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目標與路徑（大全）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目標與路徑

【摘要】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是綜合性的、復雜的，宏觀上與國家的政治生態、社會轉型相關，中觀上與地方公安機關維穩壓力、部門利益沖動和績效競爭聯系，微觀上依賴警務信息技術進步。社會轉型背景下，地方公安機關改革需要從警務理念變革、警務體制調整、機制創新和技術革新方面適應國家與社會的安全需求。

【關鍵詞】警務改革社會治安治理動因

【中圖分類號】D631.1 【文獻標識碼】A

問題的提出

2015年，中央通過《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建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適應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以此提高社會治安治理水平，提升公眾的安全感和對警務活動的滿意度。①該《意見》提出了包括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完善和規范執法權力運行機制等在內的七大任務，并推出了100多項具體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對今后公安機關改革做出了總體的規劃和部署，是指導公安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如何落實這些改革舉措是各級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中心任務。

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下，地方公安機關已經開展了大量的警務改革試驗，既有體制上的調整，也有機制上的創新。同時，理論界對警務改革的研究多屬于及時性的回顧與解讀，將研究聚焦于警務活動中的某一環節或領域，對地方公安機關改革缺乏總體上的發掘和深度研究。而研究警務改革必須綜合考量其現實的需要和最終的目標，探索其合理化的路徑，構建一個總體的框架。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

警務改革動因是綜合性的、復雜的，宏觀上與國家的政治生態、社會轉型有著密切的關系，中觀上與地方公安機關維穩壓力、部門利益沖動和績效競爭有緊密聯系，微觀上與警務信息技術進步有實際聯系。

宏觀上，國家政治統治方式變遷是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主要動力。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工作變遷，其政治統治特性十分明顯，這與我國國家政體和政權結構具有密切關系。正如有學者指出，任何國家政府的管理職能總是隨著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政府的管理職能必須與政治生態保持某種一致性。②回顧公安機關發展歷史，其中心工作一直圍繞著國家政權穩固和建設展開。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公安機關中心任務是鎮反、平匪、鋤奸、維護新生的人民政權；文革期間，公安機關雖然遭受嚴重沖擊，但依然通過打擊違法犯罪維護基本的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后，公安機關從國家政權的中心工作出發，通過打擊違法犯罪，為經濟建設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③從國家政權組織結構形式而言，公安機關屬于國家政權組織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其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與整體國家機關的體制和機制變革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與機制變革往往受到國家頂層設計的影響，與其保持一致。

社會轉型有力推動了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財、物等各生產要素配置，令社會基本處于靜止狀態，人們的行為失范較少。隨著農村土地所有制形式變革、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和分配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鄉村人民公社開始解體，戶籍制度出現松動，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在城市允許單企業破產，自謀職業，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人、財、物等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自由流動。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隨著經濟的發展，由于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貧富差距加大，違法犯罪率快速上升，而城市建設和企業大規模發展帶來的征地、拆遷以及環境污染問題，造成社會矛盾不斷累積，群體性上訪、極端暴力事件和治安事件頻發、高發，給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迅速上升的社會矛盾和違法犯罪案件對地方公安機關傳統的警務體制和機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了應對工作難題，各地公安機關開始建立應急警務機制，以情報信息和問題為導向，建立警務研判機制。此外，警務工作開始向基層拓展，大力推進社區警務戰略，建立警民溝通機制，爭取通過基層社區警務化解社會矛盾。④因而，社會轉型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催生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

中觀上，由于“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地方公安機關既要回應本級政府的維穩壓力，還要從部門利益出發，解決警力不足、職級待遇低的問題，面臨著同級地方公安機關的績效競爭。

一方面，囿于公安機關的管理體制，地方公安機關人事決策與財務權限掌控在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手中，而且新世紀以來國家對地方黨委政府政績考核中，維穩實行一票否決制，而維穩的壓力主要落在地方公安機關頭上。公安機關為了維穩，將其警務機制和工作重心進行了局部調整。另一方面，公安機關作為行政主體，具有“理性經濟人”的特性，迫切希望部門自身發展得到滿足，增加職級待遇，提升警務效能。因而，從地方公安機關自身邏輯出發，如何回應政府維穩要求，維護和提升部門利益，并能夠在績效考核中取得較好成績成為其工作的重要考量。⑤

微觀上，警務信息技術進步是警務機制改革的重要推力。職業警察初創期，警務技術落后，警用器械裝備簡陋，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主要依靠人力。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代科技的發展，警務技術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對警務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推動著警務工作機制不斷變革。隨著技術革新，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犯罪出現智能化、信息化等特點，迫使公安機關不得不大力推廣新興技術，以更好地應對違法犯罪。如110報警制度建立、勤務指揮系統建立、“金盾工程”實施、網絡安全警種設立、“天網”工程的實施及區域警務協作制度的建立都與警務技術，特別是與警務信息技術的發展關系密切。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目標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方向在于探尋一條符合地方實際的治安治理道路，構建一整套符合地方實際的現代警務體系。現代警務體系是以市場經濟和法治公安為前提，以警務體制協調和警務機制高效為支撐，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依托，以公眾社會為基礎，合力預防和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形成的多方參與、結構合理，運轉協調的體系。

現代警務的構建與我國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公安構建這一宏觀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首先，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快速積累，違法犯罪急劇上升迫使地方公安機關形成高效的警務運行機制，提升社會管理水平與執法能力，提升公眾的安全感。

其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體上要求構建現代警務制度。從治理理論出發，警務屬于公共事務，并非警察的事務，而是一個秩序維護活動。⑥現代警務要求國家和社會合作維護社會秩序，公安機關作為專業化的預防和打擊犯罪的機構，其主要任務在于主導治安秩序維護的進程，動員公眾參與治安秩序維護活動，而非一力承擔這些事務。這就要求在警務機制設計過程中，注重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參與到警務活動中，為公共安全產品的供給提供多種渠道。

最后，法治公安建設要求公安機關必須推進法治建設，堅定執法規范化的道路，這是現代警務的本質要求。從這一要求出發，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必須要對警察權力重新分配并予以規范，其基本價值取向應當是尋求警察權的規范行使與社會控制有效性之間的平衡。

總之，現代警務是一整套的警務理念、制度和器物的有機組合，是警務工作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邏輯展開，既要回應構建現代國家的關切，同時要與整體社會轉型相適應，還要在體制和機制上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路徑

構建現代警務，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革新警務理念，其次應當理順警務體制和機制，最后是加快警務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必須從這三個方面出發：

首先，要革新警務理念。構建現代警務，必須在理念上樹立現代警務的思維。現代警務是以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為基礎的，其終極目的在于通過法治的方式維護治安秩序，提升公眾安全感，更好保護人權。在我國，傳統的管制型的警務思維模式是防范一切，甚至將國家與社會對立，對社會處處設防。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潛力被激活，國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如果還秉承傳統的警務思維和理念，顯然與時代發展趨勢悖逆。市場經濟的法制性要求建立法治國家，構建基本的人權和產權保護制度，形成現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循此觀點，地方警務改革的基本路徑是革新警務理念，將人權保護和法治公安構建結合起來，從公眾的安全需求出發除舊布新，這也是任何一項現代行政體制改革的應有之意，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要求。⑦基于此，地方公安機關在警務改革中，必須明確警察權力的邊界和范圍，規范警察權力的行使，在具體管理和執法過程中，增加法制考核與監督，將規范執法和保障安全結合起來，更好地服務公眾。

從國家關于警務改革的整體思路看，特別強調要“提高公安機關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從政策上、制度上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便民新舉措，提升人民群眾的滿意度。”這說明，國家頂層設計已經將現代警務的理念納入其中，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要與這一理念適應，結合地方實際，推出更多相應的便民服務措施，提高公眾滿意度。警務工作還要摒棄對整體社會設防的舊思維，樹立大警務格局，從治安治理的理念出發，發動社會參與到警務工作中，重視社會組織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創新公安工作的群眾路線，培養公眾社會責任和安全意識。

其次，要構建適合現代警務需求的警務體制和機制。從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和機制的試錯性改革可以看出，其改革遇到了多重阻力，極容易出現反復。警務體制是指公安機關整體行政層級設置、管理權限分工和上下級之間的關系，⑧在我國主要體現為同級黨委政府對其組成部門的公安機關的組織領導，上級公安機關對下級公安機關的業務指導。這種體制的弊端，集中表現在地方政府違法行政，或是由于發展的沖動所造成的維穩壓力可能直接轉嫁于地方公安機關。實踐中，由于管理體制所限，地方公安機關不得不參與公安部明令禁止的非警務活動，既浪費了大量的警力，耗費了大量的資源，同時造成警民關系惡化。⑨

警務機制側重于公安機關內部職能分工，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高效的警務機制其目的在于提升警務運行效率。當前警務機制運行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部門之間溝通不暢，信息難以共享，重復建設導致警力與資源浪費；二是基層警力不足導致的工作困境。在具體分工上，民警傾向于選擇壓力小、待遇好、晉升快的崗位，導致機關成為人員流動的集中地。⑩這使得基層警力不足，工作難以開展。

因此，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在于理順管理體制。要加強上級公安機關對下級公安機關事權的控制。因而，在具體改革中，應當通過修訂《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加強省級公安機關的事權，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加強省級公安機關對下級機關財權的控制，地方公安機關考核由上級公安機關和同級地方黨委政府共同實施。通過制度升級，有效緩解地方黨委政府給公安機關攤派的各種非警務活動的壓力，確保公安機關內部的政令暢通。在警務機制改革方面，要結合地方實際，壓縮行政層級，實行職級待遇差別化，引導警力向基層流動。同時，單獨依靠投入方式提升警務活動效率總會出現管理學上所謂的“力有所不逮”的情形，因而，應當向綜合用警和精細化管理要警力，通過內涵式發展提升工作效率，通過情報信息預警判斷，科學布警、精準用警，提升警務的專業化水平。此外，還要通過引導、培訓和監督等方式，將社會力量納入整體警務工作的規劃中，有效彌補警力不足。簡言之，警務機制改革要擺脫傳統的主觀型、經驗型、粗放型、警務運作模式，向警務的專業化和科學化方向前行。

最后，推動科學技術在警務工作中的應用。當前，網絡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了人們思維方式和交往方式，網絡違法犯罪大量滋生并急劇上升，警務工作已不僅局限于實體社會的管理，還要回應虛擬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安全需求。這就要求地方公安機關在警務改革中要主動重視新技術在公安工作中的創新應用，將公安機關的專門管理手段和技術手段相結合，提升現代技術在警務工作中的效用。同時，還要在組織機構管理方面給予回應，如一些地方公安機關成立專門機構開通微博、微信為公眾提供點對面的安全引導與服務，還有一些公安機關結合視頻技術發展成立視頻防控和機構，提高了防控水平和破案的效率。

結語

地方公安機關是警務工作的主陣地，是整個國家警務工作運行的實體，承擔了轉型期違法犯罪治理的重任，是維護國家穩定、社會安全的支柱。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成效關乎整個公安改革的成敗，其警務運作的實效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公眾的安全感構成直接影響。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在當前公安改革的整體框架下，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應得到更多關注和重視，其在改革過程中的試錯應得到更多支持與諒解，其改革發展的成效應當更多地被認同和推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符合地方實際的治安治理道路，才能真正構建起中國的現代警務。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及相關改革方案已經中央審議通過”，新華網，2015年2月15日。

②夏美武：“當代中國政治生態建設研究―基于結構功能分析視角”，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③徐春燕：“我國公安機關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機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④左衛民，馬靜華：“論派出所解決糾紛的機制―以一個城市派出所為例的研究”，《法學》，2004年第9期。

⑤林輝煌：“法治的權力網絡―林鄉派出所的警務改革與社會控制（2003～2012）”，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⑥[英]羅伯特?雷納：《警察與政治》，易繼蒼、朱俊瑞等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

⑦李小波：“多元邏輯視角下的警務改革―一個分析的框架”，《北京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⑧趙煒：“公安機關體制改革論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⑨公安部加強和改革公安工作調研小組編：《第20次全國公安會議專題研究報告》，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⑩趙煒：“結構改革：公安改革的新趨勢”，《公安教育》，2016年第3期。

責編 /王坤娜徐娟（實習）

第二篇：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目標與路徑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目標與路徑

來源： 人民論壇 作者： 王傳宏

【摘要】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是綜合性的、復雜的，宏觀上與國家的政治生態、社會轉型相關，中觀上與地方公安機關維穩壓力、部門利益沖動和績效競爭聯系，微觀上依賴警務信息技術進步。社會轉型背景下，地方公安機關改革需要從警務理念變革、警務體制調整、機制創新和技術革新方面適應國家與社會的安全需求。

問題的提出

2015年，中央通過《關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建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適應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以此提高社會治安治理水平，提升公眾的安全感和對警務活動的滿意度。該《意見》提出了包括完善公安機關管理體制、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創新社會治安治理機制完善和規范執法權力運行機制等在內的七大任務，并推出了100多項具體的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對今后公安機關改革做出了總體的規劃和部署，是指導公安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如何落實這些改革舉措是各級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中心任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下，地方公安機關已經開展了大量的警務改革試驗，既有體制上的調整，也有機制上的創新。同時，理論界對警務改革的研究多屬于及時性的回顧與解讀，將研究聚焦于警務活動中的某一環節或領域，對地方公安機關改革缺乏總體上的發掘和深度研究。而研究警務改革必須綜合考量其現實的需要和最終的目標，探索其合理化的路徑，構建一個總體的框架。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動因

警務改革動因是綜合性的、復雜的，宏觀上與國家的政治生態、社會轉型有著密切的關系，中觀上與地方公安機關維穩壓力、部門利益沖動和績效競爭有緊密聯系，微觀上與警務信息技術進步有實際聯系。

宏觀上，國家政治統治方式變遷是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主要動力。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工作變遷，其政治統治特性十分明顯，這與我國國家政體和政權結構具有密切關系。正如有學者指出，任何國家政府的管理職能總是隨著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政府的管理職能必須與政治生態保持某種一致性。回顧公安機關發展歷史，其中心工作一直圍繞著國家政權穩固和建設展開。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公安機關中心任務是鎮反、平匪、鋤奸、維護新生的人民政權；文革期間，公安機關雖然遭受嚴重沖擊，但依然通過打擊違法犯罪維護基本的社會穩定；改革開放后，公安機關從國家政權的中心工作出發，通過打擊違法犯罪，為經濟建設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從國家政權組織結構形式而言，公安機關屬于國家政權組織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其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與整體國家機關的體制和機制變革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與機制變革往往受到國家頂層設計的影響，與其保持一致。

社會轉型有力推動了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財、物等各生產要素配置，令社會基本處于靜止狀態，人們的行為失范較少。隨著農村土地所有制形式變革、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和分配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鄉村人民公社開始解體，戶籍制度出現松動，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在城市允許單企業破產，自謀職業，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人、財、物等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自由流動。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隨著經濟的發展，由于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貧富差距加大，違法犯罪率快速上升，而城市建設和企業大規模發展帶來的征地、拆遷以及環境污染問題，造成社會矛盾不斷累積，群體性上訪、極端暴力事件和治安事件頻發、高發，給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迅速上升的社會矛盾和違法犯罪案件對地方公安機關傳統的警務體制和機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為了應對工作難題，各地公安機關開始建立應急警務機制，以情報信息和問題為導向，建立警務研判機制。此外，警務工作開始向基層拓展，大力推進社區警務戰略，建立警民溝通機制，爭取通過基層社區警務化解社會矛盾。因而，社會轉型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催生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

中觀上，由于“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地方公安機關既要回應本級政府的維穩壓力，還要從部門利益出發，解決警力不足、職級待遇低的問題，面臨著同級地方公安機關的績效競爭。

一方面，囿于公安機關的管理體制，地方公安機關人事決策與財務權限掌控在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手中，而且新世紀以來國家對地方黨委政府政績考核中，維穩實行一票否決制，而維穩的壓力主要落在地方公安機關頭上。公安機關為了維穩，將其警務機制和工作重心進行了局部調整。另一方面，公安機關作為行政主體，具有“理性經濟人”的特性，迫切希望部門自身發展得到滿足，增加職級待遇，提升警務效能。因而，從地方公安機關自身邏輯出發，如何回應政府維穩要求，維護和提升部門利益，并能夠在績效考核中取得較好成績成為其工作的重要考量。

微觀上，警務信息技術進步是警務機制改革的重要推力。職業警察初創期，警務技術落后，警用器械裝備簡陋，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主要依靠人力。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現代科技的發展，警務技術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對警務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推動著警務工作機制不斷變革。隨著技術革新，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犯罪出現智能化、信息化等特點，迫使公安機關不得不大力推廣新興技術，以更好地應對違法犯罪。如110報警制度建立、勤務指揮系統建立、“金盾工程”實施、網絡安全警種設立、“天網”工程的實施及區域警務協作制度的建立都與警務技術，特別是與警務信息技術的發展關系密切。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目標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方向在于探尋一條符合地方實際的治安治理道路，構建一整套符合地方實際的現代警務體系。現代警務體系是以市場經濟和法治公安為前提，以警務體制協調和警務機制高效為支撐，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依托，以公眾社會為基礎，合力預防和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形成的多方參與、結構合理，運轉協調的體系。

現代警務的構建與我國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公安構建這一宏觀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首先，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快速積累，違法犯罪急劇上升迫使地方公安機關形成高效的警務運行機制，提升社會管理水平與執法能力，提升公眾的安全感。

其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體上要求構建現代警務制度。從治理理論出發，警務屬于公共事務，并非警察的事務，而是一個秩序維護活動。現代警務要求國家和社會合作維護社會秩序，公安機關作為專業化的預防和打擊犯罪的機構，其主要任務在于主導治安秩序維護的進程，動員公眾參與治安秩序維護活動，而非一力承擔這些事務。這就要求在警務機制設計過程中，注重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參與到警務活動中，為公共安全產品的供給提供多種渠道。

最后，法治公安建設要求公安機關必須推進法治建設，堅定執法規范化的道路，這是現代警務的本質要求。從這一要求出發，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必須要對警察權力重新分配并予以規范，其基本價值取向應當是尋求警察權的規范行使與社會控制有效性之間的平衡。

總之，現代警務是一整套的警務理念、制度和器物的有機組合，是警務工作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邏輯展開，既要回應構建現代國家的關切，同時要與整體社會轉型相適應，還要在體制和機制上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路徑

構建現代警務，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革新警務理念，其次應當理順警務體制和機制，最后是加快警務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地方公安機關的警務改革必須從這三個方面出發： 首先，要革新警務理念。構建現代警務，必須在理念上樹立現代警務的思維。現代警務是以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為基礎的，其終極目的在于通過法治的方式維護治安秩序，提升公眾安全感，更好保護人權。在我國，傳統的管制型的警務思維模式是防范一切，甚至將國家與社會對立，對社會處處設防。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潛力被激活，國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如果還秉承傳統的警務思維和理念，顯然與時代發展趨勢悖逆。市場經濟的法制性要求建立法治國家，構建基本的人權和產權保護制度，形成現代的國家治理模式。循此觀點，地方警務改革的基本路徑是革新警務理念，將人權保護和法治公安構建結合起來，從公眾的安全需求出發除舊布新，這也是任何一項現代行政體制改革的應有之意，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基于此，地方公安機關在警務改革中，必須明確警察權力的邊界和范圍，規范警察權力的行使，在具體管理和執法過程中，增加法制考核與監督，將規范執法和保障安全結合起來，更好地服務公眾。

從國家關于警務改革的整體思路看，特別強調要“提高公安機關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從政策上、制度上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便民新舉措，提升人民群眾的滿意度。”這說明，國家頂層設計已經將現代警務的理念納入其中，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要與這一理念適應，結合地方實際，推出更多相應的便民服務措施，提高公眾滿意度。警務工作還要摒棄對整體社會設防的舊思維，樹立大警務格局，從治安治理的理念出發，發動社會參與到警務工作中，重視社會組織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創新公安工作的群眾路線，培養公眾社會責任和安全意識。

其次，要構建適合現代警務需求的警務體制和機制。從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和機制的試錯性改革可以看出，其改革遇到了多重阻力，極容易出現反復。警務體制是指公安機關整體行政層級設置、管理權限分工和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在我國主要體現為同級黨委政府對其組成部門的公安機關的組織領導，上級公安機關對下級公安機關的業務指導。這種體制的弊端，集中表現在地方政府違法行政，或是由于發展的沖動所造成的維穩壓力可能直接轉嫁于地方公安機關。實踐中，由于管理體制所限，地方公安機關不得不參與公安部明令禁止的非警務活動，既浪費了大量的警力，耗費了大量的資源，同時造成警民關系惡化。警務機制側重于公安機關內部職能分工，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高效的警務機制其目的在于提升警務運行效率。當前警務機制運行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部門之間溝通不暢，信息難以共享，重復建設導致警力與資源浪費；二是基層警力不足導致的工作困境。在具體分工上，民警傾向于選擇壓力小、待遇好、晉升快的崗位，導致機關成為人員流動的集中地。這使得基層警力不足，工作難以開展。

因此，地方公安機關警務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在于理順管理體制。要加強上級公安機關對下級公安機關事權的控制。因而，在具體改革中，應當通過修訂《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加強省級公安機關的事權，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加強省級公安機關對下級機關財權的控制，地方公安機關考核由上級公安機關和同級地方黨委政府共同實施。通過制度升級，有效緩解地方黨委政府給公安機關攤派的各種非警務活動的壓力，確保公安機關內部的政令暢通。在警務機制改革方面，要結合地方實際，壓縮行政層級，實行職級待遇差別化，引導警力向基層流動。同時，單獨依靠投入方式提升警務活動效率總會出現管理學上所謂的“力有所不逮”的情形，因而，應當向綜合用警和精細化管理要警力，通過內涵式發展提升工作效率，通過情報信息預警判斷，科學布警、精準用警，提升警務的專業化水平。此外，還要通過引導、培訓和監督等方式，將社會力量納入整體警務工作的規劃中，有效彌補警力不足。簡言之，警務機制改革要擺脫傳統的主觀型、經驗型、粗放型、警務運作模式，向警務的專業化和科學化方向前行。

最后，推動科學技術在警務工作中的應用。當前，網絡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了人們思維方式和交往方式，網絡違法犯罪大量滋生并急劇上升，警務工作已不僅局限于實體社會的管理，還要回應虛擬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安全需求。這就要求地方公安機關在警務改革中要主動重視新技術在公安工作中的創新應用，將公安機關的專門管理手段和技術手段相結合，提升現代技術在警務工作中的效用。同時，還要在組織機構管理方面給予回應，如一些地方公安機關成立專門機構開通微博、微信為公眾提供點對面的安全引導與服務，還有一些公安機關結合視頻技術發展成立視頻防控和機構，提高了防控水平和破案的效率。

結語 地方公安機關是警務工作的主陣地，是整個國家警務工作運行的實體，承擔了轉型期違法犯罪治理的重任，是維護國家穩定、社會安全的支柱。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的成效關乎整個公安改革的成敗，其警務運作的實效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公眾的安全感構成直接影響。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在當前公安改革的整體框架下，地方公安機關警務改革應得到更多關注和重視，其在改革過程中的試錯應得到更多支持與諒解，其改革發展的成效應當更多地被認同和推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符合地方實際的治安治理道路，才能真正構建起中國的現代警務。

（作者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第三篇：福建省三明市公安機關把改革農村警務作為加強

福建省三明市公安機關把改革農村警務作為加強“三基”工程建設的重要突破口，在全力推動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傾的同時，擴大派出所工作職能，創新工作方法，有效提升了駕馭控制社會治安局勢和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能力。

一、整合資源，加大投入，增強農村基層所隊實力。一是按照做大做強派出所的要求，改變以往一鄉一所的布局模式，對全市農村派出所進行整合撤并，建立中心派出所，其中撤銷編制機構11個，保留編制機構合署辦公28個，全市基層派出所由原來的158個整編為119個。二是充實警力。派出所警力由831人增至924人，5人以下的派出所由72個減少到21個。同時積極開展機關民警下派鍛煉工作，每年從市局機關下派一批民警到基層所隊，協助基層民警工作。三是是改善派出所基礎設施和工作環境。全市共投入資金400多萬元，為基層派出所配備了一大批機動車、電腦、路障、民警個人防護裝備。四是提高基層民警待遇。部分縣（市、區）派出所所長、指導員和刑偵大隊長解決了高配正科級，派出所副所長和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解決了高配副科級問題。一些縣（市、區）規定農村基層所隊民警每月比城區民警多發100元補貼。明溪縣政府將農村派出所民警崗位津貼300元納入縣財政預算，并決定由所在鄉鎮為農村派出所每年補撥辦公經費不少于2萬元。

二、深化改革，理順機制，提高警務效能。設立農村警務站，推行民警駐村制、巡防制、包片制等警務模式，增強保一方平安的能力。在不設派出所的鄉鎮設立警務站，中心派出所每周派出民警輪流到警務站駐點，警務站民警以常駐的方式接受群眾報警，負責辦理戶口、接待群眾辦事。各地充分利用派出所調整后警力增加的有利條件，集中兵力，對治安復雜的地區開展重點整治，并對派出所民警收集情報信息、實有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和服務群眾等職責任務進行細化分解，制定明確的工作要求和考核標準。在整合撤并周邊鄉鎮派出所的基礎上，實現警力的集中，分別在沙縣、大田、泰寧的基層派出所試行“三隊一室”的警務運行模式，使派出所真正擔負起保一方平安的職能。

三、抓住根本，選準載體，提升基礎業務水平。在全市公安機關開展“千警入萬戶”活動，以此為載體推動全市公安基礎業務工作，鞏固開門大接訪的成果。“千警入萬戶”的重點是做好八項工作：即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及時搜集掌握與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有關的情報信息；開展防范宣傳，推廣安裝防盜設施；做好實有人口登記管理，“以房找人”，摸清房屋出租戶和租住人員、寄宿人員、暫住人員和境外人員底數；加強對高危人群的掌握，對劣跡青少年積極開展幫教活動，預防和減少犯罪；積極物建治安耳目，強化重點控制；加強對出租車、機動車的摸底調查，堵塞銷贓渠道；通過入戶發現逃犯的落腳點，動員逃犯投案自首；虛心征求群眾意見，密切警民關系。各地先后推出了入戶訪查劃定戶數包干法，農村派出所民警駐村入戶法、入戶追逃法、入戶臺帳統一登記法和實行彈性入戶訪查工作制等，并把“千警入萬戶”活動與建設新農村有機結合起來，營造鄉風文明的治安環境。

四、擴大職能，延伸管理，優化服務質量。把110報警服務延伸到廣大農村，同時在農村廣泛開展創“平安鄉鎮”、“平安村”、“平安家庭”活動，積極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整治治安隱患。針對近年來農村交通、火災事故增多等問題，賦予農村派出所部分交通管理和消防管理職能。一是把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任務分解到農村基層派出所，年終把農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情況納入全年工作目標進行考評。二是授予農村派出所部分交通安全管

理權限和消防監督檢查處罰職權，使邊遠地區的交通違法者可以就近接受處理。三是充分利用農村鄉鎮墟日的有利時機，廣泛開展安全宣傳活動。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目標路徑已清晰

收入分配改革目標路徑已清晰 還需拿出有力措施 人民網北京3月5日電（記者 朱書緣）今天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鄭功成第一時間作客人民網解讀“解讀政府工作報告”。談及備受關注的收入分配問題，鄭功成指出，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問題是已經解決，下一步關鍵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來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縮小不同群體的差距，來規范已經失范的分配體系。

鄭功成分析認為，從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是30多年改革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結果。當然其中要包括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鼓勵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傾斜式的政策取向，同時，也和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保障水平很低、沒有對貧富差距進行有力的調節有關系。正因為存在著分配失衡、分配不公、分配失范的現象，所以導致了社會矛盾產生，不同群體之間的心理對抗加劇，并且波及到社會生態，所以，貧富差距在我們國家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我主張要通過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來縮小貧富差距。

鄭功成說，收入分配改革由于它實質上關系到對國家、企業、個人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和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在已經形成了既定的利益格局，并且產生了強勢的路徑依賴的背景下，要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務其實是異常艱巨的，它絕非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藥奏效。于是要在明確目標、路徑的條件下，堅定不移地穩妥推進。

鄭功成認為，從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國務院2月5號出臺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指導意見》看出，改革的目標和路徑問題已經解決了，下一步關鍵是要拿出有力的措施，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縮小不同群體的差距，規范已經失范的分配體系。如果說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公正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是適度的，社會當然一定是安定祥和的，國家的發展也一定是健康的。這應該是我們新一代的領導集體帶領我們一起努力的方向。

第五篇：地方治理法治化困境與路徑

地方治理法治化困境與路徑

2016-01-04 16:24 來源： 人民論壇 作者： 劉 云

【摘要】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環節和重要內容，也是地方治理體系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當前，我國地方治理法治化尚存在治理主體法治意識淡薄、行政職責和權限不清、行政執法不夠規范等問題。只有樹立法治精神、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才能破解地方治理難題，推進地方治理法治化，進而推進地方治理現代化。

【關鍵詞】國家治理 地方治理 法治化

【中圖分類號】DF2

【文獻標識碼】A 法治與國家治理的內在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部署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與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一脈相承，兩次全會高瞻遠矚，系統詮釋了法治與國家治理的內在關系，法治與國家治理具有天然的共生性和統一性。

從價值理念看，法治是現代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現代國家理念的凝聚和反映。首先，作為一種現代國家理念，法治本身蘊含的良法之治、法律至上、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等思想，構成現代國家治理理念和規則體系；法治本身承載的人類對理性、民主、平等、權利以及安全等價值的期待，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追求。其次，法治對國家治理和社會整合的權威引導、激勵裁判、規范約束、共識凝聚等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關鍵因素，由此可見，治理內在地與法治關聯在一起，二者“本質上是兼容的，內容上是互補的，形式上是共生的。”①

從規則體系看，法治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多主體、多中心、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有機系統。”②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治理架構，國家治理體系既要有科學的制度安排，又要形成保證制度和組織體系靈活運行的機制，這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概括來講，法治體系是治理體系的核心，在一定意義上，國家治理體系本質就是法治體系。因此，欲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首先需要推進國家法治體系建設。

從運行機制看，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運行的根本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首先體現為權力體系運行的現代化，實質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如前所述，國家治理體系囊括了執政黨、政府、市場經濟體系、社會組織和公民等眾多治理要素及其這些要素運轉所必須的制度化機制，要理順現代治理體系諸要素之間的關系或保障各要素運轉的制度化，法治是關鍵，這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經驗。

從治理目標看，“善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想目標，善治離不開法治。按照治理理論，“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旨歸的國家治理過程和治理活動。根據俞可平教授的觀點，要達到善治，需要有良法。“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③，可見，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夠防止治理變成劣治和惡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屆四中全會才從戰略高度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關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

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地方治理歷來是國家治理的重點和難點，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治理水平決定著國家治理的水平。可以說，沒有地方治理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國家治理層面的現代化。地方治理現代化離不開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發揮法治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實質是走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道路。所謂地方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地方治理中，將各治理主體的職能定位、權利界限、行動規則及其相互關系的法治化與規范化，并在治理過程中嚴格實施的過程。地方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地方治理的根本保障和根本方式。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障。國家治理現代化客觀上要求運用完善的制度和嚴謹的程序開展治理，杜絕治理中的過度行政化，不能使治理因領導人的意志隨意改變。法治強調制度思維、規則思維和程序思維，為公共權力的行使制定了嚴格的規則和程序，避免了其他治理方式的自由和隨意。從現代治理邏輯看，法治方式更適合國家治理。在國家治理框架下，地方治理則更為復雜，需要化解的矛盾、解決的問題更多。從治理主體上看，地方治理是一種多元主體，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基層自治組織以及公民都是地方治理的主體，這就需要正確處理各治理主體之間的權力界定與利益調節。從治理規則看，地方治理中需要適用更多的規則，才能對復雜多變的地方實踐要求作出積極、有效和靈活的回應；從治理模式上，地方治理需要一種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機制，地方政府需要積極尋求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基層自治組織）、公民等的協作，以解決日趨復雜的社會公共事務。只有這樣，“多元共治”的地方治理秩序和國家治理善治目標才能實現。

地方治理法治化是地方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方式。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地方治理的基本范式。無論從國家治理的歷史，還是從現代治理實踐看，單純的政治方式顯然越來越不適應現代治理的要求，根據國家治理理論，法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指標。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度復雜化，以具體行政命令一事一辦的方法根本不足以應對紛繁復雜的地方事務，只有用法律來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才能形成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狀態。地方治理體系作為一種復雜的規范體系，它的運轉離不開法治的規范和保障。在地方治理中，通過法治的方式將治理主體和利益關系人的權利義務加以規范和明細，在尊重治理主體對政治、經濟、社會共同事務的合意基礎上共同行動，才有助于地方治理的有序化。

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分析

地方法治建設是法治中國建設整體推進的基礎環節。然而，中國地方法治化建設水平還存在各地方法治水平不均衡、立法質量不高、地方領導在治理過程中行政化傾向明顯、公民法治意識不高等有礙地方治理的不足。

地方治理主體法治意識淡薄。在地方治理過程中，對于部分基層干部來說，為實現治理目標和績效，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善于運用權力解決治理問題，把行政手段同法律手段割裂開來，把法律視為開展工作的絆腳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等陋習仍有殘余。不少領導干部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講法、辦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現象，遇到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社會治安、民間糾紛、食品安全等問題，習慣于用“土辦法”解決，用非法治手段追求短期政績，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現象顯然難以滿足地方治理現代化的需要。對于基層群眾來說，法制意識雖有較大提高，但法治觀念淡薄，學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圍不濃，依法維權意識缺乏。在自身合法權利被侵害時，不善于運用法律武器維權，“信訪不信法”、“違法維權”較為普遍，甚至“以暴制暴”、違法犯罪。基層法治意識淡薄顯然是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的，阻礙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進程，不利于地方治理現代化的順利推進。

地方治理中治理主體職能定位和權限不清。首先是央地關系。盡管憲法規定了中央和地方關系要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但這種規定過于原則、籠統和寬泛，不易于操作，在實踐中難免會出現摩擦沖突，不可避免存在中央干預地方事務，地方也常有逾越行為和“變通”做法。其次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長久以來，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甚至直接配置資源；嚴格繁瑣的政府審批程序，妨礙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嚴重影響了市場應有作用的發揮，阻礙地方治理現代化進程。從根本上說，問題的產生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缺乏制度性規定和法治約束。再次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我國的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登記注冊制度實行嚴格的雙重管理體制，即需要在民政部門登記、并由民政部門和業務主管單位共同管理，這無疑限制了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大量社會組織為了獲取合法地位，不得不掛靠相關黨政部門，這又導致社會組織失去獨立的法人地位，結果就是自治性、志愿性的缺失。就公民參與社會事務來看，突出表現就是參與熱情并不高；參與利益取向明顯；參與中的非理性因素、無序化傾向、非責任化傾向明顯，多數參與行為帶有給政府施壓的意味。這樣一種現狀，無疑不利于地方治理中的多方合作治理的實現和推進。地方治理中行政執法不規范。在地方治理中，行政執法問題可以概括為執法不嚴格、執法不規范、執法不文明等三類問題。具體表現為：一是濫用行政職權，部分行政執法主體不執行或違反法律開展執法活動，損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二是違反法定程序，部分行政主體在執法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執法步驟、執法順序、執法形式、執法方式和執法時限等方面的程序違法；三是強制性執法時有發生，一些執法機關往往打著“公共利益”旗號強調加大執法力度，以高壓強權強制執法，這種執法方式激化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甚至導致暴力抗法現象的發生，引發局部社會抗拒現象，嚴重影響著地方治理秩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推進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路徑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權力邊界清晰、職能定位準確的科學治理體系，也是一個多元主體參與的民主治理體系，還是一個嚴格按照法治原則運行的規則治理體系。這樣的治理體系，實質就是運用法治精神引領國家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難題。

踐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地方治理。提高領導干部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黨的十八大對領導干部的基本要求。那么，到底該如何踐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地方治理法治化？ 所謂法治思維，就是指以法律規范為基礎的邏輯化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運用法律語詞或法治要求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實質是思維方式的法治化。在地方治理中，各治理主體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應該自覺轉變法治思維，讓法治思維成為地方治理的基本思維方式。在認知判斷上，要自覺運用法治原理初步認識和判斷地方治理中遇到的問題，這是法治思維最基本的要求。在邏輯推理上，要自覺學會運用法治原則、法律規范等對地方治理中的問題進行分析、判斷、推理，并得出結論。在問題解決上，根據前述法律性的分析判斷、綜合推理的基礎上，綜合其他因素，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有效化解地方治理中的問題。在制度建構上，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應該善于總結和提升，在認知判斷、綜合推理、解決問題的實踐中加強制度建構或法律制度改革，從而在更高視野上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

法治思維決定法治方式，人們對法治的認同和尊崇，必然會內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種運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就是法治方式。在地方治理中，領導干部要自覺樹立法律思維，轉變法治方式，讓法治成為地方治理的基本推進方式。運用法治方式提升治理能力，需要對法治方式有正確的理解和運用。一是樹立科學的權力觀，領導干部要避免把權力絕對化，摒棄“法治是政治的手段”的觀點，正確處理權力和法治的關系，自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二是其他社會組織和公民在治理過程中防止把“權利絕對化”，不能打著當家作主的旗幟，只享受權利不履行義務，甚至逃避責任。三是各治理主體自覺同關系思維、特權思維、人治思維作斗爭、與法治要求不符的辦事方式作斗爭。四是各級政府要自覺避免運動式執法、運動式治理，以免把法律淪為治理工具，從而導致法治權威受損。

明確治理主體的職責和權限，推進治理合作。一是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動地方治理積極性。關于央地關系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中央來看，需要強化宏觀管理，減少微觀干預、加強地方監管；對地方來說，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維，維護中央權威。實質就是用法律的形式科學確立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和人權。一是職能調整需要得到法治的規范和保障。在這里，需要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職能定位，用法律的形式確定哪些事情屬于中央事權、哪些屬于共同事權、哪些屬于地方事權。二是財稅體制是調整央地關系的關節點。總的要求是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前提下，中央可以適度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的支出責任，亦可通過轉移支付委托地方承擔部分事權，調動地方治理的積極性，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釋放市場活力。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十八屆三中全會也為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地方治理中，一是需要對政府的職能準確定位。政府要做好“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管者、“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者”，增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職能。二是必須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政府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把該放的權放開、放到位，把政府該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三是需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打破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消除市場壁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三是科學推進社會建設，提高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一個具有自治能力的現代社會和具有民主品格的現代公民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關鍵要素。首先，政府需要制定優惠政策，推進社會組織發展，加快社會組織自治能力建設。其次，政府要加快政府職能轉移，把社會組織打造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再次，要建立健全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決策參與制度，發揮社會組織在地方治理中特有的代表社情民意、凝聚社會公眾、引領公民參與的優勢和作用④。加強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維護和諧治理環境。行政執法規范化建設是地方治理法治化的關鍵。一是推進行政執法人員執法資格考試和管理制度。推進行政執法資格考試，考核不合格不予頒發執法資格，不準從事執法活動。二是要樹立規范、公正、理性、文明執法理念，完善執法程序，明確具體操作流程，減少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三是積極推進綜合執法，嘗試在工商質檢、安全生產、交通運輸、食藥安全、公共衛生、城鄉建設、海洋漁業等領域內推行綜合執法，從而減少多頭執法行為。四是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建立責任倒查機制，加強執法監督，懲治執法腐敗現象。

（作者為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注釋】

①蔡文成：“良法和善治：法治視域中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探討》，2015年第4期。

②蔡文成：“改革發展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構”，《行政論壇》，2014年第4期。

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④參見公維友，劉云：“當代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構理路探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責編/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