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警察之累

警察感覺很累

——誰能為民警減壓

6月13日，縣“兩會”召開的第一天。民警小張比平常更加警惕地在街上巡邏。這幾天，本該是小張與新婚妻子共度蜜月的美好時光，但為確保“兩會”期間的安全，他主動把婚假延后了。

“兩會期間，工作量比平時增加了1/3。他們這種舍小家顧大家的做法，讓大家很感動。”巡警大隊的幾十名民警，不單要負責整個城區的接處警，還要擔負著全縣的機動巡邏、處置突發事件的任務。

公安局一位警官說，去年以來的專項行動比較多，校園周邊治安整治行動、打擊涉槍犯罪的“屠狼”專項行動、“粵安11”專項行動、“開門評警”大走訪活動、掃黑除惡專項行動、“斷源”行動、“清網”??行動一個接一個。一線執勤民警吃飯的時候都很難完完整整吃完。有時剛坐下，還未動筷子，電話一來，人就走了；有時剛扒了兩口，又被派出去了。通過一系列的嚴打整治行動，電白實現了刑事案件發案率下降，破案打擊率上升的目標。但民警很累，還有多位民警在執行任務時受傷。

如今的公安派出所，一個月內每個民警有10天時間連續值班24小時，有時候任務重，沒日沒夜連續工作好幾天。有時候警情多，警力不夠，而且還得保證白天正常的工作：接待群眾、社區警務、偵查破案、出差等。全局從局長到派出所民警，人人都要到第一線。有人以為當警察很威武。其實，許多人不知他們有多苦。他們常常起早貪黑，節假日也經常加班。遇上臨時有通知，不管凌晨5點或深夜12點，穿上制服就出警了。鄉鎮派出所的民警長時間住在所里，對家里照顧更是少。在一些民警家屬主動提出離婚的案件中，家屬抱怨得最多的是工作太亡命，工資又少，整天讓人提心吊膽。

據報道，某市公安系統首次對全體民警進行了一次體檢，結果堪憂：民警約有50%身患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在職民警因公或因病死亡的平均年齡已從8年前的44歲，降至現在的40歲。呼吸系統疾病、胃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等公安職業病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不少民警長期處于亞健康狀態。

去年，全國公安戰線則有492人因公犧牲，6920人因公負傷。這些犧牲的民警，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已先后有9000多名民警為國捐軀，還有十幾萬名民警光榮負傷。

死者長已矣，生者長戚戚。正值年輕力壯，卻英年早逝。他們的離去，留給人們太多的悲痛和深思。他們為何這般辛苦

“現在多元化的社會，人們混亂的價值取向混亂，各種利益矛盾凸顯，加上人、財、物大流動，警力不足，非警務事多，治安壓力大，公安工作要求越來越高，有時群眾還不理解，當公安怎么不累？”一位老民警說。

水東城區為例，隨著城市建設的加快，人口增加了，與10年前相比幾乎番了兩翻。但警力并沒有明顯增加。目前全縣現有民警約580人，輔警300余人，警力約占全縣總人口的萬分之四點五，配置低于萬分之十二的全國平均水平。與北京萬分之三十七，上海萬分之三

十、天津萬分之二十七等數據相差甚遠。其他三個直轄市不僅有龐大的公安隊伍，還有數以萬計的協勤人員員。警力不足，使得大多數民警超負荷工作，造成民警工作壓力大，身體素質下降。不僅如此，個別群眾不斷的騷擾和糾紛還嚴重擠占了警力資源。據縣公安局指揮中心介紹，2010年，110報警臺平均每天接警500余起，其中騷擾電話就有200多起。110、119、122(交警事故現場處置臺)將實行三臺合一后，又與120形成聯動，匪警、火警和交通事故市民都撥打110，任務更重了。而在公安派出所，每位民警平均每年都要處理很多大小糾紛，有的一兩年都難以處理下來。“到法院不但要繳訴訟費，還要講程序，到司法所也要交錢，而且辦事的效果沒有那么大。到派出所不但不要錢，而且速度很快，效果又好。”一位民警苦笑。

公安部對酒、槍、賭、車等作的‘五條禁令’是高壓線，誰都不能碰。另外《內務條令》也得遵守。公安工作要求越來越高，民警不得不給自己加壓。現在的一些公安派出所，特別是一些一級派出所，一定要要符合治安管理、執法辦案、服務群眾等8方面的48條要求。如在服務態度方面，要求群眾對派出所民警服務態度的滿意率達90%以上，所以要求民警每做一件事都謹小慎微。

一位內勤民警說，“他經常熬夜到凌晨三四點，寫不出東西就揪著自己的頭發著急。他打電話跟我們說自己壓力太大，記憶力也衰退了，對不起領導。”

“一位民警長期睡眠質量不好，常夢見犯人跑了，自己受到了嚴厲處罰。我想這與他們大多數覺得公安工作要求高，怕出錯，壓力非常大有關。”一位公安局的政工干部如此說。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樹立了人民公安為人民的良好形象。但一些群眾無理辱罵、亂投訴民警卻不知該怎么辦？2010年，電白縣公安局接到76件對民警的投訴，結果調查屬實的只有5件！民警被亂投訴，心理壓力很大，但又無法追究亂投訴人的責任。”茂名市公安局督查支隊一位民警說。

“群眾對警察的依賴性很高，有事就找警察，他們看到民警或警車，安全感會明顯增加。但有時群眾對公安工作的不理解，讓我們覺得更累。”公安局一位陳姓警官，“說實話，很多同事是因為感情和對這份警察事業的敬畏，才不辭辛勞。”

第二篇：軍訓之累

累

軍訓，誰說不累呢？

離軍訓結束時間還有三四天了，我們原本可以高興才對,但是整個隊列里呈現的是一種恐怖的有氣無力，疲憊。

分列式就像輔導員所說的一樣在于大家的配合，如果能配合好那將是很美的，也是一件漂亮的事情。然而同志們已經顧不上美不美啦，一心只想著休息，能有一秒有一秒的。在這樣一個方陣里，我突然有種感嘆，心有余而力不足。

伴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旋律，我們邁著沉重的步伐，低著頭，苦著臉，多么不愿意地走著，踏著。什么時候變成這樣了，當初的激情呢？或許我們真的累了。

我覺得這本該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即使真覺得那么痛苦，我們應該發揮我們的能力啊。找些快樂的事情分散我們的痛苦。但是在本來走得整齊的正步會因一個人的亂而那么容易亂，一個人的快樂卻沒有那么容易感染別人。

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訴自己，每次都不能愁眉苦臉的，要微笑，或許教管看到我微笑了，他們的心情會好一點，那么同志們的心情也會好一點的吧。可是在這片天地里我這個英雄無用武之地，反而是被他們給感染了，來回幾次我也沒有心情了，怎么能這樣呢。

我們確實是累了，但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就是考驗我們的時候，我們不能再這樣頹廢自己了的。我相信，我們可以走過這一坎的。因為我們是昆明理工大學，現代農業工程學院的學子。

現代農業工程學院

農水111

楊麗英

第三篇：警察職業之感想

警察職業之感想

2010年冬，我參加了湖北省政法干警的考試，在通過重重考驗后，終于光榮的的成為了一名政法干警試點班的學員。從小，我就是在一個警察家庭中成長的，并受到這個職業環境的影響，所以警察這個職業在我心目中是光榮而神圣的，是打擊犯罪和保衛國家和人民的正義之師，成為一名警察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如今夢想要得以實現真正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那么怎樣做好一名合格的警察是我在湖北警官學院這兩年的學習培養期間最重要的任務。

當今社會上，警察雖然是保衛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衛士，但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好，其根本原因是很多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不能夠文明執法，雖然在打擊犯罪的目的上達到了要求，但是往往因為執法過程粗暴，程序混亂，態度惡劣，對人民也造成了傷害，所以不被人民所擁戴是理所當然的，說到底，還是我們警察隊伍的的很多人職業道德素質和個人文明修養不合格。

所以根據前車之鑒，那么提高個人職業道德，和素質是我們成為一名合格的警察的基礎。

首先，從思想方面入手，積極與中國共產黨靠攏，因為只有在思想和信仰上和黨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更好的領會黨在新時期的治國戰略，才能更好的為黨和國家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再是，從個人文明素質修養方面出發，學習文明禮節，根本上提高自身文明素質，多看有關先進個人和先進事跡，從他們身上，往往可以找到對我們今后工作有力的東西，這將為我們今后文明執法打下堅實的基礎。

還有通過2年的養成教育培養。吧業務知識和職業技能學習貫通，要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中總結成功與失敗，把自己真正從一個大學生轉變成一名合格的干警的轉變。

兩年的時光是短暫的，但是需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很多，只有在不段的學習中不斷總結自己，提高自己的各項素質，才能在今后走出學校正式踏上崗位適應它更好的完成任務。做一名警察是不容易的，特別是做一名優秀的警察。只要我們吧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牢記不忘，不怕苦，不怕累，將黨和國家的興榮予以己任，那么，我們所有的政法干警都是優秀的警察！

三大隊一區隊

宋濤100181040

從警先愛警

還記得開學時的第一節課，老師向我們全體學警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么從警？是抱著什么養的心態和動機？”面對老師提出的這個問題，大家齊口同聲說是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安居樂業，從小就想著長大能成為一名警察的夢想。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自己為什么從警，每個人的心態和動機都不一樣。

在如今就業壓力大，大學生不好就業的情況下，考人民警察何嘗不是一個解決就業難的好方法，再加上考公務員，工作相對穩定，這就使很多大學畢業生立志報考人民警察，雖然這與后來大家一口同聲的回答相違背，但是只有先進來，才能實現以后為了國家和人民的事業！

當自己選擇走上從警之路，那么注定這一生不平凡。不管是抱著什么樣的想法，在真正了解到警察的實際工作和背負的使命后，自然會被這個職業的精神和榮耀所折服，會真心投入到公安工作學習中來。

從警先愛警，只有真正熱愛這個職業，才能干好它，而要熱愛這個職業，首先要了解這個職業。

警察背負著保衛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打擊犯罪和黑勢力的任務，是國家的盾牌，是人民的保護傘，警察的工作是光榮而神圣的，有困難找警察，正體現了警察工作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

而做好一名警察，要求非常嚴格，特別是個人素質要求，以前總聽人說起警察執法過程多么的不文明。其實說到底就是個人素質不高。而我們是讀了大學的大學生。素質相對較高，那么在今后的警察工作中，講文明懂禮貌是不能少的。要讓大家看見我們政法干警的素質是不一樣的，我想，要讓警察在群眾心目中的映像改變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光從個人素質方面，還有業務素質和執法能力上面，要邁向一個新臺階。這樣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看法而懷疑警察職業的神圣，我們應該堅信，只是誤解了這個職業！希望永遠是這個職業永遠光輝的本質！只要我們熱愛它，將這個事業做到最好！才能真正體現我們的價值！當我們選擇這個職業的那刻起！我們是幸運的！

第四篇：黨員思想匯報之警察

黨員思想匯報

敬愛的黨支部：

參加特警工作半年以來，自己有所進步，有一定提高，但仍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反思起來，我感到今后要注意從以下三個方面去改進和提高；概括地講，就是要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好業務學習和理論學習的關系，力爭思想理論修養和崗位業務素質的全面提高。雖工作多年，卻總感到還是個新手，還有許多方面要靠自己摸索和熟悉。因此，日常比較注重專業知識及業務技能的學習,政治理論學習方面對比起來就顯得精力不足，投入不夠。為了今后更好地適應崗位工作，我將在這方面予以加強，努力使自己業務技能水平與思想政治素質全面提高。

二是正確處理好辦事速度和辦事質量的關系，力爭辦事高質量、高效率。平常工作比較繁雜，有事就抓緊辦，盡快辦，不積壓，不拖滯。但由于種種原因，辦事難免出現考慮不全或毛糙現象，“欲速則不達”。今后，我要克服困難，力爭做到：凡經手的工作，堅持按程序辦，按規定辦，按領導交辦要求辦；在講求辦事速度的同時，盡可能謹慎過細，力爭準確、周到，不走樣、無疏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辦事效率。

三是正確處理好嚴以律己與團結周圍同事一道進步的 關系，力爭更充分發揮先鋒黨員模范作用。我總是要求自己多干少說，總想用自己埋頭的工作為黨組織增光添彩，不愿特別張揚。在組織的幫助下，我也開始注意做一些群眾工作，但顯然還很欠缺。按照《黨章》要求，以身作則，多做貢獻，還應該“密切聯系群眾，向群眾宣傳黨的主張，遇事同群眾商量，及時向黨反映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群眾的正當利益”。這方面，我做得還不夠，還沒有很好地發揮黨員責任區一分子的先鋒作用。今后，我要特別加強，堅持率先垂范與做好群眾工作的一致性，充分發揮作為一名黨員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和先鋒模范作用。一名黨員，就應該是一面旗幟。

從我成為一名公安特警以來的這段時間里，在組織的關懷和同志們的幫助下，自己各方面都得到進一步鍛煉和提高。在此，我衷心地感謝黨組織，衷心地感謝周圍的同事。

以上是我思想工作情況匯報，如有不到之處請黨支部給予批評指正!

匯報人 蔡玉欣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篇：警察武力之善法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

——論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標準

Proper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Police Use of Force： On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of the Law of Chinese Police Use of Force 作 者： 荊長嶺

作者簡介：

荊長嶺，廣東警官學院 戰術部，廣東 廣州 510232 荊長嶺(1957－)，男，河南鄭州人，廣東警官學院教授、戰術部主任，從事實戰警務指揮研究。

原文出處：

《政法學刊》(廣州)2012年第1期 第5-13頁

內容提要：

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標準由標示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和標示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分級承擔并貫徹。中國警察武力法有：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有機統一、保權與控權有機統一和價值、規范、事實有機統一三個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武力行為克減和多樣化和正當程序四個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上述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則，對系統理解、把握中國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則和構成要件、各種規范的內在關聯性，以及構思未來的、“應然”的中國警察武力立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The justice value criteria are realized by th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justice value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dicating the scale of it.The Law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 embodies the three philosophies,which are the unific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legal justice,the coherence of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and the power of protection,the combination of values,regulation and fact,and the four principles,which are the stipulation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the equivalence of harmful behaviors and the use of force,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and proper procedure of the curbing and reduction of force.It is of grow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related law-making process that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is necessary as of the principles and relations of the 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police use of force.期刊名稱： 《憲法學、行政法學》 復印期號： 2012年08期

關 鍵 詞：

警察武力/正義價值標準/基本理念/基本原則；/police use of force/justice value criteria/fundamental philosophy/fundamental principle

中圖分類號：D9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745(2012)01－0005－09

法治的“善”的本質決定法治應具有正義價值標準。而警察武力法治要實現“善法良治”首先應使警察武力法具有明確的正義價值標準。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欲做引玉之磚，以求高品之作。

一、警察武力法的內涵及現實概況

警察武力法治是一個內涵與外延豐富，且兼顧靜態和動態兩類要素的概念。本文取“法治”關系社會結構狀態的涵義，即“法治”意謂一種社會結構狀態的表述——一種權力與權利結構狀態的表述，故警察武力法治的內涵為：在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人權之間的界限和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限得到合理劃定的狀態下，以法律規束警察武力權力，使之運作既能達到維持、又不損害兩個層面合理狀態的一種追求。警察武力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法對警察武力的統治，因而其首先需要有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這一制度可稱為警察武力法或警察武力法律制度。

法有多種表現形式，“它可以是有組織化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松散體”。[1]45警察武力法不是一部法典或一部法律文件的稱謂，而是基于對警察武力法律制度內容的系統化分析和深入開展理論研究的需要，對處于分散狀態的警察武力法律文本進行有機化整合和范疇性概括后，所得出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的稱謂。“實然”的警察武力法或者稱警察武力立法，是指已有的、各種形式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內容包涵警察使用武力的種類、原則、要件、監督和后果處理等，但實質為警察武力權與人權劃界、警察武力權干預人權的理由、警察武力權行使的正義性。

在法律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推動下，警察武力法也出現了國際和國內的分野。國際警察武力法是相關國際組織制定并向主權國家和特定地區開放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就現有資料來看，一個國際組織的警察武力法文件通常有多個。在聯合國制定的國際法文件中，包涵警察武力內容的就有：《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1955年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聯合國大會1979年12月17日第34/169號決議通過)、《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的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等。因《執法人員行為守則》和《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這兩份文件沒有設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它們屬于通常所說的“軟法”。然而，它們對與維持法律與秩序有關的具體問題提供了有用的指導。

國內警察武力法是主權國家和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地區制定并頒布實行的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的總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警察武力法既可以集中立法——形成警察武力法典，也可以分散立法——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組成的多形式、多層次的警察武力法體系。就現有資料來看，國家或地區的警察武力法以分散立法形式出現的居多。

中國警察武力立法也是以分散形式出現，由多形式、多層次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組成的警察武力法體系。其中，有些警察武力法律規范由法律設定，如《人民警察法》、《人民武裝警察法》和《監獄法》、《槍支管理法》等，有些由行政法規設定，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看守所條例》等，有些由部門規章設定，如《公安機關公務用槍管理使用規定》、《公安單警裝備配備標準》、《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①等。

針對以往的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關于警察使用武力的規定不甚明確，一些公安民警不敢依法使用武力處置違法犯罪或者隨意處置的問題，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發布了《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以下簡稱《公安民警制止違法犯罪操作規程》或《操作規程》)，進一步明確了警察武力的種類和使用的原則、準則、規則(包括對以往法定基本原則的進一步明確和新增加的一些準則、規則)，為公安民警現場依法、及時使用徒手武力、警械武力、武器武力處置違法犯罪提供了更為明確、詳細的法定依據。但就法理而言，《操作規程》并未取代《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地位和內容。在《操作規程》和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均為實行法，使得警察武力規范更加零散甚至沖突的現實情況下，有必要對警察武力法的首要價值——正義價值進行理論論述，以使警察武力規范有一個統帥性、系統性的靈魂。

二、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標準的基本要件

“法治社會的達成，離不開精神的、實體的和形式的三方面要件，該三要件的統一，才有完整意義上的法治。”[2]法治的精神——“它的實質是關于法在與國家和權力交互作用時人們對這一關系所選擇的價值標準和持有的穩定心態。”[2]法治精神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十分豐富和廣泛，人們可以從不同層面和不同角度運用它，但“法的統治的觀念是法治精神的核心”。②

法的統治的觀念追求“善法”和“良治”兩個互相聯系的目標，即通過善法實現良治，有善法才有良治，良治體現善法。“善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所謂法治，首先是指‘善法之治’”[2]。善法表現在人們的觀念和立法、法律解釋上，而良治則是指法的實施的良性狀態和結果。

“法治當中的‘善’，意指益于人的道德準則，在觀念形態上它已轉化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義。法律以正義實現為追求，該法便是善法，舍棄了正義的價值標準，法便是惡法。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使人們在觀念上有了‘法上之法’與‘法下之法’以及‘合法之法’與‘不法之法’之分。正義為法上之法，追之近之為合法之法，去之遠之則為法下之法或不法之法，亦即惡法。”[2]可見，正義的價值標準是區分善法、惡法的唯一標準，也是善法的首要價值標準。因此，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理念——法的基本理念或立法的基本理念——統攝立法、法律解釋和對法律理解的理念，也必然以體現正義的價值標準為首要任務。不過，法的基本理念是以標示正義的價值方向來體現正義價值標準的。

鑒于法的正義價值標準既有方向性又有尺度性，因而居位“法上之法”的正義，從理念走向實體，從抽象走向具體，最終形成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有機統一的法律制度，還需一些標示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居位“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法的基本原則或立法的基本原則將之導入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中。只有如此，居位“法上之法”的正義才能成為穩定性、具體性和操作性的制度規范，才能在法的實施中得到落實。可見，立法的基本原則不同于人們通常日常所說的法律的基本原則——居位“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它是指制定法的規范所體現的基本原則。而立法的基本原則則是對制定法、法律解釋、對法律的理解具有統攝意義的原則。綜上可知，法的正義價值標準要進入到立法、法律解釋和對法律的理解中，應首先由法的基本理念和法的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其做出標示性論述，形成明確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

上述理路對警察武力法治建設具有奠基性、全局性意義。首先，若不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并以論述結論為指引，警察武力立法則可能以惡法理念和惡法原則為指引，使自己成為惡法之治。這一思維對審視中國現實的警察武力立法的“正義品格”，系統構思未來的、“應然”的中國警察武力立法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其次，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極益于系統、準確地把握現實中國警察武力法規范的互相關聯性，建構一個脈絡清晰的法律文本解釋系統，以便警察深入學習、理解和執行法律文本。最后，在中國警察武力法律文本處于散狀甚至沖突的現實情況下，有必要由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兩項基本要件對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做出標示性論述，并以此對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進行梳理和整合，并合理調適其沖突。

三、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

當代法的理念是由多向度、多層次理念構成的理念體系。從當代法的“正義、人權、控權”等基本理念俯瞰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指向，對現實中國警察武力立法的精神內涵進行范疇性概括，可以發現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方向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三個。

(一)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有機統一理念

警察武力正義(或稱為正義性)雖然也是主體問性的正義，但其有特別之處：1)它的主體間性是多元化的，既有國家與社會個體(個人)的主體間性、社會公眾與社會個體(個人)的主體問性，也有社會個體的主體間性，有時幾種主體問性是重疊在一起的；2)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追求的正義，即在主體間發生價值沖突時不得不舍棄特定主體的一些價值才能達到的正義；3)它是以武力方式解決價值沖突的正義，有特定的慘忍性；4)警察既是武力正義的先定者，也是保障者，比喻之，警察在使用武力過程中，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

警察武力正義的特別主體間性要求警察在使用武力時兼顧多元主體的價值需求，對于多元主體的價值需求沖突采取合理的邏輯和標準予以調適，以使價值沖突降至最低限度。警察武力正義的不得已性要求最少使用武力，也就是盡量尋找其他非武力方式解決沖突，不是確實必要不得使用武力。警察武力正義的慘忍性要求盡量降低使用武力的強度。警察武力正義的自我保障性要求使用武力者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用武力的良好素質，承擔相應義務和責任。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只有全面實現上述正義才能視為達到系統化的正義。

上述四個層面的要求均屬警察武力的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在其之下還有警察武力的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即個案的警察武力正義——每一個警察使用武力的社會正義。個案的社會正義存在于個體危害行為、危害主體和警察武力行為三者的關系之中，是具有實際、具體內容的社會正義。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和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是就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的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關系而言的。辯證地說，沒有眾多微觀、具體或特殊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就沒有宏觀、總體意義上的一般社會意義和普遍社會正義，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之中有普遍性一樣。

宏觀、總體意義上的社會正義和微觀、具體或特殊上的社會正義均需警察武力法——這一特殊法律形式予以反映和規制。因為任何“實質”或“內容”都需要通過一定的“形式”反映出來。如此一來，便引出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問題——警察武力法如何反映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才能證明自己也是正義的——警察武力法的形式正義問題。

與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相對應的是警察武力的法律正義或制度正義，是指警察武力在法律表現形式上的正義。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主要是指警察武力在社會結構狀態上的正義，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人權之間的合理界限狀態上和人與人之間權利的合理界限狀態上的正義。相對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它是實質(內容)正義。而警察武力的法律正義是指受警察武力社會正義的內容決定并反映其社會正義內容的法律文本上的正義。相對于警察武力的實質(內容)正義，它是形式正義或者說是實質正義的表現形式。就此而言，警察武力立法上的所有規定，不論其是實體規范確立的權利義務內容還是程序規范確立的程序規則，都屬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反映警察武力實質正義的形式正義及其實踐推行就是警察武力法治。實行警察武力法治就是倡導警察武力的形式正義，通過這種形式正義最終追求社會正義；而不應該脫離形式正義追求社會正義。

但“形式”的東西都只是與“內容”或“實質”相對而言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具有相對性，同一事物，在此時此場合是形式，在彼場合則就成為內容了。警察武力的社會正義一旦被規定在警察武力立法中，成為形式正義，它就會與程序正義相對應。這時警察武力形式正義就成了實體正義。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是以立法和執法為標準所做的劃分。實體正義相當于立法正義，即實體權力(利)與責任(義務)在立法上進行分配的正義，與此相對應的程序正義，是指法律適用或執法階段的正義。“程序正義與法治的關系是：法治是一種強調程序的社會控制方式，在法治的精神內涵中包含著程序正義的追求。”[3]

按照法哲學的基本原理，法律正義(形式正義)是社會正義(實質正義)的反映和法定化，社會正義是法律正義的本體和支柱。任何一部具有正義品格的制定法，其第一位的目標就是千方百計地追求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的有機統一。因此，努力實現警察武力在法律正義和社會正義上的有機統一應成為警察武力法治——警察武力立法的首要理念和首要目標。這不僅是根據法哲學原理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警察武力實踐對警察武力立法的期望所在。如何實現以及實現到什么程度？則取決于警察武力立法對警察武力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本質關系把握的深刻程度，尤其是對警察武力正義模式(價值尺度、要件及其過程)規制的合理化程度。

(二)保權與控權有機統一理念

現代法哲學認為，法律通過確認或授權兩種方式對應兩種價值：法律確認或授予公民權利的價值在于保障自由，法律授予國家權力的價值在于確立秩序，二者同時存在。可見，自由與秩序是一種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的關系，對立的一面只能用統一的法則予以調適，使之達到合理的衡平狀態，不可偏廢。“至善之法，即是衡平價值關系而使價值沖突降至最低限度之法。”[2]

秩序與權利的衡平關系要求權力和權利均需正當運用，也均需用法律適當規制，以防范其作惡犯錯。在人類已經找到的防范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作惡犯錯的諸多理論和方法中，以社會本位為根基的“保權—控權均衡說”具有有機統一性和高度的可接受性。“社會本位由權利本位發展而來，而權利本位事實上是一種個人權利本位。啟蒙運動以來，個人權利立法大大增強了人的積極性，刺激了財富的增長，但極端的個人權利本位也加劇了社會利益的分化，造成社會發生沖突和對抗。于是，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日益成為法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個人權利本位也開始向到社會本位轉移。為了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發展之間建立并保持一種均衡關系，法不得不回歸于社會。由于社會本位與權利本位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所以‘控權’理念不可拋棄，但這種控制的方式應更加靈活，應在權力適用范圍擴大和權能增加、增強的同時加以必要的控制。‘保權—控權均衡說’成為法的核心理念適應了社會本位價值觀的要求。”[4]

警察武力權力與個人權利也是對立統一關系。二者統一的一面表現在：警察在行使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使國家、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得到保障的同時，也使廣大公民和警察的個人權利得到保障；否則，國家、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受到威脅和破壞，廣大公民和警察的個人權利也就會受到威脅和侵犯。二者對立的一面表現在：警察在運用使用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廣大公民、警察的個人權利時，勢必要威脅、縮減、剝奪某些特定人群或個人的一定權利和自由，甚至剝奪這些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

可見，警察武力權具有正價值和負價值，而且正、負價值同時存在于同一個微觀、具體、特殊的使用武力過程中。警察行使武力權力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廣大公民、警察個人權利的價值是正價值；警察行使武力權力威脅、縮減、剝奪某些特定人群或個人的一定權利和自由，甚至剝奪這些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的價值是負價值。為此，聯合國和各國、各地區的警察武力法多以社會本位為根基，遵從“保權—控權均衡”理念，從正當性、必要性、規范性三個方面規制警察行使武力權力，以使警察武力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達到合理的衡平狀態。中國警察武力立法也應如此，且實際上也如此。

(三)價值、規范、事實有機統一理念

任何一個具有優秀品質的制定法都應實現其價值正義、規范正義和事實正義的有機統一。因此，警察武力立法應盡最大努力去把握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規范正義、事實正義的特性、特點以及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并使它們在法律文本上達到有機統一。這一思想本身也是警察武力法的一個理念。

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標示的正義價值方向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標示的正義價值尺度都屬于宏觀的、“應然”的價值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在理論和立法意志上表現為“將然”正義——理論意愿和立法意愿上的正義，在實定法上表現為“已然”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從“將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把警察武力法的正義價值方向和正義價值尺度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過程。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是指警察武力法規范所設定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正義。武力行為正義要達到微觀的、具體的、特殊的“實然”正義，就必須準確把握個案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所應有的“實然”關系正義。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從“將然”走向“已然”，在一定意義上還是把警察武力行為的“實然”正義制成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過程。

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居于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之間，承擔著貫徹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提煉、整合、規制警察武力法的事實正義的雙重任務。在立法上，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和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均是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的先導或淵源，而警察武力法上的事實正義則倒逼著警察武力法的規范正義及其表述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三者之間既存在統一性，也存在矛盾性，因此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轉換關系。正由于三者的矛盾關系，才存在警察武力法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細致的發展過程。

從警察武力法規范的構成要素來看，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事實正義均需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等要素來貫徹或承擔，警察武力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細致的發展過程，在一定意義上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準則、規則等要素科學、嚴謹表述警察武力法的價值正義和事實正義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優化賴于立法技術的支持。

四、標示警察武力法正義價值尺度的基本原則

警察武力法實際包涵著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兩類基本原則，一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二是居位警察武力“法中之法”的基本原則。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即警察武力立法的基本原則——警察武力法的基本原則，它承擔著上承警察武力法的基本理念，下啟警察武力“法中之法”基本原則——警察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則的功能，是對警察武力立法具有全局性指導意義的原則。警察武力“法上之法”的基本原則有以下四個。

(一)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

警察武力法理上的危害行為應是指對國家安全、社會秩序、他人或本人具有危害性，且須由警察使用武力才能預防、制止的行為。危害行為也可稱為使用武力的客體。構成危害行為的要素有三個：一是危害主體、二是危害行為狀態，三是危害結果。危害主體既可以是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他人安全、自身安全(如自殺、自傷等)的人，也可以是危害社會秩序、人的安全的動物。

武力行為即警察的使用武力行為，是指警察為預防、制止危害行為而對危害主體使用有形物理力，以使危害主體服從或喪失危害能力的各種行為手段(包括方式和戰術)和過程。就其要素而言，警察使用武力行為有廣義、中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由武力客體、武力主體和武力手段三個要素組成，中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由武力主體和武力手段兩個要素組成，狹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僅指武力手段。這里取“中義的警察使用武力行為”。

警察武力法貫徹正義價值的首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應作為警察武力法上的危害行為？即法定危害行為；對不同社會危害性的危害行為、不同情形的危害行為以及不同狀態的主體適用什么樣的武力手段才具有正義性？警察武力手段應符合什么樣的規范性條件才具有正義性？這些內容均需警察武力法予以規制，而首先應由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予以說明。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是：1)法定化，即危害行為和武力行為應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規定，不允許警察在實踐中隨意擅斷。2)實定化，即對什么行為是危害行為及其所應具備的要件和對危害主體所使用的武力，包括武力類別、武力行為的要件等都應由法律予以確定。3)明確化，即警察武力法應做到文字清晰，意思確切，不得含糊其辭或模棱兩可。

在理論上，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有絕對和相對之分。絕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是一種嚴格的、不容變通的原則，它要求危害行為和武力行為的法律規定必須是絕對確定的，警察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權力。相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在武力種類、強度和使用程序上，允許警察有一定的選擇權力。即在警察武力法對武力種類作出明文規定的前提下，警察有權根據危害行為的不同情形和危害主體的具體狀態，在法定的武力幅度內選擇確定適當的武力手段。從國際和國家、地區的警察武力立法和警察武力實踐來看，采用相對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的十分普遍。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法定原則具有兩個層面的預期性意義，其一，其以明確、具體、規范的方式告示社會：哪些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將引發警察使用武力以及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使人們通過警察武力法可以預期自己的行為是否可能引發警察對自己使用武力。其二，告知警察：在發生何種危害行為時可以使用何種武力，使用武力應遵守什么樣的行為準則和程序，并在使用武力后承擔什么義務，違法使用武力應承擔什么法律責任。

(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又稱為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適應、均衡或者相稱原則。這些名稱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翻譯的原因或用語上的不同，其并無本質的差異。這一原則的內涵是：危害行為的性質、情節、情形等反映其社會危害性的表現與武力行為之間應具有一定的“相當性”。

第一，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關系具有相對性。關于這一點，是由危害行為的無限性與武力行為的有限性決定的。未來的危害行為，無論是危害行為的種類、情形、主體狀態還是社會危害性程度，現實都無法窮盡和確切地估計。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危害行為具有無限性的特點。相對而言，應對危害行為的武力行為則是有限的。武力行為不僅在種類和手段上是有限的，而且嚴厲性程度也是有限的。因此，企圖在無限的危害行為與有限的武力行為之間尋求一一對應的相當關系，無異于緣木求魚，是徒勞無益的。鑒此，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永遠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而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在現實中，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是以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不相當為參照的，只有在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不平衡狀態中去尋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平衡狀態，才能領悟到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的真諦。

第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具有對應性。關于這一點，是從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性質上來界定的，即從質的方面來講，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要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性質上務必相同或相近。這一觀點意在強調平等性是相當性的一項基本要求，也就是說，對于性質相同的危害行為應當適用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為。

當然，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對應性也不能絕對化。這是因為，即便是性質完全相同的兩種危害行為，但由于它們在行為構成之內、之外的其他因素上存有差異，因此，行為主體所應受的武力行為也可能不盡相同，甚至可以成為阻卻使用特定武力行為的理由。如對兒童、懷孕婦女一般不能使用武器，對老人和身體較弱的婦女不能使用警棍等。然而，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對應性并不能因為有這樣的差異而使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發生畸輕畸重現象合理化。比如，對情形緊急的持槍殺人者僅僅使用胡椒噴劑，而對一般盜竊者則要使用武器。如果這樣的話，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性質上就會相去甚遠，形成極大的反差，警察武力法的公平性就無法體現。而一旦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失去其公平性，那么警察武力法就會淪為純粹的法律工具，既無法建立警察武力法的權威，也無法發揮警察武力法的規范功能。

第三，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表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具有相稱性。關于這一點，是從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應的比例關系上來界定的。即從量的方面來講，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要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比例上務必相稱。武力行為無論是種類抑或強度都具有一定的量的要素，但總的來說危害行為只有輕重、緩急之分，而危害行為的輕重、緩急是比較抽象的概念，要像武力行為那樣量化是很難做到的。這就決定了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在量上的相當也不是絕對的量化，而只能是比例上的相稱。而要實現這種比例上的相稱性，首先必須賴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等級化、合理化和科學化。在這一方面，借鑒美國學者赫希所提出的罪與刑“基的相應性”與“序的相應性”③，可以對不同類型的危害行為界定一個輕重有別的基本的武力行為范圍，同時也為個案的武力行為提供了相應的斟酌空間。其次是在武力行為的適用上，應力求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具體相當。其特點就是在法定武力幅度統一的前提下，充分反映不同危害主體之可受武力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不是片面與危害主體之可受武力性相當的結果，而是危害行為的嚴重性制約之下的個別差異性。因此，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稱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由武力行為適用的一致性來體現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的相當性并非一種個別判斷，而是一種關系反映，即不同危害行為之間的關系、不同危害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同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和結果之間的關系。關于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應性的評價最后是通過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和結果之間的比較來實現的。警察武力法不應存在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之孤立的、個別的、絕對的相當。確切地說，適用武力行為時的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之間的相應性，應當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同警察之間適用武力行為的一致性。即要求不同地區的警察之間、不同機關的警察之間以及同一機關的警察之間對于相同或近似的危害行為作出相同或相近的武力行為決策，而不能存在過分的懸殊。二是同一警察對不同危害行為適用武力行為的一致性。即對于具有相似嚴重性的不同危害行為應該作出相似的武力行為決策，而對于情節差異明顯的不同危害行為應當作出不同武力行為決策。如果對于兩個情節相似的危害行為作出明顯不同的武力行為決策，而對兩個情節明顯有別的危害行為卻作出相同的武力行為決策，則違反了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關系的相當性。

(三)武力行為克減和多樣化原則

危害行為與武力行為相當原則的要旨是根據危害行為的性質、情節、情形等反映其社會危害性的表現將武力行為分為若干等級，反過來，使警察主觀上的使用武力行為有一個客觀對照，并以此規制警察對武力類別、強度、程序的選擇，同時也使之成為警察使用武力行為合法性的一個依據。而武力行為克減原則的內涵則是：在武力行為與危害行為保持一定“相當性”的前提下，應盡量不使用武力、減少使用武力行為或降低武力行為的強度，而且也能達到制止危害行為的目的。因為與其他警察行為相比，警察使用武力行為與人權的關聯性更高、更直接。警察在制止危害行為過程中，即便是較低強度的武力使用，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縮減公民的一定權利和自由；而高強度的武力使用還可能致人重傷、死亡。致人死亡的武力使用如果發生錯誤，事后救濟也無法挽回。

武力行為克減原則勢必提出武力行為多樣化問題，這是危害行為的無限性與武力行為的有限性決定的。從警察使用武力實踐來看，武力行為的種類越少，其局限性就越嚴重，反之，武力行為的種類越多，其局限性就越少。武力行為多樣化的核心是武力裝備的多樣化，而武力裝備多樣化的核心是非殺傷武力裝備的多樣化。只有如此，才能減少使用殺傷類武器的必要性。為此，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第2條要求：各國政府和執法機關應盡可能廣泛地發展一系列手段并用各類武器彈藥裝備執法人員，以便可以在不同情況下有區別地使用武力和火器。這應包括發展供適當情況下使用的非致命但可使抵抗能力喪失的武器，以期不斷擴大對使用可引起死亡或傷害人身的手段的限制。為了相同目的，執法人員還應可以配備自衛設備，例如盾牌、鋼盔、防彈服和防彈運輸工具，以便減少使用任何種類的武器的必要性。

(四)正當程序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來自外國法，更為準確地說應為“正當法律過程”[5]。“但對于什么是正當法律過程、正當法律過程在制度上應當具備哪些要件等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都不甚明了。從法院適用正當程序條款的實際情況看，該條款具有一定的‘彈性’，但不論是法院還是學界都認為，這種‘彈性’只有在確立了一種穩固的、包含價值導向的基礎作為原則性要求時，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種原則的‘彈性’并不是靈活性，而不過是恣意或反復無常的代名詞。因此，對正當法律過程的考察，必須將其基本原則與精神作為重點。”[5]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加重了警察使用武力過程條款在警察武力法中的分量。就警察使用武力過程條款的精神與實踐來看，正當法律過程條款實質上對警察使用武力行為施加了兩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當過程”和“實體的正當過程”。實體的正當過程是指當警察使用武力威脅、縮減、剝奪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時，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證明其行為的必要性。換言之，實體性正當過程要求警察必須為其使用武力行為提供正當化的理由。程序性正當過程是指警察在使用武力威脅、縮減、剝奪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時，必須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換言之，程序的正當過程對警察行使武力權行為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警察使用武力過程在程序上必須滿足最低限度的正義。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在制定《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時就已經對警察使用武器設置了較為嚴格的法定程序。1996年1月8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對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均規定了相應程序。公安部于2010年1月27日發布施行的《公安民警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分別規定了徒手制止、使用警械制止、使用武器制止三種武力手段的具體程序。通常情況下，警察事先均應履行表明身份、出示執法證件、口頭制止(警告或命令)程序，且“經警告無效的”才可以實施這三種武力手段。這些規定凸顯了正當程序在警察武力使用過程中的法律地位，也體現了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

收稿日期：2011－12－23

注釋：

①1999年1月5日，我國組建了海關緝私警察。2000年7月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的決定。該決定明確規定：“國家在海關總署設立專門偵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機構，配備專職緝私警察，負責對其管轄的走私犯罪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此后，《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適用于海關緝私警察。

②這種觀念不同于政治學上所說的階級統治。階級統治的觀點不承認統治階級再接受其他主體的統治，而法的統治的觀點，則把法作為主體，而把社會所有人作客體。見徐顯明：《論“法治”構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則及觀念》，《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③依赫希所言，基的相應性是這樣一項要求，即刑罰的絕對水平與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之間應該保持一種合理的比例。序的相應性是這樣一項要求，即刑罰的嚴厲性的分級應該反映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的分級。刑罰在幅度上應該被排序，以便其相關的嚴厲性與行為的相對的應受譴責性相適應。見李永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內涵解讀》，《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原文參考文獻：

[1]羅杰·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2]徐顯明．論“法治”構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則及觀念[J].法學研究，1996,(3).? [3]孫笑俠．法的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5).? [4]王振宇．行政法核心理念與制度變遷[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