美、英、法、蘇四國在倫敦簽署了《起訴及懲治歐洲軸心國首要戰犯協定》，規定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德國的首要戰爭罪犯。后來有澳大利亞等19國加入該協定，所有這23國就成了原告國。

該協定還附有一份《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該憲章規定了法庭審理的罪行是：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憲章明確了法庭的權限是審判和懲罰為歐洲軸心國的利益而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的所有人員，不論其為個人或為某組織或集團的成員。該憲章還規定了被告的官方身份不能免責或減刑、遵照上級命令行事不能免責或減刑的判罪原則。

法庭最后對150多名被告分別判處了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罰。

評析：

紐倫堡審判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成功的國際刑事審判活動。這次審判對于確立個人國際刑事責任制度、國際刑事責任的一般判罪原則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礎和實踐基礎，特別是對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破壞和平罪等國際罪行的界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理和實踐依據：

（七）帕爾馬斯島什裁案

(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

基本案情：

帕爾馬斯島(PaLmas Island)，或稱“棉加斯島”(Miangas)，是菲律賓棉蘭老島與荷屬東印度的納努薩島之間一個單獨的小島。此島原是西班牙人在16世紀發現的，自1677年以來，島上的土著居民已根據建立宗主權的協議與荷屬東印度公司聯合，從此就成了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1898年的美西戰爭后，西班牙在美西《巴黎和約》中同意將菲律賓群島及附近島嶼割讓給美國。和約籠統地把帕爾馬斯島劃在割讓的范圍，美國認為該島已隨同菲律賓群島一起割歸美國。當時，美國曾將此和約通知荷蘭政府，荷蘭政府沒提出反對。1906年，美國發現帕爾馬斯島上懸掛荷蘭國旗，由此引起美荷兩國關于帕爾馬斯島主權的爭端。因談判無效，美荷兩國于1925年1月23日簽訂仲裁協議，同意將爭端提交常設仲裁法院解決，雙方同意選派常設仲裁法院院長、瑞士法學家馬克斯。胡伯為獨任仲裁人。胡伯在1982年4月4日作出裁決。

仲裁與裁決

在仲裁中，美國認為西班牙以發現取得該島的主權，主權一旦取得，根據國際法，就不會失去，而不在乎有沒有實際行使主權。因該島包括在《巴黎和約》第3條割讓的菲律賓群島之內，其主權已通過割讓轉移給美國。美國以西班牙權利繼承者的身份，取得了該島的主權。荷蘭則認為西班牙發現該島的事實尚沒有足夠證據，也沒有任何取得主權的形式。即使西班牙在某個時候對該島有過權利，該權利早已失去了。荷蘭自17世紀以來就在該島行使主權，《巴黎和約》簽訂時，該島是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

獨任仲裁人胡伯在1928年作出的裁決中詳細分析了下面幾個法律問題：

1、主權與領土主權的概念。仲裁人說：“在國際關系中，主權就意味著是獨立。獨立，對地球的特定部分來說，就是國家行使排他的權力。國際法的發展已確立了國家對其領土行使排他權力的原則，此原則應成為解決國際關系的出發點。??”領土主權，是獲得承認和由自然邊界或條約劃定的空間。如果對某塊地方的主權發生爭端，通常就要考察一國以割讓、征服或先占而提出的權利是否比反對它的國家所提出的權利更優越。構成主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它的持續性。實踐和理論都承認：“持續和平穩的行使領土主權”(the 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tay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是取得權利的最重要因素。

2、“西班牙不能把自己沒有的權利割讓給美國。”《巴黎和約》第3條規定西班牙將把該條所指的區域的一切主權和權利轉讓給美國，美國以割讓作為其對帕爾馬斯島提出主權的根據。不過，即使和約第3條有籠統的規定，不能認為和約已把西班牙尚沒有確定權利的島嶼劃在割讓的范圍。在《巴黎和約》簽訂和生效的時候，帕爾馬斯島究竟是屬于西班牙領土還是屬于荷蘭領土，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3、荷蘭對《巴黎和約》“沒有反應”。美國指稱：《巴黎和約》簽訂后，它

已于1899年2月3日將和約通知荷蘭政府，荷蘭對第3條所劃的菲律賓群島范圍沒有反應。問題是，第三國對通知它的條約沒有反應，能不能認為這就影響了第三國的權利或締約沒有反應，能不能認為這就影響了第三國的權利或締約國的權利?對于一種尚沒有任何主權宣示予以支持的“初步權利”來說，這種“沒有反應”是會產生影響的，但對于真正的領土主權來說，就不會有什么影響了。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巴黎和約》簽訂和生效時，帕爾馬斯島究竟是西班牙的領土還是荷蘭的領土。

4、時際法的適用。時際法(inter-temporal law)的適用，必須在“權利的產生”和“權利的存在”之間作出區分，權利的產生必須適用權利產生時有效的法律，這個原則同樣要求：權利的存在應遵循法律發展所要求的條件。考慮到地球上大部分地方已隸屬于國際社會成員國的主權之下，無主地已非常罕見了，也考慮到18世紀中葉業已存在和發展起來的傾向，19世紀的國際法已形成了這樣的規則：占領必須是有效的，有效占領才能產生領土主權。認為某個地方，既沒有主權國家的有效統治，也沒有統治者，僅以“取得權利”(即使此權利已具有領土主權性質)而置于某國的絕對影響之下，這個觀點與實在法規則是不相容的。因此，僅僅發現，沒有后來的實際行動，在現在是不足以產生主權的。西班牙對帕爾馬斯島沒有主權，當然就談不上一國放棄主權并由另一國代替的問題了。“發現”不產生確定的主權，只產生一種“初步權利”。根據19世紀盛行的觀點，發現的初步權利必須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以有效的占領來完成。本案應適用這個原則。直到本爭端發生時，西班牙在帕爾馬斯島既沒有實行占有，也沒有行使主權，即使說到1898年的時候它還有初步權利，也是不能與荷蘭長期以來的有效統治相比擬的。

5、“毗鄰性”沒有法律根據。美國從“毗鄰性”(contiguity)出發，認為 可以根據地理條件把在領海以外的鄰近島嶼作為自己的領土，在實在國際法上不存在這樣的規則，歷史上也無先例。

6、荷蘭在帕爾馬斯島的行使主權。荷蘭以長期在帕爾馬斯島行使持續和平穩的國家權力作為它的主權根據。獨任仲裁人研究了荷蘭提出的有關事實和證據后認為：荷蘭自17OO年以來確實已在帕爾馬斯島上行使了“持續和平穩”的國家權力。所謂“持續”，是就整個歷史時期來說的，中間不可能沒有間斷，荷蘭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在帕爾馬斯島上的國家行為比較少，但這不影響它的持續性。仲裁人說：“對于一個遙遠和只有土著居民住的小島來說，不能要求經常的行使國家權力。主權的表示不必追溯到遠古時期．就看1898年階情形就夠了。因為這時候的主權表示，正證明了在爭端發生時帕爾馬斯島仍然是荷蘭的領土。”

根據上述分析，獨任仲裁人胡伯作出下面幾點結論：

1、西班牙在16世紀發現帕爾馬斯島所取得的“初步權利”沒有為后來的行使實際權力所完成。西班牙即使到1898年的時候仍然保持這種權利，該權

利也不可能優于荷蘭長期以來在該島所建立的有效占領。

2、西班牙沒有取得帕爾馬斯的主權，無從把它所沒有的權利割讓給美國。美國也無權以《巴黎和約》的割讓而取得帕爾馬斯島的主權。荷蘭對《巴黎和約》的沒有反應，不構成對此割讓的默認。

3、“毗鄰性”沒有法律根據。美國不能以帕爾馬斯島靠近菲律賓為理由而 認為該島與菲律賓群島一起割讓給美國。

4．“有效占領”(effective occupation)應表現為“持續和平穩的行使國家權力”。荷蘭從1677年到19O6年(即本爭端發生時)都在該島行使國家權力。其間雖然有間斷，但不影響其持續性。在荷蘭對帕爾馬斯島行使國家主權行為的整個過程中，西班牙或其他國家都沒有對它提出反對，其國家權力的行使應認為是平穩的。因此美西《巴黎和約》簽訂和生效時，或本爭端發生時，帕爾馬斯島一直是荷蘭的領土。

根據上述結論，獨任仲裁人裁定帕爾馬斯島(棉加斯島)是荷蘭領土的一部分。

評析：

本案是有關確立領土主權的著名案例，胡伯在其仲裁裁決中，對國際法“先占”原則作了詳細的解釋特別是對先占的兩個條件——占領的對象必須是“無主地”(terra nullius)以及占領必須是“有效占領”（effective occupation）作了精辟的闡述，這些觀點不僅大大豐富了國際法的理論，也為人們解決領土主權爭端提供了有力的論據。

（八）蘇聯擊落韓國客機案

（Korean Air Line Incident）

基本案情： 1983年9月1日，韓國航空公司波音747KAL007號民航客機在自紐約飛往平壤途中，于蘇聯薩哈林附近被蘇聯飛機攔截并被兩枚導彈擊中后墜入日本海。機上269人(其中乘客240人)全部喪生。該機被攔截時，偏離了航道500公里，進入了前蘇聯禁飛區。此事發生后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應。在韓國和加拿大的請求下，國際民航組織于1983年9月15—16日在蒙特利爾召開特別會議，通過決議，組織了一個由5名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經過2個多月的調查之后指出了下列情況：

調查報告：

1、該客機的駕駛員證件齊全、在從阿拉斯加安卡雷奇起飛時，一切必要的航行和電子系統正常，準時起飛，預計可按時到達平壤。韓國在當地時間6時命令該飛機按計劃的航線飛行，從起飛到降落全程飛行時間7時53分。

2、該機在起飛后不久就偏離了指定的航線，后來繼續向北偏離，終于進入蘇聯領空。蘇聯認為這是對它領空的侵犯，蘇聯軍用飛機曾兩次對它攔截。出事時，該機偏離指定航線以北300海里。

3、調查小組沒有找到證據證明：(1)駕駛員已知道飛機偏離航線；(2)偏離航線是有預謀的。調查小組假設駕駛員沒有正確調整“習慣航線系統”（INS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由于不夠注意和缺乏警惕使飛機不自覺地偏離航線達5個半小時。調查報告還附上了蘇聯的“初步調查報告”。該報告指出了以下幾點：(1)KAL007號飛機侵犯蘇聯邊境；(2)蘇聯是在該飛機終止飛行之后才知道它是韓國飛機的；(3)蘇聯證實該飛機在起飛前曾與美國偵察機RCl35和地球軌道衛星Ferret—D接頭，使該機的起飛時間比原定的時間延誤了40分鐘。蘇聯認為該機是故意闖入其領空的，因為：①該機偏離航線500公里；②駕駛員未利用上雷達，“否則他早該知道飛機進入的地方；③美國和日本一直監控著該飛機飛行，但沒有通知駕駛員飛機已進入蘇聯領空；④該飛機沒有接到蘇聯的攔截警告；⑤該飛機已進入蘇聯的戰略禁區。

調查小組的結論是：駕駛員的證件是符合的；駕駛員的精神和心理沒受過打擊；飛機證件和起飛時適航條件合格；沒有跡象說明飛機缺乏航行系統和氣候雷達的裝備；按時起飛和預計按時到達平壤；沒有證據證明駕駛員知道該飛機已偏離航線，盡管它已偏離了5小時26分鐘；沒有證據證明駕駛員知道兩次受到攔截；在18時27分，飛機被蘇聯兩枚空對空導彈擊落。國際民航組織1984年3月6日，通過了決議，指責蘇聯違反國際法并譴責其使用武力。理事會認為：《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1條規定：“締約各國承認每一個國家對其領土上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根據這條習慣國際法規則，國家具有合法權利在其領土上空限制航道，并對違反者根據本國法律予以懲罰。非私人航空器或由一國指揮的私人航空器闖入他國領，構成違反國際法行為。不過，對這種違反行為的反應，國際法并不是沒有限制，國際法上的“對稱性原則”和國際民航組織頒布的特別規則已被接受為習慣規則了。國家有權對威脅其安全和侵入其領空的軍用飛機加以攔截或擊落，但對沒有造成實際威脅的民用航空機予以擊落，無論如何都不符合對稱性原則，而屬非法的反應。

1984年5月10日，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對《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3條通過了四點修正案，規定：

1、締約各國承認，每一個國家必須避免對飛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如果攔截，必須不危及航空器內人員的生命和航空器的安全。

2、締約國承認，每一個國家在行使主權時，對未經許可而飛入其領土的民用航空器，或者有合理的根據認為該航空器被用于與《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宗旨不符的目的，有權要求該航空器在指定的機場降落。

3、締約國應在其本國法律或規章中規定，以便在該國登記或者在該國有主營業所或永久居所的營業人所使用的任何私人航空器必須遵守上述命令。

4、締約國應采取適當措施，禁止將在該國登記的或者在該國有主營業所或永久居所的經營人所使用的任何民用航空器任意用于與本公約宗旨不相符的目的。

評析：

這是20世紀80年代一起著名的航空事件。由于證據不足，該起事件尚存在不少難于澄清的疑點。不過，國際民航組織1984年所作決議及其對《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3條的修訂，仍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它再一次表明，對非法入境的民用航空器不應使用武力攔截，不得危及該機內人員的生命及該航空器的安全。

（九）北海大陸架案(Th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基本案情：

1966年。以原聯邦德國為一方，以丹麥和荷蘭為另一方，就它們之間在北海的大陸架劃界問題發生了爭端。雖然聯邦德國與荷蘭、丹麥原分別訂有雙邊協定。但只解決了兩國之間近海岸部分的大陸架分界線，即從海岸到海面25海里至30海里之處的分界線，主要適用等距離原則劃出；而這些點之外伸向北海中心的分界線則無法達成任何協議。產生僵局的原因是：丹麥和荷蘭堅持整條邊界線應采用1958年《大陸架公約》第6條規定的等距離原則劃出。它們認為，不論德國與該公約的關系如何(德國不是該公約的締約國)，德國也有義務接受以“等距離一特殊情況”方法為基礎劃界，因為該方法的使用不僅僅是一項條約義務，而且是習慣國際法的一項規則。與此相反，德國認為，在習慣國際法中沒有等距離線這樣的原則，而且用這種方法劃分北海大陸架疆界對它來說也是極不公平的。因為德國的海岸線是向內凹人的，從其兩端劃出的等距離線會交叉，這將使德國的大陸架成為一個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聯邦德國分別與丹麥和荷蘭訂立特別協定，將劃分大陸架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這兩個協議請求國際法院判定：在劃分屬于這三個國家的北海大陸架的區域時應適用什么國際法原則和規則，并承諾在此之后按照國際法院指明的原則和規則劃界。

國際法院于1969年2月20日作出判決。法院在判決中首先拒絕了丹麥和荷蘭提出的等距離原則是大陸架概念中所固有的原則的觀點。法院不否認等距離法是一種簡便的方法，但這并不足以使某種方法一變而為法律規則。如果不顧現實情況，硬要把等距離方法用于某些地理環境，那就有可能導致不公平。譬如，在海岸線凹進或凸出的情況下，如果用等距離法從海岸劃分大陸架區域，海岸線越不整齊所引起的后果就越不合理。

國際法院接著審查了“等距離—特殊情況原則”是習慣國際法的一部分的觀點，并以11票對6票駁回這種觀點。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在擬訂《大陸架公約》時就沒有把這條規定作為反映習慣國際法規則的意圖，因為該條約第1條、第2條和第3條是不允許保留的，而第6條與其他各條一樣是允許保留的。該條約的締約國數目較少，其代表性遠遠不足以使這條規成為“形成中的習慣規則”。該條約生效后到本案審理之時，有15個事例是同意用這個規則劃界的，但這些國家也沒有認為是受這個習慣規則的約束，這說明這條規則還沒有在實踐中被承認為一個習慣法規則。所以，德國沒有接受這條規則的義務。

法院認為，采用劃界方法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按照公平原則，通過談判，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至于所涉及的區域究竟采用何種方法，單獨使用一種方去還是幾種方法同時并用，則應視具體情況而定。但有一條原則是毋庸置疑為，即任何國家的大陸架必須是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而不得侵占別國領土的自然延伸。這是因為，沿海國對大陸架區域的權利是以它對陸地領土的主權為依據的。沿海國為了勘探和開發海床的自然資源對大陸架行使主權權利是由于大陸架的海底區域盡管為海水所覆蓋，但構成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和繼續。這是沿海國的固有權利。國際法院宣稱，如果一特定的海底區域并不構成沿海國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即使該區域可能比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土更靠近沿海國，也不能被認為是屬于該國的。

具體到北海大陸架超過由1964年12月1日聯邦德國與荷蘭和1965年6月9日聯邦德國與丹麥的協議規定的部分邊界以外的區域，法院認為，作為有關各方之間劃界適用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應是：

(1)以協議劃界，按照公平原則，考慮到所有有關情況，盡可能為各方保留構成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而進入海下的所有大陸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其他國家的陸地領土的自然延伸部分；

(2)在適用前項規定時，如果劃界留有各方的重疊區域，應由他們按協議的比例劃分，除非它們決定建立一項聯合管轄、利用或開發他們之間相重疊的區域或任何部分的制度；

(3)在協商過程中，考慮的因素應包括：有關各方海岸的一般結構，以及任何特別的或顯著的海岸性質；己知的或容易確定的大陸架區域的自然地質結構和自然資源；合理的比例程度的因素，這種比例是劃界按公平原則應給予沿海國大陸架區域的范圍，按照海岸線一般方向測量其海岸的長度，并考慮到在同一區域內相鄰國家間任何其他大陸架劃界的有效的、實際的和未來的目的。

國際法院作出判決后，爭端雙方繼續進行談判，德荷兩國、德丹兩國終于在1970年分別簽訂了兩個條約，完成了以前沒有完成的劃界工作，其結果是德國取得的大陸架，除原來已取得的23600平方公里外。還增加了12000平方公里。

評析： 本案是通過國際法院審理的第一個大陸架劃界的案例。國際法院在判決中論述了幾個對有關大陸架劃界問題至關重要的法律問題。

第一，國際法院在分析《大陸架公約》第6條的法律效力時，詳細論述了習慣國際法規則形成的主觀因素和客觀要素，為研究習慣國際法規則形成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論據；

第二，闡明了大陸架是沿海國陸地領土在海下的自然延伸，自然延伸原則是與大陸架有關的所有法律規則中最基本的規則；

第三，指出所謂的等距離原則，不是大陸架原則中固有的，不是大陸架劃界問題上的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因此 對非《大陸架公約》締約國或對此規定予以保留的國家沒有普遍的效力；

第四，提出依照公平原則，以協議劃界的原則，即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大陸架劃界，應根據公平原則并考慮一切有關情況通過協議解決的原則。

北海大陸架案判決以后，經過第三次海洋法會議，公平原則被確認下來了，《海洋法公約》第83條第1款規定：“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陸架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所指的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通過協議以求公平解決”正是公平原則的具體運用。公平原則也已經在當前的許多大陸架劃界實踐中，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

（十）英挪漁業爭端案

(The Fisheries Case)

基本案情：

英國長期以來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魚，兩國歷史上曾多次發生捕魚爭端。1935年7月12日，挪威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島嶼（即“石壘”，包括島嶼、小島、巖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緣各點之間的直線基線為基礎，劃定其北部領水的界線。這些基點相距有的超過10海里，其中最長的達44海里。挪威領海的外部界線是在這些基線之外4海里劃出的平行線。挪威主張在該區域內專屬的捕魚權。

英國認為，國際法要求的領海基線應是實際的低潮線；挪威1935年法令中規定的劃定漁區的方法，主要是測算領海寬度的直線基線的劃法違反國際法。在與挪威政府談判失敗之后，英國于1949年9月28日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

國際法院于l951年12月1—8日對本案作出判決，認定挪威1935年法令中規定的劃定漁區的方法和確定的直線基線都不違反國際法。國際法院在判決中首先討論了挪威大陸沿海地區的地理與經濟特征，討論了被稱為“石壘”的大約12萬個島嶼、巖石和礁石。國際法院強調挪威海岸明顯的鋸齒狀和迂回曲折，強調當地居民對漁業作為謀生手段的依賴性。國際法院指出，這是在評價英國提出的異議時必須考慮的現實。

鑒于當事國雙方都同意4海里的領海寬度。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基于何種基線來測算領海寬度。國際法院認為，為計算領海寬度，低潮線相對于高潮線為各國實踐所通常采用。這清楚表明領海附屬于陸地領土的性質。國際法院注意到當事國都同意這種標準，但它們對這種標準的適用產生了分歧。

因此，法院必須決定的是，有關的低潮線是挪威大陸的低潮線，還是其“石壘”的低潮線。既然挪威大陸西部為這些巖石所包圍，這些石壘與大陸一起構成一個整體，那么劃定挪威領海帶時必須考慮的應是石壘的外線。這個結論是從挪威地理條件的實際情況得出的；

國際法院在判決中指出，領海帶必須沿海岸的一般方向的原則使確定若干劃定領海界限的有效標準成為可能。為了適用該原則，若干國家認為有必要采用直線基線的方法，這些國家的做法并沒有受到其他國家原則上的反對。

英國認為，挪威僅僅可以在跨越海灣的地方使用直線基線。國際法院否定了這種觀點。它認為，如果領海帶必須沿“石壘”的外線，如果在某些情況下必須承認直線基線法，那就沒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斷定直線基線法只能跨越海灣使用，而不能在被海域隔開的島嶼、巖石和暗礁之間使用，即使這種海域不屬于海灣的概念。

國際法院接著討論了跨越各種“石壘”之間的水域所劃的基線的長度問題。英國從有關海灣的所謂l0海里一般規則進行類推，堅持直線基線的長度不得超過10海里。

國際法院認為，雖然10海里的規則為一些國家在其國內法和它們之間的條約和公約中采用，雖然一些仲裁裁決在這些國家之間適用了這種規則，但是其他國家采用了不同的界限，因此，10海里規則尚未取得一項國際法一般規則的效力。并且，無論如何，10海里規則也不可用來對抗挪威，因為挪威始終反對將該項規則適用于其海域劃界。

在這方面，國際法院認為，各國的實踐不能證明已形成了國際法的任何一般規則。那種使島嶼群或沿岸群島服從類似有關海灣的限制（島嶼之間的距離不得超過領海寬度的2倍，或10海里，或12海里）并未形成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

領海的劃界始終具有國際性的一面，它不能只依據沿海國在其國內法中所表達的意志。雖然劃界行為必然是單方行為，因為只有沿海國能夠這樣做，但劃界對于其他國家的效力則取決于國際法。

國際法院認為，在這方面，領海性質中所固有的某些基本因素表明若干標準的存在。這些標準雖不十分精確，但仍能為法院作出判決提供充分的基礎，也可適用于爭議中多樣的事實。

在這些因素中，必須提及的是領海對陸地的緊密依存性，正是陸地賦予沿海國對毗鄰其海岸的水域的權利。因此，必須賦予這種國家必要的自由，以使其劃定領海界限的行動能適應實際的需要和滿足當地的需求。另外，領海基線的劃定不能離開海岸一般方向的適當范圍。

另一個基本因素，也是在本案中尤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某些海域與分隔或包圍這些海域的陸地之間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聯系。在選擇領海基線時產生的真正問題是，位于領海基線內的海域是否與陸地有相當緊密的聯系，以至于它們應服從內水制度。國際法院認為，這種觀點是確定關于海灣的規則的基礎，也應大膽地適用于像挪威的海岸一樣具有不尋常的地理形狀的海岸。

國際法院強調，挪威的劃界制度是與其海岸線的地理特征相適應的，其領海基線符合其海岸線的一般方向，這表明這種劃界制度是符合國際法的。結合本案的其他事實，最后，國際法院以1O票對2票作出如下裁定：挪威1935年法令所采取的劃定漁區的方法是不違反國際法的；國際法院還以5票對4票裁定：該法令所劃定的直線基線是不違反國際法的。

評析：

在本案中，英國認為挪威不應采用直線基線，不應以石壘的外緣作為基線，不應采用超過十海里長度的基線。這三個主張都被國際法院駁回了。直線基線最先正是英國采用的，到19世紀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直線基線。因此，挪威用直線基線劃出其基線，是無可厚非的。同時，國際法院根據挪威沿岸的地貌特點，認定“石壘”是挪威陸地的一個構成部分，因而基線應是石壘的外界而不是陸地的海岸，這一判決也是客觀和公正的。而所謂十海里的長度標準，在國際法上根本就沒有這個規則，那只是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漁業仲裁案裁決中提出的建議，遠沒有成為習慣法規則。

國際法院對本案的判決是國際司法上首次承認直線基線作為測算領海寬度的一種方法的合法性，本案也是有關領海基線制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對現代海洋法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國際法院在判決中指出來用直線基線的三個基本觀點：(1)沿海國有權根據自己的地理特點選用劃出領海基線的方法；(2)直線基線不應在任何明顯的程度偏離海岸的一般方向；(3)基線向陸地一面的海域是沿岸國的內水。這些觀點是在總結海洋法歷史發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些觀點也為各國在實踐中所接受，并已反映在1958年《領海及毗連區公約》第4條和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7條和第8條中。

（十一）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襲擊中國駐南使館案

基本案情：

1999年5月8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使用5枚導彈，襲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館舍嚴重毀壞，3名新聞工作者死亡和其他人員傷亡。北約對中國使館的野蠻襲擊是對國際法的肆意踐踏。它不僅粗暴地侵犯了外交特權與豁免，而且構成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肆意破壞，更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國際社會對此事件紛紛予以譴責。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第一，公開、正式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受害者家屬表示道歉；第二，對襲擊事件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第三，迅速公布調查的詳細結果；第四，嚴懲肇事者。在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下，美國及其他北約國家領導人先后就襲擊事件向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受害者家屬表示公開道歉，但美國同時以誤炸作為辯解理由。1999年7月30日，中美兩國政府就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所造成的中方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賠償問題達成協議；12月16日就中國駐南使館的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美國政府分別向中國賠償450萬美元和2800萬美元。2000年4月8日，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通報了美方對美國轟炸中國使館事件責任的調查結果，聲稱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8名人員進行處罰，其中一名已被解雇。評析:

外交特權與豁免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在實踐中，它包括相互對立、互為矛盾的兩個側面，一是侵犯外交特權與豁免，二是濫用外交特權與豁免。兩者均嚴重影響到正常的國際交往。與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一樣，本案涉及侵犯外交特權與豁免問題。不過，與前案不同的是，本案涉及第三國／國際組織而非接受國對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侵犯。《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盡管主要制約派遣國與接受國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當然意味著一般國際法并不禁止國家和其他國際法主體侵犯另一個主權國家駐外使館的館舍。公約集外交法之大成，凡屬習慣法明白無誤的或通過國際慣例的影響可以確定的規定，公約均包括在內。公約目前已共有179個當事國，幾乎適用于整個國際社會，而且，“凡未經本公約明文規定之問題應繼續適用國際習慣法之規定”。外交使館館舍神圣不可侵犯，外交人員人身不可侵犯，即使在戰爭中也須受到保護，這是古老的國際習慣法規則。像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這類國家和國家集團悍然襲擊第三國使館，在國際關系史上是非常罕見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它不僅背離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各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而且構成對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國際習慣法的違反，甚至構成國際犯罪—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中國政府對此事件的處理。既務實求是，又有理、有利、有節，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

（十二）2002年5月8日不明身份者闖入

日本駐中國沈陽總領事館案

基本案情：

2002年5月8日，5名不明身份者欲從日本駐中國沈陽總領事館正門強行沖進日本領館。中國值勤武警戰士對其采取了阻止措施，仍有2人闖入日本領館。中國武警戰士在得到該領館一位副領事的同意后，入館將2人帶出。其后，該領館一位領事向中方了解情況，同意中國公安人員將上述5人帶走，并對武誓戰士表示感謝。但隨后日本國內媒體上出現中方擅自進入日本領館的極其不負責任的報道，并出現要求追究日本外務相和有關外交與領事人員的呼聲，從而給兩國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在查明事實真相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國內法以及人道主義精神，對5名不明身份者作了妥善處理。

評析：

領館館舍不得侵犯。接受國對此負有主動與被動兩方面的義務：第一，對領館館舍應提供特別保護，這種保護具有預防性質。在每一具體場合中，接受國必須顯示采取情勢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并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出現針對領館館舍的暴力行為或任何擾亂領館安寧或損害其尊嚴的事件；第二，接受國官員在一般情形下不得進入領館館舍。目前，在侵犯應受國際保護人員特權與豁免事件特別是對此類人員的恐怖襲擊事件不斷發生的情況下，接受國更應加強對外國使團的保護力度。在本案中，中國官員采取必要措施保護領館的安全，善意履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中的義務，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正如2002年5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指出的：“根據《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今方有義務采取必要措施保護領館的安全。5人未履行正常手續，身份不明，強行闖館，有可能危害領館及其人員的安全。我武警的上述措施純出于責任感，且符合該公約的有關規定。”中國武警戰士在得到日本領事官員同意后，入館將2人帶出，因此，“中方擅自進入日領館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日方應冷靜行事，善意理解中方舉措，不使事態升級。”“中方一貫重視中日關系，并冷靜慎重處理兩國間的一些偶發事件。1998年5月，日本多名警察擅自進入中國駐日本使館主樓，強行帶走不明身份人員。中方就是按照上述精神加以對待和處理的。”

需要補充的是，與使館館舍不同，領館館舍的不可侵犯并不是絕對的，其范圍顯然要比使館館舍少的多。雖然接受國官員非經領館館長或其指定代理員或派遣國使館館長同意，不得進人領館館舍中專供領館工作之用之部分，是，惟遇火災或其他災害須迅速采取保護行動時，得推定領館館長已表示同意。當然，各國對此實踐不一，中國的實踐則因國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關于領館館舍不得侵犯，1986年中意領事條約規定，如館舍“在發生火災和其他嚴重危及接受國國民生命安全須立即采取保護措施時，得推定領館館長己表示同意”，接受國當局可以進入館舍。而1986年中蘇領事條約則規定，未經同意，不得進人領館館舍。如遇火災或其他自然災害時，“這種同意應在最的適當期限內作出”，而不是推定領館館長已經同意。而在1980年中美領事條約中，既未規定“同意在最短的適當期限內作出”，也未規定“推定同意”。

（十三）光華寮案

基本案情：

光華察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叮的一座5層樓放，占地面積992．58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屬日本洛東公寓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此寮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故中國留學生組織了自治委員會自行管理并取名“光華察”。1950年中國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中國大陸掠奪的財產的公款買下了該寮的產權，用作中國留日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駐日本使館(當時日本政府仍與臺灣當局保持外交關系)以“中華民國”名義在日本進行了產權登記。

1967年，臺灣當局駐日本大使陳之邁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向京都地方法院對居住在光華寮的中國留學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訴訟，要求他們遷出該寮。該案訴訟期間，中、日兩國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發表了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代表，并同時撤銷了它對“中華民國”的承認。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對光華察案作出了判決，確認光華寮是中國國家財產；因為日本已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故前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家財產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就已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駁回原告的起訴。

原告對上述判決不服，于1977年10月又以“中華民國”名 義向大限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該法院受理了上訴并于1982年4月14日撤銷了原判，將本案發回京都地方法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該法院又重新作出判決，將光華察判歸了臺灣當局。其主要理由是：“中華民國政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事實上排他地持續地支配和統治臺灣及其周圍諸島和該地區的人，在舊政府沒有完全消滅，仍有效地統治著該領土的一部分的情況下，舊政府擁有的財產中，若位于新政府統治的地區由新政府繼承。舊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為新政府所繼承。被告對此判決不服隨即向大限高等法院提起上訴。1987年2月26日，大限高等法院作出了維持原判的決定。之后上訴人于1987年5月30日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訴，要求撤銷大限高等法院的判決，重新作出公正裁判。

提示：本案涉及國際法上政府的承認和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為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它有權繼承“中華民國政府”的于中國境內外一切財產。日本政府于1972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它有義務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舊政府在日本的一切財產。

提問：臺灣當局是否具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它能否代表中國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

（十四）科孚海峽案

（Corfu Channel Case）

基本案情：

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與2月，英國海軍曾經在科孚海峽北部掃雷。該海峽構成阿爾巴尼亞與希臘之間的邊界線，其最狹窄部分完全在兩國的領海中。掃雷活動沒有發現水雷，該海峽被宣布是安全的。1946年5月14日，兩艘航行通過科孚海峽的英國巡洋艦遭到來自阿爾巴尼亞海岸的炮火轟擊。英國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議，聲稱其船只有海峽的無害通過權。阿爾巴尼亞政府明確回復：外國船只通過其領海必須事先通知并取得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許可。為了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由南向北駛入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的科孚海峽北部；其中兩艘驅逐艦觸水雷爆炸，造成艦只嚴重損壞，死傷82人的重大損失。事件發生后，英國政府通知阿爾巴尼亞政府，它準備再次到有關水域掃雷；遭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強烈反對。11月12日和13日，英國艦隊到科孚海峽阿爾巴尼亞領水內掃雷，發現22枚德國制式水雷。

英國認為，阿爾巴尼亞應對其艦只和人員的傷亡承擔責任。將事件提交了聯合國安理會。安理會以阿爾巴尼亞接受會員國在相同場合義務為條件，邀請當時還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阿爾巴尼亞參加對該事件的討論，阿爾巴尼亞政府接受了邀請。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

1947年5月22日，英國以請求書單方向國際法院起訴。英方指出法院管轄權的依據是《聯合國憲章》的若干條款，其中主要是規定會員國應接受與執行安理會決議的第25條。1947年7月2日，阿爾巴尼亞政府致信國際法院。它首先對英國的單方請求提出強烈抗議，指責英國的行動違背了安理會的 建議，因后者要求應“根據法院規約”將爭端提交法院；而根據法院規約，只有在爭端雙方都接受了法院強制管轄權時，一國才能單方向法院起訴；由于不存在對阿爾巴尼亞有拘束力的條約要求將爭端提交法院，因而，只有雙方的特別協議才能建立法院的管轄權。然而。在信的結尾，阿爾巴尼亞表示，盡管英國的起訴方式不正當，阿爾巴尼亞政府還是接受法院的管轄權，準備出庭應訴；同時，它強調，它在本案中接受法院管轄權絕不構成未來的先例。

鑒于阿爾巴尼亞的信宣布接受法院管轄權，法院于7月31日確定了書面審理階段的時間。然而，在12月1日，阿爾巴尼亞政府以英國的起訴不可接受為由，對法院管轄權提出初步反對意見。

法院在本案中共作出三個判決。在1948年3月25日的第一個判決中，法院以15票對1票駁回了阿爾巴尼亞政府對法院管轄權的初步反對意見，決定繼續對案情實質進行審理。法院認為，阿爾巴尼亞政府1947年7月2的信具有決定作用，構成對法院管轄權自愿的、無可爭議的接受。法院指出，雖然是爭端當事國的同意賦予法院管轄權，但《法院規約》與《法院議事規則》卻未對這種同意的表達規定任何特別形式。以單方請求書方式起訴并不限于法院的強制管轄權領域。英國政府在提交請求書時就給了阿爾巴尼亞政府一個接受法院管轄權的機會，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在其信中已表示接受管轄。法院強調，沒有任何規則可以阻止爭端當事國以分別的、先后的行動，而不是以通知特別協議的方式接受法院的管轄權。

在法院的第一個判決作出后，英國、阿爾巴尼亞立即簽訂特別協定，請法院就以下兩個問題進行裁決：(一)按照國際法，阿爾巴尼亞對于l946年10月盟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爆炸和因此而引起的損失是否負有責任?是否負有賠償義務?(二)按照國際法，英國海軍10月22日和11月12日、13日的行為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主權?是否負有賠償義？

1949年4月9日，法院發布第二個判決，圍繞英國、阿爾巴尼亞特別協定提交的問題，就案件的實質進行了裁決。

關于第一個問題，法院以11票對5票確認阿爾巴尼亞應對爆炸事件負責任。法院首先肯定，引起爆炸事件的水雷位于英國每軍11月12日與13日掃雷發現的雷區，它們是新近布設的。然而，法院拒絕了英國提出的雷區為阿爾巴尼亞所布設，或在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請求或默許下由某外國艦只所布設的指控。法院認為此等指控與事實不符，或沒有證據證明，而對一國此等嚴重行為的指控要求證據的確定性。法院結論，雷區為何人所布設尚屬未知數。那么，阿爾巴尼亞政府對爆炸承擔責任的法律根據何在?

英國政府提出，不論雷區為誰所布設，它們不可能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所為。法院提出，一國控制其領土的事實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該國知曉在其領土內發生的任何不法行為，這種控制既不能確立初步的責任，亦不能轉移舉證的責任。然而另一方面，一國行使的排他領土控制權影響著可用來證明這種知曉的舉證方法，由于這種控制，受害國常難于提供可直接證明領土國責任的事實。因此必須允許訴諸有關的事實和間接的證據；當這種間接證據以一系列相互聯系的事實為依據，并可邏輯地導致惟一的結論時，應承認其特殊的舉證分量。

以上述關于間接證據的論述為依據，法院審查了相互關聯的兩類事實：爆炸事件發生前后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行為和態度；從阿爾巴尼亞海岸觀察到布雷活動的可能性。法院結論，布雷活動不可能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不知曉的情況下進行。法院認為，這種知曉元可爭議地導致了阿爾巴尼亞政府的義務，即它有義務為一般航行的利益通知在其領水內存在雷區，警告英國艦隊其面臨的危險。這種義務產生于若干一般的普遍承認的原則：即人道主義的考慮；海上交通自由原則，一國不得允許其領土被用于損害他國權利的行為。事實上。阿爾巴尼亞政府有充足的時間去警告英國艦隊，但它卻未試圖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災難事件的發生，由此，法院確認，“這種嚴重的不作為導致了阿爾巴尼亞的國際責任”，阿爾巴尼亞政府因此對英國負有賠償義務。

法院接著審查了特別協議中提交的第二個問題。法院沒有接受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英國軍艦未經其事先許可就通過其領水是對其主權的侵犯的指控。法院認為，根據公認的且符合國際慣例的原則，一國有權在平時，在不經過沿岸國事先許可的情況下，派軍艦通過位于公海兩部分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只要這種通行是無害的；除非條約另有規定，沿岸國不得禁止這種通行。針對阿爾巴尼亞提出的科孚海峽不屬于存在通行權的國際交通要道，僅為當地國家交通使用，不是兩個公海之間的惟一航道等論點，法院指出，這些標準是無關重要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該海峽連接公海的兩部分的地理位置；而且該區域的航行相當頻繁，并不限于當地國家使用。法院判定，科孚海峽應被視為屬于無害通過在平時不得被沿岸國禁止的國際航道。法院亦拒絕了阿爾巴尼亞政府提出的英國艦隊的通過不是無害通過的指控。法院認為，雖然英艦的通過是要試探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態度，即旨在肯定一項被不合理否定的權利，但只要它以符合國際法，以無害通過原則的方式進行，其合法性就是無可非議的。由此法院以14票對2票判定，英國軍艦10月盟日通過海峽的行動沒有侵犯可爾巴尼亞主權。

對于11月12日和13日英國海軍在阿爾巴尼亞領海內的掃雷行動，法院16名法官一致判定，構成了對阿爾巴尼亞主權的侵犯。法院指出，該行動不能以行使無害通過權來證明其正當性，國際法也不允許外國軍艦不經一國同意而在其領海內收集證據。法院駁斥了英國政府的下列辯解：這不是一般的掃雷活動，其目的在于調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證據，以便幫助國際法庭。法院指出，在外國領土上收集證據是干涉理論的新適用，它不能接受。它只能把這種所謂的干涉權視為武力政策的顯示，這種做法在過去曾導致許多嚴重濫用武力的行為，在國際法上是不能找到地位的。英國的行為尤其不應允許，因為它只利于強國，并往往干擾國際司法。法院亦駁回了英國提出的其行動為自保或自衛措施的辯解。法院指出，在獨立國家之間，尊重領土主權是國際關系最重要的基礎。

1949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了對本案的第三個判決，判定了阿爾巴尼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

阿爾巴尼亞政府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這一判決。

核試驗案

基本案情：

1966年到1972年間，法國在南太平洋的法國領土波利尼酉亞進行了一系列的大氣層核武器試驗。1973年，法國聲明計劃進一步進行空中核試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于1973年5月9日分別在國際法院對法國提起訴訟。

澳大利亞請求國際法院判定并宣告在南太平洋地區進一步的 大氣層核武器試驗不符合現行國際法的原則，并命令法國不得進—步進行任何這種試驗。

新西蘭請求國際法院判定并宣告法國政府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驗引起放射性微粒回降，構成侵犯新西蘭國際法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將被進一步的這種試驗所侵犯。兩國并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1973年5月16日，斐濟政府向法院提出允許它參加上述兩國訴訟的請求。1973年5月16日，法國駐荷蘭大使向法院書記官長遞交了三國政府的一封信，法國政府聲明它認為法院明顯地對本案無管轄權，法國不接受法院的管轄，因此法國政府不準備指派代理人，并要求法院撤銷該案。結果，法國始終未出庭，也未提出任何辯訴狀。

1973年6月盟日，法院以8票對6票作出兩項命令，指示在作出最后判決以前，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法國應各自保證不采取任何會惡化或擴大提交法院的該爭端，或損害對方執行法院可能作出的決定的權利的行動。尤其是法國政府應避免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領土造成放射性微粒回降的核試驗的意思。

1974年12月20日，法院以9票對6票作出判決，法院認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主張已不再有對象，因此不需要再對此問題作出裁定。

法院在判決中指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目的是終止法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大氣層核試驗。法院必須注意在口頭訴訟階段之前和之后情況的進展，即法國當局作出的一些公開聲明。第一個有關聲明是1974年6月8日法國總統辦公室發表的一項公報，聲明計劃在該年夏季進行的一系列試驗完成后，法國的核防御計劃將轉入進行地下核爆炸的階段。此后，從6月10日法國在惠靈頓使館發出的照會、7月1日法國總統給新西蘭總理的信、7月25日法國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9月25日法國外交部長在聯大的發言、8月16日和10月11日法國國防部長在電視來訪和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法院認為法國表達了它打算在結束1974年的一系列核試驗之后，停止進行大氣核試驗。法院在判決中指出，以單方面的行為作出的有關法律或事實情況的聲明可以具有創設法律義務的效力。這些聲明的效力不需要具有交換條件的性質或此后任何國家表示接受，甚至不需要有其他國家的任何反應。聲明的形式也不重要。受該聲明拘束的意愿是從對該行為的解釋上得以確定的。該承諾的拘束性質來自該行為的言詞，并建立在善意原則基礎上，有關的國家有權要求聲明國履行該義務。

法國是向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轉達它打算有效終止其大氣層核試驗的意思。其他國家會記住這些聲明，并期望這些聲明發生效力。這些聲明產生的單方面承諾不可被解釋為這些承諾是在隱合著有重新考慮的任意權力的情況下作出的。

法院認為法國承諾了不再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大氣層核試驗的義務，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目的已達到，爭端已不復存在，法院不需要再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要求作出裁定。法院并于同日以同樣的理由作出兩項命令，宣布斐濟參加兩案的請求失敗。

提示：

本案因法院審判前法國自動停止了核試驗，法院沒有進行實質性審判。但它卻涉及國際法的一個非常重要和現實的問題——國際環境保護。從法院的臨時保全措施命令中可以看出，空中核試驗把放射性微粒釋放到大氣層中，對空間造成污染，這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因為各國有防止跨界污染的義務，法院的臨時保全命令可佐證這已是一項新的習慣法規則。除此，本案還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國家單方面的承諾的國際效力問題。法院認為單方聲明表示承擔國際義務，該單方的行為對該國具有拘束力。

奧賈蘭案

基本案情：

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一個比較大的民族，人口3000多萬，主要居住在土耳其東部，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以及伊朗西北部。阿卜杜拉·奧賈蘭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1978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創立庫爾德工人黨，后擔任該黨主席。庫爾德工人黨謀求在庫爾德人聚居的土耳其東部地區建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1984年，庫爾德工人黨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在奧賈蘭的領導下與土耳其政府軍進行了長期的武裝斗爭。到1998年末，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和土耳其政府軍進行的戰爭已使3萬多人喪生，其中政府軍和平民死亡1萬多人。奧賈蘭領導的庫爾德工人黨武裝成了土耳其政府的心腹大患，土耳其政府稱奧賈蘭是國家的“頭號敵人”，并千方百計地設法逮捕他。

1998年11月，奧賈蘭在意大利被警方拘捕，土耳其政府立即向意大利提出了引渡奧賈蘭的請求，理由是他曾長期在土耳其從事恐怖主義活動。但意大利政府以土耳其國內法未廢除死刑和奧賈蘭可能被土耳其法院判處死刑為由，拒絕了土耳其的引渡請求。1999年1月16日，奧賈蘭離開意大利，輾轉于俄羅斯、荷蘭、希臘等歐洲國家尋求政治庇護，但均遭到拒絕。

1999年2月初，奧賈蘭來到希臘駐肯尼亞大使館，希望能夠到某個非洲國

第二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

一、中日有關釣魚島主權糾紛案

(要案簡介)

2003年1月1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國民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萬日元的價格租下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3個島嶼，租期1年，而且，這種租借合同今后將長期維持下去。報道稱，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的歷代政府都對此島擁有主權。日本政府此舉目的是限制轉售該島，阻止第三者登島。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近年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一直對釣魚島一帶海域進行著實際警戒 [提問] l.日本政府的這種租借合同符合國際法有關原則嗎? 2．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日本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有關規定? 3．中國政府在釣魚島等島嶼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什么?(簡要答案)1．日本的這一租借合同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因為是否能簽訂租借合同這是兩國政府來決定的，并非由國民簽訂，即便是全民公決也需要中國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行為是無效的、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2．從國際法原則上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將釣魚島等島嶼歸還中國，而不是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事宜。其所稱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實際上是對屬于中國的領土部分島嶼的長期控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保護自然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對屬于其主權管轄范圍的領土包括這些島嶼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3．2003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同意就租借釣魚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是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因此，中國政府有權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提出質疑，鄭重表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說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法原則，無視主權國家對屬于本國領土的合法立場，這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行徑。

三、美軍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案(要案簡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一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4月18～19日，中美兩國在北京就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及其他相關問題舉行談判。(《解放軍報》2001．4．2)[提問]

1．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用飛機的行為是否符合國際法原則?

2．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責任在哪一方?

3．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這是否構成違反海洋法的行為?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簡要答案)

1．根據海洋法規定，沿海國家對其領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權權利。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屬于中國的領海海域，中國具有主權權利。美國軍用偵察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是違反海洋法規定的行為。中方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是為了保護中國領海海域安全，對未經許可而擅自進入中國領海的飛機的任何行為隨時跟蹤監視，符合海洋法的規定，是一種維護主權的行為。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首先應該向中國政府賠禮道歉，并應該承擔由該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責任，同時還應該對在這次事件中遇難的王偉烈士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慰問并進行經濟賠償。(案件評析)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海南近海空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導致中方飛行員王偉罹難，后又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并降落中方軍用機場，這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中國主權的事件。中方代表認為，多年來，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頻繁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完全的責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從事偵察活動，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事件發生后，中方始終依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并從中美關系的全局出發，采取冷靜的方式處理問題。中方對24名美機上人員給予妥善安置，并允許美駐華使、領館人員同他們多次見面。然而，在中方允許美機上人員離境后，美方一些官員無視事實，顛倒是非，企圖將責任推給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脅將此事件與其他問題掛鉤。這是中方堅決反對的。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并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不容侵犯。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關系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基礎之上。中方致力于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歷史證明，中美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兩國人民都有利，對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在廣泛領域里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與發展。

美方代表認為，美國沒有把中國視作敵人，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盡快解決撞機事件。筆者認為，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空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中方是重視中美關系的，但是，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的盡快解決，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定稿）

國際法案例

一、民族自決原則

前南斯拉夫各成員：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由6個加盟共和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簡稱波黑)、馬其頓、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個自治省組成。

1992年4月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個共和國宣布聯合組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

克羅地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斯洛文尼亞

1991年6月25日獨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獨立 馬其頓

1991年11月20日獨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獨立 伏伊伏丁那 現為塞爾維亞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獨立

聯大2008年10月8日在經過辯論后舉行投票，以77票贊成、6票反對、74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塞爾維亞提出的請求國際法院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提供咨詢意見的決議草案。

2010年，聯合國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當地時間22日發布“參考意見書”，認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獨立“不違反任何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對此，國際社會反應不一。

國際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贊成、4票反對和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就“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合法性”問題通過了這份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定。國際法院認定，科索沃宣布獨立沒有違反國際法、聯合國接管科索沃時頒布的《臨時自治憲法框架》，以及安理會關于政治解決科索沃問題的第1244號決議。

二、國際法上的承認

（一）南部蘇丹獨立

根據蘇丹北南雙方2005年簽訂的《全面和平協議》，蘇丹南部地區通過公投形式決定該地區是否從蘇丹分離。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舉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選擇南部地區從蘇丹分離。根據這一結果，蘇丹南部將在今年7月9日過渡期結束時正式宣布獨立。

（二）中國承認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通報了中方對其承認的決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亞人民的選擇，高度重視“過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觸和聯系。中方承認“過渡委”為利比亞執政當局和利比亞人民的代表，愿與其共同努力，推動中利關系平穩過渡和發展，希望中利雙方此前簽署的各項條約及協議繼續有效并得到認真執行。

三、國際法上的繼承

（一）湖廣鐵路債券案

中國清末預備修建的湖廣鐵路是指“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的粵漢鐵路”和“湖北省境內的川漢鐵路”。因這兩線鐵路都在湖廣總督的轄區范圍內，故稱“湖廣鐵路”。兩線鐵路的修建計劃，前者是由武昌起經岳陽、長沙至宜章，與廣東商辦的粵漢鐵路銜接;后者以漢口為起點，經應城、鐘祥、當陽至宜昌，由此抵達四川夔州(現稱奉節)。

清政府修建湖廣鐵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鎮壓正在興起的南方起義維護其統治。為加快鐵路的修建，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受命督辦后，便向國際上籌措借貸。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簽了借貸合同，決定向德國的德華銀行借款。英、法兩國得知此事后也認為有利可圖，故通過抗議、照會對清政府施加壓力，1

強迫清政府接受它們的借款。這使清政府只好擱置中德的借貸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與英、法、德三國草簽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國又以“機會均等”擠進了該借貸合同。所以，湖廣鐵路的借貸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為一方，以德國的德華、英國的匯豐、法國的東方匯理等銀行和“美國資本家”(以下稱銀行)為另一方在北京簽訂。

合同簽訂后，德、英、法、美上述銀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義發行“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金鎊借款債券”(以下簡稱湖廣鐵路債券)600萬金英鎊。該債券利息從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

（二）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

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

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雙方對于此案表達立場。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決，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華寮訴訟案作出判決，認定臺灣當局在光華寮問題上不具有訴訟權。

中華民國政府表示，在1967年時，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與臺灣的留學生起沖突，并且強占了宿舍。而在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產權，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財產，并不因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而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有效治理臺灣，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臺灣，且于一審及二審方面皆勝訴，證明中華民國仍可以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二次大戰后，該宿舍一直由中國留學生管理，且有投入經費維護，臺灣并未參與。1972年與日本恢復國交后，兩國的《日中共同聲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資產需移轉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不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可做為當事者身份進行訴訟。

四、先占

帕爾瑪斯島仲裁案

帕爾瑪斯島又稱米昂哥斯島，位于菲律賓棉蘭老島與荷蘭屬地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納薩島之間，面積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紀最早發現了該島，但沒有對它實行有效統治，也沒有行使主權的表現。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從17世紀就開始與該島的人往來，并從1700年起把該島變成它的殖民 2

地——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而且一直對它實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戰爭結束后，兩國于同年12月10日簽訂了《巴黎和約》。依該約規定，西班牙將其殖民地菲律賓包括帕爾瑪斯島在內的領土割讓給美圖。1906年美國駐棉蘭老島一個軍官到該島旅游參觀時發現此島被荷蘭占領著，懸掛著荷蘭圖旗。美國隨后便向荷蘭提出交涉，認為西班牙因最先發現了該島而取得對它的所有權，而美圖作為西班牙的“繼承者”，亦應享有該島的主權。荷蘭認為它是該島的合法統治者，它對該島的主權是通過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領而取得。雙方為該島的主權發生了爭端。雖經談判也未得到解決，后經協商于1925年1月23日達成仲裁協議,決定將該島的歸屬問題提交海牙常設仲裁院裁決。并共同選定了瑞士法學家馬克斯·休伯法官為本案的獨任仲裁員。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對本案作出裁決，裁定荷蘭具有對帕爾瑪斯島的主權，這種主權應予確認。西班牙不具有該島的主權。美國對帕爾瑪斯島的權利主張源于《巴黎和約》關于該島的割讓條款，但美國作為西班牙權利的繼承國不能根據該和約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擁有的更多權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時對帕爾瑪斯島沒有領土主權，所以美國不能繼承這種權利。

休伯法官認為西班牙雖然于16世紀首先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按19世紀以來的國際法，國家對無主土地的單純發現只能產生一種初步的權利,或是一種不完全的權利。要取得對無主地的主權，必須在一個合理的期間內通過對該土地的有效占領來完成，即具有明確的行使權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證明在任何爭端發生時它一直保持著所有權。

西班牙的開拓者雖于16世紀發現了帕爾瑪斯島,但西班牙沒有對它實行有效占領,也沒有行使主權的愿望,它雖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對該地區的主權,但以后該島被荷蘭占領。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當地人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往來,荷蘭通過協定確立了在印度尼西亞地區的宗主權。自1700年以來帕爾瑪斯島成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組成部分。至少荷蘭從此時起就開始持續統治著該島,直到1906年爭議發生時。

西班牙對荷蘭在該島的統治從未提出過反對,也未采取過任何行動。這說明荷蘭的統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蘭已在該島數次表現了國家權力,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權力的表現是連續的,但任何國家權力都不是每時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慮到帕爾瑪斯島是一個僅有土著人居住的邊遠的孤島,故荷蘭的行為已表現了它的主權,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后它對該島的實際主權表現得是很明顯的。

五、領土的取得

塔頓島是一個不適宜人居住的巖石島，盛產鳥糞，距離A國147海里、D國365海里。該島最早為B國一航海家在16世紀初發現，其后C國一航海家發現此島，并稱之為鳥島。19世紀中葉，D國一名軍官乘一艘商船經過此島時，登上島嶼，宣示D國主權，并作了詳細地理記錄，但沒有在島上留下主權標志。D國將主權宣示通知了B國政府，并將地圖和文字說明公布在B國一份全國性報紙上，沒有任何國家表示異議。后來，C國在與A國的戰后和平條約中將該島割讓給了A國。這遭到了D國的強烈抗議。在此后的時間里，D國一直反對A國強化控制該島的活動。特別是在第50年當A國宣布將該島出租給B國的一家公司開發旅游的時候，D國聲稱將采取一切手段恢復對島嶼的主權。

六、外交關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蘭人質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國駐德黑蘭使館外示威的伊朗人襲擊了美國使館，要求美國吧正在紐約治病的前伊朗國王巴列維引渡回國受審。盡管美國使館一再請求伊朗當局給予幫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隊并沒有進行干預或試圖解除這一局勢。結果美國使館的整個館舍被侵占，美國使館人員和當時位于使館內的來賓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國駐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也在伊朗當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況下遭到占領。自那時起，占領者一直控制著上述美國使領館，他們洗劫了使領館的檔案和文件，并將至少28名使館外交人員，至少20名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和2名美國公民扣押為人質。自美國使館遭到占領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來終止對美使館館舍及其人員的侵犯行為，也未對美使館及有關人員遭受的損害進行賠償，相反卻對伊朗人占領使館和扣押人質的行為表示贊同和認可，并拒絕與美國就此問題進行談判。3

此外，美國駐伊朗代辦及另兩位外交人員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內。美國采取報復措施，伊朗針鋒相對，使雙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質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釋放了13名婦女和黑人人質，但從此后拒絕釋放其他人質，以迫使美國滿足他們提出的各種要求。據稱人質們經常被捆綁和蒙面，處于極端困難和與世隔絕的境地并受到審判甚至被處死的威脅。

1979年11月29日，美國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遞交了申請書，對伊朗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決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許、鼓勵以及未加防止和懲處伊朗人侵犯美國使領館及其人員的行為，違反了它根據1961年《外交關系公約》、1963年《領事關系公約》、1973年《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關系和領事權利條約》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對美國所負有的國際法律義務。（2）依上述國際法律義務，伊朗政府負有特別義務立即保證釋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館館舍內的所有美國國民，并保證所有這些人員以及在德黑蘭的其他所有美國國民安全地離開伊朗。（3）為維護美國自身的權利和它對其國民進行外交保護的權利，伊朗政府應按照法院確定的數額，就其違反其對美國所負的國際法律義務的行為向美國支付賠償。（4）伊朗政府應將對美國使館館舍、使館人員和領館館舍犯有罪行的有關人員交送本國主管當局追訴。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實質問題做出判決。法院認為：作為外交代表的接受國的伊朗，有義務采取適當步驟保護美國使館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當局能充分認識到它們根據有效條約所負擔的義務，也能充分認識到迫切需要他們采取行動，而且也擁有受其支配的、可用來履行其義務的手段，但對于襲擊使館的行為沒有采取任何預防和制止措施，也沒有迫使襲擊者撤出使館館舍和釋放人質。在事件發生后，伊朗政府沒有履行其保護義務，反而立即對這些侵犯行為表示認可，并決定長期維持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為對美國施加壓力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襲擊者的行為轉化為伊朗國家的行為，襲擊者成為伊朗的國際機關，伊朗國家應對他們的行為負擔國際責任。法院達成實質判決后，（藍光計劃失敗，伊朗不堪重負）美伊雙方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進行了緊張談判，美國答應分三次把凍結在美國的140億美元伊朗資產交出來，取消對伊經濟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次日，美國人質全部釋放，此時已被扣押444天。美國隨后請求法院中止關于賠償要求的訴訟，法院據此將本案從其案件總表上撤銷。

（二）2011年闖館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沖進位于德黑蘭市中心的英國駐伊大使館，打碎使館玻璃并焚燒英國國旗。伊朗官員稱，此次示威者沖擊英國使館未受政府指使。當天約有20名示威者沖進了英國使館大樓，使館辦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還向空中拋灑文件。聚集在使館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號，還向使館內投擲汽油彈，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還拿著明顯是搶掠得來的一幅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畫像。伊朗官方英語電視臺“新聞電視”的畫面顯示，示威者扯下使館懸掛的英國國旗并將之焚燒，之后換上了伊朗國旗。該電視臺網站報道稱，當天有數百名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在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前舉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將英國大使驅逐出境。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外雖然聚集了大量攜帶防暴設備的警察，但他們一開始對示威者的行為無動于衷，直到示威活動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后，他們才開始驅趕聚集在英國大使館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體稱，使館人員在示威者闖入后已從“后門”撤離。另據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訊社報道，位于德黑蘭市北部的另一處英國使館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沖擊，多份“秘密文件”被搶。英國29日對位于德黑蘭的大使館遭受沖擊表示“憤怒”，稱“絕對無法接受并譴責”這一行為。英國外交部發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動控制局面”，并稱按照國際法，伊朗有責任保護他國外交官及使館全體人員。該發言人稱，“英國使館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館財物遭到破壞。”

在沖擊英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前一天，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剛剛批準了伊朗議會提交的一項議案，該議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兩周內，驅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國駐伊朗大使希爾科特，同時召回伊朗駐倫敦大使。根據議案，伊朗將伊英兩國外交關系從大使級降至代辦級。但如果英國改變針對伊朗的“敵視政策”，伊朗可以將外交關系恢復到大使級。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博羅杰迪表示，如果英國繼續對伊朗實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關系等級的舉措只會僅僅是“一個開始”。本月21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宣布，英國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停止與伊朗任何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和子公司之間的交易或商業往來。這是英國首次動用金融手段對別國進行制裁。英方認為，有證據表明伊朗正在開展核武器項目，這一行為對 4

英國國家安全和國際社會造成巨大威脅。28日，歐洲理事會主席赫爾曼·范龍佩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舉行峰會時表示，歐盟計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美歐領導人會上還發表聯合聲明稱對伊朗核問題表示“深切關注”。伊朗外交官驅逐出境。

黑格對議員們稱，如果任何國家不能讓我們的使館在其領土上運轉，他們也別指望在我們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館。黑格還說，英國駐伊朗使館遭受攻擊，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種程度上的允許。沖擊使館的絕大多數抗議者來自政府支持的一個民兵組織。在沖擊過程中，英國大使及使館工作人員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館主樓遭縱火，工作人員的個人財產也被偷竊。他還證實，英國所有駐伊朗的外交官已經撤離，使館也已關閉。黑格稱，目前英國與伊朗的關系已經降到最低點，但并未完全切斷與伊朗的聯系。

“闖館”事件發生后，伊朗與西方原本就不佳的關系進一步惡化。１２月１號傍晚，來自荷蘭、土耳其、德國、西班牙等至少２５個國家駐伊朗大使館的外交官前往英國駐伊朗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協會駐伊朗辦事處，以示對英國的支持。此外，德國、法國、荷蘭等國也已宣布暫時召回各自駐伊朗大使。一時間，伊朗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英美等國原本就極力推動國際社會對伊朗實施進一步的制裁，而“闖館”事件恰恰給了西方一個絕佳的借口來推動對伊朗的進一步制裁，英美等國借此聯手推動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伊朗。

英國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對伊朗抗議者沖擊英國使館事件的最新反應。他在國會表示，他已經下令立即關閉伊朗駐英國使館，并在48小時之內將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避難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駕駛一輛汽車闖進秘魯駐哈瓦那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負責秘魯使館的門衛，以不再對該使館的安全負責相威脅。可是，除乎意料之外，當這個決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進秘魯大使館，竟達萬余人之多。這時古巴當局見此情況后，又派人到秘魯使館周圍加強警戒，才擋住了要求避難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館院內擠滿了要求避難的人群，造成生活極度困難，連吃水都發生問題。4月6日，古巴開始向避難的人提供食品和飲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國的人，如果經對方國家政府批準可以出去，并開始對“自愿”離開使館的人發放護照和通行證，到4月15日共發給了5000多份。在此期間，美國、秘魯、西班牙、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比利時等國均發表聲明，原意接受在秘魯使館避難的難民。從這后，進入秘魯使館的人員都陸陸續續的離開了該使館，從而使這場大使館避難事件獲得圓滿解決。

本事件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政治避難是符合區域國際法的

區域國際法是指世界上某個地區內國家之間產生和形成的規則，僅適用于該區域內的國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國際法中，關于外交庇護的特殊規則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樣適用于這些規則。因此，古巴人進入秘魯駐哈瓦那使館要求避難，古巴政府是同意的，這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根據他們之間長期形成的慣例，彼此都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但是，這只是區域性的習慣，國際法上不承認常設使館享有外交庇護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不承認的。中國也不承認使館有庇護權。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開車闖入中國駐越南大使館，要求避難，表示不堪忍受越南當局的殘暴統治和迫害，要求我駐越南大使館協助他們離開越南。我駐越南大使館一方面對這些人給予人道主義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來處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卻故意拖延時間，而且蠻不講理，并出動大批警察封鎖中國大使館，然后，強行把這些越南人拉走。這是越南當局對我大使館的侵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因此，我駐越南大使館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嚴正的抗議。

2.大使館無權在駐在國內拘捕本國僑民

按照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使館內的外交使節是沒有權利拘捕其本國僑民，把他們監禁在使館內，然后將其送回本國。這在國際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孫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由中國去英國的倫敦要求政治避難。他在倫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館的人中透騙入中國公使館，然后拘禁起來，等候押回國內。此事被英國政府知道后，向中國公使館提出交涉。但中國公使館認為，公使館的房屋是中國領土，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后來，英國政府還是進行干涉，在英國政府的嚴重抗議和干涉下，中國公使館在幾天之后就把孫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蘭駐美國使節杜布瓦拒絕出庭作證案

1856年在美國華盛頓發生一起殺人案，當該案發生時，荷蘭駐美國的使節杜布瓦在場。美國為了審理這個案件，杜布瓦的作證對審理此案有絕對的必要。因此，美國國務卿就請杜布瓦出庭作證，雖然承認杜布瓦沒有義務這樣做。盡管各國駐美國華盛頓的使節對杜布瓦的勸告，杜布瓦仍拒絕照辦，沒有出庭作證。于是，美國政府就為這件事向荷蘭政府提出，而荷蘭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絕，只準許他在美國國務卿面前宣誓作證。但是，依照當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機關作證的證詞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最后，美國政府沒有再要杜布瓦作證，而要求荷蘭政府將他召回。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是：

1.外交使節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作為證人提供證言

根據國際法，外交使節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請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證。杜布瓦拒絕美國政府的出庭作證的要求，這不違反國際法。

2.同意出庭作證的外交使節必須放棄特權與豁免

外交使節有與駐在國合作的必要，當使館人員目睹現場的情況，駐在國為使發生的案件能及時破獲，要求提供證言時，可以提共證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駐在國派人到使館人員的辦公地方去。如果必須要目睹現場的使館人員到法庭作證時，該使館人員必須放棄外交特權與豁免，這種權利的放棄，只有經他的本國同意后才行。

（五）蘇聯間諜馬爾琴柯等五人被中國驅逐出境案

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一等秘書維·伊·馬爾琴柯夫婦，三等秘書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及其武官處翻譯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1974年1月15日晚，他們在北京市郊區與蘇聯派遣特務李洪樞等秘密接頭，交接情報、文件、電臺、聯絡時間表、密寫工具和偽造的邊境通告證等間諜用品，以及活動經費等，被我國公安人員和民兵當場抓獲。人贓俱在，罪證確鑿。

對蘇聯駐華大使館人員的間諜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各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并于1月19日宣布維·伊·馬爾琴柯夫婦，尤·阿·謝苗諾夫夫婦和阿·阿·科洛索夫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

1.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

根據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外交人員享有特權與豁免，這是為了保證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動而給予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員職務上的需要，給予使館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才能使他們在履行職務時不受任何干擾和壓力。正如該公約的序言指出的：“確認此等特權與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給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

2.外交人員的活動是在國際法允許范圍內，并遵守駐在國的法律

外交人員雖然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受到駐在國的尊敬和享有優厚的禮遇，根據國際慣例，使館及其外交人員在享受外交特權與豁免的同時，其行為和活動必須是在國際法允許的范圍內，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對駐在國負有一系列的義務，如果外交人員的行為嚴重地危害當地的社會秩序或駐在國的安全，如行兇打人、酒后開車肇事、或進行政治陰謀和間謀活動等，駐在國可以在現場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監視現場，臨時拘捕等予以制止。蘇聯駐我國使館的馬爾琴科等人進行的特務活動，已經超出了國際法所允許范圍，違反了我國的法律，是對我主權的嚴重破壞，也是對國際法準則的粗暴殘踏。因此，按照國際法的規定，這些違反我國法律的外交人員理應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立即驅逐出境。

七、條約的效力

龍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國交界的扁擔山山脈東部的一座古寺。柬泰兩國長期以來對該寺廟及其周圍地區的邊界存在爭議。1904年2月，法國與暹羅（現在的泰國）簽訂了一個邊界條約，規定邊界線沿著扁擔山的分水嶺劃出。雙方建立的混合劃界委員會對劃界地區進行了實地勘察，最后受暹羅政府的委托，由法國官員負責繪制邊界地圖，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張關于扁擔山山脈的地圖標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邊。該地圖作為備忘錄構成條約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廣為分發，曾呈送泰國政府作為劃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員會的泰方官員和泰國內政部長。他們沒有提出異議。就是在1934-1935年間泰國發現地圖上的線與實際的分水嶺線有差異時仍然使用那張地圖和繼續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條約談判時還肯定那條邊界。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派兵進駐寺廟后，在1949年和1950年間曾向泰國提出抗議，但沒有得到答復。柬埔寨獨立后，曾試圖在隆端寺建立權力機關，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力量，遭到拒絕。經過多次談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

雙方主張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國長期占領其領土隆端寺，要求泰國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從寺內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兩國劃界的地圖標明該寺在柬埔寨境內。泰國提出初步反對主張，認為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國際法院在1961年5月駁回泰國的初步反對主張，認為對本案有管轄權。在訴訟中，柬埔寨認為，根據泰國致送柬埔寨的地圖，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該圖已為泰國所接受。當泰國知道該圖把隆端寺劃在柬埔寨一邊以后也沒有提出異議，它還繼續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華盛頓舉行的法暹和解委員會上，泰國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這說明泰國已接受了這張地圖，它應受該圖的約束。泰國則反駁說，這張圖不是混合委員會劃的，它有嚴重的錯誤，而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把該寺劃在泰國一邊。泰國從來沒有接受這張地圖和圖上標出的邊界線。

判決及其依據

1962年6月，法院對本案的實質部分作出判決。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見，部分接受了泰國的意見，指出作為備忘錄附件Ⅰ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繪制的，但此圖已遞交暹羅政府作為劃界的成果。暹羅政府有充分的機會表示反對，但不論是過去，還是許多年來，它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是已經得到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樣的申辯不能被允許作為使同意成為無效的因素，如果提出這種申辯的一方以自己的行為促成了這個錯誤，或者它可以避免這個錯誤，或者情況足以使該方注意到錯誤可能發生的話。泰國在證據中列舉了它在隆端寺這個地方的各種行為，宣稱它在所有重要時期都占有該地，以說明它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抱著被動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些行為大部分是地方當局的行為。因此，泰國已經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為條約。在當時，雙方已對條約作了這樣的解釋，7

使附件Ⅰ上的線具有優于條約規定的效力。沒有理由認為雙方曾對分水嶺線給予特別的重要性，以至認為它比對邊界最后的調整更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領土，泰國有義務撤走其武裝部隊，并歸還移走的物品。

評析

通過條約劃界是解決國家間邊界爭端、確定邊界線的通常方式。邊界條約一般附有標明界線的地圖等法律文件。在條約文字與附圖不一致時，解決的一般原則是應以條約為準，除非條約另有規定。也就是說，地圖作為邊界條約的附件，不具有優于條約約文的決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這種例外，但這種結論缺乏充分證據支持。本案當事方所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一方當事國提出來作為證據的那種地圖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圖與條約文字二者之間應以何為準的問題。法院的判決也只是認定一方當事國提出的地圖早已為另一方當事國事實上接受，因而對它有效，而并沒有直接裁定地圖與條約之間以何為準的問題。泰國本來有充分的機會對錯誤的地圖表示反對，但它沒有這樣做，反而以一些行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國要承擔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當時情形足以使泰國知道錯誤，所以泰國不得援引錯誤作為撤銷其對成為條約一部分的地圖同意的理由。本案確實說明了地圖在解釋邊界條約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應結合案件中的其他情況來判決。

問題

（1）結合本案，分析邊界條約的附圖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國際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適用該原則駁回泰國的主張的？

（3）錯誤對條約的效力有何影響？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

75.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倫比亞訴秘魯 國際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的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場叛亂，同時宣布將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蘇爾〃哈雅〃德〃拉〃托雷等進行審訊，自該日起至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頒發他離開秘魯所必需的通行許可證。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8月31日簽署《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交了訴訟請求書。

哥倫比亞請求國際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議》、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請求國際法院判決：駁回哥倫比亞的上述請求，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犯和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條款的規定。

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約》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列。【訴訟與判決】

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了判決。

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逐一評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犯罪行為發生地國，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將有損于領土國的主權，它將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務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就本案而言，哥倫比亞認為它有權單方面判定避難者罪行的性質，且這種判定對秘魯具有約束力，應得到承認，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國家的某些協定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習慣。法院判稱：以國際習慣為依據的一方，必須證明這個習慣已經確立，因而對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倫比亞政府必須證明它所援引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各國所實行的恒久劃一的習慣的，而且這個習慣是表明給予庇護的國家享有的權利而當地國家負有的義務。《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習慣定義為“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法院拒絕承認哥倫比亞所主張的通例存在。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家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單方面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犯罪性質的權利。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者享有這種權利，但秘魯當時并未批準該公約，因此它對秘魯無約束力。

哥倫比亞政府援引了許多外交庇護權在事實上已被賦予和受到尊重的具體案例。然而，在國際法院看來，它們或者與本案無關，或者并未對前述單方確定權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且，這些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權宜考慮的影響。總之，法院認為，哥倫比亞不能證實單方面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認為法律的任何穩定和前后一致的慣例”。

關于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請求，法院認為秘魯沒有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哈瓦那公約》第2條只規定領土國可作出要求避難者離境的要求，如作出這一選擇，就要負擔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但本案中，秘魯并未作出這一選擇，因此，它不負擔此項義務。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哈瓦那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不能給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護權。秘魯政府不能證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認為哥倫比亞違反了這一規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僅在情況緊急和在該犯尋求庇護以便用任何其他辦法保障其安全所絕對必須的期限內才能給予庇護”，這一規定旨在杜絕濫用庇護權的行為。本案中，從武裝叛亂到給予庇護，其間歷時3個月，此外并不存在簡易軍事審判的危險，而是處于正常的法律訴訟之中。因此，不能認為是“情況緊急”，所以，法院判決哥倫比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2條第1款。隨后，哥倫比亞請求法院說明到底是否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法院最終判決：(1)法院對當事國提出的上述請求不能發表意見；(2)哥倫比亞沒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的義務；(3)對托雷的庇護應于1950年11月20日判決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稱，這幾個結論是不矛盾的，因為除交出避難者外，還有其他終止庇護的方法。1954年，哥秘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秘魯同意發放通行許可證。4月，托雷離開秘魯。【評注】

在國際法上，國際習慣是各國重復類似行為而產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規則。按照這一定義，構成一個習慣規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條件，即必須有慣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國不斷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條件，即法律確信，也就是各國在如此行事時有一種履行法律義務或行使法律權利的感覺，這樣，該慣例就被各國當成了法律規則而不能違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正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判斷外交庇護行為是不是一項國際習慣規則的，它首先證明了外交庇護僅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間的一項慣例，它既沒有滿足作為一項習慣規則的“物質條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確信”。

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別指出了“外交庇護”是侵犯領土國的領土主權的，因為這種做法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從而構成了對純屬領土國管轄的事務的干涉。這與領域庇護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國際法上不能承認這種有損他國領土主權的做法。此外,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也明確規定了使館不得充當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館內庇護接受國決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國國民，可以說是這種“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個例子。

滅種罪公約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締結的滅種罪公約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但若干國家對該公約作出了一些保留。締約國在這些保留的效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下述情況，即：就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而言，一個國家在它批準或加入該公約或簽字時附加了某些保留，這個國家的地位如何，向國際法院提出了三個問題，要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1.當一國對公約作出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反對，該國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締約國的一方？

2.若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國與(1)反對保留的國家，（2）接受保留的國家之間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和有權但尚未在公約上簽字或加入的國家，對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果如何？

國際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發表咨詢意見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回答。

法院認為，在條約關系中，一國不受未經它同意的條約的拘束，這是久已確定的原則。多邊公約是締約國根據公約的條款自由締結的協議的結果，締約國無權通過單方行為或特別協定破壞或損害該公約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是公認的原則。這項原則是與條約的完整性觀念密切相聯的。傳統學說中的這種觀念主張，除非保留被所有締約國無例外的接受，無保留是有效的。

這種傳統學說作為一條原則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對于滅種罪公約來說，由于公約本身的特點，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約締結的聯合國的普遍性和公約第十一條所預期的參加公約國家的廣泛性，較靈活的適用這條原則是合適的。廣泛的參加這類公約，在締結多邊公約的國際實踐中已出現了較大的靈活性。較一般的付諸保留，對保留的默許，允許被某些締約國反對的提出保留的國家在與接受保留的締約國之間成為締約一方的實踐的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顯示了在締結多邊條約對靈活性的新需要。

還必須指出，雖然滅種罪公約最后是一致通過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數表決的結果。有利于多邊公約締結的多數表決制也可能產生允許某些國家提出保留的需要。這種想法已被近年來在多邊公約中作出的為數不多的保留的情況所確認。

在這種國際實踐的情況下，不能從一個多邊公約中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就得出結論說，該公約禁止締約國作出任何保留。公約的性質、它的目的和它的條款，締約準備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約的通過，都是在沒有明示允許保留的情況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響應加以考慮的因素。

現在要考慮的時，何種保留以及何種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問題。滅種罪公約的締約史表明，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將否定整個人類集團生存權利的滅種罪作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加以譴責和懲治，這種罪行震驚人類良知，導致人類的極大損失，違反道德原則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個后果是，構成公約基礎的原則是被文明國家承認并對它們有拘束力的原則，即使沒有任何條約義務存在；第二個后果是，在譴責滅種罪和為將人類從這種可惡的瘟疫中解放出來進行合作的普遍性質。因此，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欲使滅種罪公約在范圍上居于普遍性。事實上，1948年12月9日，該公約在聯合國大會被56個國家一致通過。

公約的目的也須加以考慮。這個公約顯然是為了純粹人道主義和文明的目的而通過的。的確，很難想象一個公約會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這雙重目的，因為這個公約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類集團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確認和保證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樣的公約中，各締約國并沒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任何利益；它們僅僅具有一種共同的利益，即達成作為該公約存在理由的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類型的公約中，人們無法提及對于各國的個別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條約上就權利和義務之間維持完全是均衡。鼓舞著該公約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對所有它的規定提供了基礎和準繩。

滅種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圖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該公約，絕對排斥一個或更多國家可參加公約不僅將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還將損益作為公約基礎的道德的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權威。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對保留的自由，作為保留國和反對國態度標準的，是保留同公約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適。

有人爭辯說，存在著使保留的效力取決于所有締約國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國際法規則。

法院認為，國際實踐并沒有表明，多邊公約絕對完整性的概念已發展成一條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還必須指出，在聯合國的美洲成員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中，存在著允許保留國成為締約一方，而不論保留和反對保留的性質如何的實踐。滅種罪公約的起草工作并沒有證明締約國心目中已有確定的實踐的觀點，締約國以后的態度也沒有這種顯示。最后，在第十屆聯大法律委員會討論多邊公約的保留問題是，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鑒于上述考慮，本法院對向它提出的問題之一，由于該問題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絕對的答復。對保留的評價和反對的意見的效力取決于個別公約的具體情況。

關于問題之二，即保留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的效力問題，法院認為，任何國家不受它沒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標準的限度內，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決定提出的那個國家是或者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確實有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只有在公約中插入一項關于使用保留的條款，才能加以補救。

第三個問題設計給一個不論是由于尚未在公約上簽字，還是由于雖已簽字但尚未批準公約，因而還不是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力問題。法院的意見是，對于第一種情況，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能夠排除另一個國參加公約；第二種情況有所不同，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產生法律效力，它僅僅表示和宣布一個簽字國在成為公約締約國以后將采取的態度。

鑒于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7票對5票對提交法院的三個問題作了如下答復：

（一）一國對條約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所反對，該國可以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否則該國不能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

（二）如果締約一方反對一項保留，認為不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那個提出保留的國家不是締約的一方；另一方面，一個締約國接受這項保留，認為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提出保留的國家是締約的一方。

（三）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反對一項保留，只有在它批準公約后才能產生在向其他國家表明該簽字國最終的態度的作用；有權簽署或加入公約但實際上未這樣做的國家隊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律效力。

國際法院強調，以上這些意見嚴格的限于適用于滅種罪公約。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頁。

評 注：

關于條約的保留，傳統的見解認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締約國擴大一致同意，締約國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拒絕遵照這種漸漸誒，不認為這種見解已經具備了被普遍接受的實踐的性質。

雖然攻擊發育對本案的咨詢意見今限于滅種罪公約，但是這個意見可以被認為是與同樣保留的一般問題相關的，對于條約法中關于保留問題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盡管這個意見沒有提出一項具體適用的法律規則，尤其在實踐中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以解決是否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那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應當的。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把決定是否允許保留的權力交給各締約國自己。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遵循國際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則，但對成彤彤規則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讓步。公約規定：“一國得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該項保留為條約所禁止者；（乙）條約僅準許特定之保留而有關保留不再期內者；或（丙）的凡不屬（甲）及（乙）兩款所稱之情形，該項保留與條約目的及宗旨不合者。”關于多邊條約的保留對各締約國的影響，公約告訴了如下主要規則：①若全體當事國間使用全部條約為每一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力的必要條件，則保留須經全體當事國接受；若條約為國際組織之組織約章，則保留須經該組織主管機關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接受，保留在該兩國之間生效；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反對，條約在反對國與保留國之間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對國確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國與反對國之間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規定在保留的范圍內對于該兩國間不適用。

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鑒于在解釋1919年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華盛頓公約）問題上發生的困難，國際勞工辦公室請求就下列問題取得常設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

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通過的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在公約包括的工業企業里，是否適用于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婦女？

根據凡爾賽和約第424條的規定，首屆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草案。該公約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條款：

“第三條、婦女部分年齡差異均不得在夜間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業企業及其分廠。……”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遞交常設國際法院的書面聲明，對上述條款的含義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一些國家政府把它解釋為禁止所有婦女在夜間受雇于工業企業，另一些國家政府則認為它只適用于某些種類的勞動婦女。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單獨考慮第三條的字面規定并不會發生什么困難，它使用的術語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齡差別禁止工業企業在晚間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義，這一禁令必然適用于提交法院的問題中有疑問的各類婦女。因此，如果將華盛頓公約第三條解釋為不適用于擔任監督和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女工的話，必須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據來加以證明。

公約第三條的術語與公約的名稱、序言及其他條款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約標題提到“夜間雇用婦女”，序言講“夜間婦女的雇用”，第二條說明了“夜間”的含義。因此，這些條款不影響第三條的適用范圍。

現在法院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根據將第三題的適用范圍限制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根據是，該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的事實，即，它是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體系內準備的，符合該部分規定的程序，是否產生這種限制？是否由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而用一般術語表述的公約第三條就須解釋為僅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某些國家認為，鑒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為為數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在一個勞工公約用一般術語表述的條款必須被假定為僅僅旨在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相反的意圖在公約中有明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本案是情況下，無相反的意圖不是存在，第三條的規定須視為只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法院認為，這種觀點的論據是不足的。的確，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是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范圍限制的如此狹窄，以致認定勞工公約須解釋為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顯示。

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解釋勞工公約的規則，即表述一般種類的人的文字，如“人”、“婦女”等類名詞，應視為僅僅指體力勞動者，必須表明國際勞工組織之關心他們。

法院認為，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實體條款中，對個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體力勞動者。他們所用的詞是“工作者”、“勞動人民”、“掙工資者”。這些詞并不排斥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因為和約并未使用勞工這一術語。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條，該條規定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的選舉，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詞。

由此可見，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來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僅僅關心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種類的工人的觀點。既然如此，華盛頓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就不能提供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婦女一詞解釋為只包括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有人指出，1919年華盛頓公約通過時，實際上很少有婦女在工業企業從事監督或管理工作，將該公約適用于這些婦女的問題當時尚未加以考慮。法院認為，即使如此，這種事實本身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忽視公約的規定。

一些國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關于建議修改華盛頓公約的日內瓦討論中，堅持該公約只適用于勞動婦女，法院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下公約的準備工作。

組織首屆勞工會議的任務被賦予一個國際委員會。它的組成，如同會議的程序一樣，具體規定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中。會議組織委員會建議國際勞工會議敦促所有國家加入伯爾尼公約。為此，國際勞工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婦女雇用問題。在涉及夜間雇用婦女的問題上，該委員會超出了這種委員會所提建議的范圍。它建議地締結一個在原則上沿革伯爾尼公約的新公約。該委員會成員是否意圖使新公約十分緊密的沿革舊公約，將舊公約中一致的約文解釋吸入新公約，這是一個憑委員會的報告不足以確定的問題。報告的文字沒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義上使用“婦女”一詞。委員會的報告一致通過，并提交給起草新公約的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向大會同時提交了關于夜間工作等五個公約的建議文本。起草委員會報告人的發言表明，委員會在各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報告人指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起草這些公約是沿著一條統一的路線進行的。在起草各公約的實體條款時，委員會使用了標準表述。委員會建議大會，這種統一性應盡可能繼續保持，并指出，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對這些公約草案的法律后果產生混淆的情況，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會一致通過。

因此，華盛頓公約的準備工作確認了在研究該公約文本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沒有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文字做不符合它們的自然的含義的解釋。

各公約草案之間在結構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類似性，引導法院分析了其中一個條約有特別注明例外條款的情況。如果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有意排斥適用于從事監督和管理工作的婦女，它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規定。

鑒于上述理由，常設國際法院以6票對5票對提交它發表咨詢意見的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常設國際法院刊物》，A/B輯，第50號，1932年。

評 注：

一個條約所用的名詞，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種專門意義，或者從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須按照它們在日常用語中的通常意義來解釋。這是本咨詢意見闡明的關于同意解釋的一項規則。如果締約國對此提出疑義，須提出有效的根據來證明不同于一般含義的解釋。

為澄清一個條款的意義，可以參考各締約國之間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在本案，法院參考了與夜間雇用婦女公約一起締結的其他幾個公約的有關規定。

一個術語的一般用法的含義已被普遍接受時，若要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需在約文中對此作出限定，否則將按一般含義解釋。

關于解釋條約時參照締約時的準備工作，詳見尼爾森案。

第八篇 條約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國訴伊朗；國際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當時為“波斯”）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一項特許協議。協議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區域內開采和加工石油的專屬權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協議規定，在協議的有效期內，非因特殊情況，和經過仲裁法庭裁決，協議不能廢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國會和參議院通過了石油工業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英伊石油公司要求進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絕。英國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聲明伊朗政府有義務將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爭端提交仲裁解決，或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實行國有化法律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伊朗根據1933年協議所承擔的義務。1951年6月22日，英國政府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對意見，否認國際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臨時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對國際法院的管轄問題作出判決。

判決：國際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雙方保證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權利和加劇爭端的行為。在表決命令時，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有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對案情實質沒有管轄權，就沒有權力指示臨時保全措施。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41條并不排除法院在沒有決定管轄權之前有臨時保全措施的權力，但聲明臨時保全不是先行裁決。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強制管轄，該聲明聲稱：

“國際常設法院對于本聲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間接與適用為波斯所接受之條約或公約有關的、以及以后與批準本聲明有關的情勢或事實方面的任何爭端，有管轄權。”

英國政府認為，上述聲明所指的爭端應限于1932年以后所簽訂的條約。本案提到的英譯兩國間的條約是指1857年和1903年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這些條約不能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英國認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即既是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也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

國際法院駁回了英國的主張，國際法院認為，1933年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雖然是在兩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之后簽訂的，但協議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權合同”，不是1932年聲明中所指的條約。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9：5票通過判決，判定國際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即以命令將本案從案件單上撤銷，并宣布終止臨時保全措施的執行。

評注：

本案之所以被國際法院撤銷，是因為英國引用的“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沒有條約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院的初步審判可以看到，國際法上所指的條約，必須是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協議。特許權協議是國家與外國法人之間的協議，那只是一種合同，不具有條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這個被撤銷的案件正可以作為條約定義的一個注釋。

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87年）

事實：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訴聯合國秘書長”議案作出判決（第333判決）后，雅基梅斯向“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提出，請求對該判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該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公民，由蘇聯政府派出，受聘在聯合國俄文翻譯處擔任校訂員，受聘期是五年，從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調到”“項目計劃及協調辦公室”當項目協調員。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獲得延長一年，將于1983年12月26日結束，聘書上寫明是“蘇聯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協調辦公室的助理秘書長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時能延長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請求在美國避難。他在2月10日，通知蘇聯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他已辭退了在蘇聯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還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他希望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資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給助理秘書長備忘錄，表示希望助理秘書長能根據他的表現延長聯合國與他簽訂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職務。”1983年11月23日，聯合國人事處副處長通知雅基梅斯“根據秘書長辦公室的指示，聯合國組織沒有延長他的任期的意圖”。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沒有對此決定提出異議，他認為：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規定：“聯合國工作人員連續做滿五年之后，應給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請求秘書長重新考慮不延長其工作期限的決定，因為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他應取得這個權利。12月21日，聯合國人事部的助理秘書長寫信通知雅基梅斯：聯合國秘書長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決定。雅基梅斯便向聯合國行政法庭起訴，狀告秘書長不執行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別的工作。雅基梅斯請求：“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對第333號裁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10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對戲發表咨詢意見。委員會請求國際法院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沒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后請求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法庭是否沒有行使它的應有的管轄權；

（2）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對與《聯合國憲章》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作了錯誤裁定？ 國際法院接受了委員會的請求，以命令安排時間接受有關方面的書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關于第一個問題。原告在其請求書中認為，“給他卻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礙”。他認為，“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具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機會，并具有獲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權利。”他請求法庭說明秘書長認為蘇聯政府對他的第二次委派構成對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的法律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秘書長有了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會決議的精神對他今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秘書長在法庭上指出，給雅基梅斯安排個工作，沒有法律障礙，并認為他對本案是對一切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做出決定的。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說的“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不是“有利的考慮”，原告無權要求給予“有利的考慮”。國際法院認為，法庭沒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礙。從邏輯上看，法庭首先應考慮的是，原告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這樣的期望，秘書長就有責任提供繼續在聯合國人之的機會，但法庭認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復先前的合同，必須取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且該合同已經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據《職員規則》，定期的聘任是沒有希望恢復或該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認為，秘書長對于雅基梅斯的問題已對一切有關的情況都考慮過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礙”，給不給予安排，由秘書長決定。法庭的看法是，秘書長可以給予安排，但沒有義務給予安排。假如秘書長給予安排的話，法律障礙是沒有的。

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法庭的判決沒有說明雅基梅斯將繼續在聯合國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是說法庭沒有行使它應有的管轄權，法庭認為秘書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給予“一切合理的考慮”，法院無權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關于第二個問題。至于法庭對于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做出錯誤的看法，國際法院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工作人員規章或規則進行解釋，但法院有權判斷法庭在具體解釋或適用某個規則時是否做出了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認為法庭對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第100條、第101（3）條、第8條、第2（1）條和第100（2）條等條文的解釋有錯誤。

（1）第101（1）規定：“

一、辦事人員由秘書長依大會所訂規章委派之。”原告認為秘書長沒有把他的問題提到“辦事人員委派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無從發揮作用，這說明秘書長沒有對他的問題給予“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應由秘書長決定，是否構成合理，完全是秘書長權利范圍內的事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的意思是，怎樣才構成“合理的考慮”，那是秘書長決定的事情，不是說秘書長認為合理就是合理的標準，法庭不認為秘書長享有無限的決定權，但秘書長聲明他已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一切有關問題都做了合理的考慮，那就應認為是已經做了“合理的考慮”了，秘書長是沒有必要做更詳細的說明的。由于上述條文沒有特別規定秘書長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國際法院不認為法庭的這樣的解釋與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有什么矛盾。

（2）第100條規定：“

一、秘書長及辦事人員于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原告認為秘書長作為一個高級官員，他的上述聲明已認為沒有原告本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對他的工作進一步的安排，并認為法庭也做了同樣的結論。國際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張，因為法庭并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101（3）條規定：“

三、辦事人員之雇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認為法庭的判決沒能把這條條文的內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顯，“首要考慮”與“唯一考慮”不是同義詞。這正是讓秘書長可以權衡的各種考慮。無論法庭還是國際法院，都不能代替秘書長的選擇。秘書長之決定，不能認為不尊重第101（3）條所指的考慮之“最高”性質，而是他為了聯合國組織的利益，考慮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秘書長砸死作出決定時是考慮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蘇聯政府辭退其職務的日子。原告認為從這一條其，他已創立了他與聯合國之間的新的合同關系。秘書長不認為“與本國政府的連續關系是工作人員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擔的義務，不論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繼續任職也不以為是建立起一種新的合同關系。法庭對“本國聯系”的意義做了評價。不贊同秘書長的上述意見。認為他的觀點與法庭第326號判決的觀點不大一致。在該判決中，工作人員一旦脫離了與本國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聯合國中職務了。法庭認為這個觀點已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看法”。秘書長認為，國籍的轉變，沒有產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書長的觀點，但認為改變國籍的行為，很可能影響到聯合國的利益。

（4）第8條規定：“聯合國對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認為這條規定禁止歲任何人的條件加以限制，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從最廣義的意義看，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5）第2（1）條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100（2）條規定：“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秘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法庭認為即使有個別會員國試圖獨立秘書長施加某種壓力，法庭也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判斷，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根據上述理由，對于問題1，國際法院一致認為，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沒有肯定原告任期屆滿后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能認為是沒有其應有的管轄權力。

對問題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號判決沒有在于憲章某些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上作出錯誤的解釋。法官賴厄斯對本咨詢意見附以一份聲明：法官伊利亞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對意見，法官斯威伯爾·詹寧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見。

評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對行政法庭進行復議，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的請求，對判決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是原告提到的所謂的“法律障礙”和“合理期望”的問題。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的派出人員，他之在聯合國任職，是建立在本國政府的委派的基礎上的。任期屆滿之后，秘書長能不能不經其本國政府同意而延長期任期或另作別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白的規定，秘書長認為“法律障礙”是沒有的。但一般來說，秘書長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影響聯合國與該會員國的關系，這是應該可考慮的。這不能認為是違反憲章第100條的行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滿的時候就宣布脫離與聯合國的關系，沒有了這個關系，他又憑什么資格在聯合國任職？他在任期內要求在美國避難，姑不論其政治動機如何，也不論美國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國政府肯定會提出抗議，秘書長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這不能認為是干擾秘書長國際官員的地位。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要求秘書長對工作業績優秀的工作人員在任滿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這并沒有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詢意見通過對法庭判決涉及的法律問題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請求回答的問題。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

1.湖廣鐵路債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對此，中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原則曾多次向美國政府申明中國立場，但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無理作出“缺席審判”，要求中國政府向原告償還4130余萬元。

“湖廣鐵路債券”案涉及以下兩個國際法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繼承問題

國際法上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它是一個國家或新政府如何處理舊國家或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問題。在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債務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推翻國民黨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國唯一僉的政府，這是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先事的機關，因此，我國政府在處理舊政府的債務時，也堅決適用“惡意債務不予繼承”，這是久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湖廣鐵路債券”實屬惡債。因為這次借債是1911年，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結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列強決定加快修建鐵路，由于財政危機只能向帝國主義借債，因此，我國政府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一債務，這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而且也為國際法實踐所證明的。

（二）國家主權豁免問題

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根據是聯合國憲章所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完全獨立和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對另一個國家行使管轄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法院沒有經過國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以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其判決相威脅，這是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和美國法院的管轄強加于中國，損害了中國主權，損害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中國政府理應堅決拒絕。

現在，本案由于中國堅決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持國際法的原則，最后并沒有有按照美國法院的“缺席判決”執行。1987年3月9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了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復審要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這不僅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法原則的重大勝利，也對其他國家帶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搞的一種試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突破，也就在國際法上開了一個先例，這樣，美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跟著來要求償還舊債券，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

(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現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當時泰國政府委托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后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后，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后，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于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占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于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于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后，當時的暹羅和之后的泰國政府對此并未作過任何反響，未作過任何追究，也未發現因犯過任何錯誤而可使其“同意”變為無效。它完全有充分機會不同意這種劃界，但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已是得到 了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決確定了柬博寨對隆端古寺的主權。現在，泰國出兵占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于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愿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該案情況與“以——葡案”不同。2.雖然1940年延期的聲明已經失效，但1950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聲明，而且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履行了延期手續，因此這就表明該聲明應當被解釋為接受現在的國際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與此同時，該聲明所引證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條件看，與《規約》的第36條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聲明。從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項判決，駁回了泰國的抗告，并宣布“沒有必要再考慮與司法規定中的協議條款有關的第二次控告”，為此確定了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判決引起了泰國的強烈不滿。但泰國政府根據其對外政策考慮，于1962年7月3日宣布，盡管對案件的結局深為遺憾，然而“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泰國必須履行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泰國將在抗議之下這樣做，并保留其固有權利。”接著撤出了在這個地區的武裝力量。但事情并沒有結束，爭端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

4.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時遭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炮臺轟擊，但未被擊毀。為此，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認為：它享有通過這個海峽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許可的權利。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明確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許可。1946年10月22日，英國為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派出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又通過該海峽時，造成其中兩艘驅逐艦觸雷，死40人，傷42人的巨大損失。事件發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未經阿爾巴尼亞同意，單方面強行到海峽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去掃雷，發現有22顆水雷。但英國海軍的行動遭到阿到爾巴亞的強烈抗議。緊接著，英國政府將這一事件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告阿爾巴尼亞在盟國海軍當局已經進行過掃雷工作之后，又敷設水雷或允許第三國敷設了水雷，要求追究責任。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來解決。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對該案進行過三次判決，最后英國政府勝訴。

該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英國海軍的行動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問題

科孚海峽是位于希臘科孚島和阿爾巴尼亞海岸之間，是連接希臘科孚港與阿爾巴紀亞薩蘭特港之間的一個海峽。因此，英國認為該海峽是國際航行海峽，它的軍艦可以自由通過，不用請求阿爾巴尼亞批準。阿爾巴尼亞認為該海峽是地方性的，外國軍艦通過必須得到同意。國際法院在經過辯論后，認為英國海軍已使用此海峽有80多年，其他國家海軍也經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時期各國軍艦對于連接兩部分公海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具有無害通過的權利，這是獲得普遍承認和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岸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通過海峽。據此，法院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的這次行動并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與此同時，法院又一致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掃雷活動，這是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內并違反其意愿的情形下進行的，這“就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聲明本身已構成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因此，英國軍艦的這種行動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權或其他理由而被說成是正確的。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法院在對本案的審理中，雖然拒絕接受英國認為水雷是阿爾巴尼亞本身敷設的看法，但法院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情況下，而僅僅根據所謂“間接證明”方法推定阿爾巴亞科孚海峽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無所知，并強調，當阿爾巴亞政府經獲悉在科孚海峽的領海內有水雷分布，就負有將危險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義務，自然也應告知馳近的英國軍艦。然而阿爾巴尼亞并未履行此義務，致使英國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許多海軍人員的傷亡的巨大損失。最后，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傷負責，從而有賠償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

1945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第三個判決，該判決是估定賠償數目的問題。法院估定了阿爾巴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這個數額是根據專家調查的結果確定為843，947英鎊，作為給英國軍艦造成的損害和對海員的人身傷亡的補償。國際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至今問題未解決。

5、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美國訴伊朗

國際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前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示威隊伍闖進大使館，扣留了使館內的美國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員共五十多人，把他們扣作“人質”，并將使館的檔案文件搗毀，造成一件嚴重侵犯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美國領事館亦發生同樣努件。

事件發生后，美國于11月9日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考慮采取確保釋放人質和交還使館房屋的行動。安理會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釋放“人質”，并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起訴，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政府違反對美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伊朗政府應立即釋放拘留在德黑蘭大使館和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的全部美國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個人，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并不得對他們進行任何審訊，伊朗應對此侵權行為賠償美國的損失并將造成此侵權事故的人員交主管當局懲處。美國同時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長致信國際法院，要求國際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聲稱：“（1）人質問題只是整個問題中的一個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這問題涉及二十五年來美國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情。（2）人質問題應看作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一個問題。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伊朗認為，臨時保全實際上就是對案情實質作出判決，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臨時保全措施應該是保全雙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護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關于指示臨時措施問題，并于1979年12月15日頒布指示臨時措施的命令。臨時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幾點：

A．

1、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將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歸還，保證大使館和領事館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證給予有效的保護；

2、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釋放拘留在美國大使館、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質”的美國人，并給予充分的保護；

3、伊朗政府從今開始，應對美國的一切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給予一切他們根據兩國的現行條約或普遍國際法能享受到的保護、特權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轄和享受離境的自由和方便條件。

B．美伊兩國政府應不采取任何行動和保證不采取可能加劇兩國緊張局勢或使爭端更難解決的行動。

國際法院院長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確定時間，讓雙方遞交訴狀和辯訴狀。美國按時遞交，但伊朗沒有遞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受理此案。

國際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開庭聽取陳述，但伊朗沒有出庭。國際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決。

判決如下：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決包含下列幾點：

1．管轄權問題。鑒于伊朗沒有提交辯訴狀和沒有出庭，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開庭審理。

美國提出四個文件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這四個文件是：（1）1961年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2）1963年的《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3）1955年的《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4）1973年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法院認為前三個文件可以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因為《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分別為第1和第3條）和《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都有把爭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決的規定，至于第四個文件，即是否根據《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第13條行使管轄權，法院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了。

2．案情實質。國際法院認為，根據美國提出的事實，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發生的襲擊和占據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和領事館、把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扣作“人質”和搗毀使館檔案的事件，就其性質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事實包括1979年11月4日襲擊大使館、搗亂使館、拘留人質、侵占使館財產和損壞檔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襲擊領事館的行為，這段期間的事件不能直接歸因于伊朗國國家，因為還不能證明這些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以便執行某種任務而作的，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這不是說，伊朗國家對這階段的事實就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伊朗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與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不相符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莊嚴宣告使館的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2條明確規定：

“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采取一切步驟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并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尊嚴之情事。”

該公約宣告外交人員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9條又明確規定：“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特別尊重，并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維也納公約第25、26條規定使館檔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

同樣，《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 31、33、28、34、35、40等條對領事館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亦有類似的規定。國際法院認為，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和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已經不單純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國際法的普遍規則。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伊朗已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

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據現行條約，伊朗政府有義務保護美國使館及其外交和領事人員，使他們不受任何襲擊，他們的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破壞；b．美國使館請求幫助時，情況需要他們采取行動；C．伊朗完全沒有履行它的義務。”

第二階段的事實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據了大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被扣作人質。根據維也納公約，伊朗有義務立即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這一場侵犯美國大使館和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件，和立即交還大不里士、設拉子的領事館，使一切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

但伊朗政府沒有這樣做。伊朗外交部長雅茲第在1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國際規章，伊朗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但他完全沒有提到伊朗有義務保護大使和外交人員，他最后還說：“學生們很欣賞政府的贊同和支持，因為美國自己應對這件事件負責。”伊朗總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會上已證實武力分子占領了使館。他把美國使館說成是“間諜中心”，他還宣稱：人質應繼續扣留，直到美國把前伊朗國王和他的財產歸還伊朗，并禁止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談判。一旦伊朗的國家部門證實了這些行動和決定繼續這樣做作為對美國的壓力，這些行為就轉化為國家行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國家指使的人，國家就要承擔國際責任了。

伊朗政府繼續占據使館和繼續扣留人質，一再違反它的條約一義務，違反：

1、《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條；

2、《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9條；

3、《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4、25、26、27、《維也納領事關系》第33條及有關領事履行職務的方便條件和自由的有關條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

約》第2條。

伊朗外交部長在給國際法院的兩封信中認為美國曾在伊朗進行犯罪活動，因而伊朗的行為是合理的。國際法院認為即使證實美國的確有犯罪行為，也不能作為伊朗扣押美國外交人員作為人質的借口。外交法已為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法行為規定給予宣布為不受歡迎或斷絕外交關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違反國際義務，伊朗有義務賠償美國的損失，鑒于違反義務的行為仍在繼續進行中，賠償款額尚無法確定。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決，判定：

“

1、根據本判決所指出的事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

（13：2贊成票：院長瓦爾多克、副院長伊利亞斯、法官福斯特、格羅、賴厄斯、摩斯勒、納金特拉J辛格、魯達、小田滋、阿戈、艾爾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馬拉、巴赫斯特）

（反對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

2、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13：2投票情況與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行動緩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勢，為此目的，雙方應達成協議。

（一致同意）

（法官賴厄斯在判決附上個別意見，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附上異議意見）國家責任由兩個重要因素構成，一是客觀上存在國際不法行為，二是主觀上該國際不法行為可歸因于國家。本案是說明國家責任構成問題的最恰當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發生的侵犯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情，無可否認是國際不法行為。該行為能不能歸因于伊朗國家？伊朗指稱該事情是美國二十五年來干涉伊朗內政的結果，是美國外交人員從事犯罪活動、美國拒絕引渡伊朗前國王及交還其財產的結果，這些理由能不能說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權是正當或可以免除國際法律責任？這正是國際法院需要公正判斷的問題。

國際法院把整個事情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證據尚不足以說明該事情可以歸因于伊朗國家。但在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的時候，伊朗采取不行為的態度，這就產生違反國際義務的國際責任了。國家沒有義務對在其境內發生的一切不法行為負責，但國家有保護外國人的義務，它對于外國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間接責任，它的不行為，會把間接責任轉化為直接責任。至于事情的第二個階段，伊朗國家領導人的態度，特別是它把扣押人質與美國政府的干涉伊朗內政的行為聯系起來，這無異說明侵犯外交人員的行為是伊朗當局縱容和支持的。不法行為的可歸因性就非常明顯了。

對于伊朗提出的各項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說不過去的。正如國際法院所說的，即使這些事實都是真實，也不能說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確，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責任。

至于本案的管轄權，國際法院只根據幾個條約上的“任擇條款”作為行使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在迫切需要通過和平方法解決美伊爭端的形勢下，法院這樣作是可以的，但這在法理上是比較勉強的，在國際法院的實踐中是沒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對，國際法院雖然有權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進行缺席判決，但假如本案不因后來以庭外解決而終止，判決是很難得到完滿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