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被拆遷人拒絕評估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被拆遷人拒絕評估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房屋拆遷行政裁決是行政機關對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爭議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審判實踐中，時常遇到當事人拒絕評估的情況。筆者認為，在行政裁決前，如果有證據證明被拆遷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對其房屋進行評估，在行政訴訟中，又提出要求重新評估的，除評估程序明顯違法或結果顯失公正外，法院應駁回重新評估的請求。其主要理由是：

一、評估報告是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作出補償安置行政裁決的重要依據。《估價意見》第九條規定：“拆遷當事人有義務向估價機構如實提供拆遷估價所必需的資料，協助估價機構進行實地查勘”。第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因被拆遷人的原因不能對被拆遷房屋進行實地查勘、拍攝影像資料或者被拆遷人不同意在實地查勘記錄上簽字的，應當由除拆遷人和評估機構以外的無利害關系的第三人見證，并在估價報告中作出相應說明”。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拆遷當事人不如實提供有關資料或者不協助估價機構實地查勘而造成估價失實或者其他后果的，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參照上述規定，被拆遷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評估，應視為在行政程序階段故意隱瞞證據而放棄舉證權利，理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二、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根據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申請，裁決平等主體之間的房屋拆遷糾紛時，一般是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的，誰提供的證據占優勢，就支持誰的主張。被拆遷人在行政程序中無正當理由拒絕對其房屋進行評估，屬依法應當提供證據而拒不提供。在此情況下，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只能根據已有的證據認定法律真實，而不可能根據被拆遷人未提供的證據來認定客觀真實，更不可能中止裁決而損害行政執法的權威，致使整個拆遷工作停滯不前。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據這樣的評估報告和被拆遷人的產權資料作出裁決并無不當。

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十九條規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證據，原告依法應當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納。”該條規定清楚地表明，被拆遷人在行政程序階段拒絕對其房屋進行評估，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定程序所作的行政裁決，在行政訴訟中，被拆遷人要求重新評估的，法院應依法駁回其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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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違反社會保險法律法規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違反社會保險法律法規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為維護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的嚴肅性，針對目前一些單位存在故意拖欠、挪用和拒絕繳納社會保險費，不向職工公布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情況等問題，國務院頒布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等有關行政法規，對繳費單位違反社會保險法律規定的行為明確了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如：

對繳費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情節特別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罰款：

1.未按照規定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

2.?在社會保險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或者繳費單位依法終止后，未按規定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社會保險變更登記或者社會保險注銷登記的；

3.?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社會保險費數額的。

對繳費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從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2‰滯納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以5000元以上20000萬元以下罰款：

1.因偽造、變造、故意毀滅有關帳冊、材料造成社會保險費遲延繳納的；

2.因不設帳冊造成社會保險費遲延繳納的；

3.因其他違法行為造成社會保險費遲延繳納的。

對繳費單位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給予警告，并可以處以5000元以下的罰款：

1.偽造、變造社會保險登記證的；

2.未按規定從繳費個人工資中代扣代繳社會保險費的；

3.未按規定向職工公布本單位社會保險費繳納情況的。?

《條例》還規定，對逾期拒不繳納社會保險費和滯納金的單位，?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征繳。

另外，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經貿委、財政部《關于清理收回企業欠繳社會保險費有關問題的通知》([1999]36)號)規定，“對經調查確認有繳費能力但不按規定繳費的企業，除按《征繳條例》的規定予以處罰外，可采取以下行政措施：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通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不予批準企業上市；企業領導人員管理部門將國有企業繳費情況納入企業領人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對不依法繳費的國有企業的法定代表人、總會計師除不能晉級、評選先進和獲得年終獎金外，拖欠當年還要給予警告，次年仍拒繳納的，給予撤職處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不予核準其獨資、參股設立新企業，不予核準設立分支機構及增加經營范圍”。

對未按規定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申報、繳費手續，不繳、少繳社會保險費等侵害勞動者社會保險權益的行為，由勞動行政部門依法進行處理。勞動者發現自己的社會保險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及時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反映。

第三篇：運輸假冒偽劣產品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

運輸假冒偽劣產品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

經常有物流業的從業人士，尤其是從事散貨運輸的貨車司機，打電話咨詢因運輸假冒偽劣產品而被處罰的事宜。筆者有感于此問題咨詢之頻繁，更有感于有些司機因懵懵懂懂地運輸假冒偽劣產品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特撰寫此文，希望能夠提醒或幫助本文讀者。

通過與眾多當事人交談，筆者發現有很多司機對運輸假冒偽劣產品的法律后果是非常模糊的，甚至認為其僅僅為賺取一點點運費，其行為是不違法的。其實，關于運輸假冒偽劣產品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我國法律及地方法規均有明確的規定。

關于因運輸假冒偽劣產品應承擔的行政責任，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六十一條明確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屬于本法規定禁止生產、銷售的產品而為其提供運輸、保管、倉儲等便利條件的，或者為以假充真的產品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沒收全部運輸、保管、倉儲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收入，并處違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條規定了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運輸貨物為假冒偽劣產品的情況下，行為人為其提供運輸時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之所以規定行為人承擔責任的前提是“知道或應當知道”，是考慮到為產品提供運輸服務的人，并非都能知道所承運的產品的質量狀況，對此要區別對待。對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承運的貨物為假冒偽劣產品的，除行政執法機關要沒收全部運輸收入外，還要被處以罰款的行政責任，罰款的幅度是違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體數額由行政執法機關根據違法情節確定。所謂違法收入，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于2001年3月15日頒布的《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條第二款規定：“《產品質量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七條規定的違法收入，指違反法律規定從事運輸、倉儲、保管，提供制假技術，向社會推薦產品以及進行產品的監制、監銷等違法活動所獲取的全部收入”。

具體到深圳市，《深圳經濟特區嚴厲打擊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條例》中對物流從業人士在打擊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行為方面的義務有更詳盡的規定。該條例第二條規定：“禁止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禁止傳 授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方法，禁止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提供條件和服務”。該條明確禁止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提供條件和服務，當然包括提供倉儲、運輸等物流服務。該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倉儲保管者和運輸者保管、承運商品時，發現假冒偽劣商品的，應當拒絕提供保管或者運輸服務，并向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舉報”。該條不但明確了物流從業人士不但要禁止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提供倉儲、運輸等物流服務，而且負有向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舉報假冒偽劣產品生產商、銷售商的義務。雖然該條列沒有明確規定行為人不履行該舉報義務的法律責任，但該條例對行為人為假冒偽劣產品提供運輸、倉儲服務的法律責任卻作出了明確規定。該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倉儲保管者、運輸者明知是假冒、偽劣商品而為之保管或者運輸的，由主管部門沒收所收保管費或者運輸費，處以所收保管費或者運輸費五至十倍的罰款，并責令停業，進行整頓，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暫扣營業執照。經檢查達到整改要求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發還營業執照”。

綜上，如果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所運輸的貨物為假冒偽劣產品，其又為假冒偽劣產品提供運輸服務的，不但要被行政部門沒收提供運輸服務的全部收入，而且還要被被處以罰款的行政責任，罰款的幅度是違法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具體數額由行政執法機關根據違法情節確定。在此需要特別提醒的是：罰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基數是提供運輸服務的全部違法收入，而非提供該運輸服務而獲得的利潤。

關于因運輸假冒偽劣產品應承擔的刑事責任，2001年4月9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有明確規定。該解除第9條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該解釋明確規定了“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而為其提供運輸便利條件的，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論處”。后來，鑒于生產、銷售假煙行為的猖獗，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煙草專賣局四部門又聯合下發通知，轉發了《關于辦理假冒偽劣煙草制 品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座談會上的紀要》。在該紀要中，四部門再次明確指出：“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煙草制品而幫忙運輸的，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共犯，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

然而，無論是司法實踐還是法學理論，都認為即使運輸了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了犯罪，也并不一定都應當按照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雖然都進行了運輸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但因具體犯罪情節的不同，不同案件中的行為人的行為可能會構成掩飾隱瞞非法所得罪、非法經營罪定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或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一個行為可能符合數種罪名的構成要件，這是因為我國刑法中存在法條競合的現象而產生的。然而，上述罪名相對應的處罰卻差別巨大，基本刑從管制、拘役、單處罰金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不等，量刑幅度較大。所以，一旦行為人因運輸假冒偽劣產品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則對行為人運輸行為所構成罪名的辨析就顯得尤為重要。

綜上，如果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所運輸的貨物為假冒偽劣產品，其又為該假冒偽劣產品提供運輸服務的，不但應當被追究行政責任，而且還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但無論行為人是被追究行政責任還是刑事責任，被追究責任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行為人必須對所運輸的貨物是假冒偽劣產品在主觀上是明知的，如果不能被證明其對所運輸的貨物是假冒偽劣產品是明知的，則既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也不能追究其行政責任。

第四篇：違反誠實信用也應承擔法律責任

違反誠實信用也應承擔法律責任

〖案情介紹〗

林某與曾某系朋友，林某為喻寺鎮一磚廠老板。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在經協商后以“2003年1月23日”的日期簽訂了一份磚廠轉讓協議書。協議書中約定：林某于同年1月23日將磚廠整體一次性轉讓給曾某，曾某在同月25日前給付價款10.6萬元。同時約定，任何一方違約后，違約金為2萬元。1月23日，雙方就磚廠進行了移交。1月24日，曾某在支付9.5萬轉讓款后，以林某曾于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偷運走廠內價值6000余元的成品磚和部分維修設備為由，要求進行抵扣。林某以磚廠在2003年1月23日前應歸其所有和曾某接收磚廠未提異議為由，拒絕抵扣。

2003年4月7日，林某提起訴訟，要求曾某結清余款并給付違約金2萬元。而曾某則以林某拉走廠內財物構成違約為由，提起反訴，要求林某賠償其6000元財物損失并支付違約金2萬元。〖不同觀點〗

對于本案林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違約，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林、曾二人約定的交廠時間為2003年1月23日，故磚廠在2003年1月22日仍然屬于林某。同時，由于林、曾二人未在協議中明確將協議履行前擅自搬運財物的行為規定為違約，所以，林某的搬運行為不構成違約。

第二種觀點認為，由于雙方簽訂協議的日期為2003年1月22日，加之協議中已明確約定“林某將磚廠整體一次性轉讓給曾某”，故林某在協議簽訂后,便應當知道自己負有“將磚廠所有資產整體一次性轉讓給曾某”的義務。因此，林某作為一個商人，其行為已經違反了誠實信用的商業道德，屬于違約。〖評析〗

《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守誠實信用原則。這一原則成為指導民事主體參與所有民事活動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成為了一項行為規范。除了《民法通則》在這么顯赫的位置強調這一原則之外，民法的其他法律也強調了這一原則，如我國的《合同法》也對此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確認誠信原則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對于規范民事活動、弘揚道德觀念、維護交易秩序，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誠實信用原則呢？一般意義上理解，誠實信用原則就是指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應誠實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以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同時，誠信原則要求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交易當事人應嚴格遵循的道德準則，也是每一個公民在社會生活中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基本的商業道德，也是信用經濟的基礎。任何一部法律的執行都要求執法者、守法者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和誠信觀念。應該說，盡管誠信觀念實際上是道德和倫理的觀念，但在法律上確認誠信原則也表明了法律對這一倫理價值的珍視；也說明了違反了誠信原則并不僅僅是只承擔道德上的譴責或者其他道德責任，而且還需要承擔法律上的責任。還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誠信原則作為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屬于強行性規范，當事人不得通過約定的方式排除和規避該規則的適用。

結合本案來看，盡管在當事人雙方之間的約定中，并沒有很明確約定將協議履行前擅自搬運財物的行為視為違約，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就可以任意為之，侵犯合同相對方的合法權益。從該案的實際情況來看，盡管磚廠轉讓協議書簽訂日期為“2003年1月23日”，但該協議實際的簽署日期是2003年1月22日。林某和曾某經協商后約定于“2003年1月23日”林某將磚廠整體一次性轉讓給曾某，此約定所謂的“整體一次性”應該是指以合同簽訂當時的磚廠的全部資產為轉讓標的物。然而林某于合同簽訂當日（1月22日）下午和晚上就偷運走廠內價值6000余元的成品磚和部分維修設備，顯然違背了合同中“整體一次性”轉讓這一義務。盡管林某以磚廠在2003年1月23日前應歸其所有為由，表明其在正式轉讓之前可以任意處分其所有的標的物，但是其行使其所有權的行為不能是以侵犯他人的權利為代價。其必須在正式轉讓之前對曾某履行一定的告知義務，說明轉讓時的磚廠的實際資產與簽訂合同時的磚廠的實際資產有所出入，雙方可以再次協商是按照原價格繼續進行交易，還是通過折價抵扣的方式再行交易。這種告知義務盡管不是合同中明確約定的義務，但是屬于由誠實信用原則延伸出來的附隨義務，而林某沒有履行這一義務，顯然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應該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綜上，林某拉走廠內財物，并未履行告知義務，構成違約，應該賠償曾某6000元財物損失，并支付約定的違約金2萬元。

第五篇：P2P平臺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和義務

P2P平臺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和義務？

據 媒體報道，從2014年5月份開始，貸幫網事關500名投資者的1280萬投資款未能如約本息償還，在努力進行了半年追償、溝通、法務等工作之后，貸幫網 CEO尹飛對投資人做出了“不兜底”的表態，在中國互聯網金融界引爆驚雷。在2014年10月紅嶺也發生逾期事件，最后以紅嶺承諾墊付到期的債權一億元告 終。

根 據政府相關監管機構的要求P2P平臺不得提供擔保、搞資金池，但P2P模式引入中國后各平臺分別以第三方機構擔保、保險、保證金或債權收購等各種方式承諾 債權到期后進行剛性兌付，也有少數平臺認為平臺屬于中介性質表示不會對逾期債權進行剛性兌付，那么對于這些不承諾剛性兌付的平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義務有 哪些？本文試圖結合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分析。

一、P2P平臺作為信息中介平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可見一旦出現借款人逾期，出借人可以直接向借款人按雙方簽訂的借款合同的約定追究借款人相關的違約責任。

P2P平臺作為居間人，根據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條規定“居間人應當就有關訂立合同的事項向委托人如實報告。居間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可見P2P平臺作為居間人承擔的是沒有履行或者不當履行居間人如實告知義務的法律責任，具體需根據其是否故意隱瞞或者提供虛假情況、是否損害委托人利益等具體情形承擔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及損害賠償相關法律責任。

二、P2P平臺的如實告知義務

由于投資人分布在天南海北，投資人對借款方的信息并不是很了解，投資人更多的是依靠P2P提供的相關信息并信任平臺的風控能力決定進行投資，所以平臺有義務將自己獲取的借款方的信息如實告訴投資人。

那 么平臺是不是只要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告訴投資人就算盡到了如實告知義務呢？拉拉財富認為除了自己掌握的信息外，P2P平臺還需要對借款方的相關信息進行充分的主 動調查并建立相關的貸前調查、貸中審核、貸后管理等措施降低交易的風險，換言之P2P平臺如實告知義務除了主動告知自己掌握的信息外還需要承擔主動的調查 及風控義務。

三、P2P平臺如實告知義務要達到何種程度？

那么P2P平臺的如實告知義務應該達到何種程度呢？

首 先要看平臺在相關的用戶協議、借款協議、居間合同及平臺公示的調查義務及風控措施是否做到位了，并告知到位了。比如有的P2P平臺借款標的較小，平臺承諾 只會進行線上的審核作為風控手段，如通過借款人提供的征信報告、個人的收入證明、家庭的財產狀況、借款用途、個人的相關信息等進行信用評級并決定是否放 標。有的平臺還承諾通過自己或相關的合作方比如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其他合作機構等進行線下的盡調，通過合作機構進行貸款后項目的監督、追蹤等進行風險的把 控。一般來說如果承諾的都做到位并告知到位了，就可以認為其盡到了相關責任。

但 是如實告知義務不僅是基于雙方的約定，它還是法律規定的要求，就是說就算相關的合同協議法律文件沒有約定，P2P平臺也要盡到自己的告知及調查義務，但是 何種程度視為盡到了告知及調查義務，筆者認為可以結合標的額的大小、交易類型、交易的需要而定，具體由法官進行自由裁量。

四、P2P平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

主 觀過錯主要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情形，根據合同法425條規定，居間人故意隱瞞事實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當然應該承擔喪失要求居間報酬及 承擔給受害人損害賠償責任，這條規定似乎表面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前提是P2P平臺作為居間人主觀上必須為故意，過失不在范圍之內。筆者認為過失也應承擔相 應的違約責任及賠償責任，理由如下：首先，根據合同法107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 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這里不管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都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其次，P2P平臺作為專門的撮合借貸交易的平臺，具有專業的經驗和 能力，所以其注意義務、注意能力相對于普通的居間人應該更高；再次，要求受害人證明平臺主觀是否是故意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規定P2P平臺應該對過 失造成的損害承擔相應的違約和賠償責任有其必要性、合理性，事實上在司法實務中不少法院的判決也支持這一觀點。

五、P2P平臺賠償范圍如何確定？

筆 者認為P2P平臺沒有盡到居間人應該盡到的義務并造成了損害結果的發生，首先無權要求委托人支付相應的居間報酬，如果委托人在借款逾期產生前已經支付了相 關報酬的，受害人有權要求平臺返還，同時平臺也不得要求委托方承擔其為提供居間服務發生的必要費用；那么P2P平臺是否承擔責任的范圍僅限于喪失報酬和費 用支出的請求呢？對于給投資人造成的其他損失需不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筆者認為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承擔責任范圍應該結合平臺、相關方的過錯程 度、造成損害的大小等由法官根據具體情形裁定。

六、舉證責任由誰承擔？

民 事訴訟法規定的一般民商事糾紛舉證責任按“誰舉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分配，但在P2P平臺居間合同爭議中，筆者認為受害人只需要承擔基礎的舉證責任，即證 明居間關系的發生，造成了損害結果等基礎事實即視為盡到了舉證責任，然后由P2P平臺證明自己是否盡到了告知義務、注意義務、是否存在過錯，實行舉證責任 的倒置主要是基于P2P平臺相對于一般投資人掌握信息更多，由平臺舉證有利于查明案情，有利于投資人利益的保護。

七、對貸幫網逾期1280萬一案的法律分析

根 據媒體報道，貸幫網曾在給投資人的風險承諾書中有過保證前海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簡稱前海公司）出現債權逾期進行回購的內容，筆者沒有見到風險承諾 書也沒有見到借款合同及相關法律文件，風險承諾書是否構成對逾期債權的擔保不敢妄做分析，如果按貸幫網CEO尹飛的陳述貸幫網沒有關于擔保的承諾，那么至 少貸幫網應該就其沒有盡到相關的調查義務、告知義務在其過錯程度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本案中投資人和貸幫網都曾到公安經偵部門以合同詐騙罪報案，但公安部門到現在仍然沒有立案查處，筆者分析可能是案件在定性上存在爭議，根據媒體報道前海公司 存在提供虛假材料、編制虛假項目信息等行為，該行為有詐騙的嫌疑，但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前提是必須前海公司主觀上有將借款非法據為己有的目的，如果只是由于 轉借給第三方，由于第三方經營不善致使款項無法及時歸還，認定其主觀上具有據為己有的動機會存在困難。刑法第175條規定了高利轉貸罪，是指違反國家規 定，以轉貸牟利為目的，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高利轉貸他人，違法所得數額較大的行為。但構成本罪需要證明前海公司獲取的資金是貸幫網的資金，具體到本案就 算前海公司套取資金行為成立，但是其套取的是屬于投資人的資金并不是貸幫網擁有所有權的資金，所以同樣存在定性的困難，由于筆者掌握的資料極為有限，所以 不能結合具體案情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建議，期待本案最后會有一個妥善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