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縣農民信“訪”不信“法”的原因及解決途徑（范文模版）

我縣農民信“訪”不信“法”的原因及解決途徑

最近，按照縣委組織部《關于在縣鄉兩級實行“三三制”、深化“頁嶺南北創大業、杜水兩岸黨旗紅”—全縣抓落實、工作到基層、百組進百村、共建新農村黨建主題實踐活動的安排意見》，在農村調研時，發現有部分農民信“訪”不信“法”，他們在自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本可以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卻自覺不自覺的選擇了上訪。原因何在? 農民法律素質有限。經過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國農民的整體法律素質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與法治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另外，一些地方普法工作中存在形式主義，只追求表面上的轟轟烈烈、熱熱鬧鬧，不注重實效，把功夫放在應付上級檢查評比上。由于普法工作不力，使廣大農民無法受到真正意義上的法制教育。因而，雖然進行了幾個五年普法，但還有不少農民依然不懂法，不知道如何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不懂法也就很難信“法”。

受“人治”歷史影響。在兩干多年的封建社會里，法政不分，“法”就是“官”，告狀到衙門，一切事情當官的說了算。今天封建法制已蕩然無存，但是，權大于法的“人治”思想在農民心中根深蒂固。許多農民形成了依賴政府、迷信領導的觀念，總覺得“婁子”捅得越大，上訪級別越高，就越容易引起重視，問題就解決得越快，因而產生了信“訪” 不信“法”的心理。

少數干部有“畏訪”心理。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對群眾越級上訪，有畏懼心理。因而，處理信訪時，原則性不強，隨意性較大。有的甚至花錢“買”平安，用錢堵住上訪者的嘴，來達到“息訪”目的。某些司法不公現象動搖了農民對法律的信心。隨著依法治國方略在基層的貫徹實施，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的風氣正逐步形成。但是，一些案件處理不公平、不嚴格、不及時、不到位，司法腐敗現象還時有發生，這一問題的存在，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法律的威嚴，在農民群眾中產生了極壞的影響。一些農民認為，打官司就是“打關系”，權可以壓法。因而，不少農民對訴諸法律缺乏信心，遇到問題，習慣于找黨委、政府解決。

“用法成本”高。目前，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這樣的費用，對相當一部分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打官司，有一定的程序，有的還需要請律師，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農民們認為，走向法庭“支付”大，又費時、費力、怕麻煩，而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很方便，有時“訪”到某位領導一“批示”，就解決了問題。這樣，從經濟和簡便方面考慮，有些農民就選擇了上訪。

農民信“訪”不信“法”，其后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架空了司法程序，有損法律的權威；另一方面，大量信訪擾亂了 政府機關的工作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消除農民信“訪”不信“法”心理，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依法治訪。要高度重視農民群眾反映的每一個問題。對要求合理，符合政策，有條件解決的，一定要設法及時予以解決；因條件限制不能立即解決的，要耐心說明情況，做好上訪者的思想工作；對屬于司法機關處理的，要引導來信來訪者向司法機關反映，讓其按法律程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對無理纏訪、違法上訪，屢教不改的，要依法嚴肅處理。

注重農村普法工作。要切實加強農村的法制宣傳。宣傳中要講究實效，多采用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對于農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案件，司法機關要盡量到事發地點公開辦案，以案講法，要進一步做好農村法律服務工作，為農民咨詢法律、運用法律提供便利。要加強對權利性、程序性法律法規知識的宣傳，著力提高農民的用法能力。

提高司法效率。要大力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努力提高執法人員的思想素質和法律業務素質。要加大執法力度，堅決杜絕“法律白條”。積極推進司法改革，進一步強化執法責任制和錯案追究制，不斷提高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認真懲治司法腐敗，確保司法公正。只有這樣，才能樹立法律權威，讓農民相信法律。

加強農民思想道德建設。要運用各種載體，采取多種方式，深入鄉村，走進農戶，大力宣傳社會道德、家庭美德。要把《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內容具體化、規范化，使之成為農民群眾普遍認可和遵守的行為規則。要積極開展“文明鎮(鄉)”、“文明村”、“文明戶”等評比活動，引導農民自覺遵守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

以防為主，堵住源頭。防范信訪人員的產生，要從源頭抓起。信訪的源頭在基層，首先應當在加強和改進工作作風方面下功夫。一是努力改善服務態度，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切實解決基層工作作風、工作態度和方法方面的問題，要以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盡可能為群眾排憂解難，解決實際問題。二是增強嚴格執法和按政策辦事的能力和水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立足化解社會矛盾，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對信訪人員提出的問題，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當事人進行法制教育，做好思想轉化工作。三是努力提高辦事效率，提高一次性處理問題的成功率，遇有問題和矛盾，不推諉、不回避、不上交，對疑難問題，基層一把手要親自出面接待處理，增強權威性和信任感。由此堵住信訪源頭，防范信訪人員的產生。

抓苗頭，抓初信初訪，及早把信訪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要重視抓好信訪調研工作，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信訪問題，主動出擊，超前做好耐心細致的疏導工作，消除引發信訪的各種因素。對初信初訪者，要認真接待，及時妥善處理，盡量把問題解決在初信初訪階段，絕不能因為掉以輕心，處理不及時而導致越級信訪、重復信訪、多頭信訪，更不能對初信初訪態度蠻橫而導致處理不當、擴大事態、激化矛盾。

情理結合，多作疏導。疏導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也是轉化信訪矛盾的主要途徑。開展疏導工作，首先，要悉心勸導，耐心解釋，消除信訪人員的戒備心理；其次，要消除信訪人員的急躁、偏見心理，要抓住問題的本質，幫助他們分析矛盾原因，啟發他們正視現實，弄清合理與不合理，哪些是一時可以解決的，哪些是當前不能解決的，使其克制沖動情緒和盲目性。必要時，還可采取走訪談心方式，注重以樸實的工作作風，真正準確地了解信訪人員的需求和意向，正確引導他們放棄錯誤思想，促使主動配合，站到解決問題的立場上來，進而信“法”不信“訪”。

第二篇：解決公民信“訪”不信“法”問題的對策

解決公民信“訪”不信“法”問題的對策

作者：張友直

來源：《行政與法》2010年第10期

本站發布時間：2010-11-22 12:26:4

4摘要：信訪制度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和民意表達訴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實現和維護公民權利的具體形式。本文分析了當前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存在的信“訪”不信“法”問題的主要弊端，剖析了其深層次原因，結合我國法律、政治等實際提出了綜合解決方案，以期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有所裨益。

關鍵詞：信訪制度;法治;公民政治參與

作為我國最基本的民意表達制度之一.信訪制度歷來是黨和政府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從建國至今，信訪制度在充分發揚民主、了解社情民意、維護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各種利益關系在調整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公民信訪方式和心態隨之呈現出非理性趨勢。一些涉法涉訴類案件的當事人寧愿通過信訪尋求解決，也不愿走司法訴訟渠道，信“訪”不信“法”的現象比較突出，特別是赴省進京越級上訪事件不斷發生，凸顯了社會轉型時期我國信訪制度體系和法治環境面臨的困境。對此，有關部門應當給予高度重視并從根本上予以有效解決。

一、公民信“訪”不信“法”問題存在的弊端

(一)涉法涉訴類信訪增多，將信訪制度功能扭曲和異化

按照信訪動機劃分.公民信訪訴求主要是請求政府解決個人或集體的糾紛與矛盾、利益訴求及對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進行舉報等。根據國家信訪統計信息看，當前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占全國信訪總量的比例仍然較高，進京訪、重復訪仍然偏多，特別是涉及政府行政執法、農村征地、城市改造拆遷和企業改制等行政訴訟類信訪占了很大比例。據中國社科院相關調查顯示，在接受問卷調查的632位進京上訪的農民中，有401位在上訪之前就到法院起訴過，其中不予立案的占42.9%.認為法院不依法辦案判決敗訴的占54.9%。由于涉法涉訴類信訪關系到基層群眾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和司法機關的執法效果，影響面大，稍有不慎，將“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因此，涉法涉訴類信訪問題已經成為基層群眾關注的熱點、社會矛盾糾紛的焦點和司法工作的難點。但是，當事群眾繞開司法訴訟這一權利救濟的法定渠道，二味尋求信訪渠道解決問題，賦予了信訪制度謀求矛盾糾紛解決和實體權利救濟的超強功能.其本身具有的密切聯系群眾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本體功能已被弱化，導致現實中的“信訪”已非1995年國家制定的《信訪條例》所界定的信訪，也遠遠超出了國家各級信訪機構本身的職能權限.最終將社會主義信訪制度的功能扭曲和異化.成為超越了司法的矛盾糾紛的解決機制和公民權利救濟機制。

(二)損害了法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浪費了國家的司法資源

涉法涉訴類信訪問題的大量出現和增多，一方面顯示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極度期盼：另一方面，涉法涉訴類越級進京訪、群體訪的日益增多也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形成沖突，損害了司法的權威。誠然，一些地方少數涉法涉訴類信訪事件是由于部分地方司法機關人員執法不公造成的(比如冤假錯案)，但有的則是因為訴訟敗訴或者對國家法律法規誤解造成的。當事人為了挽回官司，尋求所謂理想中的“公平正義”而越級上訪，繞開了司法訴訟程序的權利救濟途徑，將問題的解決寄托在信訪渠道，損害了法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浪費了國家各級司法機關大量的司法資源(偵查、審判等投入)，與依法治國方略背道而馳。1

(三)形成了公民非理性信訪心理，使信訪方式的選擇陷入惡性循環

就一個社會整體而言.公民選擇信訪的心理應當是理性的，對信訪方式的選擇也應當趨于理性。1982年之前的信訪.主要是當事人反映個人政治待遇和歷史評定問題，屬于“文革”之后的政治秩序回歸，方式主要是郵寄信件，比較理性客觀。自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以來，公民民主和訴求的意識不斷增強，一旦牽涉到個體切身利益，訴求愿望便異常強烈。近年來，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的方式和心態也呈現出非理性趨勢.有學者將其具體表現概括為“五少”和“五多”：一是“信”訪減少，“人”訪增多。當事人親自到政府有關部門“人”訪的逐漸增多，郵寄寫“信”的越來越少;二是“單”訪減少，“群”訪不斷增多。當事人少則三五人，多則成群結隊幾百號人上訪;三是“按級”信訪減少，“越級”上訪不斷增多。當事人繞開基層政府，直接赴省進京越級上訪尋求解決問題;四是“初”訪減少，“重”訪不斷增多。當事人一次上訪不行，多次前去政府要說法，甚至“纏訪”和“鬧訪”;五是“文”訪減少，“武訪”不斷增多。通過正當方式心平氣和反映問題的減少，而通過激烈手段信訪的越來越多。不少當事人甚至認為鬧得越厲害越能引起領導重視，問題越容易得到解決，持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非理性心態，使當前的信訪形勢日趨嚴峻，也從客觀上導致公民涉法涉訴類信訪方式的選擇陷入了惡性循環，即“初訪——無果——越級上訪——無果——重復上訪”，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影響了基層干群關系，造成了新的社會穩定隱患。

二、公民信“訪”不信“法”問題產生的原因

為什么訴訟案件還要依靠信訪渠道解決?為什么終審判決案件，當事人還要上訪?法律的權威性和司法的獨立性在何處體現?

(一)傳統的“人治”模式和公民的“青天”情結助長了信訪情緒

縱觀我國信訪制度演變的歷史.無論是古代的“攔轎喊冤”，近代的“上書請愿”，還是當代的“領導批示”，都是寄希望于當權者為百姓做主伸冤，體現的是傳統的“人治”模式痕跡和老百姓骨子里的“青天”情結。幾千年來，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人治”統治模式使得廣大民眾缺少信仰法律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習慣，更缺少“法治”的土壤.加之現實社會客觀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公和個別領導干部干預司法獨立等現象也令許多人懷疑法律的公正和權威。部分民眾始終認為政府比法院“管用”，領導“批示”大過“法律”。如此情結和觀念便極大地助長了信訪者的信訪情緒.遇到糾紛和矛盾不找法院找政府領導，大事小事都要上訪，已經進入司法訴訟程序的案件也要跑到政府機關上訪。有些地方的群眾法治觀念淡薄，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無論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就糾集相關人員甚至無關人員上訪鬧訪，甚至圍堵政府大門，堵塞交通干道，向政府施壓以求達到目的。對此，有學者認為，“公民針對訴訟案件的上訪，屬于法律的申訴，都是訴訟行為，應該依照法律規定進行，不應盲目”，“期盼以人治的力量實現公平和正義，無疑會對法治產生負面影響。”

(二)現有司法救濟無法有效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而進入信訪體制渠道

“一個民主法制不斷進步的時代.必定是一個權利高揚的時代”。在法治社會，司法救濟是公民最主要、最有效的權利保障救濟途徑。但是，我國現有的司法救濟卻不能有效解決大量的社會糾紛和矛盾.加之地方政府“疏導”缺位，勢必導致大量繁雜的社會糾紛和矛盾直接進入信訪體制渠道。第一，來源于改革轉型期的社會糾紛和矛盾無法納入國家司法救濟體制。中國社科院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09年群體性事件發生仍然保持著多發態勢.這是因為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中，由于征地、企業改制、房屋拆遷等政府行為與民爭利，積累了很多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據統計，1993年我國發生群體性

以往。這些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前大都有過多次信訪甚至上訪的過程，但由于政策、體制、法律法規缺陷、司法體制和歷史遺留等因素，從法律程序上司法救濟無法進行，因此未得到有效解決。比如：當前的征地和拆遷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遷，而關于此問題，國家《憲法》和《土地管理法》只有原則性規定，缺乏具體操作條款，2001年出臺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在安置補償標準、拆遷主體等重大問題上也存在缺失。2007年，《物權法》的出臺也無法最大限度地保護拆遷戶的合法權益，許多地方征地拆遷都是一舉地方政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有的甚至是紅頭文件)就進入拆遷狀態(2009年全國發生數十起因為強拆而致的悲劇事件，比如成都市民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對此，《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備受批評，修改呼聲頗高。第二，政府行政行為引發的社會糾紛和矛盾很難獲得實質性司法救濟。原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曾歸納目前群眾信訪反映的問題存在四個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80%以上是可以通過黨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決的、80%以上是基層應該解決也可以解決的問題。目前，房屋拆遷、土地征用、企業改制、重大環境污染、礦難事故等類事件的信訪都直接或間接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為，但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大多難以真正納入司法審查渠道。比如：大量存在的抽象行政行為難以進入司法審查途徑。雖然國家制訂了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制度，但是，受制于行政訴訟立案范圍和地方黨委政府行政權力的壓力，當地法院會以各種理由和借口不予受理立案，“甚至不說明理由而拒不受理行政訴訟案件的現象普遍存在，成為‘潛規則?。即使行政訴訟案件進入司法訴訟渠道，經過努力在程序上和道義上解決了行政爭議，打贏了官司，但在實踐中由于執行經費、人力、人情干擾等各種制約因素，實際執行起來就打了折扣，甚至無法執行落實，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三)訴訟渠道維權成本過高，致使公民“偏愛”信訪渠道

在法治社會和市場經濟法則下，公民維護和主張個人權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包括時間、精力、物力和財力;通過信訪維權，同樣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在現有的司法體制之下，當事公民一旦涉及訴訟.將需要花費更高更多的成本。無論是申請行政復議、勞動仲裁還是行政訴訟，都要面臨繁瑣的受理、立案、取證、調查和審理過程，往往還要涉及一審、二審和執行等若干環節.整個過程經常會延續很久。媒體報道的河南南陽農民工討要3.6萬元工資，打官司2年，先后60余次前往法院，共花費交通費、生活費和材料打印、復印等費用1.7萬多元，加上為官司耽擱的誤工費，反而倒貼1萬多元，這就讓人無法也不敢再去相信司法訴訟渠道的權利救濟效果。相反，通過當地信訪局遞交材料甚至赴省進京越級重復上訪，如果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注，事情會得到更快、更直接的解決甚至“一步到位”，整個花費成本相對較低。這也是當前很多群眾選擇信訪解決涉法涉訴問題的重要原因。

三、解決公民信“訪”不信“法”問題的對策

(一)提高公民法治意識，規范公民維權方式

在法治社會，公民權利的保障和救濟可以依照《憲法》、《行政(民事)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等法律法規來主張，必要時也可以尋求新聞媒體的幫助。①備受社會關注的成都市拆遷戶唐福珍和江蘇連云港九旬翁攜兒子阻止拆遷自焚事件留給了我們太多的反思。當事人之前都曾就拆遷問題向當地政府反映和交涉過，在多次求助交涉無果之后，沒有進行司法訴訟便采取如此過激的方式維權，足以令人震驚和遺憾。類似的部分群眾涉法涉訴案件越級重復上訪、常年赴省進京“纏訪”等行為都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健康和損害社會公共安全秩序為代價來維權。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公民法治意識存在的誤區和維權方式的極端色彩。因此，政府必須加大法治宣傳教育的力度，提高公眾的法治意識，做到信“法”用“法”，逐步規范維權方式，以理性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簡化訴訟程序，降低維權成本

要從根本上解決群眾信“訪”不信“法”的問題，必須在現有司法體制框架下創造條件，進一步簡化有關民事特別是行政訴訟程序，降低訴訟維權成本，使人民群眾在權利救濟過程中“打得起”官司。可以參照每年年底各級政府設立的農民工討薪“綠色特別通道”，推行簡易仲裁和訴訟方式，降低維權成本，方便人民群眾維權。

(三)優化法治環境，杜絕非法定渠道，將爭議引入法定解決主渠道

眾所周知，在成熟的法治社會，任何爭議和糾紛的解決都應當依靠法定的主渠道，杜絕各種非法定渠道。但在我國現有權力語境下，行政領域內存在著上級指示和領導批示往往勝過法律法規的效力的現象。就領導批示而言，其涉及的內容非常多，彈性非常大，1995年《信訪條例》第5條對信訪過程領導批示作了規定，即“各級行政機關的負責人應當批閱重要來信、接待重要來訪、聽取信訪工作匯報，研究解決信訪工作中的突出問題。”這也就成為各級信訪當事人爭相渴盼獲得的“救命稻草”和“尚方寶劍”的根本驅動力.但同時也“意味著法律的虛弱，意味著權力的強勢。”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人治”思維的結果，但卻無力改變。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指出：“領導在重視信訪工作的同時，應減少批示，增加指導，將各類爭議逐步引導到解決的主渠道上來。”因此，筆者認為，必須進一步優化我國的法治環境，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執行機制，全面捍衛法律的權威性、獨立性和有效性，讓“法律真正變得可及、管用，值得信賴托付。”應杜絕單純依靠領導批示、制造轟動效應引起官方和社會重視(比如拆遷自焚事件和“開胸驗肺”事件)等非法定解決渠道，千方百計將群眾反映的問題引導到法定渠道上來，以求得解決。

(四)推行和完善涉法涉訴信訪終結機制，維護司法的終局性和權威性

針對當前涉法涉訴類信訪反復申訴和重復上訪的問題，2009年8月，中辦轉發了《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對合理訴求確實解決到位、實際困難確已妥善解決的問題，經過公開聽證、質證和答復，由省級以上政法機關審核后，做出終結決定，各級政法機關不再受理.以維護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和終局性。筆者認為，《意見》提出的涉法涉訴信訪終結機制具有創新意義，體現了中央堅持依法治國的方略，同時又充分考慮了我國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必須全力推行。但是，由于擔心信訪考評、成本等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機關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很有可能打折扣.比如以《意見》為依據，隨意啟用該終結機制而忽視實際問題的解決等。所以，在推行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完善該機制，把堅持司法公正放在首位，完善調節銜接環節，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殘疾人、婦女兒童、孤寡老人等弱勢群體申訴維權提供表達訴求的渠道，提供最大方便，特別是涉法涉訴信訪案件按照程序已經終結，當事人確實還需要幫助的.政府要將其納入社會救助體系，使其生活得到保障，這樣，既能體現司法權威，又能化解社會矛盾。

(五)依法執政，從源頭上杜絕涉法涉訴類“信訪源”

從現實看，在許多涉法涉訴類信訪事件的背后，一些地方政府的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依法執政的缺位和越位現象，甚至與民爭利。2010年1月7日，中紀委通報了2009年嚴肅查辦群體性事件背后的官員腐敗案件情況，針對云南孟連“7.19”等群體性事件，查處了孟連縣原縣委書記胡文彬等腐敗案件。這些群體性事件及背后的腐敗案件給基層政府敲響了警鐘.即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帶頭遵守國家《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堅持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杜絕侵害涉及群眾利益的行政行為，不與民爭利，減少干群矛盾和社會糾紛的發生。實踐證明，社會糾紛和矛盾在第一時間、第一環節的解決成本最小，效果最直接，因此，必須始終堅持預防為主、調解為先的原則，及時暢通民眾的訴求表達主渠道。在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注重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好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企業改制與職工利益等關系，將一切矛盾糾紛處理在萌芽狀態，最大限度地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杜絕涉法涉訴類信訪事件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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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訴訪分離”終結信訪不信法

“訴訪分離”終結信訪不信法

2014-03-20 02:30:50 新京報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以案件形式進入司法領域，出現了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并存的現狀，導致少數群眾“信訪不信法”。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提出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強調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

新京報訊 今后，涉訴涉法信訪事項的上訪群眾不需要到信訪部門上訪了，直接到相關的政法部門反映問題即可。

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于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提出：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對于涉法涉訴信訪中的錯案、瑕疵案應依法糾正。

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入法治軌道

去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意見》正是根據《決定》的精神細化了規定。

此次改革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總體思路是：改變經常性集中交辦、過分依靠行政推動、通過信訪啟動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由政法機關依法按程序處理，依法糾正執法差錯，保護合法信訪、制止違法鬧訪，努力實現案結事了、息訴息訪。

在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方面，《意見》提及，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訴訟權利救濟的信訪事項從普通信訪體制中分離出來，由政法機關依法處理。

值得關注的是，在處理涉訴涉法信訪案件的程序上，《意見》強調：對于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案件，各級政法機關應當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對于經復議、審理、復核，確屬錯案、瑕疵案的，各級政法機關應依法糾正錯誤、補正瑕疵。

杜絕違法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行為

本輪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

《意見》稱，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在申訴時限內反復纏訪纏訴，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等方式，并經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

此外，對于“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做法，《意見》再次強調，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堅決杜絕違法限制或變相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的行為。

亮點1

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

意見：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制度。各級信訪部門對到本部門上訪的涉訴信訪群眾，應當引導其到政法機關反映問題；對按規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的涉法涉訴信訪事項，收到的群眾涉法涉訴信件，應當轉同級政法機關依法處理。

【解讀】

訴訪分離倒逼司法公正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訴訟與信訪分離的好處是信訪群眾直接到政法機關反映訴求，可以少走彎路，便于政法機關及時處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以往以信訪這個行政方式來處理涉法涉訴這類司法問題，容易形成民眾“信訪不信法”的思維，對民眾的法律意識、整個國家的司法權威會帶來負面影響。

意見提出將訴訟與信訪分離，實際上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在以往涉訴涉法信訪事項中，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等多種類型，此次信訪制度改革意在讓民眾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讓涉法信訪回歸司法程序，這一方面有助于更為專業的處理信訪案件，同時對司法部門提升辦案質量也起到推動作用。

亮點2

錯案瑕疵案應依法糾正

意見：嚴格落實依法按程序辦理制度。各級政法機關對于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案件，應當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對經復議、審理、復核，確屬錯案、瑕疵案的，依法糾正錯誤、補正瑕疵。

【解讀】

“糾錯”能堵住程序漏洞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長高莎薇：目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是確實出現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審改判的案件，第二種是有審判瑕疵的案件，第三種是當事人無理纏訪的案件。

第一種和第三種是少數，第二種情形較多。對于第一種和第二種情形，意見明確了在法律程序內的案件法官要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時，這對法官在審判此類案件時如何運用自由裁量權起到了監督作用。對于需要司法救濟再審的案件，經過多部門審核后，確實發現錯案和瑕疵案的，意見明確要糾正錯誤、補正瑕疵。這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在程序上如何保證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堵住了可能出現的程序漏洞。

亮點3

窮盡程序的判決為終結決定

意見：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對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在申訴時限內反復纏訪纏訴，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等方式，并經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

【解讀】

節約訪民成本減少資源浪費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以往一些涉訴涉法信訪事項終而不結、無限申訴，反復啟動法律處理程序。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一方面減少了上訪群眾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減少行政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

吉林市保民律師事務所律師修保：以往很多涉訴涉法上訪群眾直接到信訪部門上訪，有的直接到北京的國家信訪局上訪，上訪后信訪部門一般會將信訪事項轉交給政法機關處理，這期間無論是時間成本、上訪生活成本都是比較大的。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后，省去了一個環節，對于訪民來說可以有效節約成本。

亮點4

辦案質量將終身負責

意見：要完善執法司法責任制，嚴格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健全執法過錯發現、調查、問責機制，嚴格倒查執法辦案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和責任，嚴肅查處錯案背后的執法不公、不廉等問題；要把加強執法公開、擴大群眾參與、接受群眾監督作為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重要內容，以公開確保公正、促進息訴。

【解讀】

信訪問題突出倒查領導責任

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此次涉法涉訴信訪改革一個重要內容是對于涉訴涉法信訪事項，負責處理的政法機關要公正辦案。如何在制度上予以強化？就是要嚴格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

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在對信訪事項辦案時嚴查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問題，對于群眾訴求不及時受理、不按期辦結、有錯不糾的，要依紀依法追究辦案人員和相關領導責任。對于信訪問題突出的地方，還要倒查政法單位領導班子責任。同時，中央和省級政法機關將設立審核程序，對反映問題已經得到公正處理的，不再啟動復查程序，對未得到公正處理的，要倒查追責。

■ 專家說法

“信訪制度改革提升民眾法律意識”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認為，此次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質上是涉訴涉法信訪程序和強化糾錯方式上的重大變革。

以往，涉訴涉法信訪上訪群眾有冤錯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訪，出現了信訪部門、政法部門多頭上訪的現象。上訪群眾和辦理信訪事項的政法機關都浪費了很大的成本。上訪群眾會浪費時間、精力、金錢等成本，政法機關會在處理時增加時間、政務成本，信訪事項的辦理也會因此出現效率不高的問題。訴訟與信訪分離后，無論對上訪群眾還是政法機關，都會減少程序，節約成本，辦理的效率也會提升。

群眾之所以上訪，是因為所經歷的案件大多數存在司法不公的問題，因此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強化糾錯方式尤為重要。此輪改革通過辦案質量終身負責、上級政法部門審查監督、倒查追責機制強化了糾錯方式，這對于維護司法公正將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際上是行政信訪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領域，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提升民眾的法律意識。

涉法涉訴信訪終結

涉法涉訴信訪反映

向政法機關而不是向黨政信訪部門反映問題。

向有管轄權的政法單位反映問題，而不是多頭訪、越級訪。

提醒：屬于哪一級管的，到哪一級申訴；屬于哪一個部門辦的，到哪一個部門申訴。

審查、甄別

符合法律規定的信訪事項進入復議、復核、再審程序處理。

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信訪事項，或是正在法律程序辦理中，當事人直接上訪的，政法機關依法不予受理。

提醒：反復纏訪甚至違法鬧訪的，將受到依法處理。

依法按程序辦理

對已經進入法律程序處理的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政法機關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時限內公正辦結。

依法終結

已經窮盡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決、裁定為終結決定。對于反復纏訪纏訴的，經過案件審查、評查，由中央或省級政法機關審核，認定其反映問題已得公正處理的，除有法律規定情形外，依法不再啟動復查程序。有關部門重點做好對信訪人解釋、疏導工作。

涉法涉訴信訪三情形

第一種是確實出現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審改判的案件，占比少

第二種是有審判瑕疵的案件，占比較多

第三種是當事人無理纏訪的案件，占比少

涉法涉訴信訪占比下降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涉法涉訴信訪改革方面分批部署各省市試點，并于去年10月全面推開。經過1年時間的改革試點，涉法涉訴信訪占到整個信訪的比例下降明顯。

要求一

暢通信訪渠道。堅決杜絕一切“攔卡堵截”正常上訪人員的錯誤做法；堅決杜絕違法限制或變相限制上訪人員人身自由的行為。

要求二

提高基層化解能力。堅持分級分類處理，加大分流疏導力度，勸導當事人依法按程序反映問題，減少越級上訪。

要求三

防止案件積壓。政法機關要規范案件流程，加快案件流轉，確保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有序高效進行。

要求四

嚴肅處理違法上訪行為。堅持教育與處罰并重。對采取極端方式鬧訪、借上訪之名煽動鬧事的，依法嚴肅處理。

各地公安機關不得限制正常信訪活動。同時對少數人在信訪活動中以信訪活動為名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要區分情形，依法予以處置。處罰只是一種手段，不是最終目的，從根本上還是為了保護信訪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信訪秩序和社會秩序。——公安部信訪辦副主任周新 據新華社

第四篇：高校腐敗原因及其解決途徑分析

高校腐敗原因及其解決途徑分析

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價值觀念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腐敗問題也如影隨形，漫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高校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得“世外桃源”。清除腐敗，既要治標，更要治本。高校行政化、學術腐敗、大學生誠信等都是當今的熱門話題。本文對高校師生廉潔狀況進行分析，并尋求一條在高校推進廉潔文化建設的有效途徑。關鍵詞：腐敗；大學行政化；高校

黨中央2005年1月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會，要把思想教育、紀律教育與社會公德、職業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結合起來。大力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積極推動廉政文化進社區、家庭、學校、企業和農村。”

2010年6月14日,《中國教育報》在第一版的報眼上刊登了教育部關于“高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十不準”的報道。接著,出現了大量相關報道和相應的評論員文章。這也意味著大學腐敗不是一家兩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國教育報》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報道了五所著名大學的呼應和表態性文章,通欄的巨幅標題寫著“構筑拒腐防變的制度防線”,同時再次刊登了“十不準”的文本。

歷史上，自我國大學出現的1895年至今100多年，從未出聽說過大學反腐一事。而國外知名大學哈佛、耶魯、牛津、劍橋、洪堡大學、東京大學等，更是聞所未聞……

有句話這么說的，我們呼吁的，正是我們缺失的。國人深知——我們的大學已經變了，腐敗已經蔓延在我過高校的每一個角落。

一、高校腐敗的表現形式

在高校人員（高校人員主要由黨政管理人員、后勤服務人員及教學、科研人員等組成）方面，其腐敗形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黨政公職人員通過為他人提供錄取、考試之便索取賄賂，后勤管理人員利用設備采購、參與基礎建設之便，收受金錢。二是高校的學術腐敗，如抄襲剽竊；學術評審中拉關系，搞“權錢交易”、“學錢交易”等等。其中也包括老師在評分、考試等環節發生的行賄受賄行為。

高校學生方面：主要表現在誠信缺失，一是日常誠信缺失，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學生以種種假理由欺騙父母、教師和同學。如編造理由為遲到、早退、曠課開脫；在與同學發生矛盾，違反校紀、校規時說謊話，隱瞞實情；與同學交往時不誠實，編造謊言騙取友情；編造理由騙取父母的錢財揮霍；到圖書館借書，拖延不還等。二是考試作弊。三是經濟信用缺失，惡意拖欠學費，不按時還貸或逃避還貸。四是就業誠信缺失（信息造假等）。其次，學生黨員、學生干部“模擬腐敗”。再次，生活奢侈浪費。

二、高校腐敗的原因分析 首要原因該推大學行政化，行政化必然使大學異質化，導致大學核心價值的轉移，使大學權力發生錯位,最終必然導致學術腐敗。我國公立高校的校領導是有行政級別的，他們的選拔、任命、考核、評價的權力都在政府手中，因此他們都要看政府的臉色行事，扼殺了大學的自主權和創新能力，很難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造成大學“千校一面”。高校領導的官本位意識嚴重，有些領導只是把崗位當作升遷的臺階、晉級的跳板，把大學當作營造“政績”的平臺。簡單的說，大學行政化，造就了高校的“官本位”思想，也促使高校成了腐敗的重災區。

學術腐敗，除了大學行政化的深層原因外，首先是對人才考核缺乏科學的標準和制度。近些年來的擴招使不少有能力的碩士生導師所帶弟子從一個到十幾個不等，有的還是博導，因此又帶博士生，于是其弟子就更多，甚至有的多達幾十人之多，幾乎就是一個班級。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有限，不論是碩導還是博導，不但有本科教學任務，更有自身的科研，即使二者都沒有，一個導師也難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每年指導十幾個研究生。因而研究生的培養其實是處于一種粗放式的運作之中。由于人才考核機制欠缺科學性，所以在職稱評定中也就有不少不合理的因素和諸多的灰色面。譬如，不管你是否有真實的學問和是否真的做出科研成就，但有了一定的年限、有了發表在某些期刊上一定數量的論文或著作、有主持的項目等所謂的硬性條件你就可以評某某職稱。至于文章的質量、著作的質量、項目研究的水平等是否真實地達到該職稱應有的水平，這都缺乏有效公正客觀的鑒定機制。因此在這種人才考核標準之下，一些人為了備齊職稱評定條件，各種手段也就無所不用。

其次，高校評估、高校排名等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高校評估中，科研成果及其高低等一直是作為高校重點評估對象，而高校排名也多以這種科研成就為依據，因而這便在較大程度上促使高校去務實化、個性化，追求浮夸風。一些高校為在評估中獲優、提高名氣，便不切實際地不尊重學科特點而盲目地在人才考核和職稱評定中肆意加大科研量，并將科研與職稱、待遇或畢業掛鉤。這無疑是趕鴨子上架、竭澤而漁。至于不少高校為迎接評估在論文數量上、科研項目上、教學人員上、教師職稱的比例上、學生的作業上等等的造假幾乎是公開的秘密。可以說，以高校評估為唯一衡量高校辦學之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變相促使學術弄虛作假而致腐敗的又一重要因素。

而在學生方面，市場經濟的消極因素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觀念。其次誠信教育的缺乏，我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強調智育遠多于德育。在信貸方面，社會個人信用制度不健全，是促成大學生還貸誠信的一個主要原因。再次，高校人員的腐敗現象在高校層出不窮，對學生形成的不良影響。

最后，缺少必要的懲治措施。對高校人員也好，對高校學生也好，學術腐敗，考試作弊等等，都沒有積極的進行懲治，對學術腐敗，更鮮有自曝家丑的，而學生考試作弊已經泛濫成災，學生守則形同虛設。

三、改變高校腐敗的現狀幾點建議

近年來，高校腐敗泛濫成災，起各種原因實質上環環相扣，大學行政化，導致“官本位”思想在大學風行；各種評價體系的不健全，不科學，導致學術腐敗的風行；而師德失至生德喪。

要改變現狀，首先就要從其源頭下手，高校去行政化勢在必行。高校是一個組織系統，不能沒有行政管理，但也不能以行政權力代替學術權威，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實現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形成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威和諧共存的局面，營造高校科學發展的良好氛圍。基于這一思路，建議高校去行政化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二，精簡高校領導人數和管理機構，裁撤冗員，依據學校辦學的需要，科學設置崗位，促使行政機關轉變職能，從行政控制轉變成為教師和學生服務。三，要恢復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高校辦學自主權的真正落實，需要政府轉變職能，從過去的直接管控轉變為間接服務，要徹底打破高校與政府的行政隸屬關系，推行行政權與學術權分離，建立大學獨立、教授治學、學生自治的現代大學制度。對于學術腐敗，需要改革評價體制，這個可以照搬國外比較健全的制度。一，推進體制改革，構建科學合理的學術制度環境。首先，要改革學術管理制度，建立政校分開，學術自治的管理模式；其次，要改革學術評價制度，建立科學、完整、嚴格的學術評價體系。第三應完善學術監督制度，建立公正、有效、可行的學術監督機制。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國外先進模式，嘗試考慮建立全國性獨立的學術道德委員會和科研真實性稽查機構。二，重塑學術精神，共建高校良好學術道德環境。三，完善相關立法，創建嚴厲法律懲戒體系。

其次，提高高校教師道德素質。提高個人修養，是高校教師職業道德建設之本。盧梭有言“： 在敢于擔當培養一個人的任務以前，自己就必須要造就成一個人，自己就必須是一個值得推崇的模范。”提高個人修養是師德建設之本，高校教師應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學習鍛煉，提高修養。在理論學習方面，高校教師應加強學習政治理論知識、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知識以及優秀的傳統文化知識。在實踐鍛煉方面，高校教師應提高參加實踐鍛煉的自覺性，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管理實踐及教學實踐。另外，優化內外部環境，是高校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重要保障。在高校內部環境方面，首先，應提高認識，加強領導。其次，應強化教育，注重實效。第三，應建章立制，規范行為。第四，應嚴格考評，強化管理。進行教師職業道德考評時，應實事求是，從嚴考評，獎優罰劣。在社會大環境方面，首先，應加強宣傳，正確引導。其次，應依法治教，認真落實。認真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規，針對學術腐敗等問題，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第三，應尊師重教，切實保障。貫徹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應當從教育投入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上體現，從教師與公務員經濟待遇的比較上體現，從教師的話語權和政治地位上體現，從全社會對教育的功利性與崇高性的權衡上體現。

學生方面，針對學生誠信的缺失，除了大力推行誠信教育之外，各項制度的建立以及嚴格執行勢在必行。學生黨員，學生干部的選拔，應該建立各類科學的考評體系，并做到公平，公正，公開。

在高校大力推進廉潔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務，大學階段也是實施廉潔教育的恰當時機，在高校推進廉潔教育應堅持正面引導、易于接受、循序漸進、注重實效的原則。其次，廉潔教育要與校園文化生活嚴密結合，比如，通過“兩課”教育進行宣講，通過校園文化活動感染學生，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大學生的責任意識。要組織開展大學生“三下鄉”等社會實踐活動，使青年學生更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在專業實踐、志愿服務、勤工助學等活動中開闊視野，培育品格。再次，廉潔教育要納入高校反腐倡廉建設體系。

總的說來，高校腐敗問題對整個社會影響甚大，要解決腐敗問題，需要下大決心。要從源頭著手。大學行政化，在當今社會爭議頗多，但是其帶來得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當然，大學腐敗還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何還校園一片凈土，如何去除大學的“官本位”思想，解決學術腐敗，提高大學生誠信，是整個社會值得深思的事情。

第五篇：淺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原因及其解決途徑

【摘 要】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業自身的原因，又有銀行和國家政策的原因，本文就從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決途徑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關鍵詞】 中小企業；融資；解決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不斷提高，中小企業在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幾年，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面臨著很大的困難。尤其影響我國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數量少、融資結構不合理、融資成本高。如對工業增加值貢獻率不到30%的國有企業占用了70%以上的銀行貸款，但創造了70%的國民生產總值的非國有企業只獲得30%的銀行貸款。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充分改善，中小企業將難以持續快速發展，會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從以上融資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融資難”已經嚴重制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究其根源，既有中小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銀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國家政策方面的原因。1.1 企業自身原因

（1）中小企業資本規模小，信息觀念淡漠。中小企業經營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落后，產品結構單一且科技含量低，抵御風險能力差，經不起原材料或產品價格的波動，經營風險較大。加上中小企業信譽不高，信用觀念淡漠，導致銀行放貸慎之又慎。不少中小企業信息披露意識不強，財務管理水平低下，信息缺乏客觀和透明。此外，個別中小企業還惡意抽逃資金，拖欠帳款、空殼經營、懸空銀行債權，造成信貸資金流失，嚴重損害了中小企業的整體信用水平。

（2）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會計信息失真，造成銀行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為中小企業融資增加了難度。椐調查，我國中小企業50%以上財務制度不健全，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自身素質較低，缺乏應有的財務管理知識，對重大的財務決策全憑自己拍腦袋來決定，管理非常混亂。同時，企業為了應付監督部門的檢查，還要準備兩套帳，甚至多套帳，這樣，企業很難提供準確的會計信息資料，銀行也無法摸清企業的真實面目，增加銀行對企業貸款的風險。1.2 銀行方面的原因

（1）體制政策上的失衡直接影響銀行貸款與直接融資的渠道。我國金融機構仍以四大商業銀行為主，銀行業的高度壟斷與產業的高度壟斷相一致，導致四大銀行只愿給國有企業貸款。這主要是企業與國有銀行在所有制上的差異，造成銀行與企業之間制度障礙。此外，國家還規定對銀行的逾期、呆帳等不良貸款實行追究制，因此銀行方面對中小企業的放貸自然多一份謹慎和小心。現行的《證券法》對上市公司的嚴格要求，“主板市場”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國有大型企業，針對家庭式企業，尤其是非國有科技企業的“二板市場”的缺失，基金組織及其其他形式的融資尚處于初建階段，使得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很難實現。

（2）信息不對稱影響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銀行作為資金的提供者并不能親自參加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它與資金的使用者（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就帶來了矛盾和問題。通常，中小企業資金在經營管理狀況方面比銀行擁有更多信息，因此，中小企業就有優勢在合同簽訂的過程中或事后的資金使用過程中損害銀行的利益，使銀行承擔過多的風險。由于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在經營透明度和保證、抵押能力上的差別，以及貸款規模導致管理成本上的差異，使銀行缺乏為家庭式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服務的動力。

（3）缺乏與中小企業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機構。在我國目前的銀行組織體系中，還缺乏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政策性銀行，雖然我國已有遍及城鄉的中小商業銀行如農村信用社、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但由于他們沒有得到政策性融資權，自身問題還沒有解決，無法滿足中小企業貸款需要。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從成立開始，并未從國有企業的體制中解脫出來，經營管理水平不高，發展能力不足，從而減弱了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金融體制的改革是相對滯后的，從計劃經濟延續下來的金融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仍然沒有徹底有效地解決，抑制了中小銀行、民營銀行發展。

（4）中小企業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融資渠道也不暢通。我國《公司法》規定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不得少于人民幣500萬元，上市公司股東總額不少于人民幣3000萬元，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4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等等，這些硬性條件將中小企業拒之門外，阻礙著中小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我國《公司法》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發行債券其凈資產不得少于600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凈資產不得少于3000萬元，并且有實力雄厚的企業擔保，不允許企業私募發行，這一系列條件也限制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空間。1.3 政府部門的原因

政府部門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不夠。政府部門仍然保留著計劃經濟的觀念，長期以來，國家扶持政策一直實行向大企業傾斜，盡管這些年來國家政策有所改變，但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特別是國家現階段對國有企業實行大規模的優惠政策，而對中小企業仍然不能享受這些優惠政策。

在我國，中小企業雖然采取了差別利率、兩免三減或第一年免征所得稅等稅收優惠政策，但由于中小企業是小規模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本應享受的優惠政策往往實際最終無法實現。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途徑 由于融資難，涉及企業、銀行、政府三方，因此，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2.1 規范中小企業內部管理，全面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

（1）要明晰企業的產權，建立股份合作制。積極穩妥地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只有企業的產權明晰，經營者才對自己的行為和企業未來的發展負責，企業的信用才有可能建立起來。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和中小企業自身的特點，大力推進股份合作制，促進中小企業的改革。通過產權轉讓、股份制改造、租賃、拍賣等多種方式，加快放開搞活中小企業的改革步伐。在改革中鼓勵員工自愿入股，增強員工對企業資產的關切度，為企業的發展開辟新的融資渠道。

（2）規范企業財務制度，提高財務管理水平。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建立健全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不做假帳，建立完善的財務報表體系，提高企業財務狀況的透明度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積極清償銀行的債務和應付款項，建立企業的信用制度，提高企業的信任水平。

（3）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提高企業的信用等級。通常情況下，A級以上信用級別的企業，金融機構才能考慮其融資申請，因此企業要樹立良好的企業法人形象，杜絕不良信用記錄，提高企業還款的信譽程度，大力開拓產品市場。同時還要建立一整套信用等級評估制度和指標，積極配合政府有關部門，盡快構筑信用體系。2.2 金融機構的自我完善

（1）金融部門應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合理配置金融資本，不應以所有制性質去導向市場。在金融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充分利用利率的杠桿作用，對市場的金融貸款進行市場調節。如根據中小企業要求信貸時間短，數額小，頻率高的特點，就可以適當提高利率，從而攤低自己的信貸成本，使中小企業也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和民間高利貸的拆借。另外，商業銀行應開發更多更新的金融服務項目，提高為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效率，為中小企業提供相關的信息咨詢服務，幫助中小企業健康財務管理制度。

（2）多種融資方式共同發展。繼續擴大我國股票市場的規模，盡快設立創業板市場，規范直接的企業產權市場，在促進國有大企業上市的同時，允許符合上市條件的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同時還要解決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實現股權的全流通，盡快推進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建設。創業板主要要看企業發展的潛力，這樣為中小企業盡早進入國有企業創造條件。

（3）積極培育和發展債券融資市場，大力發展我國投資基金市場，促進中小企業科研開發的創新能力。為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應理順債券發行審核體制，逐步放松規模的限制，擴大發行額度完善債券擔保的信用評級制度，支持經營效益好、償還能力強的中小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融資。此外還應大力發行包括可轉換債券在內的各類企業債券，積極探索資產證券化、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等方式。大力推進以開放式基金為主的證券投資基金的發展，豐富基金品種，引導儲蓄流向投資。同時還要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基金。

（4）建立健全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體系，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大力發展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加快中小金融機構的建立。中小金融機構一般了解地方基層，能夠利用當地的信息了解本地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這樣中小金融機構在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時，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低的優勢。中小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的共同發展兩者能夠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2.3 政府應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支持力度。

（1）政府部門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5月6日下發了《關于改進金融服務、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商業銀行設立中小企業信貸部，積極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服務；1998年6月20日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改善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提出了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8條措施；1998年10月19日下發了《關于擴大對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通知》，決定擴大對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1999年11月17日，頒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對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進一步強化和完善小企業金融服務的10條措施；國家也成立了中小企業司，2003年《中小企業促進法》通過并實施，它標志著我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正式走上規范化和法制化軌道。以上舉措對幫助我國中小企業獲得資金來源，扶持中小企業起著積極的效果。

（2）完善我國對中小企業資金的扶持政策。政府部門主要以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貸款援助等方式給予資金上的支持。稅收優惠是國家通過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等優惠條件，以減輕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而財政補貼是政府通過鼓勵中小企業吸納就業、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鼓勵中小企業出口等方式給予的財政援助；政府幫助中小企業獲得貸款的方式有貸款擔保、貸款貼息、政府直接的優惠貸款等等。

總之，要真正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需要經過政府、企業、銀行三方的共同努力，創建一個融資渠道多樣化、社會信用完善的社會經濟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融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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