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領導干部責任

——一論領導干部要敢于負責

在市委八屆六次全會上，省委常委、市委書記李軍告誡全市各級領導干部對工作要敢于負責，為貴陽人民的利益而敢抓敢管、敢作敢為、敢闖敢試。在近日召開的市人大會議上，他又要求貴陽的各級干部要努力成為實干家。

今年，是我市貫徹市委八屆六次全會確定的“應挑戰、保增長、重民生、推改革、促開放、善領導”十八字方針，實現新跨越的關鍵之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貴陽進入了非常時期，要化“危”為“機”，就需要謀非常之策、用非常之力、爭非常之速、成非常之事，踩準這一輪經濟周期的“點子”，推動生態文明城市建設取得新實效。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貴陽市各級領導干部敢抓敢管、敢于負責。

領導干部能否做到敢抓敢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領導干部的黨性體現。黨性是黨的世界觀、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集中體現，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講黨性。尤其是在關鍵時刻、危機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性體現得更加明顯、更加充分。當面臨生與死、公與私的抉擇時，也就是體現黨性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親臨一線、靠前指揮，敢抓敢管、敢于負責，凸顯一個領導干部堅定的黨性原則，是領導干部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組織上交給繁重任務的時候，勇于擔當，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不拈輕怕重、敷衍塞責，就是黨性的真實體現。

古人認為：“為官避事平生恥”，人們稱贊某位領導干部“有魄力”，就是指這位干部在工作中敢抓敢管敢于負責。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就應任其職盡其責，在其位謀其政。只顧打自己的小算盤，遇事推諉，不負責任，不敢管理，使該貫徹的政策沒有貫徹，該推動的工作沒有推動，該落實的事情不去落實，無所作為，貽誤了發展的大好時機，使黨和人民的事業受到損害，使人民的發展權利受到侵害，這樣的干部就是黨性不強的干部，是一個不稱職的干部。

領導干部是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領頭羊”，黨性強不強，能不能當好領導，最有效的檢驗就是能不能做到敢抓敢管。領導干部敢抓敢管是黨性要求的具體體現。從思想根源上講，敢于負責，敢抓敢管是對黨忠誠、對人民忠誠的體現。不敢管事，說到底是私心私利在作怪。有的干部怕得罪人，怕丟掉“選票”，認為只要不干事就會不出事，凡事求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做個好好先生，保官穩官；有的干部由于缺乏“敢抓事”的能力，“敢管事”的正氣，遇到問題上推下卸，左推右擋，碰到矛盾就打“太極”，能繞則繞，能拖則拖。有人形容這樣的干部是“手抓兩把泥，腳踩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這樣的干部黨不放心，群眾不滿意。

敢抓敢管是對領導干部黨性修養的現實考驗。一個部門的領導干部，是全市執行力的細胞，只有各細胞充滿活力，運動正常，才能確保全市整個機體的正常運轉，只要一個細胞不動或少動，就會影響全市這臺機器的運轉效率。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就要敢抓敢管，敢于負責。這樣的干部多了，貴陽的發展就會前進一大步。

那些敢于負責的干部，是化“危”為“機”的主力軍，是貴陽發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動貴陽建設生態文明城市取得新成績的棟梁之材！

——二論領導干部要敢于負責

出色地完成一項工作，不僅要有敢抓敢管的積極態度，更要有敢作敢為的實干精神。當前，貴陽市正處于應對挑戰、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能否做好“應挑戰、保增長”的各項工作，無疑需要敢作敢為，“干”字當頭，永不懈怠。

敢作敢為，就是要以強烈的責任感，勇于擔當，去應對、去解決遇到的一切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擔當，或為家庭，或為工作，或為社會。對于我們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必須把擔當貴陽發展為己任，把敢作敢為當作內心深處的價值追求。敢作敢為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自覺，滿足于“推一推動一動，不推不動”，“抽一鞭子才動，不抽不動”，這就不是敢作敢為。敢作敢為說起來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其實也很具體，就是各個層面各個領導干部都各盡其能各履其職。

當前，貴陽市大政方針已經確定，發展思路明確，關鍵是要實干。不實干，再美好的藍圖、再周密的思路都是空話，都是廢話，都是最終會讓老百姓反感的大話。因此，對看準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要果斷地干、堅決地干，把爭取時間放在首位，一天也不要耽誤、一刻也不要耽誤，行動越早、越主動、越快，效果越好。對根本方向正確，但一時有爭議的事情，不能聽風就是雨，要堅定不移、義無反顧地干，不為困難所嚇倒、不為非議所動搖。要在干的過程中統一思想，用事情辦成、群眾受益的實際效果來統一思想，切實做到不遲疑、不彷徨、不折騰，絕不在爭議中浪費時間、喪失機遇。

全市各級領導干部要敢于舍生取義，應該做的事，頂著壓力也要干；必須負的責，迎著風險也要擔。不愿擔責任，就不該當領導；不敢擔責任，就不配當領導；不會擔責任，就不能當領導。要主動挑起工作的重擔，在應挑戰、保增長上，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和問題，都必須主動協調，努力化解，確保“不誤事”；在推改革、促開放中，不管遇到什么樣的矛盾和糾紛，都必須敢于負責，善于疏導，攻堅克難，做到“不怕事”；在涉及社會穩定的敏感問題上，都必須清醒慎重，積極應對，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確保“不出事”。要多一些真抓實干，少一些坐而論道；多一些開明包容，少一些小肚雞腸；多一些團結協作，少一些斤斤計較，從而在根本上解決敢作敢為的問題。

貴陽不需要夸夸其談的“空談家”，而需要埋頭苦干的實干家；不需要評頭論足的“評論家”，而需要身體力行的建設者。全市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實干，實干，再實干，進一步形成實干的風氣，讓那些“空談家”、“評論家”、“戰略家”、“理論家”在貴陽沒有市場。唯有實干，才能推動生態文明城市建設取得新成效。

非常之時，要有非常之為。使命在肩，無可推卸；責任在心，身體力行。全市領導干部，要知難而進不言難，迎難而上不怕難，克難而成不留難，頂著壓力沖，放開手腳干，把敢作敢為的膽識、能力展現在對各種問題的處理過程中。

——三論領導干部要敢于負責

《詩經》說：“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天地之道，不在創新中更生，便在因循中死亡；而任何與時俱進的偉大實踐，無不始于有膽有識的偉大嘗試。因而，要牢記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時講過的一段話：“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而敢闖敢試正是領導干部敢于負責的時代使命，既不敢闖，也不敢試，何談“負責”二字。

當前，世界正經受著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們面對的許多問題都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值此非常之局，何以化“危”為“機”？省委常委、市委書記李軍在市委八屆六次全會上，用“急中生智”作比，生動地道出了危機能“倒逼”出改革契機的道理：無規可循恰為突破常規打開空間，形勢緊迫更為敢闖敢試提供推力；越是非常之時，就越是需要敢闖敢試；越是領導干部，就越是要敢為天下之先，為貴陽應挑戰、保增長打開科學發展的新天地。

敢闖敢試，就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氣。思路決定出路，任何意識與實踐的結合都是一個能動的過程。貴陽“欠發達、欠開發”，在很大程度上就“欠”在思想解放上，即使我們正在起步甚至尚有爭論的一些改革，發達地區事實上早已走過。因而領導干部要敢闖、敢試，首先就要突破陳規舊制，運用好解放思想這一法寶，破除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思維定式，克服那種唯書唯上、照搬照套的行為慣性，善于用新觀念研究新情況，用新視野迎接新挑戰，用新思路搶抓新機遇。別的地方能做的，貴陽不僅同樣能做，而且還要與發達地區爭做改革創新、敢闖敢試的先鋒！

敢闖敢試，就要有舍利取義的胸懷。改革必然涉及權利和利益的調整，就得打破既得利益。因而對一部分人來說，改革常常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求別人改革容易、改革自身難；誰都說不改革不行，但是一落實到具體事項，就這也不能動，那也不可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給所有人同時同等帶來利益的萬全之策，誰的利益都不能碰，誰的奶酪都不能動，還怎么闖？怎么試？因而領導干部要敢闖敢試，必須格外注重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樹立舍小利取大義的精神，正確對待改革中的各種調整，科學確定改革中的輕重緩急，積極參與改革，杜絕胡干蠻干，更不能為了一點點眼前利益而抱殘守缺，做改革的“絆腳石”。

敢闖敢試，就要有不懼風險的魄力。創新總是要面對未知風險和不期而遇的困難，領導干部要敢闖敢試，要的就是那么一股子迎難而上、不怕失敗、敢于負責、自強不息的勁兒。看準了的，就義無反顧地加以推進；越是有困難，就越是要一頭“扎”進去，去闖、去試，用活生生的改革實踐為生態文明城市建設探索經驗。而絕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顧后，如小腳女人一般擔不得風險；更不能一味地推諉塞責，讓“墨守成規，但求無過”的沉沉暮氣，壓垮了改革創新的勃勃生機。

敢闖敢試，更要有寬容失敗的氛圍。魯迅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敢闖敢試，就要以改革創新為標尺，確立正確對待風險和失敗的科學態度。世界上的事情，沒有哪一件是一開始就知道百分之百正確，所以要敢闖敢試，通過嘗試，對了，就堅持，就推廣；錯了，停下來，改過來就是了。胡錦濤總書記強調要“營造鼓勵探索、支持創新、寬容失誤的環境和氛圍”，就是讓每一個同志都能放開手腳去干事，放下包袱去闖試；要允許敢闖敢試者有失誤，但卻不允許不改革，對旁觀者要鞭策，對懈怠者要調整，對阻礙者要追究。

總之，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欠發達、欠開發”，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越是需要增創體制機制優勢。領導干部肩負著人民的重托，是否敢于改革、勇于創新，不僅事關個人榮辱，更事關全市發展和市民福祉，唯有以敢闖敢試的勇氣去擁抱改革時代的浪潮，才能克服任何困難，應對任何挑戰，奏響貴陽生態文明城市建設的精彩樂章。

劉子富向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說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較多，我寫出來，您找個水平高的秘書看一下就行了。”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頁，也要把書看完。”

今年2月27日，書稿初成，劉子富請人把書稿遞送給了石宗源，石宗源當天即讓人把書稿送了回來，并附了一封信：“子富同志：書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單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為此書作序)表示感謝。4處有修改，僅供參考。”“他是當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見，都是在技術層面上的，如標點符號和時間順序上的錯誤。”劉子富很感慨，對一個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發生僅8個月就同意公開出版書籍，已經非常不易。沒有對書中的觀點提出修改，更見石宗源對他的尊重。

定稿時，劉子富為書起名為《新群體事件觀》，那么何謂新群體事件觀？

他的解釋是：“我國的社會進入了轉型期，在社會經濟建設過程中，不斷會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戰，社會矛盾高發。發生矛盾和摩擦時，已經不能用傳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因為這是內部矛盾，不具對抗性，不具有政治訴求和目的。應該用化解、疏導、服務的原則和方式來處置群體性事件。”

對應甕安事件，劉子富將其定義為：“顯然這是一起典型的群體性泄憤事件。干群關系已經由?魚水?轉化成了?水火?，而一旦群眾走到山窮水盡別無路的時候，就會采取極端手段來泄憤。”

這是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上的判斷，而劉子富也在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來應對和處置群體性事件，“這要求黨委和政府找到全新的機制、手段、理念和方式。”即現場第一原則、就事論事原則、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原則、反思自責原則、問責制原則以及慎用警力原則。

首先是“現場第一”及慎用警力。劉子富告訴記者，現場是處理群體性事件的焦點所在，如果黨政負責人能在現場指揮，并且與群眾溝通，讓他們的怨氣消除，群體性事件擴大的可能性就不大。警力的慎用則是關鍵中的關鍵，因為警察在場并動粗極易引爆事態，“要慎用警具，更要慎用殺傷性武器。”但是在甕安事件中，黨政主要領導卻丟掉“現場第一原則”，躲開現場，回避矛盾，不敢面對群眾，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其次，是公開原則。甕安事件和其他一些類似群體性事件一樣，都有一個很強的推動力，那就是漫天飛的謠言。“在甕安事件中，謠言的說法太多，說女孩是被奸殺，在場者是縣委書記和縣長的親戚，但是在長達一個星期的時間里，當地電視臺和廣播對這一在民間已經傳得沸沸揚揚的事件毫無反應，任由謠言亂飛。”

再次是問責，這是重塑政府形象，讓群眾恢復信心的重要途徑。

劉子富告訴記者，經歷了甕安事件的干部，對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線索予以了高度的敏感。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告訴記者一件自己親身經歷的事：自己在甕安與新任縣委書記龍長春談話，到了22時多鐘，龍長春突然匆匆離去。他告訴單光鼐，當地又有一個孩子溺水身亡，他必須立即去現場處置。

劉子富的書中記載了另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稱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員，來到甕安縣公安局大門前用刀將手腕劃破，以死威脅，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來上百人圍觀。剛剛經歷了“6.28”事件的當班民警心存疑慮，一時不知如何處置。

甕安縣公安局新任政委周勝立即趕到現場，面對當事人，嚴厲指出：“吸毒人員到公安機關無理取鬧，這種錯誤行為一定要受到懲罰！”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強制措施。吸毒人員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應不再無理取鬧。圍觀群眾也隨即散去。“敢于面對當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態，”劉子富說，甕安黨政干部現在把弦繃得很緊，但是具體到實踐層面，還需要系統的培訓。

《新群體事件觀》一書，將甕安事件作為標本予以仔細剖析，分析了事情的成因，一起少女自殺事件何以演變成一場災難？干部們為什么不在現場，他們應該怎么做？年紀輕輕的孩子為何失去了理智？干群關系又為何緊張到這種地步？14萬字的書給出了詳細答案。本月中旬，《新群體事件觀》已經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短短幾天，在貴州一時洛陽紙貴。

在甕安，縣公安局給300多名民警每人配了一本。甕安縣公安局負責人給劉子富打來電話，給予了高度評價：“起點非常高，因為我們參與了事件的處置，讀起來倍感親切。處理類似事情，就可按書中提出的原則去處置，這是最好的教材。”在貴州息烽縣，此書已被當地作為教材，向全縣黨政干部推薦。

“沒有不講道理的人民群眾，主要問題在于甕安原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干部作風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劉子富說，他希望借此書，讓社會更良性健康地發展。（據《現代快報》）

第二篇：論領導干部權力觀

論領導干部權力觀

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落實這一重要指示精神，關鍵是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

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對權利的本質有深刻的理解和科學的把握

作為一種象征，古人曾將“權”喻為“秤錘”，指其具有衡量判斷輕重之功能。《漢書·律歷志上》說：“權者，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權的本義是“衡量審度”，引申義是“制約別人的能力”。權力觀是領導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權力觀正確與否直接影響著領導干部的施政行為，決定著他們的價值取向，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權力范疇內的延伸。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只有人民才是權力的主人。1871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就指出：經過普選的公職人員“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作出了“領導者必須是人民的公仆”的論斷。建國初期，毛澤東主席曾多次號召黨員干部讀《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告誡全黨同志要十分警惕和防止出現濫用權力和脫離人民群眾的現象。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鮮明地提出了權利的“人民利益標準”，并把該標準具體化為“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答應不答應”。江澤民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后，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反復告誡全黨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正確認識和對待手中的權力，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入總結我國及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正如胡錦濤同志所強調的：“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無疑也是對掌權為什么、如何掌好權、怎樣用好權的最好詮釋和回答。就消防部隊而言，主要承擔著防火監督、滅火救援等社會職能，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我們的每一項舉措、每一次行動都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此，樹立正確的權利觀，把手中的權利最大限度的運用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上，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諧警民關系，就有著無比深刻的現實意義。

二、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養。“物必自腐，而后蟲生”。權利的濫用總是從自我修養的腐化開始的，而這種自我修養的腐化墮落并非憑空產生，它往往源于放松自我改造、理想信念動搖、心態失去失衡。因此，加強學習教育、加強思想改造是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要求。特別是作為一個單位的主官，更要把學習作為一種政治責任，力爭早學一步，多學一點，學深一點。要重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和我黨的一系列創新理論，做到真學、真懂、真信、真用。要通過學習教育，進一步夯實理想信念，不斷增強政治敏銳性、鑒別力和拒腐防變的能力，切實打牢防止權利濫用的思想基礎。要通過學習教育，進一步強化宗旨意識，重點解決好“為誰當官、為誰服務”這個根本問題。要通過學習教育，進一步強化各級領導干部的法紀法規觀念，樹立法紀紅線、道德底線的意識，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要心中有數。要通過學習教育，陶冶情操，提升道德修養，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養加強了，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等問題就會想得透、看得淡，保持一種“物利兩忘”的淡泊心態，從而能夠做到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誘惑，守得住清貧，管得住小節。

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擺正做事與做官的關系，破除“官本位”思想。

所謂“官本位”，是指以官為尊，以官為貴，一切為了做官，把做官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同時又用做官來衡量人生價值的大小，衡量人生的地位、作用。“官本位”的封建

殘余思想作怪，個人升官發財的思想滋長，是樹立正確權力觀的一大思想障礙。不可忽視的一個事實是：由于幾千年剝削階級權力觀的影響，在不少人的意識里，權力是領導者的專利，群眾只是權力的消極服從者和永恒的被動對象。這種錯誤的權力觀至今在黨內、在干部隊伍中，乃至在不少群眾中有市場。這對于我們正確權力觀的樹立是最大的阻力。我們黨的權力觀在本質上是與黨的群眾觀和利益觀完全統一的，這就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始終全心全意以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謀利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中央全會上,鄧小平同志講：“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破除“官本位”思想，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具體來說，就是要弘揚民本意識，繼承我們民族、我們黨的公正、廉潔、自律等觀念，以及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樸素等精神，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意識，從而淡化權欲，誠心為民，廉潔公正，克己奉公，舉賢任能，為戒徇私，開拓創新，善于進取。

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強化“責任”意識

習近平同志在寧夏考察工作時強調：“秉公用權、不以權謀私，依法用權、不假公濟私，廉潔用權、不貪污腐敗”，這三句話不僅精辟地闡明了正確權力觀的科學內涵，而且指出權利與責任的關系。權力就意味著責任，而責任就意味著服務，意味著奉獻。所以說權力觀就是責任觀，要想樹立正確的權力觀首要的就是要樹起強烈的責任意識。而個別領導干部只看到了“權”和“利”，一味地去享受其帶來的種種“好處”，或一味地追求形式主義，以夸大自身的政績來證明自身的“責任”，卻看不到權力實際就等同于責任，就等同于奉獻。從古到今，一切有所作為的仁人志士，在其成長的道路上都不乏責任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造就了無數民族英雄，對國家與民眾的高度責任感，既能給人以戰勝困難的勇氣和智慧，又能幫助人不斷修正前進的方向，有效地抗拒金錢與美色的誘惑。一名領導干部，只有盡到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才能是好公民；盡到對下屬的責任，才能是好領導。履行責任的標準越高，其人生價值就可能越大。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從 “責任”二字做起，才能去為人民、為百姓服務，才能不求索取地無私奉獻。領導干部要正確行使權力，必須堅定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立場，把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權力的行為后果負責統一起來，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的監督，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用在為國家、為人民謀福祉上。

五、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處理好自律與監督的關系。

自律意識是維護和鞏固正確權力觀的一個重要基石。因為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使人成為“清官”流芳百世，如：焦裕祿、孔繁森。也可使人成為“貪官”遺臭萬年，如成克杰、慕綏新。領導干部要想把握好這個界線，就要靠自律時刻敲響警鐘。古語云：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領導干部一定要增強自律意識，加強自身的黨性鍛煉和從政道德修養，常修為官之德，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不為名所累，不為利所縛，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嚴以律己，率先垂范，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權力的制約離不開監督，監督是遏制和減少權力腐敗的重要環節。政治學有一條重要的原理：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各級領導干部要敢于面對權力的監督，這不僅僅是一種勇氣，更是一種崇高的境界。個別領導干部，在監督制度尚未完善時，大會小會、各種場合反復強調制度缺失，言外之意，仿佛制度健全后，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制度出臺后，卻把制度看成一種束縛，想方設法規避制度的約束，甚至與制度背道而馳，不要說自我監督，就是群眾的監督也不愿接受。而任何失去監督的權力都是十分危險的，是最容易導致腐敗的。因此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就要正確地認識監督，把監督做為一種愛護、一種信任，自覺地接受來自方方面面的監督，自覺地開展自我監督，主動地營造對權力監督的氛圍，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保證手中的權力不變味，不變質，真正地為民辦實事、辦好事。

第三篇：社會責任論

社會責任論

一、社會責任論的產生

20世紀，由于階級與歷史的局限性，自由主義理論的問題漸漸凸顯，其所提倡的?觀點的自由市場?，而現實卻是報業所有權的集中和?一城一報?的局面。社會責任論者西奧多〃格拉澤曾說：?20家公司控制著6100萬份日報的一半多的日發行量；20家公司掌握著這個國家11000種雜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縱著大部分電視收入和電視觀眾；還有10家大廣播電臺，11家圖書公司和4家電影公司。?（1）自由主義理論陷入無法扭轉的矛盾中。

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帶來了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政府干預理論的提出。在新聞學界的即為社會責任理論。1944年初，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哈欽斯組成?新聞自由委員會?，邀請了12位著名學者擔任委員，這就是后來被人們譽為?20世紀最著名學術團體?的?哈欽斯委員會?。委員會用兩年多的時間，對美國新聞自由現狀進行了艱辛的調查，前后聽取了58家報紙、雜志、廣播電臺、電影界人士的證詞，收集了225人的意見，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資料，召開過17次委員會全體會議后，終于在1947年3月2日，發表了第一期報告《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傳播學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們稱為新聞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就誕生于這些有說服力的綜合性研究中。?（2）報告清楚道明了新聞自由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責任的約束。?新聞自由的危險，部分源自新聞業經濟結構的變化，部分源自現代社會的工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縱新聞的人不能洞見一個現代化國家對新聞業的需求以及他們不能判斷責任和不能承擔需要新聞業肩負的責任所造成的。?（3）這一報告，確立了大眾傳播社會責任思想的問世，也宣告了一個相較于傳統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更成熟的新聞自由觀的誕生。它最先明確了大眾傳播責任的原則，從根本上奠定了社會責任學說的理論基礎。1957年，隨著《大眾傳播的責任》問世，社會責任傳播理論逐漸為世人所知，從此新聞界開始了以自由與責任為主題的社會責任傳播理論研究和思想傳播。

二、社會責任論與自由主義理論的關系

社會責任論是在自由主義傳播理論的基礎上產生，而又超越自由主義傳播理論的范圍。其與自由主義理論有諸多相異之處： １、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把政府看作集權統治的繼續；社會責任論則視政府為民主政治的產物。２、自由主義傳播理論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會責任論則希望政府應主動地去促進自由，必要時，政府應與大眾、媒體三者協同一致，共同發揮傳播的功能。３、自由主義傳播理論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極的，我們通常稱之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會責任論的自由則是積極的，它要求擁有能夠達到人們所希望的目標的必需條件。４、自由主義傳播理論認為新聞自由純粹是個人的權利，強調?開明的自我利益?，因此為了滿足一己的理性與天賦，要除卻一切加諸個人的限制；社會責任論則強調?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之福利?，權利與義務（責任）已由個人轉移到社會，由理性移轉到良心與宗教倫理。它的目標在于促使社會更易于發揮各種功能，使人類獲得最大的快樂。

三、社會責任論內容

自由委員會在其總結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報刊》中要求報刊對全社會負責，對報刊提出五項要求：

1、?對每日的事件給予真實的、全面的和理智的報道，并將它們置于能顯示其意義的特定的前后聯系之中?，這個要求即為：新聞必須真實全面；報道必須理智；新聞要做出合乎真實的解釋。

2、報刊要作為?交換評論和批評的論壇?。

3、報刊要反映?社會各組成群體的一幅典型畫面。?

4、報刊負責提出和闡明社會的目標和價值。

5、報刊使人們?方便的得到當天的新聞?。

之后，社會責任論還對報刊自身、公眾、政府發出了呼吁。

首先，它提出報刊提供了公眾需要的信息和討論的種類、數量和質量，應該呈現出專業精神。特別的，報業應該具有信息和討論的一半傳遞著所有的責任感，應該作出高質量的不會得到即刻經濟回報的高質量的內容，應該加入積極的相互的批評，應該試著提高專業才能。廣播工業應該控制節目遠離廣告。其次，它也指出公眾也對報業負有某些責任。首先是公眾要知道大眾媒介的巨大作用，并且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知道報業還差多遠能夠滿足社會需要。一旦公眾知道這些事情，其行為就能在三種途徑上改進媒介。首先，非贏利機構應該幫助報業執行它需要的任務。例如，學校應該操作廣播電臺或者制作電影，為了那些商業媒介認為他們不適宜服務的受眾。第二，教育機構應該為先進的研究、大眾傳播領域批評性的出版物提供中心；現在的新聞學院應該給學生提供廣播教育。第三，應該建立一個獨立的機構來評價新聞業務并且每年都給予報道。最后，它還要求政府應制定反壟斷法來制止新聞媒介的過度集中，保持大眾傳媒業的競爭；同時鼓勵傳播行業的新投資者，以此試圖維持思想和意見的自由市場；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證公眾及時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及政策指定的目的；必要時政府可以創辦自己的媒介以保證上情下達，政令暢通；切實保障言論自由。

四、社會責任論的意義

社會責任理論對新聞從業人員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首先，它能夠讓新聞工作者產生一種積極的情感，即自己是在為社會作貢獻，是在為大眾利益工作。從而不會以金錢利益為準則，不會用閑言、色情及暴力等來迎合某些受眾的低級趣味；其次，新聞工作者以社會責任理論作指導，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間的航船有燈塔為其導航一樣；再次，它能夠消除政府對新聞界進行干涉的威脅，而使媒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自律。

五、社會責任論的體現 五月十九日，中國舉行為期三天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哀悼日，各地媒體以黑字大篇幅報道全國哀悼日情況。汶川大地震后，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10日發表鄭永年撰寫的評論文章說：

自四川汶川地震發生以來，中國的媒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隨著媒體自由度的增加，中國在世界上呈現出空前的開放性和透明度。這次出色的抗震救災的報道正改變著人們的刻板看法。

中國媒體及時、客觀、開放、透明的報道，在第一時間傳達了災區的信息，不僅保持了社會安定，消除了各種謠言、驚慌的報道，也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媒體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眾面前的話語權，它不僅為中國政府和媒體贏得了國際信譽，也讓一些有偏見的國外組織、媒體和政要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難以妖魔化中國。無疑，中國媒體這樣出色的表現是社會、媒體和政府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4）

注釋：

（1）(美)丹尼〃埃利奧特編《負責的新聞業》第87頁 臺灣賢明出版社1986年

（2）羅伯特〃蘇穆爾編輯《新聞業的諸種責任》 第41頁Notre Dame大學出版社1984（3）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編 《自由與負責的新聞業》 第1頁 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47年

(4)中新網6月10日（5）《社會責任論的傳播哲學闡釋》胡興榮（6）《試論西方傳媒》黃建新 楊振宇

第四篇：論責任[范文]

論責任

《人民的好兒女》觀后感郭磊

看了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事跡報道《人民的好兒女》，突然想到了一個詞——責任。

是啊，人民的好兒女不就是一份責任心打造并堅守的嗎？

責任是一種忘我的忠誠，責任是一種執著的堅守，責任是一種人性的升華。對家庭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工作的責任，人生一世，責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扛著它，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才真正稱得上有價值。

現在，我們身邊有很多職工，包括我自己時常厭倦自己平凡的崗位、厭倦平淡無奇的生活，然而，面對這些優秀的黨員槍兵，我們是否有所思、有所獲？身為一個鐵路人，在選擇了鐵路作為自己人生事業之時，就必須勇敢地扛起自己肩上的責任，不可推卸，永不放棄。有了這種責任的支撐，有了對“安全”二字的堅定信守，平凡的崗位便極不平凡。一趟趟列車的安全正點，有著我們傾情的付出；千百萬旅客平安回家，有著我們無私的奉獻。此時，我們就完全可以驕傲地說：“我就是人民的好兒女，我的人生也是如此燦爛。”

《人民的好兒女》感言

車間工程師，黨員張雪梅：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座豐碑，是指引我們向前的航標。作為車間干部要時刻牢記自己在車間職工中的“航標”作用，時時處處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成為職工們學習的榜樣。

電報工區工長于曉沛：在今年的評比中，我們工區成為了車間的優秀班組，我也成為了段一級的優秀女職工，雖然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但距《人民的好兒女》還差很遠，要把工區打造成一個品牌，把自己煅煉成一名優秀的黨員，我們還需努力，作為工長的我，更要不斷努力。

電纜工區職工趙志杰：電纜維修工作即艱苦又責任重大，多少次我都動搖了堅持下去的決心，《人民的好兒女》即給了我力量，又給我了力量，還給了我力量。我要說，別人能做到的，我一樣能做到，而且還會做的更好，做到最好。

第五篇：習近平論領導干部黨性修養

習近平論領導干部黨性修養

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要求廣大黨員干部提升自身修養，努力創造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黨建》雜志、黨建網微平臺特別梳理了總書記關于領導干部黨性修養的部分論述，供大家學習參考。

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學習黨章、遵守黨章的模范

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學習黨章、遵守黨章的模范。各級領導干部要把學習黨章作為必修課，走上新的領導崗位的同志要把學習黨章作為 決反對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堅決同一切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奮斗。

——《在 籠子里，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嚴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獨慎微、勤于自省，遵守黨紀國法，做到為政清廉。謀事要實，就是要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使點子、政策、方案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科學精神，不好高騖遠，不脫離實際。創業要實，就是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干，敢于擔當責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做人要實，就是要對黨、對組織、對人民、對同志忠誠老實，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襟懷坦白，公道正派。要發揚釘釘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韌勁，善始善終、善作善成，不斷取得作風建設新成效。

——2014年3月9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

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

要組織黨員、干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反復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擺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質能力、作風形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祿同志看齊，從今天做起，從眼前做起，從小事做起，像焦裕祿同志那樣對待群眾、對待組織、對待事業、對待同志、對待親屬、對待自己，像焦裕祿同志那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在調研指導蘭考縣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的講話

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

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要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深刻認識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要教育引導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堅持“兩個務必”，自覺為黨和人民不懈奮斗，不能安于現狀、盲目樂觀，不能囿于眼前、輕視長遠，不能掩蓋矛盾、回避問題，不能貪圖享受、攀比闊氣。

——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各級干部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