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意義下“醉酒駕駛”行為定性若干問題研究

刑法意義下“醉酒駕駛”行為定性

若干問題研究

【論文摘要】《刑刑法修正案

（八）》將醉酒駕駛正式列入刑事犯罪范疇，然而關于“醉酒駕駛”行為入罪的討論并沒有結束。“醉酒駕駛”行為是否應當單獨入罪以及其應當怎樣入罪等問題仍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關鍵詞】醉酒駕駛 行為 定性

一、“醉酒駕駛”行為入罪必要性分析

（一）“醉酒駕駛”行為是否應當單獨入罪

盡管《刑法修正案

（八）》已經明確規定“醉酒駕駛”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刑法學界對于其是否應當單獨入罪的爭論并沒有停止。

一部分學者主張“醉酒駕駛”行為應單獨入罪，主要理由有：第一，我國當前危險駕駛導致重大傷亡的交通事故的機率非常高，為了從根本上遏制危險駕駛機動車輛導致重大交通事故的發生，減少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第二，醉酒駕駛屢禁不止顯示了醉酒駕駛違法成本太低，行政處罰不足以遏制醉酒駕駛行為；第三，我國已步入了風險社會，刑法應該對危險駕駛這樣的高風險行為提前介入；第四，單獨設立危險駕駛罪，對人民的法益提前予以保護，復合國際形勢立法的潮流。⑴

一些學者則認為，“醉酒駕駛”行為不應單獨入罪，主要有：首先，按照當前的刑法罪名（如交通肇事罪、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全可以對“醉酒駕駛”行為予以定罪處罰，對于較為輕微的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也完全可以用行政處罰予以規制；⑵其次，即使當前不存在對“醉酒駕駛”行為處罰具有比較有針對性的罪名設置，仍然可以通過對刑法進行必要的解釋來對此類行為進行規制。⑶

筆者贊同對“醉酒駕駛”行為采取高壓態勢，嚴厲打擊醉酒駕駛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這是刑法保護法益的功能所決定的。同時，“醉駕入刑”的積極性，主要表現為“宣示”其對“醉駕”行為的明確否定，正如刑法理論界指出的，危險駕駛行為除“飆車”和“醉駕”之外，還包括吸毒后駕駛機動車、無證駕駛機動車等。然而立法者僅選擇前兩種行為作為危險駕駛罪的行為方式，絕不是因為由于“飆車”和“醉駕”具有更大的社會危險性關鍵原因在于：同“飆車”行為一樣，根源于我國獨特的“酒文化”，⑷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在現實社會中更具普遍性，民眾對其深惡痛絕。由此，立法者在刑法對“民憤”給予回應，顯示出國家層面對“醉酒駕駛”行為的否定，從而更加“醒目”的對“醉酒駕駛”行為敲響警鐘。

（二）是否一切“醉酒駕駛”行為都應當入罪

《刑法修正案

（八）》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基于此，“醉酒駕駛”行為成立危險駕駛罪只需行為人有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即可。然而，理論界和實務界并未達成一致。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指出，對“醉酒駕駛”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不應僅從文義上理解《刑法修正案

（八）》的規定，對這類行 1

為處理應當慎重。此種表態引起了輿論的熱議，質疑這種表態有造成司法不公的可能。

根據刑法通論，犯罪是指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懲罰性的行為。據此，作為犯罪行為，必須具有嚴重的社會危險性，其他適用法律不足以對其進行恰當的處罰。不具有社會危害性或是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行為，即使表面上符合犯罪的形式要件，仍然不能作為犯罪，不能納入刑事處罰的范圍，這是刑法補充性和謙抑性的要求，是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刑法》“但書”也將這類行為排除在犯罪圈以外。基于此，“醉酒駕駛”行為盡管在法律文本中并未對危害結果或情節等有具體要求，仍然不能將一切行為都以危險駕駛罪論處。認定“醉酒駕駛”行為為醉酒駕駛罪仍然要考慮具體案件中的醉駕行為是否確實具有社會危害性，詳言之，即該行為是否確實會置公共安全于現實危險。該行為確實會造成對公共安全的威脅，且符合危險駕駛罪的主客觀要件，理所應當的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刑；倘若行為人的“醉酒駕駛”行為確實不會對公共安全造成任何危害，則不應對其科以刑罰，比如行為人凌晨時分在公路上（行為人平時多日觀察該段路程凌晨時分幾乎無任何車輛行駛）醉酒駕駛機動車回家。此外，筆者認為對將一部分“醉酒駕駛”行為作非罪化處理并不會招致司法不公，理由在于：將“醉酒駕駛”行為中的一部分作非罪化處理只是將那些社會危害性不大或是根本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醉酒駕駛”行為出罪，即此種出罪是有一定的標準可依，而非人為的任意出罪；并且，這類出罪的標準——“是否確實會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是可以通過具體的案件事實來反映的，并非不可捉摸。因此，在司法認定的過程中，嚴格把握對“醉酒駕駛”行為認定的標準是不易導致司法不公的。

二、“醉酒駕駛”行為入罪方式分析

（一）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主觀方面定性分析

要準確對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進行定性，首要的問題是對該行為主觀方面有正確的認識和界定。目前刑法理論界就此行為在主觀方面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屬于過于自信的過失；二是認為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間接故意，認為過于自信的過失的成立，需以“根據”（作出能夠避免危害結果這一結論的“依據”）客觀存在為前提，如確實有通常能避免結果發生的技術、體力、外在環境等等。但若該賴以親信的“根據”不是客觀的，而是行為人臆想的，則這時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因素就不是“輕信能夠避免”，而是“放任”。⑸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在此種情形下主觀方面應為間接故意。不可否認，在間接故意的犯罪行為中，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當然也不是積極追求的。然而在任何間接故意犯罪的情況下，都是以追求某種目的結果為前提的，正是這種目的結果，導致了行為人原先的不希望意志狀態發生性質上的變化，一旦行為人在這種目的支配下決意實施預定行為，于是原有的不希望意志形態自行消滅，轉化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報聽之任之的放任意志形態。⑹現實生活中，一般人應有這種認識：酒精的攝入會降低機動車駕駛人員對機動車的駕駛能力，人在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與在正常狀態下駕駛機動車是存在明顯的駕駛感覺偏差。在這種認識下，行為人仍然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駕駛機動車，顯然是對造成公共安全遭到損害這一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包容態度。

（二）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具體罪名認定分析

1．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與交通肇事罪

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如果構成犯罪，其主觀方面為間接故意，故應當排除性地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為根據理論通說，交通肇事罪是我國刑法中典型的過失犯罪。然而筆者看來不然，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值得進一步分析。根據我國《刑法》規定，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毫無疑問行為人在主觀方面是過失。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

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

（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五）嚴重超載駕駛的；

（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在這幾種危險駕駛行為下的交通肇事構成犯罪的，實際上在主觀方面應當定性為間接故意。由此，在這些情形下也是一種間接故意的犯罪。因而在理論界也有關于“復合罪過形式”罪名的提法。”⑺但筆者并不認同交通肇事罪是這種“復合罪過形式”罪名的觀點，因為復合罪過形式是指一個行為是在多種罪過形式的支配下實施的。筆者所提出的故意的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下，其實交通肇事行為仍然是在間接故意的支配下實施的，并不存在多個罪過形式。綜上所訴，在醉酒的狀態下交通肇事的行為只要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仍然應當以交通肇事罪論處，只是這種情形下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和傳統的交通肇事罪有所不同，表現為間接故意。

2．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規定：“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后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15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該規定為處理這一類案件提供了統一裁判的依據，有必要對此作出較為詳盡的分析，從而正確的對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進行正確的定性，從而找到在此類行為中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以做到罪責性相適應。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方法相當的，能夠同時造成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多數人死傷或者公私財物廣泛破壞的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因而，造成危害結果“醉酒駕駛”行為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須具備的前提的是：醉酒駕駛行為屬于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語境下的“危險方法”。只有這種醉酒駕駛行為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之間具有相當性時，才存在將其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⑻《意見》也強調醉酒駕車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的行為方式，并非一切醉酒駕車肇事都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沒有這種任意沖撞的后續行為還是應當定性為交通肇事罪，這是罪責刑相適應的必然要求。因而，在處理“醉酒駕駛”造成危害結果的行為到底定性為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問題上，應牢牢把握“相當性”這一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對行為可以正確的刑罰，真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周詳：《民生法治觀下“危險駕駛”刑事立法的風險評估》，《法學》2011年第2期。

⑵漆昌國：《醉酒駕駛行為的刑法評價——以孫偉銘案件為視角》，《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⑶于志剛：《危險駕駛行為的罪行評價——以“醉酒駕駛”交通肇事行為為視角》，《法學》，2009年第9期。⑷此處所說的“酒文化”在筆者看來實質是一種不良的“文化”，是我國“酒文化”中的糟粕。

⑸石經海：《醉駕行為定性之我見》，《人民檢察》2010年第6期。

⑹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214、215。

⑺肖中華，王海橋：《危險駕駛犯罪行為的刑法界定》，《法學論壇》2009年第6期。

⑻梅傳強，胡江：《危險駕駛行為入罪的分類分析》，《法學》2009年第9期。

[1]周詳．民生法治觀下“危險駕駛”刑事立法的風險評估[J]．法學，2011，（2）．

[2]漆昌國．醉酒駕駛行為的刑法評價——以孫偉銘案件為視角[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3）．

[3]于志剛．危險駕駛行為的罪行評價——以“醉酒駕駛”交通肇事行為為視角[J]．法學，2009，（9）．

[4]石經海．醉駕行為定性之我見[J]．人民檢察，2010，（6）．

[5]陳興良．刑法哲學[J]．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214、215．

[6]肖中華，王海橋．危險駕駛犯罪行為的刑法界定[J]．法學論壇，2009，（6）．

[7]梅傳強，胡江．危險駕駛行為入罪的分類分析[J]．法學，2009，（9）．

第二篇：危險駕駛罪下“超載超速”行為的研究

危險駕駛罪下“超載超速”行為的研究

一、“雙超”型危險駕駛罪的立法背景

近年來，因汽車超員超速、危險化學品運輸、保管不當等引發的事故屢見不鮮。從事校車或者旅客運輸業務，由于一般車輛里有大量乘員，一旦發生事故，涉及大量群眾的生命安全，其危害性很大。而在實踐中，有的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業務的人員為了追求時間成本利潤或者金錢利潤，無視額定的載客數或者規定的時速，一旦不慎，導致的都是觸目驚心的重大交通事故。面對我國因為違反交通法規而導致嚴重交通事故頻繁發生的現狀，加上我國正處在交通安全理念由“安全高效”向“人本主義”的轉型期，這就對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充分發揮其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1。為了順應這一形勢，規制超載超速行為，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我國也逐漸強化了對超載超速行為的立法。

立法者在立法時之所以將從事校車和客車業務的嚴重超載和超速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主要是因其社會危害性比貨運業務或者其他業務車的超載超速更加嚴重，若是發生事故就會導致大量人員受傷或者死亡的嚴重后果。其危害性的嚴重程度已然超出了民事和行政制裁的最大邊界，已實際侵入到刑法調控的領域，需用刑罰對其予以制裁才足以實現刑法保護法益的根本使命，這也是風險社會刑法對重大公共法益提前保護做出的合理應對。因此，將此二類危險駕駛行為入罪化并不違反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相反體現了刑法保障人權的終極價值追求，2具有立法的正當性，這些類型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且一旦發生事故，后果十分嚴重，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有效遏制這些種類的行為時，就要選擇動用刑罰。

12李凱：《交通犯罪的刑法規制》，《西南財經大學》，2013年。郭小亮：《新型危險駕駛罪的理解與適用》，《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6年01期。

二、“雙超”型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 1犯罪主體要件

校車、客車超載超速行為責任往往不僅僅在于機動車駕駛人，更多地或許在于機動車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校車駕駛員明知車位不夠，嚴重超載可能會發生事故，危及學生的人身安全，但是因為經費有限無法配備足夠的校車，學校管理人默許甚至強令駕駛員超載，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校車的駕駛員通常只是機動車所有人或管理人的雇員，其通常要接受雇主即機動車所有人或管理人的監督并且依命令行事，駕駛員往往是怕丟掉工作而鋌而走險超員超速駕駛3。基于此，此次新修條款對機動車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責任也特別提出了規定，這將有利于全面強化學校和企業所有人和管理人的安全管理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有力推動校車、旅客運輸業務主體責任的落實和進步。

2犯罪客體要件

嚴重超載超速型危險駕駛罪在這方面的體現則是良好交通秩序下的道路交通安全，其有可能危及道路上及周圍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財產的安全。因為處于危險駕駛狀態下的車輛，可能隨時造成安全威脅，而且這種風險是不可控的。劉憲權教授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路交通運輸安全及行人人身、車輛及其他公共設施的安全4。

既然，良好交通秩序下的道路交通安全是本罪之客體所在，那么，根本不侵害、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駕駛行為，即使是施行了上述所說的“危險駕駛”行為，也不構成本罪。即如果駕駛人在空曠無人的荒野、沙漠等地肆意飆車或醉駕，都不會入罪，原因是這種境地的交通安全，無法抽象出來類型化的受到法律保護，究其根本，此此行為除了有危及自身安全的危險，絕對不會產生傷及無辜的危險 3李玉瓊：《危險駕駛罪的理解與適用——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關修改為視角》，《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2016年6月，第18卷第6期。4 劉憲權著：《刑法學（第三版）下冊》，2013年版，第421頁。和實害，甚至連可能性都劃歸為零5。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交通運輸安全和國家交通管理制度。

3犯罪主觀要件

人的內心活動無法為外人所知，刑法對人的內心的認定只能通過外化的行為。所以，內心的排斥不等于行為的排斥。在司法實踐中，對行為人的心理進行認定時要要通過外在的行為來推斷。危險犯之所以會受到刑罰就是因為其行為的危險性，如果行為人放任此類危險發生，則行為人就已經存在間接故意而無需出現有危害結果了6。在對行為人主觀方面進行分析時，應當以法條的規定為基礎，在符合條文基本含義的前提下再綜合刑法的基本原則和體系的協調性7。

4犯罪客觀要件

為了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提高對駕駛人員的震懾力度，避免滋養司機的僥幸心理，將此類嚴重超速超員行為入刑，有利于更好地維護交通秩序，保證公共安全8。本罪作為一種危險犯，不要求實害結果的發生，在道路上實施危險駕駛行為即可。嚴重超載超速行為構成犯罪還需要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存在社會危害對此類行為在刑事上的立法起絕對的支配作用。

5改善交通運營環境

首先，根本措施是減少運輸成本，而不是就超載后果立法。其次，要規范行政部門管理。部分地方交管部門出于部門經濟利益需要，對超限超載車輛往往是繳納罰款就讓其通行，部分交管執法人員甚至私下收受車主錢財9，收錢之后就對超限超載車輛放行。因此，需要整治當前部分公路存在的亂收費現象，通過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讓廣大貨運車主能夠有利可圖；大力整治部分交管執法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以罰代管與腐敗行為等。只有多管齊下，減少運營成本，實現交 56 參見馬婧：《危險駕駛罪的法律解析》，《法治與經濟》2015年總第405期。謝望原：《飆車致人死傷行為如何定性》，《檢察日報》，2009 年第 3 版。7張慧：《超載、超速型危險駕駛罪的理論分析與實踐運用》，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4月15日。8參見符晶晶：《危險駕駛罪問題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9 參見余秋莉：《超限超載入刑的理由與路徑》，《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11月第6期。通運輸的公平競爭，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刑法保護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及社會公共設施安全。最后，要加大對“雙超”危害的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的守法環境。要提高對駕駛人的駕駛技能素質培訓，除了每年都要對駕駛證進行年檢之外，還可以建立半年考核制度，對不符合考核標準的駕駛員，也應當禁止其從事交通運輸業務。在制定超載入危險駕駛罪的同時，建立“黑名單”制度10，是對駕駛人的另一個警示，防止其作出違法犯罪行為，對于降低事故發生率也是很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1.李凱：《交通犯罪的刑法規制》，《西南財經大學》，2013年。

2.郭小亮：《新型危險駕駛罪的理解與適用》，《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6年01期。

3.李玉瓊：《危險駕駛罪的理解與適用——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關修改為視角》，《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2016年6月，第18卷第6期。

4.劉憲權著：《刑法學（第三版）下冊》，2013年版，第421頁。

5.參見馬婧：《危險駕駛罪的法律解析》，《法治與經濟》2015年總第405期。6.謝望原：《飆車致人死傷行為如何定性》，《檢察日報》，2009 年第 3 版。

7.張慧：《超載、超速型危險駕駛罪的理論分析與實踐運用》，華東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4月15日。

8.參見符晶晶：《危險駕駛罪問題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

9.參見余秋莉：《超限超載入刑的理由與路徑》，《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11月第6期。10.參見王盛等：《論刑九（草案）關于超載入危險駕駛罪的理性思考》，《法律園地》，2015年。

參見王盛等：《論刑九（草案）關于超載入危險駕駛罪的理性思考》，《法律園地》，2015年。

第三篇：計實務中“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的刑法定性

審計實務中“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的刑法定性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是指為了牟取非法經濟利益，故意違反國家發票管理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國家造成損失的行為。虛開增值稅發票是審計工作中經常需要面對、認定與處理的違法情形，本文嘗試結合審計實務對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的刑法定性予以闡述。

一、虛開增值稅發票的主要犯罪手段

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可以分為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四種違法形式，其主要犯罪手段為：

一是開具“大頭小尾”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銷貨方開具增值稅發票時，在存根聯、記賬聯填寫較小數額，在發票聯、抵扣聯上填寫較大數額。銷貨方在納稅時出示記賬聯，數額較小，銷項稅額相應減少;購貨方以抵扣聯抵扣進項稅，數額較大，抵扣稅額相應增多。銷貨方和購貨方均可通過此種方式偷逃國家稅款。

二是“拆本使用”，單聯填開發票。銷貨方把整本發票拆開使用，自己保存的發票存根聯和記賬聯按照商品的實際交易額填寫，開給購貨方的發票聯和抵扣聯填寫較大數額，從而使購貨方達到多抵扣增值稅稅款的目的。

三是“撕聯填開”發票，又稱“鴛鴦票”。將增值稅發票的記賬聯、抵扣聯、發票聯、存根聯拆分使用，各聯內容不一致。

四是“對開”。即開票方與受票方在無貿易背景的前提下，互相為對方虛開增值稅發票，互為開票方和受票方。

五是“環開”。即幾家關聯單位或個人串通，在無貿易背景的前提下，一個接一個，成環狀虛開增值稅發票。

六是“代開”。即開票方應第三方要求，按其指定的受票方名稱、商品品種、數量、金額等虛開增值稅發票。

二、增值稅發票行為的刑法定性

虛開增值稅發票罪的核心構成要件為“虛開”，“虛開”的主體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個人。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虛開增值稅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的有關規定，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稅款數額在1萬元以上或者致使國家稅款被騙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實際抵扣稅款或者騙取出口退稅100萬元以上的，屬于“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造成國家稅款損失50萬元以上并且在偵查終結前仍無法追回的，屬于“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為“情節特別嚴重”的基本內容。

三、認定罪與非罪應把握的關鍵點

一是虛開增值稅發票罪是行為罪。有的審計人員認為，虛開增值稅發票只有在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情況下，行為人才構成犯罪。為粉飾報表，企業間對開增值稅發票。由于這種行為雙方互相開具的增值稅發票金額相同，稅款一致，方向相反，雙方增值稅的進項稅和銷項稅剛好可以完全抵消，從整體而言沒有造成國家稅款的流失，屬于一般的發票違規行為，不屬犯罪。這是一種錯誤認識，虛開增值稅發票直接侵害的是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根據刑法規定，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四種行為之一，且達到定罪標準的，即構成犯罪，并不要求有危害結果的發生。

二是非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如實代開增值稅發票也是犯罪。有的審計人員認為，為他人如實代開發票行為只違反了增值稅發票的獨立使用原則，盡管對于代開者來說沒有實際經營活動，但取得發票者畢竟存在實際的經營活動，如實代開是“實開”而非“虛開”，不應定罪處罰。對此類觀點，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在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代他人實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應如何定性的請示”的批復中明確指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包括自己未進行實際經營活動但為他人經營活動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對為他人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決定》第一條的規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代開實質是虛開的一種形式，應追刑責。

三是票貨不符，如非故意為之，不構成犯罪。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明知稅收征管制度的相關規定，卻有意違反，開具內容與實際情況不符的增值稅發票。過失不夠成本罪，行為人由于對增值稅專用發票不熟悉，或工作失誤而造成虛開增值稅發票的結果則不構成本罪。

四是利用偽造的增值稅發票進行虛開，應歸屬于虛開增值稅發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六條規定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屬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但如果行為人先偽造增值稅發票，后利用其虛開偷稅，后面的行為是前面行為的目的，二者有牽連關系，則應以其中的一罪重罪論處，即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論處。

五是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認定本罪。購貨方與銷售方發生真實的交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接受的發票是銷售方讓他人虛開的、內容真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此種情形，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處理問題的通知》的規定，應當認定接受發票的行為屬于善意取得，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六是以單位名義虛開增值稅發票的應甄別是否屬單位犯罪。如果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是為了單位的整體利益，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是由其負責人決定而實施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此外，那種個別人為自己謀取利益，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應認定為自然人犯罪。

七是地方稅務機關自身“高開低征”或者“開大征小”的行為不屬“虛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對《審計署關于咨詢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問題的函》的復函指出：“地方稅務機關實施‘高開低征’或者‘開大征小’等違規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屬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行為，造成國家稅款重大損失的，對有關主管部門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當根據刑法有關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四、查處虛開增值稅發票行為的主要審計方法

一是從“物流”的角度，核實增值稅發票內容的真實性。通過分析銷貨方(或購貨方)生產報表中的原材料消耗量、耗電量等指標，推算企業的產品產量(或入庫商品)是否屬實。將貨物出庫單(或入庫單)、貨運單據等與企業留存的發票各聯相核對，確認增值稅發票中的內容是否屬實。

二是從“資金流”的角度，核實增值稅發票內容的真實性。將銀行存款賬、銷售收入賬、生產成本賬，往來賬相核對，從資金流的角度，核實增值稅發票的金額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三是從“票流”的角度，核實增值稅發票內容的真實性。將銷貸方存根聯、記賬聯與購貨方的發票聯、抵扣聯相核對，看發票中的項目是否一致，將購銷雙方的會計賬目以及貨物出庫單、入庫單、貨運單等相核對，從時間、數量、金額等方面，檢查有無異常情況。四是從“稅務監控”的角度，核實增值稅發票內容的真實性。將銷貨方或購貨方留存的增值稅發票、納稅申報表與稅務機關的稅控系統內的數據相核對，重點核實發票號、繳稅時間、數量、金額等項目是否與稅務機關系統內的相關內容相吻合。

第四篇：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研究

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研究

【摘 要】20世紀90年代末期，隨著高等教育擴招政策的推進，大學課堂教學質量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課堂中學生的學習行為是課堂研究領域的問題之一，研究大學生課堂行為有助于了解學生在課堂中真實的學習狀態，了解學生對大學課堂的認識，從而改善學生的學習行為，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關鍵詞】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現狀；原因；影響；教育對策 課堂問題行為是指在課堂情境中發生的，違反課堂規則、妨礙及干擾課堂學習活動正常進行或影響教學效率和學習效益的行為。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不僅干擾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影響教學目標的實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對師生的身心健康也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成為影響高等教育有效開展的制約因素。為研究和探討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根據觀察部分大學生上課情況，并課后訪問大學生的上課感受，本文列舉出了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表現，成因，影響及其針對這一些列問題的教育對策。

一、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現狀

通過平時上課時觀察、對大學生的問卷調查，以及和學生代表交談等形式，我們統計發現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表現具有普遍性和多樣性。按照發生的等級由高到低依次是：睡覺、開小差、看課外書、聊天、玩手機、做其他作業、聽音樂、吃零食、遲到、早退等等。課堂問題行為表現具有性別差異，在外顯行為上男生比女生更明顯，在內隱行為表現上女生比男生更為明顯。從調查的結果可知，文科生比理科生更容易出現問題行為。文科生專業逃課率為14%，非專業課為25%；理科生分別為7%和21%。上公共課比上專業課的課堂問題行為多，表現為公共課比專業課出勤率低等。從年齡來看，年齡越大課堂問題行為越嚴重。即將畢業的學生面臨就業和考研，許多課程干脆就不上了，甚至長時間不在學校。

二、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帶來的影響

1.影響學生個人的學習效果，并對學生的身心健康有極大的損害性。

2.這些課堂問題行為致使課堂氣氛壓抑、沉悶、缺乏活力，極大地影響了課堂教學效果。

3.挫傷了老師的積極性，導致師生關系不和諧，甚至出現公開抵觸。

三、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原因分析

從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多種表現上，我們發現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學生本身的因素，也有教師以及課程等因素。

（一）學生的因素 1.情緒問題 調查發現，情緒問題是大學生產生課堂問題行為的主要原因之一。情緒是人對客觀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產生的態度的體驗，對個體其他的心理和行為方式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當大學生的某些需要沒有得到滿足，或者一定的教學情境對其根本需要造成威脅或破壞時，就會遭受挫折，導致情緒沖突。情緒沖突會表現為緊張和焦慮。緊張和焦慮是一種恐懼和不安的情緒體驗，這種挫折后的情緒體驗，在一定條件下會直接轉化為課堂問題行為。

2.學習動力問題

調查發現，由于學習動力問題所造成的課堂問題行為占13%。十年寒窗苦，終于考上大學，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如今成為家人和朋友眼中的天之驕子，沒有了升學的壓力，沒有了父母束縛，加上奮斗目標的缺失所導致的“目標間歇期”的出現，許多人對“現在”不知所措，對“未來”很迷茫，缺乏積極進取的斗志和學習的動力，于是便在課堂學習中表現出對學習的不感興趣、注意力分散，各種問題行為也應運而生。

3.對待課程的價值取向問題

調查發現，諸如思想政治這一類的公共課問題行為比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很多大學生認為這些課程只需強化記憶就足以應付考試。他們認為這些課程理論性太強，對今后也沒什么用處，上課就根本不需要認真聽講，考前突擊即可安然過關，拿到學分。

（二）教師的因素 1.教師自身素質問題

調查發現，教師自身素質是影響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心理學家庫寧（Kounin，1970）在研究中發現，一個教師講授教材不當，從一個活動跳躍到下一個活動時，又缺乏順利“過渡”的環節，會使學生無法參與教學過程，從而破壞了教學任務的完成。這說明，教師缺乏這種過渡能力，不能進行交叉活動，可能也是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產生的原因。實踐證明，如果教師講課時在一段時間里困在一個問題上，那么學生就可能因為厭倦而產生問題行為。此外教師備課不充分，缺乏組織能力，對學生要求不當，都有可能促成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發生。

2.課堂管理能力問題

調查發現，教師缺乏適當的課堂管理，也是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在課堂上有些教師遇到學生的問題行為不能冷靜對待，處理問題主觀、簡單甚至濫用懲罰，這不僅無助于維持課堂秩序，而且容易使矛盾激化。引起學生對老師繼而對這門課程的反感。還有的教師放棄管教的責任，采取不聞不問的立場，放任自流，沒有形成良好的課堂學習氣氛和教學環境，學生也因此缺乏指正的機會而出現違反課堂規則的問題行為。

3.教學手段問題

調查發現，教師的教學手段也是影響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重要原因。如果教師的教學手段呆板，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就很難激發大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興趣。特別是一些理論性很強的課程，許多教師只是照讀課本，缺乏變化，一味的灌輸，使學生不僅聽起來感覺累，而且易讓學生感到學習是不愉快的，是煩悶的，這就容易使學生產生課堂問題行為。

（三）與教學相關的因素 1.教材的選擇問題

大學學習是一個和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階段，具有與時俱進的特征。但是，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很多教材的內容過于陳舊，與現實脫鉤。這種情況會讓大學生覺得大學課堂中學習的內容與實際沒有聯系，最新的知識無法獲得，在今后的工作中也用不到，所以上課自然也不會認真聽，課堂紀律也就可想而知了。

2.課堂中的師生關系問題

課堂中的人際關系問題也是影響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的因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師生關系的質量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和行為，學生尤其喜歡熱情友好的教師。課堂上，教師和學生之間應該加強溝通，互相反饋，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中不僅可以使學生集中注意力，而且可以使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互相支持的良好的師生關系對所有大學生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3.課堂內部環境問題

課堂內部環境因素，諸如課堂內的溫度、色彩、課堂氣氛、課堂座位的編排方式等都會對學生的課堂問題行為產生十分明顯的影響。課堂環境良好，氣氛融洽，學生就可能產生一種愉悅的感受和積極的情緒，從而減少問題行為。相反，如果課堂環境惡劣，氣氛緊張，學生可能就會感受到昏昏沉沉的消極情緒，從而增加問題行為產生的可能性。隨著大學擴招，越來越多的課程是大班上課，一位老師面對上百個學生授課，無論是教學效果還是課堂管理方面都顯得沒有力度。

四、大學生課堂問題行為教育對策

（一）端正大學生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是指直接推動學生進行學習的一種內部動力，是激勵學生和指引學生進行學習的一種需要，它是影響學生學習的一種重要的非認知因素。大學生正處于理想、信念、人生觀的確立方面變得困難而的復雜。因此，要切實加強對大學生學習動機的輔導，使他們清楚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了解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并把社會賦予大學生的要求轉化為個人內心地需要，進而變成他們學習的動機。

(二)實施大學生心理健康輔導

課堂問題行為的根本矯正不僅在于改變學生的外部行為表現，形成新的行為模式，而且要把良好的行為模式內化為學生的自覺意識與行動。這就要求教師善于應用心理輔導的原理和技術來矯正大學生的課堂問題行為。它主要是通過改變大學生的信念、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來改變大學生外部行為的一種方法。心理輔導可以調整學生的自我意識，排除和轉移阻礙個人發揮自我潛能的種種障礙，以及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和評價自己，實現自我認同和接納，從而真正轉變課堂問題行為。

（三）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 教師的素質一般包括職業道德和教育素養，即要求教師要有廣博的文化知識，又要有精深的專業知識；既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又要有良好的教育理論修養和較高的教學技能技巧。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起主導作用，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強化教師的教學基本技能，積累教學經驗，加強教師的繼續教育，增強教師的責任意識，調動教師教學積極性，這是提高課堂教學實效、克服學生不良課堂行為的重要之舉。

（四）增強課堂教學的藝術性

大學課堂中的問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和教師要求不當，教學內容缺乏組織、教學方法單調的等因素有關。在大學課堂中，教師應該認真探索各種有效的教學方法，精心備課，制作多媒體課件，以提高講課的質量和教學效果；對教材內容加強研究，進行試點探索，尋求最適合大學生發展的教學內容。在設置課程時，要根據現代教學理論，堅持以活動促進發展的指導思想，加強課程的綜合性和實踐性，加強知識發生過程中的教學，最大限度地讓大學生參與教學活動，激發大學生的興趣和潛能，培養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為大學生的自我發展創造條件。

（五）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

課堂教學是師生雙方的協調活動，課堂中的教學氣氛和師生關系影視民主、有好的，決不能專斷，過于冷漠。教師作為教學中的管理者、指導者、咨詢者以及教學活動的“參與者”，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激勵者”，是“主導“角色而不是”主宰“角色，這樣，師生之間就可以形成平等、和諧、合作、互動的關系。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師生彼此真誠交流，可以消除師生間的隔閡，在這種師生關系基礎之上，教師無疑更易于接近學生，并對學生行為有意識的進行矯正，即以條件反射原理來強化學生良好的行為，以此取代或消除問題行為。

參考文獻：

［1］方雙虎.論課堂問題行為及其矯正［J］.當代教育學，2004（4）:29～31.［2］周月朗.大學生課堂行為淺析［J］.婁店師專學報，1994，（1）：42～45.［3］楊心德.中學課堂教學管理心理［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108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1990s, people have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scale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Students’ behavior in classroom is one of questions in classroom research field.Therefore, analysis on undergraduates’ behavior in classroom is helpful to know the real learning state, to understand students’ opinion about the college classroom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their behavior and the teaching efficiency.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Classroom problem behavior;Status;Influence;Causes;Countermeasures

第五篇：控制人身并索取債務行為定性問題探討

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民營經濟異常活躍，公民個人經濟交往及伴隨的經濟利益非常普遍，債權債務的流轉、清償亦十分頻繁。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經濟矛盾及其糾紛日益增多，其中以各種方式索債的現象十分突出，特別是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形形色色債務的案例較多,這里就隱藏或者夾雜著不少刑事案件。由于這類案件與民事經濟糾紛有部分相似之處，常常

給實際處理帶來定性上的認識分歧，故很有研究、探討的必要。

案情1：錢某與高某曾因扒竊被抓，后高某釋放，而錢某被處以勞教，錢某懷疑其被處罰系高某告發所致。解教后，其于一月份找到高某，采用威脅方法，要求高某賠償12000元，高某只好先付給錢某五千元，并答應三月二十日前付清余款。一個月后，錢某頻頻打電話向高某催逼七千元所謂欠債，高某則予以回避應付。同年三月二十五日，錢某等數人偶遇正欲開車離開的高某，遂上前攔住討要余款。高某見對方架式，即將手中裝有錢款的包傳給自己朋友后逃跑，但被錢某等人抓住。錢某遂伙同他人挾持高某乘出租車至某飯店并開房間繼續向高某討錢，聲稱不給錢就走不了，但未采取其他暴力強制行為。高某只好打電話給朋友借錢，并要求送到飯店。后錢某等人看住高某，直至拿到高某朋友送來的七千元才放高某離開。

案例2王某與步某原來有業務聯系，步某將承接的工程交王某施工，并按工作量結工程款給王。在2004年的一起工程中，雙方因為工作量認識不一，繼而在給付款項上發生矛盾，后經中間人調解，以步某所認可的金額一次了斷雙方債務糾紛。王某雖勉強接受，但內心堅持認為步某少付了他5000元的工錢。后王某手下工人陸續離開王某至步某處工作，更引起王某不滿。其遂于2005年的一天，糾集數人強行挾持步某至其雇來的車輛內往城外駛去。在車內，王某伙同他人向步某逼取二萬元（稱討回欠款加上利息），并對其采用輕微暴力，還威脅步某如不答應，將帶其到外地關幾天。步某無奈，同意給付款項20000元，但王某不放心，在扣押了步某的駕駛證件后才放其離開。經步某報案，王某在相約取再次談定的10000元錢時被公安人員抓獲。

案例3吳某系本市某公司經理，因經營業務需要資金，遂通過朋友向姚某商借高利貨15萬元，并約定借期為1個月。到期后，姚某向吳某催討欠款及高額利息，吳某因公司無資金歸還，在要求延期付款遭拒后，一直避債應付。姚某遂在糾集人員上門多次催討未果后，終將吳某找到，并將吳某挾持至某賓館一房間內逼其還錢，期間，還采用毆打、讓吳某洗冷水浴及裸身示眾等暴力、污辱方法施壓，并逼迫吳某打電話借錢還債，長時間限制其人身自由，直到吳某家屬帶錢來賓館并交給姚某才讓其離開。

上述案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均以挾持并控制他人人身的手段，進而逼取債務或者所謂的債務。在進行審查中，認定犯罪嫌疑人錢某、王某、姚某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綁架勒索罪、非法拘禁罪以及構成這幾個罪名的數罪爭議頗大，究竟應該如何認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行為的性質呢？一罪還是數罪呢？

上述這類以控制人身手段索取錢款案件，從刑法理論來看，實際上就是行為中既存在侵權又同時存在侵財的類似于結合犯情形的定性問題，其復雜之處在于當中還夾雜著刑事與民事的分野。因此，在對其的處理上，筆者認為，應該注意個案的具體情況，結合民事債權債務，進行正確的分析判斷，并根據我國刑法及其司法解釋作出準確的定性。首先，要看所謂的債務是否真實存在。盡管它不是區分該類行為屬于民事經濟糾紛還是刑事違法犯罪的唯一標準，但卻是區分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的一個重要方面。確實存在實際債權，也確實為了討債，雖不能就此排除刑事犯罪，但由于在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犯意，即使有侵權行為存在，有時還表現的十分突出或明顯，但最起碼不能成立純侵財類犯罪，如搶劫、敲詐勒索罪。如果并不存在債的事實，就談不上索取債權，則在上述類情況中就可能存在侵財類犯罪，抑或侵權類犯罪，再有就是侵財與侵權的結合犯罪。因此，我們不能被一些只具有債務表象的所謂欠款蒙蔽視野，要注重債的實質要件，需要審視該債務是否得到法律法規或社會民間的認可，債權人、債務人雙方是否均明確存在債的事實，特別是雙方對債務本身這一基礎法律事實的真實性是否有爭議是區別債務實際存在的分水嶺。案例1中，錢某所謂逼討欠款實際上是其敲詐勒索中日后交納的被勒索款，不具有債的實質要件，同時，它是犯罪行為的直接結果，也是犯罪事實本身的一個部份，被害人是否交付被勒索款，刑法將會積極反映，并作出犯罪嫌疑人勒索行為是否既遂的評價而決定相應的刑事處罰。因此，錢某逼討所謂債務的行為，實際上就是進一步勒索錢財的行為，與民事糾紛風馬牛不相及。其次，要注意審視債務的清償與債務的爭議。債務在有效清償后，雙方就不再存在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要注意的是民間調解處理也是一種有效的結

欠行為，一旦雙方承認就應當視為債的消滅，否則無以保證經濟交往的穩定及誠信與信譽。在實際履行還款義務后，債權人再以債的名義實施控制人身索取財物的行為應當考慮存在刑事犯罪的可能，但還要注意是否存在債務糾紛或爭議。如果確實存在，且控制人身行為本身情節又顯著輕微的，則不成立構成犯罪，當然，控制人身的行為情節較為嚴重的，雖不成立侵財類犯罪，但可考慮是否成立侵權類犯罪。與此同時，要注意的是行為人假借所謂的債務糾紛實施犯罪的情形，這就需要在排除經濟糾紛的前提下，審查索取金額是否有超過實際債務之數額要求以及其中是否存在一個雙方相對無爭議的階段并以此作為確定是為債務糾紛行為而起還是將債務糾紛作為借口行勒索之實。第二案例中，既然已調解，并無威嚇行徑，一旦認可應當視為結清。從這個意義而言，很明顯，王某的行為由于不再存在債務的前提，因此應該認定其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從而認定為是一起刑事案件，至于其辨稱的確實被害人少付其工錢，只是他的單方心態，并不能成立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所謂的討要欠款加利息就更是成為無源之水、無稽之談了。退一步講，王某辨稱步某尚少付其工錢5000元，而實際上其向步某索取的是20000元，明顯超出所謂債務的金額，也同樣可以看出王某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心態。再次要區分合法債務與非法債務及何為非法債務。根據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為索取債務及非法債務非法拘禁他人的，應該以非法拘禁罪論處。也就是說，債務的合法還是非法在為索債非法拘禁他人案中并沒有區別。但在控制人身型索債的案件中，存在合法或非法債務，即使控制人身的行為方式較為激烈，一般仍應當認定為非法拘禁罪。反之，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債務，構成犯罪的，則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綁架勒索罪或者搶劫罪。合法債務較為容易判斷，不作贅述，非法債務實踐中爭議頗多。筆者認為首先該債務應當確系成立，其次該債務的形成存在違法的情形。也就是說，其實質要件是債權人、債務人雙方均明確存在債的事實，但不為法律法規所承認或在實施違法行為中形成的實際債權，同時債務人是否履行清償義務，法律法規無需作出干預，如民間高利貸債務、賭債等等。案例3中，姚某雖索取的是非法債務，且行為方式上又采取了較為惡劣的手段，但由于該債務確實存在，其索債行為依法只能認定為非法拘禁罪，至于其在控制人身過程中，采取暴力及侮辱的行為，只能被認定為非法拘禁罪中的從重處罰情節。反之，在不符合上述要件的情況下，如通過威脅、要挾或暴力等行為強迫對方接受而形成的所謂債務，因其徒具債的名義或表象，不符合非法債務的實質要件，故不能認定為非法債務。其控制人身并索取這種所謂債務，則是違法犯罪行為本身的延續，應該以刑事犯罪來認定，并將其是否索取到錢財作為該部份犯罪是否完成的標志從而來確定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如案例1中錢某的所謂欠款，就連非法債務都不能成立，自然應該以犯罪來認定。在確定了行為人與被害人間是否存在合法或非法債務從而確定是否有非法占有故意并影響罪與非罪的債務問題后，可以說，凡是不存在合法或非法債務，并可排除經濟糾紛，或有充分依據證實行為人以債務或經濟糾紛為名行勒索之實的案件，以及存在合法或非法債務，但采用非法手段拘禁他人的，就可以考慮這些行為是刑事違法犯罪性質。但這類行為究竟構成何罪，還需考察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因素及其犯意變化，即控制人身行為的具體表現及其故意內容以最終確定構成何罪以及是否構成數罪。一般來說，要注意以下兩個因素：

1、客觀行為的方式決定了罪名的不同。如以暴力、脅迫方法當場從被挾持人身上劫取財物，則就應當認定為搶劫。包括押解被害人各處借款并進而予以非法占有，也由于可視為是一種當場劫取而認定　為搶劫。而以將實行某種對被害人不利行為進行威脅，或者扣押物品進行交換來要挾對方付錢以及僅針對本人且事后得款等等行為，一般應以敲詐勒索罪認定。案例1的前半部分行為就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而案例2的行為雖有挾持人身行為，且使用輕微暴力，由于其主要采取不付錢將對被害人實施不利行為及扣押證件的威脅、要挾手段，同時采用允許事后付款的勒索方式，故亦應以敲詐勒索罪認定。對于挾持人身強制性不強而主要采用幽禁、非法剝奪人身自由方式達到索債或其他目的且非法拘禁行為有一定持續性的，或者以索取真實存在的合法債務或非法債務拘禁他人的，則應認定為非法拘禁罪。案例3是屬于具有從重處罰情節的非法拘禁案件。挾持人身暴力強度大及人身強制性明顯，通過被害人本人向其親戚、朋友等關系密切的人員要錢或者直接向被害人親屬、朋友、所在組織勒索錢款，不管最終是否取得財物，均應當以綁架勒索罪定罪處罰。案例1的后半部分犯罪事實應該認定為綁架勒索罪。

2、一行為中客觀行為與主觀故意的變化導致罪名變化以及一罪與數罪的認定。如案例1，敲詐與勒索被敲詐余款的行為雖然是一個有聯系的行為，但由于犯罪嫌疑人主觀故意及客觀行為轉變，就應當從刑法上評價是否成立數罪的問題。該案犯罪嫌疑人錢某開始是強行勒索的故意，行為方式是威脅，構成敲詐勒索罪毫無疑義，但在被害人拒絕勒索并逃跑時，錢某伙同他人追趕并挾持高某至飯店，以限制被害人人身權利的方式逼取錢財，這一行為過程說明犯罪嫌疑人錢某的故意由一般的威脅敲詐轉變為了限制人身的綁架勒索的犯罪故意，客觀行為也轉變成挾持被害人及扣留人質進而勒索錢款，對照刑法，該行為符合綁架勒索罪。但究竟認定一罪還是認定為數罪，還要看具體案情。具體來說，行為人控制人身自由并由此勒索到數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就構成了綁架勒索罪，如果為勒索此前通過威脅、要挾或暴力等行為強迫對方接受而形成的財物或余款，那么先前行為可能單獨還構成敲詐勒索罪。進一步說的話，先前敲詐勒索未取得贓款，并由此發生綁架勒索取得敲詐款或仍未取得該款，由于兩行為存在吸收關系，不再單獨認定敲詐勒索罪，應該以綁架勒索罪這一重罪來吸收，按綁架勒索一罪處罰。但是先前敲詐勒索行為中已取得數額較大的財物，同時還形成未付的被勒索款，即所謂敲詐勒索的余款，并為索取該敲詐余款而進行挾持人身，不管是否最終取得財物，前行行為均應單獨成立敲詐勒索罪，并應該與本次綁架勒索犯罪行為實行數罪并罰。案例1中的錢某，先前敲詐勒索已得款5000元，后又以挾持人身的方式勒索到敲詐余款7000元，應該以敲詐勒索罪與綁架勒索罪兩罪予以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