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內外土地征收制度比較研究

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總的來看國內外的土地征收制度，以加拿大、日本、美國三個國家為代表；第二部分是對美國征地制度的具體介紹及中美對比；第三部分是介紹臺灣地區的土地征收制度。三部分都是從法律支撐、征收目的與范圍、補償標準、征收程序和對我國的借鑒意義五個部分來展開的，其中臺灣部分有一個比較獨特的“區段征收”。

中外土地征收制度比較研究

1.1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支撐體系

大多數國家的土地征收，一般都能在憲法中找到權力的來源，即便在憲法中找不到權力來源，在民法中也可找到。當前，世界主要國家土地征收制度涉及的立法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獨立式，即土地征收法獨立于土地法之外。二是單節式，即土地征收法作為土地法的一個章節存在，是土地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土地征收不僅有其獨立的憲法基礎，而且土地征收法與土地法在其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前者是公權力對私人財產權的侵害，是國家以強制性手段取得財產的方式。土地法則屬于物權法(或財產權法)的范疇，狹義的土地管理法，從字面上講更具有大量的行政法內容。因此，多數國家均獨立制定土地征收法。

加拿大所有土地在名義上屬于皇室所有，實際上大部分土地歸私人所有，聯邦政府、省及市政府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各級政府對所轄范圍的土地擁有處置權。但聯邦政府為全國辦事需要用地，有權征收省公有土地，但必須是有償的。對于土地征收，聯邦和各省都制定有相應的土地征收法。例如，聯邦和安大略制定有《聯邦及安大略土地征收法》，阿爾伯達省制定有《阿爾伯達省土地征收法》。

英國的立法也有獨立的土地征收法，《1965年強制購買法》(Compulsory Purchase Act 1965), 《1981年上地征收法》(Acquisition of Iand Act 1981)。

日本1951年就頒布了《土地征收法》(Japan Iand Acquisition Act 1951)。美國作為一個判例法系的國家，雖沒有獨立的土地征收法，但將1970年的“土地征收政策法”提升為法律，也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

1.2國外土地征收的目的和范圍

世界各國都把土地征收的目的限定于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即只有在出于公共利益的情況卜，國家(政府)才有可能發動土地征收權。這也是防止公共權力無限擴大而損害私人財產權益的一種關鍵措施。但不同國家，由于社會制度、歷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對“公共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認識。“公共利益”的多種定義體現了每個社會的私有土地擁有者的權利與公共土地需求兩者之間的平衡關系。總的看，在大多數國家，上地征收的主要“公共利益”通常包括交通建設，公共建筑，軍用目的，上地改革，公共輔助設施，公園、運動場建設等6個方面的用途。

美國對公共利益的內涵有廣義理解。首先公共使用排除政府利用權力損害某人利益使另一人獲利，但公共利益也不意味著政府征收的財產只能用以公用或給一般公眾使用。政府征收財產又立即轉給多數私人使用，同樣可以構成公共使用。（但是在2005年的凱洛案的判決引發了政治漩渦之后，美國聯邦和州兩級的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員聽取了學者對案件判決的批評和公眾的強烈抗議后，急忙提出各種法案，旨在限制政府利用征收以發展經濟的權力。截至2008年底，除阿肯色州、夏威夷州、馬薩諸塞州、密西西比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和俄克拉荷馬州沒有通過修正案之外，其他43個州都通過了限制土地征收權運用的法律或者憲法修正案。修改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而:縮小了征收目的范圍、調整了征收審批機關、增加了征收補償額和完善了征收程序。其中縮小征收目的范圍包括六個方面：1.重新界定公用的含義；2.禁止為了發展經濟而進行征收；3.禁止將被征收財產轉讓給私人（和上面藍體字對比，是美國土地征收制度的發展）；4.改變了衰敗狀態的認定標準；5.禁止征收衰敗地區的非衰敗財產；6.禁止利用征收消除衰敗狀態）

加拿大把公共利益范圍嚴格限制在為公共服務的交通、能源、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建設、文物遺跡保護、學校、醫院以及社會福利等方面。日本規定符合公共利益是指與國家社會生活、生產和科學研究等基木公共利益相關的各種用地包括公路建設、路外停車場建設、消防設施、博物館、圖書館、中央批發市場、地方批發市場等35種公益事業項目。

1.3國外土地征收制度的補償標準

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土地征收法或相關法律均有這樣的規定:所有的土地所有人、承租人和占用者因土地被征收都有得到賠償的權利。但各國的補償標準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程序合法在美國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征地程序不合法，將可能直接導致法院判決其征地無效。盡管聯邦和州政府在具體程序上不盡相同，但大體上包含以下環節：一是滿足時限要求的預先通告；二是政府評估被征收土地，向被征收人送交評估報告，提出補償金額；三是政府召開聽證會，闡述征收必要性和合理性，如被征收人有異議，可進行司法挑戰，迫使政府放棄征收；四是如在補償金額上無法達成一致，通常由政府上訴至法院處理；五是法院通常要求雙方分別聘請評估師進行評估，并進行最后一次平等協商；六是如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則由普通公民組成的民事陪審團確定補償金額，最后由法院判決生效。

加拿大的土地征收制度沿用的是英聯邦的體制，加拿大對土地征收的補償是建立在被征土地的市場價格基礎上，依據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按當時的市場價格進行補償。具體來說包括四個部分：A被征收部分的補償，必須依據土地的最高和最佳用途，根據市場價格補償；B有害或不良影響補償，主要針對被征收地塊剩余的非征地，因建設或公共工作對剩余部分造成的損害；C干擾損失補償，被征地所有者或承租人因為不動產全部或基本被征收，因混亂而造成成本或開支補償；D重新安置的困難補償。

日本的土地征收補償有：A征收損失補償；B通損補償(對權利人因征地而受到的附帶性損失進行補償)，如搬遷補償、歇業、營業規模縮小等賠償；C少數殘存者補償，對因征地使得人們脫離開生活共同體而造成的損失的賠償；D離職者的賠償，對土地權利人的雇傭人員因土地被征收而失業時生的損失進行的賠償；E事業損失賠償，對公共事業完成后造成的噪聲、廢氣、水污染等損失的賠償。

1.4國外上地征收制度的程序

除去申請、調查等活動外，國外土地征收程序大致包括三個步驟：A征收土地的公告或通知；B被征收土地權利人參與土地過程的透明程序；C申訴程序。

加拿大通常的征地程序包括:征地者向征地審批機構提出申請;征地者通知被征收地的所有者;在當地媒體上發布公告;審批機構派調查員調查;發送審批證明;土地所有者申請補償;與征地者達成補償協議;征地者進入土地等。

美國征地程序是:具有審核資格的正式審核員審查審核員在征得土地所有者同意后進行實地調查、匯總并提交審核報告給負責征地的機構→高級督察員進一步研究能否同意審核員提交的報告中的補償價格→征地機構向土地所有者報價，若產權人與政府機關間有分歧則進行談判→達到新的補償價格→若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政府及有關機關可實施強制征收。

2.1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支撐體系

我國的土地征收也有其憲法基礎，我國憲法第十條:“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而我國的土地立法體系主要是以《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為核心，由系列單行法規組成的法律框架，沒有獨立的土地法，更沒有獨立的土地征收法。我國的土地立法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其一，土地立法層次低，由人大常委通過的法律諸如《土地管理法》、《土市房地產管理法》等很少，大批量的則是部門規章，如“報告”、“意見”、“暫行規定”或者司法解釋等。其二，土地立法主體多元化，受傳統立法習慣的影響，不論是土地法律、行政法規還是地方土地法規，表面上看，由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國務院或地方人大常委會通過，實際上通常均由相應的職能部門負責起草。多元化的立法造成法律法規之間的不統一、欠協調，同層次的法律規范在內容上標準不

一、寬嚴失調。其三，我國立法過分注重公權的立法，而忽視私權的立法，致使公權擴張，而私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和尊重。

2.2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征收目的和范圍

我國的土地征收范圍與國外相比要寬泛的多。根據1986年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舉辦社會公共事業，需要征用集體土地或使用國有土地的，按照本章規定辦理。”另外，新上地管理法第43條也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用的原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從這些條文可以看出，我國的土地征收本身就存在法律上的矛盾與漏洞，因為國家對土地出讓一級市場實行壟斷，農地要進入市場，必然要經過國家土地征收，同時，任何單位與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也只能依法申請國家土地，這就是說，實際上我國的土地征收范圍己經從公共利益需要擴展到一切經濟建設領域。

2.3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補償標準

我國土地征收補償是按照“產值倍數法”來確定補償的，補償原則是“維護農民原有的生活水平”。土地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土地補償費的標準是征收耕地的補償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之和不得超過該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對比國外的“市場定價”為核心的土地征收補償制度，可以看出，我國的補償標準要低的多。首先，以“產值”為依據來進行補償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按“產值”進行補償，具有濃郁的計劃經濟色彩，既不符合價值規律和定價原則，也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土地管理法》中針對補償的規定為，“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是指農業生產收益。與二、三產業相比農業收益明顯偏低。故對農民支付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必然要低得多，這對農民是不公平的，其實質是對農民的一種低價掠奪。其次，“維護農民原有生活水平”的補償原則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對農民而言，土地是他們借以長期發展的生產資料，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作為農民的生產權，即由農民轉化為了市民，城鄉生活差異和就業形式的改變使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故“維護其原有生活水平’，根本就無從談起。最后，我國的土地征收補償根本就沒有涉及到諸如殘余損失補償、經營補償、遷移補償、生活方式改變帶來的精神補償等，因此是最低層次的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一種土地補償標準。

2.4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征地程序

我國土地征收大致有六個步驟:申請土地→受理申請并審查有關文件→擬訂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審批土地→組織實施并公告→登記發證。對比國外大多數國家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看出，我國的土地征收缺失了兩個部分，其一是被征收土地權利人參與土地征收過程，其二是申訴程序。在我國，土地征收是土地所有權的轉移，主要在政府部門和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進行政府在征地過程中占有主導地位，而被征地農民由于只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因而無法在事關自身財產權利的土征收過程中施加實質性的影響力。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于和政府部門天然的行政隸屬關系使得其在忠實地維護農民利益上顯得力不從心。在征地的程序上農民沒有參與權、知情權和申訴權，結果導致征地過程中農民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犯。

3.國外土地征收制度對我國的借鑒

針對我國土地征收制度上存在的問題，借鑒國際上比較成熟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廣西大學沈曉敏、張娟、賀雪梅在論文《中外土地征收制度的比較與借鑒》中指出應從三個方面對我國上地征收制度加以完善。1.加強圖地征收制度的立法工作

首先，完善土地制度的法律體系，對一些矛盾及有漏的地方及時進行修訂。盡快制定《土地法》和獨立的《土地征收法》，以規范土地征收行為。從法律角度上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嚴格限定用地范圍的“公共利益”性。至于“非公益性”用地需求，應在法律的框架內由用地人和土地所有人進行協商按市場價格執行。

其次，改變多部門各自立法的模式，建立統一的中性立法機構，避免職能部門立法時的自我利益傾向，最大限度地體現法律的內外協調性、嚴謹性、全局性、公正性和公開性。

最后，更新立法理念，貫徹私權保護原則。將公權的行使嚴格限定在法定范圍之內，防止其任意擴張侵犯私權領域。2.完善上地征收補償

首先，土地征收補償應遵循“公平市場價格”原則，從理論上講，補償的標準及范圍應以失地農民的損失而不是以征收者的所得為基準，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土地對失地農民的特殊價值、農民失去土地的間接損失等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 下，征地中不同利益主體對補償標準或成本的預期，取決于使用者對土地市場價格的認知程度，而合理、公平的補償無論在買方還是賣方看來，都應該是“合理的市場價值或買者樂意支付、賣者愿意接受的價格”。對農民的補償，不能以“維持農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為原則，而應該把失地農民作為城鎮市民，以讓他們“擁有城市市民平均生活水平”為原則進行補償。

其次，合理確定補償范圍，目前我國的土地補償范圍過窄。而根據現代征收補償理論，征收補償范圍應包括因征收而直接造成的一切財產損失。借鑒國外的有關補償理論，我國的土地征收補償應該包括兩部分:土地征收費和土地賠償費。上土地征收費以被征收的土地“公平市場價格”來確定，土地賠償則要充分考慮被征地者的生存發展權，增加土地經營損失補償和殘地補償，甚至還要包括非經濟損失，如新的生活環境上的不適應，精神上的痛苦等。最后，應完善土地征收補償程序，增加上訴程序，完善征收補償方案的決定程序，增加調查、聽證、談判、申訴、仲裁的規定。保護和加強農民的合法土地產權。作為征地利害關系人的集體和農民對土地征收有知情權、協商權和上訴權，他們應該參與到整個征收過程中來，針對不合理的征地情況，農民集體有上訴的權利并能在相關的申訴機構中實現其作為土地所有人或土地承包人的權利。3.合理分配上地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

農地轉變用途之后的土地增值即土地發展收益，應該在農民和國家政府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在目前的土地產權、土地征收及補償框架下，我國土地征收常常是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得，轉手高價出讓，從而在由低收益的農地轉為高收益建設用地時，剝奪了農民應得的土地增值權益。但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土地發展權歸全社會公共所有，理由是土地增值主要來源于地區經濟增長，而地區經濟增長則得益于地區公眾勞動、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政府公共補貼及各種優惠政策扶持等。故土地增值部分應該由全社會共同擁有，也理應包括農民。政府可以將土地收益中的相當部分納入農民的社會保險基金、醫療保險基金和養老保險基金，以維護失地農民利益。土地用途轉變實屬土地發展權的問題，我國有關土地方面的法律沒有明確設立“土地發展權”的權利種類，也沒有對土地發展權或其內容與歸屬作出統一而清晰的規定，即土地發展權在我國的相關制度安排中處于“缺位”狀態。土地發展權的缺失”使得土地發展權益分配存在“無法可依”的境況。因此，盡快設立土地發展權，完善包括土地產權在內的土地征收制度仍然是當務之急。

中美土地征收制度分析對比

雖然中美兩國具有不同的政治體制和土地所有制背景，但在制度環境、征收范圍、補償標準等方面對比研究兩國土地征收制度，對客觀認識土地征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作用，明確我國土地征收制度下一步改革完善方向，仍具有借鑒意義。

美國土地征收制度的主要內容

在美國，土地征收并非將私人土地轉為聯邦或州政府所有的唯一方式，通常只是作為政府對私人土地進行市場購買但無法協商一致時的最后手段。土地征收須具備3個基本要件：公共目的、法律程序和公平補償。公共目的。在美國，確定征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是用地要求是否由政府或公共部門提出；二是政府征收土地的用途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由法院最后裁定。與其他國家一樣，美國的政府機關、公共交通、基礎設施、軍事、教育等用地，都屬于較為明確的公共利益范圍；但如發展經濟是否屬于公共利益范圍就存在較多爭議。當被征收人對政府征收土地用途的公益性質有異議時，可上訴法院裁定。

法律程序。程序合法在美國法律體系中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征地程序不合法，將可能直接導致法院判決其征地無效。盡管聯邦和州政府在具體程序上不盡相同，但大體上包含以下環節：一是滿足時限要求的預先通告；二是政府評估被征收土地，向被征收人送交評估報告，提出補償金額；三是政府召開聽證會，闡述征收必要性和合理性，如被征收人有異議，可進行司法挑戰，迫使政府放棄征收；四是如在補償金額上無法達成一致，通常由政府上訴至法院處理；五是法院通常要求雙方分別聘請評估師進行評估，并進行最后一次平等協商；六是如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則由普通公民組成的民事陪審團確定補償金額，最后由法院判決生效。公平補償。美國法律確立了土地征收的“公平補償”原則，即土地征收補償標準應是被征收時的公平市場價值。公平市場價值不僅包括被征收土地的補償價款，還包括對被征收人因征收導致其他土地、生活就業等受到影響的損害賠償金；不僅要補償被征收土地的現有價值，還要兼顧考慮補償土地可預期的未來價值。以市場評估價值為基礎，通過協商談判或司法程序來確定補償標準，基本上保障了大多數土地征收實踐的公平補償。

中美土地征收制度對比

土地征收范圍對比。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先決條件，也是決定土地征收適用范圍的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各國，公共利益都難以準確界定，尤其是當征收對一部分人（非大多數）有利時，往往引發激烈爭論，界定結果也不盡相同。在美國，經濟發展是否屬于公共利益一直沒有定論，法院裁定也只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近年來，法院判決逐步傾向于不支持經濟發展作為公共利益，且政府通過征收手段將某私人土地再轉給其他私人的做法也受到很大限制。

在我國，法律并未明確界定公共利益范圍。從我國土地征收多年來的實踐情況看，落實各項規劃、優化城市布局、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社會發展等，實際上都被納入了公共利益范疇。須要注意的是，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下，土地征收不僅僅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滿足城鎮發展非農建設用地需求的一種主要合法途徑。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我國的農民集體土地如要進入土地市場和城市開發建設序列，目前只能通過土地征收轉為國有土地的方式實現。因此，相對美國而言，我國的土地征收范圍更為寬泛。此外，美國土地征收制度中還存在另一種形式——管制征收，即政府如果對私人土地采取過多管制或限制，導致私人土地無法使用或獲得經濟收益，所有權雖未轉移，也視為征收并給予公平補償。這種法律認定機制避免了美國各級政府以管理措施之名、行土地征收之實，從而保護私人產權及收益。相對而言，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缺乏類似的認定理念和補充制度設計。

土地征收補償標準對比。美國法律明確規定了土地征收必須實行“公平補償”，即不論政府對私人土地進行土地征收的強制性如何，其補償必須是土地公平的市場價值，而且補償價款還包括因土地征收受到影響、損害的其他方面賠償。相比而言，我國法律并未明確為“公平補償”，土地征收并不以公平補償為必要條件，而且由于集體土地不存在完全的市場交易，因此在土地征收實踐中無法簡單以市場價值、公平補償等原則來衡量土地征收補償標準的高低。

對我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啟示

與土地管理改革進程相適應，逐步規范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適用范圍。我國土地征收制度，不僅滿足了公共利益的用地需求，更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集體土地進入市場的主要通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穩步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進一步縮小土地征收范圍，下一步應重點強調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性質。須要注意的是，縮小土地征收范圍仍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與集體土地入市改革進展程度相匹配，否則容易給國家經濟建設發展帶來一定的阻礙。進一步探索提高補償標準和擴大補償范圍，逐步推進公平補償。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探索提高土地征收補償標準，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效。但目前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仍不能普遍達到公平市場價值的標準。建議在現有基礎上，一是拓展土地補償的內容，突破原有的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青苗（附著物）補償費等體系。在補償理論和計算方法中，不僅要充分考慮補償被征收土地的損失，還要充分考慮由此引發的連帶影響和損害，從而達到擴充補償內容提高補償標準的目的；二是考慮通過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等途徑，體現土地對被征收人的生存保障底線作用；三是在縮小征地范圍同時，將土地補償標準逐步調整以市場價值為參照，向公平補償方向推進。這一點在美國土地征收補償中有較完整體現，可考慮作為我國補償標準完善提高的借鑒方向；四是將“管制征收”補償理念逐步運用到實踐中，對政府管制或限制過多導致的土地權益損失給予合理補償。

建立和暢通土地征收爭議的協調解決機制。我國土地征收實踐中存在大量的矛盾沖突，被征收人通常選擇上訪方式進行解決。相比美國的土地征收爭議解決機制，我國的法律機制和手段在土地征收實踐中的運用還不夠廣泛和順暢。建議在以下兩方面加強建設：一是建立明確、順暢的法律解決機制，引導土地征收過程中的爭議雙方采用法律手段協調解決，最大程度確保爭議解決的公平問題；二是應全力保障征收雙方在法律程序、法律手段、法律成本上的對等性，基于目前被征收人多處于弱勢的局面，可在一定時期內將重點放在提升被征收人談判地位和談判能力方面，從而推進土地征收制度中的法律機制建設。

我國臺灣地區土地征收的做法與借鑒

1.法律支撐

關于土地征收法律的重要性，臺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9號有如下表述：“征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舉凡征收土地之各項要件及應踐行之程序，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由于土地征收牽涉面甚廣，臺灣地區其他一些重要法律法規，如《土地法》、《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都市計劃法》、《獎勵投資條例》及《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等均作為專門內容予以規范。由此也造成土地征收的辦理程序與補償項目標準不一，紛爭不斷，既不利于用地取得，也不利于權利保護。為此，臺灣地區于2002年2月專門制定并施行《土地征收條例》，以此作為土地征收的基本法。

2.土地征收的范圍和標的

與世界各國和地區一樣，臺灣地區也將“所擬興辦的公共事業或征收目的，須存在足以剝奪私人財產權的公共利益”，作為土地征收的最重要要件。不過，臺灣地區將“公共利益”需要分為“興辦公益事業”及“實施?國家?經濟政策”兩類。前者為“一般性征收”，后者為“政策性征收”。

一般性征收遵從國際通行的“公益目的”原則。興辦以下10類公共事業，并符合一般征收要件，得以申請征收私有土地：

一、“國防”事業;

二、交通事業;

三、公用事業;

四、水利事業;

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

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筑;

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

八、社會福利事業;

九、“國營”事業;

十、其他依法得征收土地的事業。

政策性征收是臺灣地區比較特殊的征收方式。其《土地法》規定，“政府機關因實施?國家?經濟政策時，得征收私有土地，但應以法律規定者為限。”但是，無論是該法還是土地征收條例，均未對經濟政策的含義予以明確界定。從法律文獻和實際操作來看，這類征收主要是指“區段征收”，如其《土地法》規定，“?區段征收?，為實施?國家?經濟政策之手段之一。”

土地征收的實質是國家基于公權力、強制剝奪私人土地權利的行為。伴隨土地征收，征收者依法取得新權利，被征收者的土地權利歸于消滅。由于土地征收對利益相關者的財產權利影響甚大，臺灣地區對土地征收標的物的規定非常明確。

第一，征收的主要標的物為土地所有權。但在土地征收后，其上所依附的他項權利將隨之歸于消滅。他項權利包括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抵押權、典權、永佃權、租賃權;耕作權、基地及耕地租用權;礦業權、水權等。

第二，有些事業，如大眾捷運系統或獎勵民間機構興建交通建設，只需要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沒有必要征收土地所有權。從事這類事業的機構須先就所需用的空間范圍通過協議方式取得地上權。如果協議不成，準許通過征收取得地上權。

第三，征收土地時，土地改良物一并征收。但以下情形除外：

一、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要求取回，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內自行遷移;

二、墳墓及其他紀念物必須遷移;

三、建筑改良物依法令規定不再建造;

四、農作改良物的種類或數量與正常情形不相當時，其不相當部分;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第四，殘余地一并征收。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的殘余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地形不整，導致無法進行相當使用，所有權人可以從征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一并征收。

第五，以下情形盡量避免征收：

一、古跡。

二、現供公共事業使用的土地。

三、耕地。征收土地應盡量避免耕地。

四、自行遷移的改良物。

五、依法令規定不能建造或與正常種植數量顯然不相當者。

六、法律另有規定。

3.土地征收的前置與后續程序

土地征收的另一要件是，在強制取得私人土地權利時，必須依照法定程序。在我國臺灣地區，土地征收程序除了保有各國和地區通用的征收申請、核準、執行等，還設置了土地征收的前置和后續程序，在程序上為土地所有權人更充分地表達意見和主張權利提供了法律空間。(一)土地征收的前置程序

按照臺灣地區土地征收條例的規定，需用土地人在申報土地征收時，必須經過以下前置程序： 第一，勘選用地。需用土地人為公益事業需要提出用地需求前，應對所興辦事業的性質及實際需要予以核實，勘選適當用地位置及范圍。在勘選所征收土地的位置及范圍時，應選擇使損失最少的地方，并應盡量避免耕地。

第二，協議價購。征收是取得土地的“最后手段”而非“優先手段”。協議價購制度是實施征收的前置程序，需用土地人必須踐行協議價購程序。臺灣地區《土地征收條例》要求，需用土地人申請土地征收時，其土地征收計劃書內容要記明“曾否與土地所有權人經過協議手續及其經過情形”。由此可見，協議程序的踐行，成為需用土地人的法定義務。除“國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環境保護事業，因公共安全亟需使用土地，未及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外，其他用地均應先與所有權人通過協議價購或其它方式取得。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時，應以不低于征收補償費的價格協議辦理。如果未踐行該程序而直接進入征收環節，即為違法。如果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者經開會后未能達成協議，用地需要人可以申請征收。

第三，舉辦公聽會。需用土地人在事業計劃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系人意見。需用土地人在申請征收前，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在一定期限內陳述意見。公聽會事項包括：

一、于7日前將舉行公聽會的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在需用土地所在地的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公所及村辦公處的公告處所，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二、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并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系人意見。

三、對于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系人陳述意見的處理情形應作成記錄，在事業計劃書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時及征收案件送由征收機關核準時一并檢附。(二)土地征收的后續程序

在征收作業程序完成后，如果需用土地人切實按照核準計劃及所定期限用地，征收工作即告結束。但是，如果需用土地人沒有依照征收計劃使用該土地，或者因所征收的標的不屬于非征收不可的情形，從而導致土地無法使用，就不得不啟動撤銷征收及收回權等后續例外程序。

第一，撤消征收。適于進入撤銷征收程序的情形有如下幾種：因作業錯誤或工程設計變更，致使原征收土地不在工程用地范圍內;公告征收時，都市計劃已規定對所征收土地采取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在征收計劃開始實施前，其興辦的事業已發生改變，或興辦的實業計劃已經注銷;尚未依據征收計劃完成使用的土地，因情況發生變化，致使原征收土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已無使用必要。

第二，收回權。臺灣地區土地法律規定，一般征收的土地在征收完畢后應立即依征收計劃投入使用，需用土地人如未在期限內依征收計劃開始使用，原土地所有權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內申請照原征收價額將土地收回。《土地征收條例》對申請收回土地權的情形做了明確規定：

一、征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征收計劃開始使用;

二、未按核準征收時原定的興辦事業項使用;

三、依原征收計劃開始使用后未滿5年，后來未繼續依照征收計劃使用。

4.征收補償的確定

補償額的確定與實施，是土地征收的核心。“地價”是實施土地征收補償的基礎。從現實情況來看，爭議最多的是土地所有權與改良物的補償問題。(一)地價的確定

臺灣地區官方確定的地價，有公告土地現值和公告地價兩項。所謂公告土地現值，是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于轄區內的土地，依規定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編制地價區段圖并估計區段地價后，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而得。各地編制的土地現值表于每年1月1日公告，作為土地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現值的參考，并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征收土地地價的依據。依照《平均地權條例》，公告土地現值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公告土地現值如能調整到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不僅能使被征收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獲得充分保障，也可以達到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的政策目標。

臺灣地區還規定，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區域，應全面舉辦規定地價。規定地價后，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必要時可以延長。每三年重新規定的地價，一般稱為“公告地價”。臺灣地區的地價評估主要分為三大步驟：

一、地價調查。抽查最近二年內土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作為確定標準地價的依據。

二、確定平均地價。就地價相近及地段相連或地目相同的土地，劃分地價等級，并就每一等級抽查宗地市價或收益價格，以其平均數或中數為各該地價等級的平均地價。

三、由各地區的地政機關報請，將平均地價公布為標準地價。考慮到地價在某段時期內過快上漲的情況，《土地征收條例》還規定：“地價申報滿五年，或一年屆滿而地價已較原標準地價有50%以上增減時，就要重新規定地價”。(二)補償額的確定

根據土地征收時造成的實際影響，補償包括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筑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補償費、土地改良費用、營業損失、遷移費等。

第一，土地。征收的土地，按照征收當期的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地價。在都市計劃區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這兩項在必要時可以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于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

第二，建筑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建筑改良物補償費，按征收當時該建筑改良物的重建價格估定。農作改良物補償費，在農作改良物被征收時與其生長成熟時相距一年以內的，按成熟時的作物估定;超過一年的，按其種植及培育費用，并參考現值估定。建筑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其查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確定。

第三，土地改良費用。被征收土地公告前已領有建筑執照以及在農地上進行的土地合法改良部分，其已支付的土地改良費用，應給予補償。

第四，合法營業損失。建筑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征收而導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縮小的損失，應給予補償。該補償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五，遷移費。包括因遷移的標的物、人口、動力機具、生產原料、經營設備、水產養殖物或畜產等。該補償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三)補償費的發核

補償費由需用土地人負擔，并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發。征收補償費于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當補償費發放完畢后，需用土地人將原始取得相關權利，原土地所有權人的他項權利將因征收而消滅。對原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上他項權利的清償，由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如果協議不成，補償費將存入土地征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原所有權人的權利義務，在應受補償費發給完竣時終止。

如果被征收人在征收公告期內對補償估定有異議，將提交地價評審委員會復議。如果土地權利關系人還不服復議結果，將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一旦結果有變動，其應補償價差得于結果確定之日起3個月內發放。如果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無法受領，補償費將在應發給期限屆滿次日起3個月內，存入保管專戶保管，并通知應受補償人。自通知送達之日起，受補償人如逾15年仍未領取補償費，則被收歸國庫。

5.區段征收與抵價地補償

在臺灣地區，除了基于“公益目的”的一般征收外，還有一類比較特殊的征收方式，即所謂“區段征收”。它是由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和相關法律，以征收方式強制取得一定區域內的私有土地及改良物所有權后進行的整體開發。(一)區段征收與一般征收的區別

區段征收是政府基于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于一定區域內的土地全部予以征收。區段征收的土地重新加以規劃整理后，政府取得開發所需的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國宅用地及其他可供建筑用地，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一定比例抵價地，再將剩余土地進行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并將土地處分后的收入用于償還開發總費用。

區段征收實質上是一種具有強制性、同時又具有合作性的整體開發方式。對原土地所有權人采取抵價地補償方式，就相當于土地所有權人與政府進行的“合作開發”，即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政府提供開發費用。區段土地開發后，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作為補償，享受到土地利用價值提高、公共設施完善及生活品質提升等多重利益;政府則通過這種方式無償取得了公共設施用地、國宅用地及其他可供建筑用地，也節省了龐大建設經費支出，便利了都市發展。由此可見，區段征收是一種公私互利、政府與民眾雙贏的措施。(二)區段征收的范圍

依照臺灣土地相關法律及土地征收條例，在下列情形下可以施行區段征收：

一、新設都市地區的全部或部分在實施開發建設時;

二、舊都市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需要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而實施的更新;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

四、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生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規劃實施的更新或新社區開發;

五、都市土地中的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筑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

六、非都市土地實施的開發建設。(三)抵價地及其補償

在區段征收中，對抵價地原土地所有權人權利保障最重要的要件是抵價地補償。按照臺灣地區相關土地法律，抵價地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征收后可供建筑的抵價地進行折算來抵付地價補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的抵價地面積，由所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其應領地價補償費與區段征收補償抵價總額的比率計算其應領的權利價值，并以實際領回抵價地的單位地價折算。抵價地面積，以征收總面積的50%為原則。如遇特殊情況，也不得少于40%。如果進行過農地重劃的，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于45%。

6.對征地制度改革的借鑒意義

我們現行的土地管理法在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起到了歷史性的重要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切性加大和農民土地權利意識提高，它已呈現諸多不適應性，暴露出許多問題，尤其是由征地引發的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加大，甚至影響政治安定。鑒于此，有關部門正在加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和集體土地征收條例的起草。我國臺灣地區的土地征收經歷了大量與我們相似的問題，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制度安排，對我們推進征地制度改革有重要借鑒價值。

第一，關于土地征收的范圍界定。在現行土地管理法中，盡管明示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但是，在城市土地國有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并存格局下，又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由此導致工業化、城市化用地主要通過征地方式取得，是造成當前土地問題的重要原因。我國今后10年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期，如果完全采取成熟市場經濟體只有公益目的才允許實行征收的做法，恐怕難以求得各方利益平衡。臺灣地區將土地征收區分為“一般征收”和“政策性征收”的做法，可能更加可行。對于“興辦公益事業”的用地，采取一般征收，并以列舉法明示興辦公益事業的事項。對于“實施?國家?經濟政策需要”的公共利益用地，采取政策性征收，具體補償、土地分配和土地溢價處分借鑒臺灣區段征收的辦法。

第二，關于土地征收程序。我國現行的土地管理法關于土地征收程序的規定主要是關于用地者如何向政府辦理審批手續，只是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后，才要求“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公告，并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這種將被征地者表達意見和利益訴求后置的做法，造成政府征地毫無約束，形成政府與農民對立。臺灣地區的征地前置程序的設計值得借鑒，即在進入實質性征地前，要求用地者的選址必須盡量避開耕地、先行與農民集體進行協議價購以及召開公聽會，聽取被征地農民集體的意見和利益訴求。另外，臺灣地區土地征收后續程序中設定撤銷權和收回權的制度，也值得借鑒。

第三，關于一般征收的補償。現行土地管理法中采取農用地產值倍數補償辦法，廣受詬病。臺灣地區采取公告土地現值的辦法補償，盡管也因低于土地市價，受到被征收土地所有權人的抵制和討價還價，但是，其法理和土地權利實現價值更為可取。此次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如果繼續沿用農地產值倍數補償，將受社會輿論攻擊，也難以為被征地農民接受。如果完全按市場價值補償，除農民以外的利益相關方恐難以接受。建議采取公告土地現值進行補償的辦法。但要使這一補償辦法得以實施，還需要附加幾項制度安排：

一、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和用地管制下進入市場交易，由此形成的土地市場價格作為公告土地現值的參照。

二、實行規定地價。

三、成立地價評議委員會對區段地價和公告土地現值進行第三方評定。

第四，關于區段征收。在臺灣地區的土地征收中，區段征收是對我們目前處理土地使用與權益補償中最有價值的制度。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區域和農村社區建設中，如果繼續沿用現行的征地補償制度，不僅抬高建設成本，而且不利于原土地權利人利益保護。建議將“區段征收”明確寫入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和集體土地征收條例中。明確實施區段征收的范圍、補償辦法、抵價地比例、政府區段征收后的用地范圍;剩余地土地出讓后的收入用途。

第二篇：關于完善稅收征收制度和土地制度

一般來說,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投資、出口與內需。因此,人們往往將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與消費需求統稱為經濟增長的三大“發動機”。但中國經濟增長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奇跡,則主要依賴于投資驅動與出口拉動。

投資驅動增長是過去從蘇聯引進的模式,在計劃經濟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起初的動因是國家工業化戰略。確立市

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以后,這一模式事實上未發生根本轉變。長期的投資擴張,在拉動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導致產業結構的演進與變遷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工業增長偏好”的路徑依賴和消費與需求的不足。為了解決因市場容量約束引發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向東亞國家學來了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即,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釋放,以此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

于是,“資本擴張型”和“出口導向型”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兩個顯著特征。

我國經濟增長的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上述增長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結果:

(1)財政包干與分稅制的激勵。從1980年開始的財政分權改革到1994年實行的財政“分灶”體制(分稅制),有著特別的制度激勵。分稅制改革之前,地方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接近80%,分稅制改革后,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從1978年的52.6%上升到2007年的76.9%。“財權上移”、“事權留置”,形成了地方財政收入和支出間的巨大缺口。在行政等級、政績考核、事權問責、任期制度等政府治理制度背景下,彌補缺口成為了地方政府的基本沖動,于是,地方政府將經濟目標———財政收入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2)稅制本身的制度激勵。各級政府的主要預算內財政收入,大概一半以上來自生產型的增值稅,即稅收的多少是跟產值的多少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各級政府官員通過手里掌握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對重要資源的壟斷與管制:如土地、礦藏等),大量投入資源,努力招商引資,極力追求產值的增長。

(3)由于政績的考核及其干部的任期制度,導致了政府行為的短期化與預期不足,因此,追求gdp的數量擴張與粗放的“工業增長偏好”,成為其內在沖動。

(4)招商引資的競爭。由于gdp的增長依賴于投資與出口,所以“招商引資”成為政府的重要工作,且成效的高低與所提供的“優惠條件”密切相關。于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長轉化為優惠條件的“區際競爭”,且這一競爭因政府行為短期化以及對企業進入“快見成效”的渴望進一步“加劇”。

(5)“優惠條件”引發的增長路徑。優惠條件競爭導致了政府競相提供廉價資源及其他低門檻準入。包括:一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低勞保、低工資又加劇了購買力不足,鼓勵出口成為被迫選擇。二是提供廉價的原料性自然資源以及土地資源,包括“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于是“區際競爭”又轉化為對農地的侵蝕及其租金享益的“競賽”,進而導致了資源的浪費與環境的破壞。

(6)預算外財政收入則依賴于獲取“征地價格剪刀差”,從而進一步使土地掠奪與占用在已有的經濟增長路徑依賴下雪上加霜。于是,“低價征用農地———土地廉價出讓———招商引資———增加產值———謀求政績與財政收入”以及“壟斷土地一級市場———拍賣優質土地吸引開發商———獲取土地轉讓費以及房地產開發稅費”成為了兩條并行的邏輯鏈條。

增長方式轉型在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創新上著手

中央從1995年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久轉而無根本效果”。關鍵在于: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體制格局沒有根本性轉變。模式上表現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體制上表現為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對要素流動的管制、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干預；產業上表現為數量上的粗放擴張、對gdp的數量追求；發展格局上表現為對資源的掠奪、對環境的破壞,并進一步加劇發展的不平衡。

增長方式轉型在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或者說是個體制機制問題。因此,必須從制度創新上著手。目前的重點是:

第一,建立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分稅制度。新的分稅制度必須具備這樣的特點:一是公平性,保證制度安排的起點公平、調整過程公平以及結果公平；二是對稱性,保證財權與事權的對稱；三是激勵相容性,既要激勵地方政府關心當地經濟發展和財力壯大,同時也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的共贏。

第二,堅持和完善稅收征收制度。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是不利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抑制了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積極性,特別不利于基礎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新的“消費型增值稅”已于2009年1月l日

起實施。盡管還存在進一步完善的必要性,但其制度效應必將推進自主創新、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第三,完善土地制度。一方面必須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要求,立足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努力轉變現行用地方式；另一方面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以公開規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通過土地價格的市場生成,在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同時提升用地成本,從而避免對土地資源的過度占用。前者是從管制的層面強化節約用地,后者是從市場的層面激勵有效用地,從而瓦解現行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背后的邏輯鏈條。促進土地利用方式的創新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意在加快經濟增長由外延擴張向內涵挖潛、由粗放低效向集約高效轉變。

第三篇：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

論我國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

土地征收簡稱為征地，是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在符合法定條件的前提下將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家所有的所有，并對被征地的集體經濟組織、集體土地使用權人予以補償的行為。

在我國，有關土地征收及補償的條款最早出現在1944年1月頒布的《陜甘寧邊區地權條例》中，該條例確立了“租用、征用或者以其它土地交換”的初級形式，后幾經發展完善，但一直沿用“土地征用”這一名詞，對土地征收及補償制度大多也只是原則性的規定。我國《憲法》和《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或修改前，沒有區分“征收”和“征用”的不同，統稱“征用”。從實際內容看，《土地管理法》既規定了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用”為國有土地的情形，實質上是征收；又規定了臨時用地的情形，實質上是征用。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第十條第三款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第一次在憲法中明確提出了私有財產權和補償的概念，明確了征收和征用兩種土地流轉方式，為今后農村土地征收及補償制度的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憲法上的基礎和保障。8月28日，《土地管理法》也對相應條款作了同樣修改，我國的土地征收及補償制度正逐步得到完善。

“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兩個不同的概念，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土地所有權由農民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征用的后果只是使用權的改變，土地所有權仍然屬于農民集體，征用條件結束需將土地交還給農民集體。簡言之，涉及土地所有權改變的，是征收；不涉及所有權改變的，是征用。我國的土地征收有如下特點。（1）強制性，（2）行政性,（3）公益性，（4）土地征收必須以補償為必備條件。

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土地征收有明顯進步和完善，但是土地征收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土地征收程序不規范。

（二）征地補償標準偏低且補償對象不一致，部分地方截留征地補償。

（三）公共利益的界限模糊，大量占地不屬于公共利益需要。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占地現象。

對土地征收糾紛的分析和對策？

為防止土地問題的大量出現國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來保障農民權益的實現，如建立征地補償標準協調裁決機制，征收土地確保農民之請確認、開展百日行動查處違法占地、健全嚴格征地審查報批程序、制定土地區片最低價等，這些措施使農民權利保障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細化，但是并沒有減少土地糾紛的發生，相反在農民土地維權行為反而比以前增加，不少地方政府解決這類問題的靠的是“公檢法”，這種方法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矛盾更加的激烈。原因何在？

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在呈報和審批過程中存在違法性，對于農

民屬于來講屬于程序上的問題，并不是關系農民的切身利益的問題。引發農村土地糾紛的根本原因征收土地對農民的補償標準，即土地被征收后農民能夠得到多少的補償，失去土地依靠什么來維持生活的問題。

筆者以為解決土地問題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提高失地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改變以往以耕地年產值來確定補償標準的原則，在征地補償中要充分農民集體對集體土地的所有權。

二、限制征收土地的條件，建設項目使用土地的應通過政府主導和監督下與農民協商的方式處理，在協商難以解決時方可采取征收這種國家強制手段。

三、對地方政府征地進行有效的監管，嚴格履行征收土地審批制度，對征收集體土地的理由是否屬于公共利益作為審批的重要條件。

四、土地出讓金應上繳國家財政，以減少地方搞土地財政的源頭，由國家建立各地失地農民保障基金，征收集體土地所得到的土地土地出讓金應全部用于失地農民。

第四篇：關于國內外反腐敗制度的研究

關于反腐敗制度的國內外研究

摘要：腐敗問題作為各國政治中的一顆毒瘤嚴重威脅到社會的穩定，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因此，為了解決腐敗這個難題，世界各國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本文以瑞典、新加坡兩較為廉潔國家反腐敗制度的研究現狀為例，分析了當前我國的預防與懲治腐敗制度體系的建設現狀，并提出要構建三者長效機制來推進我國反腐工作的進行。

關鍵詞：反腐敗

制度措施

懲防體系

腐敗問題作為各國政治中的一顆毒瘤始終存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涉及世界各國，尤其對處于正在轉型期的我國民主和法治進程構成嚴重威脅。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指出：“腐敗是一種對社會有腐蝕作用的隱伏的瘟疫，它破壞民主法治，以致違反人權，擾亂市場，影響生活質量，致使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犯罪和對人類安全的其他威脅恣意泛濫。”腐敗嚴重威脅社會的穩定，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因此，為了解決腐敗這個難題，世界各國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我們應該吸取國際反腐敗頗有成效的國家經驗，從建立健全我國反腐敗的懲防體系入手，將腐敗行為消滅在源頭上，從而使我國的腐敗現象從根本上得到防范和治理。

一、瑞典、新加坡兩國反腐敗制度措施 第一，瑞典反腐敗制度措施

瑞典是行政監督較為完善、行政效能較高的國家，也是在反腐敗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國家，被譽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在近年來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

（一）嚴厲的反腐敗法律制度 早在1919年，瑞典就制定了反對在商業活動中行賄的法律，1962年制訂了防止公職人員受賄和腐敗的法律；1977年修改了刑法第二十章第二條關于受賄罪的規定，將賄賂犯罪的主體由原來的公務員擴展到企業的職員，并在1999年，再次對該條款作出修改，使賄賂犯罪的主體擴展到歐盟委員會成員、歐洲議會成員和歐盟法庭的法官。瑞典對受賄犯罪的懲罰，視情節而定。情節輕微的，可以判處罰款或二年以內的監禁；重者可判處最少六個月和最多六年的監禁。但是，對行賄罪的處罰，沒有輕重之分，一律判處罰款或二年以內的監禁。還規定任何人給予或答應給他人不適當的報酬，不論數額多少，均被認為犯有行賄罪。法律對什么是“不適當報酬”沒有作出具體量化規定，人們按習慣做法和公眾意識判斷“適當”與否，一般認為，個人接受1000克朗即為“不適當”。另外，瑞典刑法雖然只適用于本土，但是如果外國的公務員或企業雇員在瑞典行賄或受賄，瑞典刑法同樣可以適用。

（二）首創的監察官制度

瑞典首創了很多先進的制度，專門的檢察官制度就是瑞典人的首創，其后在西歐國家得到發展。1809年，瑞典就設立了議會監察專員，他具有很強的獨立性。瑞典憲法明確規定，議會監察專員應該具有杰出的法律知識和較高的社會威望，清正廉潔，秉性正直。議會監察專員公署由5名專員組成，包括首席監察官1名，由議會選出，任期4年，可以連選連任。主要職責是：對行政管理機關及其官員的瀆職行為進行調查、監督和糾正；當公民與行政機關發生爭議時，充當調查、調解和裁決的角色。監察專員如何辦案，不僅上司不能命令或指示，就是首相也無權指揮或操縱。監察專員的產生來自議會選舉，監察機構的運作資金直接來自議會撥款，這就從根本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保證了司法獨立。因此，監察專員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依照法律獨立行動。

（三）透明的政務公開制度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執行政務公開的國家。早在1766年，瑞典議會就確立了政務公開的原則。根據這項原則，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有權查閱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涉及國家安全的除外），包括財務文件；公民還有權查閱任何公務人員乃至國家元首的財產與納稅情況。如果有人想知曉某一位官員的收入和納稅信息，可以到國家稅務署申請查詢；如果他懷疑某一名官員公款私用或揮霍公共資金，就可以向有關機關或媒體舉報，隨后就會有檢察官調查這名官員。在這樣的制度面前，瑞典政府的政務運作和經濟運作都非常透明，被國際社會稱為“透明政府”和“透明經濟”。例如，瑞典在招標投標領域就建立了嚴格的制度，即使是私人出售財產，比如出售房屋、汽車等，也要招標。又如，在其他國家，啤酒生產商用銷售提成鼓勵商家促銷他們的酒，這是很平常的銷售手段。但是，這些在瑞典都不被允許，這樣就杜絕了暗箱操作，從源頭上切斷了權錢交易等腐敗的可能。

另外，瑞典的民眾和媒體都有很強的監督意識，在他們看來，反腐敗不僅僅是檢察官和法官的事，而是全社會都應該關注的事。但是，我們的監督制度，一方面很年輕，另一方面制定的，如干部個人收入申報等制度也沒有很好的執行。同時，又由于我們的民主法治進程較慢，一些監督機制不盡完善和有效，尤其是公眾沒有形成很強的監督意識。

第二，新加坡反腐敗制度措施

在亞洲，新加坡一直是發展中國家控制腐敗的典范，其腐敗制度建設對我們國家新時期反腐敗斗爭具有有益的啟示。

（一）法律規章制度完善，且執行力強，據統計，新加坡現行的法律、法規有近400個，涉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立法嚴密。1960年7月發布實施《反貪污法》以后，在實施過程中經過六次修訂，使其不斷完善。法律中涉及所有的名詞、概念、定罪、懲罰都規定的極為嚴密又十分簡明。第二，定罪嚴厲。在新加坡貪污一元和一萬元甚至更多是一樣的，都要開除或解雇、罰款甚至判刑。《反貪污法》還規定“預備實施犯罪行為者，視為已經實施了犯罪，并依照該罪進行懲罰”。第三，懲罰嚴重。只要是違法犯罪，一律嚴懲不貸。如原商業事務調查局局長格林奈，在1991年11月因向財政部申請一筆貸款，說是購買新汽車，但他未用此款買新車，而是用于還了一輛舊車的欠款。盡管他早已如期歸還了貸款，但他觸犯了《貪污法》，仍判他“用誤導性文件誘騙貸款”，監禁了3個月，開除公職，沒收了30萬元的退休金。

（二）行之有效的配套制度

新加坡所采取的一些配套制度，在廉政建設中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主要有：第一，公務員薪金制度。新加坡政府把公務員的住房、乘車、醫療、應酬以及高級公務員所聘用秘書、司機等都列入工資之內。就是把上述費用都已給了公務員，由你自己支配，政府再不承擔上述開支，也就不存在公務員利用職權，揮霍公款的問題了。第二，公積金制度。規定每個職工（包括私營企業）必須將月薪的22%交納公積金：職工所在單位也必須按職工月薪的18%繳納公積金。個人和單位交納的公積金由公積金局存在職工的名下。公積金是公務員的正當收入，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因犯罪而被沒收。公積金儲蓄，為人們解除了后顧之憂，減少了為生活所迫的人犯罪。第三，退休金制度。退休金制度是專門為高級公務員設臵的。高級公務員從55歲退休后直至他去世，可得到相當數額的退休金。但是，如果公務員因犯罪而被開除或辭退，他的退休金就全部沒收。因此，越是高級公務員，工作越積極，處世越謹慎。第四，資產聲明制度。新加坡的每一個公務員，包括總統、總理等，在就職時和以后的每一年，都必須申報他本人及其妻子的財產和投資數目。第五，禮品申報制度。該制度規定公務員一般不得收受禮品，在特殊情況下又無法拒絕可收下，但事后必須立刻填表向本單位和財政部申報，說明贈送單位或個人姓名、禮品名稱、數量、價值。對不申報的，一旦發現就以貪污論處。

因此，建立預防與懲治腐敗制度體系是我國反腐敗的必然選擇，反腐敗關系到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近年來，我國在嚴厲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預防，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步伐正在加快。

二、我國預防與懲治腐敗制度體系的建設現狀

從源頭上防治腐敗成為我國新時期反腐倡廉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所作報告中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這是適應反腐敗斗爭形勢發展和時代要求對反腐倡廉道路和目標任務作出的一個新概括、新論述。

（一）成立了國家預防腐敗局

2007年9月13日，國家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引起了國內外各界廣泛關注。國家預防腐敗局的成立，是黨中央、國務院科學判斷形勢，為深入推進預防腐敗工作采取的一項重大舉措，是我國反腐倡廉建設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一項組織措施。截止目前，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崔海容11日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屆國際會議上透露，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因違犯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黨政人員達420余萬人，其中省部級官員465人；因貪腐被追究司法責任的省部級官員90余人。

（二）監督制度體系初步形成

2007年十月，把“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正式納入黨的組織制度體系。2009年5月，在總結黨內巡視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中央政治局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將實行了13年的巡視制度納入規范軌道。這是在科學總結黨內監督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黨內實施的第一個關于巡視工作的條例，對加強和實現黨內監督意義重大。2012年十八大報告指出：，“健全紀檢監察體制，完善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更好發揮巡視制度監督作用。”這是深入推進紀檢監察系統管理體制改革和工作機制創新的一項重要部署，是進一步加強巡視工作的強大動力。

（三）從政行為規范不斷健全

黨中央、中央紀委從反腐倡廉工作實際出發，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規范。2010年2月，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它總結實踐經驗、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進行修訂的，體現了繼承與創新、治標與治本、原則性與可操作性的有機統一，是反腐倡廉建設的一項重要基礎性黨內法規。

（四）行政問責步入法制化軌道

近幾年來，行政問責興起，一大批在發展本地經濟、維護社會穩定和繁榮中庸碌無為的領導干部被問責制清除出領導干部隊伍，特別是在事故礦難處臵、突發事件應對、群體性事件處理等過程中，缺少全局觀念、缺少應變能力和協調指揮能力，缺少最基本的組織和管理才能的一批干部，被免職或是離開領導崗位等。2010年，黨頒布了《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有力地保證了問責制的有效推進。

（五）中國特色公務員制度基本確立

2013年1月，全國行政機關公務員管理工作會議召開，它指出我國公務員制度已經走過了20年的發展歷程，公務員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基本形成，公務員管理法制化邁上新臺階;公務員管理機制日益健全，激發了公務員隊伍的生機和活力;公務員隊伍建設全面加強，整體能力素質不斷提升。要進一步完善公務員考錄制度，則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公平性原則，不斷提高考錄工作的科學化水平，大力加強考錄系統隊伍建設。一要努力建立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繼續推進公務員分類管理，集中力量破解重點難點問題，研究制定分類管理配套政策；二要建立符合不同類別公務員成長規律和特點的職務序列，改變公務員晉升渠道單一的狀況;三建立職級晉升制度，實行職級與待遇掛鉤，強化職級在確定公務員工資、福利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建立健全公務員公開遴選制度。

自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向全黨敲響了警鐘，大會提出的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方針,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等說明了從運動式反腐向制度反腐的一個轉變，個人認為，在我們著重強調制度反腐的同時，不應忽略思想教育以及監督在反腐問題上發揮的作用，我們應該建立三者互相督促，推進的長效機制。此外，我們還應有良好的心態去積極面對腐敗問題，不能因其長期的存在而產生悲觀心理，鼓勵社會中的每一個公民都能從心底重視反腐問題并且配合整治反腐問題，從而使我國的腐敗問題得以遏制。

第五篇：日本土地征收及損失補償制度

本人所擔當議題為「日本土地征收及損失補償制度」，因「日本土地征收之公共性及其裁判統制」為市橋克哉教授所處理之議題，故本文只就日本土地征收制度進行簡單介紹，即以日本土地征收相關損失補償制度為中心，就日本損失補償制度之有關 問題 或課題，進行報告。

一、日本憲法29條3項「正當補償」之 內容

日本憲法29條3項規定，「私有財產，在有正當補償之下，可供公共所使用。」根據此一憲法條文，作為有關以公共為目的所為土地征收之一般法的土地收用法在1995年被制定；該法就損失補償設有相關規定。因公共目的有興辦事業之必要，并基于該必要性而擬征收土地之場合，成為征收對象之土地或建筑物上所存在的所有權或租借權等，將因公共利益而從己身所有土地上被剝奪。原本，在利益為 社會 全體所共享之場合，本即應當由社會全體平等負擔之；但實際上，某特定人因特定事業而需用土地之場合，卻不得不讓土地所有人負擔該需用土地，而將之充作公共事業之用。此雖然是現實（實際）情況，但是本來應由社會全體分擔的負擔，卻由該土地被征收者個人所承擔者，乃是不平等之負擔；因此為將此不平等負擔轉由社會全體負擔而被承認的制度，即為損失補償制度。因此，日本憲法29條3項所規定的「正當補償」，若舉土地征收的案例來說，在對照私有財產權的旨趣及平等原則之同時，因土地征收乃是個別且屬偶發地剝奪土地所有權之故，對其補償必須是完全補償；而如此一想法正是議論學說或判例之出發奌.二、土地征收法之程序及征收補償等之內容

簡單就土地征收法所規定的程序流程作一介紹，之后再對征收補償等進行說明。1．土地征收法之程序（1）土地征收之當事人 土地征收程序之當事人有「為公共利益興辦事業」之事業主〈起業者、土收3條〉以及土地所有人或關系人。所謂關系人，是指土地所有人以外之權利人〈土收8條〉。（2）土地征收程序—事業認定及征收裁決— 土地收用法所規定之征收程序的流程可以加以圖示化，如圖1所示；而征收程序，可大致區分為①關于事業認定階段以及②關于征收裁決階段。所謂事業認定，是在確認具體的起業者或事業計劃，并判斷是否該當土地征收要件之后，對于起業者賦與征收土地權利之行政行為。而所謂征收裁決，是由征收委員會站在第三人的立場，確定起業者的權利內容，在調整起業者和被征收人間的紛爭同時，并確定權利關系，以尋求實現征收權之行政行為。事業認定是由國土 交通 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所作成〈土收17條〉，而②階段之征收裁決則是由設置在都道府縣下的征收委員會為之。又、關于事業認定或征收裁決，因一旦作出認定或裁決后，則該被征收土地之利用或權利將單方地（權力的）被限制并同時被消滅；因此上述兩者均被理解為行政行為，而成為抗告訴訟的對象。此外，關于后面將再討論的土地收用法上所定補償金額之 計算 時奌，現存有「事業認定公告時」以及「征收裁決時」此兩對立見解。（3）裁決 裁決程序是透過起業者之申請而開始的，基本上于征收委員會作出裁決后程序終了。裁決可區分為駁回裁決〈土收47條〉以及征收裁決；而征收裁決是由權利取得裁決和交付裁決所構成〈土收47條之2〉。是以權利取得裁決來決定被征收土地之區域、權利取得或消滅的時間奌以及有關對權利之損失補償等事宜項；而除移轉費用等應依據權利取得裁決決定之事項外，對于損失之補償或土地之移轉時間等是由交付裁決來決定〈土收49條〉。2． 損失補償（征收補償等）之原則（特別是金錢補償原則）及補償之內容等（1）金錢補償原則 日本土地收用法是以金錢補償為原則〈土收70條〉。但是在有關提供換地、作成住宅用地、替代進行建筑工程等情形下，例外地承認現物補償〈土收82條-86條〉。唯，此情形終究是例外。（2）損失補償的內容〈種類〉 ① 對于土地等之補償 土地征收之補償之核心，在于對被征收土地其本身作出補償。因屬于對權利本體的補償，所以又被稱之為權利補償。又此一補償必須是「完全補償」。② 通損補償〈亦稱為通常所生之補償、附隨性損失之補償〉 土地收用法對于因征收所生的通常損失亦予以補償。具體來說，例如對象移轉費用之補償、營業上的損失補償、離作費用之補償等〈土收77條、88條〉。雖然對于這些費用之補償是否包括在「完全補償」里，尚有疑問；但是已包括其中的見解則已逐漸確定下來。③ 溝渠圍丬之補償 損失補償被認為是以因征收而直接受到土地被剝奪等不利益者為對象。因為間接性不利益并不被認為是權利遭受侵害，只不過是事實上的侵害而已。但是，作為此一想法的例外，在日本土地收用法上承認「溝渠圍丬之補償」〈土收93條〉。例如，某人的土地被征收的詰果，有必要新蓋溝渠或圍丬的場合，則承認對其補償。因為對于被征收人以外的第三人亦承認對其補償，因此也可以將之歸類為對第三人補償的一種。又，依據土地收用法所受的第三人補償只限于「溝渠圍丬之補償」而已；但是依據政府的內部基準「因供公共用地所生損失補償基準要綱」〈以下稱「損失補償基準要綱」〉，則對于少數殘存補償或離職者補償等，亦有所規定。以上為損失補償的內容，但是對于補償的計算 方法、補償范圍有無擴大到上述補償之外等，尚有問題或課題存在；以下將針對此些問題的所在說明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