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越南政治革新的經驗教訓及其啟示

越南政治革新的經驗教訓及其啟示

作者：陳明凡

繼中國改革開放后，越南也以1986年召開的越共六大為起點踏上了革新的征途。中國和越南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都成功地抵御了蘇東劇變多米諾效應的沖擊，并創(chuàng)造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奇跡。越南在革新過程中學習和借鑒了中國成功的經驗，但越南并沒有機械照搬“中國模式”，而是從本國國情出發(fā)，力求走出自己的路，特別是在政治革新方面邁出了較大步伐。研究越南政治革新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一

越南在政治革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主要經驗是：

1.把理順執(zhí)政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作為政治革新的主線

正確處理執(zhí)政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形成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機制，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極其艱巨的歷史任務。越共提出“黨領導，人民做主，國家管理”作為政治系統(tǒng)建設的基本原則，政治革新始終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進行。越共強調指出：決不效仿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決不搞多黨制，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同時要改善黨的領導方式。黨對國家機關的領導，主要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決不包辦、代替國家機關的管理職能。

越共充分尊重國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革新前，國會的任務只是把黨的文件按照國家法律程序規(guī)范化。現(xiàn)在黨不再干預國會活動，對許多問題，政治局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議，具體問題由國會討論決定，國會對政治局的建議也可以做出修改。在國會與政府的關系上，國會強化了對政府的監(jiān)督與制約作用。政府總理簽署的文件需經國會討論表決后才能生效。根據(jù)越南《國會組織法》，國會有權否決政府的提案。2010年6月，越南國會投票否決了政府關于建設從河內到胡志明市的高鐵規(guī)劃方案。政府關于國家重大發(fā)展規(guī)劃的提案被國會否決在越南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它向人們表明了在決定國家重大問題上，國會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越南對政府的機構和職能也進行了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使政府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全能政府的角色向有限責任政府轉變，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與企業(yè)的經營管理職能區(qū)別開來。

為了體現(xiàn)人民當家作主，越共高度重視和充分發(fā)揮祖國陣線和人民團體的自主精神。越南雖然只有共產黨一個政黨存在，但長期以來在她的身邊站著一個強大的助手，即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祖國陣線。祖國陣線把各階級、階層、民族、宗教的廣大民眾團聚在黨的旗幟下，為實現(xiàn)共同的目標而奮斗。越共是祖國陣線的參加者，也是領導者。越共高度重視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革新事業(yè)中的重要作用，對其積極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并虛心聽取他們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意見和建議。2011年越共十一大補充、發(fā)展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指出：“黨尊重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的自主性，積極支持其活動，傾聽他們的意見。黨和國家為祖國陣線和各人民團體獨立開展活動創(chuàng)造條件，使其充分發(fā)揮好社會監(jiān)督和社會反辯的作用。”這里所說的“社會反辯”，是指在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措施實施前后，祖國陣線通過組織民眾對其可行性和成效進行質詢和辯論，從而加強了政策的公開性，提高了民眾的民主參與，以保證黨的方針政策更加符合社會和人民的要求。國會和政府舉行會議時，祖國陣線均可派代表列席。特別是在國會和地方議會代表選舉中，祖國陣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各候選人需經祖國陣線組織群眾對其進行評議，并由祖國陣線監(jiān)督選舉結果。此外，越共還十分重視媒體的作用，把它看作是人民的論壇，不斷改進黨對傳媒工作的領導，并將其作為民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2.把反腐敗作為政治革新攻堅戰(zhàn)的首要任務

腐敗已成為困擾越南革新和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的最大障礙，被越南人民稱為“國難”。越南黨和政府一直把反腐敗看成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在政治革新進入攻堅階段后，反腐敗更成為攻堅戰(zhàn)的首要任務。2006年8月，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批準成立了以總理阮晉勇為主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為副主任的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2012年5月，越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又決定成立以總書記阮富仲為主任、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越共中央防治腐敗指導委員會，表明了越南黨和政府將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的決心。越南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懲并舉的措施，制定了《預防和懲治腐敗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公開審判了若干影響全國的大案、要案。2006年審判的交通運輸部官員集體貪污案，涉及大小官員200余人，大批涉案官員被捕或被撤職，朝野為之震動。2012年3月公開審判了越南最大的央企之一船舶工業(yè)集團的腐敗瀆職案，該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違規(guī)經營，造成累計債務達40億美元，相當于越南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5％，被判處20年徒刑。總之，腐敗不除，國難不已。擺在越南黨和政府面前的反腐敗任務依然極其艱巨。

3.把加強人民對權力的監(jiān)督作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

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這已被歷史證明是公理。越共把建立健全對權力的監(jiān)督體系作為政治革新的突破口，以此推動整個政治系統(tǒng)革新和建設的進程，其中加強人民群眾對權力的監(jiān)督是關鍵。為便于廣大群眾對執(zhí)政黨的監(jiān)督，越共從九大開始提前幾個月通過媒體向全民公布黨代表大會文件草案，并在各大報紙上開辟“人民意見專欄”，然后根據(jù)各界反映的意見對政治報告逐條進行補充修改。這種做法拉近了執(zhí)政黨和廣大人民之間的距離。為便于群眾監(jiān)督，幾次越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在總結革新和建設工作的成績和經驗之后，都要逐條列出工作中的缺點，分析產生這些缺點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并著重強調其中主要是主觀原因。黨代表大會討論政治報告時，自然也包括對黨中央關于工作缺點的檢討是否認同，是否滿意。2012年10月越共舉行第十一屆六中全會，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代表政治局做自我批評，對黨內存在嚴重腐敗現(xiàn)象承擔領導責任，并請求全會對政治局進行紀律處分。全會對政治局這種坦誠態(tài)度給予了高度評價，并決定不對政治局進行處分。據(jù)報道，這次全會用了1/2的時間聽取和討論了政治局的工作檢討。這種做法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增強了執(zhí)政黨的公信力。

越南黨中央全會和國會還實行了質詢制度。中央全會可以對包括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內的其他委員提出質詢，也可以對政治局、書記處、中檢委提出集體質詢。越南國會也實行了質詢制度。國會在開會前通常會搜集民眾的意見，選擇意見最多的部委或負責人進行質詢，被質詢的部委或負責人要逐條答復民眾的問題。比如，2012年6月召開的越南第十三屆國會第三次會議，共有19位部長和部委領導人回答了國會代表提出的160個質詢問題。每次國會質詢場面通過電視向全國進行直播，讓接受質詢的官員絲毫不敢怠慢。越南不少官員曾被國會代表質問得額頭直冒冷汗，當場下不了臺。越南國會還實行了信任投票制度。2002年，第十一屆國會規(guī)定如果20％的國會代表或者某個專門委員會提出議案，即可啟動對國家主席、國會主席、政府總理等高級官員的不信任投票，一旦2/3以上的國會代表投不信任票即可罷免。2012年3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國會第六次常委會會議，又提出今后每年將對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以及國會選舉產生的其他官員進行信任投票，其投票結果將向公眾公布。連續(xù)兩次得票不過半者，國會將審議解除其職務或責令其主動辭職。這種制度進一步加強了國會對政府和其他權力部門的監(jiān)督，代議機構的權力上升是人民民主得到擴展的重要標志。

4.把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路徑

只有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權力機關，才會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選舉制度是否完善，是衡量人民當家作主實現(xiàn)程度的重要標識。越南在政治革新過程中加大了對黨和國家選舉制度改革的力度，對黨政重要領導職務和代表實行了差額選舉。從1992年開始，越南國會代表采取直選方式。國會代表候選人的產生要經過三次協(xié)商，反復征求選民意見；候選人確定后，要將簡歷和家庭財產等在新聞媒體上公布；候選人要與選民直接對話，接受選民質詢，并陳述工作計劃；最后再通過差額選舉產生，差額比例最高超過50％。國會代表選出來之后，在報紙上二公布代表名單，并公布每個代表的家庭住址和聯(lián)系方式，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

目前，越共正在進行基層黨委的領導干部由基層黨代會直接選舉的試點工作。2009年3月，越共中央組織部發(fā)布《關于基層黨代會直接選舉黨委常委會、副書記、書記試點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和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分別挑選5％～7％有代表性的基層組織，進行基層黨代會直接選舉黨委常委會、副書記、書記的試點。2009年10月越共中央組織部又發(fā)布《關于省、縣黨代會直接選舉黨委書記試點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5％～20％的縣和省進行黨委書記直選的試點。盡管在實行過程中遇到了較大障礙，但越共對推行此項改革下了很大決心。2012年1月召開的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加速對省級黨委直選和差額選舉工作的總結。這項工作如能普遍推廣，形成制度，將會對黨的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黨的領導機關的公信力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5.在保證政治穩(wěn)定的前提下進行漸進式政治革新

越共七大指出：“政治是極其復雜的領域。必要的前提條件尚未準備就緒，就匆忙地加速政治革新或改革得不對，將導致失去政治上穩(wěn)定的局面，而政治上失去穩(wěn)定，全部的革新工作就要遇到許多困難挫折。這是從我國實際和一些兄弟國家改革的經驗中得出的重大教訓。”[1]應當說明的是，強調政治穩(wěn)定并不是說原有的政治體制都不能動。這里所說的穩(wěn)定，是積極的穩(wěn)定，不是消極的穩(wěn)定；是動態(tài)的穩(wěn)定，不是靜態(tài)的穩(wěn)定；是發(fā)展中的穩(wěn)定，不是停滯中的穩(wěn)定。正是以穩(wěn)定為前提，越共對政治革新一直比較慎重，認為不能“操之過急”，而要“審慎地逐步地摸索進行”。此外，政治革新還是個敏感的課題，它不僅涉及敏感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敵對勢力借題發(fā)揮。如果在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上掌握不好火候，就容易出亂子：革新過快，會引起社會動蕩；革新太慢，其他革新也進行不下去。因此，越共實行漸進的革新方式。這種革新方式的基本做法是：把政治革新的總體目標分解成各個階段性目標，暫時繞開那些阻力很大而難以改動的領域，從解決最緊迫和已經成熟問題開始。實踐證明，這一模式適合越南國情。

6.努力創(chuàng)造政治革新與經濟革新良性互動的局面

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可以是良性互動，也可以是惡性互動。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蘇聯(lián)的改革就是惡性互動的典型案例。越共汲取了蘇聯(lián)改革失敗的教訓，又借鑒了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努力使政治革新和經濟革新形成良性互動局面。越南20多年的革新實踐反復證明，任何政治領域的革新，都離不開相關領域的經濟革新作為其必要的基礎，而經濟革新的推進也離不開政治革新的支撐和保障。越南的政治革新促進了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一方面，通過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保證了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另一方面，民主和法制的不斷完善也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營造了寬松的環(huán)境和良好的秩序。越南正是在政治穩(wěn)定的前提下開始經濟革新，然后又適應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的要求，推進民主和法制化的進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二者只有協(xié)調發(fā)展，才能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總的來說，越南的政治革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與經濟革新相比，政治革新仍相對滯后，尚不能較好地與經濟發(fā)展相適應。越南的政治體制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越南《共產主義》雜志前總編輯、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委員何登認為：“我們在實現(xiàn)社會主義民主和政治體制革新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承認，在政治體制革新領域內，仍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在政治體制內，尤其是國家行政機關仍存在機構設置臃腫、關系雜亂不清和中間環(huán)節(jié)過多、活動的質量和效果不理想等問題。干部、公務員隊伍不論是在業(yè)務能力還是在責任感上都不能令人滿意。最令人擔憂的是，干部、黨員中的官僚主義、貪污受賄、蛻化變質等現(xiàn)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情況嚴重，并已在人民群眾當中引起強烈不

滿。”[2]2011年“透明國際”組織公布的182個國家和地區(qū)廉政指數(shù)排行榜中，越南居第112位，說明越南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越南腐敗現(xiàn)象屢禁不止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越南曾經歷漫長的封建社會，近代又淪為法國殖民地。越共領導越南人民先后打敗日本、法國、美國侵略者之后，沒有來得及認真清除封建主義地基，便立即在全國范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封建主義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不可低估。革新開放后，越南改善了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美國把越南作為“和平演變”的重點對象，大搞政治顛覆活動，加強思想文化滲透，企圖推翻共產黨政權，使越南成為西方國家附庸。封建主義的影響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滲透相結合，使腐敗成為社會痼疾。歷史經驗表明：反腐敗斗爭比過去的戰(zhàn)爭要復雜得多、艱巨得多。過去作戰(zhàn)，兩軍對壘，陣線分明；而今腐敗這個“大敵”，就藏于我們的隊伍之中，且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只有打贏這場高難度的戰(zhàn)爭，共產黨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證明自己是除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私利的政黨。

越共在領導越南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對封建專制主義遺毒的影響沒有給予足夠的估計和重視。在黨的代表大會文件及主要領導人的講話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都不多見。事實上，許多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策、措施，在推行中都遇到封建專制主義歷史傳統(tǒng)和習慣勢力的消極抵制，致使民主和法制的有些政策、措施只能成為紙上的東西而無法完全變成現(xiàn)實。

盡管越共對理論建設和創(chuàng)新高度重視，但是總體上評價，越共的理論水平遠遠跟不上形勢的發(fā)展。在一個生產力非常落后、久經戰(zhàn)爭破壞的小農國家里，越過資本主義獨立發(fā)展階段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場極其艱難的社會變革，在馬列的著作里找不到現(xiàn)成的答案，也不能完全照搬他國的經驗，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國情，總結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經驗，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就需要提高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越共在革新事業(yè)的進程中深深感悟到理論水平與實踐要求之間的差距，認識到理論遠遠落后于實踐。越共幾屆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談到了這一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越南政治革新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來說是一筆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

二

越南政治革新的經驗和教訓，為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屬于發(fā)展中國家，并且選擇了基本相同的社會制度和奮斗目標，新制度的建立和演進又經歷了大體相同的歷史環(huán)境，因此在經濟和政治的發(fā)展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zhàn)也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些共同性和重復性。越南和中國一樣，是較早地沿著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改革的國家，其所進行的探索和試驗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開拓者的足跡。

19世紀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歷史經驗時，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高難度的歷史課題：如何防止國家政權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和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著名的“民主對話”中，討論了一個事關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歷史課題：如何才能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率？幾十年來，這兩個一脈相承的歷史課題一直困擾和考驗著社會主義國家。有些國家經不住考驗，交了不合格的答卷，沒有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率，也沒有能夠防止國家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K于釀成歷史的悲劇；也有一些國家正在進行著艱辛的探索，以改革和建設的成就書寫著歷史的答卷。越南屬于后者。應當指出的是，上述歷史課題也正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至今沒有哪一個國家真正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完全解決了這個重大歷史課題，已經取得的成就和進步也只是階段性的成果。

對于上述這個重大歷史課題，民主是解題的關鍵。毛澤東在回答怎樣跳出政權興亡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3]社會主義國家建立

后，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從根本制度上說，從本質上說，社會主義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4]。但是由于受經濟、文化水平的制約和工作中的失誤，社會主義民主的優(yōu)越性還未能很好發(fā)揮出來。越共理論家黎友義說得對：“社會主義民主是百萬倍高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民主，是大多數(shù)人民群眾的民主，是實質性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如此，但是要體現(xiàn)并實現(xiàn)這種本質，就要有條件，有適合的形式、組織、機制。”[5]而要建立起與根本政治制度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民主化進程，才能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越性的發(fā)揮創(chuàng)造條件，才能在民主問題上逐步實現(xiàn)理想與現(xiàn)實的統(tǒng)一、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根本制度與管理體制的統(tǒng)一、應然與實然的統(tǒng)一。越南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任重道遠，但是越南的政治革新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樣，讓我們從中看到一種令人鼓舞的趨勢：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程度正在不斷提高，人民正在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正在不斷擴大，國家正在成為造福人民的機構。只要堅決和持久地把政治體制改革(或政治革新)進行下去，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我們就會一步一步地走向當年馬克思提出的偉大目標：使國家回歸社會。到那時我們才能有把握地說：我們已經消除了國家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说臈l件。

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封建專制主義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表現(xiàn)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也滲透到新政權的體制中，成為民主化巨大的抵制力量。官僚主義、特權、腐敗現(xiàn)象之所以成為社會痼疾，封建主義的影響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像中國、越南這樣有漫長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在推進民主化進程中，對封建主義傳統(tǒng)的阻力必須有足夠的估計。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xiàn)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xù)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6]越南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胡志明曾指出：“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雖被消滅，但它的遺毒(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還存在，革命就沒有完全成功。因為這些遺毒暗暗地阻撓、破壞革命的建設事業(yè)”。他還說：“反貪污浪費是一種民主運動”，“一定要依靠群眾力量才能成功”[7]。

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國家在民主化進程中遇到的最大危險是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西方敵對勢力企圖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改變其政權性質，使之納入資本主義軌道。1995年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在宣布與越南關系正常化時直言不諱地說：“我堅信，實現(xiàn)兩國關系正常化及加強美國人與越南人的接觸，將推動越南的自由事業(yè)，使其能發(fā)生過去東歐和蘇聯(lián)那樣的變化。我深深地相信，將越南吸收進民主改革的陣營中來，對那些為了越南的自由而戰(zhàn)斗并犧牲的人來說將是一種告慰。”[8]但是，越南的革新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所期望的那樣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旗幟鮮明地堅持“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的原則立場，這使得那些期待越南“和平演變”的人大失所望。正如越共一位理論家所說：西方某些人士對越南政治革新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頗有微詞，“他們以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多少(包括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作為衡量革新力度的尺度”[9]。當然，我們并不一概拒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文明。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可以也應當借鑒西方國家民主制度中某些好形式、好做法，如公務員制度、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設中的一些好經驗，但絕不能模仿西方國家的政治發(fā)展道路，照搬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殷鑒不遠”，蘇聯(lián)東歐劇變的歷史悲劇留給我們的教訓是不能忘記的。

在解決如何防止國家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恕⑷绾翁稣嗯d亡周期率這個重大歷史課題的進程中，必須把執(zhí)政黨建設放在首要地位。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理順執(zhí)政黨、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實現(xiàn)整個社會的最高和諧，是共產黨的偉大歷史使命。要承擔起這

個歷史重任。黨必須保持先進性，不斷提高執(zhí)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美國學者亨廷頓認為，一個國家要保持高度穩(wěn)定，必須擁有一個強大政黨。他說：“共產黨國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們自覺地把建立政治組織一事擺在優(yōu)先地位。”[10]越南正是這樣，無論在革命、建設還是革新時期，都把黨建工作放在首位。越共領導政治革新，首先抓黨自身的革新，把自己擺進去，身在其中，而不是身在其外。黨既是政治革新的領導者，也是政治革新的對象。

第二篇：革新開放中的越南社會主義

革新開放中的越南社會主義

——越南哲學與文化感悟

歐陽康

2012-9-13 16:13:00 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2005年03期

作者簡介：歐陽康，華中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哲學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430074）

內容提要：越南的哲學社會科學界規(guī)模不大，其結構與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結構非常相似，長期以來主要依托于前蘇聯(lián)學術界，前蘇聯(lián)解體后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的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對越南產生了非常明顯的輻射作用；越南共產黨在不斷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努力探索和實踐著一條有越南特色的革新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

關 鍵 詞：越南 社會主義 革新 開放

應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學研究所等單位的邀請和部分資助，我于2003年11月24日至12月5日赴越南河內市參加了“21世紀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研究”（Research on Culture，Man and Human Resour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先后訪問了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的人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心理學研究所、河內大學哲學系、政治系和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哲學所等單位，與越南學術界有比較密切的交流，對越南哲學與文化有所了解與感悟，尤其是對革新開放中的越南社會主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做些初步的介紹和探討。

一、國際學術會議簡況

“21世紀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學研究所主辦，該課題是越南在“十五”期間的一個國家級重大項目“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時期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發(fā)展”的一個子項目。

文化和人的研究是十多年來越南政府和學術界一直關注的重要問題。自1986年起越南開始走向革新開放，文化、人和人力資源問題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1991年起越南開始設立國家級的人學研究項目，題目是“人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對象和動力”。1996年起設立第二個相關研究項目：“在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時期發(fā)展文化和塑造人”。2001年起設立第三個重點研究項目：“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化時期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發(fā)展”。這三個重點項目均由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學研究所所長范鳴鶴教授（Pham Minh Hac）主持。范鳴鶴教授曾任越南教育部部長，也曾連任三屆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在越南政治界、教育界和學術界都有非常廣泛的影響。他的關心與投入大概是該項目能夠持續(xù)研究并不斷有所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次會議的發(fā)起和主辦單位是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學研究所。該研究所以推進人類幸福、繼承和發(fā)展人類和民族的文化、服務于人的解放為自己的宗旨，設有理論與方法研究室、人體研究室、人力資源發(fā)展研究室、文化與人研究室、人的潛能與能力研究室、人權研究室、人與環(huán)境研究室、人與機械研究室、生理與心理研究室、文獻信息與圖書資料室、辦公室等。中心的任務是：研究人的發(fā)展的理論與方法；開展對社會中的人的實踐的和經驗的研究；在地方和越南國家的層面上研究人力資源；研究人的活動的動力；從生理學、發(fā)生學和心理學等方面研究越南人的生物學特征和心—身問題；研究越南的人的發(fā)展指標，以便提供相關的國家報告；研究文化與人的發(fā)展；研究越南人的社會—文化特征；考察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東西方之間的相同與相異，文化多元化，民族文化的轉型等。該研究所在越南已經形成了較大的學術和社會影響。

本次學術會議在河內市謝爾頓飯店的會議中心舉行，工作語言為英語和越南語。不論大會還是分會，均采取英語和越南語同聲傳譯，會場、設施和譯員的水平都很高。外籍學者有20多人與會，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瑞典、俄羅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中國大陸、臺灣地區(qū)和香港地區(qū)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qū)，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性。越南全國各地的相關學者也有百余人與會。

越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Central Theoretical Council）主席Nguyen Phu Trong出席了大會開幕式并致辭。他以越共中央理論局的名義，向本次大會表示熱烈祝賀和歡迎，指出：在人類進入到21世紀以來，對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的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也是各國的理論家、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都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因為進入21世紀僅幾年時間，但人類卻已經遇到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一方面，人類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存在于社會中的不平等和貧困，日益增長的暴力和國際恐怖主義，道德水準下降和環(huán)境惡化等帶來很大壓力，并難以解決。科學特別是關于人的科學被期望能夠給人類以更多的幫助，以便提供更加聰明的辦法來渡過難關，推動社會和人類的發(fā)展。他認為，面對21世紀初的巨大而又復雜的挑戰(zhàn)，關于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的研究應當特別注意以下方面：立足于21世紀初生活和社會的現(xiàn)實，研究包括越南文化在內的文化與包括越南人在內的人之間的辯證關系；要指出這些要素之間在發(fā)展中的統(tǒng)一性、相對獨立性、復雜的和有機的相互作用關系；要特別注意這些關系在21世紀初的市場經濟、全球化和政治變革中的變化；要確定時間對于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研究的挑戰(zhàn)。為了取得對于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的發(fā)展真正有價值的成果，把握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非常重要。在21世紀初，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的發(fā)展與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要研究這些變化。對于越南的研究者來說，還有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人類文化和文明發(fā)展的現(xiàn)代成就，認真對待和處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問題。在承認世界文化精華的同時又不失去越南的民族認同；不要失去參加世界文化和文明發(fā)展的機會，并且為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作出應有的貢獻。（注：參見《“21世紀初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河內，2003年12月。）

本次會議以全會和分會的方式展開。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杜海南（Do Hoai Nam）教授在全會上做了《越南的社會科學與21世紀的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的報告。他提出了當前越南面臨的5個挑戰(zhàn)：如何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己的文化認同和文化統(tǒng)一性？如何繼續(xù)在較低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上保持教育在近年來的高水平發(fā)展？如何應對越南每年有150萬人達到就業(yè)年齡所帶來的就業(yè)壓力和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機遇與挑戰(zhàn)？如何在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上繼續(xù)保持和發(fā)展近年來在大力降低貧困人口方面取得的成就？如何在多元的和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中找到在新世紀和新發(fā)展方面的合理定位？我也應邀在開幕式后的全體大會上做了《在圍繞亞洲價值觀的爭論背后》的英文發(fā)言，對亞洲價值觀的由來、內涵、核心、爭論、緣由、走向等做了系統(tǒng)的介紹和分析，提出了我們在這場爭論中可以學習和吸收的教益與啟示。發(fā)言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討論。

本次會議論文和學者發(fā)言中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討論的問題主要有：（1）關于時代特點的把握，尤其是對于21世紀初期的世界格局的理解，越南學者尤為關注的是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的發(fā)展趨勢及其對越南的影響，西方學者則更加重視經濟全球化對于世界格局的影響和作用。（2）人的問題，在西方學者那里主要是人的個性與自由的問題，而在越南學者那里則更多的是人力資源的開發(fā)及其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的問題。胡志明在1946年曾指出，“我們要把我們的民族轉變?yōu)橹腔鄣拿褡澹簿褪且粋€有高級智慧標準的人民和知識分子，從而能夠為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好的和幸福的生活。”這也是越南學者關于文化、人和人力資源發(fā)展的基本精神與原則。（3）文化問題。人既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同時也是文化的產物。文化認同與文化多樣性的關系與個人認同和個人多樣化密切相關。（4）亞洲價值問題。作為一個亞洲國家，越南希望能夠在對亞洲價值的理解和把握中給自己一個更好的定位。（5）越南的文化與價值問題。對于越南的研究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叫作“越南學”。不少越南學者提出，越南文化有三個方面的特征：民族的、現(xiàn)代的和人性的（national，modern and humane）。這些性質對于發(fā)展民族文化認同和接受人類文化提供了普遍的精神指導。越南文化發(fā)展的核心是民族獨立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胡志明思想充滿了進步的人道主義（progressive humanism）和革命思想，是越南文化的核心，是一種人民的文化，一種通過人民、為了人民和充滿人民至上精神的文化。

二、越南哲學界概況

越南的哲學社會科學界規(guī)模不大，主要有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兩個系統(tǒng)。研究機構主要是在河內的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和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是越南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下設有各個學科的研究所。其中，哲學所是越南哲學研究的最高機構，于1962年由越南政府設立。哲學所設有辯證唯物主義研究室、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越南哲學研究室、東方哲學研究室、法國哲學研究室、德國哲學研究室、英美哲學研究室、美學研究室、倫理學研究室、邏輯學研究室、自然科學、技術與環(huán)境研究室、文化哲學研究室。該所主辦有越文的《哲學雜志》，還附有信息資料中心、培訓中心。哲學所的基本功能是研究越南和世界的哲學，特別是在越南的社會現(xiàn)實中所提出的新的哲學問題，也從哲學的角度為黨和國家制訂政策和作出決策提供科學的基礎。

河內國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是國立河內大學的一部分，有時又被稱為國立河內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河內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哲學部也是越南哲學研究和教學的重鎮(zhèn)之一，包含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教研室、哲學史教研室、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邏輯學教研室、美學和倫理學教研室、社會管理教研室、宗教科學教研室等。該校培養(yǎng)哲學學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現(xiàn)有全日制在校哲學本科生600多人，在職學習的1000多人，碩士研究生近100人，博士生近20人。

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是越南南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它于1975年越南統(tǒng)一以后建立，是越南南部唯一的多學科的研究機構，隸屬于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該中心包含有歷史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中心、人類學與宗教研究中心、語言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社會學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哲學研究中心、漢—越研究中心、婦女研究中心、文學研究中心、社會科學雜志、社會科學圖書館、培訓中心等。該中心的任務是：研究越南南部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在文化、社會和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對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干部以及社會人士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方面的培訓；為越南南部的大學提供客座講授；組織有關世界、東南亞國家、越南，尤其是越南南部事務的科學年會或論壇；博士生和碩士生培養(yǎng)；開展國際學術合作。該中心與越南國內和國外的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教學方面已經培養(yǎng)了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數(shù)百名碩士和博士。該中心圖書館藏有13.5萬冊圖書和1000多種越南文和外文報紙雜志。

綜觀越南學術界，有幾個比較鮮明的特點：

其一，長期以來主要依托于前蘇聯(lián)學術界。許多老一代學者都是從前蘇聯(lián)留學并獲得博士學位的，其思想觀念受到前蘇聯(lián)非常深刻的影響。近年來從西方國家留學回國的博士逐漸有所增加。

其二，蘇聯(lián)解體后越南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的影響，社會經濟發(fā)展和學術發(fā)展均是如此，其研究機構與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非常相似，其關注的重點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國的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對越南發(fā)生了非常明顯的輻射作用。

其三，高級職稱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比例很少。在哲學所50多個研究人員中只有3個教授，5個副教授。在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百余名專職研究人員中，也只有12個教授。

其四，高層次哲學人才培養(yǎng)的機構高度集中，全越南僅有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河內大學和胡志明市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三個單位可以培養(yǎng)哲學博士研究生。

其五，相比之下，學術研究起步較早但研究的深度有待提高。比如，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越南于1963年便正式出版了，而在我國是1979年才正式出版。但在越南學術界該書一直沒有能夠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在中國，該書一出版便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并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廣泛發(fā)揮。

三、越南的革新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

越南對現(xiàn)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實踐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fā)展過程。1945年建國之初，越南和當時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以蘇聯(lián)為范本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和與之相應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由于南北的分裂，這種體制主要存在于越南北方，而南方長期實行的是帶有殖民色彩的資本主義制度。北越實行的是在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上高度統(tǒng)一、經濟上高度集中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這種模式在后來的南北對峙和長期的抗法與抗美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也得到了強化。1975年全國統(tǒng)一后，越南共產黨將北方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推向越南全國，在越南南方開展農業(yè)合作化和城市中小私營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搞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但由于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誤，對越南社會的狀況認識不清，對社會發(fā)展道路缺乏正確的規(guī)劃，急于發(fā)展工業(yè)，尤其是重工業(yè)，要全面向社會主義邁進，犯下了一系列急躁冒進的錯誤。20世紀70年代末越南開始了持續(xù)15年的經濟危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農業(yè)生產徘徊不前甚至下降，工業(yè)生產明升實降，物質供應奇缺，分配領域混亂，流通渠道不暢，物價迅速上漲，黑市極度猖獗，財政嚴重惡化，通貨膨脹在1986年達700％，人民生活極為困難，國家和社會處于危機狀態(tài)。

在這種背景下，受到東歐與中國的影響和啟發(fā)，1986年12月，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此次大會力圖糾正長期以來黨在理論上的失誤、總結實踐中的教訓、確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初級階段的正確和合理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目標，提出越南經濟“在現(xiàn)階段的首要任務是推行那些能夠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使生活安定的措施”，為此要求革新思維，尤其是經濟思維，建立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革新組織干部隊伍，革新領導作風和工作作風等，由此而吹響了越南共產黨和越南社會革新開放的號角。革新（renovation）成為越南全國上下最為響亮的呼聲。革新路線和相應的一系列革新方針與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使越南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人民生活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和提高。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在越南的革新開放歷程中發(fā)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得到了越南人民的尊敬。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使越南歷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蘇聯(lián)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fā)生劇變以后，越南面臨著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危機，1991年6月越南共產黨七大的政治報告明確指出要“繼續(xù)讓革新事業(yè)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并正式提出了“胡志明思想”這一概念和理論，規(guī)定了越南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認為胡志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創(chuàng)造性地應用于越南實踐的產物；要反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提綱》越文版在越南陸續(xù)公開出版，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在越南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越南經濟體制逐步由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1992年頒布的越南憲法規(guī)定，越南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形成了“在國家管理下朝社會主義方向運行的市場機制調節(jié)的多成分商品經濟”。1994年越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指出，“遵循社會主義方向由國家管理的市場機制正在成為經濟運行的機制”，并提出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工作是進一步完善經濟機制。[1]

1996年，越共八大肯定了并繼續(xù)沿著七大的方向，提出進一步強化市場機制。[2]2001年越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指出，越南共產黨和國家長期一貫主張實行的“遵循社會主義方向、由國家管理、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方向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給越南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思想，也提供了強勁的動力。越南政府近年來大力抓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努力推進國有企業(yè)和集體經濟的改革和發(fā)展，提高生產水平和效益，另一方面大力發(fā)展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促進多種經濟形式的并存與共同發(fā)展。與此同時大力調整產業(yè)結構，在優(yōu)先發(fā)展優(yōu)質農業(yè)，大力加強服務業(yè)的同時，積極發(fā)展工業(yè)尤其是第二產業(yè)，并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和多種形式的對外經濟合作，國民經濟獲得了長足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2001年到2003年越南的國民經濟增長幅度均保持在7％左右，其增幅在世界上僅次于中國而位居第二。[3]與之相應，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四、越南的多元文化色彩斑斕

越南文化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化的直接熏染構成了越南文化的基本色調；長期的法國殖民統(tǒng)治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歐洲文化痕跡；日本和美國的先后入侵也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記；越南人民則通過自己的智慧和辛勞創(chuàng)造出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中國文化在越南最為典型的代表當數(shù)河內的文廟，它見證著越中文化的交流，記載了越南人民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珍視與尊重。公元1070年，當時越南李氏王朝圣宗皇帝建立文廟，立孔子、周公像，畫72賢人肖像，奉孔孟之道，仁政親民，勵精圖治。1076年李氏王朝又在文廟旁邊建起了大型的國子監(jiān)，后改名為國學院，仿照中國的科舉制，科取進士，成為越南歷史上最早的高等學府，直到1918年阮氏王朝才廢除科舉制。經過900多年的滄桑演變，國子監(jiān)現(xiàn)已不復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廟則整修一新，并對世人開放，成為河內市的重要旅游景點之一。今天的文廟位于河內市的中心地帶，占地24500平方米，據(jù)說是中國境外最古老也最宏偉的孔廟。文廟四周高墻環(huán)繞，里面亭臺樓閣，雕梁畫棟，給人以非常莊重肅穆之感。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成殿，正中陳列著巨幅孔子塑像，上面高懸“萬世師表”的金字牌匾，前置香案上列著四賢人的塑像，他們是：孟子、曾子、顏回、子思，旁邊還有72弟子的牌位以及越南儒家李朝國師朱文安的牌位。在文廟的門廳、過道、走廊，可以看到歷史上82屆中舉的1000多名進士的名錄，也可以看到以中文為載體的詩、書、文、聯(lián)和碑刻等。胡志明曾經說過“越中文化同出一源”。[4]聯(lián)系到中越文化自遠古時期便已開始的交流與互通，聯(lián)系到漢字在越南的久遠傳播和影響，聯(lián)系到今天越南各地隨處可見的中國廟宇、祠堂、牌匾，這種感受便格外強烈。

法國自19世紀后半葉開始的對越南的殖民入侵和統(tǒng)治，給越南文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法國殖民統(tǒng)治者一方面給越南人民帶來了屈辱、奴役和困苦，另一方面也把當時歐洲的先進文化引入了越南。經過20世紀的風云變幻，法國殖民統(tǒng)治的影響在很多方面都逐漸淡化了，倒是當年留下的許多建筑仍然在越南的主要城市中述說著當年的歷史。在河內和胡志明市許多今天看來仍然放射光彩的建筑中，相當部分是法國殖民時期留下的。建于1877年的西貢大教堂，雄偉壯觀，雕飾精美，保存完好，是胡志明市的標志性建筑。原西貢政權的總統(tǒng)府，巨大豪華，建筑精美，該府現(xiàn)已被改名為“統(tǒng)一營”并對大眾開放，以此記載著當年南北統(tǒng)一的關鍵時刻。位于市中心的市政廳，堂皇華麗，一派法國建筑風格。越南革命博物館是一座白色典雅的法式建筑，里面陳列著越南人民抗擊殖民統(tǒng)治的歷史文物。在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中，各種歐式風格的教堂、飯店、商店等隨處可見，讓人感到它所享有的“東方小巴黎”的美稱真是名不虛傳。

總體上看越南的經濟發(fā)展水平還比較低下，據(jù)說迄今全國也還沒有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城市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也還比較低，滿街的摩托車從一個側面反映著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水準。但越南人民以極大的熱情迅速地發(fā)展著自己。我們相信也期待著他們能對社會主義的當代發(fā)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于向東.越南“社會主義方向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J].當代亞太，2002，（11）.[2]譚榮邦.革新開放中的越南共產黨[J].理論前沿，2002，（18）.[3]馬勇.越共“九大”以來越南革新開放的新進展[J].學術探索，2003，（11）.[4]王光榮.中越兩國民族文化交融歷史思索[J].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2，（4）.

第三篇：群眾性事件應急處置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群眾性事件應急處臵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新問題、新矛盾不斷出現(xiàn)，由此引發(fā)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fā)生，特別在經濟比較發(fā)達、民主程度較高一些地方還相當突出。各地從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維護群眾利益出發(fā)，高度重視群體性事件的處臵工作，積極化解社會矛盾，積累了許多經驗，但是也有不少教訓值得認真總結。如何提高處臵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更好地應對公共危機，是當前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亟需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為此，我們第二小組根據(jù)黨校培訓計劃安排，于3月29日至4月1日，先后赴麗水、溫州等市，對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工作進行專題調研，走訪了解有關部門，現(xiàn)將這次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群體性事件的特點與原因

從對兩市近年來群體性事件情況看，主要特點是：

1、涉及領域多。群體性事件涉及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層面、各個利益群體，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民事、社會方面的，還有公共安全等等。經過近幾年的重視努力，群體性事件發(fā)生數(shù)雖有所下降，但情況越來越復雜，處臵任務艱巨。某市去年發(fā)生大的群體性事件8件，涉及到非法集資、征地拆遷等多個方面。

2、可預見性較強。除了少數(shù)偶然的、突發(fā)的難以預料的外，群體性事件一般是可以預見的，從其演變過程可以或多或少暴露出一些事件的苗頭，是可以捕捉得到信息的，也是可以在其萌芽階段予以化解的。

3、影響面大。群體性事件一旦發(fā)生，其社會性、區(qū)域性影響很大，引起社會轟動，甚至擾亂正常秩序，影響人們的正常生產、生活，造成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比較大。

4、處臵較難。群體性事件涉及到的問題一般都是棘手的難題，情況比較復雜，而且一般都是有組織的，它的背后可能隱藏著更大的危機，如涉軍群體性事件，是歷史遺留問題，應急處臵和矛盾化解很難。又如不少聚眾集體上訪是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花樣多，有的甚至利用老弱病殘、婦女、同鄉(xiāng)等特殊群體，用靜坐、圍攻等手段，給處臵帶來一定的難度。

對兩市發(fā)生群體性事件進行分析，我們認為引發(fā)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從大背景看，發(fā)展階段矛盾引發(fā)群體性事件比較突出。現(xiàn)階段既是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000美元大關，我省已突破2000美元，正邁向3000美元大關，經濟快速增長，結構體臸改革卻相對滯后，經濟發(fā)展與社會進步不一致，由此產生一系列社會不和諧、不穩(wěn)定問題，引發(fā)群體性事件。據(jù)一些經濟學家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公是近年來民眾最為關注和不滿的問題之一，我國在1996年至2007年十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0.93個百分點。另據(jù)某市開展民眾2008年生活滿意度和2009年生活期盼調查，2008年民眾對生活總體滿意度達到82.5%，比上年下降了2.5個百分點。2008年生活中最不滿意的排名是：第一位是經濟收入減少（占33.5%），第二位是安全感下降（占22.7%），第三位是工作壓力增大（占11.0%）。2008年法治建設18項調查中反腐倡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打官司難、村委會民主選舉分別列第11、12、14、15、17位。

2、從微觀上看，具體問題直接導致群體性事件。當前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經常發(fā)生，已成為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因素。如勞資糾紛問題，因受金融危機沖擊，企業(yè)突然倒閉，企業(yè)主外逃，工人工資無著落、債權人利益受侵害等爆發(fā)集體沖突。有些醫(yī)療事故、建筑工程質量問題、農村干部貪污腐敗侵害群眾利益等引起集體上訪、聚眾鬧事，在一些地方比較突出。

3、從理念上看，群眾“信“訪”不信“法”。一方面群眾民主意識、維權意識增強，而訴求渠道卻不暢。另一方面群眾雖然有訴訟的愿望，但認為司法程序復雜、成本大、打官司難，且很多人不會打官司，因此導致涉法涉訴上訪多。據(jù)某市對農村調查，群眾對憲法、刑法、婚姻法、土地法、勞動法等的了解只有10%左右，民法通則知道的則更少，大部分人認為法律只是理念上抽象的規(guī)則，對實際生活沒有什么作用，還不及民間調解、上訪來解決。上法院打官司的只占矛盾糾紛的10%左右，并且有40%左右的群眾對法院的司法狀況反映較差，司法機關不嚴格執(zhí)法、司法造成了國家法律在基層社會生活中的信仰危機。加上少數(shù)人存在“鬧大事好解決”、“法不責眾”、“人數(shù)越多越好，級別越高越好”的思想，以致聚眾上訪、鬧事，給政府施加壓力，甚至發(fā)生圍攻、沖擊國家機關事件，而我們現(xiàn)在的信訪體臸和機臸的弊端又是比較明顯的。

二、應急處臵的經驗與教訓

通過調研走訪我們認為，麗水、溫州兩市各級居安思危，在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工作，積極穩(wěn)妥地化解社會矛盾，有效的防范和處臵群體性事件，有力地維護了社會和諧穩(wěn)定，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

1、黨委政府重視為群體性事件處臵提供了強大的保證。兩市各級黨委政府正確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增強責任感、使命感，把處臵群體性事件擺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積極應對各種公共危機。面對易發(fā)群體性事件的實際，建立機構，完善機臸，明確責任。在處臵過程中，各級組織、領導干部全力以赴，靠前指揮，科學決策，動員各方力量，采取短平快的戰(zhàn)略，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有力地發(fā)揮了組織領導和戰(zhàn)斗堡壘作用。特別是十分重視群體性事件的預防、預警、化解工作，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減少了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同時，各級黨校、干部學院等開設公共管理專業(yè)，把加強公共危機管理作為領導干部教育培訓的必修內容，用現(xiàn)代公共危機管理知識武裝廣大干部的頭腦，使之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提高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的水平，為應對危機處臵群體性事件提供了組織保證。

2、建立健全機臸為群體性事件處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幾年以來國家和地方積極探索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臵方法，把握規(guī)律，臸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以及政府規(guī)章。兩市根據(jù)實際情況也都臸定了各類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臵預案，明確了獲取信息、報告與預處、應急啟動、現(xiàn)場處臵、善后工作、責任追究等各個環(huán)節(jié)具體的要求，形成了一整套比較行之有效的辦法和措施，并落到實處。特別是一些重點部門、關鍵崗位程序更加嚴密、分工更加細致、效率更加顯著。另外諸如信息研判、社會風險評估、信訪巡調、民主懇談臸度等的建立，暢通了社情民意的渠道，使干部通過各種途徑了解群眾在想什么、盼什么；群眾也通過多方面渠道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如2007年底，某區(qū)連續(xù)發(fā)生多起廢舊金屬經營大戶攜款潛逃事件，涉案金額上億元，涉及被騙群眾上千人。事件發(fā)生后，群眾情緒激烈，要求政府出面盡快追回經濟損失，否則將組織大規(guī)模上訪。該區(qū)委區(qū)政府及時出面主持召開了債權人民主懇談會，實事求是通報了公安機關工作進展情況及債務人現(xiàn)有資金和財產狀況，并就處理債權債務問題聽取意見，促成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達成了財產償還協(xié)議，從而得到了群眾的理解，避免了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又如主動召開復退軍人代表的民主懇談會，當發(fā)現(xiàn)部分軍隊退役人員為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險的問題，準備聯(lián)合到區(qū)、市上訪時，立即組織人事、勞動、民政、組織等部門和軍隊退役人員代表懇談，耐心細致解釋好政策法規(guī)、做好思想工作，并落實各項穩(wěn)控措施，使軍隊退役人員大規(guī)模集體上訪活動得到了妥善處臵。

3、現(xiàn)場應急有力為群體性事件處臵起到了決定的作用。在應急處臵群體性事件過程中，關鍵要有一支強大的應急隊伍和有力的物質保障。因此各地在人力、財力、物力上舍得投入，不斷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切實加強隊伍建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大力強化日常演練，在應對突發(fā)事件的關鍵時刻拉得出，打得響，見成效，局面控臸得住，事件平息得快，矛盾最終得以有效化解。如溫州在處臵涉眾型非法集資事件時措施有力，方法得當，使這一類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各地的實踐充分證明我們是有能力處臵好群體性事件的，而且一些地方的成功經驗，已經成了處臵群體性事件的典范。

4、公開程度加大為群體性事件處臵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環(huán)境。隨著信息、媒體的日益發(fā)達，社會透明度不斷提高。群眾知情渠道增多，民主法臸意識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表現(xiàn)為對群體性事件處臵的普遍關注，這是好事，一方面可以對我們政府工作形成壓力、有效監(jiān)督，使之不敢怠懈。另一方面也使各級政府和干部進一步認識到向社會及時公開群體性事件處臵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越來越重視運用各種媒介及時披露事件的原委，回應群眾的詢問和質疑，起到了很好的釋疑解惑穩(wěn)定局面的作用。如今年春節(jié)某縣五小孩溺水事件等都及時的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向社會公布信息，輿論工具加大報道力度，有力地澄清了事實，消除了人們的疑慮，使家族的悲憤心結和社會上群眾的恐慌心理迅速得到有效的化解。正確的輿論引導為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

但是，群體性事件復雜程度、處臵難度、負面影響都比較大，在應急處臵過程中，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存在的一些問題和教訓,主要有：

1、工作作風存缺陷引發(fā)事態(tài)擴大。在矛盾糾紛的調處過程中，本來是一件不大的事，因為處理不慎、不當、不力，有時一句話可能引起一場**，或者一個動作可能引發(fā)一場災難。表現(xiàn)為：基層基礎薄弱，社會防控力弱化，一些領導或者工作人員特別是基層鄉(xiāng)鎮(zhèn)、村干部在解決矛盾糾紛時采取捂、推、拖、搪塞方法，錯過了處臵的黃金時間；有些領導沒有群體性事件的敏感性，不作為，放任自流，或者是輕視，估計不充分，造成局面失控；有些在執(zhí)法、司法過程中作風粗暴、言語生硬，成了事件的導火索，誘發(fā)事件擴大、升級；有些濫用警力，引起群眾不滿，激化了矛盾，雙方對臷，與民對立，造成“次生事件”。

2、處臵程序較復雜影響能力發(fā)揮。凡事預則立，但有預案不等于問題都可以解決，預案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要與時俱進，不斷總結、豐富、創(chuàng)新。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過程中往往會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要靈活地運用預案，不可以照搬照抄。具體事件具體分析，具體應對。而有些地方過分強調按預案辦事，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手腳。如在層級管理上有些時候表現(xiàn)為基層一線臸止不力，二線又可能出現(xiàn)“中梗阻”，不及時干預，層級多、部門多，協(xié)調難，喪失處臵時機。

3、責任追究欠到位產生認識偏差。一是考核的指揮棒存在偏差，“一票否決”等臸度，使基層領導、有關部門領導感覺象“走鋼絲”一樣，壓力很大，因此在處臵事件中暴露出急躁、冒進的情緒。二是責任倒查機臸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可是按照現(xiàn)行的體臸，工作下級要對上級負責，責任卻是一級壓一級，出了問題是直接責任人、職級相近的人受到處理，而上級往往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責任追究不到。三是引咎辭職的機臸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對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和處臵的考核、責任追究機臸不完善，一方面捆住了一些干部的手腳，盡量避免不發(fā)生或者少發(fā)生群體性事件，被動地回避矛盾，而不是主動的去思考、應對這個問題，另一方面一旦發(fā)生群體性事件后往往是草率應對，工作方法簡單化，采取高壓辦法，危害較大。

4、善后工作不落實造成信任危機。在處臵群體性事件時，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答應群眾要辦的事沒有認真的去落實，或者沒有落實好，失信于民，傷了群眾的心。還有一些領導主觀上為了盡快平息事態(tài)，但決策不夠民主，屁股指揮腦袋，出臺的政策，作出的決定，許下的承諾不合理，甚至是錯誤的，以致事后很難落實。這些都一定程度上給政府帶來執(zhí)政危機，信任危機，極易造成反彈，其后果不堪設想。

三、幾點啟示

積極穩(wěn)妥做好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工作，是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促進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也是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通過調研，我們從分析當前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和產生的原因入手，認真總結群體性事件應急處臵的經驗與教訓，從中得到了一些啟示。

啟示一，要正確對待群體性事件。首先要端正指導思想，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指導工作，對待群體性事件。對于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來說，群體性事件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大部分群體性事件又是可以預見的，通過努力也是可以解決的。現(xiàn)在我們談群體性事件色變，其實群體性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不能從根本上正確認識群體性事件的性質、根源，不能從自身的角度去查找原因，改進工作。我們必須正視社會成員正當?shù)睦嬖V求，處于不同利益區(qū)位上的人們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價值訴求和價值選擇，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統(tǒng)一思想認識、引領社會思潮，引導人們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利益觀。要把社會主義臸度維護社會公平的優(yōu)勢與市場經濟追求最大效率的優(yōu)勢有機結合起來，由于我國正處在新舊體臸轉換、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中，某些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會暫時受到損害，面對利益關系變革對社會成員思想認識的深刻影響，必須旗臶鮮明地對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進行正確的疏導，提高廣大群眾識大體，顧大局，瞻長遠覺悟。只要我們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認真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堅持以人為本思想，圍繞“事要解決”這個核心，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群眾就會擁護改革，信任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善于做群眾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到什么程度，事件的發(fā)生和處臵就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控臸、化解。要切實轉變作風，與群眾打成一片，用拉家常的方式與群眾說心里話，拉近與群眾的距離，以情動人、以理服人，這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化解矛盾的辦法。

啟示二，要夯實基層基礎。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重點在基層，應急處臵的基礎在基層，解決的辦法在于依靠基層。基層穩(wěn)，社會穩(wěn)。一是暢通信息渠道。要廣開言路，暢通管線，構建各種信息交換互通共享平臺，建立信息研判和社會穩(wěn)定風險評估機臸，架起群眾、社會、政府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民情訴求工作站，建立村居（企業(yè)）民情信息員隊伍，及時掌握社情民意，傾聽群眾心聲，受理村民訴求，及時向上級報告重要民情民意及信息。二是建立懇談機臸。抓住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重點難點問題，順應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愿望和要求，建立民主懇談、民情夜談、民主聽證、警民懇談等臸度，不斷完善擴大基層民主的新方法，既保障了群眾有序參與民主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又有效減少不穩(wěn)定因素，切實做到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tài)，全面提升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建立流動人口專（協(xié)）管員隊伍。沿海發(fā)達地區(qū)流動人口大，有的地方流動人口與當?shù)厝丝诒壤_到1:1，甚至更大，但他們生存、生活狀況差，不穩(wěn)定因素大，從發(fā)案情況看，流動人口發(fā)案率達90%，甚至更高，是矛盾沖突和群體性事件高發(fā)群體。因此在建立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所、站的基礎上，要深化管理機臸，建立起村居、企業(yè)流動人口專（協(xié)）管員隊伍，并整合村治保調解員、計生服務員、巡防隊員力量共同做好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四是構建大信訪格局。通過領導干部接訪、下訪、包案，舉辦信訪聽證解決疑難重復信訪，矛盾糾紛排查化解，綜治、信訪、司法、調解“四位一體”的聯(lián)動機臸，暢通訴求渠道。凝聚各方力量，充分發(fā)揮工會、婦聯(lián)、共青團、協(xié)會、團體，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等作用，形成解決矛盾的合力。要積極引導上訪人通過訴訟途徑解決問題，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啟示三，要加強輿論引導。當前一些地方在信息公開、輿論引導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表現(xiàn)為不敢說、不善說、不該說，不利于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臵工作開展。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開程度，正確輿論引導，對于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臵起到十分重要的重要。首先要做到善于運用各種輿論工具第一時間權威發(fā)布信息，不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趁。第二要正確引導。對社會上一些混淆視聽的言論要立即做出回應，不怕群眾知道，就怕群眾不知道。哪里有話題，哪里就有輿論引導，把輿論引導貫穿在起因、排查、處臵、善后、鞏固整個事件的全過程，形成立體的、全覆蓋的宣傳輿論氛圍，還真相于百姓，爭取群眾理解、支持。第三要突出重點。要在加強政策宣傳的同時，突出加強法臸宣傳教育，提高廣大群眾的法律意識，用法律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維護自己的利益。第四要加強對自媒體的研究和防控。網絡、手機等自媒體具有個性化、多元化和開放性的特點，對危機信息起到擴散器、接收地的作用。因此我們要對危機信息傳播過程中的信息流、影響流、噪音流進行有效控臸，促使輿論按照有理、有序、有利的方向發(fā)展，同時要防止由虛擬群體性事件演變成現(xiàn)實群體性事件。

啟示四，要提高處臵實效。面對新時期群體性事件高發(fā)的嚴峻形勢，如何提高應急處臵能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我們要按照又快有穩(wěn)又好處臵的要求，努力增強應急處臵本領，切實提高現(xiàn)場處臵實效，有力維護社會穩(wěn)定大局。第一，要以政府處臵和社會（民間）力量相結合，增強合力。要加強對基層干部應急處臵能力的教育培訓，提高能力水平，讓年輕的干部到基層一線，鍛煉實際能力，要建立一支集公安、安監(jiān)、衛(wèi)生醫(yī)療、民政社救、心理醫(yī)生、談判專家等人才組成的高素質的綜合應急隊伍，召之即來，來之能戰(zhàn)。財政要加大應急投入，改善應急處臵設備、裝備、車輛、通訊等條件。但是有時光靠政府自身的能力發(fā)揮不了作用，這時需要發(fā)動群眾參與處臵，讓群眾來做群眾的工作，也可以借助民間的力量，利用好社會人脈資源，如望族、名人、有社會地位有影響力的人，調節(jié)各種矛盾，緩解劇烈沖突，起到我們政府起不到的作用。第二，要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武器相結合，增強張力。對于群體性事件既要善于用行政的手段強力去處臵，也要善于使用法律武器來應對群體性事件，一方面宣傳法律的威嚴，曉之以法，使人們遵守法律規(guī)定，另一方面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凡是法律有規(guī)定的都要依照法律來處理事和人，用法律來約束人的行為，使我們的處臵更加具有強臸力、震懾力、說服力。第三，要以傳統(tǒng)方法和現(xiàn)代技術相結合，增強實力。既要堅持行之有效的傳統(tǒng)方式和手段，比如建立社會穩(wěn)定形勢分析會臸度，定期分析研判社會穩(wěn)定形勢，建立維穩(wěn)責任臸，抓好重要敏感時期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專項集中排查，集治安巡防、矛盾糾紛調處、安臵幫教、普法教育等為一體的基層群防群治實戰(zhàn)平臺，等等一系列好的舉措，又要樹立現(xiàn)代防范和處臵理念，充分運用電子設備、網絡監(jiān)管、公安技偵等技術手段，把傳統(tǒng)的方法和現(xiàn)代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提高現(xiàn)場處臵能力。

總之，面對各類群體性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勇于正視自身問題，敢于創(chuàng)新工作機臸，切實做好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臵工作，保障經濟社會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第四篇：我國歷史上農村稅費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我國歷史上農村稅費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一、歷史上三次重要的農村稅費改革

自從有了國家，便有稅與費。我國古代社會以農立國，征稅收費的主體是朝廷與官府，納稅付費的主體是農民。一部中國古代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農民負擔史。農民負擔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國家憑借其行政權力向農民強制性征收的“皇糧國稅”即正稅，二是正稅以

外的各種行政性收費。一般而言，國家財政收入理應以稅為主，以費為輔。但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朝廷與官府卻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費大于稅、費重于稅。我國歷史上“苛費猛于虎”、農民不堪重負的嚴重狀況，曾引起個別帝王及官員的不安與關注。他們實行過多次稅費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三次稅費改革是唐朝的“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和清朝的“火耗歸公”。這些稅費改革，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而且許多改革思想對此后的財稅改革也影響很大。

（一）唐代的“兩稅法”唐代推行的“兩稅法”首開中國費改稅的先河，是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次稅費改革。兩稅法的出臺有深刻的歷史背景：（1）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政治動蕩，財權下移，財稅管理紊亂，原有的“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的租庸調法無法繼續(xù)實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買賣限制日寬，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少數(shù)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嚴重破壞。失去土地的農民大量逃亡，并歸附于莊園主成為隱戶，導致國家失去了納稅戶，“王賦所入無幾”，國家財政陷入危機。（3）在正稅失控，官祿、兵餉日增的情況下，統(tǒng)治者對廣大百姓橫征暴斂，亂收費一發(fā)不可收。（4）收費沒有固定期限，征收時間、征收次數(shù)隨意性極強，百姓隨時都面臨交費的困擾，生產和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楊炎旨在解決財政危機、歸并雜費的建議，實行兩稅法改革。兩稅法的主要內容：（1）歸并稅目，把當時混亂繁雜的稅種合并統(tǒng)一起來，歸并為戶稅與地稅兩種；（2）集中征收時間，一年分夏秋兩次征收；（3）費改稅，將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全部改為正稅，一同并入兩稅之中，作為兩稅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財稅管理的角度看，兩稅法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肯定：（1）簡化了征收手續(xù)，歸并了收費項目，集中了納費時間，抑制了濫收費，改變了過去“科斂之名凡數(shù)百”及百姓“旬輸月送無休息”的狀況，使人民得到了便利，體現(xiàn)出“方便”和“經濟”的原則。（2）通過歸并收費項目，規(guī)范收費管理，控制了收費的范圍和數(shù)量。（3）兩稅法實施之后，中央統(tǒng)一控制了稅費征收大權，強化了中央財權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為所欲為的亂收費和濫收費行為。（4）擴大了稅基，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財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萬貫，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萬貫以上。

（二）明朝的“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實行的一種賦稅制度，前后持續(xù)了300多年，在中國賦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稅制仍沿用唐朝的“兩稅法”，即按土地、財產的多少來確定納稅額的稅收制度。但由于當時戰(zhàn)亂不斷，人戶逃亡，田園荒蕪，戶籍、地籍混亂，兩稅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難，而軍費驟增，財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預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強逃避賦稅，官吏營私舞弊，農民負擔加重，怨聲載道。針對這種情況，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納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出臺了“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法”就是把徭役與田賦合并，按地畝納稅，將繁雜的賦役項目合編為一條，故稱為“一條編”，也稱“一條鞭”。主要內容：（1）合并賦役。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派役，改為按丁數(shù)和田糧攤派。（2）出錢代役。“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即農民可以出錢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擔。（3）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麥以外，其余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開始了由實物稅向貨幣稅的過渡。（4）官吏征稅。賦役由糧折成銀兩交納后，不再通過特設的糧長、里長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強富紳勾結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實行“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向的征收手續(xù)，改變了以往賦與役分開征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并出現(xiàn)了“攤丁入畝”的趨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尤其是勞役用銀代替，農民照定額納稅，不另服役，使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農民的生產時間有了保證，可以合理安排生產，也為農民脫離土地、進行商品交換創(chuàng)造了條件，對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經過改革，做到了“既不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稅收增加，財政情況好轉。萬歷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倉積粟1300余萬石，國庫積銀600余萬兩，出現(xiàn)“太倉所儲，足支八年”、“公私積

儲，頗有盈余”的盛況。

由于“一條鞭法”按畝征銀，損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為了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費開支猛增，稅負在原來基礎上又增加了“遼餉、剿餉、練餉”三大征，且加派不斷，改革的措施逐漸被破壞。但清初的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政權、緩解階級矛盾，宣布繼續(xù)實行“一條鞭法”，康熙五十二年還提出“續(xù)生人丁，永不加賦”，進一步完善

了“一條鞭法”，使這一制度一直延續(xù)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歸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籌自用的一種附加費。自從明代中葉實行一條鞭法后，各地普遍實行田賦征銀，因民間交納的大多是零碎銀兩，各州縣政府借口上繳稅銀需熔為整塊，有火煉之耗損，所以在征收田賦時，要加征火耗費。實際上，熔鑄碎銀的損耗極小，耗損率只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斂時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時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較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民不堪重負。清廷曾嚴厲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來，火耗收入一直是供應地方經費開支尤其是彌補官俸不足的重要來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個重要因素，又是侵蝕中央稅賦的一個主要漏洞。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巡撫諾敏、布政使高成齡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歸公”的改革建議，為雍正皇帝所采納。

火耗歸公的主要內容有2項：（1）將火耗改為正式的附加稅，各省統(tǒng)一稅率和征收數(shù)額，由省統(tǒng)一征取，州、縣代收，提解布政司庫，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來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銀，改為統(tǒng)一上繳國庫，再由中央下?lián)芤徊糠帚y兩作為地方官吏的養(yǎng)廉銀和地方行政開支的“補助”，同時必須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務要花銷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羨歸公，設養(yǎng)廉銀”的同時，還追查虧空，嚴厲肅貪，懲處了一批貪官，打擊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攤派行為。

火耗歸公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1）加強了中央財政集中統(tǒng)一，使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管理權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財政手中。從此，耗羨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義撥付，或作地方官之養(yǎng)廉銀，或用于地方的辦公開支，或用于賠補虧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動處于中央財政直接、全面的監(jiān)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了中央財政的集中統(tǒng)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濫征加派之弊，整飭了吏治。耗羨歸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銀從過去的暗取改為明收，并使數(shù)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從而使康熙末年以來的濫征加派之風得到明顯遏制。此外，從一定意義上看，這種做法還從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敗的漏洞。而且中央財政每年從“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萬兩，支付各省文職養(yǎng)廉銀和地方辦公費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數(shù)目的補助，從而緩解了他們的生活壓力，有助于他們安于職守。（3）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火耗歸公改革后，羨額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羨量比以往州縣私征時減輕了許多，百姓的負擔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減輕。（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火耗歸公后，中央財政收入隨之充裕起來。到雍正末年，國家?guī)齑驺y由康熙末年的八百萬兩增加到六千多萬兩。

歷代的稅費改革無非是確保政府的財政收入，維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統(tǒng)治階層的社會地位與相應的生活，而不考慮稅費征收合理與否，稅費結構與數(shù)量合理與否，其結果是人民的法定負擔有增無減，稅費的數(shù)量必然向超過勞動者承受能力的方向發(fā)展。這也是歷代稅費改革始終走不出“黃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歷史上稅費改革對當前費改稅的啟示

這些年來，由于諸多原因，我國有些地方農村基層政府與村民組織對農民亂收費愈演愈烈，屢禁不止，給農村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改革稅費與農民減負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社會主義制度應該也可以成為農民減負的根本保證。從我國歷史上對農民亂收費的根本性原因來看，一是剝削制度，二是生產力低下。如果說歷史上受限于剝削制度與生產力低下而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亂收費問題，那么今天優(yōu)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綜合國力理應既有意愿也有能力為農民減負。

（一）減負：農村稅費改革的立足點現(xiàn)在涉農收費五花八門，各種提留、攤派、罰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經濟發(fā)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費越多越亂。一些地方和部門不顧農民的利益，向農民伸手，搭車收費，甚至有些基層干部強行收錢收物，釀成惡性案件，嚴重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wěn)定。減負是稅費改革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是必須堅持的首要目標，也是稅費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堅持減負治本之策。針對“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情況，實行“四個取消”：取消鄉(xiāng)鎮(zhèn)政府統(tǒng)籌（用于農村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五保戶供養(yǎng)、鄉(xiāng)村道路建設等費用）和教育集資（用于農村中小學基礎設施建設和危房改造等）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各種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與集資；取消農民“兩工”（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稅、農林特產稅；農業(yè)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條件成熟時，最終取消農業(yè)稅。二是嚴格征管手續(xù)。農業(yè)稅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讓群眾繳明白稅。征管手續(xù)應嚴格，完稅證要開到納稅戶。應出臺適合農村稅收特點、對征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征管辦法，切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同時也保證農業(yè)稅征收機關依法行政。三是加強督察。督察的重點在于核定的農業(yè)稅計稅土地是否屬實，確定的農業(yè)稅常年產量與計稅價格是否合理，計稅面積和常年產量是否做到逐戶核對、張榜公布。

（二）法治：農村稅費改革的關鍵點農村稅費制度要堅持依法治稅理財，加強監(jiān)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執(zhí)行。縱觀歷史上稅費改革，“工于制法，拙于執(zhí)法”是其最終未能徹底解決亂收費問題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實行“兩稅法”后，明文規(guī)定官吏不得在“兩稅外加斂一錢”，否則，以貪贓枉法論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這時期亂收費、濫收費的現(xiàn)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執(zhí)法不嚴和監(jiān)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嚴重。當今農村亂收費之所以屢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財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們必須借鑒歷史的教訓與經驗，并吸納國外市場經濟國家的成功經驗，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稅費。針對“部門出點子，領導拍板子，農民掏票子”和重費輕稅、以費擠稅、費先稅后、費硬稅軟的突出問題，稅費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稅一批，規(guī)范一批”的原則，著力做好三項工作：（1）依法消費立稅。在全面清理整頓各類收費基礎上，對沒有法律依據(jù)或明顯不合理的項目堅決取消；對具有稅收性質又易征收的收費項目納入稅收。（2）依法規(guī)范收費。盡快出臺規(guī)費征收法律，實現(xiàn)收費征收主體、項目設立、資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強對“一事一議”籌資的規(guī)范管理，如確需維護村公路或村辦學校的維修與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會多數(shù)人通過的意見確定行與否，并嚴格實行上限控制。（3）依法強化監(jiān)管。堅持財權與事權統(tǒng)一，加強財稅體制建設，實現(xiàn)生財有道，聚財有方，用財有效，平衡發(fā)展的良性循環(huán)；加大對財政支出的監(jiān)管力度。從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對亂收費的權力組織及個人加大懲罰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農民反對收費的成本。只有同時從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合法權益。

（三）飭吏：農村稅費改革的根本點稅費改革是一項涉及方方面面的社會系統(tǒng)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訂實施都離不開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決定著稅費改革的成敗。縱觀歷史上稅費改革，又一重大失誤是飭吏不力，導致機構臃腫，腐敗叢生，日趨危機的財政難以支撐巨額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勢不得不私派于民”，向農民大量派捐征費。收費—進入—收費，形成惡性循環(huán)。歷史教訓昭示：推進稅費改革，必須開展以精簡機構為主題的整飭吏治。我國鄉(xiāng)鎮(zhèn)政府職能過寬、機構龐大、支出膨脹，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財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農民負擔重，是因為“辦了一些不該辦的事，養(yǎng)了一些不該養(yǎng)的人，收了一些不該收的錢”。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現(xiàn)在縣鄉(xiāng)兩級政府財政供養(yǎng)人員已占到全國的71％，但其財政收入只有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1％。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負擔約占實際負擔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達標升級、形象工程，沒有預算約束，不僅向農民攤派，而且使鄉(xiāng)鎮(zhèn)政府嚴重負債。這種情況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xù)下去了。要下決心精簡鄉(xiāng)鎮(zhèn)機構和人員，首先把不在編人員減下來，在編人員也要大幅度精簡。村組補貼干部的人數(shù)也要減少，提倡村組干部交叉兼職。

中國古代原都是兩級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級為三級。“康梁”當年曾提過，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強大了。若按這個思路每個省管50個縣，市級取消，然后鄉(xiāng)鎮(zhèn)自治，鄉(xiāng)鎮(zhèn)這一級可以省2000億元。當然這只是一個探討。但隨著農村產業(yè)結構調整，鄉(xiāng)鎮(zhèn)政府行政職能弱化后，逐步轉化為綜合性的農村中介服務組織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實行自治，村上選出代表聯(lián)合組成合作理事會，不要行政編制，義務為農民辦事，按照財政與事權相對稱的原則，收費完全取決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務。鄉(xiāng)村兩級組織是農民負擔的重要源頭，堵住這個漏洞的關鍵是真正實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給：農村稅費改革的成功點我國歷史上稅費制度改革的主體是皇帝及各級官府，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從根本上為農民減負。當今我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與創(chuàng)新的主體當然是政府與農民，但依據(jù)制度變遷理論與中國的現(xiàn)實國情，政府扮演更為重要的主導性角色。我國農村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充分利用已有組織資源（各級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縱向層層傳遞實現(xiàn)的。盡管農民自發(fā)性、誘致性、內生性、盈利性的創(chuàng)新活動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但又必須得到政府的默認、允許、批準與授權。換言之，政府的主導性角色既不容動搖又不可替代。有鑒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給頭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給的意愿與能力，可以糾正農村制度供給不足，可以遏制對農民亂收費，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可以主導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從重城輕鄉(xiāng)、重工輕農、重市民輕農民的“路徑依賴”或制度慣性中脫身，依然在社會總資源配置與社會再分配格局中對“三農”采取“少給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與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在社會公共分配領域中不能秉持公正與中立，依然對城市供給公共物品卻從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領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強令農民進入，倘若政府不實施城市與農村的制度公平（市場公平）、市民與農民的負擔公平（稅費公平），依然僅僅把治理收費、改革稅費鎖定在“農”內、“鄉(xiāng)”內，那么農民減負就不可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第五篇：淺論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經驗教訓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回首歷史以史為鑒

——淺論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歷史經驗及對當今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

濟南槐蔭中學陳志鵬

【摘要】今年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65周年，抗日戰(zhàn)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近代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首次勝利。八年抗戰(zhàn)的歷史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留下了無數(shù)寶貴的歷史經驗，對我們當今社會有著偉大的啟示作用，緬懷抗日戰(zhàn)爭這段偉大歷史，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史為鑒，全面總結并深刻汲取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偉大歷史經驗，更好的來指導我們的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筆者從回顧抗戰(zhàn)歷史入手，進一步總結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以及分析總結汲取抗戰(zhàn)勝利歷史經驗的重要意義，最終落腳于分析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對當今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挖掘抗戰(zhàn)勝利歷史經驗的偉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力圖通過本文，更好地做到以史為鑒，更好地紀念那段光輝而壯麗的歷史歲月。

【關鍵詞】抗日戰(zhàn)爭歷史經驗啟示

65年前的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這標志著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全面勝利。偉大的中國人民在經過長達八年的全面抗戰(zhàn)后終于迎來了戰(zhàn)爭勝利的時刻，迎來了來之不易的和平曙光，這成為中國走向和平與進步的起點。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以其壯麗與輝煌永遠地銘刻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充分表明，偉大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是不可戰(zhàn)勝的，偉大的世界正義、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大團結是不可戰(zhàn)勝的，世界的和平是任何人不可阻擋的！

戰(zhàn)爭的硝煙已經褪去65年，我們的國家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日益繁榮富強，我們每天都在享受著和平的陽光，呼吸著幸福清新的空氣。但是回首那段歷史，卻是依然清晰如昨，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依然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我們緬懷歷史，更好地為振興中華，為早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今天我們再次緬懷那段歷史，最重要的是總結并汲取歷史經驗，以史為鑒，不讓悲傷的歷史重演，讓和平的陽光永遠普照中華大地，以歷史經驗為指導，更好地建設我們的國家，建設我們幸福美好的生活，為早日實現(xiàn)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而不懈努力！

一、抗日戰(zhàn)爭歷史回顧及歷史經驗總結

（一）歷史回顧

回首歷史，日本侵略中國并妄圖全面占領中國的野心由來已久。從19世紀后半葉起，日本就曾與其他列強一起積極參與瓜分中國。明治維新以后七十余年，日本發(fā)動和參加了一系列侵略戰(zhàn)爭，其中大多是侵華戰(zhàn)爭。中國人民不會忘記：1874年日本進犯臺灣，1894年發(fā)動甲午中日戰(zhàn)爭，強迫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臺灣從此離開祖**親的懷抱長達50年之久。此后日本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伺機發(fā)動全面的對華戰(zhàn)爭。1931年日本在我國東北策動“九一八”事變，1935年又進一步制造華北事變，鯨吞中國的野心日益膨脹，欲圖全面占領中國的目的愈加明顯。以1937年七七事變?yōu)闃酥荆毡厩致哉甙l(fā)動了企圖在整個中國實行殖民統(tǒng)治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全面抗戰(zhàn)正式開始。

日本發(fā)動的此次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和損失是空前的。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日本侵略者從國民黨政府手中相繼奪去大部分重要城市，占領了大片土地。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此次日本侵華戰(zhàn)爭中，中國死傷人數(shù)超3500萬，僅南京大屠殺就死亡30萬人以上。從關內騙招到東北的勞工被殘害致死的，不下200萬人。財產損失和戰(zhàn)爭消耗超5600億美元。此外，還有令人發(fā)指的細菌戰(zhàn)、化學戰(zhàn)等。“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成為歷史上

最野蠻、最殘酷的一頁。”①從1894年臺灣淪陷開始，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結束，中國人民無時不刻不在同日本侵略者進行著頑強的反抗，抗日救亡運動運動不斷掀起一個又一個的高潮，無數(shù)仁人志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熱潮當中。從丘逢甲領導臺灣人民抗日到東北抗日義勇軍、抗日聯(lián)軍的組建，從促進中華民族新的覺醒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到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西安事變，在全面抗戰(zhàn)到來之前，中國人民就已經展開了對侵略者的頑強反抗，展示出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隨著“七七事變”的發(fā)生，全面抗戰(zhàn)到來之后，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了抗戰(zhàn)正面戰(zhàn)場和敵后戰(zhàn)場的作戰(zhàn)任務，全國上下，整個中華民族都投入到了抗日的斗爭之中，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整個中華大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經過八年的全面對敵作戰(zhàn)，中國人民從戰(zhàn)略防御走向戰(zhàn)略相持，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癡心妄想，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戰(zhàn)略指揮下，從戰(zhàn)略相持走向戰(zhàn)略反攻，最終在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走向勝利的大背景下，取得了全面抗戰(zhàn)的徹底勝利。

當然，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同樣離不開世界和平人士及組織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那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敵愾、相互支援、并肩戰(zhàn)斗，終于打敗了侵略者，拯救了人類文明，贏得了世界和平。”②在抗日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美國、英國、法國等世界許多國家都向中國提供了寶貴的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國際友人，他們的杰出貢獻中國人民也會永遠銘記在心。

抗日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最偉大的一次民族解放斗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它不僅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侵占整個中國的野心，也徹底清算了日本侵略者半世紀以來對中國的侵略，同時提高了中國的國家地位。同時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革命發(fā)展的至關重要的歷史階段。總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使中華民族由衰轉盛，它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不斷總結、汲取、應用。

（二）歷史經驗

波瀾壯闊的抗日戰(zhàn)爭歷史畫卷除卻它的輝煌和壯麗外，更多的是它歷史的沉思，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雖已過去65年之久，但是它所帶給我們的歷史的思索卻是常思常新的。回顧這段歷史，筆者認為抗日戰(zhàn)爭所帶給我們的歷史經驗主要有這么幾點：

第一、國家的實力決定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落后就要挨打，尊嚴來自實力。為什么一個面積和人口都遠低于中國的日本可以對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并在戰(zhàn)爭初期步步逼近，處于優(yōu)勢地位？這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思考的根源性問題。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進一步告訴我們：在國際舞臺上有沒有地位，有沒有尊嚴，能不能把握話語權，不是取決于我們的領土有多大、我們的人口有多多，而是看我們的綜合實力。一個國家的實力的基礎在于國家的統(tǒng)一和穩(wěn)定，只有有一個統(tǒng)一穩(wěn)定的國家環(huán)境，我們才有精力和力量去發(fā)展我們的國家實力，同時一國的統(tǒng)一和穩(wěn)定也是一國的綜合實力的重要方面。當時的中國從滿清的腐朽統(tǒng)治過渡到軍閥割據(jù)的北洋政府，又從北洋政府過渡到國民政府，整個中國始終處于動蕩不安、四分五裂的局面，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大貧弱的國家，西方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進行侵犯也就不足為奇。

第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真正發(fā)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全民族利益的堅定維護者，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乃至中華民族復興大業(yè)實現(xiàn)的決定性力量。抗日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歷史①《江澤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5年9月4日

②《胡錦濤會見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俄羅斯老戰(zhàn)士代表時的講話》，新華網，2010年5月8日

上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之所以中國可以取得完勝，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當時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戰(zhàn)過程中所起到的偉大的歷史作用。首先，中國共產黨率先提出并積極倡導、維護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抗戰(zhàn)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基礎。其次，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都在積極地組織抗戰(zhàn)，將敵后戰(zhàn)場上升為主戰(zhàn)場，打擊了大部分日本侵略者和幾乎全部偽軍，對抗戰(zhàn)的持久作戰(zhàn)和最終勝利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再次，中國共產黨在抗戰(zhàn)中，及時總結戰(zhàn)爭的發(fā)展趨勢和斗爭經驗，提出了人民戰(zhàn)爭、持久戰(zhàn)、游擊戰(zhàn)等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全國人民，堅定了中國人民必勝的信心和決心。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抗日戰(zhàn)爭的完全勝利。

第三、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實現(xiàn)了全民族的統(tǒng)一抗戰(zhàn)，充分調動了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全部社會力量投入到抗戰(zhàn)之中，顯示了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偉大力量。可以說“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勝利，是全民族團結抗戰(zhàn)的勝利”。③早在華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就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此后毛澤東同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對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做了進一步闡述。中國共產黨最早正確分析了中國當時的國內主要矛盾，提出了團結抗戰(zhàn)的口號，并在整個全面抗戰(zhàn)期間高舉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促成國共合作，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形成了共同抗日、一致對外、同仇敵愾的局面，在全民抗戰(zhàn)中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力量，充分調動了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給了日本侵略者最沉重的打擊，也將一切國內反動個人和組織消滅在歷史的車輪下，同時涌現(xiàn)出了無數(shù)可歌可泣、永銘史冊的愛國英雄和群體。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抗戰(zhàn)完全勝利的基礎和保證。

第四、堅持持久的人民戰(zhàn)爭，充分調動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fā)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因地制宜的采用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打擊敵人，是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抗戰(zhàn)初期，國民黨在正面戰(zhàn)場頑強抗戰(zhàn)，但因忽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幾乎完全依賴抗日軍隊打陣地戰(zhàn)，導致傷亡慘重；而國內的親日派趁機散布“亡國論”，以配合日本帝國主義所宣揚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同時，親英美派則懷抱依賴英美支援的幻想，提出了“速勝論”，在此背景下，為了給全國人民指明抗日勝利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了《論持久戰(zhàn)》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持久戰(zhàn)、發(fā)動人民戰(zhàn)爭的光輝思想，為中國人民的抗戰(zhàn)指出了光明的道路，同時也粉碎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充分調動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戰(zhàn)熱情，激發(fā)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各地軍民因地制宜，創(chuàng)造出了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水上游擊戰(zhàn)等新的戰(zhàn)術，給了日本侵略者有效的打擊，持久的人民戰(zhàn)爭思想是近代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也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造。

第五、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在具體歷史事件中的折射，民族精神是推動抗日戰(zhàn)爭取得完全勝利的精神動力，是廣泛調動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海外華人的精神力量之源。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戰(zhàn)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精神動力和支柱，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正是在其感召之下，中華民族顯示出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空前的團結。對于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抗日戰(zhàn)爭精神，胡錦濤總書記曾做過精辟的概括：“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品格，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團結意識，不畏強暴、敢于同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民族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戰(zhàn)勝侵略者的民族自強信念，開拓創(chuàng)新、善于在危難中開辟發(fā)展新路的民族創(chuàng)造精神，堅持正義、自覺為人類和平進步事業(yè)貢獻力量的民族奉獻精神。”④這些精神伴隨中華民族取得了抗戰(zhàn)的全面勝利，它是中國人民永遠的財富。

第六、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進展推動了抗日戰(zhàn)爭的完全勝利，充分調動國際正義力量，③

④ 羅正楷主編，《中國革命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216頁。《胡錦濤在抗戰(zhàn)勝利紀念大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人民網，2005年9月3日

加強國際合作是抗日戰(zhàn)爭完全勝利的重要外部條件。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正義的民族解放斗爭，更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得到了來自世界許多國家正義力量的支持和幫助，我們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但是我們不能否定蘇美英朝等國對我們的幫助的作用。在抗戰(zhàn)期間，假如沒有國際力量的幫助，沒有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推進，日本是不會那么快被打敗的。對于國際正義力量的同情和幫助，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在心。

二、分析總結汲取抗戰(zhàn)勝利歷史經驗的重要意義

抗日戰(zhàn)爭已經過去了65年了，現(xiàn)在再來分析總結其所蘊含的歷史經驗，并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汲取這些寶貴經驗，應用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為早日實現(xiàn)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具有重大意義和現(xiàn)實價值。

分析總結汲取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是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最根本點，也是我們緬懷那段輝煌而又壯麗的歷史的最好方式。學習研究歷史除了將史實弄清楚，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場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在歷史史實的基礎上，充分挖掘歷史，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總結歷史事件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鑒，更好的開創(chuàng)未來。

分析總結汲取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對于我們很多領域的理論研究有很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理論意義。比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中所表達的持久戰(zhàn)、游擊戰(zhàn)、人民戰(zhàn)爭等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既是抗戰(zhàn)勝利的一基本歷史經驗，同時對于我們的軍事理論研究也是一十分豐富的理論“讀本”。再比如抗日戰(zhàn)爭所體現(xiàn)的抗日戰(zhàn)爭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就為民族精神理論的豐富和完善提供了生動的理論“教材”。

分析總結汲取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生活有著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抗戰(zhàn)的歷史不會重現(xiàn)，但是它所帶給我們的歷史思考卻是永不會停歇的，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很多在今天看來仍然閃爍著它不朽的光輝，我們應該也必須認真思考這些歷史經驗，用他們更好地指導我們偉大的事業(yè)。

三、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今天我們的國家享受著和平的陽光，全國人民正齊心協(xié)力地朝著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邁進，回首歷史，為了不讓悲劇重演，為了我們能將我們的國家建設的更好，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啟示：

第一、要堅持科學發(fā)展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提高綜合國力，真正實現(xiàn)國強民富。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戰(zhàn)爭留給我們最深層次的警示，當前我國經過60多年的和平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巨大發(fā)展，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提高，與抗戰(zhàn)時期的綜合國力相比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當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與世界發(fā)達國家之間還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因此在當前我們必須高舉科學發(fā)展觀的偉大旗幟，將發(fā)展作為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凝心聚力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促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以及和諧社會建設，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提高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讓我國永遠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堅決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穩(wěn)定，正確處理新時期的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確保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同一切分裂國家、破壞穩(wěn)定、制造矛盾的思想言論和組織個人進行堅決的斗爭。國家的統(tǒng)一和穩(wěn)定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基礎性因素，全國人民的大團結是當年我們取得抗戰(zhàn)勝利的關鍵因素，在今天同樣是我們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根本保證。當今我國總體形勢是穩(wěn)定的，全國人民也是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的，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仍有極少數(shù)個人和組織在進行破壞統(tǒng)一、破壞穩(wěn)定、破壞團結的活動，如法輪功、臺獨、藏獨、疆獨分子、惡性暴力犯罪分子等，在新時期，對于這些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我們必須毫不留情予以打擊，對于不明真相的受蠱惑群眾，我們要認真做好教育轉化工作。此外，我們應認真解決人民內部存在的矛盾，及時發(fā)現(xiàn)、及時化解，確保大團結，確保社會主義建設的穩(wěn)步推進。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要堅持黨的領導，不斷推進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使黨更好地帶領全國人民奮勇向前。抗戰(zhàn)勝利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向勝利。60余年的和平建設歷史又再次印證：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fā)展中國，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唯一領導核心力量。因此在新時期，全國人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緊密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為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黨自身也要適應新時期建設任務的需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大力推進自身執(zhí)政能力建設，真正做到廉潔自律、勤政愛民，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用發(fā)展的眼光去評價自己，用改革的精神去加強自身，充分發(fā)揮中國共產黨的領路人作用，帶領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上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真正發(fā)揮黨的堅強核心作用。

第四、充分發(fā)揮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偉大作用，做好新時期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齊心協(xié)力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我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

一。在抗日戰(zhàn)爭中，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揮了其巨大的凝聚作用，實現(xiàn)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同時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中華民族的抗日力量實現(xiàn)了最大化。在新時期，我們的黨提出了新時期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我們應汲取歷史經驗，認真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讓一切可以發(fā)揮作用的力量服務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實現(xiàn)建設力量的最大化。我們不但要團結工人、農民等社會主義勞動者，也要團結海外華僑、華人以及臺灣支持祖國統(tǒng)一的正義人士等愛國者，也要進一步團結國際上一切支持我們、愛好和平的正義組織和人士，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他們對我們建設的積極作用，為我們奪取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提供保證。

第五、重視人民群眾的作用，始終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著力點。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最廣泛的發(fā)動人民群眾，進行人民戰(zhàn)爭，戰(zhàn)爭才能取得勝利，人民是戰(zhàn)爭也是社會進步與發(fā)展的最根本推動力量。當今我們所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最根本的力量同樣來自于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必須僅僅依靠群眾，這“是我們黨永

⑤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首先，我們必須正確認識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歷史告訴

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第一創(chuàng)造者，是生產力發(fā)展的根本推動力。其次，我們要在我們的工作中真正做到重視人民，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重，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

⑥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只要我們緊緊了人民，我們的事業(yè)一定會是無往而不勝的。

第六、要大力宣傳抗日戰(zhàn)爭精神，弘揚民族精神，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奮進。抗日戰(zhàn)爭中所體現(xiàn)的民族精神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精神動力作用，我們應該認真學習、認真領會。在當前，要認真全面地學習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史實，進一步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大力弘揚民族精神，使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不斷高漲，將所有人的力量凝聚起來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使人們以做好本職工作為榮，更加自覺地、積極地為建設富強民族文明和諧的社會現(xiàn)代化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七、和平來之不易，我們應倍加珍惜，要進一步推動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合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力量，避免歷史的重演。艱苦卓絕的抗戰(zhàn)歷史告訴我們：今天的和平是無數(shù)英雄用熱血和汗水換來的，和平來之不易。今天，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要倍加珍惜和平，要大力推動國家間合作，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交往的基本原則，積極推行獨立自⑤

⑥《深刻汲取抗日戰(zhàn)爭勝利歷史經驗萬眾一心實現(xiàn)全面建設小康目標》，新浪網，2005年08月27日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5頁

主的外交政策，與世界上一切友好的國家發(fā)展建設性關系，積極為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為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同時應正視歷史，妥善處理中日關系，積極處理兩國關系中的敏感問題，堅決反對日本島內右翼勢力的軍國主義復活思潮，同一切破壞中日關系的行為作斗爭，加強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相信經過我們的努力，中國兩國關系一定會在健康的軌道上越走越遠，中日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也一定會一直保持，中日友好萬古長青。

回首歷史，歷史的烽火硝煙仍讓我們無限感慨；總結歷史，我們的深沉思考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一定會在難得的發(fā)展機遇期面前，勇敢的承擔起歷史交給我們的新的歷史使命，在抗戰(zhàn)勝利歷史的激勵下，更加執(zhí)著、更加勇猛地向我們既定的目標邁進，勝利一定屬于我們，一定屬于偉大的中國人民！

作者陳志鵬，男，1985年4月生人，山東濟南人，2008年畢業(yè)于臨沂師范學院法學院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大學本科學歷。同年在濟南槐蔭中學任教，中教二級職稱，任教思想品德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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