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鐘華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政不作為案

鐘華訴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行

政不作為案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以下簡稱通州工商分局）接到鐘華的申訴（舉報）信，稱其在通州家樂福購買的“北大荒富硒米”不符合《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簽通則》的規定，屬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違法產品，要求通州工商分局責令通州家樂福退還其貨款并進行賠償，依法作出行政處罰。同年12月30日，通州工商分局作出《答復》，稱依據該局調查，鐘華反映的食品安全問題目前不屬于其職能范圍。鐘華于2014年1月8日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復議申請，該機關于同年4月2日作出復議決定書，維持《答復》。鐘華不服，以通州工商分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通州工商局處理舉報案件程序違法并責令其履行移送職責。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依據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的食安辦（2013）13號《關于進一步做好機構改革期間食品和化妝品監管工作的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等文件規定，目前北京市流通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由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承擔，故被告通州工商分局已無職責對流通環節的食品安全進行監管，且其在接到原告鐘華舉報時應能夠確定該案件的主管機關。《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十五條規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發現所查處的案件屬于其他行政機關管轄的，應當依法移送其他有關機關。本案中當被告認為原告所舉報事項不屬其管轄時，應當移送至有關主管機關，故判決被告在十五個工作日內就原告舉報事項履行移送職責，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通州工商分局不服，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相同理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通過裁判方式明確了行政機關對不屬于本機關辦理職責事項，如果有關規范性文件規定應移送有權機關辦理的，應當及時移送。在行政管理領域，行政機關的職責既有分工也有交叉，法定職責來源既可能是本行政領域的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也可能是其他行政管理領域的法律規范，甚至可能是行政管理需要和行政慣例。有關食品生產、流通環節的監督管理職責由工商機關改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承擔，但職責調整的初始階段，人民群眾未必都很清楚，工商機關發現群眾對于食品安全問題的舉報事項屬于其他行政機關管轄的，應當移送相關主管機關，不能一推了之。積極移送也是一種法定職責。

第二篇：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關于開展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關于開展

2011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工作的通知

各廣告經營單位：

為了全面掌握本區廣告業的主體規模、產業結構和經濟總量，反映廣告業及其相關行業對本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為制定廣告業相關政策提供科學依據，促進廣告業持續穩定發展，根據北京市工商局《關于開展2011本市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工作的通知》（京工商發?2012?16號）要求，即日起至4月底開展2011昌平區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工作。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調查范圍及對象

（一）調查范圍

包括廣告業、文化藝術傳播，文化影視傳播、文化發展、影視策劃以及其他商務服務、計算機信息服務等與廣告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國民經濟行業。

（二）調查對象

1、本區工商部門核準登記注冊，名稱中含有“廣告”屬性的企業法人單位（專業廣告公司）、產業活動單位（僅指外地企業在京設立的分支機構，本市企業法人單位下屬的產業活動單位無需單獨填報調查表）。

2、本市持有《廣告經營許可證》從事兼營廣告業務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報社、雜志社、出版社等企事業單位通過2012年廣告經營資格檢查進行調查。

3、本市工商部門核準登記注冊，經營范圍中含有“廣告設計、制作、代理、發布”一項或多項內容的從事與廣告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文化藝術傳播、文化影視傳播、文化發展、影視策劃咨詢及其他商務服務、計算機信息服務、互聯網傳播服務等行業活動的企業法人單位、產業活動單位（僅指外地企業在京設立的分支機構，本市企業法人單位下屬的產業活動單位無需單獨填報調查表）。

注：參加調查企業名單見附件5。

二、調查時間、內容和表式

（一）調查時間

1、此次調查的開展時間為2012年2月28日－2012年3月9日，調查數據的統計期限為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2、廣告經營資格檢查開展時間為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二）調查內容

廣告業及其相關行業的企（事）業單位基本情況、經營情況、廣告業務收入的分類情況和媒介分布情況等。

（三）調查表式

按不同調查對象分為：《廣告經營單位（企業）填報表》（調查1表）、《廣告經營單位（媒介）填報表》（調查2表）、《涉及廣告業務的企業（個體）填報表》（調查3表）。

三、組織實施方法

請附件名單中的廣告經營單位登錄工商昌平分局網站

（/fjzd/cpfj）下載相關調查表格和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表，其中調查1、2、3表報送紙質報表和電子版報表，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表只報送電子版，填寫并蓋章后于4月30日前送交工商昌平分局商廣科（207房間）。聯系人：馬競、曹新宇，聯系電話：69747043。

四、調查工作要求

（一）此次調查統計工作是為了全面掌握廣告業的整體情況，為下一步政府出臺相關扶持政策提供數據依據，對促進廣告業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各廣告經營單位一定要提高認識，積極參加調查統計工作。

（二）各有關廣告經營單位要高度重視此次調查，如實提供統計資料，不得虛報、瞞報、拒報、遲報，不得偽造、篡改統計數據。

附件：

1、廣告經營單位（企業）調查表（調查1表）

2、廣告經營單位（媒介單位）調查表（調查2表）

3、涉及廣告業務的企業（個體）填報表（調查3表）

4、廣告業基礎數據調查統計表

5、參加調查企業名單

第三篇：姚有良訴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為一案一審行政裁定書

姚有良訴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為一案

一審行政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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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行初字第186號

行政裁定書

原告姚有良，男。

被告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住所地鄭州市中原區協作路18號。

原告姚有良訴被告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原分局行政不作為，于2009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9年10月14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2009年10月21日，原告以被告已經作出處理決定為由自愿申請撤訴。

經審查，本院認為，原告姚有良的撤訴是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屬于自愿，沒有規避法律的行為，應予準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準許原告姚有良撤回起訴。

案件受理費50元，減半收取25元，由原告姚有良負擔。

審判長荊戰武

審判員高青

人民陪審員程景府

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書記員王會鴿

第四篇：A公司訴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區分局工商行政處罰案

A公司訴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區分局工商行政處罰案

【基本案情】

原告：A公司。

被告：江蘇省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區分局。

江蘇省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C區分局（以下簡稱C區工商分局）以涉嫌銷售無合法進口證明的商品為由，對A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立案查處。隨后，江蘇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江蘇省工商局）針對S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簡稱S市工商局）的請示，作出（2001）501號《關于對A公司經銷無合法進口證明商品行為定性處罰的批復》（以下簡稱501號批復），認為對A公司經銷無合法進口證明攝像機、CD隨身聽及相關配件的行為，應當按照《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投機倒把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一）項定性，比照《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投機倒把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處罰。C區工商分局遂對A公司作出（2003）第73號行政處罰決定（以下簡稱73號處罰決定）。該處罰決定認定A公司自2000年10月至2001年9月間，購進日本產“松下”、“索尼”攝像機及配件、CD機等進口商品，同期向S市人民商場等單位銷售，銷售額7648839.10元。然而，其經銷的該批進口商品無合法有效的進口手續、合法經銷單位的合法發票、合法的處罰決定書任何一種證明，據此，C區工商分局認為A公司上述經銷無合法證明進口商品的行為屬于《投機倒把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一項所指的“其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投機倒把行為”（以下簡稱“其他投機倒把行為”），根據《投機倒把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對A公司作如下（2003）第73號行政處罰決定（以下簡稱73號處罰決定）：

1、沒收當事人所經銷的無合法進口證明的商品“索尼”攝像機9臺、“松下”攝像機15臺、“松下”CD隨身聽60臺；

2、沒收銷貨款7648839.10元，上繳國庫。A公司不服，向S市工商局申請行政復議。S市工商局的行政復議決定維持了73號處罰決定。A公司遂向S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審理情況】

S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A公司以牟取非法利潤為目的，經銷無合法證明的進口商品，其行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應受到相應的處罰。C區工商分局對其進行行政處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據此判決駁回A公司的訴訟請求。

A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三條規定，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由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沒有法律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而C區工商分局73號處罰決定中，并未引用任何認定上訴人行為為“其他投機倒把行為”的法律依據，也未能向本院提供任何對經銷無合法證明進口商品的行為應當進行行政處罰的法律、法規或規章。本案中，被上訴人C區工商分局認為江蘇省工商局作出的501號批復對A公司的行為性質進行了認定，可以以此作為其作出行政處罰的依據。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規定的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法律適用規則，對《投機倒把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十一）項和第二款，在適用時應當進行與其上位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有關原則和規定相符的解釋，即依照上述條款作出的認定及行政處罰決定，不能與《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相悖或抵觸，否則應視為違法或無效。《行政處罰法》第十四條規定：“除本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以及第十三條的規定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處罰。”501號批復僅是工商機關的內部批復，并非《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可以設定行政處罰的規范性文件，顯然不能設定行政處罰。參照《立法法》第九條、第十條第三款，以及《行政處罰法》第十二條等有關規定精神，省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也不可能通過轉授權而獲得行政處罰設定權。此外，《行政處罰法》第四條第三款規定：“對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規定必須公布；未經公布的，不得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501號批復是在上訴人A公司經銷行為發生之后作出的，且未經公布程序，不能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綜上，認定被上訴人C區工商分局以501號批復作為其作出73號處罰決定的依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據此，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撤銷C區工商分局作出的73號處罰決定。

【點評】

這是一起工商機關適用《投機倒把條例》作出行政處罰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該案的判決體現了法治精神和時代特征，對我國市場流通領域行政管理的法制化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并推動了《投機倒把條例》實際失效的進程。

《投機倒把條例》是一部我國在經濟體制轉型期制定頒布的，以保障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正常發展為立法指導思想的重要行政法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視為政府對流通領域進行管理的“當家”法規，為國家加強對經濟活動的監督管理、保護合法經營和正當競爭、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投機倒把條例》“暫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其中的許多規定已經與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的要求明顯相悖。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投機倒把罪后，有關撤銷《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的社會呼聲便一浪高過一浪。尤其是該條例第三條關于“其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投機倒把行為”兜底條款規定，允許省級以上工商機關在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作出后，再決定其行為是否違法并進而決定如何處罰，與《行政處罰法》所確定的處罰法定原則、處罰公開原則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明顯違背。這不僅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也使行政行為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為行政權力對市場行為的肆意干涉埋下了隱患。

本案被告工商機關就是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僅依據省工商局的批復，便將原告的行為定性為“其他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投機倒把行為”并進行了處罰。法院在該案審理中，對《投機倒把條例》中與當前社會經濟條件已嚴重不相適應的條款，依據《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和確定的原則，運用體系解釋等法律方法重新進行了闡釋，認為被告工商機關認定原告行為應受行政處罰的法律依據不足，并在此基礎上撤銷了被訴行政處罰。

該案判決后，引起了熱烈的社會反響和廣泛的社會共鳴，并間接推動了國務院于2008年1月15日正式宣布《投機倒把條例》失效。該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法學理論界的高度肯定。根據該案編寫的案例《〈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適用問題的法律思考--從一起經銷無合法證明進口商品行政處罰案談起》被評為全省法院優秀案例二等獎，被最高人民法院機關刊、中文核心期刊《人民司法》2005年第7期刊用，并被《人大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2005年第10期轉載。

第五篇：阮向輝訴被告深圳大學行政不作為案

深 圳 市 南 山 區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決 書

（2004）深南法行初字第22號

原告阮向輝，男，1975年5月5日出生，漢族，住深圳市園嶺新村21棟201房。

委托代理人李松東，廣東仁人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深圳大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區南油路2336號。

法定代表人謝維信，校長。

委托代理人宋為民，男，1953年10月13日出生，深圳大學法學院教師。

委托代理人丁南，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深圳大學法學院教師。

原告阮向輝訴被告深圳大學行政不作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4年7月19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原告阮向輝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松東，被告委托代理人宋為民、丁南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四年制本科學習，遵紀守法，修完被告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成績合格，畢業論文評定為良好，已準予畢業。此外，原告1997年9月1日已由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司授予大學英語四級證書。這表明原告確已較好地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并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三條的規定，應當授予學士學位。但是，被告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一直采取不作為的態度。既不授予學位，也不說明不授予學位的理由，完全漠視原告的合法權益，給原告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損害。二○○四年三月十二日，原告書面請求被告授予學士學位，被告于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作出書面答復，以原告在校期間“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大學英語（4）”等三門課程是經重修通過為由，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

原告認為，原告有條件獲得學士學位，被告拒絕授予原告學士學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訴訟請求：

1、判令被告作出授予原告學士學位的具體行政行為；

2、判令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原告提交的證據：

1、原告的大學英語四級證書；

2、原告的成績表；

3、授予學位申請書；

4、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

被告答辯稱，一、原告訴訟請求已超過行政訴訟時效，理應駁回。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深圳大學法學院學習，并于1998年6月畢業。畢業時原告取得了《普通高等學校畢業證書》（下稱《畢業證》）但由于原告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被告沒有授予其《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證書》（下稱《學位證》）。被告不授予原告《學位證》的決定在與原告同屆畢業的法學院94級的畢業生中已是周知的事實，故被告不授予《學位證》的行為在1998年6月就屬原告知道或應當知道的情況。而原告在1998年6月到2004年3月長達5年8個月的時間，沒有主張權利，也沒有向法院提出過訴訟。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9條之規定及相關規定，原告的訴訟請求已經超過訴訟時效期間。

二、被告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廣東省政府規范及深圳大學校規作出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的行為是依法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下稱《學位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對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作了原則性的規定（見《學位條例》第4條及《實施辦法》第3條）。為了保證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有效實施，國務院頒布的《實施辦法》第25條還明確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此授權性規定，賦予被告有權通過學校規章的方式，明確學位授予的工作細則。

1991年，廣東省高等教育局下發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頒布了《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被告根據廣東省政府的相關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于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訂了《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下稱《深大學位條例》），該條例第9條第4項規定：“在校期間，按教學計劃要求有3門（含3門）的必修課（包括限選課）經過重修后才合格者”不得授予學士學位。此外，根據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之規范“學士學位一般不予補授，學士學位證書一般也不予補發”，《深大學位條例》第9條第7項亦規定“畢業時未能取得學位者，以后一律不再補授學位”。原告的學業情況屬于上述規范中規定不授予學位的情況，所以，被告依法不授予原告學位，也依法不補授其學士學位。

被告制定的《深大學位條例》是對國家《學位條例》及國務院的《實施辦法》的具體化，不存在規則層面上的矛盾與抵觸。上述法律、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是被告實施學士學位授予權的基本規則。

被告所依據的上述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政府規范性文件及深圳大學校規，均在原告入學（1994年9月）前已經生效。原告在入學之初，被告在針對新生的入學教育階段，將上述法律法規及相關規范的內容向原告作過宣講，并發放了印有上述規范內容的《學生手冊》。原告應當知道上述規范的內容對原告具有約束力。

三、確定授予學士學位的具體條件屬于教育自主權，也是教育者的職責所在，應依法受到保護。

關于學校的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8條第1、4、5項之規定，學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有權對受教育者實施處分，并有權決定對受教育者是否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

被告提交的證據：

1、《深圳大學頒發學位（畢業）證書申報表》；

2、《深圳大學頒發畢業證書申報表》；

6、原告在讀期間的94、96年頒發的《學生手冊》；

7、原告在讀期間的校歷；

8、法學院對學位審查工作的說明；

9、學士學位申請表（樣式）；

10、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

11、廣東省高等教育局下發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及《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12、1992年4月公布、1994年6月修訂的《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

13、1996年4月修訂的《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

經審理查明，原告于1994年9月至1998年6月在被告深圳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四年制本科學習，修完被告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成績合格，畢業論文評定為良好，被告于1998年6月20日向其頒發了《畢業證》。被告以原告所修課程中的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與大學英語（4）三門必修課是經過重修通過的，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而沒有向原告頒發《學位證》。2004年3月1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要求被告授予原告學士學位。2004年3月18日，深圳大學教務處作出《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認為原告按教學計劃有三門必修課是經重修通過的，拒絕授予原告學士學位。原告遂于2004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訴訟。

以上事實，有原告的成績表、《畢業證》、《大學英語四級證書》、《九八屆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生學生名冊》、《授予學位申請書》、《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深大學位條例》及庭審筆錄等證明，足資認定。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1）、（4）、（5）項之規定，學校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權利，有權對受教育者實施處分、并有權決定對受教育者是否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行為屬于法律授權的組織行使的行政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25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此項規定授權被告制定《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的行為，《深圳大學授予學士學位工作條例》不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應予以遵守。根據粵高教科（1991）42號文件《廣東省普通高等學校學士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八條第4項，被告以原告所修課程中的軍事理論、大學英語（1）與大學英語（4）三門必修課是經過重修通過的，不符合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而沒有向原告頒發《學位證》。根據國家教委學位辦及國務院學位辦之教位辦[1992]1號文件《關于制發學士學位證書的通知》第三條第5項：“學士學位一般不予補授，學士學位證書一般也不予補發”。因此，被告不向原告發放學位證書的行為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并且作出不授予學位證書決定的程序合法，原告以被告行政不作為為由所提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依據。在原告畢業時，被告沒有即時書面告知原告不授予學位的決定，至2004年3月18日，才由深圳大學教務處作出《關于“阮向輝授予學士學位申請書”的答復》。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對于學校不授予學生學位的告知程序沒有明確規定，因此不能認定被告在告知不授予學位的程序上違法。原告起訴被告不作為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人民幣100元，由原告負擔（案件受理費原告已預交本院，不予退還）。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蔡 建 東

審 判 員 賈 迎 嵐

審 判 員 鐘 瑞 榮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書 記 員 李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