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奇葩證明何時了

奇葩證明何時了

12月27日，一份證明“火”了。由南京市雨花臺公安分局梅山派出所開具的證明顯示：梅山生活區201幢2單元301室即是201幢二單元301室，二者是同一地址，特此證明。派出所在證明上還附了一段話,請相關部門多為老百姓考慮，不要讓老百姓跑來跑去耽誤時間。這份“奇葩證明”隨即在網上引發熱議。

繼證明“我媽是我媽”后，“2是二”恐怕是位居2017榜首的最奇葩證明之一了。此類奇葩證明出現的背后都會呈現相似的場景：要求出具證明的單位高高在上，辦事的老百姓跑斷腿，而開具證明的單位則無奈至極，甚至到最后該單位每每都會在證明后附上一句文件已規定不需要開此類證明。可是這樣的奇葩證明多久才能真正銷聲匿跡呢？

夫妻關系證明、同人證明、同址證明等看似“奇葩”的證明，一方面體現出相關部門、單位原始登記存在差錯。另一方面，群眾在辦理相關業務，被一次次要求證明相同才發現存在不同和要求被證明相同。很多部門、企業為了規避責任風險，要求群眾提供的材料和要求的完全相同，使得群眾為了一紙證明，社區、鄉鎮、公安局一處處的蓋章，苦苦的哀求，而為了解決群眾的需求一張張“奇葩”證明就誕生了。“奇葩證明”的背后，除了讓我們看到了相關部門在制定規章制度上，不夠細化與規范，辦事人員在處理事情上業務水平不夠，服務意識不強等問題；同時，我們也應深思，在面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的今天，是否過于強調建立問責機制，而缺少容錯糾錯機制，使干部有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態，從而打壓了部分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如果要消滅讓人厭惡“奇葩”證明，就必須明確規范證明細節、培訓提升部門工作人員為民辦事的服務態度和業務能力、建立群眾投訴機制、暢通監督投訴渠道、嚴肅處理“假嚴謹，真懶政”的工作人員，相關部門整理出歷史遺留錯誤，主動解決群眾問題少讓群眾多頭跑，公安網、社保網、醫療網、電子政務網物聯互通數據共享，政務處理系統實名制、責任制，技術保障網站數據安全，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讓數據跑起來，才能讓群眾少走冤枉路。同時在進行簡政放權的改革創新中，應建立容錯糾錯機制，與問責機制相互補充，給辦事人員吃“定心丸”，消除他們想干事卻擔心犯錯誤被問責的顧慮，充分調動服務積極性。當然在規范的同時，也需平衡好“真嚴謹”和“太奇葩”的關系，既要處理奇葩證明，也不能失掉工作的嚴謹，把“二”轉化成“為民心”，而不是走向另一個極端。

第二篇：“奇葩證明”危害幾何

“奇葩證明”危害幾何

“開證明”已是人們日常辦事必不可少的環節，社保、住房、養老、就業、上學、入托、參軍、轉業……大大小小的生活事務，都離不開“一紙證明”。然而，類似證明“你媽是你媽”“菜刀確實已經丟失”等“奇葩證明”，不僅讓人啼笑皆非，甚至會直接、間接地產生多方面的負面影響。

加重群眾負擔。據《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名準備出國打工的中年男子就曾遭遇這樣一次“欲哭無淚”的“奇葩證明”

――在他需要辦理的各種手續中，包括一項出生證明公證，而辦理該公證需要提供父母的結婚證。可該男子的母親年過七旬，父親亡故，結婚證早已遺失。為此，該男子跑了一星期、花費數千元，公證依然沒有辦下來。

據新華社組織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辦一個手續，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3趟以下就辦完的只占28.7%。而在這其中，如果遇到的是“奇葩證明”，更是難上加難。

“奇葩證明”的泛濫讓群眾疲于奔命、怨聲載道，可謂“勞民傷財”。這種擾民行為無疑加大了群眾的辦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奇葩證明”的要求給辦事群眾乃至企業增加了重重障礙，耽誤了當事人、相關人或企業的寶貴時間，在無形中對經濟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

增加行政成本。負責開具各類證明的部門主要是社區居委會和基層派出所。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市政府審改辦相關負責人在對21個社區居委會摸底調查后發現，由居委會日常開具的各類證明多達240余個。一位參與調查的工作人員表示：“其實這個數量還不完全準確，因為各區所轄的居委會開具證明的類別、數量不盡相同，就像家庭困難的證明都能有十多種。由于沒有相對一致的標準和口徑，導致證明五花八門。”

而在派出所，各類開具證明的需求也讓“警察蜀黍”們哭笑不得。2015年8月，網絡連續曝光三起基層派出所吐槽“奇葩證明”的事件，警方所發出的“純粹是增加老百姓補辦證件的麻煩”“難道有犯罪前科的人就不可以買房嗎”“請公證處公證人員來塘下派出所進行核對”等為民張目的聲音也在網絡上備受贊譽。一個叫張欽的民警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表示：“現在很多地方‘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要求都是不必要的。比如說就業，難道人家坐牢出來就不能再找工作了？我前幾天還遇到一個到餐館打工的，也要求開具‘無犯罪前科’證明，真讓人哭笑不得。開這個是我們的職責，但有些地方確實不需要。”顯然，泛濫的“奇葩證明”給社區居委會和基層派出所增加了很多額外工作負擔，大大增加了行政運行的成本。

降低管理科學性。《人民日報》曾報道這樣一件事：很多人曾為開證明而發愁，但在武漢工作的王先生卻因一張“太好開”的證明而產生疑惑。北京戶口的王先生準備去日本旅游，而通過旅行社辦理簽證，需要到派出所開具外地戶口異地居住證明。在派出所，王先生只說了自己的姓名、居住地址，對方就給開具了證明。證明如此好開，令王先生感到費解：“全憑我說，這證明的可信度由誰來保證？為什么非要這樣一張無用的證明？”

這種擔憂并非多余，如果有不法分子冒名頂替，是不是也就可以輕而易舉拿到相關證明或個人信息？制度存在的意義本來是為了強化監管，可如此一來，卻因存在各種漏洞而變得名存實亡。有些證明如果僅僅是無意義的一道程序、一種形式，也就變成了地地道道的無效證明，反而容易給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機。

損害政府形象。公眾對政府最直接的了解和評價主要來自對政府部門尤其是窗口單位服務情況的觀察。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0.5%的受訪者及身邊人曾遭遇過“奇葩證明”，58.0%的人認為“奇葩證明”的出現是因為相關工作人員缺乏職位擔當，46.7%的人認為這是服務主體與客體的倒掛，46.2%的人將其歸因為誠信缺失，44.7%的人直言，這是一些政府職能部門服務意識匱乏……

顯然，“奇葩證明”現象嚴重損害了政府部門的形象，各類“奇葩證明”得不到有效清理，必然導致當事群眾對政府及相應窗口單位服務的不滿。2016年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劉曉莊表示，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簡政放權，但相關部門缺乏創新思維，出了差錯就推給開證明的部門，“這本質上是不敢擔當、推卸責任以及不作為的懶政表現”。

第三篇：春花秋月何時了雜文隨筆

我最喜愛初春時發了芽還未開出苞子的枝椏，以及深秋日子里枯黃光禿的枝叉，總覺得這二者中有著對死的凄涼和生的渴望的牽連。

秋天，葉落以后斑駁點點的枝干上透出一種古老的韻味，是“古道西風瘦馬”旁邊馬致遠倚著的枯藤；是民謠歌手和著一把破木吉他哼出的沙啞嗓音；是垂暮之年里老人的皺紋和蹣跚的腳步；是思念、是寂寥、是彷徨、是深墻里的二喬。

春天就不同了，春是青春、是歡樂、是團圓、是五彩繽紛百花爭艷的時刻。春夜的鳥啼、春雨的細潤、春花的爛漫、以及春心的萌動，一切都像春風吹皺了湖面，激起人心里千層的癢。像嬰兒呱呱落地，是一個新的生命，是一段新的旅程。像嫩芽吐出的新綠，一抹新的色彩，一片新的綠茵。兩者極其的相似，說不定你抬頭仰望的那片葉子，就是另一個世界里的另一個你。

我有時在想，落葉也不是無情物，它只是被人為地添加了一種悲緒。相反，秋葉在樹上掛了一季，美了一季，積蓄了一季的力量，最后以最美的姿態降落，也許降落的一瞬間，是它給自己演奏的生命贊歌。是悲壯的，是欣喜的。等來年，它還會掛在樹上，像輪回一樣，你說它們會不會有奈何橋，會不會有孟婆湯？

可人生截然相反，人比秋葉可慘的多，沒有輪回，沒有來生，死了就是死了，不會化作星星，也沒有所謂的天堂地獄，甚至曾經在人世間的痕跡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被抹得一干二凈。幸運的話，你會有一座墓碑紀念你曾經來過。

人們常說：如果有來生，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或者不要怎樣怎樣。但說出這句話的同時，我們心里也清楚，來生這種東西是騙騙小孩子。（信教徒就另當別論了。）活著的幾十年里我們和樹葉一樣，由小到大，由出生到死亡，一樣經歷風吹、雨打、日曬，一樣努力汲取養分艱辛的生活，也一樣沒有選擇的權利。

樹葉不能決定它是成為橡樹的葉、柳樹的葉、還是楊樹的葉。人類也對于生在東北，生在西南，生在牛棚還是生在宮廷里一樣無力回天。這樣看來大自然里的某些規律出奇得相似，它背后無形的手掌掌控著一切，北斗星移、江河湖泊，人間至味，魑魅魍魎，可這是誰的手，誰會曉得呢？

回到開頭的春和秋的枝椏上來，為什么喜歡呢？我想了半天才理出一點頭緒出來。

一是同樣的人生歷程讓我覺得人類不是獨生。出生和死亡，人生的起點和終點，恰好被春秋二季的枝干巧妙展現出來。仿佛看見了我們自己，它的四季詮釋了我們的一生。我們的一生其實也不過是四季。

葉花和果實都生長在枝干上，從另一個方面講，我覺得它們就是母親，一年復一年地在自己身上孕育新的生命，供給它們營養，給予它們依托，除了母親我再想不出別的詞語來形容了。母愛的精神難道不是我們敬仰的嗎？

說到這我竟然有些愧疚，我們謳歌自然，歌頌它的付出奉獻。有時為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給予的一點恩惠高興得手舞足蹈，然后認定世界充滿愛。可我們卻往往忽視掉周圍，最親近的人不求回報的付出。對別人無比寬容，對親人卻處處苛刻。這也許是人類的通病吧，就像永遠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春天來了，唱起來吧，跳起來吧，在這個屬于生命的季節。

第四篇：一周曝光28起奇葩證明

一周曝光28起“奇葩證明”

法制晚報訊 浙江諸暨一市民為了補辦一張火化收據證明他母親被火化，他在4年間跑了8趟殯儀館仍未能成功。當地鎮政府回應稱，已簡化程序，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

5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曾對“你媽是你媽”的奇葩證明表示，“這怎么證明呢？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其實，類似“奇葩證明”并不少見，據法制晚報統計，自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后，一周來各地至少有28起“審批難”事件曝光，廣泛涉及房管、社保、教育、公安、房產、計生、民政等15個政府部門。

專家認為，根本癥結在于行政部門、辦事機構搞官僚主義，是權利濫用的表現。

內容 多證明親屬關系

涉15單位

據公開報道整理，近期至少曝光28起“奇葩證明”事件，其中，證明親屬關系的有11起，所占比例超三成。除了“證明你媽是你媽”，“證明我女兒是我女兒”、“我爸是我爸”也陸續被媒體報道。除證明親屬關系外，死亡證明也有6起，占21%。

在這28起事件中，涉及15個單位，包括：房產局、土地局、民政局、公安部門、社保部門、計生部門、氣象局等。

據《人民日報》4月8日報道，落戶北京的陳先生一家準備出境游，需要明確一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他想到自己親媽。問題來了：他需提供他母親是他母親的書面證明。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了陳的信息。更奇葩的是，陳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塊后，就不用再證明了。

“對公民來說，生活中是需要一些證件的，但不能把它弄得越來越繁瑣。法律規定的一些重要證件是需要的，那么其他的就應該由公民自行決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教授說。

部門 買賣、繼承房屋

占比超3成

其中，與房產相關的最多，有10起，占比近三成，這些事件中多數是涉及房屋買賣、繼承、轉讓等。

年近七旬的沈陽市民何荔枝，因為房屋繼承，需要一份23年前去世的公婆的死亡證明，走上了長達7個月的“辦證之旅”。

“2013年下半年，我家房子動遷，當時房證上寫的是老伴的名字。2014年1月老伴突然去世。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說，這種情況得去公證處改名才能辦理回遷房的房證。”何荔枝說。

何荔枝來到沈陽市皇姑區公證處，工作人員說，房子過戶的辦理需要何荔枝提供老伴的死亡證明、老伴父母的死亡證明、單位職工登記表、結婚證原件、子女放棄繼承房產等相關材料。其他的都還好辦，就是開老伴母親的死亡證明讓何荔枝飽受折騰。

何荔枝的公婆是1992年去世的，時間已久。為此，她先后找到和平區西塔派出所、當地社區警務大隊、殯儀館、疾控中心等單位，一直沒辦下證明。

“為啥非得要一個去世了20多年老人的死亡證明？”何荔枝想不通。

此事經當地媒體曝光之后，西塔派出所決定“特事特辦”，在何荔枝老人的侄女、孫女和一名老鄰居的兒子在場做筆錄的情況下，為何荔枝開具了公婆的死亡證明。

變更房產證確實需要死亡23年的公婆的死亡證明嗎？這是不是工作人員故意刁難？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曉兵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規定，公證處出具的是繼承公證用來證明繼承人是誰，因此所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的證明材料都不能少。而配偶、子女、父母為第一順序繼承人，所以何荔枝想要繼承丈夫的房產，必須出具丈夫父母的死亡證明。

遭遇 6人在辦證過程中多次碰壁

法制晚報記者統計發現，28起“證明”事件中，至少有6人在辦證過程中多次碰壁，其中房產局、民政局均有2起，并且有些證明顯得有些不近人情。

西安的趙女士因賣房被告知需開無婚姻登記記錄證證明，隨后的一周內，在她跑了5個單位，開出的5份證明，并且寫了份承諾書后才辦理了房屋買賣手續。

咸陽一市民也遇到了讓他啼笑皆非的奇葩證明，他的車輛在大風中被樹木刮倒，理賠時被告知需開具“風力氣象證明”。然而更讓他想不通的是，辦理證明氣象局要求收取600元的費用，并且還能“講價”，辦證的工作人員表示，“如果覺得600元貴，咱們可以再商量。”

“廣州有一個政協常委，就此做了調研，一個公民一生要辦103個證件。從這里就看出，政府管的太寬了，有些東西就無需證明。”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接受法晚采訪時說，有些辦證難的問題，實際是人為制造的。“一部分公務員的作風不正，不管是否有用，都想耍下威風，這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為了顯示這個衙門很深，樹立威信。”

許耀桐表示，另一方面，辦證即意味著“設門檻，多收費”。

探因

信息共享壁壘重重

據了解，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證明作為重要前置條件，是維護權益、主張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但由于時間久遠、不可抗因素出現以及一些個人原因，有些證明獲取存在很多現實障礙。再加上我國對證明類文件要求多、數量大、適用范圍廣，給老百姓增加了很大的負擔。

以“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為例，從2004年開始，該證明由民政部門開具。民政部門開出的“單身證明”最后都有一句話，即“本證明只表明當事人在本婚姻登記機關所轄范圍內目前無婚姻登記記錄”，據《華商報》采訪，按民政工作人員的話說，這個證明根本無法證明當事人的婚姻狀況，沒有實際意義。

但近幾年來，單身證明開出量卻呈上升趨勢，其中80%以上被用到了個人房屋買賣、繼承過程中。

另外，據新華社報道，造成“證明難”一個重要原因是部門之間信息交流共享壁壘重重，為了辦一個證明，需要辦更多證明。據了解，目前不同部門間在信息等級系統建設方面存在差異，很難兼容，并且很多部門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愿共享信息，導致公民信息多頭管理，信息難暢通。

專家建議

依法追責拆辦證“迷宮”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此表示，國務院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強調權力清單問題，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必須向老百姓廣而告之，明確哪些是政府該管的事，哪些是不該管的事。

竹立家還表示，現在各種奇葩證明越來越多，是一些公共機構對老百姓不信任的表現，公共機構是要服務于老百姓的，但現狀卻是有些機構在為難百姓，這個問題也必須引起重視。

天津社會主義學院社會學所所長張寶義建議，對于公民重要檔案的保存，應該延長保存期限或者直接設定為永久保存檔案，并逐步實現電子檔案管理，引入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統，一次登記隨時可查，及時更新，避免零碎證明給百姓帶來消耗。同時，對一些重要證明，個人也應該更為妥善保管，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付誠建議，應該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建設信息共享平臺，優化證明流程，采取更科學更多元的證明方式，避免老百姓為各種證明四處跑腿。

北京市委講師團顧問劉景山表示，對于個別部門不愿割舍利益不想承擔責任的，要依法追責，這樣才能拆掉讓百姓處處碰壁，找不到出口的辦證“迷宮”。

許耀桐對法晚記者表示，“對公民來說，是需要一些證件的，但是不能把它弄得越來越繁瑣，不再讓類似笑話上演，就要簡化這些程序。對于法律規定的一些重要證件是需要的，那么其他的就應該由公民自行決定。”

第五篇：要證明我媽是我媽是奇葩嗎

要證明“我媽是我媽”，是奇葩嗎

2015年04月09日06:59 新華日報 10分享 添加喜愛 打印 增大字體 減小字體

新聞事實>>>

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游，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需要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上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條道：到父母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開這個證明。先別說派出所能不能順利開出證明，想到為這個證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陳先生就惱火：“證明我媽是我媽，怎么就這么不容易？” 更奇葩的是，陳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塊后，就不用再證明了。(4月8日 人民網)

觀點PK>>>

正方：“奇葩”證明，凸顯“權力任性”

“證明我媽是我媽”之類證明，確實 “奇葩”，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奇葩“證明”不在少數。很多人在辦事過程中遇到過類似的證明：要證明你爸是你爸，要證明你沒犯過罪，要證明你沒有要過孩子，要證明你沒買過房??這樣那樣的證明，有的聽起來莫名其妙，辦起來更讓人東奔西跑還摸不著頭腦。

現實中的“奇葩”證明，何以如此之多？除了政府部門之間信息缺乏互聯互通等客觀原因之外，從政府權力運行的角度，一言以蔽之的根源其實還在于，“奇葩”證明背后的政府權力，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相當“任性”的，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

這主要體現在，一方面，設定設置各種“奇葩”證明的政府權力，并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約。證明過多過濫，除了審批事項太多外，還因為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理應是政府自身的義務，根本不該由公民“自我證明”的各種證明，卻被相關政府部門簡單任性地轉嫁給了公民個人，逼著人們東奔西跑。再如，許多原本既沒有合理性也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奇葩”證明，一些行政部門往往通過任性的“自我授權”便能隨意增加公民的證明義務。

另一方面，與各種“奇葩”證明密切相關的行政收費權力同樣也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制約。一些公職部門之所以熱衷要求公民提供這樣那樣的證明，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這些證明與相關部門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借此它們可以輕松地收取不菲的證明收費。此前，新華社曾報道，一份“無房證明”，全國多地都必須在政府限定“獨此一家”的機構辦理，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費用；一些地方公安部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每人100元手續費”，氣象局部門“開具氣象情況證明，每份600元”，“2005年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總額達4000多億元”。

這種背景下，要想根本解決各種“奇葩”證明泛濫問題，關鍵顯然還在于，通過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確保“有權不可任性”。一方面，要通過盡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制約權力部門任性濫設各種“奇葩”證明以及借此斂財的行為；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健全完善相關懲戒措施，在事后強化對此類行為的問責、追責力度，使之不敢“任性”。張貴峰

反方：只認法律文書怎是奇葩？

出境旅游明確親人為緊急聯絡人，可能以后會涉及到意外事故及保險賠償等多種涉及法律事宜等，要求陳先生提供他母親是他母親的具有法律性質書面證明，如戶口簿、親子關系公證等，不是很正常嗎？

要出境旅游，辦簽證時，你說你們是夫妻，就要出示結婚證；在過海關時，你說你帶的孩子是你的兒子或女兒，如孩子未成年，不少國家要求你隨身攜帶經過國家公證的“親子證明”，以備抽查。國際嚴打拐賣兒童，過關時常抽查帶孩子父母的親子法律文件，如你沒有，你再怎么說孩子是你兒子或女兒，孩子再怎么喊爸媽，都沒用；即使你持有中國護照，也有在某單位就職的公證，出國時，有些國家仍要求做領事認證，要以國家外交機構名義證明這份公證屬實；有的國家要求旅游者攜帶經過公證和領事認證的無罪證明。這樣做，都是慣例。

在重要場合和重大事情中，要證明自己身份和自己與某人的親屬關系時，無論是親子關系或夫妻關系等，大家只認具有法律性質的文書，這不是奇葩，而是要堅持的原則。如果要證明“我媽是我媽”，我說了不算，我媽說了也不算，法律文書和機構說了才算。真正的奇葩是，向旅行社交了60塊后，就不用再證明了，這是旅行社違反原則，要錢不守法。更大的奇葩是，在互聯網如此普及和大數據盛行的今天，有時要辦理一種證明自己與某人的關系的法律文書還如此難，如此慢。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部門要趕快改良辦理、求證和驗證這類證明的辦法和路徑，做到方便、快捷和簡單，有的要立等可取，有的要上網可查。以前是一箱證書、證明，太多了，太煩了，清理一下，合并一些，這很好，但也不宜一窩蜂都不要了，裸奔了，一個人如沒幾本具有法律性質的證明，無論對自己，還是對社會管理，可能更不好。顧德寧

第三方觀點>>>

開證明需打破信息“壁壘”

為什么需要這么多的證明？相關職能部門之間互相推諉，說白了，就是要審批的事項很多，可誰也不愿擔責。筆者辦事就曾遇到過“部門A說需要部門B的證明，而部門B說沒有部門A的證明我用什么來證明”，就像是你要給我蛋，才能孵出雞，而我說你要給我雞，才能生下蛋。這樣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其實不少證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級政府部門有必要結合簡政放權的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地對需要當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項進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簡的就簡，從源頭上減少對證明的需求。

讓數據多跑路，讓百姓少跑腿，信息化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和便利。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當務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通過一定的規則和權限設置，讓公民基本情況實現共享。這樣，老百姓就不會再為各種證明四處跑腿，更不會出現“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的尷尬。人民網 黃慶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