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治的里程碑

馬懷德 劉莘

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公布，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行政訴訟的實踐和理論都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這些成就反映在立法、執法、司法及理論研究、人們的思想觀念等諸方面。隨著行政訴訟法及配套法律、法規的實施，人們觀念的改變，執法、司法水平的提高，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一個有著美好前景的法治時代正向我們走來。

一、實踐上的成就

（一）立法方面

1.促進配套規范的完備

行政訴訟法是人民法院審判行政案件的具體操作規程。但僅有行政訴訟法，行政審判制度的運作仍有一定困難，因此實施行政訴訟法還須某些配套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的出臺。1990年10月29日最高檢察院公布實施《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暫行規定》，使行政訴訟法關于人民檢察院對行政訴訟活動實施審判監督的原則規定，成為便于操作、執行的具體規則。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復議條例》，也屬于行政訴訟法的配套法規。因為行政訴訟法規定了以當事人的自由選擇“復議”或“訴訟”為原則。以法律規定必經復議程序為例外，除當事人選擇徑行起訴情況外，行政復議成為行政訴訟的先行程序。因此，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具體銜接，行政復議配合行政訴訟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都是行政復議條例應予解決的問題。而行政復議條例的公布施行，不僅解決了上述問題，而且在行政法制建設中建立起中國的行政復議制度，對推動中國整體行政執法水平的作用不可低估。1991年7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針對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出現的普遍性問題做出的司法解釋。其內容涉及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侵權賠償責任、期間、訴訟費用、涉外行政訴訟等一系列貫徹實施行政訴訟法必須予以界定或解釋的問題。這一司法解釋的公布實施，使原來模糊不清的問題得以澄清，界限不明的問題得到界說。為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受理審判行政案件掃清了障礙。

行政訴訟法的實施，給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開辟了一條糾正行政機關違法行為，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道路。盡管行政訴訟法列專章規定了行政“侵權賠償責任”，但“即使充分適用現有條款也無法解決執行行政職務中的所有賠償問題”，①所以《國家賠償法》的制定，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行政訴訟法的合理延伸，使違法行政行為不僅在形式上予以撤銷或改變，而且這種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得以實質上的彌補、賠償。1995年1月25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也是相應的配套法規之一。2.推動規范行政行為的立法

行政訴訟法第一次使行政機關行為的合法性成為人民法院的審查對象，成為公民可以質疑的對象。從而使衡量行政行為有了一個明確的標準。即以是否合法作為衡量行政行為的標準，由此提出合法行政行為的要件。用這些標準來衡量現有行政行為。暴露出許多問題，歸納起來是兩類問題：缺乏約束、制約行政行為的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這種實際的社會需要促進立法機關加快立法步伐，在規范行政行為方面，頒布了《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草案亦在起草過程中，立法法規范立法機關的立法行為，也規范行政機關制定規范的行為；還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許可法等的起草制定，也正成為立法計劃的題中之議。可以說正是行政訴訟法的實施，使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意識到規范行政行為的重要意義，從而使把有關行政行為的立法提上議事日程。

（二）依法行政方面 1.行政機關主動清理法規、規章及其它規范性文件

行政訴訟法實施前，由于行政機關意識到當被告的可能性，各部門、各地方紛紛自行清理作為執法依據的法規、規章及規范規范性文件。1990年8月國務院法制局通知要求各地為行政訴訟法的實施做好準備工作；要進一步抓緊進行規章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清理工作。各地要盡快對自己制定的規章進行一次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礎上對各種有問題的規章做出相應的處理。②在國務院的部署下，各地紛紛清理自己制定的規章或規范性文件，如廣州海關，為貫徹行政訴訟法，清理1987年《海關法》實施以來“關”、“處”二級規范性文件500多件，作廢了其中一些沒有相應依據、執法中問題較多或內部掌握的業務規范性文件，對依據不足或沒依據，但實踐中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加以修訂完善。③事實上，對規章或規范性文件的清理結果，務部門有了法律、法規或規章匯編，各地方也有了法律、法規或規章匯編。自此法規清理便成為一項經常性工作，行政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文件之初，開始重視避免與上位階規范的矛盾沖突，以及同等效力規范之間的矛盾沖突。1990年2月28日國務院發布施行的《法律、法規、規章備案規定》也是為了維護法制統一，減少規范之間矛盾突而制定的。2.政府大批培訓政府法制干部

行政訴訟法實施前，為了應訴的需要，各級各地行政機關都程度不同地對自己的法制干部進行了有關培訓。其中影響最大、最有計劃、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是國務院法制局與中國 政法大學合辦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訓班”。從行政訴訟法公布后，三年時間里培訓了所有省級機關、計劃單列市機關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訓從依法行政的原理講起，直到行政訴訟的具體制度、條款分析。由于這個培訓班目標明確，針對性強，學員學習吸收非常快，所以每期培訓班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這些具有行政法意識，了解行政訴訟意義的干部，就象一粒粒種子播撤在全國各級各地行政機關之中，催化了行政機關的守法執法意識。這類培訓對于行政機關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識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3.政府法制機構和復議機構普遍設立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政府法制機構建設有了較大發展，尤其是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后，地方各級政府法制機構的建立發展較快，據計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普遍設立了法制機構，或至少有專人負責。政府法制機構是帶有綜合性、整體性的機構，負有行政執法監督檢查，審查本級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為并向其報告是否合法或適當，承辦本級人民政府的行政復議工作及應訴工作等職責。④政府法制機構的普遍建立，以及它們推行上述工作結果，必然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行政訴訟大大推動了復議工作，《行政復議條例》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地建立復議機構。據計省市政府的綜合部門都已設有行政復議機構，大部分區縣級政府也在政府法制機構中設立復議機構或復議人員。5.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樹立依法行政的觀念

行政機關這方面意識的變化，首先體現在是否抗拒當被告這一問題上。在起草行政訴訟法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最初許多行政機關表示不能當被告，只可當應訴人。實際上不愿當被告源于幾十年來法院是無階級專政的工具、刀把子的觀念，人們習慣于把法僅僅視為刑法，被告就似乎成了有罪人的代名詞。但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民商法體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尤其是行政訴訟法實施前后的討論推動工作，行政機關中的許多有識之士已越來越認識到行政訴訟的意義，有的行政機關首長表示，行政機關當被告說明我國的法制有了長足進步，為此我愿當被告，和老百姓平起平坐打官司。

其次，行政機關開始接受敗訴結果。敗訴是行政機關對行政訴訟的第二大顧慮。似乎敗訴后就沒有足夠權威繼續從事相應的行政管理工作了。實際上還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崇，但事實上，行政機關幾乎沒有對抗敗訴結果的。即使是敗訴，行政機關還是服從判決的。當然并不說就解決了一切這方面的問題，行政機關請“有權者”出面干預審判，同樣是為了避免敗訴的結果。所以學術界有人呼吁，不僅要正面宣傳，使行政機關接受，而且要有制裁干預的措施，如對嚴重者判刑，從相反的方向促使行政機關真正接受人民法院的監督。

第三，行政機關開始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識，這是實施行政訴訟法以來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從我國改革開放始，對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曾有過不小的爭論。后來依法治國漸成為不言自明的公論，而隨著行政訴訟法的制定、宣傳及實施，作為依法治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依法行政已為行政機關所接受。計劃經濟也可稱為命令經濟，在轉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法治建設、立法注重彌補過去民商法的不足，但是由于我國是自上而下的建立市場經濟的，行政對企業或其它市場主體無所不在的指導、命令權、轉為在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方面發揮作用，政府仍要干預經濟，但是在有限、有度的范圍內進行。所以市場經濟的建立，民主法制的推進，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行政法治。行政法治建不起來，中國的法治是沒有希望的。市場經濟的建立也會延遲，在這個意義上，行政機關接受并開始提出依法行政的活動準則，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然從接受、倡導到真正實現，還須行政機關乃至全黨全社會的努力，但畢竟是朝這個方向前進。這方面的具體體現很多，例如法律、法規、規章實施情況的報告制度，重大具體行政行為的備案制度，行政執法檢查制度，重大行政執法問題的監督辦制度的建立都說明，依法行政是從專家的口號開始成為行政機關辦事的最重要的準則。

（三）審判成就

1990年10月1日行政訴訟法開始實施，至1995年6月，全國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行政案件141949件。案件涉及土地、公安、城建、工商、環保、物價、金融、海關、林業、礦產、稅務、技術監督等40多個行政管理領域。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一審行政案件136000件，原告勝訴率占37.73%，達到51362件。其中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違法具體行政行為的24933件；占結案總數18.36%，判決變更顯失公正具體行政行為的2149件，占結案總數1.58%；被告在訴訟過程中改變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原告因此申請撤訴，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的24220件，占結案數的17.79%。

第二篇：黨課—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當代中國，身處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進程，正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性跨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 “四中全會《決定》”），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鄧小平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開拓者

鄧小平是新時期也是歷史上黨的領導人中最先提出“法治”的領導人。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友人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時說：“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

提出“法治”意味深長：其一，任何人，包括具有最高行政權力的人，或者制定、執行法律的人，都必須接受“法”的“治理”，不能置身于法外，更不能凌駕于法之上；其二，任何人，都必須依法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實行“法治”，表明“法”具有至上性。鄧小平要求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僅要由人來制定，同時還由人來貫徹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法治”是離不開“人治”的。法治是需要許許多多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來付諸實踐的。新時期，鄧小平的法治思想，具體體現在他十分重視法制建設上。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中深刻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1979年6月在會見日本友人時說：“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強調指出：“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會后也絕不允許有任何動搖。”

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開始抓法制，沒有法制不行。”“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制觀念”。

習近平依法治國繼往開來

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方面，都有自己的貢獻。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習近平還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厲行法治，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不斷推進各項治國理政活動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政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話特別強調法制建設。他在講到維穩和維權的關系時說：要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要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習近平強調說：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該由自己行使的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他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違反法定程序干預司法的登記備案通報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紀檢工作中的制度建設問題。他說，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民主集中制、黨內組織生活制度等黨的組織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須嚴格執行。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都要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要切實執行組織紀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級黨組織要敢抓敢管，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四中全會是走向法治中國的里程碑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目標的提出始于黨的十五大。其后，黨領導全國人民堅定不移地向這一目標前進。在走向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一座里程碑。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雖然“依法治國”提出已近二十年，但是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從實踐層面來看，四中全會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明確了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為總抓手，以制度建設為突破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一定意義上，四中全會就是一次法制建設的會議。其要者有：

第一，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方面。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法治權威能不能樹立起來，首先要看憲法有沒有權威。全會提出：“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四中全會《決定》規定：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此舉有利于彰顯憲法權威，增強公職人員憲法觀念，激勵公職人員忠于和維護憲法，也有利于在全社會增強憲法意識，樹立憲法權威。

第二，完善立法體制方面。提出建立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健全法律法規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見制度，完善立法項目征集和論證制度。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

第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創新適應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

第四，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除了提出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四大基本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民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之外，還提出完善國家機構組織法，完善選舉制度，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犯罪制度。

第五，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尋租空間；健全依法決策機制，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推行政府法治顧問制度，保證法律顧問在制定重大行政決策、推進依法行政中發揮積極作用；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嚴格執行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合理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理制度；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歷史檢驗。

第七，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方面。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以其在法治中國建設進程中的標志性貢獻，奠定其在黨的歷史上的地位。

第三篇：十八屆四中全會法治中國建設的里程碑

敬愛的黨支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會議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歷數近年來的“四中全會”，黨建向來是主角，黨的中央全會也從未專門聚焦法治話題，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定題，意義和影響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同一天，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接受調查的消息也公布于世。中央鐵腕治腐、依法懲腐的決心，打碎了一些人謀求法外特權的僥幸，廓清了諸如“刑不上常委”、“選擇性執法”、“象征性反腐”之類的傳言，這無異于是法治進步的最好說明。黨紀國法面前人人平等、黨紀國法權威不容侵犯，領導干部知法護法，奉法守法，法治原則才能得到保障。“打虎”不是終點，法治昌明的政治生態才是真正的目標。

依法治國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啟超就曾發出過中國何時可以建成法治國家的歷史之問。百年來，無論憲政進程，還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權民生，無不歷經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終遮不住正義的光芒，人民對法治的孜孜追求從不曾放棄或泯滅。改革開放以來，撥云見日的中國終于行進到了法治建設的快車道上。

從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關系，“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到 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和進步，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不僅早已是全社會共識，更成為執政黨一貫、既定的方針和目標。

要看到，雖然法律體系已經建構起來，無法可依的問題得到紓解，但“紙面上的法律”變成“行動中的法律”，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論是經濟發展領域，還是社會治理領域，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并沒有得到很好實現;一些領導干部目無法紀、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問題，亟需依法依規予以懲處;政法干部的自身隊伍建設，也有待加強。

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治的目標，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實現。依法治國，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因為這樣，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也確定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改革任務。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必將以此為依據為今后一段時期的法治建設描繪具體清晰的路線圖。

一個歷史時期有一個歷史時期的任務，適逢全面深化改革廣泛展開、反腐敗縱深推進之際，法治中國建設迎來全面推進的最佳歷史契機。

匯報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四篇：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六個里程碑

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六個里程碑

劉文哲

體育競賽項目、參加奧賽、國家集訓隊、謝軍奪冠、女團冠軍、《通知》?

中國的男棋手應該能夠刻寫未來新的里程碑。

1956年，國際象棋被中國體育行政部門列為正式體育競賽項目。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黨和國家的重視一直是中國國際象棋發展的強大動力。

國際象棋是思維藝術，是人對科學、藝術、競技三者認識的結晶。國際象棋的多功能性影響人們對它的深刻認識。盡管國際象棋有以千年計的發展歷史，但是對國際象棋的科研價值和教育功能的世界性興趣不過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在世界上，各國都有給國際象棋恰當的社會定位的難題。可以想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剛誕生時間不長的新中國，百業待興，如何促進國際象棋、圍棋、象棋的發展，也列入政府的日程。三棋由文化部劃歸體委領導，或許是受到當時蘇聯的影響，但是不管怎樣，客觀上這個決定相當有利于國際象棋運動的發展。第一，作為體育競賽項目，國際象棋有了更多的舉辦比賽的機會，而比賽對國際象棋運動的發展當然非常重要。第二，就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棋手在體育部門，生活條件要好一些。第三，有比較多的國際交往的機會。第四，較少受到意識形態爭端的干擾。僅這四個方面的有利因素，足以說明國際象棋列入正式體育競賽項目，對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

1956年以前在中國只在民間斷斷續續有一些個人性質的國際象棋活動。1957年開始有了全國國際象棋比賽，1958年有了起步的國際雙邊交往。1965年12月在中國舉行的中蘇國際象棋對抗賽上，張東祿和劉文哲分別戰勝國際特級大師克羅吉烏斯一局，在八局棋中得五分，得分率62.5%，成績出色。它表明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國際象棋競技水平已經有了一定的提高。1975年，中國國際象棋協會正式加入國際棋聯。1977年中國隊參加亞洲團體錦標賽。

1978年，首次參加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錦標賽。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它開始了中國國際象棋走向世界的奮斗歷程。世界也是從這里開始認識中國的國際象棋。

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大環境。從此國際象棋有了快速的發展，并在世界棋壇占有一席之地。

1980年梁金榮和劉文哲獲得國際棋聯授予的國際大師稱號。這是中國棋手第一次得到國際稱號。

1981年11月在中國承辦的第四屆亞洲團體錦標賽在杭州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辦國際象棋的國際比賽。

1982年劉適蘭打進世界女子八強，獲得女子國際特級大師稱號。1983年中國男隊首次獲得亞洲團體冠軍。

1986年組建國際象棋國家集訓隊，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由中國國際象棋協會主席陳祖德親自組建的國際象棋國家集訓隊具有中國特色，為中國國際象棋一個騰飛時代的到來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國家集訓隊是中國培養國際象棋世界級頂尖人才的搖籃，從這里培養出一大批世界級的高水平棋手，帶動整體水平不斷攀上新高度。特別是在女子國際象棋領域，出現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人才群。外國國際象棋專家不止一次地感嘆，中國的國際象棋訓練環境十分理想、優越。

1987年陳祖德為中國國際象棋運動攀登世界高峰，提出了“四步走”的發展戰略。

1987年、1989年、1991年中國男隊連續三次獲得亞洲團體冠軍。確立了中國國際象棋稱雄亞洲的地位。

1988年諸宸榮獲女子12歲組世界冠軍。當時的國際棋聯主席致電中國棋協表示祝賀。雖然這只是一個兒童冠軍，但是它預示了中國棋手奪取世界冠軍的美好前景。

1990年葉榮光獲得男子國際特級大師稱號。

1991年，謝軍榮獲女子世界冠軍。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四個里程碑。它打破了蘇聯41年、歐洲64年對國際象棋女子世界冠軍的壟斷，謝軍成為棋史上第7位女子世界冠軍。從此中國國際象棋在世界舞臺上不斷地展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

世界冠軍的取得大大地提高了國際象棋運動在中國的地位，也成為推動國際象棋空前大普及的激勵因素。

1993年謝軍衛冕成功。1999年她又重新奪冠。“奪冠、衛冕、冠冕失而復得”，這一國際象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三步曲”的實現，使黑頭發在國際象棋奧林匹斯山峰巔上飄蕩了起來。2000年，最后一屆傳統賽制的世界冠軍謝軍又在首屆新賽制世界冠軍賽上奪魁。

2001年底，中國另一位女棋手諸宸成為棋史上第9位女子世界冠軍。她還是自1886年以來，所有男女世界冠軍中惟一的一位“大滿貫”冠軍得主（集兒童、青年、成年個人和團體冠軍于一身）。國際棋聯高層權威人士稱：“中國在上世紀的最后10年控制了女子棋壇，謝軍4奪桂冠，新賽制的2屆冠軍由謝軍和諸宸所獲，世界杯冠軍許昱華也是中國棋手，中國已經成了女子世界冠軍的搖籃，這個格局看來還要延續下去，因為新世紀的開端，中國又誕生新冠軍諸宸。” 1994年和1996年諸宸兩次獲得世界女子青年冠軍。2000年和2002年，徐媛媛、趙雪又先后獲得世界女子青年冠軍。

1998年中國女隊獲得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錦標賽冠軍。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五個里程碑。它標志中國女子國際象棋的整體實力世界領先。2000年和2002年，中國女隊連續獲得世界團體冠軍，光榮的實現了“三連冠”。這個冠軍隊的成員不是博士生、碩士生，就是在大學就讀。這樣學歷的世界冠軍隊在世界體壇也是罕見的。近年國際棋聯公布的等級分排名榜世界女子前十幾位中，中國棋手占了6席，6人都是高學歷的：謝軍正在北師大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諸宸和秦侃瀅、王蕾、王頻分別在清華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許昱華在北京大學高年級就讀。“棋藝高，學歷高”，這在中國體育界獨具風光。

1998年底起的近5年來，國際棋聯一共舉辦了8項女子世界大賽（3屆世界團體賽、3屆世界個人賽和2屆世界杯賽），而這8座獎杯無一例外地全部被中國棋手捧走。世界棋壇公認，“中國現象”已經完全取代了前蘇聯的“格魯吉亞現象”，中國成為世界女子國際象棋頭號強國。這為國際象棋中國學派的思想理論推向世界提供實踐成就的基礎。

近年來，中國男子國際象棋水平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最近3屆每次有超過一百個國家參加的國際象棋奧林匹克世界團體賽上，中國男隊分別獲得第5名、第9名和第5名。這是讓許多西歐和北歐國家羨慕的好成績。因為按照他們的傳統，能打進男子團體前16名就算是一流隊伍。個人成績中比較突出的是謝軍的教練，現中國隊總教練葉江川。近3年來，他的等級分一直穩定在世界前20位左右。他與多位世界棋王交鋒，結果基本持平，與多位世界亞軍和頂級棋手相遇，戰績勝多于負。葉江川還是2000年、2002年兩屆世界杯八強和2001年最近一屆世界冠軍賽的并列第9名。

另外，諸宸的教練徐俊（兩屆亞洲個人冠軍得主）和章鐘（兩屆世界青年亞軍得主）近3年來，也各有佳績，等級分世界排名也都在前50名左右。中國青年棋手卜祥志和倪華的國際等級分2004年都超過了2600。在淘汰制的世錦賽上，21歲的青年棋手張鵬翔淘汰前世界冠軍卡爾波夫，爆出世錦賽歷史上最大的冷門。

隨著男女成績“比翼雙飛”，世界上許多強隊都希望與中國隊交流。中國與美國、俄羅斯先后簽訂四年的交流比賽合同。2001年3月，中方在首屆中美對抗賽上獲勝。2001年9月，梁充在中俄對抗賽上擊敗世界冠軍哈里夫曼，這是 3 中國男棋手第一次戰勝男子世界冠軍。2002年，中方以20.5:19.5再勝美國，取得中美對抗賽兩連冠。

在亞洲，中國國際象棋處于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徐俊于2000、2001年兩度榮膺亞洲男子冠軍。許昱華于1998年、李若凡于2001年奪得亞洲女子冠軍。李若凡和王瑜還在1997和1999年分別摘走亞洲女子青年冠軍。中國女隊在1999年的亞洲女子團體賽上折桂。

除了洲際的賽事，中國棋手還參加了許多國際公開賽、邀請賽，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張鵬翔在2002年獲得利納雷斯公開賽的第一名，這是中國棋手第一次在世界最著名的公開賽上奪冠。章鐘在2003年荷蘭懷康齊特級大師邀請賽B組獲得冠軍，取得參加2004年世界最高級賽事之一的A組邀請賽的資格。中國目前已經有15位女子國際特級大師，分別是劉適蘭、吳敏茜、謝軍、秦侃瀅、王頻、諸宸、王蕾、許昱華、徐媛媛、趙雪、寧春紅、李若凡、田甜、王瑜和谷笑冰，擁有男子特級大師稱號的15人、葉榮光、葉江川、徐俊、謝軍（女）、汪自力、彭小民、章鐘、梁金榮、諸宸（女）、吳文瑾、卜祥志、吳少彬、張鵬翔、李師龍和倪華。

從1999年起，中國棋手的等級分有了質的飛躍。葉江川、徐俊、彭小民、章鐘、汪自力、吳文瑾、卜祥志、倪華先后突破2600大關，進入世界前100名，其中葉江川連續9次在排名榜上穩居20位左右。女子排名榜上，謝軍、諸宸、許昱華、王蕾、秦侃瀅、王頻、等保持在前15名，一國有6個人進入前15名，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1980年中國有國際等級分的棋手只有9人。1996年有60多人。現在，中國有國際等級分的棋手已經增長到238人。2001年10月的一項統計表明，中國棋手的人均等級分名列世界第一位，說明中國整體的競技水平正日益提高。

中國的后備力量“長勢喜人”。1995年徐媛媛在世界少年賽上獲得女子14歲組冠軍。1996年12月，14歲的倪華在世界少年快棋賽上奪冠，成為中國棋史上第一位男子少年世界冠軍。其后，中國少年棋手在世界少年賽上頻頻奪冠。1997年，趙雪、徐媛媛分別獲得女子12歲組、女子16歲組冠軍。1998年，王瑜、卜祥志分獲女子16歲組、男子14歲組冠軍。卜祥志14歲就獲得國際特級大師稱號，曾經是世界上年齡最輕的國際特級大師。1999年，王玥、趙雪分獲男子12歲組、女子14歲組冠軍。2000年，譚中怡獲得女子10歲組冠軍。2001年，譚中怡蟬聯女子10歲組冠軍，沈陽獲得女子12歲組冠軍。2002年，譚中怡又獲得女子12歲組冠軍。譚中怡自2000年至2002年已經3次獲得世界分齡組冠軍，這也是一個世界紀錄。2002年，由王玥、趙駿、周唯奇、王皓、李超組成的中國隊獲得了世界少年奧林匹克團體賽的冠軍，這是亞洲國家第一次獲此殊榮。2003年魏晨鵬獲得男子12歲組冠軍。侯逸凡獲得10歲組女子冠軍。丁亦昕獲得12歲組女子冠軍。

自1997年至2003年，在世界分齡組青少年冠軍賽的10組別較量中，從團體總分上看，中國連續7次不是第2就是第3，直逼國際象棋王國俄羅斯隊。最近的2003年的獎牌榜上，俄羅斯以3金1銀6銅列第一，中國隊3金1銅列第二。

國家少年集訓隊自1995年成立，選拔出一批有前途的苗子，其中徐媛媛、王瑜、趙雪、卜祥志、倪華等已經開始在世界比賽上嶄露頭角。

從1999年開始，陸續在溫州國際象棋協會、青島棋院、上海威海路第三小學、廣東澄海市城南小學、江蘇無錫東北塘小學、濟南齊魯晚報棋院、邯鄲國際象棋協會和蘇州第三體校成立了高水平后備人才培訓基地（含實驗基地），為各地的開展普及打下了基礎。2002年，中國棋院與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共建國家少年集訓隊，對學員進行全面系統地培養。

最近十余年來，中國國際象棋人口（會下國際象棋的人）呈幾何倍數增長。并且“長勢”方興未艾。據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統計，在1991年謝軍奪得世界冠軍之前，中國國際象棋愛好者約為2、3萬人，而如今據商業數據，全國主要棋具廠商在2002年一年內共生產、銷售了125萬副國際象棋棋子，由此推算，中國的國際象棋人口已超過500萬。增長速度之驚人已經引起世界的關注，國際棋聯對中國的普及工作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中國國際象棋人口迅猛發展的原因有五個方面，第一，中國棋手在世界棋壇崛起，競技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提高帶動了普及。第二，在中國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中，國際象棋教育功能對學生的智力尤其是創新能力的開發作用顯著。國際象棋人口不斷翻番的“主力部隊”無疑是廣大青少年兒童學生乃至幼兒園小朋友。幼兒園掀起國際象棋熱是因為國際象棋教育能夠對非智力因素和智力潛能起到開發作用。第三，近年來轟動世界的“人機大戰”和“網絡大戰”，展現了國際象棋的科研功能，創紀錄地吸引了廣大棋迷（特別是有文化層次的和與高科技及新經濟接軌的人士）。第四，得益于國際象棋文化交流功能的扎實發展。1956年國際象棋被列為正式體育項目后，每年只有一次全國比賽（有時甚至是兩年一次，“文化革命”年代，還中止了8年），雙邊國際交往則是數年一次。跨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舉行的全國性比賽和國際性比賽以及出訪比賽，提高到一年10次左右，1995年超過了20次，此后每年平均增加5次，2000年以后則每年平均為50次左右。第五，包括教育部門、企業界、新聞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對中國國際象棋發展的關心。海外華人也表現出巨大熱情。例如，新加坡實業家李成智自1992開始捐巨資設立“李成智國際象棋基金”，并建造李成智圖書館作為國家隊的訓練場所。“李成智國際象棋基金”的款項先后舉辦了國際特級大師賽、4屆北京國際公開賽、11屆全國少兒冠軍賽、多次教練、裁判學習班，極大地推動了國際象棋的開展和普及，成就卓越。多年來，馬來西亞的陳振南先生一直是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的顧問和熱心朋友，他出資舉辦的 “陳振南杯”國際特級大師賽已經是世界知名、亞洲最高的頂級大賽，創出了中國本土賽事的名牌，也贏得了國際棋聯頒發的總統獎。

2001年2月23日，教育部體、衛、藝司和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聯合下發《關于在學校開展“圍棋、國際象棋、象棋”三項棋類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這是國際象棋在中國發展的第六個里程碑。《通知》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明確提出“三棋”進學校的三個“有利于”：在學校積極倡導棋 類活動，有利于青少年學生個性的塑造和美德的培養，有利于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為進一步落實《通知》精神，推動國際象棋在中國的普及，充分發揮國際象棋教育的功能，鼓勵和表彰在國際象棋教育事業方面做出貢獻的大、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促進國際象棋進學校的推廣，2003年4月，在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的大力支持下，在蘇州舉辦了“百校國際象棋進課堂國際研討會”。《通知》和“百校國際象棋進課堂國際研討會”的意義非同尋常，無疑將對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國際象棋的運動成績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1991年以來，對謝軍獲得世界冠軍的宣傳，一浪高過一浪。而從1998年起，中國國際象棋的成就多次登上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體育報等評選的當年全國10大體育新聞榜。其中，2000年由于世界比賽女子金牌大滿貫（譚中怡獲世界10歲兒童冠軍；徐媛媛獲世界青年冠軍；許昱華獲世界杯冠軍；謝軍和秦侃瀅獲世界女子個人冠亞軍；以及謝軍、諸宸、許昱華、王蕾組成的中國女隊獲世界團體冠軍）而被列入10大體育新聞第2條（第1條為悉尼奧運會中國健兒金牌數列世界第3）。

2003年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成立國家國際象棋隊。

目前在棋牌運動管理中心備案的國內、國際比賽總數，每年約為60項。迄今為止，中國全國性的傳統比賽有“李成智杯”、“棋童杯”、“廣播杯”、“希望杯”等，參賽的規模也日漸擴大，千人以上出席的賽會不屬罕見。這些比賽面向廣大青少年愛好者等業余棋手。

專業賽以全國團體賽和個人賽為主。全國體育大會也把國際象棋列入正式項目，比賽形式為25分鐘快棋，以利于新聞報道。

自1996年來，中國舉辦的國際比賽無論從形式和規模上，都比以前更勝一籌。重量級的賽事諸如1999年女子世界冠軍賽決賽、1999年亞洲團體錦標賽、2000年個人世界杯、2001年中國國家女隊與世界女子明星聯隊對抗賽、2001年中俄對抗賽、2002年中美對抗賽等，使中國成為了亞洲國際象棋的中心。一代棋王卡爾波夫于1997、1998、2000年三次訪問中國，其轟動效應一時無二，不僅吸引了新聞記者的眼光，客觀上也給了中國棋手一個近距離觀察和學習世界棋王才華學識的好機會。

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棋院非常重視對國際象棋教練和裁判的培訓，以適應訓練和比賽的需要。其中初級、中級教練員培訓班多次，高級教練員培訓班兩次。劉文哲、陳德、林峰三人先后被國家體育總局批準為國家級教練。現有高級教練十五人。全國裁判培訓班和國家級裁判考試近十次。1981年至1988年徐家亮、王品璋、林峰、蕭冠軍四人先后被國際棋聯批準為國際級裁判。1998年到2002年，黃希文、李繼祖、李昂、文根洪、殷昊等又被國際棋聯批準為國際級裁判。現有國家級裁判近百名。

國際象棋在中國的發展不僅在實踐上成就顯著，在理論上也有所突破。“中國學派”這個概念最早于1997年由英國權威雜志《國際象棋》提出，西方理論家普遍認為中國棋手思維方式別具一格。劉文哲的專著《中國國際象棋學派》于2001年出版，它詳細闡述了“中國學派”的棋藝理論，許多觀點發前人之未見，不僅是中國國際象棋成績的一次總結，更有助于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象棋理論體系，樹立中國學派的形象。2003年在英國出版了《中國國際象棋學派》的英文版。

國際象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國際象棋書刊在普及和提高兩方面都擔當重要角色。在中國出版的將近兩百種圖書中，中國國際象棋協會秘書長林峰的作品特別引人注目。在20多年的時間里，他撰文近3000篇，計約300萬字；出版棋藝著作和譯作（含合作、合譯和主編）60本，計近1600萬字。在刊物方面，1991年發刊的、中國國際象棋協會和蜀蓉棋藝出版社合辦的、由高級教練、國際級裁判、高級教練蕭冠軍長期編輯的《中國國際象棋》，因為發表葉江川、謝軍等中國男女國際特級大師們的棋評文章而享譽海內外和具有廣泛影響。

國際象棋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與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的關心密不可分。從國際象棋開展之初，周恩來總理、陳毅和賀龍副總理就曾經親自過問國際象棋發展的情況。近年來，李鐵映同志始終關心中國國際象棋的成長，并親自擔任中國國際象棋協會名譽主席。每次中國獲得個人和團體世界冠軍之后，李鐵映同志都接見棋手。國家體育總局一直對中國國際象棋的發展予以高度重視，伍紹祖同志、袁偉民同志都曾親切接見棋手代表，為國際象棋的發展指明方向。

國運盛，棋運昌！“中國現象”必將風靡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象棋的明天將更加燦爛輝煌。

(劉文哲注：本文的一些數據引自林峰的文章。)

第五篇：改革開放的里程碑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我國改革開放新的重要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重要說明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戰略部署，向全黨全國發出了深化改革開放新的宣言書、動員令，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定決心和巨大勇氣，標志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邁入全面深化的新階段，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里程碑意義。

揭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

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中央《決定》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些重要論述，句句是改革、字字重千鈞，揭示了改革開放巋然不動的歷史地位，宣示了我們黨堅持改革的決心和勇氣，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敢于碰硬、勇于擔當的氣魄。35年改革開放的歷程證明，中國的發展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靠的就是堅持不懈地推進改革開放。審視當今世界，改革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之道;展望未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除了釋放改革這一“最大紅利”，別無他途。開弓沒有回頭箭，停滯和倒退是死路一條。要以強烈的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深刻領會全會精神，更加奮發有為地開拓進取，堅定不移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

中央《決定》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定信心，凝聚共識，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正確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美好前景。這個指導思想，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進軍號角。其中，“三個進一步解放”，明確指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條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總開關;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礎;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是為了更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我們明確方向、判別是非的根本標準，也是我們處理好“三個進一步解放”關系的重要標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以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在更高起點上解放社會生產力，讓發展的空間更廣、改革的動力更強、社會的活力更大。

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

中央《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這個總目標，深刻表明了改革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根本任務，綜合考慮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條件，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決定》用“六個緊緊圍繞”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突出強調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為整體謀劃、系統協同、整體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闡明了基本思路，提供了行動指南，體現了我們黨領導改革開放的強烈問題意識，反映了我們黨面對問題不回避、不退縮的責任擔當，彰顯了我們黨駕馭復雜局面、破解發展難題的卓越能力。《決定》還鮮明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階段性目標，明確時間表，充分體現了黨中央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鮮明態度，決不拖延、不留后路，敢于碰硬、勇于擔當的改革決心和勇氣。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適應時代變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抓緊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則

我們黨是一個既善于理論思維又善于總結實踐經驗的黨。《決定》強調，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經驗，必須長期堅持。從堅持黨的領導、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從堅持以人為本，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到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四個堅持”的論述，從根本上闡述了改革的性質和方向、道路和途徑、改革主體和價值取向及科學方法，是我們黨總結35年改革開放實踐后對成功經驗做出的最新概括，也是未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要實現“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莊嚴承諾，我們必須增強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落實“四個堅持”，用成功經驗指導改革開放新的實踐，做好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

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全會部署的15項改革任務中，6項是經濟、占了所有改革任務的40%。之所以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中央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準確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考慮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基礎上作出的科學判斷和重要決策，是我國基本國情沒有變、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國際地位沒有變，這“三個沒有變”決定了經濟建設仍然是全黨的中心工作，必須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發揮其牽引作用，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提供動力。要正確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目標和重點任務，不斷把經濟體制改革引向深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斗。

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論斷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比如，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解決了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市場的作用從“基礎性”變為“決定性”意義十分重大，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這一論斷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抓住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的問題，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但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現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經濟發展都會孤掌難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行，沒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

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從“劃槳”變“掌舵”，從“全能”變“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擔當，把該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實“革自己的命”將職能轉向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當好“守夜人”，使越位的歸位、缺位的到位、錯位的正位。再比如，全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并強調了“兩個毫不動搖”、“兩個不可侵犯”。提出“兩個都是”的重要論斷，意在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同等重要、各有優勢，沒有老大、老二之分，應當更加公平地對待和認識各種所有制經濟。目前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障礙，如“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沒有把非公有制經濟放在與公有制經濟同等地位上。在此基礎上，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通過股權多元化，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各類經濟實體的制度模式和治理結構都會不斷得以完善，不斷從各自的基點向現代企業制度前進。

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提領，具體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和重大舉措，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鴻篇巨制、內涵豐富，改革千頭萬緒，任務繁重復雜。強調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推進社會事業改革創新，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特別強調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等等，清晰勾勒出全會后的改革走向，讓人們充滿期待。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讓人民共享。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招生打破“一考定終身”、廢除勞教制度、放開單獨二胎等改革舉措反映了百姓呼聲、順應了社會期盼。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統籌謀劃改革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使各項改革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協同配合、形成合力，確保全面深化改革總的方向不迷失，每個領域的改革不走偏。

強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組織領導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深化改革，關鍵也在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功。這是面對全面深化改革“大考”作出的重大判斷，也是對各級黨組織提出的工作要求。當前，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內外環境正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改革的難度、風險日趨加大，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這就要求切實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體現了我們黨對全面深化改革任務艱巨性、復雜性的充分估計和對黨自身領導全面深化改革能力的清醒認識，體現了我們黨在加強自身建設和完成自身任務方面的整體思路，為全面深化改革向前推進提供了堅強組織保障。要緊緊圍繞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結合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切實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人才隊伍、基層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區黨委的部署要求，全面、準確、深入、系統地把握全會的基本精神，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重要方針、目標任務、政策舉措，準確把握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上來，把深化改革的部署轉化為推進富裕西藏、和諧西藏、幸福西藏、法治西藏、文明西藏、美麗西藏建設的生動實踐。

匯報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