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鄉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鄉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鄉村文化曾是我們精神的庇護所

今年年初一曾寫了篇《活著的理由和活法》，討論的是莎士比亞筆下的丹麥王子的著名命題的中國回應。于是，談到了魯迅的《孤獨者》所提出的三個層次的“活著的理由”：為自己活著，為“愛我者”活著，為“敵人”活著；談到了我們那一代人曾經面臨的“活，還是不活”的問題：一旦被宣布為“敵人”(右派、壞分子、現行反革命等等)，就既剝奪了你“活著”的一切理由，又不讓你“不活”，讓你長時期地處于“不死不活”，“活著等于死”的狀態。討論的重點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支撐著人活下去的理由、力量是什么?于是，談到了信念的力量、愛的力量、人性的力量等等。又談到了那個時代許多人都有過的遭遇：當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到農村，卻得到了意外的保護。房東老大爺召集全家，鄭重宣布：“大姐(大哥)不是‘分子’。是‘落難之人’，你們要善待她(他)。”這里，體制的邏輯--“鎮壓一切階級敵人”，受到了民間倫理邏輯--“善待一切落難之人”的抵制。而這樣的民間生活倫理又是鄉村文化長期熏染的結果：在民間戲曲里，就有不少這樣的善待落難者的故事。在文章的結尾，我談到了民間社會老百姓日常生活倫理和邏輯的力量，鄉村文化的力量：“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所固有的，經過長期的文化滲透，已經扎根在普通民眾精神結構的深處。在那些時刻需要面對‘活下去，還是不活’的問題的嚴酷的日子里，它事實上成為體制的控制的反力，對總體的有效性構成了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鄉村社會也就成了那個時代受難者的庇護所，是他們可以回去，哪怕是暫時喘息的生活和精神的“家鄉”。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民間鄉村文化“它不顯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察覺，卻又是極其頑強的。而且這最終的勝利者仍是這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倫理，或者說，歷史總要回到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人的生活邏輯上來”。--這樣，我的文章也終于有了點亮色。

不料，這兩天，我在讀《中國鄉村教育的問題和出路)這本書稿，準備為之寫序時，卻遭遇了新的尷尬：我突然發現，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這一點“亮色”也成了問題：我還是太樂觀了--鄉村教育和文化的危機

收入《鄉村教育的問題與出路》的中央黨校課題組的調查報告告訴我們：西部農村教育“用‘凋敝’這個詞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我們總是在夸耀已經“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且不說這是一個虛數，水數，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蓋不住一個事實：15％的人口--大約為1億8000萬人--所居住的地區遠沒有普及，這也就意味著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難以享受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而另一個事實也不容忽視：“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間，總計有1億5000多萬少年兒童完全沒有或沒有完全接受義務教育。”如一位作者所說，“這一龐大人群的一部分顯然在以各種形式顯示著他們的存在：從國家今年公布的‘8500萬青壯年文盲’，到各地以種種暴力手段威脅著社會的低文化層青少年犯罪”(張玉林《中國農村教育：問題和出路》)。這些沉重的事實是不能回避的。

而尤其令人感到沉痛的是，越是教育凋敝，農民越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但有兩個事實，卻又是更加無情的。一是教育的成本越來越高，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社會學家告訴我們“一個大學生4年學費大約相當于一個農村居民20年純收入”。不用說西部貧困地區，連基本脫貧的東部地區的農民孩子“大學夢也越來越遠了”（《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統計：新世紀以來，“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在明顯下降，與19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一半”，這就意味著“通過高考，農村孩子向上流動的渠道”的“縮窄”。

社會學家指出的另一個現實是：“出身農村家庭的大學生就業更加困難”，北大的一個調查顯示，“父親為公務員的工作落實率要比農民子弟高出14個百分點”（孫立平《大學生生源農村孩子比例越來越小了》）。這意味著什么呢？農民本來是中國教育的主要承擔者，長期推行的“人民教育人民辦”的教育體制，其實就是“農民辦”，而直到現在，“貧困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仍占其收入比例的92.1％”（《中國農村教育：問題和出路》），也就是說，農民可以說是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發展；而現在一旦出現了“畢業即失業”的學生就業危機，仍然主要轉嫁到農民身上：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

于是，在當下中國農村就出現了兩個觸目驚心的教育和社會現象：一是大量的學生“輟學”，湖南的一個調查表明，“農村貧困生的失學率高達30.4％”（《中國農村教育：問題和出路》），而且有這樣的分析：“輟學的學生基本上都是1990年代生的那一代，是所謂的真正的長在陽光下的一代。而這一代的父母有的過去還能讀到高中畢業，而他們初中還沒有讀完，接受的教育還超不過他們的父母。”（《農村九年義務調查》）由此導致的勞動者文化素質的下降，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的影響，確實堪憂。

同時，大批的輟學生和失業的大、中學校畢業生，游蕩于農村和鄉鎮，成了新的“流民”階層的主要來源。如作家韓少功所觀察的那樣，“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后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著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們苦著一張臉，不知道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沒有想到跟著父輩下地干活正是突圍的出路，正是讀書人自救的人間正道。他們因為受過更多的教育，所以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懷才不遇”（《山里少年》）。這就是說，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農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包括農村教育)又使得他們遠離土地，即使被城市拋出，也回不去了：他們只能成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游民”。而這樣的“游民”一旦“匯成洪流”成為“流民”，就會造成社會的大動蕩，大破壞：這是中國歷史所一再證實了的。而“游民階層中的腐敗分子”，就成了“流氓”，并形成“流氓意識”，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把維系“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的正常關系的倫理觀念“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蕩凈盡”。這樣的流氓意識對社會風氣的敗壞、危害極大，將造成我們在下文將要分析的民間文化、社會生活的“底線”的失守（參看王學泰《從流氓談到游民、游民意識》）。--寫到這里，突然想起了昨天報紙上的一條新聞：長春農安縣一個農民家庭老老少少六口人被殺，兇手竟是這家的三兒子，而他就是一個“初中畢業后整日游手好閑”的“游民”，他因受到家庭的譴責而惱羞成怒殺死了自己的父母、兄嫂、妹妹、外甥女（新華社2007年2月24 日電訊）。

問題是這樣的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失業游民，又成為某些在校學生心目中的“榜樣”，以至“英雄”。收入本書的《湖南農村留守型家庭親子關系對兒童個性發展的影響》的調查報告告訴我們，家庭親情和教育的缺失，學校教育的無力和無奈，社會風氣的影響，使得許多“留守兒童”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非常消極，他們厭學、逃學，就自然地羨慕那些“整日游手好閑而不缺錢用”，又有“兄弟義氣”的游民、流氓，甚至以此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成了游民階層的后備力量。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計奔波，也為城市建設做貢獻時，他們的子女卻面臨淪為游民的危險：這實在是殘酷而不公。而遍布中國農村和城鎮的“游民”，至今還未進入我們的視野，這樣的忽視是遲早要受到懲罰的。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教育不但不能改變農民的命運，反而成為他們不堪承受的重擔。這首先是經濟的重負，即所謂“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社會學家告訴我們：“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明顯的因教致貧、因教返貧的現象”，“甘肅省2004年抽樣調查顯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貧的農戶，占返貧總數50％”（孫立平《大學生生源農村孩子比例越來越小了》）。同時，如上文所說，中國的“畢業即失業”的教育與社會危機事實上是轉嫁到了農民（還有城市平民）身上。淪為鄉村和城鎮流民的農家子女，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的負擔，更是不堪承受的精神重負。前述兇殺案或許是一個極端，但其所內含的城市取向的教育和失業帶來的“農家災難”卻具有典型性，給人以驚心動魄之感。

而鄉村文化的衰敗，則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擔憂和焦慮，而且我發現這些學者有不少出身于農村，他們有著自己的鄉村記憶，和對現實鄉村的直接觀察和體驗，因此，他們的憂慮就特別值得注意。這樣的憂慮主要有三個層面。

首先提到的是“故鄉的傳統生活方式，也是我的童年生活，正在消亡與崩潰”（陳壁生《我的故鄉在漸漸淪落》）。這里既有傳統的以民間節日、宗教儀式、戲曲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我的故鄉在漸漸淪落》）；也包括曾經相當活躍的，與集體生產相伴隨的農村公共生活形式（如夜校、識字班、電影放映隊、青年演出隊）的瓦解（倪偉《精神生活的貧困》）；更有在純凈的大自然中勞作和以家庭、家族、鄰里親密接觸、和睦相處為特點的農村日常生活形態解體的征兆和趨向：生態環境的惡化，家庭鄰里關系的淡漠和緊張，社會安全感的喪失：“鄉村生活已逐漸失去了自己獨到的文化精神的內涵”，人們經常提到的“賭博、買碼、暴力犯罪，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鄉村社會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劉鐵芳《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于是，就有了更深層面的焦慮：“傳統鄉間倫理價值秩序早已解體，法律根本難以進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價值秩序又遠沒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錢與利益。”（《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論者所說，“農民對自我價值的認知完全趨于利益化，錢成了衡量自我價值的唯一標準”，“消費文化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宰性的意識形態，它對生活以及人生意義的設定已經主宰了許多農民尤其是農村里的年輕人的頭腦”（《精神生活的貧困》），由此帶來的問題自然是十分嚴重的。于是就有了“作為文化--生命內涵的鄉村已經終結”這一根本性的憂慮。

而“鄉村作為文化存在的虛化，直接導致鄉村少年成長中本土資源的缺失”，“鄉間已經逐漸地不再像逝去的時代那樣，成為人們童年的樂土”。如今的鄉村少年他們生活在鄉村，卻根本上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合力，歸依感，那已經是一個陌生的存在，而城市文化更對他們十分遙遠，這樣，他們“生命存在的根基”就發生了動搖，成了“在文化精神上無根的存在”（《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鄉村文化的危機和鄉村教育的危機，就是這樣相互糾結著。

這一切，自然對那些曾經感悟，至今仍依戀鄉村文化的知識分子產生巨大的沖擊力。一位作者說：“我已經無家可歸”，“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鄉成了異客”（《我的故鄉在漸漸淪落》）。--這樣，無論在鄉村少年身上，還是在農民工那里，以及這些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這里，我們都發現了“失根”的危機：這是發人深省的。

而我們的思考和追問還要深入一步：鄉村文化的衰落，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 “底線”的突破，“活著的理由”又成了問題

最近，社會學家孫立平在《同舟共濟》2007年第二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了“社會生活的底線”問題。如孫立平先生所分析，所謂“底線”，“實際上是一種類似于禁忌的基礎生活秩序。這種基礎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礎制度混合而成的，這樣的基礎秩序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時代的特征。它平時默默地存在，以至人們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中，政權更替了，制度變遷了，這種基礎的秩序依然如故。比如‘不許殺人’的道德律令，體現誠信的信任結構等，在社會變革的前后幾乎沒有大的差別”。在始終以農業社會為主體和基礎的中國，鄉村文化，它所內含的民間倫理、價值觀念、生活邏輯、基本規則、規范，所建立的基礎秩序，實際上就是這樣的“社會生活的底線”的載體。因此，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鄉村文化的衰落，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嚴重性，它意味著孫立平先生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底線的頻頻失守”，“社會生存的基礎正在面臨威脅”（《這個社會究竟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于是，就產生了我的問題和恐懼：今天的中國農村，還能夠成為“落難者”的庇護所和家鄉嗎？不能了，因為“善待落難者”這樣的民間倫理已經蕩然無存，人和人的關系早已利益化了。是的，我在正月初一寫的文章里，還在說：“最終的勝利者仍是這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倫理，或者說，歷史總是要回到這塊土地上的大多數人的生活邏輯上來”；而現在，我又必須面對一個無情的現實：這樣的民間日常生活倫理、邏輯正面臨著解體的危險。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根本性存在危機：這個社會出了大問題了！

我又想起了《巧家有個發拉村》的作者向我們提示的歷史教訓和警告：“只要問到發拉村何以會如此窮困，群眾都不假思索：‘1958年大煉鋼鐵造成的。’”這就是說，大煉鋼鐵破壞了人和自然的和諧，破壞了生態平衡，毀滅性的自然破壞，使農民“喪失了生存的(物質)基礎”，“代價是觸目驚心的，如今的四代人已經殃及，以后還要殃及多少代，就說不清了”。而今天，這樣的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還在繼續，而我們又開始了文化的破壞，而且是基礎性的文化的破壞，導致人與人關系的生態平衡的破壞，人的生命存在意義的瓦解，以至于在體制統治的嚴密性達于極致的時代仍保持相對穩定的民間日常生活倫理都發生了動搖，這樣的破壞，可能是更為根本的，那么，它將要殃及的，會是多少代人呢？真是“說不清了”。

想起“父母造孽，子孫遭殃”這句俗話，我真不寒而栗：面對我們自己造成的鄉村民間文化、教育的破壞，社會生活底線的突破，是不能不有一種罪惡感和負疚感的。

而當人的生命存在意義一旦瓦解，人“活著的理由”就成了問題。這就說到了這些年日趨嚴重，卻未能引起深入思考的“自殺”問題。劉健芝女士在收入本書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自殺的人群里面，幾乎農民都是排第一或第二位”的問題，據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鄉村建設的另類經驗》）。我們這里經常聽到的，還有青年學生（特別是大、中學生、研究生，其中有不少是農家子弟）的自殺。其中有一個報道，特別讓我感到震驚：一個研究生，在自殺之前，曾列表說明“活下去”的理由和“不活”的理由，結果前者的理由不敵后者，于是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前文提到魯迅說的三個層次的“活著”的理由：為自己活著，為愛我者活著，為敵人活著，在日常生活倫理、邏輯被顛覆以后，確實都成了問題。當人僅僅為“錢”活著，缺少精神的支撐的時候，就隨時會因為生活遇到挫折，物質欲望不能滿足而失去活著的動力。而親情關系淡漠，功利化，家庭情感功能退化，當孩子感受不到，或不能強烈地感受到父母、親人的愛時，也必然導致“為愛我者活著”的動力的喪失。因此，我讀到以下一組調查數據時，確有毛骨悚然之感：在留守兒童中，“38.4％的認為父母不了解自己，20％的認為與父母在一起的感覺很平常，7.4％的甚至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湖南農村留守型家庭親子關系對兒童個性發展的影響》），連和父母都“形同陌路”，真不敢想象這些孩子將來的人生之路將會怎么走。這豈只是農村兒童的遭遇，在城市里，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不是把親情關系絕對功利化，而導致一個又一個的“殺母弒子”的家庭悲劇嗎？今天，逼著人死的“敵人”大概不會很多；但因為生存的基本條件匱缺或被剝奪而走上絕路的，卻時有發生，這在農民的自殺中，大概要占相當的比例。更致命的是人與人關系的淡漠，當人覺得個人生死和他人、社會無關，自己的生命毫無價值，甚至沒有人需要自己活著時，也會喪失“活著”的動力。

今天青少年的輕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童年是被剝奪了的：當鄉村生活不再成為鄉村少年的“樂土”，當城市的兒童幾乎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籠罩在應試教育的陰影里，他們早已失去了“童年的歡樂”，這就意味著他們從來沒有享受過人生的歡樂，而且以后也很難享受生命的樂趣，這也就很容易導致活著的動力不足。

事實就是這樣的嚴峻：鄉村文化的衰落，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都在有意無意地剝奪青少年“活著”的理由，生命的意義和歡樂。而對一個民族來說，自己的后代子孫，能否有意義地、快樂地、健康地活著，可絕不是小問題。

討論到這里，我們大概可以懂得，所謂“鄉村文化”和“鄉村教育”，絕不只是“鄉村”的問題，或者說，如果我們只是在“鄉村”的范圍內，來討論鄉村文化、教育，以及其它鄉村問題，其實是說不清，也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必須有一個更大的視野，一個新的眼光和立場--如何看待“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及其相互關系

這也正是《鄉村教育的問題和出路》一書的一位作者所要強調的：“所謂的價值重建，不可能只是局限在農村社會內部，而必須是整個社會的價值重建。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抵抗，也不應該停留、限制在農村社會當中，而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同時展開，如果我們不把城市和鄉村關聯起來，僅僅是在農村社會內部尋求局部性的解決，那么，這樣的努力就是根本無效的”，“農村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農村社會內部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倪偉《精神生活的貧困》）。今年年初，我到臺灣參加了一個“城流鄉動”學術討論會，親歷了一場爭論。在第一天的會議上我做了一個關于“大陸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運動”的發言，當即遭到了質疑。論者認為，在臺灣，農業人口只占5％，已經實現了城市化與工業化，再談“知識分子到農村去”不過是一種“烏托邦意識形態”的驅動。我在回應時只談到了大陸不可能走單一的“農村城市化”的道路，而必須同時進行“新農村建設”，但對臺灣的農村問題，因不了解情況而回避了。但到了會議的最后一天，我卻聽到了臺灣學者的另一種意見。論者并不否認臺灣農業與農村文化衰敗的現實，提出的問題卻是：這樣的衰敗，真的是“歷史的必然”，真的有利于臺灣的發展嗎？進一步的追問是：“農業”、“農村”對臺灣發展，以至人類發展的意義何在？后來，我在他們辦的刊物上又看到了更明確的表達：“農業是臺灣寶貴的產業”，因此，要“從農業出發，開創臺灣新的綠色農業；從農村出發，開創臺灣有機新的社會未來”。“談農業，必須要與其它產業連在一起想。談農村，也需要連著城市來討論”，“農村，要種植干凈的食物，重新建立新的社區，建立新的城鄉關系，從而建立一個有機的新社會”（羅婉禎《臺灣農村愿景會議參與記》，載《青芽兒》20期)。而且還有關于農業、農村和文化保存的關系的討論：傳統文化“都是在農村的環境下發展而成”，“德國人如果喪失了農村，他們就讀不懂歌德、席勒、荷爾德林的詩”，因此，“臺灣的小孩讀不懂李白的詩”是必然的。“文化不只是幾個孤立的建筑或物件，而是包括了醞釀出它們的自然環境背景與更整體性的歷史空間”，要真正了解傳統文化，就必須接觸農村。結論是：一個不要農業的政府，不保留農業的人，“沒有資格談文化保存”（彭明輝《古籍、生態與“文化資產”》，《春芽兒》16期）。我尤感興趣的是，作為“過來人”，臺灣學者對大陸農村發展趨向的觀察和質疑：“農民羨慕市民，或因后者有諸多的社會福利保障，有較佳的公共服務設施。這無可厚非，或本應如此。但我好奇的是：農村的現代化，一定就是都市化？而都市化，一定就得是：把原本的農舍、農村全部鏟平？”“農村的發展，僅能是這樣？或是在城、鄉之間，仍有一定的分工和提攜？讓整個社會發展，在更多樣下穩健地向前？臺灣或第三世界國度，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不也正是城鄉發展失衡，農業持續在‘失血’的情況。這方面的經驗能否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參照？不要再重蹈覆轍。否則，將來遭殃或受害的，還是農村和農民”（舒詩偉《投入農村的年輕人》，《春芽兒》20期）。

在我看來，論爭背后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看待和對待“農業文明”（“鄉村文化”）和“工業文明”(“城市文化”)，以及它們二者的關系？這也是收入本書的好幾篇文章所要討論的。以農村文明的衰落作為農村城市化（現代化）的代價的主張，其背后是有著三個理論觀念的支撐的：其一，是“農村”與“城市”，“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二元對立，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其二，就是論者所說的“文明進化論”：“采集文明、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是一個直線的進化運動，后者比前者具有絕對的優越性、進步性：其三，這是一個取代以至消滅一個的過程，后一種所謂“體現了歷史發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過前一種“已經落伍于時代”的文明的“毀滅”，才能取得自己的“歷史性勝利”。如論者所說，“似乎就是人類文明每一次進步都要拋棄已經取得的所有成果，人們總是站在今天嘲笑過去，為我們今天的一切沾沾自喜”（石中英《失重的農村文明與農村教育》）。應該看到，正是這三個觀念，長期以來，一直支配著我們對文明問題，農村、城市問題的認識，影響著我們的現代化想象，以及社會發展的設計、規劃、行動，以至造成了許多今天我們越來越看清楚的“文明病”。因此，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就必須對這些幾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觀念，提出質疑。

不錯，在質疑中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當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工業文明、城市文化的弊端時，又有人自覺、不自覺地將農業文明、鄉村文化理想化，形成了論者所說的“逆向烏托邦陷阱”（康曉光《“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看起來，這是從一個極端跳到了一個極端，但其內在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卻是相通的。其實，這樣的在“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來回擺動，正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中的一個很值得認真總結的現象，但似乎還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不要忘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我們這塊土地上是曾經相當盛行，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而相應的極端實驗是曾經造成災難的。但我們在糾正和放棄“農業社會主義”道路時，又擺到了根本否定農業文明、鄉村文化，將工業文明、城市文化絕對化的另一端，以未加反省的“城市化”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形成了“城市取向”的思想、文化、教育路線，并成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相應的實踐已經弊病叢生，我們在上文所揭示的許多災難性的問題都是有力的證明。而我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過去的“農業社會主義”，還是今天的“城市取向”，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都主要是由農民來承擔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實在是“多災多難”。

因此，我們要真正走出在“鐘擺”中不斷損害農民利益的怪圈，就要如一位作者所說，必須根本改變“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跳出“現代化/反現代化”（它內含著“工業文明/農業文明”、“城市文化/鄉村文化”等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概念）的思維模式（《“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這確實是問題的關鍵。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為復雜的眼光、態度和立場，來看待歷史與現實的各種文明形態，首先要確認：它們都是在“自己獨特的歷史過程中生長起來的”，都是“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當中所創造與憧憬的理想的生存狀態和生活形式”，因而都有“自己的獨立存在的價值”，而且都積淀了某種“普適性”的價值（如農業文明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和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的強調，工業文明對科學、民主、法制的強調，等等)。但同時，又各自存在著自己的缺憾和問題，形成某種限度，也就為另一種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據。也就是說，各種文明形態，既是各不相同，存在矛盾、沖突，相互制約，又是相互依存和補充的。由此形成“文明的多樣性”和文明的“生態平衡”（石中英《失重的農村文明和農村教育》）。我們要創造怎樣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

問題正是這樣：“什么樣的生活是一種好的生活？”或者說，作為現代中國人，我們要追求、創造怎樣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樣的價值理想和理念？這其實是我們討論“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個中國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內在的根本問題。康曉光先生說得很好：“我們在面臨這樣一些問題的時候”，必須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我們必須堅持理想主義：作為人類文明的繼承者，我們自然要超越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對兩種文明所積淀的人類文明的普適價值都要有所吸取，同時對其各自的缺憾有所警戒。這樣就能夠在兩種文明，兩種文化，城鄉之間尋找互補與平衡。做到前引臺灣朋友文章中所說的“多樣下的穩健”發展。

收入本書中的許多文章，在我看來，都是在理論與實踐上對這樣的“互補與平衡”，這樣的“多樣下的穩健發展”道路的探討。如賀雪峰先生所提出的“低消費（可以說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建設”，以及在提高“城鎮化率”的同時，進行“新農村建設”，保留城鄉二元結構，但不是相互對立，而是相互溝通、補充，農村成為“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義的‘家’”，農民（以及市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設計（《新農村建設和中國道路》），盡管還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但它確實跳出了既有的思維模式，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

當然，同時我們又必須有現實感：毫無缺憾的選擇是不存在的，我們所說的“互補”、“平衡”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進行調整和探索。但就已有的實踐看，這樣的“互補”與“平衡”又是可以實現的。劉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所介紹的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的經驗，就很有說服力：他們一方面充分吸取了工業文明的科學精神，“以科技作為手段來幫助農村提高生產，改善生活”，又對工業文明所容易導致的“人的自大”的“科學主義”持清醒的批判態度，把科學發展中的“生態問題”放在突出的地位，這背后就有農業文明所強調的人和自然的和諧的理念。對“消費”問題也同樣如此，在強調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以充分滿足農民的物質與精神需求的同時，又提出“消費是為了我們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我們的貪婪”，避免走向“消費主義”的極端（《鄉村建設的另類經驗》）。

這樣的“另類經驗”，顯示的是“另類思路”。也就展示了“另一種可能性”。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另類經驗是產生在鄉村建設的實踐中的，如劉健芝女士所強調：“在紛亂的形勢下，還是有一些東西保留著，就是在百姓中間，在庶民中間，在農民中間，在原住民中間，還零星地存在一些痕跡，還堅持創造一些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鄉村社會，把農民看作是一個需要救濟、改造的對象，看作是一個包袱，而要看到那是一個巨大的財富，是一個寶貴的精神資源，一個提供新的想象力的創造源泉，是一個創造新的存在、新的可能性的廣闊天地。因此，“鄉村建設是關乎所有人的，不簡單只是一個農民問題”（《鄉村建設的另類經驗》）--當然，我們也不可把它絕對化、唯一化。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

現在我們可以把討論回到“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上來。

首先是我們需要怎樣的“重建”？如前文所闡述，“重建”問題的提出，是因為鄉村文化的衰敗和鄉村教育中鄉村文化資源的失落。因此，談“重建”自然首先是一個“重建鄉村文化的尊嚴”的問題，要重新確認鄉村文化在整個社會、民族文化中的價值和地位，重新確認鄉村文化作為鄉村教育和整個國家教育的文化資源的價值和作用。而把文化重建和教育重建聯系起來，也包含著從鄉村教育人手，強化其對鄉村文化的“庇護和培育”功能的設想（劉鐵芳《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石中英先生所說，引導農民和他們的后代“正確理解他們所生產、所傳承、所享受、所創造的文明”，并作為基本的精神資源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應該是農村教育的基本任務（《失重的農村文明和農村教育》）。在我看來，這背后更有一個以和大地血肉相連的鄉村作為“精神家園”的深刻內涵：而為年輕一代營造這樣的精神家園，培育這樣的生命存在之“根”，正是鄉村教育帶有根本性的功能。

同時提出的是“文化下鄉”的問題，即將更廣闊的外部文化資源引人鄉村文化生活，并與本土文化相融合，以拓展和豐富鄉村文化的內涵（《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在我看來，本土文化資源的發掘、培育，和外部文化資源的引入、培育，應該構成鄉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基本內容和任務，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石中英先生說得很好：“教育是干什么的？我們總是說教育是培養人的，教育是促進社會發展的，但是人和社會都是統一在巨大的文明體下面的，教育應該給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一種文明觀的教育。”問題是：“我們究竟要幫助青少年樹立起一個什么樣的文明觀”，“是文明的多樣性呢，還是單一文明論？”這是直接關系著下一代的精神成長和發展的。因此，我也非常贊同石中英先生的主張：鄉村教育不能只限于教會學生“如何生存”，用石先生的說法，就是局限于“離農、為農”教育，以幫助學生“走出農村”或幫助他“在農村更好生存”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應該關注學生的文明觀、世界觀的培育，使他們懂得怎樣“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失重的農村文明和農村教育》）：這才是鄉村教育的根本，也是我們反復強調鄉村文化教育的意義所在。

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這其實是隱含著對我們在討論鄉村文化、教育，以至鄉村建設、三農問題時，很容易陷人的“精英立場”的一種警戒的。劉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提出要“反思我們的整套思路”，這是抓住了要害的。如果我們把鄉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以至整個鄉村建設和三農問題，看作是“自外于我們”的問題，那么，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前文所提到的將鄉村和農民作為救濟和改造對象的陷阱。應該警惕的是，這樣的“鄉村、農民觀”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是占據了主流地位的。如劉健芝女士所分析：“主流在談三農問題的時候，往往把它作為現代化里面的一個消極的、負面的問題看待，站在‘現代化’的高度，不自覺地俯視落后在后邊的、被看作是無知的順民，或是刁蠻的暴民。我們只能把農民想象成一個落后群體，簡單使用二分法，就是‘現代--傳統’、‘進步--落后’，然后就想用一整套的、根本的解決辦法，去處理問題，即使我們不是位高權重，也會想象自己在統治全國、統治世界的位置上‘救國救民’。”而如康曉光先生所說，這樣的“現代化”邏輯下的農村、農民觀的背后，是隱含著“強勢集團的利益”的（《“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按照這樣的居高臨下的權勢者、成功者的立場，甚至以“讓農民別太窮了，或者別暴動啊”的心態，來看待和對待和三農問題，就必然將鄉村建設變成一個“為民做主”的“救濟”，和緩和矛盾、維護穩定的“補救”措施，這樣三農問題就被簡化為一個純粹的物質貧困的問題，所謂“新農村建設”也僅僅變成“蓋房修路”的慈善之舉。而我們這里討論的深層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問題，以及未能涉及的農民權利問題，就通通被遮蔽，或者被虛化、空洞化了。更危險的是，在這樣的“農村、農民觀”指導下的鄉村建設，不是流于形式，“雨過地皮濕”，就可能變質，形成對農民利益的新的損害。

因此，如劉健芝女士所說，我們必須對這樣的“主流”農村、農民觀提出“質疑”（《鄉村建設的另類經驗》），明確地與之劃清界限。現在提出“鄉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就是試圖提出既不同于權勢者、成功者的“精英”立場、思路，也不同于“代言人”的所謂“平民”立場和思路的一個新的立場和思路。這有點近于魯迅說的“連自己也燒在里面”（《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也就是我們在本文中反復討論的體驗、感受和認識：今天中國農村、農民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深層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問題，也就是今天中國城市的問題，特別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問題。因此，我們是在和中國的農民一起面對共同的中國問題，以及我們自己的問題，并一起來探討解決這些問題的理論思路和實踐途徑。在這一共同探討中，我們又各自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相互吸取，相互補充。如前文所一再強調，新的思路與實踐，是必須建立在多元文明的廣泛吸取基礎上的，這樣，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就必須向農民學習，到農村民間社會去尋求和吸取那里的豐厚、博大的農業文明、鄉村文化資源，同時我們也可以發揮知識、文化上的優勢，幫助農民認識與培育自己的鄉村文化，吸收同樣廣闊的城市文化和其它外來的和傳統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解決我們共同的問題。

因此，我同意康曉光先生的意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和農民一起來解決農村的問題，“可能最有希望”（《“現代化”是必須承受的宿命》）。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的。--當然，必須充分地吸取歷史的教訓，既不能把農民簡單地視為“被啟蒙”的對象，也不能把知識分子看作“被改造”的對象，而應該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更為平等、合理的關系。本書的一些文章已經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如劉老石先生的《農村的精神文化重建與新鄉村建設的開始》一文，就提供了一個以大學生青年志愿者和當地農村精英為主體，重建農村精神文化，開拓農村公共空間的經驗：或許我們正從這里看到了實現我們的理念和理想的某種可能。因此，我們應該向那些正在中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默默耕耘，從事鄉村建設，鄉村文化、教育重建實驗的農民和知識分子致敬：他們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們的腳下。

（本文為《鄉村教育的問題和出路》一書序）

第二篇：鄉村災后重建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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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災后重建實施方案 k j.oM文

章 來

在今年“6.21”特大洪水災害中，瓦廠村委太山屯遭受了泥石流、地質災害的影響，需要異地搬遷重建新村。為使該屯能夠按照上級的要求，按時、按質、按量建設好，特制定以下實施方案。

一、太山屯的基本情況

太山屯是瓦廠村民委比較貧困的自然屯之一，距鄉政府所在地約15公里，全屯共44戶，199人，耕地面積80畝，山林面積1800畝。該屯群眾的經濟收入以八角、杉木、藥材為主。災情發生后，鄉黨委、政府及時組織人員駐村入戶幫助群眾做好生產自救工作，并于7月初派出6名鄉干部組成工作組到該屯境內進行考察，選好了異地搬遷的新址。自我鄉災后重建家園工作開始至今，該屯群眾參與家園重建的積極性非常高，通過肩挑、手鋤、馬馱平整好了建房基地。每天參與勞動的群眾達100人以上。目前，該屯的建設已投入資金70萬元，其中，國家補助24萬元，社會捐款6萬元，群眾自籌40萬元。

二、指導思想

根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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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新農村的精神，圍繞自治區黨委八屆六次全會提出的“突出抓好農村道路、水利、能源、教育、醫療衛生等設施建設，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的要求，認真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鞏固擴大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

三、時間安排和工作步驟

根據上級要求，災民新村建設要在2005年12月20日前全部竣工，結合我鄉實際，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準備階段（2005年7月15日至7月31日），這一階段主要任務有5項：（1）成立工作領導小組；（2）召開鄉、村級動員會議；（3）做好新村選址；（4）制定工作方案；（5）做好規劃、設計方案。

第二階段：組織實施階段（2005年7月31日至12月10日），這一階段主要任務有8項：（1）組織群眾平整新地；（2）組織群眾開好公路；（3）聯系老板把施工機械抬到工地；（4）組織群眾到山外拉建房水泥；（5）組織群眾挖好建房地基；（6）組織群眾搬運水泥磚；（7）安裝水電；（8）其他設施完善。

第三階段：總結驗收階段（2005年12月10日至12月20日）這一階段主要任務有4項：（1）完善各種材料并歸檔；（2）動員災民入住；（3）迎接檢查驗收；（4）總結。

四、工作措施和具體要求

（一）加強領導，落實責任。鄉黨委、政府組織成立相應的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負責災民新村建設的組織、指導、協調等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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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黨政一把手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鄉直各單位（部門）要深入村屯，建立幫扶對子，切實為災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確保太山屯新村建設健康有序開展。

（二）轉變作風，狠抓落實。鄉直各單位要切實加強班子和干部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政能力，以建設太山屯新村的成效來檢驗班子的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要把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貫穿于新村建設工作中。切實轉變工作作風，深入村屯、深入群眾、深入建設第一線，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夯實為災民服務。

（三）加強宣傳，營造良好氛圍。鄉黨委、政府將抽調一批人員具體負責宣傳發動工作。采用板報、標語、橫幅、山歌會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發動，教育群眾，使 太山屯受災情況和建設情況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把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引導和動員廣大干部群眾自覺投入到新村建設中去。同時，還要做好宣傳報道工作，形成人人關心新村建設，各方支持新村建設的濃厚氛圍。

（四）部門協作，齊心協力。

鄉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必須認真做好群眾的協調工作，及時處理好在建設過程中發生的矛盾，鄉國土資源管理所要根據本鄉實際，負責組織災民對新建地的規劃和測量工作，并對在建設中的手續一律給予和簡化，鄉水廠要積極與上級聯系，實地尋找災民新村的人飲水源源頭，并做好管道的安裝工作，鄉供電所要及時幫助該屯架設高壓線到新建地，確保新村能用上電。通過部門協作，達到共同服務于災民，服務于災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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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理規劃，整體推進。

對架山屯新農村的建設，要進行合理安排，各類建設項目要認真選址，統一規劃，布局合理，嚴格建設標準，加強施工和質量監管，確保建設安全和質量。*鄉人民政府k j.oM文 章 來

第三篇：《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觀后感

為自己快樂的工作《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觀后感

我在為誰工作？這真是一個問題，而我卻沒有考慮過，或者說沒有好好地想想。

現在是經濟社會，尤其是生活在消費極高的城市里，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會讓人感到捉襟見肘。所以，認真工作去掙錢，天經地義。但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難道僅僅是為了掙錢？那么掙錢為了什么我們生活得有意義嗎？

我們生活在工資收入、福利待遇還比較穩定的企業里，如果我們還“只為薪水而工作”，那我只能認為這種人只為活著而工作。試想一下，企業不僅為員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還為我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舞臺，但員工對于企業的付出并不是很清楚，很多員工只知道自己的付出，卻不了解企業到底為員工付出了什么。員工通常是埋頭于本職工作，到點拿工資，并不關心太多問題，而企業既要考慮員工的收入還要考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員工通常以辛苦程度和獲得的報酬來衡量自己的付出，而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是以安全和效益說話的。辛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和效益劃等號的。我們要主動體會企業生存的艱難，與企業同甘苦共命運，樹立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做企業的主人，愛護和忠誠企業，這才能最終實現企業與員工的雙贏。那么作為員工，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態去面對我們每天的工作，我們又應該怎樣工作？我們在為誰工作？

工作是一粒多情的種子、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你播種，就會萌芽、就會收獲。它不僅能使我們賺到養家糊口的薪水，還能鍛煉我們的意志、拓展我們的才能、完善我們的人格等等，并最終讓我們贏得社會的尊重，實現自己的價值。日本經營之圣、兩家世界500強企業的締造者稻盛和夫曾經說過：“工作所得不單是領到薪水而已。工作可使我們的心靈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事實上，透過工作我們可以發現人生新的意義。”

我們在為企業工作，我們在為自己工作，這兩者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作為員工，我們肩負企業發發展的重任，企業的發展依賴于每個員工的付出。每位員工都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并用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對待一切，那么整個企業也就會得到更好的發展進步。企業是船，廠房設備是舵，員工是舵手，誰也不可否認員工的作用。既然我們上了這個船，我們行駛在經濟飛速發展的茫茫人海中，我們就必須當好舵手，我們不能不劃船，更不能倒著劃，我們為這只船的航行而努力，我們在為企業的發展而工作，這是我們的責任。

作為員工，我們負有對自己的責任，從最基本的生存到個人的發展，理想的實現，這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翹動地球。我說，還需要一個杠桿，需要足夠的力量。如果銀海鋁業公司是我們實現個人發展的支點，我們是不是還應該為自己找一個杠桿，其實每個人的工作能力和付出就是這個杠桿，我們還需要為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付出艱辛的努力。所以，我們在為自己工作。我們不是到點拿工資的雇傭工，我們也不是只知道勞動的機器，企業是我們的自己的企業，讓我們為企業而努力工作，讓我們為自己而努力工作，讓我們為責任而努力工作吧！

這一次我想了很多，也想得很清楚，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洗滌的機會，理論上又得到了一次升華。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工作著，快樂著，用自己的快樂去感染身邊的人，這是工作的另一種效應。我希望，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工作中尋找到樂趣，在工作中看到希望和未來。對工作多一份付出、就多一份收獲；多一次機會、就多一次鍛煉；多一次經歷，就多一筆財富。這些都可以不斷提升自己、豐富自己、完善自己。

努力工作，為企業，也為了自己，最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生價值和獲得快樂！

第四篇：《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讀后感

《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讀后感

在信息高速發達的現代社會，網絡、電視、雜志、報紙隨處隨時可見，各種色彩斑斕的消息鋪天蓋地向我們涌來，我們已經很難靜靜地坐下來讀一本書了。或許當物質消費達到一定水平時，我們就會思考為誰工作的話題：工作不如意時，我們考慮跳槽；當工作不能真實體現個人價值時，我們考慮改行....當面對各種困惑與煩惱時，好好讀一下《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這本書，能讓我們的心境豁然開朗。

工作是一個施展自己才能的舞臺，我們寒窗苦讀來的知識，我們的應變力，我們的決斷力，我們的追求力以及我們的協調能力都將在這樣的一個舞臺上得到展示。除了工作，沒有哪項活動能提供如此高度的充實自我、表達自我的機會，以及如此強的個人使命感和一種活著的理由。工作的質量往往決定了生活的質量。從這本書里，我體會到了由來以久的感受。從工作中真正得到快樂，因為我熱愛我從事的工作，每一次成功我都會身心舒暢。我們在工作中不斷完善自己，不斷地學習，汲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是一種進步、一種升華。這也是從其它渠道無法獲得的，只有從工作中慢慢得到。因此工作是一種快樂，而不是負擔

我贊成本書序言中提到的觀點：在工作不順心時，在有機會提升而沒有被提時，我們靜心想想，自己到底為誰工作呢？我們在為他人工作的同時，也是在為自己工作。人是社

會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工作是為了自己。人離不開工作，工作不僅能養家糊口，困難的事務能鍛煉我們的意志，新的任務能拓展我們的能力，與同事合作能培養我們的人格。那么，如何才能出色地完成所從事的工作呢？通過閱讀《我們是在為自己工作》，我認為必須要做到以下兩點。

一、珍惜目前的工作心懷感激

印度戈爾康達磚石礦的發現經過值得我們深思。尋礦人為了找到磚石礦而漠視自家后院，世界上最大的磚石礦最后永沉海底。現實中，好多人在工作中都會忽視自家后院的磚石，經常抱怨沒有提升的機會,認為自己在這個崗位干了太久，沒什么好學的了，因此工作消極,得過且過, 從來沒有客觀地審視過自己的業務水平,從沒有想過自己勝任崗位還差多少,在哪些方面應該提高，更沒有關心過高崗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整天在抱怨和嘆息中度日如年。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尋礦人一樣,在漠視自己的工作的過程中，拋棄了本該屬于自己的寶藏。

感恩是美德,是一個人存在的基本條件。任何一份工作都無法盡善盡美,但每一份工作都有許多寶貴的經驗和資源，因為工作為你展示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工作為你提供了施才華的平臺,工作把你從一個門外漢領進門，讓你成為該行業的絞絞者。所以，我們要感激提供給我們工作的社會和單位。或許你所從事的工作不是你的事業，但你通過這份工

作可以換得你開創事業的第一桶金；又或許你是幸運的，你所從事的工作就是你的事業，那么請你一會珍惜它，為它奉獻自己的畢生精力。

二、心中常存責任感

責任、忠誠、敬業是成功者的共同特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業軌跡，有的人成為單位里的優秀員工，受到領導的器重；有的人碌碌無為，不被人知曉；有些人牢騷滿腹，總認為自己與眾不同，而到頭來仍一無是處……區別在哪里？不在智商，而在“態度”二字，態度是內心的一種潛在意識，是人人的能力、意感、想法、價值觀等在工作中的體現。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態度，工作態度決定工作業績。一份耕耘一份收獲，也就是這個道理。作為我們，無論為誰工作，都應具有以上品質，把集體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來做，才能把工作做好，無論你在什么工作環境，這個信條不變，就什么也難不倒你。

工作意味著責任，每個職位所規定的工作任務就是一份責任。我們應當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充滿責任感，帶著滿腔的責任對待工作、對待集體，才能有好的心態。責任感讓我們對待工作象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責任感讓我們調整自我處于最佳狀態，責任感讓我們工作質量達標或超標。一個人責任感的強弱，決定了他對工作是盡心盡力還是得過且過，從而業決定了他的工作質量。我們對工作充滿責任感，就能

從中學到更多的知識，積累更多的經驗，就能從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過程中找到快樂。

列夫.托爾斯泰曾講過：“人類為求取幸福所不可避免的條件是勤奮”。那么，從現在開始我們為自己勤奮工作吧。

電氣動力部乙班

第五篇：論圓明園重建問題

【摘要】近期，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就加強國家文化中心建設提出九點建議，要求就重建圓明園進行研究論證，引起各方關注，是以持續數十年的圓明園存修之爭再次升溫。筆者回顧了持續多年“廢墟派”和“重建派”的爭論歷史，詳細分析了雙方的觀點，并借鑒了國外在災難性公園或遺址方面的做法，在必要性和可行性兩方面對重建圓明園給出了自己的觀點。【關鍵詞】 廢墟派

重建派

國外做法

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正文】

一、持續多年的圓明園存修之爭

150多年前，圓明園遭英法聯軍劫掠并被付之一炬，成為中國人內心永遠的傷痛。雖然時代幾經變幻，但是圍繞圓明園是否應該重建的爭論，從未停止。

1999年全國“兩會”時，“重建派”與“廢墟派”第一次交鋒。針對北京市某政協委員一份要求“重修圓明園”提案的上遞，社會上包括一部分專家學者在內的不少人展開了討論，包括葉廷芳、李學勤、鄧友梅、梁從誡諸人士在內的49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提案，表示堅決反對。

2003年，按照《圓明園遺址公園規劃》的要求，將就幾大工作逐步展開眾多提議遭到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會長梁從誡、北大環境學院崔海亭教授、空軍指揮學院副教授李小溪教授的反對。

2006年經營影視基地聞名的浙江橫店集團創始人徐文榮先生大膽設想有望兩全其美地解決圓明園原址上的重建問題，他計劃在浙中金華東陽市橫店鎮的西邊復建“圓明園”。對此觀點，“廢墟派”和“重建派”再次展開唇槍舌戰。

2011年12月，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就加強國家文化中心建設提出9點建議，要求就恢復重建圓明園進行研究論證。雖然建議并未涉及恢復重建的具體設想和研究論證工作如何開展，寥寥十余字的表述仍引發各方關注，已經持續數十年的圓明園“存”、“修”之爭再次升溫。

二、“廢墟派”和“重建派”各自觀點

“廢墟派”反對重建圓明園，他們從多方面對重建圓明園的危害進行了論證，他們的觀點大致如下：

第一，“廢墟派”認為重建圓明園等于抹殺歷史。

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吳祚來指出，現在重建圓明園沒有任何意義，只要好好保護就可以了，北京根本不缺這種園林式建筑，雕梁畫棟都看膩了，應該意識到圓明園的獨特價值，不要讓它落入重復性的窠臼。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廷芳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像北京這樣一個特大古都，完全可以保留一個震撼人心的廢墟遺址，讓人一眼就可以看到這是有歷史來歷的一個城市。“廢墟也是一種美”是葉廷芳一直以來的觀點，他認為留住圓明園廢墟也就意味著保存了入侵強盜的“作案現場”。

第二，“廢墟派”認為恢復重建圓明園耗資巨大，資金是一大難題。圓明園歷時150多年才完全建成，耗資6億兩白銀。由此可以想見，如今恢復重建圓明園，仍將是一項耗資巨大的工程。這成為“廢墟派”的一個重要反對理由，重建圓明園耗資巨大，勞民傷財。針對目前國內的校車安全、食品安全等問題，他們認為與其花巨資重建圓明園，不如專注于解決這類問題，給人民以實惠，而不是致力于形象工程的建設。

第三，“廢墟派”認為重建圓明園恰恰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應立足于文化創新。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日前表示，目前國內很多文化藝術作品創造力不夠，90%的作品屬于模仿和復制。恢復重建圓明園，本質也是一種“模仿和復制”,花錢多，價值微乎其微。鼓吹重建圓明園，恢復所謂“往日榮光”的人，在文化建設的意義上，恰恰是沒有文化或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文化建設離不開創造和創新，要體現現代人新的價值、審美趣味和精神追求，動輒復古、仿古，“恢復重建”古代的東西，說明我們創新能力不足，歷史不再是資源，而成了我們前進路上的負擔。

第四，“廢墟派”認為圓明園原貌很難定義。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韓水法認為，要重建圓明園首先要明確其原貌，圓明園經過150多年的滄桑，原貌兩個字有許多重意義。不做研究和定義，沒有明確的規定，很難恢復圓明園的原貌。

“重建派”主張重建圓明園，認為重建圓明園具有很大歷史和現實意義，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工程，他們的觀點大致如下：

第一，“重建派”認為重建圓明園有利于文物保護，體現其歷史價值和科考價值。

圓明園的屈辱史屬于過去，圓明園文物應該得到更好地保護，如果只主張留下“廢墟一片”,勢必讓許多文物的歷史價值、教育價值、科考鑒賞價值不能集中、完美體現，既浪費參觀人員時間，也不利于埋在地下的文物價值發揮；如果合理地整合、利用，圓明園的文物價值就能全方位展現，對教育國內外民眾，締造世界和平，意義不可估量。埋沒圓明園文物的價值是一種資源浪費，也是一種“抱著金飯碗去要飯”的愚昧，更不符合公眾的精神需求。合理重建、開發、保護圓明園險境中的文物并不是破壞，反而是更負責任地保護。

第二，“重建派”認為重建圓明園將有專項撥款支持，資金不是問題。一名支持重建圓明園的專家認為，重建圓明園最大的障礙并不是因為缺錢。所有古建都是需要通過不斷的修繕、維護才能保存到今天，重建圓明園如果獲批，必然會有專項的撥款來支持，跟一些寺廟、文物古跡修繕花費的資金一樣，不會占用教育、醫療的經費來做這件事。

第三，“重建派”認為恢復古建面積不超10%。

曾任海淀區政協主席的張寶章認為，恢復重建10%的古建是一個較為合理的選擇。完全重建圓明園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最現實的辦法就是在原址重建一部分破壞嚴重、史料充足的中式園林建筑，復建園內山形水系，圓明園是中國造園藝術的最高代表，是一座珍寶館、圖書館、博物館，可以通過重建圓明園，恢復其原貌，并通過建成圓明園遺址博物館的形式，保存這段歷史。

三、國外對待災難性公園或遺址的做法

類似圓明園的災難性公園或遺址在國外也很多見，有關國家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日本具有一套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方法，即通過拆除舊建筑達到保護舊建筑的目的。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然而的確是實情。定期或不定期將有價值的傳統建筑物拆除，然后按照原樣重新翻建。這種做法成為慣例，極為普遍。所以這種原樣翻建的模式在日本如此普及。如現在的二條城及其周嗣的建筑，就是在原有或在廢墟上按照歷史原貌重建的。周圍的建筑也以當時的歷史風格為基調建造，這些仿古建筑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保護與重建并舉，是日本根據自身特點而形成的保護傳統建筑的一個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濫炸倫敦，蘇聯人狂轟柏林；戰后，勝者倫敦人，敗者柏林人，同心同德，以堅韌的信念，根據老城區歷史的詳細檔案，逐區、逐街、逐幢、逐一細節，恢復舊觀，重拾自尊。其實何止倫敦柏林，二戰后歐洲瘡痍滿目，斷垣殘壁，可今日的歐洲，歐羅巴風情儼然嫣然。可見歐洲人走的是“恢復舊貌，重拾自尊，由自尊而自愛”的路，這是走向新生、面向未來的必由之路。

四、圓明園重建與否之我見

雖然“重建派”和“廢墟派”圍繞圓明園重建問題爭論了許多年，并且都給出了充足的理由，但是我堅持認為圓明園應該重建。

圓明園重建具有必要性。

首先，圓明園作為一處遺址公園，本應該受到保護，可是近年來它卻遭到了許多破壞，可以說已經沒有了昔日的面貌，針對這一問題有關人員提出可以對它進行修補，但我認為修修補補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只有重建才能起到更好的保護圓明園的作用。

其次，“廢墟派”認為重建圓明園抹殺歷史，我卻不這么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找到一種既重建了圓明園又不忘卻歷史的好辦法。眾所周知，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二戰后成為了一片廢墟，按照“廢墟派”的看法，為了更好的銘記歷史，那廣島和長崎就應該保持戰后的原貌，可事實并非如此，廣島和長崎進行了城市重建，同時為了達到銘記歷史的作用，他們在兩個城市建立了戰后紀念館，記錄了廣島和長崎戰后的廢墟狀態，達到了很好的銘記歷史的作用。我們完全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圓明園重建任務完成后，在圓明園內部建一個紀念館，記錄圓明園的廢墟狀態，達到不忘卻歷史的目的。

第三，重建圓明園耗資巨大，這也正是“廢墟派”反對重建的理由之一，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了迎接2008年奧運會，國家建設了很多宏偉的建筑，雖然當時花費很大，但事實證明，奧運會結束后，它們的作用并沒有就此結束，每年光它們的旅游收入就是很大一筆錢，加上其他方面的收入，可以說，賺回成本不是問題。同樣，雖然重建圓明園花費很大，但建成后的圓明園，作為東方建筑的典型代表，無疑會成為世人旅游的好去處，它的后期收入是很難估量的。

第四，東方建筑的魅力一直為世界人民所稱道，可是經歷了數次列強侵略和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之后，能夠體現東方建筑美麗的古建筑已所剩無幾。雖然北京市還勉強留下了頤和園、天壇等建筑，但它們都無法與享有“萬園之園”美譽的圓明園相提并論。圓明園集中國幾千年來古典園林藝術精華于一身，它的藝術成就為所有歷史上曾目睹過它的中外人士包括那些搶劫焚燒過它的英法聯軍的將士們所稱贊，它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中國人的驕傲。

圓明園重建具有可行性。

首先，有關圓明園的圖文資料保存在各大文博機構，如故宮博物院藏有大量有關圓明園的圖樣、燙樣，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大量清代內務府檔冊，這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圓明園的原貌具有很大作用，可以幫助有關人員將圓明園各景區所蘊含的巨大而豐富的內涵同園林的造園藝術形式、建筑風格、式樣相結合，通過研究發現、積累和總結當年營建時的結構、技術和制作工藝，最后完成整套重建圓明園的工程圖和復原模型。有了這些圖文資料做基礎，再加上建筑、歷史學家的分析，要恢復圓明園的原貌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

其次，雖說中國現在的科技實力還不如西方發達國家，但確實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科技力量作為支撐，可以幫助探討和研制一種非常穩定的木材強固劑或者保證千百年不變質的具有木材紋理、質感和加工性能的可替代木材的建材，以保證恢復起來的圓明園不受天然木材易糟朽、易焚毀的威脅。

再次，萬事無錢難，錢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重建圓明園的資金也并不是一個天文數字。圓明園雖然占地5200畝，但根據圓明園管理處遺址平面實測，實際建筑面積僅15.6萬平方米，比故宮多了一萬平方米。20世紀80年代初，有專家根據承德避暑山莊的修復經驗，以每平方建筑面積500元計算，重修圓明園的全部投資約1.6億元。如果按照目前明清古建筑(基本上用木材)5000元至6000元的一般造價估算，重修圓明三園房屋宮殿部分的全部建筑成本，不包括道路橋梁環境等項目，大約是8至10個億。只要我們把圓明園做得真實、科學，資金籌集應該不是主要問題。

最后，對工期的估計也有偏大的傾向。有人說圓明園建了150年，這并非實際的建園時間。其實雍正擴建圓明園至3000畝的規模，只用了3年。乾隆從1736年至1745年，前后用了9年時間將四十景建設最后完成。后來乾隆在水磨村修建的長春園和其中的西洋樓，均不過數年之事。根據目前的工程技術和力量，重建圓明園16萬平方的建筑，在科研和設計完成的前提下，工程施工在四五年內完成應該是有可能的。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古鎮古村古建筑毀于一旦，但還應該看到，近十年來，經濟和文化的同化也在不斷發生。一方面是古鎮古城因為城市建設，特別是房地產開發遭受厄運；一方面是古鎮古廟古建筑修復帶來的旅游效益，吸引了更多的政府和社會資金。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的造園和建筑工藝得到了傳承，古建隊伍得到了鍛煉和發展。這些都是我們重建圓明園的利好因素。

【結語】：雖然目前針對圓明園重建問題“廢墟派”和“重建派”仍然爭論的熱火朝天，但我認為一旦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結論就會很快確定，或保持廢墟狀態，或進行重建，或只是進行修補。一旦確定了重建圓明園的目標，國家就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充分做好重建的準備工作，包括認真研究相關文獻、培養專業人員、籌集資金等。重建圓明園不僅需要有雄心壯志，還要以大量具體而微的實際工作為基礎；不僅需要民間的熱情，還需要政府的組織與領導。【參考資料】：

1、《重建圓明園的民族文化視野—由一本書引出的圓明園重建大討論》 孔則吾

2、《圓明園遺址該如何傳承—從遺產保護與發展的角度所作的一些思考》 石鼎

3、《圓明園重建之爭引熱議，聚焦歷史存留問題》 鳳凰網

李捷、張晨

4、“重建派”PK“廢墟派”—北京擬重建圓明園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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