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雜文的攻擊性
魯迅雜文的攻擊性——
魯迅雜文到底有沒有罵人?
下面主要分三部分來探討:
第一、魯迅及其論敵對于雜文藝術特色之一的——攻擊性的不同態度
第二、從魯迅作品,具體分析其雜文的攻擊性
第三、當代人對于魯迅看人、看事的看法
魯迅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在魯迅看來,雜文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抗或斗爭。”
中國自先秦以來,寫文章常“不免于罵”,號稱“亞圣”的孟子就罵過楊朱墨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魯迅并不贊成“辱罵”與“恐嚇”,但他卻贊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因此,魯迅在1934年《謾罵》一文中說,“謾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撲滅‘謾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
貶低魯迅雜文價值的人認為,魯迅雜文是罵人的東西。“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形容魯迅,說他罵起人來,跳在半空中,因此這種罵人的文章不能算作文學作品,只能代表魯迅創作力的衰竭。魯迅自己對這些批評是不贊同的,他在《華蓋集·題記》中說,“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多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 北洋軍閥政府鎮壓和屠殺愛國民眾時,魯迅罵那些自以為站在超然公正立場,實際上是替軍閥幫忙的人是“媚態的貓”、“比它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血還先哼哼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但,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罵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又為何而罵?
首先,魯迅罵的都是可罵之人的該罵之處,今天看來,大體上是沒罵錯的。
1930年春,梁實秋見《拓荒者》上有人寫文章說他是“資本家的狗”,便拋出了《“資本家的走狗”》和《答魯迅先生》兩文進行反駁,面對梁實秋的反撲,魯迅于1930年4月寫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給敵人以回擊。他在另外一篇雜文中將胡適、陳源等買辦文人比作叭兒狗,他道,“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這里,魯迅所攻擊、批評之人,都是扮著“新派人物”的面目,裝出超然于政治斗爭之外的“正人君子”的姿態,為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制造輿論的幫兇。
其次,魯迅罵的并非某一個人,而是某一社會類型,一種丑惡現象的標本,比如“落水狗”,并不是專指段祺瑞或章士釗個人,而是形神俱備地展現了暫時遭到挫敗伺機卷土重來的敵人的丑態。
1926年,針對周作人和林語堂在《語絲》上發表的文章,魯迅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周作人認為,“‘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林語堂大喊,“‘費厄潑賴’在中國最不易得”。然而,魯迅卻在文章中強調,“‘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他認為,“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因此,他主張,要痛“打落水狗”,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最后,魯迅的雜文,絕不是只有罵,只有恨,只有憤世嫉俗,他從不對被罵形象的外在形體加以丑化,而是抨擊、剖析,從政治、道德、精神方面給論敵以最本質的揭露。魯迅于1926年發表于《國民新副刊》上的《空談》一文中,痛心疾首地道,“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后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請愿雖然是無論哪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
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在為《魯迅文集》作的序中說,“閱世者深,其天機非淺,通世道者未必是哲人,而哲人必通世道。魯迅先生有學者的良知,又通曉市儈的伎倆,所以,他的文章,血色之外又多了拷問之聲,丑陋的、灰暗的、萎態的世道被一一道出。”“魯迅看中國人有些病態的樣子,比如:健忘、渾沌、曖昧、虛妄,既不敢面對現實,又不去反觀其身,在名人名言里看到虛無,從隱士陶然里窺到偽裝。時髦者往往有遺老的惡習,新派青年常常拾士大夫的牙慧。人心蒙塵已久,早非明凈之臺。”
毋庸諱言,在魯迅的論爭之作中,并非每一句話,對每一個人物和每一個問題的評斷都是絕對正確、公正、客觀的,甚至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的局限,有失誤之處,但總體看來,魯迅雜文的戰斗方向與中國近現代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盡管人們無數次的宣布: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魯迅自己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擊時弊的雜文“與時弊同時滅亡”,但是直至今時今日,他的雜文依然也將繼續散發它應有的光芒。
第二篇:淺談魯迅雜文
淺談魯迅雜文
劉毅
雜文是從戰斗里成長起來的,戰斗是雜文的生命。
——題記
魯迅特別重視雜文,正如他在美術上努力提倡木刻一樣,對于雜文,他說:“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把雜文比做匕首和投槍。一切戰斗的藝術,對當時中國革命來說,是極其需要的。魯迅首先服從于革命的需要,并從這點出發,教導著所有的年輕的文學工作者。
雜文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雜文指文藝性短評,即雜感;廣義性的雜文則包括各種文體。雜文古已有之,但是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則是由于魯迅的倡導和實踐。當時劇烈的社會斗爭,作家對現實社會的強烈的責任感和“為人生”的文學使命感,雜文反應靈敏、靈活犀利的特點,是魯迅倡導雜文的重要原因。
魯迅雜文內容豐富廣博:有對舊社會和復古派的批判,對封建性的反動政權及其反動政策的猛烈抨擊;有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揭露、斗爭;有對文化、文學戰線上錯誤傾向的批評;有對社會病態心理和國民弱點的暴露針砭;還有歌頌新生力量和革命斗爭的篇章。
從革命的需要出發,著眼于為現在而抗爭的社會效果,這就使魯迅的雜文具備了強烈的色彩,明確的目的性。藝術家的魯迅和革命家的魯迅是分不開的,正是他的高度的政治熱情和深厚的思想活動,賦予了他的雜文以如此動人的感染力量,成為藝術上的杰作。
魯迅的雜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這些文章中,作者經常借形象以抒情,鮮明的形象與真切的情思合而為一,強烈地吸引著讀者,激動著讀者。如《夜頌》這樣描寫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織的幽玄的天衣,普復一切人,使他們溫暖,安心,不知不覺的自己漸漸脫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際的黑絮似的大塊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這黑暗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只有夜還算是誠實的。”這兩幅形象,寄托著作者深刻的感觸,他對比黑夜和白天,憎惡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惡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紀念文章里,作者也經常運用這種手法來表達對于死者的感情,如《憶劉半農君》,寫“五四”時期劉半農的戰績時,提到當時有些人批評他“淺”,但作者卻贊美這“淺”:“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徹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最后又說:“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我愿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尸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在這里,形象的描寫,真摯的友情,嚴正的歷史評判,取得了和諧的統一,給予讀者以回味無窮的感受。
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銳,魯迅后期的雜文也有了發展。首先,政治斗爭和時評的文字增多了,《而已集》以隱諱曲折的筆法,揭露了國民黨的清黨
大屠殺。其次,魯迅后期的雜文對舊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文學進行了更為廣泛而深入的批判,對革命文學發表了更為廣泛的建議。《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對左翼文學提出了眾多寶貴建設性的建議。魯迅后期的雜文,由于嫻熟的掌握了辯證法,所以更為深刻有力。
同時,魯迅的雜文具有以下特點:
一、概括性強。讀魯迅雜文的時候,總覺得他的文章非常深刻、精辟,放得開,收得攏。這固然是思想內容的問題,但也和他的善于集中、勤于洗練有關。他的一篇雜感,往往抵得上人家萬言長文,因為他總是抓住要害,從問題的本質上去立論。
二、形象化。魯迅是不發空頭議論的,凡有論述,又往往通過形象,使讀者看得更具體,更完整。時或取喻,也無不確切而又有趣。自然,這應該首先歸功于他的豐富的歷史知識和社會經驗。
三、語言的豐富。魯迅對中國語文的理解非常正確,語匯又極豐富,應用起來不但恰當,而且變化極多,即使偶用成語古典,也使人有新鮮的感覺
魯迅的雜文,是時代的戰斗紀錄,是豐富的思想藝術寶庫,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瑰寶。他為中國文學開創了一個新的富有生命力的體裁形式,并影響和造就了一大批雜文作者。
第三篇:魯迅雜文 文檔
《讀魯迅雜文有感》
讀了魯迅的很多書,且不說精彩與否,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先生的雜文。魯迅先生的雜文立意深刻,言辭犀利,言語中充滿了對舊社會的不滿和對世人的警醒。
學過歷史的我們不難看出魯迅先生的雜文是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物。它是在中國反封建,反舊思想的斗爭中產生出來的,是魯迅先生為了更好的剖析中國傳統封建文化及其在現實社會中的思想表現的藝術需要而逐漸發展完善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后,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便寫了一些類似雜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開辟了“隨感錄”欄。從1918年起,魯迅開始在《新青年》“隨感錄”欄發表雜感文章,以后又在多種報刊上發表雜文,并開辟專欄。雜文便逐漸以一種獨立文體的面貌出現在社會公眾的面前,而魯迅則是公認的寫雜文最多、最好的作家。
先生一生多用雜文。通過雜文,魯迅顯現出他頑強不屈與封建舊勢力戰斗到底的斗士形象。他的雜文大多收于《三閑集》、《二心集》、《且介亭雜文》等中。魯迅先生的雜文主要內容有兩大特點:一是它反映的中國社會具有相當的深廣度,從他的雜文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歷史面貌。如果就某一篇看,他的雜文所論述的雖大都是微小,平常之事,但是所有集在一起卻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面貌。因此,他的雜文很有概括代表性。二是魯迅的一生關注中國的“睡獅之醒”問題,所以他要借助雜文這把“寶劍”來“斬妖除魔”,故他的雜文充滿了“劍氣”鋒利無比。
魯迅先生的雜文具有很強的形象性和藝術性,他的雜文相當精悍,文風犀利,叫人讀了猶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在我讀過的雜文里有這么一兩篇是我至今也不會忘記的,一篇是《拿來主義》還有一篇則是想必大家都熟知的《論雷鋒塔倒掉》。
《拿來主義》是魯迅的一篇經典的警世雜文,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媚外賣國的政策和有些人一味崇洋,西化的論調,也針對革命文化陣營內部拒絕借鑒盲目排外的錯誤態度,他提出既要大膽吸收借鑒外國文化,又要分清精華和糟粕,要批判吸收,來改造民族素質創造民族的新文化。
《拿來主義》全文貫穿一種批判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思想,巧妙運用比喻,借代等手法。那些“孱頭” “昏蛋”“廢物”“魚翅”“鴉片”“姨太太”都各有所指,形象生動,通俗易懂。
而《論雷峰塔倒掉》則是一篇典型的反對封建壓制和封建禮教的戰斗檄文。雷峰塔倒掉白娘娘出來,預示著封建勢力的垮臺,勞苦女性得以翻身做主。整篇文章極具穿透力,將封建主義的畫皮毫不留情的撕毀殆盡。在《論雷峰塔倒掉》中我認為最為大快人心的便是“活該”二字,它不僅寄托了對“白蛇娘娘”重見光明,封建之塔倒掉的歡喜之情,還體現了對所謂的得道高僧法海的鄙夷痛恨的情感。其中之意實在顯現出了魯迅先生思想的深邃。
魯迅先生一生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滿目瘡痍,最艱難困苦的時期,所以通過他的雜文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那個時期的種種情景。正是因為生活在那個時代,所以魯迅后來說他寫雜文的目的是要使中國人民覺醒起來,一起“改良這人生”。
先生曾說過:“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這種廣義上的雜文,的確如魯迅所說,是“古已有之”的,但是魯迅先生的雜文卻是在這種廣義雜文基礎上發展起來是先生自己獨創的具有自己獨特意義的中國現代雜文。是魯迅先生賦予了雜文一種新的內涵,使其有了完全獨立的思想藝術特征,具有了引領社會潮流,揭露社會陰暗,打開民眾思想,促進社會發展的新功能,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一道霞光異彩。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魯迅先生的雜文,一座矗立在中國歷史上永垂不朽的豐碑。,.
第四篇:文段摘錄 魯迅雜文
后殖民時代的女性抗爭——簡評美國小說《我母親的自傳》遙遠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岸,先后被英、法兩國占領、現為英聯邦成員國的多米尼克島國,熱帶雨林氣候下潮濕的空氣??《我母親的自傳》(fie者:牙買加·琴凱德(美),翻譯:路文彬,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2月第1版)的故事便在這兒發生。“我母親”與“自傳”已形成一個悖論,“我母親”在“我”出生時已亡故,“自傳”是“我”70余年生命的記錄。“我母親”象征著被打壓的弱勢群體——加勒比民族,而“我”的一生不過是在重復“我母親”在殖民文化中所受過的欺凌與侮辱。“我”在敘述時又保持著“局外人”的冷靜,審視不平的生活,同時流露出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抗爭。‘《我母親的自傳》以第一人稱敘事。“我”自幼寄人籬下,孤苦無依。父親再婚,繼母刁鉆,弟弟、妹妹受盡寵愛,“我”則被冷落一旁。15歲,“我”被父親送到拉巴特先生家,在得悉自己淪為“生育工具”之后,我毅然決然地流掉孩子,從此,“我將自己的生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我”最終嫁給了自己的情夫之
一、英國后裔菲利普醫生。即使生活改善,“我”卻始終沒有過“讓你死或者讓你永生的愛”。說《我母親的自傳》“如《洛麗塔》般炫目”,還是“堪與《局外人》媲美”也罷,我讀《我母親的自傳》最初的感覺,更接近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我母親的自傳》和《情人》同是具有散文
喬宗玉著.憂傷的河流:喬宗玉文藝評論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8.
第五篇:魯迅雜文
《魯迅雜文》讀后感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這句順口溜一言道出魯迅的文章生澀難懂,不好學,讓師生聞“魯”色變。其實魯迅的作品不是這么簡單就能讀懂的,每個人每個階段的體會都不同,有時必須融合當時的大背景才能解讀這些文學作品。特別是魯迅的雜文對根植于中國歷史的中國現實、中國文明的批判,從“具象”中概括出來的“抽象”批評,號稱“是匕首、是投槍”。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一代文學宗師魯迅慣用他犀利的語言和幽默諷刺手法,把社會上公然的、常見的、不以為奇的,但卻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練、夸張,給予辛辣的諷刺,使他的文章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強敵于死命。
這樣的文章確實耐人尋味,讀懂它們是要費些功夫的。只有反復咀嚼那些艱澀難懂卻又十分寶貴帶有點撥與啟發性的文字,才能感到魯迅先生文風的親切和富有“怕被它誘過去”的魅力。透過字里行間,我還是能隱約體會到其深刻意義蘊涵的辛酸和眼淚、痛苦和悲憤等強烈的愛憎感情。就拿選入蘇教版必修教材的《記念劉和珍君》這一篇說說吧。
文章是從魯迅獨自徘徊在為遇害的劉和珍君與楊德群開追悼會寫起的,然后自然而然的回憶起劉和珍毅然訂了全年《莽原》的事。文章開頭的幾段便讓我感受到一種灰暗的色調,字里行間彌漫著濃重的悲傷與苦痛,還有一種失望。四十多青年的鮮血,文人的陰險論調無一不讓魯迅感受到一種“非人間”的苦痛,所以他才會想“以 1
我的最大的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多么無奈啊,我甚至能聽的到他在寫下這段文字時所發出的嘆息聲。
劉和珍是他的學生,她的那些壯舉著實讓魯迅感到應該“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
魯迅第一次見到她的名字是在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時。第二次則是在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后,這次才把姓名與實體聯合起來。這兩次的情景可以窺見劉和珍是一個怎樣的人。然而在見到她本人后,這名女生卻出乎了作者的意料,沒有桀驁,而是人如其名,溫和可親,臉上始終掛著微笑,也許這抹微笑是當時黑暗世界中的一縷陽光,是黎明前的一絲曙光。這種反差更加突出以后劉和珍之死的悲劇性效果與魯迅所處的那個社會的悲哀。
當劉和珍被冠以暴徒的罪名被殘忍射死后,魯迅憤怒了,悲哀了,甚至有些絕望了,他感慨道:“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顯然那時的中華民族是后者。讀到這,我仿佛感受到當時社會濃黑的未來,血色的悲哀。當好不容易有希望時,又被扼殺,這樣“沉默”的民族怎能“爆發”?勇士們淋漓的鮮血,慘淡的境況,抹去不了社會的污濁,有人反抗自然有人鎮壓。然而更悲哀的是,在那些衛隊把槍對準那三個勇敢的女學生后,兩條生命的消逝卻仍然喚醒不了人們麻木的神經,而僅僅提供了人們飯后的談資。
正如魯迅所說“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使用大量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是的,中國前行的歷史,不正是浸透無
數戰士獻血嗎?從血紅到緋紅,再由緋紅到微紅,“縱使時間的流逝”,“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
劉和珍中槍倒地時的震撼與悲壯,我仿佛看得見;那片緋紅中的美麗微笑,我也看得見。 “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前行。”讀到這,我心中熱血全部沸騰了,也許魯迅文章的魅力就在此吧,能深深喚醒心底久藏著的熱血與感動,與他的文字一起回到那個時代,同憤同怒,同悲同哀。
縱觀魯迅一生,僅留下了兩本小說集,卻留給了后人十九本雜文集。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自己的祖國,為了實現他改造國民性的夢想,魯迅先生用自己來喚醒中國人的意志、為中國人的革命思想、改造舊人、重建新人而努力奮斗,把后半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傾注在了雜文創作上,在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樹起了一座罕見的豐碑。我們要經常讀一些魯迅的雜文,感受魯迅先生的那顆“中國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