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用講話爭取老百姓支持”

做領導少不了要講話，但怎么講？

“在嚴肅的場合，比如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領導會照著稿子一字不差地讀，半點發揮都沒有。”華東一位地級市委書記的秘書對此頗有研究，“但如果是一個離職的告別會，領導很有可能會‘演講’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 現實生活中，滿嘴官話、套話的領導也有，不管開什么會，他們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擔責任，也不會出問題。

這一作風，正成為中央改進的目標。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專門提到“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習近平在媒體見面會上做了一番簡練、親民、務實的發言。此后，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頻繁即興提問。王岐山則在反腐座談會上，要求少說客套話，少用講話稿。

“講話稿”很少由領導本人一字一句寫成，往往領導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別人代勞。對于相當一部分領導來說，“講話稿”在可有可無之間：不念講話稿是對秘書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講話稿又是對臺下群眾的不尊重。領導講話的藝術，恰恰就體現在“講話稿”的產生和運用過程里。誰給領導寫講話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寫講話稿肯定是秘書干的活兒，但事實并非一定如此。在國務院部委層面，領導的講話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擔。一位中央部委官員說，他所在部委辦公廳的主要職責是“辦文、辦會、辦事”，不負責起草講話稿。省市的情況則不同。“市級領導的講話稿，都是辦公室負責起草，專業性的會議如果要請領導講話，都是底下的部門先寫，我們負責把關和修改。”在山東省中部某

市長辦公室工作的陳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涉及綜合性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季度分析會等，則是各部門提供素材，辦公室直接起草。”

從各地級市的機構設置看，市長往往單獨配備一個寫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書長（或者辦公室副主任）、一個秘書，以及專門的“寫稿團隊”。副市長也有自己的寫稿班子，“但人數要比市長少得多”。

陳新所在的市長班子，有五六個成員。市政府辦公室下設服務不同領導的科室，從市長往下排號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類似，只是人數多一些，而縣里人數則少一些”。

對于更基層的鄉鎮領導來說，講話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過，山西省中部某縣的一個鎮政府卻是個特例。在縣里寫稿35年的老許已經七十多歲，因為鎮上沒人能寫稿，特意返聘他過去幫忙。“鎮長和書記的講話稿都是我寫的。”老許說，“至于村主任一級，他們基本上是口頭匯報工作，如果需要上報材料，還是我寫。” 高級領導有時也會自己寫講話稿。科技部一位剛剛卸任的司長，曾在上世紀90年代給前科技部副部長謝紹明當過秘書，“謝紹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學留過學的，他自己寫稿跟玩兒似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商務部人士介紹，商務部長陳德銘有時也自己動筆。比如據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陳德銘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時，沒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據自己的思考，寫了幾頁紙，帶到會上做演講。“領導親自動筆寫稿的情況雖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場合或自己有明確想法需要表達時，可能就會自己動手。”這位商務部人士說。“領導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

從講話的場合、對象和用途來區分，領導的講話稿主要分為會議類、宣傳類以及禮儀類三種講話稿。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不同，講話稿的寫法也千差萬別。對于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某區政府工作的王曉宇介紹：政府會成立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筆”。從今年“十一”后，該區就把寫作班子設在賓館里，用兩周時間集中寫出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然后開始征求各單位意見。該區有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交上來的報告都一二十頁，“為了把整個報告控制在1萬字左右，一個單位干一年的活兒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就那么幾個字。”王曉宇說。

跟領導如何溝通政府工作報告，山東省中部某市的陳新前后已經歷過四任市長。“第一任市長會親自跟起草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給每個人分工，你寫這段他寫那一段。”

第二任市長的風格就變了，“他在寫稿前什么也不說，等寫稿組運行后，他會要求寫稿組寫一個綜合版，把所有部門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寫一個精簡版，讓寫稿組對材料做一個取舍。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他提出修改意見”。

曾在無錫市委工作過的沈國慶，過去曾給幾任無錫市領導寫過講話稿。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領導只告訴你要講什么，至于怎么講，都是你思考的過程。” 有一回，時任無錫市委書記要沈國慶寫一個關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說你看看美國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國慶完全沒概念，“從書記那出來后渾身都是汗，后背冰涼冰涼的”。他馬上到圖書館借書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來他寫成的講話稿里沒有一句提到美國。“其實領導就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讓你打開視野，你就知道怎么寫了。”他說。“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在領導身邊“打工”，壓力自然小不了。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他還會仔細研究中央每次全會的講話，真正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因為經常一人身兼多職，縣級政府的秘書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縣委秘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領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我身邊的很多秘書都讀了MBA以擴大知識面。”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一個部門里，能寫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眼里，“有思考，邏輯清晰，愛琢磨，是對寫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語句通順，遣詞造句沒問題。”

為了達到領導的要求，寫稿人必須要經常觀察領導作風。曾在國資委寫過兩年稿的高輝說，“辦公室主任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必須達到一種‘有我無我’的境界”。依照沈國慶的理解，“有我”是說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想從哪里隨便抄幾句話那不行；“無我”是別把自己帶進去，要假設自己是個領導，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問題。

寫稿者貿然替領導“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長在年輕的時候，剛開始給領導寫東西，覺得自己還有點創新，寫了不少想法，“領導上來就說了一通，哪是你寫的，全給我拿掉。以后寫東西必須有出處。” 必須學會時刻“對表”

事實上，許多重要會議的講話稿看上去平淡無奇，其實句句都有針對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調“穩中求進”，沈國慶就覺得有深意。“穩”不代表不發展，它是一種方法，根本目的是“進”。在他看來，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歷史給整個民族帶來一種落后要追趕的急躁想法。他認為，“中央提出‘穩中求進’說明國家總的精神不會出現大變動，把這個讀出來，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報告里的話也并非空泛，“其實是高度提煉的話，可以展開很多。”北京市某區政府的王曉宇舉例說，比如今年區里的工作報告要提出明年計劃“大力提高師資力量”，“等到明年開政府工作會時，就要分解這8個字，怎么提高，什么時候開始，要明確下來。”

因為政府必須完成落在紙面上的任務。報告中要是寫“明年實現GDP增長10%”，“如果他第二年沒有完成，那么上級就可以質問政府領導”。王曉宇說，“要是不確定，話就不能說太滿。可以改成力爭增長10%，那樣沒有完成也沒有關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擔任部長秘書的官員認為，給領導寫講話稿必須學會時刻“對表”——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分析，不能脫離中央的基本立場。從實際情況來看，寫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會有反著來的”。

在起草講話稿時，沈國慶特別注意用詞的準確性，比如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就是“很不錯”，比較好就是“比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個場合必須出現這樣的語言，你稿子里出現了就到位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現在，各級政府和領導都特別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數據。”

“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

領導到底怎么使用講話稿，往往因場合不同而定。原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開會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黨務系統的會，不能隨便發揮，政治性要求比較高。”他曾經的一位秘書說，“給他寫稿的人常有挫敗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個字‘謝謝大家’。”

關于中央領導提倡講話不念稿的原因，陳新認為，就是讓你獨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你在動腦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許多領導的講話內容是文件體，語句非常嚴謹，但大家不愛聽；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看毛選、鄧選，因為他們是在“說話”。“講話其實不怕重復，要生動形象，有包袱，充滿幽默感。”

這位官員曾經整理過朱镕基的現場講話，他發現“朱镕基說得妙趣橫生，過后整理成文字時也一環扣一環，相當有邏輯性”。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傳遞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運用了網絡詞匯——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積累正能量”。

隨著網絡的傳播效力日益增強，許多官員意識到，“要用講話爭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講話稿時，甚至要考慮到里面有什么話能當做新聞標題”。

第二篇：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用講話爭取老百姓支持”.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劉斌 實習生 宋凌燕 夏以華發自：北京 2012-12-21 08:28:51 來源：南方周末

標簽講話稿領導官話改進作風

對于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圖為北京某區的一次人代會上，代表們在聽區長做工作報告。（東方IC/圖）

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

做領導少不了要講話，但怎么講？

“在嚴肅的場合，比如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領導會照著稿子一字不差地讀，半點發揮都沒有。”華東一位地級市委書記的秘書對此頗有研究，“但如果是一個離職的告別會，領導很有可能會‘演講’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

現實生活中，滿嘴官話、套話的領導也有，不管開什么會，他們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擔責任，也不會出問題。

這一作風，正成為中央改進的目標。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專門提到“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習近平在媒體見面會上做了一番簡練、親民、務實的發言。此后，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頻繁即興提問。王岐山則在反腐座談會上，要求少說客套話，少用講話稿。

“講話稿”很少由領導本人一字一句寫成，往往領導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別人代勞。對于相當一部分領導來說，“講話稿”在可有可無之間：不念講話稿是對秘書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講話稿又是對臺下群眾的不尊重。領導講話的藝術，恰恰就體現在“講話稿”的產生和運用過程里。

誰給領導寫講話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寫講話稿肯定是秘書干的活兒，但事實并非一定如此。

在國務院部委層面，領導的講話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擔。一位中央部委官員說，他所在部委辦公廳的主要職責是“辦文、辦會、辦事”，不負責起草講話稿。

省市的情況則不同。“市級領導的講話稿，都是辦公室負責起草，專業性的會議如果要請領導講話，都是底下的部門先寫，我們負責把關和修改。”在山東省中部某市長辦公室工作的陳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涉及綜合性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季度分析會等，則是各部門提供素材，辦公室直接起草。”

從各地級市的機構設置看，市長往往單獨配備一個寫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書長（或者辦公室副主任）、一個秘書，以及專門的“寫稿團隊”。副市長也有自己的寫稿班子，“但人數要比市長少得多”。

陳新所在的市長班子，有五六個成員。市政府辦公室下設服務不同領導的科室，從市長往下排號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類似，只是人數多一些，而縣里人數則少一些”。對于更基層的鄉鎮領導來說，講話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過，山西省中部某縣的一個鎮政府卻是個特例。在縣里寫稿35年的老許已經七十多歲，因為鎮上沒人能寫稿，特意返聘他過去幫忙。“鎮長和書記的講話稿都是我寫的。”老許說，“至于村主任一級，他們基本上是口頭匯報工作，如果需要上報材料，還是我寫。”

高級領導有時也會自己寫講話稿。科技部一位剛剛卸任的司長，曾在上世紀90年代給前科技部副部長謝紹明當過秘書，“謝紹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學留過學的，他自己寫稿跟玩兒似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商務部人士介紹，商務部長陳德銘有時也自己動筆。比如據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陳德銘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時，沒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據自己的思考，寫了幾頁紙，帶到會上做演講。“領導親自動筆寫稿的情況雖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場合或自己有明確想法需要表達時，可能就會自己動手。”這位商務部人士說。

“領導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

從講話的場合、對象和用途來區分，領導的講話稿主要分為會議類、宣傳類以及禮儀類三種講話稿。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不同，講話稿的寫法也千差萬別。

對于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某區政府工作的王曉宇介紹：政府會成立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筆”。

從今年“十一”后，該區就把寫作班子設在賓館里，用兩周時間集中寫出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然后開始征求各單位意見。該區有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交上來的報告都一二十頁，“為了把整個報告控制在1萬字左右，一個單位干一年的活兒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就那么幾個字。”王曉宇說。

跟領導如何溝通政府工作報告，山東省中部某市的陳新前后已經歷過四任市長。“第一任市長會親自跟起草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給每個人分工，你寫這段他寫那一段。”第二任市長的風格就變了，“他在寫稿前什么也不說，等寫稿組運行后，他會要求寫稿組寫一個綜合版，把所有部門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寫一個精簡版，讓寫稿組對材料做一個取舍。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他提出修改意見”。

曾在無錫市委工作過的沈國慶，過去曾給幾任無錫市領導寫過講話稿。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領導只告訴你要講什么，至于怎么講，都是你思考的過程。”

有一回，時任無錫市委書記要沈國慶寫一個關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說你看看美國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國慶完全沒概念，“從書記那出來后渾身都是汗，后背冰涼冰涼的”。他馬上到圖書館借書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來他寫成的講話稿里沒有一句提到美國。“其實領導就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讓你打開視野，你就知道怎么寫了。”他說。“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在領導身邊“打工”，壓力自然小不了。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他還會仔細研究中央每次全會的講話，真正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為經常一人身兼多職，縣級政府的秘書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縣委秘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領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我身邊的很多秘書都讀了MBA以擴大知識面。”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一個部門里，能寫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眼里，“有思考，邏輯清晰，愛琢磨，是對寫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語句通順，遣詞造句沒問題。” 為了達到領導的要求，寫稿人必須要經常觀察領導作風。曾在國資委寫過兩年稿的高輝說，“辦公室主任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必須達到一種‘有我無我’的境界”。依照沈國慶的理解，“有我”是說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想從哪里隨便抄幾句話那不行；“無我”是別把自己帶進去，要假設自己是個領導，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問題。

寫稿者貿然替領導“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長在年輕的時候，剛開始給領導寫東西，覺得自己還有點創新，寫了不少想法，“領導上來就說了一通，哪是你寫的，全給我拿掉。以后寫東西必須有出處。”

必須學會時刻“對表”

事實上，許多重要會議的講話稿看上去平淡無奇，其實句句都有針對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調“穩中求進”，沈國慶就覺得有深意。“穩”不代表不發展，它是一種方法，根本目的是“進”。在他看來，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歷史給整個民族帶來一種落后要追趕的急躁想法。他認為，“中央提出‘穩中求進’說明國家總的精神不會出現大變動，把這個讀出來，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報告里的話也并非空泛，“其實是高度提煉的話，可以展開很多。”北京市某區政府的王曉宇舉例說，比如今年區里的工作報告要提出明年計劃“大力提高師資力量”，“等到明年開政府工作會時，就要分解這8個字，怎么提高，什么時候開始，要明確下來。”

因為政府必須完成落在紙面上的任務。報告中要是寫“明年實現GDP增長10%”，“如果他第二年沒有完成，那么上級就可以質問政府領導”。王曉宇說，“要是不確定，話就不能說太滿。可以改成力爭增長10%，那樣沒有完成也沒有關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擔任部長秘書的官員認為，給領導寫講話稿必須學會時刻“對表”——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分析，不能脫離中央的基本立場。從實際情況來看，寫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會有反著來的”。

在起草講話稿時，沈國慶特別注意用詞的準確性，比如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就是“很不錯”，比較好就是“比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個場合必須出現這樣的語言，你稿子里出現了就到位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現在，各級政府和領導都特別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數據。”

“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

領導到底怎么使用講話稿，往往因場合不同而定。原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開會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黨務系統的會，不能隨便發揮，政治性要求比較高。”他曾經的一位秘書說，“給他寫稿的人常有挫敗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個字‘謝謝大家’。”

關于中央領導提倡講話不念稿的原因，陳新認為，就是讓你獨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你在動腦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許多領導的講話內容是文件體，語句非常嚴謹，但大家不愛聽；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看毛選、鄧選，因為他們是在“說話”。“講話其實不怕重復，要生動形象，有包袱，充滿幽默感。”

這位官員曾經整理過朱镕基的現場講話，他發現“朱镕基說得妙趣橫生，過后整理成文字時也一環扣一環，相當有邏輯性”。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傳遞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運用了網絡詞匯——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積累正能量”。

隨著網絡的傳播效力日益增強，許多官員意識到，“要用講話爭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講話稿時，甚至要考慮到里面有什么話能當做新聞標題”。

（應對方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蘇永通對此文亦有貢獻。）

第三篇：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

做領導少不了要講話，但怎么講？

“在嚴肅的場合，比如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領導會照著稿子一字不差地讀，半點發揮都沒有。”華東一位地級市委書記的秘書對此頗有研究，“但如果是一個離職的告別會，領導很有可能會‘演講’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

現實生活中，滿嘴官話、套話的領導也有，不管開什么會，他們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擔責任，也不會出問題。

這一作風，正成為中央改進的目標。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專門提到“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習近平在媒體見面會上做了一番簡練、親民、務實的發言。此后，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頻繁即興提問。王岐山則在反腐座談會上，要求少說客套話，少用講話稿。

“講話稿”很少由領導本人一字一句寫成，往往領導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別人代勞。對于相當一部分領導來說，“講話稿”在可有可無之間：不念講話稿是對秘書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講話稿又是對臺下群眾的不尊重。領導講話的藝術，恰恰就體現在“講話稿”的產生和運用過程里。

誰給領導寫講話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寫講話稿肯定是秘書干的活兒，但事實并非一定如此。

在國務院部委層面，領導的講話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擔。一位中央部委官員說，他所在部委辦公廳的主要職責是“辦文、辦會、辦事”，不負責起草講話稿。

省市的情況則不同。“市級領導的講話稿，都是辦公室負責起草，專業性的會議如果要請領導講話，都是底下的部門先寫，我們負責把關和修改。”在山東省中部某市長辦公室工作的陳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涉及綜合性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季度分析會等，則是各部門提供素材，辦公室直接起草。”

從各地級市的機構設置看，市長往往單獨配備一個寫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書長（或者辦公室副主任）、一個秘書，以及專門的“寫稿團隊”。副市長也有自己的寫稿班子，“但人數要比市長少得多”。

陳新所在的市長班子，有五六個成員。市政府辦公室下設服務不同領導的科室，從市長往下排號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類似，只是人數多一些，而縣里人數則少一些”。

對于更基層的鄉鎮領導來說，講話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過，山西省中部某縣的一個鎮政府卻是個特例。在縣里寫稿35年的老許已經七十多歲，因為鎮上沒人能寫稿，特意返聘他過去幫忙。“鎮長和書記的講話稿都是我寫的。”老許說，“至于村主任一級，他們基本上是口頭匯報工作，如果需要上報材料，還是我寫。”

高級領導有時也會自己寫講話稿。科技部一位剛剛卸任的司長，曾在上世紀90年代給前科技部副部長謝紹明當過秘書，“謝紹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學留過學的，他自己寫稿跟玩兒似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商務部人士介紹，商務部長陳德銘有時也自己動筆。比如據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陳德銘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時，沒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據自己的思考，寫了幾頁紙，帶到會上做演講。“領導親自動筆寫稿的情況雖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場合或自己有明確想法需要表達時，可能就會自己動手。”這位商務部人士說。

“領導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

從講話的場合、對象和用途來區分，領導的講話稿主要分為會議類、宣傳類以及禮儀類三種講話稿。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不同，講話稿的寫法也千差萬別。

對于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某區政府工作的王曉宇介紹：政府會成立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筆”。

從今年“十一”后，該區就把寫作班子設在賓館里，用兩周時間集中寫出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然后開始征求各單位意見。該區有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交上來的報告都一二十頁，“為了把整個報告控制在1萬字左右，一個單位干一年的活兒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就那么幾個字。”王曉宇說。

跟領導如何溝通政府工作報告，山東省中部某市的陳新前后已經歷過四任市長。“第一任市長會親自跟起草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給每個人分工，你寫這段他寫那一段。”第二任市長的風格就變了，“他在寫稿前什么也不說，等寫稿組運行后，他會要求寫稿組寫一個綜合版，把所有部門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寫一個精簡版，讓寫稿組對材料做一個取舍。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他提出修改意見”。

曾在無錫市委工作過的沈國慶，過去曾給幾任無錫市領導寫過講話稿。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領導只告訴你要講什么，至于怎么講，都是你思考的過程。”

有一回，時任無錫市委書記要沈國慶寫一個關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說你看看美國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國慶完全沒概念，“從書記那出來后渾身都是汗，后背冰涼冰涼的”。他馬上到圖書館借書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來他寫成的講話稿里沒有一句提到美國。“其實領導就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讓你打開視野，你就知道怎么寫了。”他說。

“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在領導身邊“打工”，壓力自然小不了。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他還會仔細研究中央每次全會的講話，真正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為經常一人身兼多職，縣級政府的秘書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縣委秘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領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我身邊的很多秘書都讀了MBA以擴大知識面。”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一個部門里，能寫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眼里，“有思考，邏輯清晰，愛琢磨，是對寫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語句通順，遣詞造句沒問題。”

為了達到領導的要求，寫稿人必須要經常觀察領導作風。曾在國資委寫過兩年稿的高輝說，“辦公室主任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必須達到一種‘有我無我’的境界”。依照沈國慶的理解，“有我”是說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想從哪里隨便抄幾句話那不行；“無我”是別把自己帶進去，要假設自己是個領導，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問題。

寫稿者貿然替領導“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長在年輕的時候，剛開始給領導寫東西，覺得自己還有點創新，寫了不少想法，“領導上來就說了一通，哪是你寫的，全給我拿掉。以后寫東西必須有出處。”

必須學會時刻“對表”

事實上，許多重要會議的講話稿看上去平淡無奇，其實句句都有針對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調“穩中求進”，沈國慶就覺得有深意。“穩”不代表不發展，它是一種方法，根本目的是“進”。在他看來，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歷史給整個民族帶來一種落后要追趕的急躁想法。他認為，“中央提出‘穩中求進’說明國家總的精神不會出現大變動，把這個讀出來，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報告里的話也并非空泛，“其實是高度提煉的話，可以展開很多。”北京市某區政府的王曉宇舉例說，比如今年區里的工作報告要提出明年計劃“大力提高師資力量”，“等到明年開政府工作會時，就要分解這8個字，怎么提高，什么時候開始，要明確下來。”

因為政府必須完成落在紙面上的任務。報告中要是寫“明年實現GDP增長10%”，“如果他第二年沒有完成，那么上級就可以質問政府領導”。王曉宇說，“要是不確定，話就不能說太滿。可以改成力爭增長10%，那樣沒有完成也沒有關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擔任部長秘書的官員認為，給領導寫講話稿必須學會時刻“對表”——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分析，不能脫離中央的基本立場。從實際情況來看，寫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會有反著來的”。

在起草講話稿時，沈國慶特別注意用詞的準確性，比如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就是“很不錯”，比較好就是“比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個場合必須出現這樣的語言，你稿子里出現了就到位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現在，各級政府和領導都特別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數據。”

“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

領導到底怎么使用講話稿，往往因場合不同而定。原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開會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黨務系統的會，不能隨便發揮，政治性要求比較高。”他曾經的一位秘書說，“給他寫稿的人常有挫敗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個字‘謝謝大家’。”

關于中央領導提倡講話不念稿的原因，陳新認為，就是讓你獨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你在動腦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許多領導的講話內容是文件體，語句非常嚴謹，但大家不愛聽；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看毛選、鄧選，因為他們是在“說話”。“講話其實不怕重復，要生動形象，有包袱，充滿幽默感。”

這位官員曾經整理過朱镕基的現場講話，他發現“朱镕基說得妙趣橫生，過后整理成文字時也一環扣一環，相當有邏輯性”。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傳遞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運用了網絡詞匯——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積累正能量”。

隨著網絡的傳播效力日益增強，許多官員意識到，“要用講話爭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講話稿時，甚至要考慮到里面有什么話能當做新聞標題”。

第四篇：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怎樣為領導寫講話稿

“用講話爭取老百姓支持”

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

做領導少不了要講話，但怎么講？

“在嚴肅的場合，比如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領導會照著稿子一字不差地讀，半點發揮都沒有。”華東一位地級市委書記的秘書對此頗有研究，“但如果是一個離職的告別會，領導很有可能會?演講?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

現實生活中，滿嘴官話、套話的領導也有，不管開什么會，他們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擔責任，也不會出問題。

這一作風，正成為中央改進的目標。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專門提到“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范。11月15日，習近平在媒體見面會上做了一番簡練、親民、務實的發言。此后，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并頻繁即興提問。王岐山則在反腐座談會上，要求少說客套話，少用講話稿。

“講話稿”很少由領導本人一字一句寫成，往往領導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別人代勞。對于相當一部分領導來說，“講話稿”在可有可無之間：不念講話稿是對秘書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講話稿又是對臺下群眾的不尊重。領導講話的藝術，恰恰就體現在“講話稿”的產生和運用過程里。

誰給領導寫講話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象，寫講話稿肯定是秘書干的活兒，但事實并非一定如此。

在國務院部委層面，領導的講話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擔。一位中央部委官員說，他所在部委辦公廳的主要職責是“辦文、辦會、辦事”，不負責起草講話稿。

省市的情況則不同。“市級領導的講話稿，都是辦公室負責起草，專業性的會議如果要請領導講話，都是底下的部門先寫，我們負責把關和修改。”在山東省中部某市長辦公室工作的陳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涉及綜合性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季度分析會等，則是各部門提供素材，辦公室直接起草。”

從各地級市的機構設置看，市長往往單獨配備一個寫作班子，里面包括一位副秘書長（或者辦公室副主任）、一個秘書，以及專門的“寫稿團隊”。副市長也有自己的寫稿班子，“但人數要比市長少得多”。

陳新所在的市長班子，有五六個成員。市政府辦公室下設服務不同領導的科室，從市長往下排號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里的配置類似，只是人數多一些，而縣里人數則少一些”。

對于更基層的鄉鎮領導來說，講話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過，山西省中部某縣的一個鎮政府卻是個特例。在縣里寫稿35年的老許已經七十多歲，因為鎮上沒人能寫稿，特意返聘他過去幫忙。“鎮長和書記的講話稿都是我寫的。”老許說，“至于村主任一級，他們基本上是口頭匯報工作，如果需要上報材料，還是我寫。”

高級領導有時也會自己寫講話稿。科技部一位剛剛卸任的司長，曾在上世紀90年代給前科技部副部長謝紹明當過秘書，“謝紹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學留過學的，他自己寫稿跟玩兒似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商務部人士介紹，商務部長陳德銘有時也自己動筆。比如據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陳德銘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時，沒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里根據自己的思考，寫了幾頁紙，帶到會上做演講。“領導親自動筆寫稿的情況雖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場合或自己有明確想法需要表達時，可能就會自己動手。”這位商務部人士說。

“領導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

從講話的場合、對象和用途來區分，領導的講話稿主要分為會議類、宣傳類以及禮儀類三種講話稿。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不同，講話稿的寫法也千差萬別。

對于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某區政府工作的王曉宇介紹：政府會成立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筆”。

從今年“十一”后，該區就把寫作班子設在賓館里，用兩周時間集中寫出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然后開始征求各單位意見。該區有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交上來的報告都一二十頁，“為了把整個報告控制在1萬字左右，一個單位干一年的活兒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就那么幾個字。”王曉宇說。

跟領導如何溝通政府工作報告，山東省中部某市的陳新前后已經歷過四任市長。“第一任市長會親自跟起草組一起研究初稿，然后給每個人分工，你寫這段他寫那一段。”第二任市長的風格就變了，“他在寫稿前什么也不說，等寫稿組運行后，他會要求寫稿組寫一個綜合版，把所有部門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寫一個精簡版，讓寫稿組對材料做一個取舍。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他提出修改意見”。

曾在無錫市委工作過的沈國慶，過去曾給幾任無錫市領導寫過講話稿。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領導只告訴你要講什么，至于怎么講，都是你思考的過程。”

有一回，時任無錫市委書記要沈國慶寫一個關于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說你看看美國怎么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么搞的。”沈國慶完全沒概念，“從書記那出來后渾身都是汗，后背冰涼冰涼的”。他馬上到圖書館借書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后來他寫成的講話稿里沒有一句提到美國。“其實領導就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讓你打開視野，你就知道怎么寫了。”他說。

“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在領導身邊“打工”，壓力自然小不了。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他還會仔細研究中央每次全會的講話，真正做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因為經常一人身兼多職，縣級政府的秘書往往什么都要懂。河南一位縣委秘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領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我身邊的很多秘書都讀了MBA以擴大知識面。”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一個部門里，能寫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眼里，“有思考，邏輯清晰，愛琢磨，是對寫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語句通順，遣詞造句沒問題。”

為了達到領導的要求，寫稿人必須要經常觀察領導作風。曾在國資委寫過兩年稿的高輝說，“辦公室主任要比領導更了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必須達到一種?有我無我?的境界”。依照沈國慶的理解，“有我”是說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想從哪里隨便抄幾句話那不行；“無我”是別把自己帶進去，要假設自己是個領導，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問題。

寫稿者貿然替領導“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長在年輕的時候，剛開始給領導寫東西，覺得自己還有點創新，寫了不少想法，“領導上來就說了一通，哪是你寫的，全給我拿掉。以后寫東西必須有出處。”

必須學會時刻“對表”

事實上，許多重要會議的講話稿看上去平淡無奇，其實句句都有針對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調“穩中求進”，沈國慶就覺得有深意。“穩”不代表不發展，它是一種方法，根本目的是“進”。在他看來，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歷史給整個民族帶來一種落后要追趕的急躁想法。他認為，“中央提出?穩中求進?說明國家總的精神不會出現大變動，把這個讀出來，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報告里的話也并非空泛，“其實是高度提煉的話，可以展開很多。”北京市某區政府的王曉宇舉例說，比如今年區里的工作報告要提出明年計劃“大力提高師資力量”，“等到明年開政府工作會時，就要分解這8個字，怎么提高，什么時候開始，要明確下來。”

因為政府必須完成落在紙面上的任務。報告中要是寫“明年實現GDP增長10%”，“如果他第二年沒有完成，那么上級就可以質問政府領導”。王曉宇說，“要是不確定，話就不能說太滿。可以改成力爭增長10%，那樣沒有完成也沒有關系。”

一位在中央部委擔任部長秘書的官員認為，給領導寫講話稿必須學會時刻“對表”——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分析，不能脫離中央的基本立場。從實際情況來看，寫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會有反著來的”。

在起草講話稿時，沈國慶特別注意用詞的準確性，比如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就是“很不錯”，比較好就是“比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個場合必須出現這樣的語言，你稿子里出現了就到位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么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現在，各級政府和領導都特別注意在稿子里引用數據。”

“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

領導到底怎么使用講話稿，往往因場合不同而定。原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開會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黨務系統的會，不能隨便發揮，政治性要求比較高。”他曾經的一位秘書說，“給他寫稿的人常有挫敗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后四個字?謝謝大家?。”

關于中央領導提倡講話不念稿的原因，陳新認為，就是讓你獨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你在動腦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許多領導的講話內容是文件體，語句非常嚴謹，但大家不愛聽；為什么那么多人喜歡看毛選、鄧選，因為他們是在“說話”。“講話其實不怕重復，要生動形象，有包袱，充滿幽默感。”

這位官員曾經整理過朱镕基的現場講話，他發現“朱镕基說得妙趣橫生，過后整理成文字時也一環扣一環，相當有邏輯性”。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傳遞到官方的耳朵里。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運用了網絡詞匯——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積累正能量”。

隨著網絡的傳播效力日益增強，許多官員意識到，“要用講話爭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講話稿時，甚至要考慮到里面有什么話能當做新聞標題”。

第五篇：怎樣為領導起草講話稿

為領導起草講話稿，是黨政機關中的文秘和研究室人員經常性的工作。記得筆者剛到黨的機關工作時，有一位老同志說，他第一次給部長起草的講話稿最后只保留了一句話，其他的全部都改了，等于重寫。看來，為領導起草講話稿不是一件好差事。事隔多年，回過頭來看，起草講話稿說難也難，說易也易，還是有規律可循的。

領導講話不是個人創作，而是“職務”作品，是代表一級組織、一個領導集體、一個機關發表意見，但是，又要有領導干部個人的風格和性格特征。如何把這兩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很考手藝的。好的講話對聽眾有一種吸引力、感召力、鼓動力。

有人說，只要是大筆桿子就能寫好講話稿。其實不然，陳伯達不是大筆桿嗎？還被斯大林封為“中國的歷史學家、哲學家”，但他為毛澤東起草的“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就不滿意，說寫得太長，扯得太遠，棄之不用，找到他的秘書田家英：“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這篇唯一例外、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兩千多字的開幕詞，被34次熱烈掌聲所打斷，其中有5次是“長時間熱烈鼓掌”，足見反響之強烈。誰都以為，這篇充滿“毛澤東風格”的開幕詞出自毛澤東手筆，發出了由衷的贊許。毛澤東卻說：“開幕詞是誰寫的？是個年輕的秀才寫的，此人是田家英。”

一篇符合要求的講話稿，一要對路，二要出新。

對路，首先要對實際的路。講話不外乎分析形勢、釋疑解惑，闡述意義、引起重視，總結經驗、指引未來，提出任務、明確要求，揭示問題、發人深省等等。總之，就是要解決當時最急迫、最重要的問題。這些都要求對實際情況了如指掌，講話才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征。若干年前，筆者曾陪一位上級領導同志到下面檢查工作，他一路上都講發揚黨的三大作風，總給人以似曾相識又不解渴的感覺，關鍵是下面同志都想知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究竟應當怎樣發揚三大作風，而這一點又語焉不詳，豈非隔靴搔癢？

對路，還要對聽眾的路。同樣的問題，對機關干部講與對公眾講，對****黨員講與對民主黨派人士講，對專家學者講與對實際工作者講，對不同行業、不同職場的人講，不論講話的角度、講話的重點、語言表達方式，都應有所區別，不能一篇講稿打天下、搞批發。

對路，還要對講話的領導干部角色的路。這對起草人來說，是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講話的是主持全面工作的領導、分管領導，還是部門領導，是專家學者型領導還是從基層成長起來的領導，是舉重若輕型還是舉輕若重型領導，個人氣質是哪種類型，都要與領導干部本人相符。國家科委有關領導在為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起草講話稿時，鄧小平的講話是從他作為科學教育的主管領導人的角度，來講科學工作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華國鋒當時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他的講話稿就從更宏觀的角度講，為此，起草者請示了胡耀邦，耀邦建議講科教興國或科教建國。應該說，這個點子非常好。可惜，囿于“兩個凡是”，按胡耀邦意見起草的那篇講話稿沒被采納。郭沫若當時是中科院院長，又是詩人，他的講話稿就從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的角度講，既鼓舞人心又體現了詩人氣質，這篇講稿還收進了學校的語文課本。

對路，還要對起草方法的路。領導同志先拿出講話稿提綱，明確寫幾部分，每一部分寫什么內容，甚至舉什么例子，查閱什么經典論述都很具體，這樣的講話稿比較好寫，也最能反映領導同志的思想和水平，體現領導的個人風格。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就是小平同志親自擬了500字的提綱，列了7個方面的問題，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一起來談，明確了講話稿要寫的幾個部分，對需要闡明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講得很具體，連講話稿的題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初稿形成后，小平同志又再次召集耀邦、光遠等同志逐字逐句地邊念邊修改，以后又經過若干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后的講話稿。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這篇講話稿，從思想觀點、邏輯結構到主要觀念的文字表述，都是根據提綱寫成的。

也有的領導事先什么也不說，只說要寫個什么會議的講話稿，連提綱也由起草者提出。等你拿出了初稿，引發了他的思考，再召集文件起草組的同志來研究，談他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起草者一定要使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適應領導的習慣。也有的領導先口頭簡單說幾個部分的題目，你就要根據領導一貫的思想和風格，以及近期言論，把它變成一篇內容豐滿、極具針對性的講話稿。

對路，還要對領導表達方式的路。不同的領導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有理論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實踐的厚度，要用嚴密的論證、系統的分析深入說理；有的要求用群眾的語言，列舉實際生活中鮮活的事例說明問題；有的要求引經據典，通今博古，文筆恣肆；有的要求概括出數字公式，便于下面記憶，等等。這些要求沒有高下之分，關鍵是要表達清楚領導的意圖，便于群眾接受領會。

許多正式的講話稿在起草過程中，都要廣泛征求各方意見，不同崗位的人一般都從自身角度提出修改意見，其中有的意見可能互相矛盾對立。可以把這些意見認真梳理，向領導報告，改與不改，改多少，怎么改，要按領導的意見辦。

出新，主要是在堅持好的文風的基礎上，在結合實際上出新，作出新的概括，總結新的經驗，提出新的思路、新的觀念、新的方法。一篇好的講話稿，能夠有一兩個觀點、一兩句話讓聽眾受到啟發、受到震撼、印象深刻，甚至流傳久遠，那就是很高的水平了。毛澤東八大開幕詞中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如今已成為膾炙人口的格言。鄧小平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的“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尤如春雷驚天動地，震撼了全國，推動了新時期人才輩出局面的形成。

出新不是嘩眾取寵、標新立異，而是體現時代精神，回答公眾關心、引起公眾共鳴、得到公眾認同、吸引公眾參與的問題，讓公眾樂意聽，聽得懂，能管用。

為領導起草講話稿要做到對路、出新，加強歷練非常重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認真琢磨領導修改的地方，為什么領導不滿意，為什么要那樣修改，從中參透領導，提升自己，積累路數，做好對接。阿里巴巴網絡公司ceo衛哲在10多年前為萬國證券總經理當秘書時，起初為老板起草的報告、演講稿80%都受到批評，要求重寫。他每次都仔細研究老板不滿意的地方，半年后，他寫的東西老板基本一字不改。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跨越！再有，起草講話稿要符合領導的要求，應注意平時跟領導時不能只滿足于做好領導身邊的日常瑣事，處理文件啦，安排好生活啦，更要緊的是學習領導觀察問題、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思路、對策和方法，不是站在秘書的角度，而是站在領導的角度。假以時日，既提高了自己起草講話稿的水平，又磨煉了自己獨當一面、掌控全局、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