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做好城市營銷,擦亮城市品牌

2018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做好城市營銷，擦亮城市品牌

自去年始，重慶、廈門、杭州、鄭州、武漢、成都、濟南、西安等眾多二線城市成為新時期的“網紅城市”。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這些地方的城市營銷覺醒。(5月31日新華網)當下的中國和世界已進入互聯互通、開放共享的時代，城市謀求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品牌效應，整合各方資源，借助各方力量。在這個背景下，城市營銷應運而生了。

所謂城市營銷，指系統規劃、整合城市資源，運用市場營銷的方法論，通過樹立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廣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會資源，來推動城市良性發展，以求找到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發展路線。它能將城市變為投資的熱土、旅游的勝地，為城市帶來無盡的財富，可以說成功的城市營銷是城市發展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城市營銷重在對城市資源的提煉總結。每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自然稟賦和發展脈絡，只要深入挖掘，都能找到蔚為大觀的自然歷史文化資源，都有其獨一無二的城市魅力。我們要透過具體的城市元素感受城市靈魂，提煉出貫穿發展全過程的城市主線，讓城市營銷有“望梅覺渴”、引人入勝之感。聽到“湖南如此多嬌”就仿佛能感受到瀟湘子弟的豪氣萬千，聽到“清新福建”就仿佛迎面吹來了武夷山澗雨后的微風，聽到“好客山東”就仿佛看到了一個個質樸的山東漢子，這些都是對城市自然歷史文化資源的高度提煉，對營銷效果至關重要。

做好城市營銷還要創新傳播載體。當今社會是互聯網時代，依靠傳統的傳播媒介單打獨斗已不可取。要為城市營銷插上互聯網的翅膀，利用新興媒體，廣泛擴大城市營銷的覆蓋面和受眾群體。有的城市拍攝短視頻，在各類平臺發布，深受年輕人喜歡。有的城市舉辦體育賽事、會議論壇，提高了城市營銷的精準度。前段時間，一曲《成都》讓天府之國成為無數年輕人心馳神往的旅游勝地，為新時代城市營銷開辟了新境界。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既是城市營銷的受益者，也是責任主體。我們要強化城市主人翁意識，維護城市良好形象，爭做文明市民，建設文明城市，為城市營銷貢獻力量。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高級形態，它承載著千萬家庭的幸福安康。我們要充分借助城市營銷這一新興發展模式，打造城市品牌，譜寫好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宏偉篇章。

文/萬斌

第二篇：2019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多一點“啄木鳥”精神

2019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多一點“啄木鳥”精神

群眾的感受是直觀且樸素的，有問題就整改，眼里不揉沙子、工作不留死角，就能贏得群眾

不久前，《江西日報》一篇《工作人員吹空調 辦事群眾受煎熬》的報道，引來不少關注。報道批評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高新大隊辦事大廳的空調和風扇只設在工作人員區域，辦事群眾酷熱難耐，來辦事得出一身大汗。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立查立改，當日下午即為辦事大廳安裝空調并投入使用，同時承諾將對所有群眾辦事場所進行排查和整改。

辦事窗口在群眾心中代表著一個單位的形象，空調為誰吹不是小事。群眾的感受是直觀且樸素的，有問題就整改，眼里不揉沙子、工作不留死角，動真碰硬、求真務實，就能贏得群眾。老百姓為履行輿論監督職責的《江西日報》點贊，也為立行立改的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送上掌聲。多為百姓著想，多些人性關懷，服務窗口不僅便民，更會成為拉近干群關系的紐帶。

加強作風建設是時代命題、發展所需、人民期盼。江西大力抓工作作風改進的行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西自上而下傳導的作風整改決心。今年5月，江西省作風建設工作會議把矛頭直指“怕、慢、假、庸、散”等突出問題，號召全省來一次作風問題“大掃除”，形成狠抓作風建設的強勁態勢，進一步帶動全省上下提振精氣神、匯聚正能量。以扶貧領域為例，今年以來江西共查處問題2282個、處理3271人，對扶貧工作失職失責的1180名黨員領導干部嚴肅問責。

全面從嚴治黨建立了很好的基礎，但還遠未到大功告成的時候，決不能抓一抓再松一松、緊一緊再歇歇腳。像“空調吹誰”這樣的問題，充分說明在一些習慣成自然的地帶，依然有不良風氣的存在空間，在許多辦事環節上，依然有可以改進之處。惟有嚴字當頭、動真碰硬，發揚整風精神，開展明察暗訪、抓出反面典型，緊緊盯住、聚力整治作風問題突出的領域、部門，才能乘勢而上杜絕“四風”問題反彈回潮，清除不良作風滋生的可能。

清盲區、掃隱患，需要發揚一點“啄木鳥”精神。受南昌市民喜愛的“啄木鳥在行動”，是當地媒體開辟的專欄，近年來通過媒體曝光，倒逼職能部門轉變作風，根治了一大批城市管理“頑疾”。南昌市紀委也推出以“啄木鳥”為標識的黨風政風監督小組，深入高檔小區、旅游景區、購物商場、鄉鎮社區，重點督查隱形變異的“四風”問題。新聞媒體曝光典型案例、紀檢監察機關調查核實，這樣的聯動監督，讓“啄木鳥”式明察暗訪有力發揮了震懾功效，為黨風政風的清朗作出重要貢獻。

一只堅硬到可以啄開樹木的喙，對病樹絕不留情，對害蟲絕不姑息;一種勤勞和執著的韌勁，從不退縮、從不放棄、從不松懈，不除盡害蟲絕不罷休。有“啄木鳥”精神作支撐，力的組織保障。

(作者吳齊強為本報江西分社記者)《 人民日報 》(2018年08月14日 05 版)

正歪樹、治病樹、拔爛樹，進而才能保護好整片森林，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有

第三篇：2014江西軍轉干考試申論熱點：“民生資金”問題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2014江西軍轉干考試申論熱點：“民生資金”問題

【時事目擊】

日前，遼寧錦州掀起一場低保核查風暴，細細“篩”一遍之后，主動退出低保的超過兩萬人。其中，有因人情關系或其他原因受特殊照顧的，也有家庭經濟狀況改善之后不再適合享受低保的。“‘富人開著私家車領低保，窮人流淚盼救濟’的現象一旦出現，就難免遭到群眾的批評”，當地領導干部的一番話，頗值得回味。無獨有偶，此前在湖南耒陽市長坪鄉譚南村，低保亂象令人震驚。一個村支書，為本村的12人違規辦理了低保，其中竟然有8人是其親屬，甚至包括已經去世的父親。與此同時，村里的貧困老人卻常年無法得到救助。

【專家解析】

如何看“民生資金”問題讓那些中飽私囊、失職瀆職、弄虛作假的人付出應有代價，才能讓民生資金成為碰不得的高壓線。這些新聞折射的問題值得深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象主要是病殘老弱、喪失勞動能力、生活困難的群體。雖然每月只有一兩百元錢，卻關乎一個家庭的生存維系，關系政策能否執行到位，影響重大。然而在一些地方，“死人保”“富人保”“關系保”“福利保”頻出，低保金成了各色人等的“唐僧肉”。騙保和錯保，也就意味著漏保，困難家庭享受不到政策惠澤，生活日益艱難。低保不能雪中送炭，癥結在哪里? 翻閱相關制度，低保并非沒有周全的制度設計。中央層面，有1999年出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2007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今年“五一”開始實施的《社會救助暫行辦法》等，各地也就低保申領作出了嚴格規定。然而，有著日臻完善的程序，日益嚴格的條件，為什么騙保漏保還是屢見不鮮呢? 制定出一個好文件，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在于落實文件。低保資金能否發放給真正有困難的家庭，擔負執行和監管責任的有關部門和工作人員是一個關鍵變量。如果執行上不能秉公守法、正道直行，而是懷著“能騙一筆是一筆，能咬一口是一口”的心態損公肥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再多的低保資金也會填不滿欲望黑洞。如果監管上不能恪盡職守、嚴格把關，而是拘泥人情關系，工作懈怠懶散，再完美的程序也會因監管缺位而走樣，以至于正常的民主評議變成了一言堂，正常的信息公開變成了走過場，正常的監管審查變成了糊涂賬。

執行走樣、監管缺位，一定程度上是民生政策遭遇的共性問題。近年來，各類民生優惠和社會保障政策不斷推出，涵蓋從衣食住行到醫療、教育、就業、農業各個方面，總體上看，發揮了托底線、救急難、惠民生的重要作用。但也應正視，民生資金源源不斷輸送到基層，也產生了跑冒滴漏等問題。這種對中央惠民政策的肆意截流，不僅讓好政策口惠而實不至，更會影響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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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不少案件顯示，不單是低保，征地拆遷款、農機補償款、扶貧資金等，也常常面臨“雁過拔毛”“蒼蠅分食蛋糕”等困境。民生資金因此而流失，民生政策因此掛空擋，“便民服務不便民，民生保障難保障”的問題因此凸顯。一些群眾熱切盼望著，眼巴巴看著，可救命錢要么下不來，要么打了折扣。因此，打通惠民的“最后一公里”，管好民生保障的錢袋子，就要在狠抓落實、從嚴監管上下功夫。

這就意味著要動一些人的奶酪，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必然會遭遇各種阻力。打好這場攻堅戰，有賴于加強社會監督，有賴于強化監察和審計，更有賴于完善問責機制，加大懲處力度，讓那些中飽私囊、失職瀆職、弄虛作假的人付出應有代價。只有這樣，才能防止“破窗效應”，讓民生資金成為碰不得的高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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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軍轉干考試申論熱點：全面深化改革

[鍵入文字]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招。李克強總理所作的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對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2014年重要領域的改革任務做出了重大安排。報告中提到的改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內涵豐富、主線清晰，不僅為今年的改革謀好了篇，而且也為今后的改革布好了局。

【事件回顧】

改革千頭萬緒、紛繁復雜，推進改革必須明確改革的核心問題。在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我國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增強發展后勁、釋放發展潛力，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推動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另一方面需要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這都需要以改革為保障。

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一關于改革的指導思想所著重強調的就是以深化改革來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三個解放”著重解決效率和增長的問題，“出發點”和“落腳點”要解決的是公平和正義問題。李克強總理的報告正是圍繞著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需要來安排改革攻堅任務的。

2013年以來，圍繞以上主題，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舉措，促進了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進，但是公平和效率的問題遠未解決。今后一個時期，還需要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落實各項改革措施，為提高效率、增進公平奠定新的制度基礎。

【政策信息】

2013年改革邁出重要步伐

過去的一年，中央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

在提高效率方面，采取了許多改革舉措：

一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入實施簡政放權。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和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減輕企業負擔1500多億元。

二是努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擴大“營改增”試點，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政府購買服務等項改革，極大地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

三是圍繞結構調整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知識、技術創新等工程，全社會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超過2%，推動了一批關鍵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在促進公平方面，也采取了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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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改善民生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社會事業全面發展。推進養老保險、社會救助制度建設，促進教育公平發展，啟動教育扶貧工程，完善全民基本醫保體系，提高補助標準，開展大病醫療保險試點，給老百姓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二是加強安全生產和市場監管，強化重特大安全事故責任追究機制，建立食品藥品統一監督管理機制，規范了市場競爭秩序。

三是創新社會治理方式，完善信訪和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制定修訂行政法規47件，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

【事件解讀】

提高效率、增進公平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然而，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舊的公平和效率問題尚在解決過程中，新的問題已經顯現，提高效率、增進公平依然面臨嚴重的制度性障礙，必須高度關注。

首先，制約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因素依然較多。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階段轉換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國際經濟環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增加，支撐發展的要素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日益突出。應對挑戰、化解矛盾關鍵在于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但效率提高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我們在觀念、體制、機制方面與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和有效監管缺位并存，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同時，中央與地方權責配置不合理，財稅、金融體制不完善，政績考核機制不健全，政府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發揮。如果不能不失時機地深化改革，并在重要領域取得新突破，就會抑制社會創新創造活力，阻礙轉方式、調結構，嚴重影響經濟效率，甚至誘發巨大的經濟社會風險，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必須在制度層面上堅決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有效益、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其次，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實現社會良好治理任務艱巨。我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這一階段往往是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社會分化明顯加速的時期，社會成員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日趨強烈。遺憾的是，受發展階段及多種體制機制因素制約，我國社會領域的問題卻相當突出。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貧富差距拉大，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現象易發多發。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制度分割、群體待遇差距較大的問題突出。三是群眾對住房、醫療、教育、食品藥品安全等重點民生領域意見集中、反映強烈。四是涉及征地拆遷、勞動爭議、環境污染等領域的群體性事件增多，社會安寧祥和面臨空前嚴峻的挑戰。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的永恒追求。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不能在社會轉型期適時完善社會體制、促進社會公平，就可能導致政權更迭、社會動蕩的災難性后果，蘇聯、東歐、利比亞及拉美國家就是前車之鑒。必須著力改變經濟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局面，把建立更加公平的成果分享制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創新社會治理模式，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縮小區域、城鄉、社會群體收入差距，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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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8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明星納稅情況比娛樂圈是非重要

2018江西軍轉干申論熱點：明星納稅情況比娛樂圈是非重要

比起追究某一大牌明星的是非對錯,我們更應關注的是部分高收入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情況,以及如何制定風險防控措施、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的問題

近日,崔永元公開批評導演馮小剛、作家劉震云以及演員范冰冰一事,引來輿論高度關注。由于牽涉諸多名人,情況又頗為復雜,一時之間,人們莫衷一是。然而,隨著崔永元曝光范冰冰在4天內獲得6000萬元天價片酬,并指其有依靠大小合同、陰陽合同等手段偷稅漏稅之嫌,此事的性質已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目前,無錫市濱湖區地稅局已介入調查取證。

崔永元在社交媒體上曝光此事后,范冰冰方面立即發布了一份措辭十分嚴厲的聲明。很快,崔永元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涉事明星并非一個人而是“一個團伙”,并向范冰冰表示道歉。這一言論讓此事顯得愈發撲朔迷離。但是,比起追究某一大牌明星的是非對錯,我們更應關注的是部分高收入影視從業人員依法納稅情況,以及如何制定風險防控措施、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的問題。

何謂“大小合同”“陰陽合同”?也就是說,在交易過程中,雙方簽訂金額不同的兩份合同。主管機關備案登記納稅是一份涉及金額較小的“陽合同”。而另一份金額較高的“陰合同”才規定了交易的實際價格。不過,雙方對其秘而不宣,目的就是逃避納稅這一法定義務。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演員獲得的片酬亦屬勞務報酬。“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減除費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減除20%的費用,其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雖然崔永元對范冰冰的指控目前無法被采信,但陰陽合同動輒涉及千萬元金額的現象,仍不應被忽視。崔永元親口表示,他還有一抽屜類似合同:“隨便拿出來一個這當事人都得進去,直說吧,也不光范冰冰,多了,牽扯的全是大腕兒!”也就是說,陰陽合同早已成為娛樂圈公開的秘密,一種無須避諱的潛規則。本就腰纏萬貫的明星,如果還千方百計偷稅漏稅,不僅是對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漠視,而且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公然踐踏。許多手握高收入卻年年生產粗制濫造影視作品的明星竟能通過偷稅漏稅積累財富,是對勤勤懇懇工作、老老實實納稅的人民群眾的一種極大諷刺。

因此,崔永元的一抽屜合同,早已超越了私人恩怨的范疇,牽涉的是演藝圈的集體失范問題。無論崔永元的言論是否可信,都不應影響到有關部門對影視界高收入群體偷稅漏稅問題的嚴查。

從目前相關法律的規定看,對違法分子的懲戒和震懾力度尚有不足。雖然我國刑法規定: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并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但如果當事人是屬于初次

違法,且能夠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接受行政處罰的,那么其行為就可能不再構成刑事犯罪,這就有可能讓一些明星鉆空子。同時,從社會評價來看,似乎并沒有對明星偷稅行為有太多批判,比如一些自媒體將16年前因偷稅漏稅而入獄的劉姓明星吹捧為“女強人”,絲毫無視其對社會公信力造成的損失。

對于依法防治明星偷稅漏稅來說,不僅需要運用好刑事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是要綜合施策。一方面要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日常監管。另一方面要研究建立偷稅漏稅的黑名單制度,根據情節輕重不同等與社會誠信體系結合起來,形成全方位的約束機制。同時,也要發動社會力量進行監督,鼓勵依法舉報檢舉各類偷稅漏稅行為。

總之,在期待相關調查結果盡快出爐,事件真相早日水落石出的同時,我們也更期盼執法機關能夠雷霆出擊,清除和糾正娛樂圈中可能存在的各類違法問題,不斷加強制度建設、提高處罰力度,讓違法犯罪者付出慘痛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