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正文

由于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并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于法，倫理至上、情大于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白诜ㄖ贫仍趦芍匾饬x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眐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后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于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于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于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于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于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墻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后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墻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后不得不強令拆除圍墻，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于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并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大于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征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后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余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余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于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蘇，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后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權限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斗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后，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并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并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干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于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準，往往達成協議后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征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于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后，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蕩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于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愿，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后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于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于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于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于為那些由于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缎淌略V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于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v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并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 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于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于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于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F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于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后，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于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于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于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

第二篇：農村法律援助情況調查報告

農村法律援助情況調查報告

為了了解農村法律援助現狀，將所學法學知識應用于社會實踐，用法學思維認識生活中的社會法律現象，提高自己的社會實踐能力，我在通過兩年的理論學習后，于2013年1月16日至2013年3月26日在在鄉司法所參加社會實踐期間，對鄉法律援助情況進行了調查。作為法科學子，除了認真學習法學理論之外，了解農村的法律現狀，關注農村的法律運行，理應成為重要課程之一。法律援助是國家設立的旨在保障經濟困難公民獲得必要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救濟和保院制度，是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人權保障機制的重要舉措，是一項政府責任，我國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覆蓋了整個社會弱勢群體，實行法律援助，保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調查目的：

1、了解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及程序；

2、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現狀；

3、農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4、探索如何加強和改進農村法律援助機制；

二、調查時間：2013年1月16日-----2013年3月26日。

三、調查對象及方法：

1、調查對象：鄉司法機構及居住鄉農村農民群體。

2、調查方法：通過在鄉司法所實踐期間，深入了解司法系統內部結構與職責及服務范圍的基礎上，對農村開展法律援助的宣傳、服務形式、群眾知曉意識、法律援助障礙等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結致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總結形成書面報告。

四、調查內容：

1、農村法律援助的基本情況；

2、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現狀；

3、農村法律援助工作開展遇到的主要問題。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機 構是負責組織、指導、協調、監督及實施本地區法律援助工作的機構，統稱“法律援助中心”，市及各區、縣均應設立法律援助機構。暫未設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區縣，由各區縣司法所指定職能部門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職責。法律援助所指的是法律服務機構包括律師事務所，公證處、法律服務所、鄉司法所及司法行政部門批準的其他社會咨詢服務機構。鄉司法所即屬于法律援助所性質。

（一）農村法律援助的基本情況

l、自然情況及經濟發展狀況(I)自然慨況

鄉位于縣城北部，離縣城54公里，距畢節市45公里。全鄉所轄8個自然行政村，96個村民小組，共8442戶28632人，苗族人口占全鄉總人口數的30.2%。全鄉人口總體上科學文化水平較低，法律意識較淡薄，但隨著科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正在逐步提高。

(2)經濟現狀

國土面積103.4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809公頃，林地面積2460公頃，人均耕地占有少。糧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麥等農作物為主，經濟作物有中草藥、油菜、高梁等，人均收入較低。人們的大部分收入主要用于生產投入、子女教育、生活開支等，用于其他消費如法律咨詢、娛樂的開支甚少。

2、農村法律援助前期分析

(1)符合法律援助范圍的案件多。由于歷史習慣、觀念意識、經濟發展等諸多原因的影響，發生在農村或農民身上的案件有許多屬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圍。比如，在農村請求給付瞻養費、撫養費、農民工的權益保障、拖欠農民工工資、林權所在、工作條件悲劣及安全措施不當導致農民工受傷的情況等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民是無助的，這時候他們需要法律援助。

(2)農民尋求法律援助的情況卻較少。比如在近二年以來，除了經調解后當事人雙方和解的案件外，鄉司法所所受理的案件通過訴訟解決的很少，2011年受理案件為3件、2012年受理案件為4件。以上受理的案件，大多數案件類型主要是土地糾紛、宅基地糾紛、婚姻糾紛等。群眾遇到問題，大部分尋求調解和訴訟渠道解決。據統計，幾年來群眾經調解解決的占80%，通過訴訟解決的占20%。

3、農民對法律援助的知曉情況 農民對法律援助了解甚少，一旦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他們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或法律服務者，又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維護自身權益，從而引發了更多的社會問題，容易引發上訪案件的發生，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二）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現狀

1、鄉鎮司法所基本情況

人員少，經費少，工作質量運行不夠高。經費來源靠鄉財政，很難落實。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專業人員情況是：獲得律師資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有少。

2、農民申請和獲得法律援助情況 鄉司法所本著擴大受援面、應援盡援的原則，降低門檻，多收案，多辦案。當事人只要交齊相關的證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夠獲得免交代理費等法律援助。

3、農村獲得法律援助的條件審查

對農民申請法律援助，條件降低。當事人只要持身份證明和村委會山具的經濟困難證明就能獲得法律援助。

4、對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現狀的基本估計

由于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者越來越多，但由于目前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能夠用于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范圍還相當有限，僅局限于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還不能予以滿足。

（三）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l、對法律援助工作的認識還不夠到位。有的部門和單位對法律援助工作重視程度不夠高，對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還不夠大，不少困難群眾還不知道法律援助，有些符合條件的受援人是通過上訪才了解到有法律援助這一途徑。

2、經費不足，僅依靠財政的經費不能滿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實施和法律援助工作社會知曉率的不斷提高，申請法律援助案件的數量逐年遞增，而財政經費投入不足，致使法律援助經費與法律援助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難以滿足符合條件的受援對象對法律援助的需求，制約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人員進行取證、了解時往往需要深入基層，時間長，工作量大，經費開支較大，有的甚至要跨縣、市、省援助，其往返經費開銷更大，經費問題得不到很好地解決阻礙了工作人員辦案積極性。

3、信息上報工作流通不暢，基層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法律援助聯絡員”雖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不能及時上報材料，以致不能及時掌握基層法律援助的工作動態。

4、法律援助隊伍整體業務水平有待提高。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變化，其嚴峻的形式對法律援助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現有法律援助隊伍的素質不能完全適應變化的社會需求。

5、受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不良影響，出現些道德失范，不恪守執業紀律等現象。有的法律援助工作者未能忠實地履行職責，缺乏社會責任感，敷衍塞責，應付受援人，給予無償法律服務時不自覺的降低了法律援助的服務質量，對極少部分法律援助工作人員來講，少量的辦案補貼也使得自己的行為愧疚感減少甚至理直氣壯。

（四）加強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對策建議 L、建立經費保障機制

法律援助經費應納入財政預算，并隨國民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相協調，但目前在農村法律援助中沒有足夠的財力作支撐，很難保證農村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實處。

2、強化農村法律援助宣傳工作

法律援助是國家的義務和政府的職責，是一項法律專業性很強的群眾工作。法律援助工作面向杜會，面向人民群眾，是黨和政府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但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畢竟遠處在起步階段，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因此要加大對《法律援助條例》的宣傳力度，要充分運用廣播、電視、報紙、刊物等新聞媒體向社會各界大力宣傳法律援助的基本知識，一方面，讓領導干部認識到法律援助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能夠體現黨和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愛，是政府的行為和職責，從而對法律援助工作給予足夠的重視與支持。另一方而，執法部門通過宣傳學習，就可以更好地貫徹落實《條例》的有關規定，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改進作風，更好地方便群眾，提高服務質量，努力干好法律援助這項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極大限度地滿足困難群體的法律請求。無論是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還是非訴訟事項、解答咨詢，都要認真嚴謹，盡職盡責，嚴格按照《條例》規范的程序辦事，確保法律援助辦案質量。

3、創新形式，加大力度，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和法律援助工作的不斷深入，各級政府要從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條例》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積極為廣大農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實踐中，法律援助機構要不斷創新援助形式和方法，創造性地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發揮鄉鎮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作用，把服務窗口延伸到基層。采取法律咨詢、法律講座等形式，為農民提供幫助。同時，還要運用調解等非訴訟形式，為當事人提供便捷的法律援助。建立健全村級人民調解組織，積極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將人民調解作為化解農村矛盾糾紛的主要萬式，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使之成為構建新農村的“調節器”，因此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申請后，應加強同各級調解組織的聯系，盡可能運用調解等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平息矛盾。要不斷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力度，開辟法律咨詢專線，暢通法律援助的求助渠道，增設法律援助服務接待窗口，為困難群眾提供便捷、優質、高效的服務。進一步采取便民措施，加大辦案力度，努力做到“應援盡援”，重點做好婦女、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農民等社會群體的法律援助工作。

通過兩個多月的實踐學習，不僅讓我將所學的知識學以致用，同時使我對工作更加有責任感，使我意識到，基層農民群眾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作為基層服務窗口人員，要積極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腳踏實地為人民群眾服務好，為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與此同時，還使我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不論是與同事相處還是與群眾溝通，以及如何保質保量高效地開展好司法服務工作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要加強學習，用理論指導實踐，在實踐中鞏固自我，不斷總結，努力提高自已用法律知識來解決生產、生活中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三篇：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保障建設是我國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能否順利實現。逐步建立起一套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當前河南乃至全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農村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農村的和諧，就不可能有城鄉的和諧，更不可能有中國的和諧。所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讓農村成為和諧有序的社會、穩定發展的社會和健康繁榮的社會。而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關鍵舉措是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

我國目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包括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個方面。從1991年試點到2003年底，全國有1870個縣（市、區）不同程度地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其中有5 428萬人參保積累基金總額為259億元。2003年當年領取養老金的農民有198萬。由此看出，農村社會保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應清醒地看到，目前農村社會保障還很薄弱，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1．1層次低，范圍小，覆蓋面窄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除對缺乏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生活無依無靠的老、弱、孤、寡、殘疾等實行“五?！敝贫韧?，絕大多數農民沒有納入社會保障范圍，其養老、醫療、工傷主要靠自我保障、家庭保障。

1．2社會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目前，農村保障制度是鄉、村兩級統籌，造成的主要問題一是苦樂不均，二是保障程度普遍偏低。有些地方，保障對象的保障金幾十年不變，經過幾次通貨膨脹后，原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目的也難以達到。這種狀況不僅削弱了社會保障對勞動者的生活保障作用，而且成為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進一步發展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障礙。

1．3保障制度的可操作性差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救災體系沒有形成科學的等級評價制度；第二，沒有一個具體的貧困標準和救濟標準，因而評價一個家庭是否貧困時，就只能憑直覺，標準一降再

降，受救濟的人數逐步減少；第三，確定收入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這是由于農村的特點造成的。

1．4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資金籌措不足，同時難以保證保值增值。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

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有利于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挑戰據統計，我國目前全國70%以上的老齡人口分布在農村，2004年，我國農村60歲以上老人已近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0.90%，且老年人口數量大體以年均3%的速度增加。進入21世紀，農村65歲及以上的老人比例大幅度上升。在農村，大多數老年農民的現狀是一無積蓄（有的只是少量積蓄），二無保障，從經濟來源到生活照顧幾乎完全依靠子女。因此農民老有所養勢將成為我國農村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2．2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眾所周知，資源的流動性是保證資源優化配置的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作為最活躍、最積極的生產要素，其流動成為資源優化配置和保證經濟運行的重要方面。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相互分割的，特別是所有制分割和城鄉分割。鄉鎮企業職工和農民享受很少甚至根本就享受不到社會保障待遇，使農村勞動力難以向其他所有制流動，難以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由于廣大農村地區養老只能靠家庭，勞動力為贍養和照顧父母所束縛，也不利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

2．3有利于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可能性

由于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滯后、國家財力有限，這就給農村社會保障的實施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是中央財力的快速增長和中央政府對“三農”的支出政策的加強使得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的經濟可能性增加。

①持續穩定增長的經濟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了物質基礎；②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了準備；③農民觀念的更新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了思想基礎；④部分地區的實踐經驗為農村社會保障

提供了參考；⑤改革為農村社會保障鋪設了道路；⑥原有的基礎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供了條件。4 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對策構想

4．1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政策建議①把農業保險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在我國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客觀存在的情況下，把傳統的社會保障項目延伸到農村中的做法，受國家財力、農民收入水平等諸多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建立較為公平、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業保險的納入，則可以較好地保證廣大農民的基本生活條件，使農村、農業穩定發展壯大，從而保障整個社會穩定。即使在一些發達國家，面對反復無常的自然界和社會風險的侵害造成的重大災害損失，如果沒有農業保險的保障作用，往往也會使農場主們步履維艱。②加快立法，為農村社會保障健康發展提供法律依據。社會保障的性質在于它的政府強制性和非盈利性，它體現的是社會成員在政府保障下的平等保障權利。目的是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實際利益，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所以，從科學管理的角度出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出現，而不能以政策的形式出現。必須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法律地位，依法建立包括社會保險法律制度、社會救濟法律制度、社會福利法律制度、社會互助法律制度、社會優撫法律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確?；鹗褂冒踩?、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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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具體措施①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中擔負著極其重要的職責，改革農村單一的社會保障組織形式，建立專門的社會保障機構，統一管理農村社會保障事業；②采取多種形式籌措資金以支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運行，建立嚴格、高效的資金的管理和運營機制；③統一協調，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領導和宣傳工作，更多地體現農民自我保障的原則，實行國家、集體和個人自我保障相結合的模式；④建立和健全三項制度，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項制度是重點；⑤建立與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的相關政策保障體系，加強服務網絡及平臺建設。具體為養老保障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就業保障體系、職業傷害保障體系、生育保障體系、社會救助體系、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社會優撫體系等。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農村經濟發展。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由于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民收入低的原

因造成的。如果農民收入豐厚，除日常所需外有多余的存款，那么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增加農民收入。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創新的重點

5．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需要重新定位與制度創新。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我國從試點到推廣至今已有近20年時間，現在需要總結經驗教訓，結合新情況和新形勢，提出新的政策措施。新制度的設計需要重點解決以下問題：一是尋求新的籌資模式；二是擴大保障對象范圍；三是制定新的待遇標準；四是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充分體現政策扶持；五是要逐步拓寬養老保險基金運營渠道，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六是要整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源；七是要保持政策和業務的穩定性、連續性，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現行制度承諾的高利率問題，以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5．2繼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行分類保障，適時與城鎮合作醫療保險接軌。

5．3建立醫療救助制度，彌補合作醫療保障的不足，并對其功能進行矯正。醫療救助制度是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救助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醫療保險制度尚不普及之時，其重要性更為突出。為此，在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應加強建立醫療救助制度，為那些確實有經濟困難、無錢看病的人群實施醫療救助。

5．4加強服務網絡平臺建設，實行網絡化管理。

5．5實行社會保障“一卡”管理制。基于人口流動、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轉化和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管理等多方面的需要，有必要以身份證號碼為賬號，建立“一卡”繳費賬戶，該賬戶可以隨居民的流動而轉移，保險關系進行屬地化管理，其賬戶上附帶的保險費，只需要隨卡由遷出地劃轉遷入地。這一制度要求社會保障的管理和服務能夠配套，如社會保障實行城鄉統一機構管理，業務實行網絡化管理，服務機構要求由城市延伸到農村等。依目前社會保障工作基礎看，實行“一卡”制管理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但目前可先以身份證號碼建立個人賬戶，為未來統一管理打基礎、做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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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律援助制度建設探索

法律援助制度建設探索:初嶄尖角，任重道遠

----山東省濱州市法律援助制度調查報告

調查目的：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客觀存在的情況

調查內容：濱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情況、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意

見

調查形式：問卷調查、搜集資料

調查時間:2012年8月2號至2012年8月16號

調查人員：XXX

一、導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進城的農民工越來越多，隨之產生的侵權問題日益嚴重。而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大力普及人民的法律意識日益增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法律維權。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經濟條件等諸多因素阻礙了人們的法律維權之路。在建設和諧社會主義的感召下我國各地開始進行法律援助制度建設進程，為有困難的人民群眾提供法律援助，力求真正的為人民服務，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真實情況，分析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提出合理可行的對策建議，作為“法律援助制度建設”調查項目組成員，我于2012年8月對山東省濱州市各主要街區進行了為期14天的調查。通過此次調查，我對該區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狀況有了較為深入的掌握?，F僅對其中的法律援助問題進行專項報告。

二、調查的基本情況

通過調查我了解到2012年5月25日-26日，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榮雙率省司法廳法律援助工作考核組一行4人來濱州市檢查指導工作，就濱州市2011法律援助案件數量、案件質量、經費保障以及便民服務活動開展情況等進行檢查考核。檢查考核組首先聽取了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況匯報，實地查看了市中心辦公用房、辦公設備配置和工作開展情況，對如何加大法律援助業務經費爭取力度、規范法律援助辦案補貼發放及法律援助案件歸檔等問題提出了指導性意見。檢查考核組先后來到博興縣、鄒平縣法律援助中心，利用聽取匯報、實地察看和抽查卷宗等方式，檢查法律援助案件的數量、質量，辦案經費落實、辦案補貼發放、設立臨街落地接待窗口以及法律援助綠卡和便民服務手冊發放等情況，查看了法律援助案件卷宗、案件登記臺賬、發放辦案補貼的有關憑證以及來電來訪登記等情況。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榮雙在檢查考核期間，對濱州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濱州市法律援助整體工作大有起色，雖然目前業務經費不足，但能克服重重困難，努力利用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擴大宣傳，讓社會各界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法律援助工作品牌，營造了法律援助事業發展的良好氛圍。他指出，濱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拓展業務領域，豐富維權手段，化解社會矛盾，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辦理的案件也非常典型，并堅持利用調解的方式結案，即減少了受援人的開支和訴累，又化解了大量矛盾糾紛，尤其回訪受援人制度，做法創新，樹立了法律援助的良好形象。這從側面反映了濱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此外我還了解到目前濱州市各縣區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機構，與婦聯、殘聯、老齡委等部門單位聯合建立法律援助聯絡站。按照“法律援助下鄉村、進社區”的要求，各縣區還依托司法所在鄉鎮健全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設立法律援助聯絡員。目前，鄒平、濱城、陽

信等縣區在鄉鎮全部設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擴大了法律援助覆蓋面，方便了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去年，法律援助部門把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作為工作的重點，積極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針對農村存在的由于村委班子調整、占地開發、城市拆遷等涉及土地使用權流轉、土地征用補償安置、宅基地的使用等糾紛，法律援助部門積極開展針對“三農問題”的法律咨詢和訴前糾紛的調處，并主動送法下鄉，將大量的矛盾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既維護了農民利益，又促進了基層的穩定。市縣兩級法律援助機構積極開展幫“農民工討薪”活動，在“討薪”過程中本著經濟高效的原則，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協作，盡量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必須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的降低受理條件，迅速辦理。市縣兩級法律援助機構共接待上門咨詢的農民工150余人，來電咨詢300余人次，涉及金額50余萬元。先后受理農民工援助案件14件，涉及金額30余萬元。通過非訴訟方式追回欠薪25萬元，通過訴訟方式追得5萬余元。近年來，青少年犯罪率不斷上升，引起了法律援助工作者的重視。他們及時做好未成年人的刑事辯護，同時，加強對當事人的說服教育、引導挽救工作，使當事人真正能夠認罪、悔罪、迷途知返。去年，全市法律援助機構共承辦未成年人援助案件65件。據了解，隨著濱州市社會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老年人法律援助需求日益增長。為此，2011年9月27日，濱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以加大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切實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為主題，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老年人法律援助月”活動。活動期間將加大對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將涉及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相關法律法規納入“六五”普法規劃，增強老年人的維權意識和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另外，積極開展老年人法律援助進社區、進農村宣傳活動，認真組織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事務所、基層法律服務所、公證處等單位工作人員深入到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老年人集中的地方，通過為老年人免費提供法律咨詢，發放宣傳資料，現場收案的形式，把法律援助服務送到老年人身邊。

濱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現有工作人員7名。先后榮獲“全省殘疾人維權先進集體”、“全省老年人維權工作先進單位”、“2009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該中心堅持“應援盡援、有一助一”的工作理念，努力滿足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需求。在全市所有鄉鎮（辦）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設立法律援助聯絡站，打造“十分鐘法律援助服務圈”。組織開展“法律援助進萬家”活動，發放1萬余張法律援助綠卡，方便群眾申請。注重服務質量，以受援人滿意為標準。一年來，該中心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209余件，為受援人挽回經濟損失300余萬元。便捷優質高效的法律援助。

三、結論與建議

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是政府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為經濟困難和特殊案件當事人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

對于法律援助制度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根據信息匯總結果提出的建議如下：一要提高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水平，切實落實法律援助案件補貼制度；二要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工作力度，加強與新聞媒體的協作配合，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工作的社會認知度和影響力；三要進一步降低門檻，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

參考文獻：魯中網訊

濱州日報

齊魯晚報

《濱州市法律援助制度建設通知》

第五篇：法律援助關注農村老人贍養

法律援助關注農村老人贍養

案情簡介：開魯縣東風鎮姜某，今年70歲，單獨生活，已喪失勞動能力。膝下兩子一女，女兒遠嫁外鄉，兩個兒子一個在家務農，一個常年在外打工。2009年年初，老人因陳年瑣事與大兒子發生口角，自此大兒子對老人置之不理，小兒子打工未回，兒媳也沒有看望過老人，結果本來是喜慶的春節，老人卻在孤獨凄涼中度過。今年9月12日，老人忍無可忍，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請法律援助，要求兩個兒子履行贍養義務。

承辦經過：9月15日，司法所工作人員來到了老人的大兒子家中，并將老人的小兒媳也請到了現場，對老人兒子、兒媳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同時，也向他們講解了贍養法，苦口婆心做兩家工作，告訴他們，不贍養老人、虐待老人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經過說服教育，他們都認識到了自已的錯誤，并當即簽訂了贍養協議。

承辦體會： 我國《婚姻法》明確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也規定，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義務。在我國農村由于部分贍養義務人文化素質低、法律意識淡薄、道德水平差，或者因分家析產，發生糾紛，贍養人不盡贍養義務?；蛘呓洕鷹l件差，確無能力盡贍養義務等原因的存在，使農村成為贍養案件的多發區域。對此，農村老人贍養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要有針對性地開展好法律援助工作。首先，要增強農村群眾的法制觀念和履行敬老養老義務的自覺性。其次，要讓老人懂得老有所養受法律保護有法可依。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制成小冊子，和法律援助指南及便民服務卡一起放發到各村法律援助站，將解決農村老人贍養糾紛列為援助工作的重點，讓更多的老人知道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最后針對已發生的贍養糾紛案件，多與法庭結合，促成案件采取調解方式解決，對當事人多做說服教育工作，盡量促成當事人達成贍養共識，以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促進農村社會穩定。

（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