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企改革如何不讓個人中飽私囊

國企改革如何不讓個人中飽私囊？

2015-09-15

周末，《國企改革方案》與整個社會“不期而遇”。

這份方案孕育的周期很長，劇透和預演的戲份也早已上演。可以想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都會成為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指導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歷史

《方案》下發之前，國企改革已經走過重要的兩步。

第一步，是1980年代末開始的“政企分離”大潮——國企巨頭們從主管部委中分出來，進行獨立的企業化運作，原有部委則只負責業務監管；接下來的一步，則是2003年國資委的成立，專門對國企履行出資人責任，并負責國企的監管。

從形式上看，這兩步改革時很成功的，國企系統實現了政企分離和“寡頭競爭”。很多國企也在這樣的浪潮中扭虧為盈。甚至世界500強中的中國企業名單，隨便拉一拉都是國企的名字。

按說都進了世界500強，利潤和效益也都看得見，為什么還要改？這也是很多此前“觀望”的國企的觀點，認為既然是企業，那么只要是實現了盈利，就不需要進一步進行體制改革了。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著名學者周其仁做了細致的分析。

他認為，企業的帳面利潤并不完全是經濟學范疇的利潤，還可能是企業所占用資源的租金。央企占據的一些稀缺程度極高的資源，給誰占用，都會產生收益，因此并不代表企業的管理、體制完美無缺；同時，部分央企獲得了高額利潤，但所在的市場又不開放準入，這種“關門賺得的利潤”，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并非完全正面。

同時，對于國企來說，其本質上屬于全民，但巨額的帳面利潤卻大部分留存自己支配，沒有在分配上回饋人民。而中石油等窩案則暴露出，擁有天量利潤、資產和無處實際好處的某些央企，還是存在著巨大的尋租空間。

因此，現在搞國企改革，其緊迫性并不亞于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如果當下的盈利國企不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改革，代價將不僅是一個經濟部門的，也是國民經濟全局性的；不但是經濟的，也可能是社會的和政治的。

腐敗

中國的國企，大大小小成千上萬。大家的詬病，很多時候來源于其“獨立王國”的構造，和不為外界所知的操作。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有資產流失”就成了其中最被熱衷的話題。

在島叔的所見所聞里，主要領導人就曾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發問道，上一輪國資改革，“肥了多少人”？因此，在今年的兩會上，習近平說，“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眼中，如何界定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是此輪改革無法回避的政策問題，迫切需要國家出臺更佳詳盡的判定國有資產流失的司法解釋。

比如，我國《企業國有資產法》的規定中，對于關聯交易的“關聯方”的規定，主要還是借鑒了《公司法》和《證券法》的內容，將其界定為“本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近親屬”，以及“這些人員所有或者實際控制的企業”。但是在實踐中，國企的很多關聯交易都是下級向上級領導輸送利益，以謀求政治升遷和保護，而不是和自己控制的公司交易。

今天被媒體熱議的中石油巡視整改報告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報告中，“利益輸送”的第一條如此寫道：“一些領導人員為了個人職務升遷‘靠大樹’，利用權力為他人攫取國家油氣資源打開方便之門”。

中紀委正在刊登今年首輪巡視的單位的整改報告。這一輪專項巡視，對象是26家行業領先的央企國企，涵蓋石油、礦產、鋼鐵、通信、電力等重要領域。每一家，都稱得上“巨頭”。在改革方案發布的同時配發這些“巨無霸”的反腐整改，“治病”＋“開刀”的意味已經非常明確。

癥結

產權結構改革，是國企改革的基礎。過去十幾年中，國企改革的最重要問題，就是產權改革的模糊性、搖擺性。由此，也衍生出國企效率低下、甚至腐敗等問題。

一個小例子就能說明這個問題：公家的水龍頭壞了，水流上幾天幾夜可能都沒有人去管；但這要是擱在自己家，可能早都找人修好了。同樣，喜歡逛超市的島叔也發現，在一些國有超市，員工的工作狀態、貨物的擺放甚至是蔬菜的新鮮程度，很多時候跟國外品牌的便利店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窺一斑見全豹，此之謂也。而從去年起就成為熱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說就是應運而生。

為什么要搞混改？就是為了限制腐敗、提高效率。公司化的基礎是合理的股權結構，這也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當不同利益的股東掌握著公司的最高權力，形成制衡，那么必然可以最大限度根治腐敗，并且提高效率——畢竟，“股東會把自己的錢看好”。

事實上，中國國企推行混合所有制，遠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早。上世紀末開始，就有很多國企在港股、A股甚至是美股上市，引入國外投資者，就是在搞混合所有制。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即便是已經上市的的國企，股東內部也很難形成真正制衡，因為國有股權占大頭的局面很難改變。

因此，一個吊詭的情況就出現了：不僅地方官員習慣性地觀望混改，就連一向嗅覺敏銳的機構投資者，也對混改報以冷淡的態度。

南風窗記者譚保羅如此描寫2014年以來一些地方的混改模式：地方政府和私募基金在一級市場的協議轉讓，私募往往能獲得控股權，然后對地方國企進行“大翻新”，在資產增值后轉手或登陸二級市場，讓股民接盤。這種混改模式，可以讓國資在賬面上獲得可觀的財務回報，但其真正價值卻很難在交易中被發現。因為和二級市場的公開購買相比，“私下”轉讓的交易方式并不透明，缺乏競價機制，這也是高層對當前混改的主要擔憂。

因此，如何把握混合所有制的股權結構尺度，就成為此輪國企改革的關鍵問題。

有觀點認為，需要引入非國有的大股東，最好使非國有大股東單獨持股33.4%以上，或者與其他一致行動人共同持股33.4%以上，這樣的股權結構才稱得上實質性的混合所有制，而此前，通過上市等方式，引入分散性的非國有小股東，只能勉強算是名義性的混合所有制。其改革的方向，則是不斷降低國有股的比例限定，引導國有股份不斷地釋放給社會上的投資者。

同時，除了極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國企可以保持國有全資狀態外，大多數國企可以試探多個國有機構持股的股權多元化。而對于廣大的中小型國企，可以施行所謂多種放活的政策。

透明

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國企反腐，最可行的一條路是交易的透明化。

政企分離之前40年，國企早已形成固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比如，在一些國企內部，每個層級的子公司都有單獨的財務預算，一把手權力極大，人財物權一把抓，但上級卻監督乏力。在此情況下，下級子公司成為腐敗工具，就成了國企高管一套獨特的腐敗邏輯。在現有查處的國企腐敗案中，許多腐敗行為都發生在子公司，而腐敗的主要模式則是由上級“授意”，再有子公司出面，賤賣或高價收購利益相關者的劣質資產，從而達到利益輸送的目的。

一般來說，場外交易的透明度最低，產權交易所稍高，而資本市場最為透明。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樂觀——我國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本身就不完善，特別是對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上還存在很多不足，這就給了“兒孫眾多”的國企以更多的非法關聯交易的機會。

在國資采購領域中，同樣腐敗頻現。有學者就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修改完善《政府采購法》，將國有企業的部分采購納入政府采購范圍進行監管。這樣，國企采購中使用財政性資金進行采購的部分，就可以使用政府采購法，要求充分的競標和信息披露，減少相關領域的腐敗。

“國企改革的關鍵，是公開和透明。”這是今年3月習近平的公開表態，言猶在耳。接下去，這臺大戲勢必還將掀起更大的風暴。

第二篇：國企改革

國企該不該改革，應該怎樣改革，一直是國內經濟學家爭論的熱點話題。面對2012年中國經濟活動的收縮以及國有企業利潤的同比下滑，經濟學家指出新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新的增長機會。如果能通過國企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僅此一項就可以獲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樣的國企改革才能創造出新的增長機會呢？改革的關鍵是什么？該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從國有企業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說起，為什么要進行國企改革，因為國企存在著一系列弊端，阻礙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市場的效率。具體來說，首先是國有產權的原始主體虛置，導致國有產權配置和運行低效率。國有產權無法真正明晰到每一個具體公民的名下，產權的數量和存在狀態對于每一個具體公民即原始主體來說都是“虛置”的，他也就無法，也沒有動力真正去行使、監督他的國有產權。第二，國有產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力合一，導致產權運行行政化。國企國有產權是由國家的各級政府來管理運營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也是政府的特設機構。國有產權被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所把持，形成“部門所有”和“地區所有”，導致條塊分割。各地方、各部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必然人為阻礙國有產權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流動，形成地區封鎖、部門壁壘，由于國有產權幾乎無法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順暢流動，必然造成國企產權結構凝固化、封閉化，進而導致國有資產運行的低效化。第三，國有產權異化為“官員產權”，政企很難真正分開，官員作為國有產權的真實代理人同時也是股東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國有股權的經濟效益，而是政績指標，即其行為是扭曲的。這不僅增大了資源配置的盲目性、隨意性進而低效性，而且，產權與政權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員手中的行政權力在國有產權原始主體（全國公民）監督缺位的情況下變成一種“權力資本”，這就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提供了條件。國企運行中還存在著其他的弊端，包括產權運行的委托—代理鏈條冗長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運營效率低下，國有產權界定不清，缺乏產權激勵與約束功能，一股獨大’，對公司治理績效的損害更為明顯。它使產權多元化的股東制衡機制被極大削弱，導致公司無論從競爭力、靈活性、對中小股東的責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來看，均缺乏與國際企業競爭的實力。

所以，國企改革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迄今為止我國國有企業主要經歷了兩輪大的改革。第一輪從1978 年開始到1989 年，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效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政府對企業的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國有企業經濟責任制、利改稅、廠長負責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輪改革是1992 年由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發起的，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產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股份制、抓大放小、“兩轉”改制(產權與身份轉換)和兼并重組等。改革期間，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郎咸平2004年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矛頭直指格林柯爾掌門人顧雛軍，對其近年來開展的一系列國企并購行動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收購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并由此引發了學界和民間有關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指出顧雛軍利用財務手段，把一些經營困難但生產條件較好的國有企業的賬面虧損做大，然后再低價收購這些企業。一旦收購完成，再利用類似的財務手段，制造“收購后贏利”的假象，從而巧取豪奪了大量國有資產，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認為，權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規不全、國資流失、職工及債權人權益受損已經成為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的攔路虎。在國退民進的改革浪潮中，公平喪失，效率失察，一場正在上演的民資合法侵占國資的狂歡盛宴應該叫停。他們甚至認為，俄羅斯私有化進程教訓正在中國上演。當時很多民眾是支持郎咸平的，認為國企改革應該停止。而我是比較支持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的觀點，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問題，一定要置于市場經濟轉軌的框架下來考慮，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國資流失情緒。國有資產流失等種種問題在個案上成立，但在總量上不成立，種種問題的出現固然有

損社會公平，但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確立的大背景下，國企產權改革不能因噎廢食，改革方向不能簡單否定。另一方面，鑒于上述的國有企業的種種低效率和弊病，國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國企改革中確實存在著一些負面現象：一是國資賤賣；二是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過企業改制來套取銀行資金和進行金融詐騙；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戰略、能力、資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來不錯的國有企業反而給“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效應，以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和被侵吞，確保職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國企產權改革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問題時，決策者應該在充分尊重全體人民意愿的基礎上尋找到國有企業產權變革的最佳途徑。通過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保證國有企業改革不會出現少數人控制的局面。在產權變動問題上，不能僅僅是通過少數人的內部交易方式剝奪絕大部分人長期積累的基本財產。

國企改革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改革動力不足。大多數國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會主動改革，因為國有企業，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經成為特殊利益集團。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個力量去推動。第一，用政策力量。我們是主張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應該就國有企業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盡快出臺政策，用政策推動；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動，就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把央企的改革、央企產權多樣化的改革作為一屆政府任期內很重要的目標之一；第三，用市場力量去推動，現在國有企業一些獨占經營，壟斷的領域，允許民營及其他資本進入。民營資本和其他資本的進入，必然會形成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市場力量。

其次，關于壟斷的問題。凡涉及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國家安全、軍工和具有公用性質的國企一律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確立一套嚴格科學的國企管理模式和架構。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應逐步退出，讓民營企業逐漸發揮其作用。

第三，應該解決產權不明晰，政企不分的問題。盡管2003 年國資委成立以后實際代理了國企產權人的角色，改善了國企的治理結構，并對其管理、激勵和決策體制進行了規范。但是，這些并未徹底改變國有企業“產權人不清”的弊端。國資委作為國有企業的股東，其實是扮演“股東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國有企業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誰? 并不明朗。實際上在國有企業中實現的公司治理機制一直是一種內部人控制和黨政機關行政干預的混合物。當前重要的是加強董事會建設和“政企分開”;而在管理層為防止“內部人控制”、國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點是多方加強對經營管理層的約束和監管，切實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層問責機制。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國資的出資人代表（國有股的股東代表），對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要理性推進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必須分離目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行政管理者與“出資人”的雙重職能，消除其角色沖突，明確其角色定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宏觀的行政管理者，而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作為出資人。國資委要破解當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難題的關鍵是設立監管的中間層———國資運營平臺公司。國資運營平臺公司是國有資本的運營機構，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它處于政府與市場的“界面”，是實現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最重要的“節點” 國資運營平臺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資產處置、整合重組和投資管理。這個平臺可以貫徹國家對國有資本“進”和“退”、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政策，體現政府意志，而經營運作的操作應按市場方式，遵循市場規則。

最后，應該注意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由于改革的內外部條件是變化的，有關的政策也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調整，因此，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在最初階段或者說近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是非公共領域和半公共領域企業、較小的企業、經營一般甚至較差的企業、地方企業、國有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孫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長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則是公共領域的企業主要是其非關鍵和非核心環節的企業、特大型或航母型企業、優勢企業、央企、國家絕對和相對控股公司、集團（母）公司。

國企改革，需要打破壟斷，給民營經濟一片更廣闊天地，并且實現利益再分配，讓國企的股東——老百姓能夠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處。改革的過程也許不會那么順利，但重要的是社會形成共識，將改革繼續向前推

第三篇：國企改革

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有人問我，您認為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誰是比較成功的？

我說：中國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

一、我們可以宏觀的從鐵路運輸企業內部改革的情況講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國家部屬級大型國企中，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業內部的國有企業。主要表現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鐵路運輸價格一直按照國務院要求，保持著行業的最低運輸價格。為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行業性“犧牲”和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2、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以減少行業行政管理組織機構為中心開展的。過去由10個分局管理的一個鐵路局，現在變成了由一個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減少行政管理組織機構十分之九。同時極大的適應了鐵路運輸生產發展高度集成性的現代化要求。

3、鐵路運輸改革沒有按照原定的市場化三分改革方案運作。而是按照適應鐵路運輸行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實行了行業高度現代化、集成性、整體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過最大限度的減少企業成本和調整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

所以說，中國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改革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國企改革。當然從各行業比較的角度講，鐵路運輸行業職工吃了很多的“虧”。因為現在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電力行業少近一半左右。

二、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我們可以從各行業國企改革狀況上講一些主要的參考性原因：

例

1、電力行業。電力行業是在原有的區域管理模式基礎上按照產供銷分離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不但沒有有效的相對的降低電力成本，反而使我國電價超前持續走高。同屬壟斷企業，他們的改革的成本卻主要是通過全社會消化。電力企業的各種管理機構不是相對大幅度的減少，而是大幅度上升。電價市場化極高。導致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鐵路運輸行業多近一半左右。

例

2、電信行業。這個行業也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三分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為了形成三分并把鐵路電信系統撥離到電信行業。電信行業本來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集成性的整體性行業?，F在我們教條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實，歐美國家何嘗不想搞統一啊，只是由于他們制度的原因現在還搞不了統一）。而我們有先天的統一條件卻模仿分離。結果是造成我國電信機構重疊，重復建設，資源浪費，成本超高。一個簡單的重復收費問題都不能實現。使電信改革的成本平攤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戶。

例

3、金融行業。金融行業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同行交叉，嚴重制肘，各家銀行都到一個地方開，導致各行成本超高。腐敗嚴重。中小企業貸款難上加難。而這個行業卻在市場經濟中成了“天然”的白領行業。使本來這個我們國家最管用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管理手段，常常是尷尬的失去控制宏觀微觀經濟的金融作用。導致股市、樓市異常發展。極大的影響和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安全。

所以我說，大型國企改革，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一個具有5千年文化的國家。說句笑話，如果讓小布什到中國當總統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們不要教條的學習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東西是沒有可比性的。實踐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實事求是，具

體問題，具體分析。

事實上，什么東西搞市場，什么東西搞計劃，是依據這個東西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們的大型、特大型國企，是我國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適應先進生產關系本來是正確科學合理的?，F在美國人到處搞市場經濟，是想把全世界成為他自己的市場。他們自己國家實質是很有計劃性的經濟。美國人為什么要搞軍事那么大的軍力，他要維護這個市場，所以他要養護一個巨大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們經營世界市場的成本，他要中東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東的穆斯林人按照他們的制度建立國家。誰不聽話他就用武力使你變成阿富汗、伊拉克?，F在他們的國家成本太高啦，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有些養活不起他們啦，他們的內部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啦。注意這可能是世界更危險的時候。因此21世紀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失敗案例：淺談國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膠廠的困惑

1990年，當時的北京橡膠6廠和橡膠7廠合并，注冊為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以下簡稱橡塑廠）。由于生產有污染，1991年，根據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廠開始醞釀搬遷。新廠址在通縣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搬遷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內的北京橡膠5廠的三個車間并入橡膠塑料制品廠。1998年，北京乳膠廠也搬入現在的廠區。因此，目前在同一廠區內，有兩個廠（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北京乳膠廠），還有兩個合資企業。由于這些企業之間的重組工作尚未開始，因而這些企業仍都保留著獨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則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廠長擔任，在行政上是一體?，F任廠長和黨委書記1995年底任職。

當時合資企業注冊時，一香港人出資10萬元，然后該廠給他發了兩批貨，算是還了錢，自己則保留了一個合資企業的殼。另一個中美合資企業是乳膠廠成立的，美方出資11萬美元。當時美方100％包銷產品。一年后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產品銷路在美受到極大影響。但目前這兩個合資企業都不虧損，每年能向廠里返還部分收益。合資企業的人員和母體廠分開。

橡塑廠的總資產為2億元，負債1．4億元，負債率64％。1998年實現銷售收入1．2億元。

經過幾次合并，1990年橡塑廠的職工總數達到2000多人。搬遷過來時有1600多人?，F有在編職工1300人。共有離退休人員1564人，其中離休者19人。橡塑廠的主要產品有再生膠、工業膠板、橡膠滾軸、橡膠粘劑、汽車配件、乳膠手套以及雨鞋和釣魚褲。

合并搬遷中出現失誤

1994年的遷廠，成為了橡塑廠經濟效益出現逆轉的一個關鍵時點。沒搬遷前，橡膠6廠和7廠的經濟效益都還可以，沒有一家虧損企業。

但是，在合并、特別是搬遷過程中，企業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業合并搬遷的指導思想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表現為：

第一，停產搬遷，在整個過程中丟掉了相當部分的市場。從1992年起開始逐步停產，隨建隨停，隨停隨搬，最長停產3－4年。在此期間產品沒有發展，設備、技術沒有更新。

第二，在當時搬遷時，缺乏對搬遷過來的企業如何發展的整體規劃。目前的廠址不是按照未來的產品進行規劃，而是按照工廠廠房搬遷進行設計，搬過來一個廠，就建起了一部分廠房，結果造成廠里廠房和設施布局嚴重不合理，廠區布局和廠房設計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遷時機不合適。當時搬遷的經費主要來自賣地的錢。這些廠子過去都在市區，并且都處于較好的地段。新廠房的最初預算是7000萬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設備的改造和引進。原設想通過土地置換，可獲得相當一部分設備和技術改造資金。但是，由于整個搬遷過程中市場環境的變化，原有的計劃受到很大影響。1990年賣地時，北京市的房地產還沒有變熱，賣地僅賣了1個億。而等到1991年9月開始動工建新廠房后，隨著房地產熱的迅速升溫，建材價格又直線上升，賣地的錢連蓋新廠房還不夠，到最后工程決算時，總費用已高達1．5億元。原來準備進行技術設備改造的錢不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設上，而且，至今5000多萬元的工程建設款尚未與承建公司結清。同時，橡塑廠在搬遷過程中也擠出了部分資金和使用貸款，進行了部分設備的技術引進。但在引進設備中也出現了重大失誤，有些引進設備原本就是國內生產的，出口后又以國外設備進口，結果設備安裝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廠從1993年起開始出現虧損，目前已累積虧損4000多萬元。盡管如此，隨著企業生產能力的逐步恢復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初期虧損迅速增長的勢頭看來現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業逐年減虧：1995年虧損1400萬元，1996虧損1000萬元，1997年虧損500萬元，到1998年實際虧損已下降至400多萬元。橡塑廠1999年制定的指標是力爭不虧損。

橡塑廠并沒有向我們提供企業通常都準備好的一份正式的發展戰略規劃文本。這表現出企業領導人現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處理現期的生產經營問題上，還難以顧及長遠的發展問題。1995年新領導人上任后，連續3年未休息一個雙休日，工作相當辛苦。目前生產經營上的主導思想，是“維持生存，再圖發展”。工作的重點是在現有條件下加快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高附加值新產品的開發。如再生膠過去只有一種，且年生產能力只有6000噸，現已有5種新產品投入生產，設計生產能力1萬噸，并已逐步打開了市場。又如橡膠板過去只能生產窄板，不能適應用戶的需要，現在正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多種規格和性能橡膠板的生產能力。

然而，即使是這些短期的努力和預期，似乎也因政策環境的變動而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于橡膠板生產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進口，但國家現已將這類原料列為嚴格控制進口的商品，結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產的困難。再如，1999年中國開展的打擊走私，使海關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橡塑廠很多原料需進口，一些產品也要擴大出口，但由于海關管制力度的加強在一些技術環節缺乏明確的標準，具體業務人員的處理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從而使本來較順暢的進出口渠道變得障礙很多。

廣開融資渠道希圖擺脫困境

為了改變目前的這種情況，在得不到國家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橡塑廠除了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擴大生產能力外，一直在想辦法開辟多種融資擺脫困境。一個主要的辦法是進行對外合作，現在正在與多家外商，主要是臺灣和澳大利亞的公司進行接觸。如果談判成功，橡塑廠將用部分優良資產與國外公司，或者國內其他企業合資進行重組。用廠方的話說，“就是使一部分資產和人員先突圍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過頭來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終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軍覆沒”。

另一個可能會帶來轉機的情況是，現在北京市化學工業總公司也正在籌劃，將下屬的國有企業組建為輪胎、建材和膠塑制品三個集團。這可能會在組建過程中給橡塑廠的重組帶來新的變數。

盡管我們的調查總在試圖引導橡塑廠領導人更深入地談及企業改革的話題，但他們似乎更多傾訴的是企業當前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和對現體制的怨氣。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說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業背著如此沉重的包袱，幾乎沒有辦法靠自身擺脫困境。例如，如果能夠找到資金，或者由國家注入新的資本金，按所計劃的方案進行設備和技術改造，不僅可以新的產品打開市場，而且，大約只需600名職工即可維持現有的生產能力，勞動生產率會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廠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國有企業制度方面的改革，國有企業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則是改革面臨著各種實際困難和政策障礙，如重組改制難以引入外部資金，銀行債務的清償以及職工問題的處理都難以解決。又如，目前橡膠廠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進行了多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但是，對于富余人員、包括下崗人員的處理，已經遠遠超出了企業能夠解決的范圍。幾乎所有規則都由上面制定，但幾乎所有的責任都由企業來承擔。另如退休職工問題，如果廠里現在不能按期繳納各項保險費，原屬于廠里的1500多名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就會立刻受到影響。

成功案例

享譽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資控股同樣是中華老字號的“桂林花橋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業內有著全國“白方腐乳”領頭羊之稱的桂林花橋腐乳廠，卻是一個舉步維艱的虧損企業。3年過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還是健康成長？日前，記者專程趕到桂林，實地探營有著“桂林三寶”之一美譽的桂林花橋腐乳的發展變化。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總經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廠董事長王家槐(右二)多次親臨桂林，與干部職工研究對策。王致和還從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國、張子平、宋豐江三位同志擔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們與當地干部一起不斷推廣先進的管理理念，推行績效考核和多勞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規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領導班子正在研究企業發展戰略)公司實行“向生產一線、向管理人員傾斜”的工資分配原則，根據不同崗位制訂了三種工資分配形式，有效地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記者在廠里采訪時恰巧是星期天，正趕上工人加班加點，廠內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領導不僅重視產品的外包裝，對公司內部的生活環境也同樣十分關心，他們籌建了職工活動場所、職工書屋，開辦職工之家。從北京來到桂林腐乳公司的總經理白振國堅信，實現桂林花橋腐乳的振興，不僅靠歷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現代人的人心。(圖為花園式的廠區)

為確保有著300多年歷史的桂林花橋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純正，改制后的企業強化產品質量，嚴格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產品實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產品實行檢驗，件件產品放心出廠。

改制3年來，企業不僅實現了扭虧為盈，向地方政府上繳的稅費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萬元，而且企業員工的工資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潤又比去年同期增長4.34％，銷售收入增長4.99％。公司還申請了產品新包裝的版權登記5件，新包裝外觀設計專利3件，對老包裝進行了版權登記保護。如今北京二商集團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為桂林市國資委引以為自豪的國企改制成功案例。該廠生產的“象山腐竹”，與桂林花橋腐乳齊名，在桂林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馳名商標。

第四篇：國企改革征文

新形勢、新任務、新作為

成都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 陳駿杰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過去的30多年，改革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國有企業整體面貌今非昔比。當前，我們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正在步入新的征程。

目前，成都市委、市政府對市屬國企資本優化工作進行了新的部署，要求進一步優化市屬國有資本布局，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自主靈活經營的市場化機制。目的是建設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國家中心城市，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為目標，提升國企市場化資源配置水平和運營效率，不斷增強國有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在國企改革的新形勢下，企業有了新的任務，我們作為國企員工也應該有新的作為。

首先要堅定自己的信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目前，公司正處在轉型發展時期，國企也正值改革時期，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與阻礙。面對各種困難，我們可能就會以各種方式來掩飾自己的膽怯與惰性，長此以往，斗志逐漸消退，熱情逐漸熄滅，縱有鴻鵠之志，亦勢必灰飛煙滅。我們不能因為一點困難，就懈怠自己的工作。我們也應如古人一般，堅守自己的信念，不輕言放棄。

其次要承擔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屬于自己的責任，需要自己去擔當，去完成。我作為公司放款中心的一員，放款中心的工作不管是合同的簽訂還是抵押的辦理，每個步驟都不能馬虎，每一個步驟都關系著公司的利益。當今正直國企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更應堅守職責，改進自己的不足，少一點抱怨，多一點珍惜；“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面對未來未知的挑戰和機遇，只有不斷的學習和充實自己，才能承擔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才能在平凡的崗位上實現自己的價值，才能不畏懼未知的明天。

在做好自我之余還應該傳遞正能量，感染他人，為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氛圍作出自己的貢獻。

憶往昔，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傳遞正能量的堅定踐行者。大禹治水，胼手胝足，三過家門而不入，傳承給我們的是勇挑重擔敢于擔當的正能量；著名學者陳寅恪在國破家亡，流亡他鄉時，依然心存振興國家之夢，為中華留下煌煌大著，為我們傳遞的是嚴謹治學的正能量；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在貧病交加、內外交困之際，依然尋訪荒野之間，為我們傳遞的是執著于建筑事業的正能量；毛澤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給予我們的是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正能量。

看今朝，我該如何在工作中傳遞積極向上正能量，在新形勢下有新作為呢？我的特長是畫畫、設計，我應該發揮好自己的專業特長，通過自己的努力，掌握好公司宣傳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徑，充分展示公司的形象，傳遞正能力。為公司的發展，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2017年9月25日

第五篇：國企改革之路

國企改革之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基本復制了原蘇聯的計劃經濟運營模式，逐步形成并確立了國有國營的企業制度。在此制度下，全民所有制企業被稱為國營企業，也稱國有企業。顧名思義，國營企業就是指由國家具體指政府來直接經營的企業，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公司的方方面面，它不是一個獨立生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只是一個政府機關的附屬物。雖然在建國之初，國企在回復生產和振興國民經濟中發揮力挽狂瀾的作用，可謂功不可沒，但時隔不久，我國的國企也沒能逃掉所有國企的致命硬傷：效率低下和嚴重虧損。改革開放之后，為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和質量，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我國逐步實行國企改革。轉眼國企改革已經歷三十個年頭，經歷了數個階段：從國有國營到放權讓利(1978～1984年)； 政企分開與兩權分離(1985～1992年)； 現代企業制度與抓大放小(1993～2002年)；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2003年以后)。在經過三十年的摸著石頭過河之后，改革進入了深水區，石頭已經不好摸了！鑒于這是整個社會都急需回答的大問題，過于艱深復雜，而作為一個工科生，沒有經過專業的學習與研究，無法發表全面詳實的改革方案，所以我僅就某一點提一下個人的見解，望老師批評指正。

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原理，叫做經濟人假定。我認為這個假定非常符合人們的行為習慣，應當作為我們改革的理論基礎。假定中說，在經濟生活中，任何人都可稱之為經濟人，經濟人都是以盈利為目的，是純粹的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者所追求的都是獲利最大化。為了要達到獲利最大化的目的，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況，一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率；二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不講節約，只講效率，三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率。拿國企來看，對于其中工作的職工，不管是領導還是普通工人，就多數情況而言，是屬于上述的第三種情況，這是國企的痼疾!對于國企而言，國家擁有或稱全民所有，實際上就等于政府所有，普通百姓，公司職工是談不上擁有的。政府作為國家的代理人，打理全民的財富，于是政企牢牢的捆綁在一起。在現實中我們能看到一種令人困惑的現象：一方面政府要求企業走向市場，“不找市長，找市場”；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愿放棄自己已經長期擁有的對企業可以任意干預并從中獲益的特權。因此不論我們從哪個角度試圖解決國企改革難題，都難逃政企難解難分這一根本問題，政企不分，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深化國企改革的制度性障礙。

對于政企難解難分，我認為經典的解釋是“在于兩個制度的難以碰撞上”。

第一是財產制度。按照市場要求，實現政企分開，決不是管理方式轉變的問題，而是財產制度的選擇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政與企分離，國家也采取一些措施，如設立國資局，組建國有資產投資公司等，意在政府與企業之間，設置一道“隔離帶”，把政府與企業分開。這樣做，實踐證明，其結果也都收效甚微。因為綜合部門也是政府機構，權利移交只是權利轉移，并沒有放松對企業的行政性管理。由此可見,政企不分是由國有制的性質決定的，不容改變，也不能改變。所謂“開明的婆婆”,只是適當的放松而已。

第二是政治制度。中國與西方有一個很大的區別：西方國家大都是多黨制，多黨輪流執政。因此，在這種制度或體制下，國企只能屬于國家，而不屬于任何政黨，哪怕是在執政期間，也不能用國企的錢，辦政黨的事，如果辦了，會被叫做“竊國”或“盜國”，要受到法律治裁。黨只能用黨費，或是募捐，還可以自辦企業（即“黨營經濟”）賺錢。而我國不同，我們是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所以我國是當代社會少有的“黨與國聯姻和合二為一的體制”。事實上，政府的企業也是黨的企業，黨、政、企是捆在一起的。其中黨是領導核心，政要對黨負責，企也要對黨、對政負責?，F在要政企分開，首先的問題是黨政關系、黨企關系分開，如果黨企分開，那么何來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呢？

所以說這是根本辦不到的！

雖然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不容動搖，黨企、政企也不可能完全分開，但是我們可以實行適當的放權以增強國企活力和綜合競爭力。具體就是減持國有股，擴大職工持股。其中員工我認為不光是普通職工，還應包括黨委班子里的公司領導。因為如果說企業是政府的，是黨的，那么事實上具體到每個黨員頭上，也是談不上擁有企業的，盡管他們是實際上的公司領導者。

職工持股制度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在西方國家普遍推行，成為企業中一個重要的制度。在我國，職工持股是伴隨著國企股份制改造在8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但后來沒有很好地堅持下去。所以直到如今，在大多數企業中，職工在企業中的地位及其利益卻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實現。其根本原因在于職工沒有在企業的產權結構中擁有一席之地，職工仍然只是勞動者而非所有者，他們只是用自身勞動換取工資，基本沒有獲得任何剩余價值索取權。職工在企業的組織體系中是被看作被管理者和被監督者，因而處于消極和被動的地位，嚴重地影響了職工參與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種狀況顯然與國企改革的最終目的相左。

為了能更好的擴大員工持股，首先應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法律制度，一個完善的全國統一的關于職工持股制度的法律法規是我們現在急缺的。其次，我認為政府對于職工持股不僅在法律上予以鼓勵和肯定，而且在資金上更要予以扶持。畢竟事實是國企領導確實有錢，他們可以較為輕易的購買到一定量的公司股票，但是普通職工的收入就沒有那么可觀了，他們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持。雖然公司的管理在領導，但真正忙碌在一線的是我們的普通職工，他們才是企業的根本！

除了以上兩點外，更重要的是國企的上市模式問題。中國股市這么多年始終不溫不火，我認為原因在于，企業上市的雙軌制。優良的主營的國有的資產不上市，而把附加業務，合資部分搞上市，這樣的股市實在沒什么好炒的。所以未來的企業上市的方向是整體上市，至少要做到主營業務整體上市。競爭性國有大企業最終的體制模式應是一個干干凈凈的上市公司，沒有集團公司、不背存續企業，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運營。這種狀態就徹底實現了國有資產的資本化，流動性非常好，隨時可以調整、也很容易調整。這樣員工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順暢的擁有公司優質資產的股票，并可實現隨時變現。如此職工工作的積極性將得到極大程度的提高。

只要國企改制，就難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對于此問題，一方面在于國有資產管理存在著多重委托代理問題。國資委、財政、稅務、工商等政府部門都應該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負責，但又沒有一個機構或部門能夠真正行使保護國家權益的權利。這被經濟學界人士稱為“國家權益缺位”，它才是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最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司法機關執法不嚴，懲罰失當。國有資產流失從一定程度上來看，是一種利用國家賦予的公權去謀取私利的非法行為。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者，得心應手的玩弄現行制度的缺陷，使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變成擺設；而且“刑不上大夫”的官官相護現象得以延續，猖獗的權力關系網，使他們能夠輕易逃脫法律的懲罰。懲罰是對付違法犯罪與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手段，對于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惡行，懲罰一定要及時，若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日益活躍、猖獗。

所以可以從以下兩點采取行動：一是理清對于國有資產的權責關系，做到具體部門具體負責，并賦予其實權。二是建立國有企業改制責任追究制度各級監察機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其他有關部門，要加強聯系、密切配合，加大對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監督檢查力度。有效合理地整和監管資源，通過重要事項通報制度和重大案件報告制度，以及設立并公布舉報電話和信箱等辦法，及時發現和嚴肅查處國有企業改制中的違紀違法案件。

國企改革，事關國企興衰存亡。歸納30年國企改革之路，可以說改革尚未成功，國企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