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廈門地理環境人文文化

（一）亭亭玉立，楚楚動人

廈門位于福建省東南部，相傳古時有白鷺棲息，故又有“鷺島”之稱。東南瀕臨東海與臺灣澎湖一水之隔,西與漳州接壤，北與泉州相連，是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寓祖國“大廈之門”的意思。素有“海上花園”、“海上明珠”的美稱。是中國最早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之一，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的城市。轄思明、開元、鼓浪嶼、杏林、胡里、集美6個區和同安縣，所轄陸地面積1573平方公里，海域面積300多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四大島。廈門市地處亞熱帶，屬海洋性氣候。這里四季如春，年平均氣溫21.C全年皆可旅游，最佳旅游季節一般為每年的4——11月。

全市由廈門島，鼓浪嶼及內陸九龍江北岸沿海部分地區和同安組成，屬海港風景城市。其主體--廈門島面積約132.5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四大島嶼，整個海岸線蜿蜒曲折，全長234公里，港區外島嶼星羅棋布，港區內群山四周環抱，港闊水深，終年不凍，是條件優越海峽性的天然良港，有史以來就是我國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地屬亞熱帶氣候，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溫和多雨，年均氣溫在21℃左右。

廈門市天風海濤，青山綠水，奇卉異木，鳥語花香，天地玄妙造化，構成了獨特的自然地貌，飛揚著沁人的色香神韻，素有“海上花園”稱譽。自古以來，廈門本島白鷺群棲，為優美的自然風光增添了一份神秘、素潔的動感。有異國風情的鼓浪嶼、樹影婆娑的萬石植物園、神秘幽雅的南普陀、神威鎮海的胡里山炮臺、柔濤拍岸的鰲園，還有風光旖旎的環島路、純情天然的天竺山森林公園，悠閑宜人的輪渡文化廣場，以及鼓浪嶼海底世界、臺灣民俗文化村等許多巧奪天工、綺麗多彩的人文景觀，廈門的山海風光已成為福建省金牌旅游景點之一。

作為一座海港風景城市，廈門可謂山海風光，秀美靈動。清朝乾隆年間有人評定，島上有著名景觀24個，分大八景：洪濟觀日、陽臺夕陽、五老凌霄、萬壽松聲、虎溪夜月、鴻山織雨、鼓浪洞天、筼筜漁火，小八景：金榜釣磯、白鹿含煙、金雞曉唱、龍湫涂橋、天界曉鐘、萬芴朝天、中巖玉芴、太平石笑，景外景：寶山圣泉、石泉龍液、碧山飛泉、白鶴下田、聳蠟灼天、紫云得路、高讀琴洞、壽山聽蟬。由于時代的變遷，地貌的改變，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設事業的發展，城區面積的擴大，國防海防的需要，24景中有的已經不存在了，有的面貌全非，有的改作他用。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新的景觀，有的新景觀質量大大超過了舊景觀。由于行政區的更變，島外的集美、杏林、同安都成為廈門的區。他們的轄地區也有許多風光秀美的景觀，原來的24景已不能代表今日之廈門了，必須重新命名。因此，市政府于1997年6月成立“廈門市名景評定領導小組“，組織各方專家、學者重新考察評定廈門新的名景。現定為鼓浪洞天、萬石疊翠、云頂觀日、五老凌霄、菽莊藏海、金山松石、胡里炮臺、虎溪夜月、金榜玉、鴻山織雨、大輪梵天、集美鰲園、皓月雄風、北山龍潭、筼筜鷺影、青礁慈濟等名景。

全市戶籍總人口約為150萬，人口中以漢族居多，另有回、滿、壯、畬、苗、及高山等20多個少數民族。由于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因素，擁有眾多的歸僑、僑眷及廈門籍僑胞和港、澳、臺同胞。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構成廈門成為華僑出入祖國的主要門戶，也是臺胞的祖籍地。作為經濟特區之一，廈門正逐步實行某些自由港的政策。

（二）內斂專修 源遠流長

廈門亦是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晉太康三年（282年）分晉安縣（原來的東安縣，今南安）置同安縣，屬晉安郡，不久裁撤，并入南安縣，直到600多年后才再次有建制：唐貞元十九年（803年）析南安縣西南部置大同場，五代后唐長興四年（933年）升為同安縣，屬泉州。宋屬清源軍（下轄今泉州、莆田）、平海軍（今泉州、莆田）、泉州。元屬泉州路。明屬泉州府。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筑“廈門城”－－意寓國家大廈之門，“廈門”之名自此列入

史冊。清順治七年（1650年）鄭成功駐兵廈門，十二年（1650 年）置思明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廢；二十三年（1884年）設臺廈兵備道，道尹駐臺灣府治（雍正六年即1728年臺灣府改為臺灣道），二十五年（1686年）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設廳，清朝前期開始屬于興泉永道，雍正五年（1727年）興泉道（后為興泉永道，下轄莆田（興化）、泉州府、永春州）自泉州移駐廈門。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廈門鼓浪嶼淪為“公共租界”，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4月析同安縣嘉禾里（廈門）及金門、大小嶝置思明縣，9月升思明府，旋廢，1915年分出金門、大小嶝設金門縣，歸歸廈門道管轄，同年置南路道（1924年改名廈門道，1925年廢）。1933年“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設廈門特別市，旋廢。1934年同安、思明縣屬第五行政督察區（駐同安），1935年4月以廈門及鼓浪嶼等7個島嶼設廈門市，撤銷思明縣設禾山特種區，與同安縣同屬第四行政督察區（轄同安、晉江、南安、金門、安溪、莆田、仙游、永春、德化、惠安、十縣，駐同安，），第四行政督察區駐地由永春移至泉州。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淪陷，10月恢復廈門市建制，設中心（后改思明）、開元、鼓浪嶼、禾山4區。1949年9月、10月1949年8月至11月：除金門縣外的縣相繼解放：同安縣、廈門島解放，同安縣屬第五專區，1950年改泉州專區（轄晉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莆田、仙游、金門、同安九縣，后又改名為晉江專區），廈門為省轄市，1950年10月廈門市設開元、思明、鼓浪嶼、廈港（后廢）、禾山5區。1953年同安縣集美鎮歸廈門市轄，1958年1月撤禾山區，改設郊區，8月同安縣由晉江專區劃屬廈門市。1966年8月開元、思明區更名東風、向陽區（1979年10月復原名），1970年2月同安縣劃屬晉江專區（地區），1973年6月再歸廈門市。1978年9月設杏林區。1987年增設湖里區，郊區改名集美區。1997年同安撤縣設區。至此，廈門市轄鼓浪嶼、思明、開元、杏林、湖里、集美、同安7區。2003年4月26日，國務院批準（國函[2003]52號）調整廈門市部分行政區劃：撤銷廈門市鼓浪嶼區和開元區，將其行政區域劃歸廈門市思明區管轄。思明區人民政府駐民族路。將廈門市杏林區的杏林街道辦事處和杏林鎮劃歸廈門市集美區管轄。集美區人民政府駐銀江路。杏林區更名為海滄區。設立廈門市翔安區，將廈門市同安區所轄新店、新圩、馬巷、內厝、大嶝5個鎮劃歸翔安區管轄。區人民政府駐新店鎮。行政區劃調整后，廈門市轄思明、湖里、集美、海滄、同安和翔安6個區。

（三）上的廳堂 下得廚房

花生湯、海蠣煎、面線糊、沙茶面、沙茶肉串??這些都是廈門最具特色的小吃。以廈門為代表的閩南菜，隸屬于八大菜式里的福建菜，菜式清鮮香脆，注重調湯，口味清淡，酸甜適宜。廈門是近百年來發展起來的港口，菜式風味在歷史上以泉州菜和漳州菜為主體，還兼收了粵菜和西餐的風味。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初開始，大批年輕的廈門廚師游走列國，大量地吸取了西菜的精華，于是，廈門菜在原閩南菜“清鮮香脆”的主旋律上，有了更多的開拓與創新，一躍成為閩南菜的代表。

如傳統菜“加力魚（閩南冬季盛產的一種海鮮）火工白菜”，過去是以加力魚頭和大白菜先大火、后慢火地將其燜熟，如今是以大白菜將加力魚肉包起來，投入事先調制的魚骨高湯中，再裝進小瓷盅里，大火蒸透后上席，更顯風味。

閩南菜以善制山珍海味著稱，口味清淡，所以有人說，它與粵菜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際上，閩南菜在調湯估味方面自成特色，常用糖、醋、醬等調味，幾乎每款菜肴都會搭配兩三款醬料，讓食客一次品嘗到不同的風味。它注重湯料的烹制，以清鮮、醇和、葷香為特色，有“一湯十變”的美譽。

潤餅是廈門人過春節必上席的美饌，起源于泉州的傳統美食“嫩餅菜”，是一款大家圍坐一起自包自吃的菜，寓意全家美滿團圓。此菜光是餡料就很不簡單，包含有胡蘿卜、高麗菜、鮮蝦仁、肉絲、海蠣、荷蘭豆絲等十數種原料。吃時先將潤餅皮展開，抹上甜辣椒醬，依次撒上炒得香酥的海苔、“貢糖”（古時進貢給皇帝的花生酥）、肉松、芫荽等配料，再夾上十數種原料切絲煮熟的煲仔菜，包成卷狀，個中味道何止五種？酸、甜、辣、咸、鮮五味兼備的大卷，吃起來只有一個字：香。

姜母鴨是一道在閩南、臺灣都很受歡迎的風味菜肴。選用紅頭正番鴨、當地的老姜母以及十余種中藥材煲制而成。由于紅頭正番鴨皮薄肉紅，無皮下脂肪，味道香醇，口感清爽，據聞還有消脂去滯的食療效果。師傅則說，做這道菜費時很長，正番鴨胸肉很厚，幸而沒什么膻味，用高粱酒專調的湯汁腌制，起碼一整天才入味。

苦螺是閩南地區特有的海產，個頭小，身價也不高，味如涼瓜，卻仍然抑制不了人們品嘗它的興趣。這“海里的涼瓜”有涼瓜所沒有的海鮮鮮味，白灼的時候清爽，熬成湯羹的時候甘甜，味道奇特。

蟶子相當常見，手指頭大的鮮肉，打火鍋、清炒都不錯。但是當它的貝殼布滿花線、個頭大了一倍之后，竟然認不出來了。了解之后才知道，在廈門吃蟶子分兩個季節：“一月吃小蟶，七月吃老蟶”，小蟶跟我們常見的分別不大，而老蟶則要蓄養兩年再吃，貝殼上的“花紋”有如它們的年輪，標示著它們的資歷。因為肉質肥美，以姜絲、蔥花清蒸，即可得其鮮味，當地人為了不浪費，還會用剩下的湯汁蒸水蛋，與龍蝦之下鋪面線有異曲同工的效果。老蟶性寒涼，廚師建議胃寒的人不宜多吃。

土筍凍是閩南相當有特色的小菜，起源于泉州安海。筍子怎么也能結成凍？此“筍”非彼“筍”，土筍是生長在海灘泥沙中的一種軟體小動物，因形似“小筍”而得名。它含有豐富的膠質，經過熬煮后所含的膠質溶入水中,冷卻后即成凍，外觀晶瑩潤澤，宛如白玉，口感清脆、味美甘甜，如果佐以蘿卜酸、芫荽芥辣醬或美極鮮味汁，吃起來更加鮮嫩爽口。是一道對降火消炎頗有療效，也是當地宴會的必備的小吃。

廈門美食的核心是海鮮四寶：蟹、蝦、魚、貝，以閩南風味為主體，兼有臺灣、潮汕風味，在閩菜傳承的基礎上，博采各路菜系之長，摒棄粗糙油膩，擷取清鮮香醇，用蒸、炒、煎、炸、燜、燉、熘、二十年來，海鮮四寶得到大發展，獲得全國金獎的就有：“干炸鉆蓋”、“綠帶鉆包”、“翡翠皇上皇”、“西施浣紗”、“彩蝶蟠龍”、“龍舟競渡”、“加力魚燉白菜”、“黃花鴛鴦”、“鵝戲南極水”、“爆炒香螺”、“沙茶鮮帶子”、“春明鉆合”、“鮮鮑鵝掌”、“虎溪夜月”等等，在京城傾倒了全國評委和美食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廈門素菜，原為傳統的做法，以豆制品做成雞、魚、肚、腳等象形食品。六十年代初，南普陀素齋師傅摒棄象形觀念，創造性地素料素做、素菜素名，既講色香味，又具神形器，把素菜做成美觀優雅的大餐，品嘗素菜不僅調節胃口，又是一次高雅的藝術享受。如今，南普陀素菜經過近40年的歷程，特別是近二十的發展，已成為享譽全國名噪東南亞的高級菜肴了，它已能制作幾百道佳肴，可以10天內不重復，已是廈門美食的一張燦爛的名片。藥膳也是隨特區建設的進程而產生的，它不再是街巷小攤的“當歸牛肉”，也不僅僅是冬令食補的“四物正番鴨”了，而是有全套菜譜的藥膳。鷺江賓館的仿古藥膳色香味俱佳，且碟、罐等器皿全系紫砂特制，專菜專用，高雅大方，一席藥膳無疑是一次藝術的大餐，令人回味無窮。

第二篇：廈門文化

廈門文化，系指生活在福建地區的人共同創造的（主要是閩南人），并一代代傳承、發展與創新的地區性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一個支系，其分布范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后被譽稱的“廈、漳、泉金三角”，即現轄的廈門市、漳州市、泉州市各區、市、縣（泉州原轄金門縣待統一）。廈門文化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福建設置閩中郡，開啟了中原文化與廈門大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漢晉時期，大批中原漢民遷入廈門地區，推動了廈門文化的形成。晉唐時期，廈門地區漢民人口劇增，經濟迅速發展，政教管理體制日臻完善，廈門文化得到發展。宋元時期，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啟航點和東方大港，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到泉州經商，帶動來了伊斯蘭文化，廈門文化得到豐富。明清時期，歐洲商人和傳教士來，傳入了西方文化，廈門文化進一步得到繁榮。從廈門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窺見廈門文化是經過一代代廈門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挖掘、弘揚、創造，并吸收采納了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等外來文化的特質和合理因素，有機地融入了其體系內，孕育、發展起來的，它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獨特的性格和豐富的內涵

廈門市是我國五個經濟特區之一，通行閩南方言。相傳遠古時為白鷺棲息之地，故又稱“鷺島”。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筑“廈門城”——意寓國家大廈之門，“廈門”之名自此列入史冊。1933年“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設廈門特別市，旋廢。1980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廈門島北部湖里劃出2.5平方公里，設立廈門特區，自此，廈門成為中國最早建立的經濟特區之一，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經濟發展迅速。在《經濟日報》2002年初發布的“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中，廈門名列第五。

廈門城市文化

廈門市是地處福建省南端的港口城市，與臺灣省隔海相望。其于明朝時始稱廈門，取義“國家大廈之門”。明末清初時，因為鄭成功駐廈抗清并光復臺灣而聞名，并從那時起與臺灣的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廈門先后成為了經濟特區與計劃單列市，一直走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同時，因為氣候宜人、風景秀麗、美食香鮮，環境舒適，廈門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旅游城市，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稱贊為“東方夏威夷”。

第三篇：媽祖文化與地理環境

媽祖文化與地理環境

高紅(天津師范大學地理系)

媽祖，又稱天妃、天后、天后圣母。她本是北宋福建莆田i}洲嶼一名普通女子，姓林名默，生于公元960年農歷3月23日，卒于公元987年9月9日。她自幼習于泅渡，能乘度渡海、云游島嶼間’，她勇敢豪俠，經常在驚濤駭浪中搶救遇難船民。她那高尚圣潔，助人為樂的關德，一直是鄉里人們傳頌、崇拜的形象。逝}日_后，她的事跡愈發傳頌，鄉人們對她無限敬愛，懷念至深，率先在I}洲嶼為其筑廟祭祀。當人們在航海中戰驚濤破海寇，化險為夷時，都信奉是媽祖顯靈。從宋元至明清，當朝皇上數十次對媽祖進行冊封，從失人”到嘆后”，成為官’、民崇奉的海上女神，航海人的精神寄托。今天，全 }日_界信仰媽祖的達一億多人，媽祖廟有2000多座，僅我國臺灣省就有六百多座，在港澳地區媽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東南亞、加拿人、關國、澳人利亞、挪威、丹麥和非洲等地都有媽祖的i`.}跡”。可 以說哪里有中國的海員、華僑，哪里就有媽祖，就有敬奉媽祖的人群，就有逐漸形成的文化風情。可見，媽祖文化涵蓋的地域之)’一。1媽祖文化的產生與地理環境

1.1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媽祖文化產生的客觀條件

媽祖的家鄉位于福建省莆田的I}洲灣。它地處福建沿海黃金海岸的中間地帶，是我國東南海上交通要沖，船只必經之地。其周圍卞要是花崗巖和火山巖組成的低山丘陵和紅土臺地，侵蝕不甚強烈。區內 河流不多，由地表經河流沖洞下來的泥沙甚少，加以港灣寬闊，因而常年基本不淤。此外，它地處福建省海洋氣候最明顯地區，也是全國受臺風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因而，i}洲灣一帶海域在臺風的影響 下，經常出現人風和降水天氣，引起海而波濤洶涌、巨浪排空，給過往的船只帶來災難。i}洲灣的東、西、北三而的山丘環抱，灣口向東南敞開，東周半島和煙敦山共扼灣口，灣中尚有三道自然屏障。第 一道為i}洲島橫亙在灣口;第一道為盤嶼、人竹嶼、小竹嶼;第三道為羅嶼、橫嶼和洋嶼，這樣形成一個天然避風港，即使港外惡浪滔天，港內仍然風平浪靜。可見，i}洲灣的自然地理條件十分優越。

媽祖這個普通漁家姑娘雖然熟知水性，通曉天象，然而單憑她的卞觀因素遠遠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在人風人浪中為遇難船只消災解厄，這就要得助于i}洲灣這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了。每當天象變化時，特別是臺風來臨，她便駕舟出海，自天引臂高呼，夜晚火把高舉，為過往船只引航，指引他們從外海駛向內港，躲避風浪。遇難的人們在危急關頭順她指點的方向航行，結果風漸iF，浪漸平，瞬間轉危為安，ICI剛才海而佑然沈法滾滾' "} 4tb們從,MM x,}巾醒夾tip o;}-hM奇_認為旱偶卜了你申專”洶袖們脫階回去彼此相告并加以描述夸張。海上漁民多有過此種經歷，這樣久而久之，帶有勞動人民理想化身、具 有完關品質的媽祖形象和充滿神話色彩的媽祖故事就逐漸形成并傳播開來。由此可見，i}洲灣的自然地

理條件在躲避風浪時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也是媽祖這樣的人物為什么產生在i}洲灣而不是別的地方的根本原因。1.2經濟地理環境是媽祖文化產生的物質基礎

福建省兼跨我國東海與南海兩個海域，海上交通十分方便，由于航海和貿易的發展，生產也持續取得發展，在宋以前就已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到宋代，北方民期兵禍，南方沿海的偏安，尤其是福建 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均相應得到發展。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海外貿易的興盛和港口規模的擴人。泉州與莆田相鄰，南宋末年泉州港已超越)’一州而躍居全國首位，成為‘四海舶商，諸藩探貢”(象州府志》卷一城池》)的蜚聲川一界的最人海港之一。

宋元時期在我國海交史上是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海交活動最為鼎盛時期。其通航區域之)’一，兒乎覆蓋了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以至北非和東非沿海國家。就航海技術而言也跨入了一個昌盛時期，羅盤已被)’一泛應用于航海。當時的經濟與航海技術已相當發達，但對于如何保證海上航行安全仍然是無能為力。這在當時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只能求助于海神的庇護了。媽祖救助海難并被神化了的事跡便于此產生了。1.3社會心理環境是媽祖文化產生的群眾基礎

生活在I}洲灣一帶的沿海人民以海為田，從事捕魚、航運和海外貿易等經濟活動，終年以海為伴，要經受許多與陸上生活不同的復雜因素的影響。如:海洋的自然環境、水文和氣象的變化等。他們在茫 茫人海中航行時間民，活動空間小，與家庭和社會群體分離，生活單調、緊張，勞動強度人，體力消耗也人。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鍛煉了人們的技藝、勇氣和毅力，同時祈福求順保平安的心理也相當強烈。媽祖正是適應了人們這種祈求庇護、降臨平安、戰勝災害的心愿而應運而生。

人們對媽祖的崇拜與信仰，并非簡單消極的迷信，而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尤其是對我國占代航海事業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自宋元以來，我國海上交通、貿易的繁盛，明初鄭和下西洋的空前壯舉，元至清代的海運，明清時期閩、粵人民渡海對臺灣和東南亞的開發，無不凝注著對媽祖的崇拜心理。媽祖成為他們海上活動的精神支柱，在媽祖巨人精神力量支持下獲得信心、勇氣和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媽祖文化形成與傳播過程中，朝廷的冊封加強了百姓虔誠信仰的心理。

2媽祖文化的傳播、發展與地理環境 2.1媽祖文化傳播的卞要途徑

(1)海上交通、貿易與酒運是媽祖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北宋年間，由于戰爭使對外陸上貿易的通路—`W綢之路”被隔斷，內外貿易往來轉移到東南沿海，這便出現了海上`c}綢之路。”明州(今 寧波)、泉州、)’一州是當時的人港口和海上交通樞紐。

元朝，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到人都(今北京)，加強了南北經濟的往來，尤其是供朝廷酒糧，進一步發展了海運，當時由太倉、劉家港(今上海)到達直沽寨(今天津)，是海運酒糧的重要航線。元泰定三年(1326年)在天津的海河三義河口建立海神廟—天后宮，這是媽祖文化從南方傳播到北方的歷史見證。

航海是關系重人財產和眾多生命安危的人事。在海難難免發生的情況下，人們心中能拯救海上危難，保佑航海平安的海神媽祖自然就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保護神。他們走到哪里，媽祖就到哪里，媽祖 文化就傳播到哪里。

(2)人口的遷移把媽祖文化帶到海外。人口遷移是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一種運動過程。唐宋以后，由于政治、經濟、社會等種種原因，興化(今莆田)不斷有人外遷，尤其是九牧林氏人家族的人。據臺 浩赫陣方’.,;;普))ia}箭蕾用Ji物從FF li'fk人白莊巾葉朋開為知i，日’一.i;鬧南_浙汀竺楠光_日月鄉杳以辛

第四篇：洛陽人文文化

洛陽人文文化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頭。洛陽人文文化長期作為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統治文化，一直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占據主導、主流地位。研究洛陽人文文化，對于追溯中華民族的起源，彰顯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打造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洛陽人文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對洛陽人文文化的敘述，在1990年代以來諸多洛陽地方專著中已有不同層面的呈現。對其綜合概括，可知洛陽人文文化有八大要點：

1.洛陽是“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思想與五帝和夏商時期人類對宇宙秩序的認識有密切的淵源關系。在中國先民看來，作為空間之宇宙是規范而有序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軸心。這樣的觀念延伸到社會領域時，在部落或酋邦時代，人們就會以自我為中心去構想世界秩序。相傳黃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這種以“土”居中央，以黃帝為統領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則。夏代據《禹貢》記載，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綏、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為中心，四方環繞中央。商朝以五方觀念將全國政治疆域劃分為五方，商王直接統治區居中，號稱“中商”。五帝和夏商時期形成的“尚中”觀念，成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點，對當時和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河圖洛書是中華文化以及陰陽五行術之源。被后世儒者尊為五經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則起源于河圖、洛書。《周易》中“中”的出現頻率高達119次，六十四卦中過半數的“傳”之內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圖洛書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洛陽地處“天下之中”。“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是指洛陽一帶。“中國”一詞，曾見于《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據考證，“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于1965年陜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里。銘文中的“中國”，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陽一帶。由此，洛陽一帶稱為“中土”或“土中”，后來河南省也被稱為“中州”或“中原”。《史記?貨殖列傳》說：“ 唐人（堯）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都國諸侯所聚會”。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陽地帶。據考證，洛陽被視作“天下之中”的觀念，應該說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來洛陽地區先后發掘出的夏、商都城遺址皆去成周遺址不遠，這決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襲先朝觀念的明證。

洛陽為“天下之中”，是周公營建洛邑時明確提出的。《史記?周本紀》記載，他在陳述選擇洛陽地區興建成周時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逸周書?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為天下之大湊。”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湊是說這里是八方輻輳之地，是朝會、貢賦、交通和商業的中心。這里周公強調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對于王權和國家具有特殊意義。都城的空間位置代表了社會空間秩序，并凝結為一種都城的象征形式，構成王朝體系的核心觀念。都城居于國土中心，既有利于發揮都城的聚集和擴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邊對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歸順，是推行王權統治和實行“王化”措施的國家根本之地。周公營建洛邑提出并闡發了“天下之中”理論，遂使其成為一種建都選址的重要標準，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間概念上升到倫理范疇和方法論的高度。《周禮?司徒》說：“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這里，“天下之中”就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想。

“天下之中”是漢唐之間列朝都洛的一個重要因素。周公營洛為“天下之中”建都理論籠罩上一層神圣的光環，西周以來，“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引導眾多王朝都城選址的洛陽取向，構成列朝建都洛陽的獨特理路的基礎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據。西漢開國，因為“雒陽東有成皋，西有崤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劉邦最初以洛陽為都。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建立新朝，決定遷都洛陽，“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東漢劉秀“復帝祚，遷都雒陽，以服土中”，他不僅是看中了洛陽“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陽“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優勢，既繼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節儉，實行德政，也便于利用洛陽本身所積淀的政治文化，推行國策。洛陽“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義，不僅得到漢族統治者的認可，也得到少數民族統治者的認同，其建都洛陽的行為，實際上也成為其漢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北魏遷都于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孝文帝“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以此爭取在華夏歷史順序和現實格局中的位置，確立北魏政權在華夏的正統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長安，隋煬帝即位后，決定營建新都，其詔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今可于伊、洛營建東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陽，就看中了“此都中茲宇宙，通賦 貢于四方；交乎風雨，均朝宗于萬國”的“天下之中”地位，將洛陽宮改稱東都，并定東西都所在官員階品相等。武后執政，改唐為周，以洛陽為“神都”，其所發布的召誥表明她對“天下之中”理論的認同。自西晉至隋的300年間，戰亂不絕，東西、南北之間文化形態差異日漸顯現。無論東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質均高于關中。文化上的東西差異、南北隔閡對建立和鞏固統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陽向為東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蘊深厚，又地靠關中，處在東西、南北文化交匯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優勢。隋唐建都洛陽，在地理形勢上是向東擴展、轉移，在文化形態上則是力圖利用洛陽“天下之中”的文化優勢，縮小東西、南北文化的差異，這與當年周公在洛陽制禮作樂，構建統一的周文化體系有著相同旨趣。

“天下之中”是洛陽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名片。因為“天地之中”的理念，對于華夏民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它不僅以中間、中心對稱為美塑造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審美傾向，而且封建社會更是長期借助人們對“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證明與鞏固“君權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時期，中國歷史的發展對“天下之中”更情有獨鐘。“中”，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間上，中代表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相對完整的聚落環境的幾何中心。在氣象上，中則象征寒暑、干濕適宜的氣候環境。在社會、政治意義上，中則象征終極的權力。”“中”成為一個神圣地帶，而尋求這個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于確立和證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優越地位，同時剝奪任何邊緣地區擁有高峰權力的機會。“天下之中”建都理論所表現出的空間意識和文化觀念，還頑強地深入到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之中。關于“中”的思想還發展為一種中和、中庸的哲學與倫理思想，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一種凝固的空間意識、民族意識、歷史意識，在一定意義上是中華民族之偉大凝聚力與向心力的表現，是中華民族中和主體文化意識的體現。“天下之中”是洛陽人文的制高點。中華民族對“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遠流長，對洛陽的“天下之中”有一種持續性認同和崇拜，這不僅給洛陽籠罩上一種神奇的向心力，而且還具體化為對洛陽空間特質所具有的經濟交通地位和文化內涵的認知與認定，無論是強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陽雖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環境，但洛陽的崛起和發展，實際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帶來的深厚文化積淀。洛陽作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地理優越與人文優越的獨特結合，使其逐漸形成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中心、經貿中心和文化中心。

2.洛陽是華夏文明原點

河洛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是人類重要的活動地帶。1957年，在三門峽、陜縣、澠 池等地，發掘出土了相當于北京人時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盧氏發現了距今約十萬年的原始人頭骨化石；1978年還在洛陽市凱旋東路南側，發現了距今約五六萬年前的舊石器40件，并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黃河小浪底庫區發現了距今4000萬年的世紀曙猿化石。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證明了河洛地區曾是我國早期人類的發祥地之一，是黃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驅。

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都在河洛地區有典型的遺存。裴李崗文化，為距今約8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的初期。孟津縣寨根遺址、澠池班村遺址、偃師西高崖遺址、新安縣西沃鄉黃河對岸的長泉遺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發現。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陽地區澠池縣仰韶村遺址命名的。近年來發現的王灣遺址、孫旗屯遺址、銼李遺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時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證明在距今約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澗沿岸和澗西的周山腳下，已經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區，河洛人在這里過著相對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龍山文化相當于我國傳說中的五帝時代，五帝活動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帶。到了龍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余年前時，河洛文化發展為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或稱為煤山類型。從考古發現來看，此時，河洛地區的生產力有了一次巨大發展，出現了青銅禮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并從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

河圖洛書是華夏文明的源頭，也是中華先民對人類文明的杰出貢獻，《易?系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河洛地區是河圖洛書的發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鄉。相傳，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時代，有個馬頭龍身的神物從黃河里躍出，它身上的旋毛變成一塊玉板獻給伏羲，玉版上的黑白點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這就是河圖。伏羲依照河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畫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于黃河岸邊的負圖寺（亦名伏羲廟），據說就是當年龍馬負圖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時，有個神龜從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點數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圖形，這就是洛書。大禹依照洛書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后成為《尚書》中的《洪范篇》。今洛寧縣洛河岸邊的西長水村旁有“洛出書處”古碑兩通，相傳這里就是當年“神龜貢書”的地方。撩開河圖洛書的神秘面紗，就可發現它并非天書，也不是陳摶偽造出來的，而是華夏文明史上淵源有之的兩部杰作。它不僅在《尚書?顧命》和《洪范篇》中有明確記錄，就連從不言怪力亂神的孔子也曾發出“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的感嘆！河圖洛書是以天地之數的奇妙組合來構建的原始宇宙圖式。河圖之數的思想內涵，在《管子?幼宮》、《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素問經?金匱真言論》和《太玄圖》等先秦兩漢的文獻中均有記載，反映的是以太陽為中心的五星體系，側重于自然天道；洛書反映的是北辰為中心的二十八宿體系，側重于社會人事。河圖洛書通過十個自然數字的奇妙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間的萬事萬物有機地聯系起來，是原始先民樸素的天人合一觀念的深刻反映。河圖洛書的出現是洛陽原始文明與文化的界限，它凝結著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僅是我國文字產生的標志，而且也是一部哲學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東方哲學的精髓，對中華民族心智的啟迪意義深遠。

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母體。炎黃二帝生于洛陽。《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戰，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可見，炎黃二族是由少典、有蟜兩大氏族部落裂變而來的。有蟜氏是以蜜蜂為圖騰的部落，他們活動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經?中次六經》說：“縞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轂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蟲，是為螫蟲，實惟蜂蜜之廬”。據此，平逢山地望應在洛陽西北，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陽平逢山，那么與之通婚的少典氏不應該離此太遠，也應在洛陽地區。《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戰勝蚩尤、炎帝，“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黃帝建都在洛陽。《呂氏春秋》、《淮南子》、《魏書》等不少典籍都有記載。《山海經?中次三經》曰：“青要山，實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為圖騰，黃帝族作為其后裔也應以蜜蜂為圖騰，故稱其都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縣北部的黃河邊，又稱南石山，與荊山相鄰。荊山為黃帝鑄鼎處，《史記?封禪書》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是國家重器，是王權和國家法律的象征，而鑄鼎必于王畿，定鼎必于都城，列鼎必于宗廟。黃帝在洛陽鑄鼎，標志著天下的統一。其后，黃帝傳位于其孫昌意之子高陽，即為帝顓頊。顓頊傳位于黃帝之玄孫高辛，即帝嚳。帝嚳傳位于其子帝摯。帝摯傳位于其弟放勛，即帝堯。帝堯傳位于顓頊的后代重華，即帝舜。帝舜傳位于顓頊的后代文命，即帝禹。顓頊、帝嚳、帝摯、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嫡系子孫，他們締造了酋邦王國時代的華夏文明。酋邦時代，“天子”為天下共主，而各方國則需要向天子進貢，在軍事行動中需要派軍隊聽從天子的調遣，要定期參加天子舉行的盟會及其大型祭祀活動。《水經注?洛水下》載：“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垣、沉壁，受龍圖于河，龜書于洛，赤文篆字。”《竹書紀年》曰：“黃帝祭于洛水”，帝堯“祭于洛”，“率群眾臣沉壁于洛”。《后漢書?五行志》說禹治洪水，得賜“洛書，法而陳之”。由是觀之，河洛地帶自古是我國先民、帝王們主要的活動中心。炎黃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部落活動在洛陽周圍，洛陽在華夏文明中居于領先地位。20世紀以來，考古發現中國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發展的基本特點。在黃河流域，有以洮河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以渭河為中心的老官臺文化，以冀中、豫北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東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長江流域，有寧紹平原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還有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對如此繁復的史前文化譜系，需要特別指明的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還是有著先后主次之分的。當其他地區還處在銅石并用時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時，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經率先跨入青銅時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隸制國家。雖然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實中國文明發生的“滿天星斗”，但這并不能削弱與動搖炎黃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占據主導地位的事實。“永懷河洛間，煌煌祖宗業”，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詩句，很好地表達了視洛陽為華夏文明根源的社會共識。因此，洛陽是華夏文明的原點、中心和根基。

3.洛陽是千年帝都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三代，即夏、商、周，它們先后建都于洛陽地區，形成璀璨奪目的三代文明。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陽城，今登封王城崗遺址，即“禹都陽城”之所在。洛陽是夏王朝的統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夏本紀?正義》說：“《商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史記?吳起列傳》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這些文獻都表明，洛陽地區是夏人的活動中心，地望與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相合。二里頭遺址在今偃師西南伊洛夾河二里頭、圪垱頭和四角樓三個自然村，內有大型宮殿建筑，大型鑄銅遺址，制陶遺跡，出土大量銅器、陶器，文化層堆積豐厚，時間測定約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這與文獻記載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書紀年》載：“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為夏朝國都，在夏朝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湯滅掉夏桀以后，把國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帶）遷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區——西亳，即今偃師縣城西的尸鄉溝一帶。史載：“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下》），班固自注：“尸鄉，殷湯所都。”又據《括地志》載：“湯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師縣西十四里。”并云：“尸鄉亭在洛陽偃師縣，在洛州東南也。”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師縣城西尸鄉溝發現了這座遺址。商代的成湯、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時才遷到“隞”（今河南滎陽北）。此后，商都不斷遷移，至盤庚又“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總計偃師商城共歷十三王，時間長達200余年。

洛陽城的興建是從周武王滅殷后營建洛邑開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陜西的鎬京。周武王滅紂凱旋歸來，夜不能寐，因為天下形勢尚不穩定，殷商遺民三百六十個氏族并未心悅誠服，使其無法高枕無憂。為更好地控制東方，決心營建洛邑。《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對周公所語：“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杜預說三涂在陸渾縣南），北望岳鄙（按即黃河北面太行山邊都邑之地），顧詹（同瞻）有河，奧詹洛伊（即可以望見黃河，洛河與伊河），毋遠天室”。《逸周書?作雒》、《尚書?雒誥》詳細記載了周公營建洛邑的經過，并遷九鼎于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澗河，東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兩岸。城內有太廟、宗廟、考宮、路寢、明堂等五宮，還有“內階、玄階、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為周朝的國都，歷經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東遷洛邑。從平王東遷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滅亡，風雨飄搖的東周在這515年的時間里，就是在洛陽度過的。

東漢都洛。西漢王朝建立，劉邦曾初都洛陽三個月，后在婁敬的勸說下，由于政治與軍事的原因，遷往長安，改洛陽為河南郡郡治。西漢未年，王莽篡權，劉秀反擊成功，在成周城遺址之上建立了東漢都城。因為歷史上的漢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將“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為“雒”。東漢洛陽城南宮為一個布局龐大的宮殿建筑群，有卻非殿、崇德殿、九龍殿、嘉德殿、宣德殿、陽明殿等。北宮為漢明帝造，有德陽殿、宣明殿、章臺殿、迎春殿等。宮殿臺閣之壯觀，班固《東都賦》、張衡《東京賦》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記錄。東漢王朝從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漢獻帝于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脅迫遷都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止，時間172年，歷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陽為都城的。東漢末年，洛陽城為董卓之亂所焚毀。

魏晉都洛。東漢未年，軍閥混戰，形成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曹操勢力強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漢稱帝，國號魏，改“雒陽”為洛陽，都洛陽。魏文帝廣修宮室，有建始殿、玄武館、嘉福殿、崇華殿等，筑造了九華臺。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筑總章觀”。曹魏時期比較大的建造活動還有在洛陽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樓、凌云臺也是此時的標志性建筑。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滅魏，統一全國，國號晉，歷史上稱西晉，亦在洛陽建都。西晉沿用了曹魏時的主要建筑，在洛陽宮門 前樹立有銅駝、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類設施。城內還建有國子圣堂，《晉書》稱其為“禮樂之本”，說明它可能是國子監中祀孔的場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奐，先后5代，以洛陽為都共46年。西晉自武帝司馬炎至愍帝司馬鄴，先后4帝，以洛陽為都52年。魏晉洛陽在永嘉之亂后化為廢墟。

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統一了北方，以南伐為名，帶領三十萬騎兵浩浩蕩蕩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出發，行至洛陽就駐兵不走了，下詔將國都遷到洛陽。495年，“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并規定“遷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還”。孝文帝對魏晉洛陽城進行了擴建，分為外郭、內郭和宮城3部分。內郭城即魏晉舊城。宮城改變了前期南北宮的分散格局，都城內經緯通達，從宮城南出，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廟分布于大道兩旁。魏孝文帝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大力推行漢化政策，規定鮮卑人一律改籍為洛陽人，說漢話，穿漢服，改稱漢姓，提倡儒術。這些措施，穩定了北魏的統治，也促進了我國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從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長安，孝靜帝遷都鄴城，先后歷8帝共40年。這一時代雖然短暫，卻成就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宏偉的一座偉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為宏偉的寺塔建筑。一部由其同時代人楊衒之撰寫的《洛陽伽藍記》盡現了北魏洛陽城作為帝王之都與佛教中心的雙重繁榮與興盛。然而，這座盛極一時的偉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屢遭兵毀，漸趨衰落。

隋都洛陽。隋代最初建都于漢長安之東、龍首原之南的六岡之地，稱為大興城。604年，隋煬帝繼位，當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陽，并下達了建造新洛陽城的詔書。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經過縝密規劃與建設的世界級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于漢魏故城西邊十余里的地方，東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濱澗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為宮城、皇城、外廓城等。內有輝煌壯觀的宮殿，城東北角建有大型官倉，名為“含嘉倉”。隋東都洛陽城，是我國中古時期規模宏大、氣勢壯觀、名聞中外的一座大都會。然而，由于隋煬帝的暴虐而國祚短暫，所以，若以大業元年新洛陽已建成來計算，至隋末戰亂隋煬帝被弒于揚州，洛陽作為隋代都城的時間至多不過15年。隋末戰亂，洛陽再遭劫難。

唐都洛陽。唐代初稱洛陽為洛陽宮。高宗顯慶二年（657年），高宗“手詔改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員品階并準雍州”。自此洛陽就一直是唐王朝的東都。唐洛陽城，作為一座都城，雖然在地位上略低于西京長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與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運體系，成為唐代帝王經常的駐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洛陽度過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將洛陽城改為“神都城”，將洛陽的皇家禁苑西苑 改為“神都苑”。洛陽神都的這一名號，沿用到唐顯宗神龍元年（705年），在這前后20余年的時間中，洛陽幾乎成為了事實上的京師之城。這一時期洛陽城中演繹的建筑大戲，如武則天明堂、天堂的營造，都成為古代中國建筑史上頗有影響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亂將洛陽拖進深重災難之中，其后唐代皇帝就很少駐蹕洛陽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溫的裹挾下東遷洛陽。盡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動舞臺是在長安，但以高宗于顯慶二年將洛陽作為東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徹底滅亡，前后也有251年的歷史。

后梁、后唐、后晉都洛。后梁開平三年（909年），朱晃遷太廟四室的神主赴洛陽，而稱開封為“東都”。這一年后梁對遭到戰爭重創的洛陽加以修葺，使久經磨難的洛陽恢復了一點元氣。后梁自開平元年始，至末帝龍德三年（923年），先后歷2帝，洛陽作為帝都時間大約有15年。后唐莊宗李存勖于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陽，下詔書曰：“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這可能是后唐時期洛陽城在久經摧殘后的一次復蘇。后唐自莊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歷4帝，洛陽為帝都14年。后晉石敬瑭以洛陽為短暫帝都，于天福二年（937年）遷都開封，至此后晉都洛陽一年又十一個月。

北宋時期，雖然京師在東京汴梁，洛陽仍稱為西京，但這時的洛陽實質上已經不具備都城的地位與功能了。宋以后的洛陽，先是遭金人的戰火蹂躪，后來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趨沒落，到明清時期已經淪落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

“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以洛陽為中心，夏、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晉等13個朝代，先后1500余年在這里建都。洛陽是我國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時間最長的歷史古都。如果從中國歷史獨特的首都、陪都的雙都制看，洛陽之為陪都始于西周，終于北宋，其間除作為首都之外，幾乎都是陪都的歷史。如今在沿洛河東西20多公里內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與王城、漢魏故城、隋唐故城遺址，以其“五都貫洛”的宏偉氣魄見證著洛陽千年帝都的興衰更替。

4.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

洛陽是中華文化根脈，因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于洛陽，道教創始于洛陽，佛教首傳于洛陽，還有玄學興盛于洛陽，理學光大于洛陽。這五大思想流派，對中華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儒教起源于洛陽。禮樂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周公是在洛陽制禮作樂，進一步完善了 周王朝的統治制度，并使其思想成為西周以來的正統思想。《尚書大傳》謂：“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禮記?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統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僅制禮，而且作樂，把《大韶》及《云門》《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訂為“六代樂舞”。周公制禮作樂，意在“敬德保民”。這是夏商以來中國思想從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轉變，對儒家仁義學說產生巨大影響。由于周公對儒家學說的貢獻，故被后世稱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并被譽為“元圣”。孔子是儒家的“至圣”。他雖居于周公的封地魯國，又因傾慕西周盛世，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到東周王都洛陽考查“禮樂之原”。在洛陽，他“問禮于老子，訪樂于萇弘”，以考“禮樂之極”。又參觀考查了周的郊社、廟堂等文物制度。他對夏、殷、商三代的禮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后，認為周禮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經驗和長處，是比較完備的，所以“吾從周”。從西漢代開始，河洛地區儒學大家輩出，如賈誼、侯霸、杜子春、孟光、韓愈等，不斷對儒學作出新發展。

道教創始于洛陽。老子是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時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來的各種典章制度，加之其對當時社會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觀察（洛陽應是當時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地區），在洛陽創立了他的道家學說。其《道德經》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歸居”之前，在京都洛陽寫下的，被后世道教奉為經典。黃老道在洛陽地區廣泛流傳，漢明帝和漢章帝時，朝廷上下以崇信黃老為風氣。漢桓帝時，獨尊“黃老道”，在洛陽濯龍宮中，專祭黃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現時，標志著道教的正式產生。五斗米教創始人張道陵，曾在洛陽北邙山和嵩山傳道，與洛陽有著密切關系。其后，道教在北魏時期經過嵩山道士寇謙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陽北邙上清宮進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陽傳道。

佛教首傳于洛陽。釋教佛學傳入中國，記載見于永平八年（65年），漢明帝劉莊“夢見神人，神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漢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經，尋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陽，帶回天竺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同時，用白馬馱回《四十二章經》。漢明帝禮重二僧，讓他們住在鴻臚寺傳教譯經。次年，敕令在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馬馱經來，初至鴻臚寺，遂取名白馬寺。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入駐白馬寺，西域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洛陽成為當時外國佛學大師的云集之地，譯經和法事日漸興盛。從漢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公 元220年）在洛陽譯出佛經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陽人朱士行在白馬寺受戒出家，成為中國的第一個正式僧人，并西行取經，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于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陽。這時佛教也開始由中原地區向江南發展。北魏遷洛后，佛教的發展盛極一時，僅京都洛陽內外佛寺即達1367所。石窟藝術開始發展，龍門石窟和鞏縣石窟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兩大藝術寶庫。佛教傳入中國后，基本是以洛陽為中心發展起來并傳播開來，洛陽的白馬寺因此被稱為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玄學興盛于洛陽。玄學是魏晉時代的主要哲學思潮，它的產生、形成、發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晉時期，因此人們又稱其為魏晉玄學。玄學的命名來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深遠的意思。玄學崇尚老莊，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之為“三玄”。最先倡導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間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莊之言，倡導玄學，競事清淡，開一時風氣。他著有《周易私記》、《周易講說》、《無名論》、《道德二論》及《論語集解》等書，宣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主張君主無為而治。王弼認為：“道者無之稱也”，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無”是宇宙萬物的本體。何晏王弼用老莊玄虛的道理講《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觀點入儒學，完全改變了漢儒以象數之學講《周易》的性質，從根本上沖破了兩漢儒學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學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為“竹林七賢”之一。因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氏集團，遭鐘會構陷，為司馬氏所殺。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主張人應自然而為，強調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反對儒教的束縛。阮籍蔑視禮教，常以“白眼”看待“禮俗之士”；后期則變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當時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保全自己。他認為“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主張把“自然”和封建等級制度相結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他又作《大人先生論》以老莊思想批判禮法，斥禮法之士是“褲中群虱”。西晉玄學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張自然與明教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遙”；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遙”而違反“名教”。郭象認為“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這就是說無不能生有，萬物都是自己生出來的，獨立的自身變化，即他所謂的“獨化”。玄學思潮的興起，探討、反思人自身的價值和文化價值，對兩漢以來以外在的功業、節操、學問為特征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懷疑和動搖，而轉向對自己生命、命運、生活、意義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與追求，也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與否定，才產生內在人格的覺醒與追求。所以說玄學思潮實質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師，在洛陽興起發展了玄學，這是洛陽對華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貢獻。理學光大于洛陽。宋朝建立之前，儒學的發展逐漸停滯，佛教、道教則日益興盛，動搖了儒家文化在中國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到北宋時期，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新儒學——理學，面對佛老思想的挑戰，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學，創建了“洛學”或“伊洛理學”。前人提到這一時期，常說“五星聚奎，伊洛鐘秀”。朱熹《伊洛淵源錄》認為，道學起于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五星”學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學。邵雍創立了先天象數學，認為“心為太極”，“萬物皆生于心”，即心為萬物之源，沒有心便沒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講學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們的足跡。二程理學繼承了周敦頤和邵雍的思想，強調“理”或“天理”。他們認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則，是永恒不變的。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違背“天理”這個最高準則，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現。同時，他們又把“理”說成了先于“氣”（事物）而存在的，“氣”是由于“理”而產生的。程顥說“天者，理也。”又說：“只心便是在。”這是對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的觀點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還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道德修養方法。理學后經南宋朱熹的進一步完善，成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間封建社會的思想統治基礎。程顥和程頤被后世帝王尊稱為“夫子”。

5.洛陽為中華宗親祖居

洛陽為中華宗親祖居，首先在于洛陽地區是中華姓氏重要的起源地。姓氏文化是中華人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時代，姓、氏有別，秦漢以后，姓、氏合一，通稱為姓，一直延續至今。由于河洛地區在華夏族、漢族、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獨特地位和重大作用，它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華姓氏重要的起源地。黃帝故里在河洛地區，黃帝的主要活動也在以洛陽、河洛地區為核心的中原大地。依據《世本》對黃帝后代的粗略統計：黃帝有子25人，得姓者有12姓。從黃帝時代到先秦時期，黃帝直系子族發展到101個屬地（方國、諸侯國），共分衍出501個氏。這些黃帝后裔繁衍的姓氏，是當今中華民族姓氏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自古至今出現過22000多個姓氏（現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3500多個），其中起源于河南省的約占三分之二。在當今人口最多的300個大姓（人口16萬以上的姓氏）中，源于河南省或主支起源于河南省的有167姓。在宋代啟蒙讀物《百家姓》收錄的數百個姓中，后人標注其郡望在河南省境域的達115姓，居全國之冠。洛陽地處中原腹地，歷史上長期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中華眾多姓氏的主要發源地。

按照最新的排序，人口最多的前五個姓分別是李、王、張、劉、陳。有人統計，這五個姓的人口共計3.5億多。這五大姓均源于河南省，或姓中一支、二支源于河南省。如李姓，起源有二：

1、源自嬴姓。“改理為李”。《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說：“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堯大理，生益。益生恩成，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理征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于紂，得罪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為陳大夫，家于苦縣。”引文中的顓頊，為“五帝”中的第二帝；“大理”，古代官名；“伊侯之墟”，伊侯曾居住過的地方，應在伊水附近，正是在這里，“改理為李”，正式誕生李姓。至李利貞十一世孫李耳，曾長期生活在洛陽。

2、少數民族改姓。孝文帝在洛陽，下詔改鮮卑族叱李氏為李姓。

洛陽成為多姓源頭還與北魏孝文帝實施改姓有關。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從根本上進行漢化，毅然打破習俗，于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詔令鮮卑族的118個姓氏統統改為漢姓。如達奚氏改姓奚，獨孤氏改姓劉，賀樓氏改姓樓，勿忸于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陸，賀賴氏改姓賀，尉遲氏改姓尉……。至于皇族拓跋氏，孝文帝說，北魏的祖先是黃帝的子孫，在“五行”中為土，土是黃色，是萬物之元，所以將拓跋氏改姓元。他率先作出榜樣，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元宏。孝文帝這一詔令針對的首先是鮮卑貴族，實際上它的適用范圍包括所有南遷的鮮卑人。當時皇族、宗室、文武百官及其家屬、士兵以及其他附庸人口是遷入洛陽的第一批移民。同時，出于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原因，又遷入大批百姓。估計來到洛陽的鮮卑等少數民族人口的總數在百萬以上。孝文帝的這一政策，使華夏姓氏重要發源地的洛陽又獲得了大量新的姓源，洛陽、河洛地區遂成為更多姓氏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這對中華姓氏的演變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洛陽姓氏文化增添了精彩篇章。

洛陽為中華宗親祖居，還在于它是客家之根。客家人是漢民族的一支重要的獨特穩定的民系，他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獨特穩定的客家語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態（即客家精神）。客家民系以漢人為主體，同時包括有“客化”的畬、瑤等少數民族。客家人的來源，清朝嘉慶年間客家學者徐旭曾《豐湖雜記》說道：“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衣冠舊族，忠義之后也。”其中“客人”指的便是客家人。1905年，清末回梅州定居的黃遵憲以及從臺灣回祖籍梅州蕉嶺的丘逢甲等客家知名人士，在黃遵憲住地“人境廬”成立“客家研究會”，申明客家“根在中原”，是中原南遷的“漢人”，客家人屬于漢人、來自中原的觀點得到廣泛傳播。1933年，羅香林先生發表了《客家研究導論》，運用大量的譜牒、史書等資料，證實客家之源為“中原衣冠舊族”。從此之后，客家人來自中原被學術界接受。古代所指的中原，本有廣義、狹 義之別，其廣義的概念包括今河南及鄰近的山東、河北、山西等省在內的廣大地區。盡管凡是歷史上由山東、山西、河北、陜西及北方其他地區遷居南方，而沒與土著居民融合、通婚，并保持漢族血統及文化傳統的人都是客家人，但由于河洛區域在歷史上所處的特殊地位，在每一次北方人南遷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絕大多數，所以河洛人就成為客家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客家人根在河洛。

客家人是在以河洛人為主體的北方人長期南遷以及遷徙之后再次甚至多次輾轉遷徙的過程中形成的。第一次大遷移（公元317—879年），發生在西晉末年。其時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個少數民族侵擾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為逃避戰亂，自晉代永嘉以后，中原漢族開始南遷。第二次南遷（公元880年—1126年），是在唐至五代時期，安史之亂、黃巢之亂及五代之亂引起的遷徙。這次遷徙持續時間較長。第三次遷徙（1127—1644年間），是宋代。由于金人、元人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遷徙，先至閩贛的中原氏族再分遷至粵東、粵北，而與此同時，流入汀州者也為數日多。第四次遷徙（1645—1843年間），明末清初，因客家內部人口膨脹等原因，第二次第三次遷移的客家民眾再次分頭遷徙，一部分“遷至粵之中部及濱海地區，與川桂湘及臺灣”。其中四川明末遭張獻忠之亂，大量客民移入，即著名的“湖廣填四川”。第五次遷徙發生于太平天國起義末期（1866年以后）。客家人分別遷至雷州、欽州、廣州、潮汕、香港、澳門等地。這五次遷徙有的是從河洛原居地遷出，有的則是從遷居地往其他地方的二次乃至多次輾轉遷徙。客家人就在這漫長的遷徙過程中逐漸形成。

河洛郎雖屢次遷徙，但有著強烈的返本追祖意識。他們為了減輕心中的思鄉之痛，把河洛的地名帶到了移入地區，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駐地之名。如到閩南的中原人還把所在地的兩條河分別起名為“晉江”和“洛陽江”，稱在洛陽江上所修建之橋為洛陽橋。客家人最重視家譜的撰修，以求“崇先報本，啟裕后昆”。客家人的家譜詳述家族源流，不僅將其祖先追溯至三皇五帝，而且將每次遷徙的始因和路線都十分詳盡地記述在他們的譜牒中，對自我的起源地河洛地區更是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懷，在家譜中每每述及。作為表明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標記的堂號，也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揚祖德、敦親睦族的符號標記，是尋根意識與祖先崇拜的體現。客家人從中原南遷時，先到安定地區者在自己的中堂掛上“堂號”，使晚到者可以辨認自己的宗親。研究客家堂號來源，其中大多數來自中原地區，尤以河洛地區最為集中。如稱河南（洛陽即為古代河南郡）堂者有蕭、毛、邱、丘、俞、陸、于、方、元、平、向、禇、廉、種、山等姓氏。由此可以看出，客家人對河洛或中原先祖的語言、風俗、精神 品質都有著強烈的固守與傳承。

6.洛陽是絲綢之路起點

“絲綢之路”一詞，是1877年德國學者李希霍芬提出的，迄今使用一百多年。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絲綢之路專指漢唐時期絲綢西運的途徑，它在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所開辟，是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廣義的絲綢之路，不但包括張騫開通的路上通道，而且包括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四川通往印度的南方陸上絲綢之路，同時還包括與日本朝鮮以及印度非洲聯系的海上絲綢之路等。中國是絲綢的故鄉，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張騫通西域以后，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加，通過這條貫穿歐亞的大道，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織品，源源不斷地輸向中亞和歐洲。因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人為“賽里斯”國，稱中國人為“賽里斯”人。所謂“賽里斯”即絲綢之意。

洛陽與長安一樣，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由于絲綢之路的時間跨度長，其起點在不同時期也就會發生變化。西漢與西域的貿易，主要是輸出絲綢，洛陽則是大批絲綢由東向西運輸的積聚點和中轉站，這使洛陽作為中國東部、南部絲綢集中點的地位得到加強。東漢定都洛陽，洛陽成為全國政治、經濟、貿易中心。尤其班超兩次出使西域，經營西域三十多年，重新恢復了漢朝政府與西域各國的友好關系，絲綢之路的商業貿易也迅速開展起來。為鼓勵商業貿易，東漢在洛陽城內設有三個大型集貿市場，即金市、馬市和南市。洛陽的對外經濟貿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興旺發達景象，除將我國生產的絲織品運往西方之外，還將我國的冶鐵技術和井渠法等都傳入到大宛、貴霜、安息乃至羅馬等國。大宛的苜蓿、葡萄、麻，安息的胡桃等也相繼傳入中國，西方的箜篌、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等傳入中國后，被中國人所接受。隨著洛陽政治、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絲綢之路的起點也由長安轉移到了洛陽。洛陽在東漢對外貿易的發展過程中，由西漢時期的從屬、輔助地位，一躍而成為全國主導性的城市。東漢時期，絲綢之路從洛陽出發，經長安到敦煌后開始分為兩道，北道從敦煌經車師、前王庭、吐魯番到龜茲、姑墨、阿克蘇勒、喀什，然后越蔥嶺至大宛、康居、安息、大秦（羅馬）。南道從敦煌至樓蘭（今若羌）東北、于闐（今田皮山）、莎車，越蔥嶺至大月氏（阿富汗）、安息，西達阿拉伯半島和地中海的大秦（羅馬）。

魏晉、北魏時期洛陽作為帝都，自然而然地成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曹魏在建國之后，就與西域建立了聯系，開始了貢賦貿易。由于曹魏政府對西域胡商采取保護措施，“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使由洛陽到西域的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曹魏與西域諸國的政治、經濟交往逐漸增加，呈現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西晉建立之后，洛陽仍是首都，為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保持與絲綢之路上諸國的貢使關系，西晉政府在西域設戊己校尉。《晉書?四夷傳》記載了西域諸國的情況，以及與西晉交往的關系，書中記載了洛陽到西域諸國的里程，說明西域到中國的終點是洛陽，回去的起點也是洛陽。特別是“太康繁榮”的出現，統治階級奢侈之風大盛，官僚貴族要想求得天下難得之貨，其主要手段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實現的。此時，佛教的傳播也進一步發展，不斷有西域僧人來洛陽翻譯佛經，宣傳佛法。北魏時期，孝文帝遷都洛陽，為安置西域及其他來洛陽的外國使者和商人，北魏政府在洛陽城南專門設置四夷館供他們居住，其中“西夷來付者處崦茲館，定居后賜宅慕義里”。當時西域諸國不僅歲歲朝貢，甚至月月朝獻。北魏與西域諸國的關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過了兩漢和魏晉，其所朝貢、朝獻的地點，當然是北魏的首都洛陽。洛陽西陽門外，有方圓八里、馳名中外的大市，市場東面有通商、達貨二里，通過絲綢之路，洛陽帝都與西域建立了廣泛的商貿聯系，“蕃貢繼路，商賈充人，諸所獻貿，倍多于常”。（《魏書?刑密傳》）北魏洛陽與絲綢之路沿線諸國的交流，不僅是政治、經濟、貿易的發展，同時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洛陽的眾多佛教寺廟，有些則是西域胡人所立，由西域傳來的佛骨舍利都存放在這些佛寺中，有大批西域高僧來洛陽傳經講學，這些高僧云集洛陽，最遠者來自大秦。同時，北魏政府同時也派出中國僧人如宋云和惠生，從洛陽出發，沿絲綢之路去西域取經。

隋唐時期，自隋煬帝于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確立洛陽為東都之后，洛陽作為隋唐都城的地位，一直到唐朝末年始終未變。在隋煬帝和武則天統治時期，洛陽實際上還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文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以佛教對定都于洛陽的武則天政權的影響最為典型。武則天作為一個女性，先后以皇后、皇太后和女皇帝的名義參與政治，統治中國長達半個世紀。武則天想克服儒學給自己帶來的不利，打破傳統的男性皇儲繼位規矩，自己當皇帝，便借助佛教的學說與影響。佛教徒依據天竺僧人曇無讖于十六國時期譯出的《大方等無想大云經》，撰寫成《大云經》，言凈光天女本是男身菩薩，“為眾生故，現受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配合武則天稱帝大造輿論。圣歷二年（公元699年），絲綢之路上康國人后裔、中國籍僧人法藏，根據絲綢之路上于闐僧實叉難陀攜帶至洛陽的梵本，在洛陽重新譯出《華嚴經》，武則天令他在佛授記寺開講，并借其說法時發生的“地震”來美化自己，解釋為六道眾生為如來降福而歡欣雷動。隋唐時期，東都洛陽擁有龐大的手工業機構、作坊和諸市署，擁有全國規模最大的工商業市場，隋朝有豐都、大同、通遠三大市場，特別是豐都市場，市內商店林立，各種貨物應有盡有。唐代的豐都市，規模更大，“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貨賄山積”，（《河南志》凡是中外奇珍異物、土貢特產，無遠不屬，無物不至。異域各國的富商巨賈，亦無不翻山越海，通過絲綢之路來到洛陽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唐朝前期的洛陽與長安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地理單元，既是全國的政治核心區域，又是經濟文化中心地區。在這個區域內長安和洛陽東西映輝，為兩個耀眼的明珠城市，中西交通與交流進入黃金時代，東西兩都共同擔負著絲綢之路起點的任務。隋唐時期，隨著全國的統一，絲綢之路把長安與洛陽緊緊連結到了一起，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也發展到了輝煌時代。從長安和洛陽出發，有四通八達的驛道網絡，輻射和聯絡全國各地都市，全國各地豐饒的物產，源源不斷輸入東西兩都，又經過東來西往的客商轉運到世界各地，從而促進了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和各地區的相互交流，推動著世界文明共同進步。

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始于東漢，魏、晉繼之，歷北魏、隋、唐而達于鼎盛，其為時之長，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較之長安亦不遑多讓。以洛陽為東方起點的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的著名古代商貿通道，中國的絲綢等物質不僅傳到了世界各地，而且把世界各國的物質也帶回到了中國，這種多邊的物質交流，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加快了世界的文明進程。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橋梁，也是精神文化交流的動脈。河洛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母胎，河洛文化通過絲綢之路，把古老的中國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連接起來，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豐富了沿途各個國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河洛文化在向世界各國傳播的同時，通過絲綢之路也把世界各地的先進文化吸收到中國文化之中，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使中國文化始終保持著強盛的生命活力。

“絲綢之路”于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首例跨國合作、成功申遺的項目。中國段包括河南和陜西、甘肅、新疆4省份的22處遺產點。洛陽段有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入選。絲綢之路，一條由駱駝柔軟的腳掌，在堅硬的礫石上踏出的、纖細而渺遠的路。在這條道路上，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溝通、交流、碰撞，各種音樂、繪畫、雕塑、舞蹈藝術、各種飲食文化、服飾文化、生活方式都在這里一一呈現。古老的絲綢之路帶來的不僅僅是民族的交流和經濟的繁榮，它更成就了文化的共同認知。審視、保護、理解這些絲綢之路上的遺留，讓文化的認同找到了物質的載體。而正是文化的共同認知，成就了今天“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給予其最好的歷史支撐。當古代絲 路的輝煌記憶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同時，絲綢之路所充溢的巨大文化力量，也為今天的洛陽乃至中國描摹了一種可以達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間。

7.洛陽是隋唐大運河中心

中國大運河是我國唯一在用的“活態線性文化遺產”。2014年6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宣布：由揚州牽頭的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的中國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它從南到北全長1794公里，穿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等8個省市，包括京杭運河、隋唐運河和浙東運河三部分。此次大運河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個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共包括中國大運河河道遺產27段，以及運河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運河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河道總長度1011公里。其中，河南段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7個遺產點，包括洛陽回洛倉遺址和含嘉倉遺址、通濟渠鄭州段、通濟渠商丘南關段、通濟渠商丘夏邑段、衛河（永濟渠）滑縣—浚縣段、浚縣黎陽倉遺址，涵蓋了河道、碼頭、河堤、橋梁、倉窖、水工設施等完整的遺產類型，見證了大運河從開鑿、發展到繁榮、沒落的歷史進程。中國大運河歷史之悠久、河道之長、流域之廣、影響之大，完全不在中華文明的另一大文明象征——萬里長城之下。

洛陽是隋唐大運河的中心。隋唐大運河共分五段。廣通渠是584年開鑿的，從長安至潼關東通黃河。以渭水為主要水源，長達300余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通濟渠是605年開始開鑿的，隋煬帝“發河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書?煬帝紀》）從洛陽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通濟渠在黃河南岸，分為東西兩段。西段在東漢陽渠的基礎上擴展而成，西起洛陽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為水源，穿過洛陽城南，到偃師東南，再循洛水入黃河。東段西起滎陽西北黃河邊上的板渚，引黃河水進入淮河的支流汴水，經今開封市及杞縣、睢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等縣，再東南，穿過今安徽宿縣、靈壁、泗縣，以及江蘇的泗洪縣，至盱眙縣注入淮水。通濟渠不僅渠道長，而且因為要航行煬帝的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飾以金玉，下重有內侍處之”，所以運河必須鑿得既寬又深。此外，沿通濟渠兩岸，還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纖夫和軍隊行走；沿途修建40多座離宮，方便皇帝和后妃休息；運河的主要目的在于糧食運輸，所以運河兩岸還建造了許多糧食倉窖。通濟渠工程浩大，而施工時間僅用半年，由于勞累過度，“役丁死者十四 五”。完工后不久，隋煬帝就從洛陽乘坐龍舟出發，帶著后妃、王公、百官，沿通濟渠南下“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余里”（《隋書?煬帝紀》），可謂壯觀奢侈。以后煬帝又多次乘坐高大龍舟，率領著龐大船隊往返于東都洛陽和江都之間。山陽瀆為隋唐大運河的第三段，在修建通濟渠的同時，征調淮南民工10多萬擴建，大體在邗溝的基礎上拓寬、裁直。它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徑直向南，到江都（今揚州市）西南接長江。610年，重開江南運河，開通揚州、鎮江至杭州段，長400公里。洛陽向北的運河為永濟渠，公元608年開鑿，它利用沁河、淇水、衛河水源，引水通航至天津，繼溯永定河通涿郡（今北京）。大業七年（611年），煬帝便從洛陽出發到涿郡，并以此為基地征伐遼東。至此，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大運河正式形成，雖然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隋煬帝把后兩者合稱御河）、永濟渠和江南河等渠道，不是同時開鑿而成，但是由于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長安、洛陽為樞紐，向東南和東北輻射，形成完整的體系，同時，它們的規格又基本一致，而且互相連接，所以又是一條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西接大興，南通余杭，北通涿郡，全長2700余公里，把中原同江南、河北和關中地區聯結起來，成為貫通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動脈。

洛陽段大運河是隋唐時期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和御河，留下了豐富的遺存，見證著昔日的繁榮和歷史的厚重。洛口倉，也叫做興洛倉，位于洛陽盆地邊緣的洛河入黃河之口處，并因此而得名。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筑，是隋王朝建造的最大的一個糧倉，也是隋唐時期全國著名的糧倉。倉城周圍20多里，城里挖了3000個大窖，每個窖里貯藏著8000石糧食。隋末，翟讓、李密率瓦崗農民軍7000精兵攻克興洛倉，隋統治者積累了11年的糧食拱手“讓”于李密。李密下令開倉放糧，把糧食分給群眾，瓦崗軍的隊伍也迅速壯大到數十萬人，并在興洛倉附近增筑洛口城，周圍四十里，作為起義軍的根據地。雖然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最終沒能成功，但他搶占糧草的戰略，卻成為另一個人的“教訓范本”，這個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看到糧倉在城外的弊端，決定在洛陽城內建立糧倉，以免重蹈當年隋統治者的覆轍。這個被李世民精心“設計”地理位置的糧倉就是含嘉倉。含嘉倉，位于洛河中下游的隋唐洛陽城，是隋唐時期用作盛納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的大型皇家糧倉，不僅供應洛陽城里的糧食，還起著關東和關中之間漕米轉運站的作用。含嘉倉東西寬612米，南北長710米，總面積43萬平方米。1971年，國家有關部門開始對含嘉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現已在倉城內探出密集且有秩序地排列著287座地下糧窖。根據遺址中出土的銘磚顯示：糧入窖時，要將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都要刻于銘磚上，放置于窖中。而銘磚所記大都是唐高宗、武則天和唐玄宗時期，有調露、天授、長壽和開元等帝號。儲存的糧食品種，有糙米、粟、小豆等。其來源，有蘇州、徐州、楚州、潤州（鎮江），滁州、隋州（邢臺）、冀州（河北冀縣）、德州、濮州（山東濮縣）、魏州（河北大名）等地。史載，唐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含嘉倉儲糧總量達到580萬石，是全國著名的大型官倉。如此的地域范圍，如此的超大規模，可稱為中國古代最大的糧倉之一。而倉糧皆通過大運河運來，由此大運河別稱“運糧河”。洛河沿線的含嘉倉、洛口倉，皆為大運河南糧北調、東糧西運的成果，皆為洛陽是大運河中樞的佐證。沿線的隋唐洛陽城、漢魏洛陽故城、李密城、洛河太倉大碼頭、康百萬莊園、孝義堡等等，無一不與大運河密切相關，無一不見證著大運河的功績。

大運河的開通產生了久遠而積極的影響。它為以后的歷代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大運河修筑成功和此后發揮作用的五百余年內，成為溝通隋唐大運河沿線的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紐帶。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澤被至今；對鞏固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洛陽而言，大運河的開鑿促進隋唐時期洛陽經濟的極大繁榮，洛陽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之一。在隋代后期、唐朝中前期，東都洛陽的商業較西京長安更為繁榮。“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洛河上“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交通的便利，對于國內外人員的往來和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西域、東亞和東南亞諸國紛紛派遣使者和商團來到中國，尤其是東亞的韓國和日本基本是沿運河來到洛陽，他們的遣隋使、遣唐使大批來到中國，虛心地學習隋唐文化，尤其是唐代的政治制度、城市營建制度、詩歌、唐三彩等，中國的文化因此傳播至東亞，從而整合了東亞文化圈，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可以說隋唐時期東亞的交融和繁榮，大運河功不可沒。

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大運河運營了五百多年，歷經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元世祖忽必烈在1289年，下令開鑿會通河。這條河北始臨清，南到東平路（今山東境內）的安山。又從北京到通縣間開了一條通惠河，與原有的舊河道溝通。這樣一來，由杭州到北京，將大運河南北取直，而不再是“人”字形，可以不繞道洛陽，直接到達，縮短航運里程900公里。而隋朝開掘的部分河道由于年久淤塞，未加清理，逐漸廢棄了。元朝開鑿的河道，稱之為京杭大運河。雖然“帝國的生命，流淌的智慧”的隋唐大運河，在洛陽已是輝煌不再，但它作為歷史最悠久、長度最長、科技含量最高的人類文明偉大工程，是中華民族時代精神的象征，是中國留給世界的 寶貴遺產。

8.洛陽是牡丹花城

“洛陽地脈花最宜，牡丹尤為天下奇”。這是歐陽修《洛陽牡丹圖》中的名句。古人認為“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又言“種植好牡丹，必取洛陽土”。洛陽的確是牡丹的天堂，其氣候基本與中國“二十四節氣”同步，四季分明，很符合牡丹的生長周期。“立春”時節，牡丹的幼芽開始膨大，并逐漸綻裂，而這時洛陽的平均氣溫已回升到0℃以上，適宜牡丹發芽。“谷雨”時節，洛陽氣溫穩定在17℃左右，牡丹自然進入開花期。洛陽氣候溫和，雨量適中，冬季沒有東北寒冷，夏季沒有南方濕熱，有利于牡丹的冬眠、越夏。洛陽土地肥沃，伊河、洛河帶來的火山巖元素沉積下來，使洛陽土壤中所含有的微量元素錳、銅、鋅、鉬明顯高出其他地區，其中錳的含量平均高出26．7倍，這些微量元素能有效促進植物細胞生長，促進葉綠素、糖類、酶類的合成及花蕾的形成，為洛陽牡丹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生長條件。洛陽牡丹，其栽培始于隋，鼎盛于唐，宋時甲于天下。我國牡丹的種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1972年甘肅武威東漢壙墓中發現的醫簡中已有牡丹入藥的記載。牡丹作為觀賞植物始自南北朝時期，劉賽客《嘉記錄》說：“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牡丹既已入畫，其作為觀賞的對象已確切無疑。謝康樂更具體指出種植的具體情況：“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 隋代，隋煬帝“辟地周二百里為西苑，昭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洛陽）”，“易州（今河北易縣）進二十箱牡丹。”此時牡丹之名，另有富貴花，木芍藥等，后又稱洛陽花。唐代牡丹栽培開始繁盛起來。洛陽人宋單父，精于園藝，他種的牡丹，紅白斗色，變異千種，被時人尊稱為花師，驚服他有“幻世之絕藝”。《龍城錄》記載，唐玄宗李隆基召之，到驪山種了一萬多棵牡丹，顏色多樣。《酉陽雜俎》云：“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紫白、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七、八寸。”《杜陽雜俎》也言：“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這說明早在公元九世紀，便已經有了重瓣牡丹。民間流傳的武則天貶牡丹傳說，從一個側面證明唐代洛陽已有普遍的牡丹種植與栽培。后唐莊宗曾“在洛陽建臨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其規模不亞于長安唐宮。宋代洛陽為西京，官宦云集，牡丹發展，推至極盛。洛陽是中國牡丹的栽培中心，牡丹的品種更多，并出現了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周師厚的《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洛陽花木記》、張峋的《洛陽花譜》等一批理論專著，記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總結出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成熟經驗，對牡丹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宋洛陽牡丹規模為全國之冠。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也”。洛陽人對牡丹不呼其名，“直曰花。其宰謂天下真花獨牡丹。”“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況為遨游。”可見，洛陽人養牡丹、賞牡丹已成為民風民俗。北宋末年，戰亂不斷，洛陽牡丹開始衰退，至南宋時，四川天彭牡丹繼起，有小洛陽之盛。其后，明代安徽亳州牡丹、清代曹州牡丹先后興盛。縱觀洛陽牡丹的發展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歷代興亡的演變史。李格非嘆曰：“天下之治亂，侯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侯于園輔之廢興”，此言甚誠。洛陽牡丹不僅以其雍容華貴，國色天香而美譽遐邇，以也其造化鐘情，天下君臨而總領群芳。中國牡丹從野生引入觀賞栽培，已有1650年左右的歷史。洛陽野生牡丹為白色的楊山牡丹和紫斑牡丹以及其他牡丹種，經過人工栽培后，唐時出現了黑色（如軍容紫），宋代出現了黃色（如姚黃等）、綠色（如歐家碧）、紫色（如左花等）和復色（如添色紅）以及奇特的轉枝花（如潛溪緋）等。北宋初年，姚黃出自洛陽司馬坡的姚氏家，魏花出自宰相魏仁溥家。洛陽地方留守錢惟演賞之曰：“人謂牡丹花王，?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宋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第三》載，宋時有一復姓東門、人稱“門園子”的人，是一位牡丹接花高手，富豪人家都請他嫁接牡丹，秋天接花，到來年春天見花再付錢，接活一株，價值五千。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載，宋徽宗宣和年間，洛陽有一位歐姓花師，用藥壅培白牡丹根下，次年花開淺碧色，人稱“歐家碧”，極為珍貴，每年作為貢品供奉朝廷。而今，洛陽牡丹的花色甚豐，有紅、白、粉、黃、紫、藍、綠、黑及復色等9大色系，10種花型、1000多個品種。它們或以姓氏命名，如姚黃、魏紫、歐家碧；或以產地命名，如洛陽春、潛溪緋、壽安紅；或以花色命名，如鶴翎紅、胭脂紅、潑墨紫；或以花形命名，如醉楊妃、玉天仙、二喬；還有寓意深妙而又典雅的稱呼，如瓔珞寶珠、飛燕紅妝、雪夫人、粉香奴等，可謂五彩繽紛，萬紫千紅。

洛陽具有豐富的牡丹文化，它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夏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洛陽牡丹花大色艷、雍容華貴、富麗端莊、芳香濃郁，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稱，由此派生出與之相關聯的文化象征意義，并形成牡丹文化的基本內涵。在人民群眾的心目中，牡丹是美的化身，純潔與愛情的象征。國尊繁榮昌盛，家重富貴平安，人喜幸福吉祥，這些特點和寓意，牡丹兼而有之。牡丹花開時節，繁花似錦，燦爛輝煌。曾在大唐盛世，全國上下無不為之傾倒，牡丹花季成了首都長安、洛陽的狂歡節。自唐宋以來，牡丹成為吉祥幸福、繁榮昌盛的象征，并得以世代延續下來。牡丹花姹紫嫣紅，富麗堂皇，從氣質上給人以富貴之感。自宋以來，牡丹即被稱為“富貴花”。在歷代繪畫及各種工藝美術作品中，牡丹作為富貴的象征，與其他花鳥、山石的不同組合，就表現出與富貴結合在一起的不同的寓意。人們 喜愛牡丹，賦予了牡丹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優秀品格。武則天貶牡丹傳說以及《秋翁遇仙記》，牡丹所表現出不畏權貴和惡勢力的精神，倍受稱贊。從唐宋開始，出現了大量贊頌牡丹的詩詞、歌賦、小說、故事、繪畫、刺繡，它們把牡丹比作造福人類的天使，反抗強權的正義化身，把她塑造成美麗、善良的仙女等等，無不寄托了人們的理想和愿望，表達出人們對洛陽牡丹的厚愛。總之，從秦漢時以牡丹藥用而載入《神農本草經》開始，便形成了包括藥物學、植物學、園藝學、地理學、歷史學、文學、藝術、戲劇、民俗學等多種學科在內的牡丹文化，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它可以窺視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了解中華民族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牡丹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獨特方面，它是幾千年來圍繞著牡丹而產生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洛陽牡丹文化之盛集中體現于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春日洛陽人觀賞牡丹是從唐代起就有的一種風俗，從古至今沿襲不變，并且越來越盛。賞花的時間自花開至花落，大約有20多天。1982年9月21日，洛陽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命名牡丹花為洛陽市“市花”，每年4月15日至25日舉辦洛陽牡丹花會。花會“以花為媒，廣交朋友，宣傳洛陽，擴大開放”，努力將其辦成一個融賞花觀燈，旅游觀光，經貿合作與交流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經濟文化活動。洛陽牡丹花會，已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0年11月，經國務院、國家文化部正式批準升格為國家級節會，更名為“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由國家文化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主辦。每當春回大地，萬物復蘇，在清明和谷雨前后，洛陽大街小巷的空地上、分布市內的公園里的牡丹綠葉伸展，花苞滿枝，古都洛陽舉城歡樂，花開如海，人似潮涌。這讓人不由地遙想起邵雍所描述的宋代西京的場景：“洛陽人慣見奇葩，桃李開花未當花，須是牡丹花盛發，滿城方始樂無涯”。“競夸天下無雙艷，獨立人間第一香”，牡丹文化已經成為洛陽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走向世界的橋梁。最后需要指明的是，洛陽人文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厚重，上述八個方面只是其人文的重要代表。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文明原點，文化根脈，宗親祖居，是洛陽人文特色所在，也是多年傾力打造的文化名片。天下之中，曾經開啟了洛陽的帝都歷史，鑄造了洛陽人文文化的輝煌，但隨著“天下之中”嵩山歷史建筑群的申遺成功，如果我們仍然意識不到其文化意義且又守護無措，它將無可奈何地離洛陽漸行漸遠。絲路起點，運河中心，是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它們所蘊含的人文內涵與文化力量，雖然已經綻放但更需今后的持續開掘與弘揚。這八個方面無疑構成了洛陽人文的高地，而由此所伴生或連接的文化名人、成語典故，對其描寫歌詠的詩詞歌賦，則成為這片人文高地的珍珠與鮮花。呈現與闡釋洛陽文化名人、成語典故以及 詩詞歌賦，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洛陽人文的理解，也激發對這塊古老大地的熱愛。

第五篇：廈門文化

廈門文化調查研究報告

廈門是一個沿海城市，風景優美，擁有“國際花園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林城市 ”、“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和“全國十佳人居城市”、“聯合國人居獎”、“全國文明城市”等特殊榮譽。但廈門的文化民俗卻是不少。

廈門的民俗文化歷史久遠，獨具地方特色。閩南語就是一中獨具特色的方言，在廈門，隨處可以聽到地道的閩南語，街頭上小販的吆喝聲，路旁老人的聊天中，你都可以發現閩南語的足跡，在這座美麗的城市中你可以感受到閩南文化的深厚久遠，在美麗的鼓浪嶼品味一種低調的美麗。

當然，除了廈門的閩南語之外，也有許多文化習俗，最讓人記憶深刻的當然就是廈門中秋節時的博餅活動了！

每逢中秋佳節，廈門人都會舉行一種博餅活動。博餅這個民俗活動，是廈門人幾百年來獨有的中秋傳統活動，是一種獨特的月餅文化，也是廈門人對歷史的一種傳承。在中秋節這段時間，商家都會推出不一樣的博餅活動，購物滿一定的數額，送出各種獎品。當然，在這樣的中秋佳節，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在靜謐的月光下，圍著一張大圓桌，在一起吃月餅談心，博餅啦。“一樣的月光，不一樣的中秋；一樣的中秋月，不一樣的月餅文化。”廈門人的博餅活動正秉承了這樣的一種傳統理念。

一年一度的廈門國際馬拉松賽是最令人熱血沸騰的時刻，每年的廈門國際馬拉松賽都要吸引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2萬名運動員參賽，其中不乏國際頂尖的專業選手，數十萬熱情廈門市民的積極參與，他們都帶著快樂的心情在賽道沿線為運動員們加油，各項市民馬拉松、大學生馬拉松等配套賽也同時如火如荼的展開，馬拉松已經成為廈門一年一度盛大的節日！比賽設男、女全程馬拉松、半程馬拉松、10公里、5公里。每年承辦全國馬拉松錦標賽和全國大學生馬拉松公開賽。比賽規模為3萬多人。現在的馬拉松賽，其實是在2002年12月3日，一封普通市民馬達的郵件催生了2003年3月30日第一屆廈門國際馬拉松賽的開幕。廈門國際馬拉松賽得到廈門市政府的高度重視，經過僅僅三年的運作，廈門馬拉松已打造成中國著名賽事品牌，與創辦于1981年的北京國際馬拉松賽成“一南一北、春秋交替”之勢。每年的廈門馬拉松賽大概在3月份舉行，廈門地處亞熱帶，四季如春，年平均氣溫攝氏20度，空氣質量優良，近五年來三月份的氣溫都在攝氏15-20度之間，而且風和日麗，非常適合舉辦春季馬拉松賽。廈門的馬拉松無疑是錦上添花，向其他地方更好地介紹了廈門這個城市。

在每一年的元旦節，廈門都會舉辦一次燈展，燈盞一年一次，在美麗的白鷺洲舉行。“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數千盞爭妍斗艷，五彩繽紛的彩燈將白鷺洲裝點得分外妖嬈，流光溢彩。元宵的白鷺洲，滿是一片“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燈樹千光照，明月逐人來。”的景色。令人留戀往返。

廈門文化深厚久遠，各種各樣的習俗，包含著古老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