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課—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當代中國，身處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正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 “四中全會《決定》”），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鄧小平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開拓者

鄧小平是新時期也是歷史上黨的領導人中最先提出“法治”的領導人。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友人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時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

提出“法治”意味深長：其一，任何人，包括具有最高行政權力的人，或者制定、執行法律的人，都必須接受“法”的“治理”，不能置身于法外，更不能凌駕于法之上；其二，任何人，都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實行“法治”，表明“法”具有至上性。鄧小平要求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僅要由人來制定，同時還由人來貫徹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法治”是離不開“人治”的。法治是需要許許多多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來付諸實踐的。新時期，鄧小平的法治思想，具體體現在他十分重視法制建設上。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中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979年6月在會見日本友人時說：“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強調指出：“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會后也絕不允許有任何動搖。”

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開始抓法制，沒有法制不行。”“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

習近平依法治國繼往開來

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方面，都有自己的貢獻。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習近平還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厲行法治，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不斷推進各項治國理政活動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政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他在講到維穩和維權的關系時說：要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要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習近平強調說：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他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違反法定程序干預司法的登記備案通報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紀檢工作中的制度建設問題。他說，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民主集中制、黨內組織生活制度等黨的組織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須嚴格執行。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都要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要切實執行組織紀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級黨組織要敢抓敢管，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四中全會是走向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目標的提出始于黨的十五大。其后，黨領導全國人民堅定不移地向這一目標前進。在走向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一座里程碑。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雖然“依法治國”提出已近二十年，但是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從實踐層面來看，四中全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明確了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以制度建設為突破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四中全會就是一次法制建設的會議。其要者有：

第一，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方面。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法治權威能不能樹立起來，首先要看憲法有沒有權威。全會提出：“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四中全會《決定》規定：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此舉有利于彰顯憲法權威，增強公職人員憲法觀念，激勵公職人員忠于和維護憲法，也有利于在全社會增強憲法意識，樹立憲法權威。

第二，完善立法體制方面。提出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健全法律法規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見制度，完善立法項目征集和論證制度。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

第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創新適應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

第四，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除了提出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四大基本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民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外，還提出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完善選舉制度，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制度。

第五，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尋租空間；健全依法決策機制，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推行政府法治顧問制度，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嚴格執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合理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理制度；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歷史檢驗。

第七，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方面。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以其在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的標志性貢獻，奠定其在黨的歷史上的地位。

第二篇：中國法治的里程碑

馬懷德 劉莘

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公布，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行政訴訟的實踐和理論都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這些成就反映在立法、執法、司法及理論研究、人們的思想觀念等諸方面。隨著行政訴訟法及配套法律、法規的實施，人們觀念的改變，執法、司法水平的提高，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一個有著美好前景的法治時代正向我們走來。

一、實踐上的成就

（一）立法方面

1.促進配套規范的完備

行政訴訟法是人民法院審判行政案件的具體操作規程。但僅有行政訴訟法，行政審判制度的運作仍有一定困難，因此實施行政訴訟法還須某些配套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的出臺。1990年10月29日最高檢察院公布實施《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暫行規定》，使行政訴訟法關于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活動實施審判監督的原則規定，成為便于操作、執行的具體規則。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復議條例》，也屬于行政訴訟法的配套法規。因為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以當事人的自由選擇“復議”或“訴訟”為原則。以法律規定必經復議程序為例外，除當事人選擇徑行起訴情況外，行政復議成為行政訴訟的先行程序。因此，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具體銜接，行政復議配合行政訴訟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都是行政復議條例應予解決的問題。而行政復議條例的公布施行，不僅解決了上述問題，而且在行政法制建設中建立起中國的行政復議制度，對推動中國整體行政執法水平的作用不可低估。1991年7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針對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出現的普遍性問題做出的司法解釋。其內容涉及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期間、訴訟費用、涉外行政訴訟等一系列貫徹實施行政訴訟法必須予以界定或解釋的問題。這一司法解釋的公布實施，使原來模糊不清的問題得以澄清，界限不明的問題得到界說。為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受理審判行政案件掃清了障礙。

行政訴訟法的實施，給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開辟了一條糾正行政機關違法行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道路。盡管行政訴訟法列專章規定了行政“侵權賠償責任”，但“即使充分適用現有條款也無法解決執行行政職務中的所有賠償問題”，①所以《國家賠償法》的制定，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行政訴訟法的合理延伸，使違法行政行為不僅在形式上予以撤銷或改變，而且這種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得以實質上的彌補、賠償。1995年1月25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也是相應的配套法規之一。2.推動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

行政訴訟法第一次使行政機關行為的合法性成為人民法院的審查對象，成為公民可以質疑的對象。從而使衡量行政行為有了一個明確的標準。即以是否合法作為衡量行政行為的標準，由此提出合法行政行為的要件。用這些標準來衡量現有行政行為。暴露出許多問題，歸納起來是兩類問題：缺乏約束、制約行政行為的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這種實際的社會需要促進立法機關加快立法步伐，在規范行政行為方面，頒布了《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草案亦在起草過程中，立法法規范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也規范行政機關制定規范的行為；還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許可法等的起草制定，也正成為立法計劃的題中之議。可以說正是行政訴訟法的實施，使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意識到規范行政行為的重要意義，從而使把有關行政行為的立法提上議事日程。

（二）依法行政方面 1.行政機關主動清理法規、規章及其它規范性文件

行政訴訟法實施前，由于行政機關意識到當被告的可能性，各部門、各地方紛紛自行清理作為執法依據的法規、規章及規范規范性文件。1990年8月國務院法制局通知要求各地為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做好準備工作；要進一步抓緊進行規章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清理工作。各地要盡快對自己制定的規章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礎上對各種有問題的規章做出相應的處理。②在國務院的部署下，各地紛紛清理自己制定的規章或規范性文件，如廣州海關，為貫徹行政訴訟法，清理1987年《海關法》實施以來“關”、“處”二級規范性文件500多件，作廢了其中一些沒有相應依據、執法中問題較多或內部掌握的業務規范性文件，對依據不足或沒依據，但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加以修訂完善。③事實上，對規章或規范性文件的清理結果，務部門有了法律、法規或規章匯編，各地方也有了法律、法規或規章匯編。自此法規清理便成為一項經常性工作，行政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文件之初，開始重視避免與上位階規范的矛盾沖突，以及同等效力規范之間的矛盾沖突。1990年2月28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法律、法規、規章備案規定》也是為了維護法制統一，減少規范之間矛盾突而制定的。2.政府大批培訓政府法制干部

行政訴訟法實施前，為了應訴的需要，各級各地行政機關都程度不同地對自己的法制干部進行了有關培訓。其中影響最大、最有計劃、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是國務院法制局與中國 政法大學合辦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訓班”。從行政訴訟法公布后，三年時間里培訓了所有省級機關、計劃單列市機關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訓從依法行政的原理講起，直到行政訴訟的具體制度、條款分析。由于這個培訓班目標明確，針對性強，學員學習吸收非常快，所以每期培訓班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這些具有行政法意識，了解行政訴訟意義的干部，就象一粒粒種子播撤在全國各級各地行政機關之中，催化了行政機關的守法執法意識。這類培訓對于行政機關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識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3.政府法制機構和復議機構普遍設立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政府法制機構建設有了較大發展，尤其是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后，地方各級政府法制機構的建立發展較快，據計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普遍設立了法制機構，或至少有專人負責。政府法制機構是帶有綜合性、整體性的機構，負有行政執法監督檢查，審查本級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為并向其報告是否合法或適當，承辦本級人民政府的行政復議工作及應訴工作等職責。④政府法制機構的普遍建立，以及它們推行上述工作結果，必然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行政訴訟大大推動了復議工作，《行政復議條例》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地建立復議機構。據計省市政府的綜合部門都已設有行政復議機構，大部分區縣級政府也在政府法制機構中設立復議機構或復議人員。5.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樹立依法行政的觀念

行政機關這方面意識的變化，首先體現在是否抗拒當被告這一問題上。在起草行政訴訟法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最初許多行政機關表示不能當被告，只可當應訴人。實際上不愿當被告源于幾十年來法院是無階級專政的工具、刀把子的觀念，人們習慣于把法僅僅視為刑法，被告就似乎成了有罪人的代名詞。但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民商法體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尤其是行政訴訟法實施前后的討論推動工作，行政機關中的許多有識之士已越來越認識到行政訴訟的意義，有的行政機關首長表示，行政機關當被告說明我國的法制有了長足進步，為此我愿當被告，和老百姓平起平坐打官司。

其次，行政機關開始接受敗訴結果。敗訴是行政機關對行政訴訟的第二大顧慮。似乎敗訴后就沒有足夠權威繼續從事相應的行政管理工作了。實際上還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崇，但事實上，行政機關幾乎沒有對抗敗訴結果的。即使是敗訴，行政機關還是服從判決的。當然并不說就解決了一切這方面的問題，行政機關請“有權者”出面干預審判，同樣是為了避免敗訴的結果。所以學術界有人呼吁，不僅要正面宣傳，使行政機關接受，而且要有制裁干預的措施，如對嚴重者判刑，從相反的方向促使行政機關真正接受人民法院的監督。

第三，行政機關開始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識，這是實施行政訴訟法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從我國改革開放始，對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曾有過不小的爭論。后來依法治國漸成為不言自明的公論，而隨著行政訴訟法的制定、宣傳及實施，作為依法治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依法行政已為行政機關所接受。計劃經濟也可稱為命令經濟，在轉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法治建設、立法注重彌補過去民商法的不足，但是由于我國是自上而下的建立市場經濟的，行政對企業或其它市場主體無所不在的指導、命令權、轉為在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方面發揮作用，政府仍要干預經濟，但是在有限、有度的范圍內進行。所以市場經濟的建立，民主法制的推進，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行政法治。行政法治建不起來，中國的法治是沒有希望的。市場經濟的建立也會延遲，在這個意義上，行政機關接受并開始提出依法行政的活動準則，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然從接受、倡導到真正實現，還須行政機關乃至全黨全社會的努力，但畢竟是朝這個方向前進。這方面的具體體現很多，例如法律、法規、規章實施情況的報告制度，重大具體行政行為的備案制度，行政執法檢查制度，重大行政執法問題的監督辦制度的建立都說明，依法行政是從專家的口號開始成為行政機關辦事的最重要的準則。

（三）審判成就

1990年10月1日行政訴訟法開始實施，至1995年6月，全國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行政案件141949件。案件涉及土地、公安、城建、工商、環保、物價、金融、海關、林業、礦產、稅務、技術監督等40多個行政管理領域。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一審行政案件136000件，原告勝訴率占37.73%，達到51362件。其中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違法具體行政行為的24933件；占結案總數18.36%，判決變更顯失公正具體行政行為的2149件，占結案總數1.58%；被告在訴訟過程中改變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原告因此申請撤訴，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的24220件，占結案數的17.79%。

第三篇：十八屆四中全會法治中國建設的里程碑

敬愛的黨支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會議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歷數近年來的“四中全會”，黨建向來是主角，黨的中央全會也從未專門聚焦法治話題，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定題，意義和影響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同一天，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接受調查的消息也公布于世。中央鐵腕治腐、依法懲腐的決心，打碎了一些人謀求法外特權的僥幸，廓清了諸如“刑不上常委”、“選擇性執法”、“象征性反腐”之類的傳言，這無異于是法治進步的最好說明。黨紀國法面前人人平等、黨紀國法權威不容侵犯，領導干部知法護法，奉法守法，法治原則才能得到保障。“打虎”不是終點，法治昌明的政治生態才是真正的目標。

依法治國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啟超就曾發出過中國何時可以建成法治國家的歷史之問。百年來，無論憲政進程，還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權民生，無不歷經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終遮不住正義的光芒，人民對法治的孜孜追求從不曾放棄或泯滅。改革開放以來，撥云見日的中國終于行進到了法治建設的快車道上。

從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關系，“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到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和進步，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不僅早已是全社會共識，更成為執政黨一貫、既定的方針和目標。

要看到，雖然法律體系已經建構起來，無法可依的問題得到紓解，但“紙面上的法律”變成“行動中的法律”，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是經濟發展領域，還是社會治理領域，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并沒有得到很好實現;一些領導干部目無法紀、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問題，亟需依法依規予以懲處;政法干部的自身隊伍建設，也有待加強。

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治的目標，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實現。依法治國，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因為這樣，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也確定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改革任務。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必將以此為依據為今后一段時期的法治建設描繪具體清晰的路線圖。

一個歷史時期有一個歷史時期的任務，適逢全面深化改革廣泛展開、反腐敗縱深推進之際，法治中國建設迎來全面推進的最佳歷史契機。

匯報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四篇：法治黨課講稿上傳范文

增強法治觀念 做學法用法模范

授課題目：

授課對象：

授課目的：

主 講 人：

新常態下基層黨員干部要做學法守法用法模范 XX鎮各支部書記、機關支部全體黨員 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不斷增強廣大黨員干部的法治觀念，扎實推進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建設，引導黨員干部帶頭學法、用法，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辦事能力。

XX鎮黨委書記

2015年7月 主題黨課教案（講稿）堅定信仰

嚴明規矩

嚴守法律

新常態下基層黨員干部要做學法守法用法模范

導 語

按照縣委的統一安排，在全縣開展“增強法治觀念，做學法用法模范”主題黨課活動，活動的目的在于引導黨員干部帶頭學法用法、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辦事能力，形成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風尚。

在正式上課之前，我想與大家共同學習兩則新聞報道：

一則是最高人民檢察院7月21日的新聞發布會：最高檢21日表示：從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全國檢察機關將開展為期2年的集中懲治和預防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工作。涉農和扶貧職能部門、鄉鎮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村級“兩委”干部、村民小組長、會計等將成為重點關注目標。

最高檢職務犯罪預防廳副廳長陳正云表示，此次集中懲治和預防工作，優先查辦三種情形的職務犯罪案件：犯罪金額巨大、損失嚴重的職務犯罪案件；犯罪金額雖不大，但情節惡劣、涉及面廣、危害利益眾多，易誘發群體性事件、影響農村和諧穩定的職務犯罪案件；惠農扶貧資金審核管理發放或項目審批過程中發生的優親厚友、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或嚴重不作為、玩忽職守，導致資金被挪用、騙取、套取、揮霍等瀆職犯罪案件。

第二則是新華網上的報道：近日，河南省紀委通報10起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問題。

2008年6月至2013年12月，鄭州市上街區農機安全監理站原站長王朝偉，違規為他人辦理農機購臵補貼手續，騙取購臵補貼專項資金73．49萬元。2015年6月，王朝偉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2009年至2013年，濮陽縣梨園鄉后寨村黨支部書記金進鋒，違規發放低保金，并將部分用于個人消費。2015年6月，金進鋒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2012年12月至2014年11月，漯河市郾城區商橋鎮坡邊村黨支部書記王廣亮、支部委員李堂龍等人，多次利用公款接待及購買贈送禮品，列支相關費用共計54837元。2015年6月，二人被處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2010年5月至2013年5月，蘭考縣谷營鄉岳寨村原村會計魏順啟、村委委員侯紀得，在協助谷營鄉政府管理危房改造補助款期間，伙同他人私分國家撥付的補助款19000元，魏順啟貪污數額為3900元，侯紀得貪污數額為3600元。2014年12月，蘭考縣法院判處魏順啟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侯紀得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2015年1月，蘭考縣紀委分別給予魏順啟、侯紀得開除黨籍處分。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永城市侯嶺鄉孟莊村原黨支部書記陳超在管理該村征地補償款期間，挪用公款545．25萬元購買理財產品，非法獲利20542元。2014年12月，永城市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2015年6月，永城市紀委給予陳超開除黨籍處分。

此外，河南省紀委還通報了駐馬店市泌陽縣馬谷田鎮農業服務中心原主任宋民軍貪污惠農補貼資金案件，信陽市光山縣仙居鄉財政所原所長付家志套取國家財政補貼案件，鶴壁市鶴山區房管中心原主任薛平安濫用職權、受賄案件，郟縣龍山街道迎賓街社區居委會借搬遷之機收受企業物品問題，以及鄧州市白牛鎮村鎮建設發展中心原主任蘇紅定貪污案件等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貪腐案件。

從這些案件中，傳遞出一些信息：

一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抓。通報的這些案件違法行為最早發生在2008年，時過境遷，當事人可能以為萬事大吉，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最終還是東窗事發，對查處發現的問題，不僅給予當事人黨紀處分，還要移送司法機關進行依法處理。

二是嚴肅查處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將成為下一步反腐敗的主戰場。最高檢為啥要下大氣力去拍群眾身邊的蒼蠅？理由很簡單，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事形勢很嚴峻，不解決后果很嚴重。

首先，“小官涉貪”明顯。據一些省份的統計，村“兩委”負責人案件超過了整個涉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的半數，有的市縣更高達70%—80%。

其次，窩案串案嚴重。如安徽省蕪湖市檢察機關近年來查辦的涉農惠民職務犯罪案件中，窩案、串案占涉農惠民領域職務犯罪立案總人數的84.52%。

再者，貪污侵吞突出。據報道，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海口市石山鎮榮堂村民小組和玉庫村民小組多位村干部騙村民簽字，侵吞了征地補償款高達1300萬。

在貪腐手段上，有的采取對上虛報冒領，對下隱瞞實情等手段，直接或變相冒領、騙取、套取各項涉農扶貧補助款；有的利用代領、代發補助金的便利，直接克扣、截留、私分涉農資金；有的以虛列戶頭、重復報賬以及收入不入賬等方式侵吞補貼資金，等等。

最后，發案環節集中。瀆職犯罪與賄賂犯罪互相交織，有的公開收受、索取賄賂，玩忽職守、放棄職責或濫用職權、優親厚友、以權謀私。例如，深圳龍崗街道南聯社區“20億村官”周偉思案曾廣受關注，他涉嫌在當地舊城改造項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萬賄賂。

網絡上有一篇《中國最恐怖的貪官是誰？》的文章，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路上查車的人員，一旦變貪、變壞，一天之內就可以直接索取數百名司機的錢財，對老百姓造成的身心傷害和留下的心理陰影，遠遠大于一個廳級干部收受一位老板百萬元，對老百姓造成的心理危害。因為，小貪官侵害的客體是不特定的老百姓，是明目張膽的，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不用政法、紀檢部門查處，老百姓也清清楚楚。有時候，與其說是貪腐，還不如說是敲詐;而大貪官對老百姓的危害則相對較為隱秘，如果沒有查處和曝光，老百姓也許永遠不會知道。

三是再次特別提醒，涉及上級專項資金、惠農資金、征地補償金是高壓線，動不得！上述案例給我們什么樣的警示與思考，我想作為課后作業題由同志們在日常工作中解答。下面我們開始正式上課。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法治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全會決定中指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因此，圍繞“黨員干部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學法用法模范”這個主題，結合我們在推進法治型政府建設，以及實際工作中碰到的具體問題，我想從三個方面講一下：一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什么；二是什么是法治思維；三是我們應該怎么辦。

一、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是什么

在日常工作中，我也經常聽到不少干部抱怨、發牢騷，歸結起來大致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現在的法律光管干部，不管群眾”；“現在群眾工作不好做，群眾都懂法，不配合，干部也沒辦法。”這是法治思維層面的問題，我們簡稱為“法”的問題；二是“政府現在是弱勢群體，啥事都管不了，還啥事都得管。”這是政府職能轉變或者說建設法治型政府的層面的問題，我們簡稱為“事”的問題；三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以及一些干部擔心的“媒體一曝光，飯碗都丟了”的問題。這是干部作風層面的問題，我們簡稱為“人”的問題。

為什么國家出臺了這么多的惠民政策，投入這么多的民生資金；為什么生活水平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仍然會有群眾仇視政府、仇官、仇富！仍然會發生類似于貴州甕安、四川什邡、江蘇啟東、廣東烏坎等群眾沖擊政府的事件。這幾起事件，我在2014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黨課上，與大家分析過。今天，我想從法治的角度去分析這些問題，我認為，在以下4個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

一是有法不依的情況仍然比較嚴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有法不依的“短板”效應愈發明顯。有的同志不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習慣于運用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與法律手段割裂開來，把法律制度視為障礙、絆腳石，甚至撇開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規定與權力行使“兩張皮”。特別是少數黨員干部人治思維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依法辦事的意識弱，信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習慣于“拍腦門”決策、“拍胸脯”表態，甚至以“土政策”“土規定”代替法規制度，“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口頭”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還有的嚴人不嚴己、嚴疏不嚴親、嚴下不嚴上，對別人講法紀、對自己講私情。這些人“脖子以上的問題”沒有解決好，頭腦還沒有得到法治化武裝，身體已進入法治化時代，唯上、唯己、唯眾、唯舊，就是不唯法。

二是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比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亂作為，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為。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在現實生活中，權力、金錢、人情、關系等因素屢屢影響法律的有效實施，經常出現“明規則”干不過“潛規則”的情況。究其原因，還是我們的黨員干部缺少對憲法和法律敬畏，不習慣在法治軌道上用權。

三是政府權責邊界不清，越位缺位現象同時并存。2004年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建設有限責任政府，劃分了行政權力和民事權力的界限。然而，由于我們自上而下習以為常的工作方式和社會的習慣認識，政府工作無所不包、無限責任的情況還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下去。一個地方只要一旦出了點事，上級政府不管任何理由，都會追究下級政府的責任，社會大眾不管該不該政府負責，都會埋怨當地政府。

在政府職能部門的權責劃分上，一方面，一些臨時機構執法，其職權和政府常設機構存在職能交叉、權限不清的問題；而另一方面，一件事又有幾個部門分別管轄，職權的劃分又顯得太清太細（如食品安全問題等）。爭權奪利的事爭著管、有權沒利的事推著管、沒權沒利的事沒人管的現象時有發生。四是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還不夠強。當前，全社會“不愿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氛圍還沒有完全形成，法律權威還沒有從根本上樹立起來。“法不責眾”的心理比較普遍。比如，中國式過馬路。

另外，黨的惠農政策越來越多，越來越廣、越來越優惠，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一些群眾等、靠、要的思想和欲望，甚至還產生了攀比心理。每到春節、元旦，一些信訪老戶就到政府要救濟，實際上，他們并不是特別困難，或者說，還有比他們更困難的群眾需要救濟。

特別是一些群眾受到較偏激的社會輿論影響，遇到問題后“信訪不信法，找上級不找地方，找主要領導不找一般干部”的觀念依然嚴重，片面認為解決問題“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一鬧就解決”，甚至采取一些過激的行為來反映利益訴求。類似的案例在日常工作中發生過多次。2013年10月11日，東梁貢村村民胡某在中心社區務工期間突發腦出血，在市三院搶救無效后死亡，其家屬僅僅是擔心與工程方達不成賠償協議，就糾結四五十人直接將尸體停放到市政府。最后，在我們的協調下，雙方達成了賠償協議。

二、什么是法治思維 2.1法治思維的定義

以合法性為前提和出發點，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按照法律邏輯和法律價值觀來思考問題的一種思維模式。

作為體行政主體而言，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和法律邏輯對所遇到或所要處理的問題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和形成結論、決定的思想認識活動與過程。

2.2法治思維的層次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問題進行認識并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并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征。執行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比如，公安機關辦案要求程序合法、適用法律要合法。在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中，我們也要求程序要合法、要依法征收。

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干部所應當具備的。

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準。群眾有群眾的標準，干部應有干部的標準。

2.3法治思維的特點

1、強調合法性

2、強調權利義務的統一性

3、強調準確全面性：程序、依據、證據等

4、強調計劃性 2.4依法治國的提出

（1）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國發?2010?33號文件第3條：高度重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意識與能力的培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牢固樹立以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自覺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要重視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識強，善于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優秀干部。

（2）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3）2012年12月4日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頒布實施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4）2013 年2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

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要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形成人們不愿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環境,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法治思維和法治政府建設是社會管理的需要，中國發展的需要，實現兩個100年目標的需要。

三、我們應該怎么辦

在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型政府、法治型社會的大背景下，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應該怎么辦，我想從三個層次來說，一是要堅定信仰，二是要嚴明規矩，三是要嚴守法律。

3.1堅定信仰

2012年，中央組織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電視臺聯合攝制了一部紀錄片《信仰》。這部紀錄片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我們作為教材進行過學習，分“只要主義真”、“壯志換新天”、“時代先鋒行”３集，通過講述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優秀共產黨員的感人故事，深刻闡述了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從1921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達370萬人。在世界政黨史上，很難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為了踐行和堅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慘烈的犧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還有什么比生死抉擇更大的考驗？為什么先烈們能夠視死如歸，義無反顧？我想就是一種信仰。

在和平時期，已經不用再經歷血雨腥風的考驗。但是，和平時期，面對物質利益的誘惑，仍然需要我們堅定信仰。特別是要清醒的認識西方普世價值的侵蝕，認識到和平演變的陰霾依然籠罩在我們周圍。這一點，在群眾路線教育的黨課上，我們已經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今天不作為重點。3.2嚴明規矩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古代在治國理政方面，首先是禮治，后有德治，再有法治。禮治、德治主要是一些不成文、約定俗成的規矩，約束法律框架意外的人的行為。“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從個人品德、人際關系、吃飯穿衣、學習工作，到國家行政、祭祀，都有禮儀規矩進行規范，可以說，禮儀規矩涵蓋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舉個例子，逸禮《王度記》（《王度記》相傳為戰國時期齊國人淳于髡著。它的內容主要是禮節制度方面的規范，已經亡佚。從漢代學者所引用的十則佚文來看，它的內容主要是禮節制度方面的規范。它規定了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規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時的待遇等）中記載：“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普通人只能坐一匹馬的車，士大夫坐兩匹馬或三匹馬的車，中央級高官坐4匹馬的車，只有皇帝才可以坐6匹馬駕的車。不能說我是養馬的，我家里有十匹、二十匹馬，我就能套十匹馬的馬車在路上跑來跑去，按當時的禮儀是“僭越”，違背了禮儀。（2002年在洛陽出土的“天子駕六”）

在現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沒有這些繁瑣的禮儀規定，但還是講規矩的，比如，正式開會時，誰先出場，座位怎么安排，誰坐到那個位臵。包括在農村誰家辦紅白喜事，比如結婚，男方家長坐那個位臵，女方家長坐那個位臵，你坐錯了，就鬧了笑話，可能婚都結不成了。這些都是規矩，沒有明文規定，但做錯了，就要受到懲罰。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一個人，沒有規矩，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一個擁有8600多萬黨員的執政黨，沒有紀律和規矩，就注定成為一盤散沙。為什么這么說？是因為，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需要保持執政黨的團結統一。要達到這個目的，不僅需要一套嚴密的組織體系，需要全黨成員的高度自覺，也需要制度約束—這就是紀律和規矩的作用。

2015年4月6日，網絡上開始流傳一段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畢福劍在飯桌上唱評《智取威虎山》中《我們是工農子弟兵》選段，并且邊唱邊戲謔。該視頻引發極大爭議。事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臨時機關黨委、機關紀委高度重視，認為這不是一般的違紀問題，而是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責成中央電視臺機關紀委依據有關規定嚴肅處理，并在全局開展警示教育。也有人以“言論自由”想說就說為畢福劍辯護，以私下場合的非正式語言“不適合做政治定性的依據”為其開脫。言外之意，調侃攻擊黨的領袖和黨領導的軍隊沒什么大不了，搞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很正常。

在最近落馬的諸多官員中，也有很多不守規矩的。2015年通報22起中管干部違法違紀案件中，有15人嚴重“違反黨的政治規矩”，占總通報人數的68.2%。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中，中組部以***、***、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為反面教材，聚焦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充分證明了中央今年以來強調“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的必要性。告誡廣大黨員干部恪守黨紀黨規，尤其是一些沒有寫進黨紀黨規中的“不成文規矩”，例如個人婚姻變動、配偶子女經商等應該如實向黨組織匯報的情況，不能因為沒有明文規定就刻意隱瞞，鉆紀律和規定的空子。

黨章對于黨員義務有明確規定：“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反對陽奉陰違的兩面派行為”。對于類似畢福劍的這種行為，群眾用更為直接語言形容為“吃里扒外”。

我們黨歷來強調重視規矩。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的六條規定，是中共中央“進京趕考”前定下的“規矩”：“

一、不做壽；

二、不送禮；

三、少敬酒；

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

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總書記8次強調政治規矩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黨的政治規矩，具體說來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第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第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第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

這四個方面中，前三個方面好理解，中國共產黨黨員也都是中國公民，因此必須遵循國家法律，這毫無疑問；從黨員的身份來說，黨章等黨內規章制度作為硬性的約束，也需要每個黨員遵守。而包括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宣傳紀律等在內的“黨的紀律”，既然已經明確成文，自然也就成為約束和指南。

那么，如何理解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這條政治規矩呢？

這就需要理清“黨的紀律”和“黨的規矩”之間的關系。

習近平對此有詳細的論述：“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黨內很多規矩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黨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長期堅持并自覺遵循。”

也就是說，從概念的層面，“黨的規矩”的外延要比“黨的紀律”更大。紀律是剛性的規矩，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是不成文的、相對柔性的規矩，同樣需要遵守。

政治規矩包括哪些？“政治規矩”確是一個新詞，也是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思路的一個關鍵詞。

新概念的提出，通常有其問題背景。而作為總書記，習近平為什么要提出遵守政治規矩呢？無疑，是因為黨內存在不遵守政治規矩的表現。

習近平在《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中，對于“不守政治規矩”的現象有所總結。比如，在原則立場上，不守規矩主要體現為不能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包括“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甚至是“對中央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陽奉陰違”，“口無遮攔，毫無顧忌”。

又比如，在黨內團結方面，不守規矩的主要體現，是“團團伙伙”、小山頭、小圈子、宗派主義。2013年和2014年，習近平兩次在不同場合表示，黨的干部來自五湖四海，不能借著老鄉會、同學會、戰友會等場合，搞小圈子、拉幫結派、稱兄道弟，“宗派主義必須處理，山頭主義必須鏟除”。

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出現，本質上就是“黨內有黨”，不僅可能在上情下達、方針執行上打折扣、搞對抗，甚至可能形成“門客、門宦、門附”的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抱團化、互相支持、互相提攜的利益交換關系，使政治“潛規則”大行其道，破壞黨的風氣和統一。

習近平反復論及的另外一個規矩，就是“組織”的重要性。要有組織、體現組織，就要體現程序意識。

作為黨員，組織性體現在哪里？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遵循組織程序、聽從組織安排、重大事項向組織請示報告。習近平批評，現在許多干部沒有程序意識，“邁過鍋臺上炕”，或者是做先斬后奏的“事后諸葛亮”。

這種情況，主要體現為“組織意識淡漠、不向組織請示報告”，比如隨意外出不報告、個人家庭發生重大變故不報告等。而這些，往往也是干部出問題的苗頭，在近年來落馬的官員中屢見不鮮。

政治意識不強、組織意識不強，一個干部就不免目中無人、心中無畏，甚至可能衍生出管不好身邊人、擅權干政、干預選人用人、打招呼說情等問題。這都是不守規矩的表現。

可以說，在今天重新提倡政治規矩，其本質就是為了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內團結統一、重塑黨組織的紀律性和約束力，凈化黨的政治生態。

如何做到自覺遵守規矩？中央已經給出答案，要做到“五個必須”。

一是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決不允許背離黨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聽從黨中央指揮，不得陽奉陰違、自行其是，不得對黨中央的大政方針說三道四，不得公開發表同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言論。具體到鎮村兩級，就是必須在思想上、行動上同黨委保持一致，認真落實黨委的部署，不打折扣，不軟磨硬抗。

二是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私人勢力，要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于黨的同志，團結大多數，不得以人劃線，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別活動。

三是必須遵循組織程序，決不允許擅作主張、我行我素，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權限辦事，不能先斬后奏。

四是必須服從組織決定，決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不得跟組織討價還價，不得違背組織決定，遇到問題要找組織、依靠組織，不得欺騙組織、對抗組織。

五是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決不允許他們擅權干政、謀取私利，不得縱容他們影響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預日常工作運行，不得默許他們利用特殊身份謀取非法利益。

3.3嚴守法律

從最近被查處的一些官員的事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法治觀念淡薄是一些官員丟掉烏紗帽的重要因素。作為黨員干部，必須時刻視法律法規為懸在頭上的“三尺利劍”，心存敬畏，做到行所當行，止所當止。黨員干部提高自身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重點做好以下4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樹立法治觀念，爭做尊法模范。黨紀國法是黨員干部必須恪守的“警戒線”，不能逾越的“高壓線”，也是擋在懸崖邊上的一道“護欄”。要在尊法上更加堅定自覺，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覺強化守紀律講規矩的意識，嚴守“紅線”，黨紀國法明文禁止的，我們決不可為，但紀律規矩沒有明文規定或明文禁止的，也要掂量是否符合黨的紀律原則，做到心中有責、心中有戒。

二是強化法治思維，爭做學法模范。在法治已確定為黨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黨員干部不學法、不懂法，有的連基本法律常識都不知道，怎么能保證不出事？帶頭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通過學習，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權力，這些權力的邊界在哪里，權力行使的原則、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權力需要承擔什么責任等，提高依照法定權限、程序行使權力的素養。我們舉個例子，社會撫養費征收，隨著群眾的法治意識增強，社會撫養費確實存在征收難題，過去可以抓人，可以拆房子、搬家具、辦學習班。現在，必須依靠法律進行征收。

三是嚴格約束言行，爭做守法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打鐵還需自身硬”，黨員干部是黨和國家政策法律的具體執行者，代表著黨和國家的形象，其一言一行對一般干部和群眾有著巨大的示范效應。因此，我們必須從自身做起，嚴格約束自身言行，在守法上更加嚴格自律，帶頭遵紀守法，捍衛法治，時時處處以憲法法律為準繩，謹言篤行，努力做到不該說的堅決不說，不該做的堅決不做，做廉潔自律、秉公執法、不徇私情、不牟私利、清白做人的表率。

四是堅持依法辦事，爭做用法模范。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高，關鍵靠實踐。學法守法，關鍵是要學會用法，我們必須學會用法治理念去思考和解決問題，養成遇事找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行為習慣，注重用法治思維去分析解決問題，善于引導群眾回歸到法律層面對話、協商解決問題，時刻以法律為準繩，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凡是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第一原則就是按法律辦事，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治原則、法治原理。同時，要注意剖釋個案，善于總結經驗教訓，從而不斷提高自身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五篇：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六個里程碑

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六個里程碑

劉文哲

體育競賽項目、參加奧賽、國家集訓隊、謝軍奪冠、女團冠軍、《通知》?

中國的男棋手應該能夠刻寫未來新的里程碑。

1956年，國際象棋被中國體育行政部門列為正式體育競賽項目。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黨和國家的重視一直是中國國際象棋發展的強大動力。

國際象棋是思維藝術，是人對科學、藝術、競技三者認識的結晶。國際象棋的多功能性影響人們對它的深刻認識。盡管國際象棋有以千年計的發展歷史，但是對國際象棋的科研價值和教育功能的世界性興趣不過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在世界上，各國都有給國際象棋恰當的社會定位的難題。可以想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剛誕生時間不長的新中國，百業待興，如何促進國際象棋、圍棋、象棋的發展，也列入政府的日程。三棋由文化部劃歸體委領導，或許是受到當時蘇聯的影響，但是不管怎樣，客觀上這個決定相當有利于國際象棋運動的發展。第一，作為體育競賽項目，國際象棋有了更多的舉辦比賽的機會，而比賽對國際象棋運動的發展當然非常重要。第二，就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棋手在體育部門，生活條件要好一些。第三，有比較多的國際交往的機會。第四，較少受到意識形態爭端的干擾。僅這四個方面的有利因素，足以說明國際象棋列入正式體育競賽項目，對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

1956年以前在中國只在民間斷斷續續有一些個人性質的國際象棋活動。1957年開始有了全國國際象棋比賽，1958年有了起步的國際雙邊交往。1965年12月在中國舉行的中蘇國際象棋對抗賽上，張東祿和劉文哲分別戰勝國際特級大師克羅吉烏斯一局，在八局棋中得五分，得分率62.5%，成績出色。它表明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國際象棋競技水平已經有了一定的提高。1975年，中國國際象棋協會正式加入國際棋聯。1977年中國隊參加亞洲團體錦標賽。

1978年，首次參加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錦標賽。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它開始了中國國際象棋走向世界的奮斗歷程。世界也是從這里開始認識中國的國際象棋。

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大環境。從此國際象棋有了快速的發展，并在世界棋壇占有一席之地。

1980年梁金榮和劉文哲獲得國際棋聯授予的國際大師稱號。這是中國棋手第一次得到國際稱號。

1981年11月在中國承辦的第四屆亞洲團體錦標賽在杭州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辦國際象棋的國際比賽。

1982年劉適蘭打進世界女子八強，獲得女子國際特級大師稱號。1983年中國男隊首次獲得亞洲團體冠軍。

1986年組建國際象棋國家集訓隊，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由中國國際象棋協會主席陳祖德親自組建的國際象棋國家集訓隊具有中國特色，為中國國際象棋一個騰飛時代的到來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國家集訓隊是中國培養國際象棋世界級頂尖人才的搖籃，從這里培養出一大批世界級的高水平棋手，帶動整體水平不斷攀上新高度。特別是在女子國際象棋領域，出現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人才群。外國國際象棋專家不止一次地感嘆，中國的國際象棋訓練環境十分理想、優越。

1987年陳祖德為中國國際象棋運動攀登世界高峰，提出了“四步走”的發展戰略。

1987年、1989年、1991年中國男隊連續三次獲得亞洲團體冠軍。確立了中國國際象棋稱雄亞洲的地位。

1988年諸宸榮獲女子12歲組世界冠軍。當時的國際棋聯主席致電中國棋協表示祝賀。雖然這只是一個兒童冠軍，但是它預示了中國棋手奪取世界冠軍的美好前景。

1990年葉榮光獲得男子國際特級大師稱號。

1991年，謝軍榮獲女子世界冠軍。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四個里程碑。它打破了蘇聯41年、歐洲64年對國際象棋女子世界冠軍的壟斷，謝軍成為棋史上第7位女子世界冠軍。從此中國國際象棋在世界舞臺上不斷地展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

世界冠軍的取得大大地提高了國際象棋運動在中國的地位，也成為推動國際象棋空前大普及的激勵因素。

1993年謝軍衛冕成功。1999年她又重新奪冠。“奪冠、衛冕、冠冕失而復得”，這一國際象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三步曲”的實現，使黑頭發在國際象棋奧林匹斯山峰巔上飄蕩了起來。2000年，最后一屆傳統賽制的世界冠軍謝軍又在首屆新賽制世界冠軍賽上奪魁。

2001年底，中國另一位女棋手諸宸成為棋史上第9位女子世界冠軍。她還是自1886年以來，所有男女世界冠軍中惟一的一位“大滿貫”冠軍得主（集兒童、青年、成年個人和團體冠軍于一身）。國際棋聯高層權威人士稱：“中國在上世紀的最后10年控制了女子棋壇，謝軍4奪桂冠，新賽制的2屆冠軍由謝軍和諸宸所獲，世界杯冠軍許昱華也是中國棋手，中國已經成了女子世界冠軍的搖籃，這個格局看來還要延續下去，因為新世紀的開端，中國又誕生新冠軍諸宸。” 1994年和1996年諸宸兩次獲得世界女子青年冠軍。2000年和2002年，徐媛媛、趙雪又先后獲得世界女子青年冠軍。

1998年中國女隊獲得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錦標賽冠軍。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五個里程碑。它標志中國女子國際象棋的整體實力世界領先。2000年和2002年，中國女隊連續獲得世界團體冠軍，光榮的實現了“三連冠”。這個冠軍隊的成員不是博士生、碩士生，就是在大學就讀。這樣學歷的世界冠軍隊在世界體壇也是罕見的。近年國際棋聯公布的等級分排名榜世界女子前十幾位中，中國棋手占了6席，6人都是高學歷的：謝軍正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諸宸和秦侃瀅、王蕾、王頻分別在清華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許昱華在北京大學高年級就讀。“棋藝高，學歷高”，這在中國體育界獨具風光。

1998年底起的近5年來，國際棋聯一共舉辦了8項女子世界大賽（3屆世界團體賽、3屆世界個人賽和2屆世界杯賽），而這8座獎杯無一例外地全部被中國棋手捧走。世界棋壇公認，“中國現象”已經完全取代了前蘇聯的“格魯吉亞現象”，中國成為世界女子國際象棋頭號強國。這為國際象棋中國學派的思想理論推向世界提供實踐成就的基礎。

近年來，中國男子國際象棋水平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最近3屆每次有超過一百個國家參加的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賽上，中國男隊分別獲得第5名、第9名和第5名。這是讓許多西歐和北歐國家羨慕的好成績。因為按照他們的傳統，能打進男子團體前16名就算是一流隊伍。個人成績中比較突出的是謝軍的教練，現中國隊總教練葉江川。近3年來，他的等級分一直穩定在世界前20位左右。他與多位世界棋王交鋒，結果基本持平，與多位世界亞軍和頂級棋手相遇，戰績勝多于負。葉江川還是2000年、2002年兩屆世界杯八強和2001年最近一屆世界冠軍賽的并列第9名。

另外，諸宸的教練徐俊（兩屆亞洲個人冠軍得主）和章鐘（兩屆世界青年亞軍得主）近3年來，也各有佳績，等級分世界排名也都在前50名左右。中國青年棋手卜祥志和倪華的國際等級分2004年都超過了2600。在淘汰制的世錦賽上，21歲的青年棋手張鵬翔淘汰前世界冠軍卡爾波夫，爆出世錦賽歷史上最大的冷門。

隨著男女成績“比翼雙飛”，世界上許多強隊都希望與中國隊交流。中國與美國、俄羅斯先后簽訂四年的交流比賽合同。2001年3月，中方在首屆中美對抗賽上獲勝。2001年9月，梁充在中俄對抗賽上擊敗世界冠軍哈里夫曼，這是 3 中國男棋手第一次戰勝男子世界冠軍。2002年，中方以20.5:19.5再勝美國，取得中美對抗賽兩連冠。

在亞洲，中國國際象棋處于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徐俊于2000、2001年兩度榮膺亞洲男子冠軍。許昱華于1998年、李若凡于2001年奪得亞洲女子冠軍。李若凡和王瑜還在1997和1999年分別摘走亞洲女子青年冠軍。中國女隊在1999年的亞洲女子團體賽上折桂。

除了洲際的賽事，中國棋手還參加了許多國際公開賽、邀請賽，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張鵬翔在2002年獲得利納雷斯公開賽的第一名，這是中國棋手第一次在世界最著名的公開賽上奪冠。章鐘在2003年荷蘭懷康齊特級大師邀請賽B組獲得冠軍，取得參加2004年世界最高級賽事之一的A組邀請賽的資格。中國目前已經有15位女子國際特級大師，分別是劉適蘭、吳敏茜、謝軍、秦侃瀅、王頻、諸宸、王蕾、許昱華、徐媛媛、趙雪、寧春紅、李若凡、田甜、王瑜和谷笑冰，擁有男子特級大師稱號的15人、葉榮光、葉江川、徐俊、謝軍（女）、汪自力、彭小民、章鐘、梁金榮、諸宸（女）、吳文瑾、卜祥志、吳少彬、張鵬翔、李師龍和倪華。

從1999年起，中國棋手的等級分有了質的飛躍。葉江川、徐俊、彭小民、章鐘、汪自力、吳文瑾、卜祥志、倪華先后突破2600大關，進入世界前100名，其中葉江川連續9次在排名榜上穩居20位左右。女子排名榜上，謝軍、諸宸、許昱華、王蕾、秦侃瀅、王頻、等保持在前15名，一國有6個人進入前15名，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1980年中國有國際等級分的棋手只有9人。1996年有60多人。現在，中國有國際等級分的棋手已經增長到238人。2001年10月的一項統計表明，中國棋手的人均等級分名列世界第一位，說明中國整體的競技水平正日益提高。

中國的后備力量“長勢喜人”。1995年徐媛媛在世界少年賽上獲得女子14歲組冠軍。1996年12月，14歲的倪華在世界少年快棋賽上奪冠，成為中國棋史上第一位男子少年世界冠軍。其后，中國少年棋手在世界少年賽上頻頻奪冠。1997年，趙雪、徐媛媛分別獲得女子12歲組、女子16歲組冠軍。1998年，王瑜、卜祥志分獲女子16歲組、男子14歲組冠軍。卜祥志14歲就獲得國際特級大師稱號，曾經是世界上年齡最輕的國際特級大師。1999年，王玥、趙雪分獲男子12歲組、女子14歲組冠軍。2000年，譚中怡獲得女子10歲組冠軍。2001年，譚中怡蟬聯女子10歲組冠軍，沈陽獲得女子12歲組冠軍。2002年，譚中怡又獲得女子12歲組冠軍。譚中怡自2000年至2002年已經3次獲得世界分齡組冠軍，這也是一個世界紀錄。2002年，由王玥、趙駿、周唯奇、王皓、李超組成的中國隊獲得了世界少年奧林匹克團體賽的冠軍，這是亞洲國家第一次獲此殊榮。2003年魏晨鵬獲得男子12歲組冠軍。侯逸凡獲得10歲組女子冠軍。丁亦昕獲得12歲組女子冠軍。

自1997年至2003年，在世界分齡組青少年冠軍賽的10組別較量中，從團體總分上看，中國連續7次不是第2就是第3，直逼國際象棋王國俄羅斯隊。最近的2003年的獎牌榜上，俄羅斯以3金1銀6銅列第一，中國隊3金1銅列第二。

國家少年集訓隊自1995年成立，選拔出一批有前途的苗子，其中徐媛媛、王瑜、趙雪、卜祥志、倪華等已經開始在世界比賽上嶄露頭角。

從1999年開始，陸續在溫州國際象棋協會、青島棋院、上海威海路第三小學、廣東澄海市城南小學、江蘇無錫東北塘小學、濟南齊魯晚報棋院、邯鄲國際象棋協會和蘇州第三體校成立了高水平后備人才培訓基地（含實驗基地），為各地的開展普及打下了基礎。2002年，中國棋院與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共建國家少年集訓隊，對學員進行全面系統地培養。

最近十余年來，中國國際象棋人口（會下國際象棋的人）呈幾何倍數增長。并且“長勢”方興未艾。據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統計，在1991年謝軍奪得世界冠軍之前，中國國際象棋愛好者約為2、3萬人，而如今據商業數據，全國主要棋具廠商在2002年一年內共生產、銷售了125萬副國際象棋棋子，由此推算，中國的國際象棋人口已超過500萬。增長速度之驚人已經引起世界的關注，國際棋聯對中國的普及工作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中國國際象棋人口迅猛發展的原因有五個方面，第一，中國棋手在世界棋壇崛起，競技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提高帶動了普及。第二，在中國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中，國際象棋教育功能對學生的智力尤其是創新能力的開發作用顯著。國際象棋人口不斷翻番的“主力部隊”無疑是廣大青少年兒童學生乃至幼兒園小朋友。幼兒園掀起國際象棋熱是因為國際象棋教育能夠對非智力因素和智力潛能起到開發作用。第三，近年來轟動世界的“人機大戰”和“網絡大戰”，展現了國際象棋的科研功能，創紀錄地吸引了廣大棋迷（特別是有文化層次的和與高科技及新經濟接軌的人士）。第四，得益于國際象棋文化交流功能的扎實發展。1956年國際象棋被列為正式體育項目后，每年只有一次全國比賽（有時甚至是兩年一次，“文化革命”年代，還中止了8年），雙邊國際交往則是數年一次。跨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舉行的全國性比賽和國際性比賽以及出訪比賽，提高到一年10次左右，1995年超過了20次，此后每年平均增加5次，2000年以后則每年平均為50次左右。第五，包括教育部門、企業界、新聞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中國國際象棋發展的關心。海外華人也表現出巨大熱情。例如，新加坡實業家李成智自1992開始捐巨資設立“李成智國際象棋基金”，并建造李成智圖書館作為國家隊的訓練場所。“李成智國際象棋基金”的款項先后舉辦了國際特級大師賽、4屆北京國際公開賽、11屆全國少兒冠軍賽、多次教練、裁判學習班，極大地推動了國際象棋的開展和普及，成就卓越。多年來，馬來西亞的陳振南先生一直是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的顧問和熱心朋友，他出資舉辦的 “陳振南杯”國際特級大師賽已經是世界知名、亞洲最高的頂級大賽，創出了中國本土賽事的名牌，也贏得了國際棋聯頒發的總統獎。

2001年2月23日，教育部體、衛、藝司和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聯合下發《關于在學校開展“圍棋、國際象棋、象棋”三項棋類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六個里程碑。《通知》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明確提出“三棋”進學校的三個“有利于”：在學校積極倡導棋 類活動，有利于青少年學生個性的塑造和美德的培養，有利于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為進一步落實《通知》精神，推動國際象棋在中國的普及，充分發揮國際象棋教育的功能，鼓勵和表彰在國際象棋教育事業方面做出貢獻的大、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促進國際象棋進學校的推廣，2003年4月，在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的大力支持下，在蘇州舉辦了“百校國際象棋進課堂國際研討會”。《通知》和“百校國際象棋進課堂國際研討會”的意義非同尋常，無疑將對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國際象棋的運動成績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1991年以來，對謝軍獲得世界冠軍的宣傳，一浪高過一浪。而從1998年起，中國國際象棋的成就多次登上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體育報等評選的當年全國10大體育新聞榜。其中，2000年由于世界比賽女子金牌大滿貫（譚中怡獲世界10歲兒童冠軍；徐媛媛獲世界青年冠軍；許昱華獲世界杯冠軍；謝軍和秦侃瀅獲世界女子個人冠亞軍；以及謝軍、諸宸、許昱華、王蕾組成的中國女隊獲世界團體冠軍）而被列入10大體育新聞第2條（第1條為悉尼奧運會中國健兒金牌數列世界第3）。

2003年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成立國家國際象棋隊。

目前在棋牌運動管理中心備案的國內、國際比賽總數，每年約為60項。迄今為止，中國全國性的傳統比賽有“李成智杯”、“棋童杯”、“廣播杯”、“希望杯”等，參賽的規模也日漸擴大，千人以上出席的賽會不屬罕見。這些比賽面向廣大青少年愛好者等業余棋手。

專業賽以全國團體賽和個人賽為主。全國體育大會也把國際象棋列入正式項目，比賽形式為25分鐘快棋，以利于新聞報道。

自1996年來，中國舉辦的國際比賽無論從形式和規模上，都比以前更勝一籌。重量級的賽事諸如1999年女子世界冠軍賽決賽、1999年亞洲團體錦標賽、2000年個人世界杯、2001年中國國家女隊與世界女子明星聯隊對抗賽、2001年中俄對抗賽、2002年中美對抗賽等，使中國成為了亞洲國際象棋的中心。一代棋王卡爾波夫于1997、1998、2000年三次訪問中國，其轟動效應一時無二，不僅吸引了新聞記者的眼光，客觀上也給了中國棋手一個近距離觀察和學習世界棋王才華學識的好機會。

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棋院非常重視對國際象棋教練和裁判的培訓，以適應訓練和比賽的需要。其中初級、中級教練員培訓班多次，高級教練員培訓班兩次。劉文哲、陳德、林峰三人先后被國家體育總局批準為國家級教練。現有高級教練十五人。全國裁判培訓班和國家級裁判考試近十次。1981年至1988年徐家亮、王品璋、林峰、蕭冠軍四人先后被國際棋聯批準為國際級裁判。1998年到2002年，黃希文、李繼祖、李昂、文根洪、殷昊等又被國際棋聯批準為國際級裁判。現有國家級裁判近百名。

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不僅在實踐上成就顯著，在理論上也有所突破。“中國學派”這個概念最早于1997年由英國權威雜志《國際象棋》提出，西方理論家普遍認為中國棋手思維方式別具一格。劉文哲的專著《中國國際象棋學派》于2001年出版，它詳細闡述了“中國學派”的棋藝理論，許多觀點發前人之未見，不僅是中國國際象棋成績的一次總結，更有助于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象棋理論體系，樹立中國學派的形象。2003年在英國出版了《中國國際象棋學派》的英文版。

國際象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國際象棋書刊在普及和提高兩方面都擔當重要角色。在中國出版的將近兩百種圖書中，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秘書長林峰的作品特別引人注目。在20多年的時間里，他撰文近3000篇，計約300萬字；出版棋藝著作和譯作（含合作、合譯和主編）60本，計近1600萬字。在刊物方面，1991年發刊的、中國國際象棋協會和蜀蓉棋藝出版社合辦的、由高級教練、國際級裁判、高級教練蕭冠軍長期編輯的《中國國際象棋》，因為發表葉江川、謝軍等中國男女國際特級大師們的棋評文章而享譽海內外和具有廣泛影響。

國際象棋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與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關心密不可分。從國際象棋開展之初，周恩來總理、陳毅和賀龍副總理就曾經親自過問國際象棋發展的情況。近年來，李鐵映同志始終關心中國國際象棋的成長，并親自擔任中國國際象棋協會名譽主席。每次中國獲得個人和團體世界冠軍之后，李鐵映同志都接見棋手。國家體育總局一直對中國國際象棋的發展予以高度重視，伍紹祖同志、袁偉民同志都曾親切接見棋手代表，為國際象棋的發展指明方向。

國運盛，棋運昌！“中國現象”必將風靡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象棋的明天將更加燦爛輝煌。

(劉文哲注：本文的一些數據引自林峰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