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怪象
農村教育怪象
作為一名從教23年教育從業者,先后在村小、中心校、鎮中學任教。近幾年來城鄉教育均衡發展,農村教師的辦公條件得到了改善。應該說,除了學校地處農村,離縣城較遠外,教師的上班環境與城區沒有區別。工作二十幾年來,發現了一些教育怪象:擇校熱、補習熱、甚至幼兒早教熱,教師們瑣事包圍,現在的教育卻早已丟失教育本來面目。
1、生源流失。農村小班制,卻沒人。雖然農村硬件設施已經得到改善,但是大量家長還是跟風渴望城區的優質教育,都千方百計的要把孩子送到城區就讀。這導致城區學校班額過大,農村學校小班化嚴重的問題。并且由于優質生源的流失,農村教育進入一個死循環--生源越流失,越難出成績,越難出成績,生源越流失。導致農村教育變成一潭死水。
2、學校男老師越來越少。我記得我才參工時,學校基本上是男老師,耍個女朋友都沒有,短短的二十年,學校基本上都是女老師,(除幾個領導是男教師外)。
3、教師流失。每年大量老師申請進城考,想進辦法往城區調動,導致好的老師很難留住。而且因為生源的問題,老師難教出成績,農村老師的成就感明顯不如城區老師,也因此更難一心安于農村教學。
4、教師為瑣事纏身。教師為太多非教學的瑣事---今天扶貧走訪,明天社會評價宣傳、禁毒,創衛,安全,志愿者,“五治”法制教育等等;報告,計劃方案,總結,復查,老師真的不堪重負了;同時要求活動每一環節都要照相等“留痕跡”管理;今天這個檢查,明天那個評比;當老師們被文山會海困住的時候,有多少時間去搞教學?老師最本職的工作就是教學:備課,上課,改作業,輔導學生。我們只想安安靜靜地教書上,還教育的本來面目吧!
第二篇:人力資源的怪象
“人力資源部”的怪現象
關鍵詞:人員流動,招聘,離職,應變,效率,信用,反思。
有的企業人員流動比較大,人力資源部對于離職問了問,解決了多少問題?牽扯到老板的問題大多沉默是金,似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辦法,就這樣了。辭職與招聘,已近習以為常了,每天忙的不亦樂乎,有時還興奮地對同事說著:今天去參加招聘會了!哎呀!電話都快被打爆了……啊呀!今天累呀。……
然后同事們都報以微笑,似乎在為企業忙碌著,其實,他們所做的工作對企業的有用功有多少呢?有沒有人計算過?
由于問題的所在得不到重視,致使下一句更重要的話卡在了離職者的喉嚨。或者,離職者認為根本就不值得一說,只是笑一笑,心里想:“少問兩句,趕緊辦手續吧!底下的那個關系你又得罪不起!”
本來,一句話,一個舉措可以留一個人才,而不必招新人對企業造成這樣那樣的浪費,然而,許多人力資源部格式化的話語只是揮一揮手,不帶去一片云彩……,從不敢“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有趣的是,中國的老板會表面上對他們的勞動表示極為贊賞,孰不知,自己的企業已經成為一個驛站,或者人才輸出基地。
有人來應聘,部分人力資源部人員正在對著電腦打字或者上QQ、MSN、論壇,甚至打撲克牌等,看一眼應聘者,然后從椅子上一轉身,對應聘者說:“哦,你應聘什么崗位?之前在哪里做?干幾年了?先填張表吧。”接著又在電腦前忙乎了。等應聘者填完表,他們簡單地按照每天的“口訣”問一問,然后給部門經理打電話。
在這里,所謂的人力資源部只起到了一個傳達和“初試”的作用,然后把應聘相關事宜給了相關部門,部分人力資源部并沒有準確地記錄對人才的具體看法與有效的參考型意見,致使部門重復地問應聘者,使應聘者心里感到茫然,使企業給應聘者的第一印象不太好,而且效率不高。
說到第一印象太重要了,人力資源部面試時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企業,影響著入職者,一句關切,一句教育……,每個細節的影響力是深遠的。
另外,沒有理性地對待跳槽的人,誰年輕時還不換幾份工作?人力資源部的人也不見得沒跳過幾個槽,輕率地認為跳槽者不忠誠,怎么不反問自己創建了什么可以留住人才的關鍵條件?
更為要命的是對人才接待不周!不知道體會和關心應聘的現狀,比如應聘者是否需要喝水或者有無吃早餐等,應聘者求職的艱辛等等,讓人才對企業產生某些方面的誤解。有的人事部竟然對應聘者說:”先把簡歷放這兒吧,等領導回來我轉告一聲。”
“回去等電話吧。”
“我一周之內給你電話。”
或者認真地說:“三天之內我給你電話。”
3天、7天過去了,什么都沒有!應聘者瞬間有些出離憤怒,又瞬間將目標轉向其他單位,心中對人力資源部充滿了恐懼和憎恨,再恨恨地罵上兩句,然后,又充滿了希望……
再矛盾也沒辦法,人家是人力資源部嘛。
中國人向來以信用來律已并考驗對方,人力資源部一言既出給電話,成于不成沒有個電話,使自己的話不如煙霧,自己不尊重自己,還連累了企業!給企業摸黑!使得有志氣的人以后絕不會對這家企業回頭。
××企業算什么,哼,連個電話也沒有……
而這些,老總并不知道,反而相信那一堆破文件。文件有什么用?人才到哪里去了才是應該思索的。
與其這樣,還不如1300—1800元找一位稱職的秘書或助理用心地整理人事資料就行了,他們對企業所做之事與企業所付給的工資不相稱。苦就苦了一線員工!保潔、廚工、服務員、洗碗阿姨等,他們付出了多少?企業給予了多少?關懷了多少?
當我看到有的人辭職時,他們的臉上、身上有著原因,有著故事,而所謂的人力資源部第一句話一般是:辭職是吧,哦——,部門同意了沒?為什么離職?對方笑著說一說……,再點點頭,他接過來一看,再看辭職者有沒有拿該退的東西……
然后,辭職者這里一簽字,那里沒找著人,仿佛在一座充滿恐怖的城堡里尋找出路,心里充滿了失落與渺茫的希望,身心俱疲。有的單位,離職手續極為不便,使得一位女經理在離職時發牢騷:辭個職比離婚還難!
一個人走了,或淡或濃的走了,那個問號也漸漸散去,這是人的悲哀!每天在企業重復著,似乎水滴石穿,到最后,解散了,只剩下一座空城。裝修,是后來的故事,是否循環,夠不夠得著,還得看緣分了。
這是人力資源部為企業在做的事,資源在開發著,環境保護卻沒注意,可持續發展只是個旗號。
老板知道嗎?沒問過。
人力資源部,仍在樂此不疲的開發著,培訓著,寫著優美的報告……,用企業的錢在刊登廣告,參加招聘會,人模人樣地在陽光下提著公文包出入單位的車,有的還在招聘人力資源部儲備干部,關注他們的后備力量。簡直貽笑大方而不自知。
在講“以人為本”的時代,人力資源部是否該反思了。
2008年5月25日20時43分31秒作于又進村無題齋(西安)。
★作者后記★
這篇文字發表在中國酒店業門戶——最佳東方網“酒店人手記”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還真引起許多朋友的關注,贊同與善意的批抨各半,也有一兩個辛辣的,我皆用心地閱讀完,在此感謝朋友們。
有專業人士說對人力資源了解不深,是的,就是了解不深,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問個問題,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
是不是人力資源部可以不守信用?說了給電話,但就是沒電話!還撰文告誡應聘者,面試別遲到,而自己的信用呢?
有的人力資源部說如果沒通知就是沒錄用,那還得人家等啊,浪費時間,簡直吊胃口!不到二元的電話費不但可以顯示一個企業的風范,而且宣傳了企業,心疼得很是吧?!節約不是這么個節約法!從事服務工作,而這點服務卻做不到,遺憾。
還是反思一下,不要閉門造車。
2008年11月2日20時43分13秒于西安 再次感謝眾多朋友對本文的關注!
2009年春天。周心樹
第三篇:不和諧家庭的10種怪象
不和諧家庭的10種怪象
健康的家庭就是分化得比較好,父親像父親,母親像母親,孩子像孩子,各司其職!不健康的家庭呢?就是彼此之間的關系沒有分化,在象征層面的相互吞噬,沒有界限。
一、過度嚴厲的父親
中國人常說,嚴父慈母,這實在是對父親功能的一個限制,因為父親也可以很溫柔的。理想化的一個父親,是這樣一個狀態,他跟他人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邊界,但是他也有溫柔的能力,因為很多父親,他的人格沒有真正成長到一個男人的狀態,所以他需要用過度嚴厲來裝模作樣的像一個男人,實際上,是在拼命掩蓋自己沒有長大的這一部分。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青春期的男孩,在他喜歡的女孩兒面前如何的裝模作樣,你就可以理解已經有了女兒或兒子的男人,在孩子們面前那么嚴肅,是在干什么。
二、過分嘮叨的媽媽
就是對家庭里的事情過分控制,有可能指責,有可能嘮叨,總是對孩子說很多很多話,這樣實際上就是在通過她的嘴巴滿足她的幸福。簡單說,她就是還停留在口欲期。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嬰兒他跟這個世界的鏈接就是嘴巴,那么一個到了媽媽級別的人,那么多的攻擊性和情緒都是通過嘴巴出來的話,那就說明她正在用她的嘴巴對她的老公和孩子施虐,這樣的現象在中國的家庭其實非常常見。
如果以上兩個方面畫面化一下,可以想象,一個家庭,爸爸在裝模作樣的嚴肅,媽媽在那里嘮叨,然后孩子就在那里備受虐待。
三、家庭里的話題被限制
在中國的家庭里,最容易被談起也最容易掩蓋事實真相的就是孩子的學習。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有點耳熟,爸爸媽媽跟孩子沒有任何的話題,只能夠談學習,這是被中國家庭最高談闊論的事情,大家都躲在學習的后面,感覺比較安全。但是,當父母開口談學習的時候,就是他們掩蓋他們內心的恐懼和不安,而他們自己也沒有能力處理,所以就拿學習這塊遮羞布來擋住。還有家庭里不能夠談什么,比如說性,這是個被高度限定的一個話題。
有的時候有意識地回避一些問題是可以的,前提是,做父母的非常清楚,自己某個情緒是不是被這個話題掩蓋,是為自己,還是為孩子,維持家庭之間必要的界限。這就需要親子兩個人,或一家人共同約好的回避。這個界限和約定,是讓孩子可以感覺到,是可以讓他自己控制和參與的。
四、過度象征化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對中國目前的一個印象是,全世界華人的孩子都在學鋼琴。鋼琴就是一個高度象征化的一個代表,人們在它上面賦予了很多的意義,比如,高貴,優雅,階層等等,由靠近此物,來滿足自己的一些需要。另一方面,這個也隱含著一些攻擊性的需要,比如,帶著孩子去考級,看我孩子把別人打敗了。
過度象征化會導致虛偽,還有導致一個人實際的生活能力的降低,還可以導致,過度的情感隔離。心與心之間遙遠的距離里面包含著害怕,害怕跟另一個人親近,表明那種安全感的缺乏和擺脫孤獨感的之間,強烈的內耗。
五、過度背景化
對于父母來說,過度在孩子面前證明自己的社會背景,說明他心里很虛,害怕自己在孩子心中不是一個好父母,所以需要這些背景來擋住前面,來隔離孩子跟真實的自己靠近。說到底,就是父母自己心里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父母,而他們又害怕孩子們看到這一點,所以,就努力地編制了一副宏偉的背景,來擋住孩子的視線。
很遺憾,孩子天生就是父母的讀心器,在孩子們心中非常清楚,他們的父母在做什么。只是孩子們很善良,所以,也就配合父母做了一個好觀眾。為了顯得逼真,一開始,他們往往也會復制父母的言行,在學校或社會上來宣傳父母的社會背景;而代價是,孩子會在這個過程中失去真實的自我價值,回應式地對父母的背景為榮為傲。
六、工作化
很多的家庭父母都在拼命的工作,然后孩子給忽略了。他們為什么要拼命地工作呢,就是因為如果他要是有過多的時間在家里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而要在家庭情感里卷出自己的脆弱。因為家庭里是一個少講理、多用情的地方,也就是說,是一個很容易接近真實自我的地方,所以,在外面跟別人玩,要安全得多,看起來就不用那么心苦,真的是有很多孩子被父母用過度的勤奮工作給毀了,他們被巨大的忽略了,很多孩子對這樣的父母在童年基本上沒有什么印象,所以這樣的父母對國家、民族的確做了很大的貢獻,但實在是虧欠妻子和孩子太多了。
七、限制孩子的某一個興趣特長
比如說有的孩子人際關系好,但是學習一塌糊涂,也有的孩子學習成績好,但是人際交往一塌糊涂。孩子是想用成績不好的方式來跟父母進行病理性的連接,意思是說,如果我有缺陷的話,你就可以乘虛而入。指責的意思是,我全神貫注地注意你身上有沒有什么缺陷,然后就攻進去。這就是家庭成員之間沒有界限的表現,所以,指責是想進入另一人的世界,是家庭中未分化的表示。簡單說,孩子如果有某項能力上的缺憾,就是父母離他過近的一個表現,是父母的攻擊性行為把孩子給無能化了。
八、家庭角色
這種在中國家庭中也比較常見,比如說,爸爸在家庭一直處于一種去世的狀態,而媽媽呢,擁有這個家庭過多的權力。這個一方面是性別的認同感,一方面呢,也是用這種方式防止父親在這個家庭中失控。爸爸的攻擊性和侵略性要強一些,而媽媽呢,就算她再兇悍,也是具有母性的,所以,對家庭的傷害就會少很多。
九、隔代卷入
就是一個沒有分化好的男人,跟一個沒有分化好的女人結婚,然后有了一個孩子,這個家庭就有可能是一種很黏糊的關系。因為他們怕這種黏糊的關系帶來的錯亂,所以他們有意無意的邀請孩子的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來進入家庭,這就是關系入侵。這樣子呢,就稀釋家庭中父母跟孩子的關系,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家庭的特征,三代人像一鍋粥那樣的在煮著。
十、功利化的關系
這個意思就是,我愛你,不是因為你是誰,而是你擁有了什么。這種有條件的愛,反映在親情中間的時候,尤其變得悲哀。如果家庭中的血緣之愛、親情之愛被加入了這些功利性的東西的話,就很不知道生活還有什么意思,幸福是一種什么東西了。籠統的說,我對某個人功利性的愛,有條件的愛,是為了隔離我對他無條件的愛。人格沒有成長好的人,在原生家庭沒有分化好的人,這種無條件的愛,會讓他覺得恐慌,會讓他覺得失去自己,所以,他需要用這種有條件的、可以外化的方式,來隔離跟另一個人親密的關系。也就是一種愛無能的狀態。
小結:家庭內的關系有時并不是看起來的那么簡單
有的時候,看起來很聰明的人,他們的感覺和情感系統就會比較微弱,因為他們的關注點都在事情上,對一些很微妙的人情變化比較不敏感;而很多看起來很糊涂的人,他們的情感和感覺系統就比較敏感,但他們又常常不能很有邏輯地表述他們所感覺到的東西,但他們都很善良,為了維持家庭的存在,他們在潛意識中選擇了把他們不能表述的問題,用自己的軀體癥狀、心理癥狀,甚至做出犧牲來拯救家庭,甚至拯救家族。
在這里呼喚每個家庭成員,承擔起本應自己承擔的責任,用心去感受那些備受指責的家庭成員,感受他們的內心世界,借由他們的勇敢來看看自己的可能回避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里面往往是被壓抑的真實自我。
第四篇:臺灣電視新聞媒體的三大怪象
臺灣電視新聞媒體的三大“怪象”
臺灣電視媒體發展蓬勃,雖然人口只有2300多萬,電視頻道卻超過100多臺,24小時新聞臺就有8臺,與全世界的70多臺相比,臺灣這小島居然占了八分之一,這現象除了臺灣還真找不到第二個地方。
新聞媒體要想在如此劇烈的競爭下突圍而出,就必須殫精竭慮地尋求突破,因此各種多、亂、夸大等搶新聞的怪像便應運而生。而這種怪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怪是多且亂;第二怪是電視新聞娛樂化;第三怪則是新聞政治化。
臺灣電視不僅新聞臺多,所提供的信息也多。當我們打開新聞臺時,你會發現自己的雙眼找不到焦點,因為畫面的信息太多。以香港為例,當主播報道新聞時,畫面除了主播以及一行字幕外,只有靜態的背景,使人們的視線很自然地會集中在主播身上。然而臺灣卻不同,畫面非常豐富,銀幕的上端是字幕(天標)、左面是字幕、下方也是字幕(地標),而下面除了走馬字幕外,它的上方還有新聞標題,當你以為走馬字幕與主播所報道的是同一則新聞時,你會感到困惑。原來走馬字幕打的與主播讀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則新聞,那么哪一條字幕是主播所報道的呢?沒有!其它的只是廣告或天氣報告。除了信息繁多外,主播身后的背景更是動態的新聞片段,令觀眾看得眼花繚亂。畫面豐富且有動感,當然可以吸引觀眾收看,但數量太多卻會適得其反。
臺灣電視新聞娛樂化、報紙化。在媒體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要想吸引更多觀眾,提高收視率,就需要以客為主,加入觀眾喜歡的元素,使傳統的新聞報道不再傳統,使觀眾在吸收信息的同時,也可以得到娛樂。這一點主要表現在當地的新聞內容方面。香港電子媒體的新聞報道大致可以歸為四類:本港、內地、國際以及體育新聞,并不包括娛樂新聞。而臺灣則多了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娛樂新聞,并把它夾雜于其它當地或國際新聞中,例如臺風“馬莎”吹襲臺灣時,某新聞臺在報道“馬莎”對臺灣造成的破壞時,中間加插了劉德華在香港出席電影宣傳活動的報道,之后再報道花蓮縣因臺風的吹襲而停水。或許制作人希望在一些比較嚴肅的新聞中加入一些娛新聞會使觀眾不會覺得太沉悶,然而這樣的處理手法卻使人覺得新聞報道缺乏連貫性。
此外,娛樂新聞的比重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就像韓國影星裴勇俊到臺灣引起轟動,某新聞臺用了接近半小時的時間來報道他的相關新聞,從裴勇俊到達臺灣機場、出席任何活動、穿什么衣服、影迷的反映等,都詳細無遺地報道一番,不知道的人還以為自己在收看娛樂臺呢!
另一點則是新聞政治化,由于臺灣的政治氣氛非常濃厚,黨派之爭十分明顯,不少媒體都有各自的政治傾向,甚至有些媒體是由政黨操縱,如“中國電視公司”(中視)、臺灣電視臺(臺視)是由國民黨所辦,民視電視公司(民視)則有民進黨的背景。在這樣的氣候下,媒體很難有中立、客觀的報道,新聞媒體無形間成為政黨各自的宣傳、攻擊工具。因此在處理新聞時,都會或多或少地帶有偏見,往往只講立場不講是非。
臺灣公共電視臺制作部經理林齊龍坦言,目前臺灣的幾家主流電視臺都以多、亂、娛樂化、政治化等的形式報道新聞,形成臺灣電視新聞媒體的獨有怪像,但這種現象是很不健康的,因為媒體可以反映一個地方的文化,就目前臺灣的媒體表現而言,似乎也反映出臺灣人的文化素養開始變質,這是很值得臺灣人深思的一個問題。(香港《紫荊》雜志 作者:于浣君)
第五篇:中國大學的十大怪象
中國大學的十大怪象
劉 堯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中國大學出現了一些與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相悖的怪象,它們是:“官本位”現象;定位錯位現象;學術量化考評現象;英語與專業學習的錯位現象;研究生教育“學店化”現象;大學生“考證熱”現象;學術行為失范現象;在中學開設大學先修課現象;師資選聘“唯文憑化”現象;“填表教授”現象。
關 鍵 詞:中國大學大學精神大學理念怪象
中國現代大學創辦百余年來,已有眾多的大學探索了各自的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其中最為深刻,具有不朽生命力的是蔡元培在北大倡導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而有大師之謂也。”它已融化在百年來中國大學追求科學真理、倡導思想自由和“研究學術,造就人才,服務國家”的血脈之中,成為中國大學永不磨滅的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江澤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慶慶典上的講話》中提出,今天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目前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這是對新世紀中國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的具體概述,為我國大學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近年來,在我國大學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下,出現了與上述大學神和大學理念相悖的一些怪象,理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怪象之一:中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
大學是學術組織,這本來是不言自明的問題。然而我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卻有愈演愈烈之勢。眭依凡教授認為,[1]所謂“官本位”,即以官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價值訴求為行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突出表現在:我國的大學過于追求內部的行政等級,現在已經出現了副部級的大學校長,不少大學里,廳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已非戲言。“官本位”正在演化為一種大學內部的價值取向--拜官主義。大學里的一些學術帶頭人若不委以官職,就會被看作是不重視人才。大學生對學生官也是趨之若騖。大學作為學術組織,學術權力是附著在大學內部的特有產物。然而在一些大學過于強調行政權力尤其是行政官員的作用,一些職能部門出現了角色錯位,將服務職能置換成指揮權力。教授及其群體的學術權力在不少大學不僅未得到充分重視,他們的辦學治校之智慧與積極性也未充分發揮和調動。在關系學校發展的重大決策中,他們常常處于失語或半失語的狀態。我國大學的“官本位”趨勢,不僅使大學的學術組織屬性受到侵蝕,而且影響到學術的可持續發展和學生的健康成長。
怪象之二:中國大學的定位錯位現象
臺灣大學的老校長傅斯年說,[2]如果要我說出大陸的大學和美國、臺灣的大學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我想就在于對于大學的地位、使命、格調定位不同。大
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培養的是螺絲釘;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的是人才。大陸的大學,即使是名牌大學,比較像職業學校或技術學院;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培養的是獨立研究獨立思考的領袖人才。大陸的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很像是在開店開公司;美國的名校和臺大則把自己看作是學術殿堂。比如:同濟大學也是老牌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聞名; 然而,電視廣告里,它下屬的“同濟大學裝潢公司”居然用同濟的金字招牌拉裝潢生意。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現在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當然,同濟、北大、清華等大陸名校都有),而且 走在它的校園里,簡直就像逛一個市場。還有,上海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細,比方說,居然還有個“機器人研究所”。耶魯大學整個工科就是一個系:工程系。當知識變得如此支離破碎的時候,你還指望能培養出有全局眼光的棟梁之材?當大學校園變得像個市場商場的時候,你還指望能熏陶出什么優雅之士?聽上海的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的談話,永遠都只圍繞著“個人”問題,出國啦,讀學位啦,學英語啦,學電腦啦,工作啦……在美國和臺灣,大部分的社會變革和進步都是由學校和民間的知識分子推動的;在上海,知識分子是這樣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著上海市政府做。知識分子讀書只不過是為了賺錢、結婚、傳宗接代而已。傅斯年先生的話雖然不中聽,但卻道出了大學定位的模糊現象,客觀的看,我國的大學在沒有準確定位的前提下,盲目求大、求全、求用,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怪象之三:中國大學的學術量化考評現象
中國大學的學術量化考評制度,主要是看所發表論文的刊物等級與論文數量、專著數量,即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管質量高低,只看達到此等級刊物的平均水平。這種做法不能說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顛倒。而且,直接違反了一個簡單常識:在定性正確的基礎上才有定量的精確。[3] 學術量化考評制度幾乎完全依據行政機構的級別來衡量學術成果。也就是說,它把對教師學術水平的評定等同于對于學術刊物、學術獎勵以及學術項目級別的評定,同時更把對于學術刊物、學術項目、學術獎勵的評定等同于對于刊物/獎勵/項目的主辦單位的行政級別的評定。具體而言:它把直屬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國家級刊物或所謂“威權核心刊物”,在這樣的刊物發表文章,不僅可以獲得幾千至幾萬元不等的經濟獎勵,還可以用作評定職稱的最有力依據;它把各種學術項目同樣分為國家級、省部級,分別依據不同的級別給予數額不同的配套獎勵,同樣這也是職稱評定的重要依據;最后,它把學術獎勵也依據頒獎者的行政級別,分為國家級、省部級等,并依次給予不同的再獎勵。[4]這種學術量化考評制度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危害是把大學教師引向只追求論文/獎勵/項目的取向,造成論文/獎勵/項目繁多,而沒有帶來學術的真正繁榮。
怪象之四:中國大學的英語與專業學習的錯位現象
有調查發現,“英語”和“人才”早已在不自覺中被劃上等號。由于大學生拿學位必須要過英語四級考試,研究生、博士生的培養惟英語論,因而無形中,英語在大學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于考研者來說,英語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調查還發現,這些年很多英語系的專科、本科畢業生,在對所報考的專業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憑借英語專業的優勢考上研究生的人愈
來愈多。也正因為如此,英語成了學生最努力學習的科目。相反的,專業課程被忽視了。眾多的學生表示他們的英語學習時間和所有專業課的學習時間平分秋色。這是個可怕的比例,一個學生有多少專業課要學啊!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一個人如果在30歲時還沒有發表科學見解,那么他一輩子就難以在 科學界有所作為了。”有人用反推法算出,只有在大學階段學好現有的科學知識,注意個人能力的培養,善于調動個人學習研究的潛能,才有利于人才的脫穎而出。這些脫穎而出的人才再經過幾年專門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學家的最佳年齡。而中國大學生4年大學的黃金時間,就是在學英語,由此錯過了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最佳時機。[5]針對英語教育出現的這些問題,有人指出:“由于英語考試,浪費大量學生學習專業課的時間,使中國現在的大學教學質量與日俱下,已經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此話雖然偏激,但卻揭示出我國大學對英語學習不恰當要求的危害。其實,為考試而學習是沒有意義的,英語只能作為一種學習和交流的工具。
怪象之五: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教育“學店化”現象
眾所周知,研究生教育是一種非大眾化的精英教育,其目標是培養具有寬厚的專業理論基礎知識、能適應專業發展要求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可如今據報道,臺灣研究生過多、研究所師資力量不足的現象日前在島內引起廣泛關注。一些專任教師過少的研究所常招收大量“在職專班”學生,目的是“撈錢”,所收取的學費是本科生學費的5至6倍。輿論認為,這一問題導致臺灣高等教育品質嚴重下滑,出現了研究所“學店化”現象。據了解,1980年至1998年,大陸大學在校研究生數量增長了8倍,清華、北大等學校的研究生人數已占到學生總數的一半。預計到2005年,大陸在校研究生將突破100萬。連續幾年超過30%的擴招,致使許多大學的教學設施、師資、科研設備等都跟不上需求,現行的研究生培養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社會對優質研究生學位的要求。研究生擴招直接導致了生均導師數量的減少,以前,一位導師指導2-3名研究生,擴招后,一位導師要指導20-30名研究生,導致部分研究生幾乎處于“放羊”狀態。這就是盲目擴招所釀成的苦果。以至有媒體發出了研究生教育該“研究研究”了的呼吁!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生這一精英化教育已經面臨挑戰。隨著就業觀念的調整和市場人才需求的增強,研究生教育必須接受市場競爭的選擇。不調整人才培養機制,不擠掉研究生教育的水分,誰也不能保證內地的研究生教?岵換嶙呱?學店化“的末路,步臺灣研究所的后塵。[6]現在,臺灣研究所”學店化“現象以殘酷的現實再次提醒我們,研究生教育的確該”研究研究“了!
怪象之六:中國大學的大學生”考證熱“現象
近年來,我國大學掀起了一股”考證熱“,秘書證、會計證、口譯證、報關證、程序員證……大學生們紛紛忙著報考各種各樣的職業技能資格證書。大學生考證也受到了學校的鼓勵和支持,據媒體報道,有些大學在校內設立了各種培訓班,有些大學將職業技能資格考試內容列為選修課,讓學生既能選修學分,又能參加資格考試。大學校園里的”考證熱“雖然順應了市場經濟對人才的現實能力和職業技能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任何事情過了頭就必然會產生負面影響。現在,很多大學生將少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對付專業課,而將大部
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獲取各種證書,”考證“已成為部分大學生校園生活的主題,大學教育有淪為”考證教育“的趨勢。實際上,”考證熱“在提高大學生職業
技能的同時,也必然使一些大學生急功近利,忽視甚至荒廢了基礎知識的學習和積累。[7]大學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礎知識的灌輸和人文精神的培養,大學不同于技能培訓機構,大學教育不等于”技能教育“,更不等于”考證教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說過:”大學并不是販賣證書的機關“,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國大學應該引導學生和社會以全面發展的眼光去評價大學畢業生,讓”考證熱“盡快降溫。
怪象之七:中國大學的學術行為失范現象
我國大學的學術行為失范已不是什么個別現象。這些失范行為在大學內部的大量發生,確實對大學知識殿堂的聲譽及其莊重性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不僅一些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考試作弊、抄襲論文;甚至某些個別教授、博導,也有學術行為失范現象發生。而近年來,更值得關注的是愈演愈烈的以單位、集體的名義進行的學術行為失范活動。這種學術行為失范較突出的表現:一是某些尚未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為獲得授予權以花樣翻新的手法來”打點“某些評委和一些特定人群;二是某些已經獲得學位授予權的單位出于各種隱情,向一些特定人群(往往是政界和財界的掌權者)提供學歷和學位(主要是博士學位)。此二者看似不同,但實質則一樣,它們都是一種實質上的賄賂行為。而前一種賄賂行為的目的,顯然又是為了獲得后一種賄賂的資本,以獲取更大的利益。與那 種作為個人的學術行為失范活動相比,這種以單位、集體的名義進行的學術行為失范活動顯然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它不僅會”造就“一群不學無術的博士、碩士,以及教授、博導,還極大地破壞了社會公正,敗壞了學術的聲譽,實在是應該給予更加嚴格的管束。然而,情況并非如此,人們紛紛對作為個人的學術行為失范予以口誅筆伐,而對這類以單位、集體的名義進行的學術行為失范活動雖心知肚明卻顯得無可奈何。[8]從學術的長遠發展看,這顯然是一種社會危害性更大的,更加令人不安的學術變異性的”流行“病毒。
怪象之八:中國大學在中學開設大學先修課現象
2003年華東師大二附中與上海交大聯手,在國內率先將部分大學必修課搬到高三年級,開設”大學先修課程“。對此,有關專家認為,華東師大二附中開展的這一探索對于打破現行的中、高等教育的相互割裂,培養高素質學生具有重大意義。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大學教師的學識、視野和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借用大學師資無疑將有助于加強高中教學、推動高中師資水平的進一步提升;而另一方面,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生源,提高了高中教育的水平,實際上也就是提高了大學的教育水平。另外,目前的高考制度確實存在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考生的學習能力、品德修養等等在試卷上是不可能反映出來的,說是”擇優錄取“其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大學教師走進高中課堂授課,在傳授知識之余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方面的不足。[9]這種所謂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的問題,表面上看,它能改變中學封閉、關門的辦學模式,更積極主動地爭取大學的支持,大學也能更多地參與基礎教育的教學改革。實質上,它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依據此理類推,中學可以在小學、小學可以在幼兒園開設”先修課程“,這不
僅增加了學生的課業負擔,混淆了不同階段教育的任務,而且更為嚴重的是違背了教育與人的發展相適應的規律。
怪象之九:中國大學的師資選聘”唯文憑化“現象
現在我國大學把教師中的博士學位數作為衡量辦學水平的重要指標。許多學校想方設法,采取各種手段爭取提高這個指標,如要求教師在職攻讀博士學位,要求新任教師必須具備博士資格,從別的學校去挖人等等,務必使這一指標超過別人,以提高學校的檔次。王義遒先生說,[10]美國大學辦學狀況數據資料顯示,教師中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比例,哈佛大學之名赫然列于榜末,而許多社區大學居然都達到100%。我們不盡要問,博士可否是衡量大學教師的合格標準?答案:既是也不是。說”是“,因為博士畢竟多學了一點課程,做過專題研究,是應比”非博士“多些學問。說”不是“,因為”博士“只是個頭銜、”名分“、”資格“,說明有此學歷,至于是否真有學問,是否有為師之德和才是大可考究的。反過來,一個人沒有博士學歷,未必就沒有學問。即使是博士比比皆是的美國,自修成材者也 大有人在。至于中國,遠的不說,如魯迅、梁漱溟,近的如兩院院士張光斗、王選,并沒有什么博士頭銜,難道他們不是大師級人物嗎?他們不僅勝任大學教師之職,榮登名師之列,而且大學以有他們而”名“。可見,大學教師之本質或實質的東西,不是”博士“與否,而是,一有沒有真才實學,二有沒有為師之德。《人民日報》2002年6月11日第一版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黨的領導干部嚴禁在學歷文憑上弄虛作假》。文章主張堅決糾正干部使用中的”唯文憑化傾向“,”在提拔、使用干部時,要全面、客觀地看待干部的學歷和實際知識水平,講學歷而不唯學歷,對那些刻苦自學,長期積累,確有真本事的人也要納入視野,該重用的要重用。“文章雖然講的是干部使用問題,但是它的精神同樣適用于大學教師的選聘工作。在大學教師的選聘工作中,重學位可以,但不能唯學位,”唯文憑化傾向“應堅決改變,大學應當成為充分吸納各類真才實學專家學者的人才庫。[11] 如果我國大學在師資隊伍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片面追求學歷學位而不求真才實學的”唯文憑化傾向“,必然對于教師隊伍的建設、教育和學術事業繁榮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怪象之十:中國大學的”填表教授“現象
陶東風教授說,[4]自×年×月×日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立即被各種各樣的表格所淹沒。美國的朋友發E-mail或打電話問:”你回國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實,近五年左右的時間中,我一直把相當一部分精力花費在填表上,什么博士點申報表、一級學科申報表、研究基地申報表、重點學科申報表、社會科學基金申報表,如此等等,當然還有每學一次的本單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時戲稱自己為”填表教授“,雖然有些夸張,但卻是絕對真實的感受。而且我發現不止我一個人在圍著表格轉,幾乎所有我的朋友與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戰。原因是,目前我國大學正在進行以考核聘任制為核心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這個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鐵飯碗、促進人才流動、提高學術生產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進行大學改革、提高學術生產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變成”表格教授“?說句實在話,填表不是沒有好處的,填表的獎賞是金錢。但是我實在懷疑金錢數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隨學術水平的提高。對于人文科學而言,充裕的時間與悠閑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經費可能更加重要。科研經費多了,學問下降了。這是我的真切感受。陶東風教授的困惑和感受在我國大學教授中具有普遍性,引起”填表教授“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除這一現象也不是少填一些表格就能解決的,深層的根本原因是大學制度。創新大學制度是改變”填表教授“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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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義遒.博士是衡量大學教師的標準嗎?[N].中國青年報, 2002.9.15
[11]黃安年.評北師大學術職稱評定中的”唯文憑化傾向"[DB/OL].學術交流網, 2002.7.1
本文是浙江省新世紀151人才基金項目與浙江省高等學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基金項目的研究
成果之一。
作者:浙江師范大學教育評論研究所所長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