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研究綜述

近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研究綜述

董志凱

近年，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繼續貼近當代中國經濟開展研究工作。在加強宏觀調控和探索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背景下，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政府對經濟的作用正在深入。從統籌的角度特別是城鄉統籌的角度研究工業化、“三農”問題、收入分配、消費和社會保障、金融、產權等方面的歷史有所發展。在前些年注重體制研究的基礎上，對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研究正在突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注意拓寬視角，從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跨時期的角度研究經濟史正成為趨勢。

一、對新中國建立初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研究 1.新民主主義經濟

新民主主義經濟仍然是改革開放前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熱點。朱佳木、薛漢偉、王文章等人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它的內在矛盾推動著新民主主義加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環節的趕超戰略的實施對這一加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

張徐樂、吳景平等人認為，上海不同層次的私營金融業在走向公私合營的共同目標中，政府采取了導向聯放、聯營和聯管的循序漸進的謹慎政策，體現了中國私營金融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必然性和復雜性。上海外資企業的改造也是成功的，商業協議是一種循序漸進的方式，解決了企業所有權問題，避免了日后在此問題上可能產生的外交糾紛。[2]

1950～1952年期間的土地改革運動，使用了堅定原則性與高度靈活性結合的手段，指導思想和具體政策步驟方面較之民主革命時期在劃分階級成分方面有11點新精神，在對待富農的政策方面有4點新內容，在土地財產的分配政策方面有6個新特點。這些政策改進減輕了社會震動。[3] 1950年初，圍繞東北富農的爭論焦點是能否允許富農經濟發展，其實質則是何時開始社會主義步驟。[4] 無論是關于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還是圍繞山西省委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歧以及對新稅制的批評，毛澤東的一個基本不變的觀點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5] 2.工業化戰略、工業化建設和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道路

朱佳木、董志凱、師吉金等人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雖然存在一定歷史局限性，但總體看，正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和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使中國抓住了歷史機遇，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20世紀50年代中國加速推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邏輯結果，在這場運動結束后毛澤東對農業與工業化相互關系的思考有很高的理論價值。20世紀50年代，以156項建設為代表，工業建設成為國外技術向中國轉移的主要途徑。在編制和實施一五計劃前后，中國在經濟方面學習蘇聯的重點是工業部門和企業，但中國經濟的整體情況并沒有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蘇聯技術首先隨著援華建設的工業項目來到中國，通過引進成套機器設備、工藝和產品設計，中國工業在原材料、能源、機械、電工、兵器等產業領域較快地形成了生產能力，從而奠定了中國現代技術和工業化的基礎。與此同時，1949年至1956年，隨著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心理也發生著變化：從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后的猶豫彷徨，到最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6] 3.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實施

1953年，中央制定實施具有統制經濟特點的統購統銷政策，是為了緩解糧食供求緊張，而不僅是為工業發展積累超額資金。這項制度對保持物價穩定取得了極大成功，后經毛澤東理論提升，統購統銷政策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分支。[7] 梁勝宇指出，新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國際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資本極度匱乏和生產要素不足的國情制約下，通過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集中全國有限的人才、資金和投資品進行重點建設，是一個合乎歷史邏輯的選擇。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要求和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也成為缺乏經濟管理經驗的中國向蘇聯學習、逐步形成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來源和現實途徑。

4.大躍進和調整

對于共和國史上“大躍進”一詞的應用和內涵的探討：周恩來首先用“躍進”說明1956年的經濟發展速度，毛澤東則用它與1956年周恩來等的“反冒進”相對立。1959年，毛澤東、周恩來曾先后對“大躍進”一詞加以量化，但量化的指標仍是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大躍進中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夸大，結果事與愿違。當時，在國民心理素質不高、商品經濟嚴重受阻、制度存在嚴重弊端的情況下，任何一個人都會犯類似錯誤。[10]

張海東、陳東林等人認為，1959~1961年期間，氣候總的來看對農業十分不利。從氣象災害造成的損失來看，1959年和1961年為損失偏重年份，1960年為損失嚴重年份。三年經濟困難的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錯誤地完全歸咎于三年自然災害。但近年來國內外又有文章認為這三年根本沒有自然災害，“人禍”即決策錯誤是惟一的原因。用計量方法分析當時農村因災減產、因決策錯誤減產、因高征購而減少糧食存量之間的比例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從農業糧食減產因素看，自然災害略大于決策錯誤；從農村一個時期集中缺糧因素看，決策錯誤遠大于自然災害。[11]

1961年至1962年，中國共產黨圍繞制定和修改《農業六十條》展開的大規模調查有深遠歷史與現實意義，但其不足和局限為：第一，未超越“三面紅旗”的雷池；第二，未突破單一公有制、集體勞動和按勞分配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 第三，對調查材料的不同認識埋下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種子。[12]

[9]

[8] 而人民公社時期的整風整社運動實際上是“四清”運動的預演，由于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失

[13]誤，造成四清運動打擊面擴大，這為“文革”的發生做了鋪墊。

5.“文革”期間的經濟

程振聲、房維中、譚首彰等人認為，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大門重新打開，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同中國建交，這為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和技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和機遇，開始了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成套設備和技術。1975年，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整頓是推進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一次嘗試，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先聲”。當時，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是當時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目的是既要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要為維護人民公社體制、鞏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樹立一個樣板。這場運動的終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14]

二、經濟體制改革與產業結構轉型分析 1.改革起步與階段劃分

中國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確的改革方法。當我們確定“搭橋過河”的目標時，重要的是橋的形狀、材質、承受力及造橋的成本和時間，而這些問題往往是海歸人士和經濟學家所看不到的。[15]

楊圣明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大致分為三段：初始段大約從1979-1992年；1992-2001年展開了全方位的改革與開放；2002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

[16]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志著進入了以完善為主題的新階段。吳敬璉把中國的改革過程分為：1958~1978年為行政性分權改革階段；1979~1993年為增量改革階段；1994年至今是“整體推進、重點突破”階段，市場經濟制度全面建立。[17]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有6個階段：1956~1966年的萌芽階段、1966~1978年的受挫階段、1978~1984年恢復探索階段、1985~1992年的理論形成階段、1992~2000年的體制建立階段、2001~2020年的完善成熟階段。[18] 陳錦華認為：盡管中國經濟長期受到“左”的干擾，但農村和中小城市仍然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個體工商戶、集市貿易，其在改革開放以后成為活躍和發展城鄉市場的酵母。從1978年12月到1992年l0月黨的十四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分為以下階段：1978年至1984年9月；1984年10月至1988年底；1989年至1991年底的爭論和反復，逐漸突破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實踐表明，市場經濟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充滿變數，市場經濟必須同各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相結合。[19] 雙軌制提出于1984年，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標志，其有三層含義：一是針對當時一般商品和服務，采取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價格機制。1985年初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以后，價格雙軌制就此迅猛發展起來。二是針對私營企業發展的漸漸寬松的經濟政策。三是針對農村大鍋飯推出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糧食批發價格逐步放開。“雙軌制”到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1997年終結。[20]

肖冬連認為，中國的改革不是依據理論預設，而是訴諸實踐和試驗，從局部開始，“撞擊——反射”式地推進。改革初期，從最初的放權讓利到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方向，經歷了重大的觀念和理論的突破，包括激烈的爭論。這種突破得益于理論界的不懈探索和領導人的正確決斷。同時，國際交往的擴大拓展了人們的視野，為反思中國體制弊端、探尋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樣性的參照物和豐富的思想資源。而對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動，還是實踐本身。[21]

2.產業結構的變化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的變化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78~1984年，農村改革展開與農業迅速發展；1985~1992年，非農產業較快發展的時期；1993~1999年，重化工時代前導時期；2000年至今，進入重化工時代。我國長期存在著能源、交通、通信等產業“瓶頸”對國民經濟的制約，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國具備了解決上述矛盾的實力。隨著能源、交通、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的進展，電力、運輸車輛、建筑材料、鋼鐵、有色、石油化工和機械電子等產品和建筑業的需求被帶動了起來，[22]并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新中國有三次重大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第一次是“一五”時期，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的調整時期，第三次是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和信息產業的興起，是一次質的飛躍。3.經濟增長方式與發展水平

[23]

在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歷史評價上，大家的看法是貶多于褒。秦曉認為中國二十多年的發展造就了經濟增長的奇跡，然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擴大。影響效率的因素主要有技術和體制兩個方面。從宏觀層面看，與效率相關的問題還表現為：1.產業結構落后，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比例還不到發達國家的1/2，第三產業中高附加值的金融、信用、保險、咨詢業的程度較低；2.工業布局不合理，礦產資源、運輸、人力資源錯配；3.壟斷行業造成缺乏競爭的效率損失。上述問題的存在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階段，高速增長和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為尖銳。[24] 宋國青的看法則是：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一個中等偏上農民家庭的主要生產資料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其他一些簡單農具和運輸工具以及灌溉設施，大概相當于“另外一頭牛”。后來，農業機械和灌溉設施迅速增加。綜合農業投資和由此形成的固定資產凈值的增長率遠高于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率。過去50年的農業生產效率顯著下降了。用不同指標度量經濟效率的結果可能是相反的。過去26年全社會就業人數的增長率平均為2.2%。不考慮土地的話，總投入的增長率不過5.0％左右，加上不增長的土地，總投入的增長率只有4.0%左右。這樣，總投入的增長只能解釋經濟增長的一半左右。[25]

安立仁的論文指出，通過對中國1952~2002年基本經濟數據分析，可以建立5種中國經濟增長模型：1952~2002年生產函數是非技術進步的；資本的邊際產出不變；勞動的邊際產出不變；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資本產出比率不變)；勞動力無限供給。他證實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資本驅動，而使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根本保證是存在一個高儲蓄率或投資率。胡鞍鋼等通過對1995~2001年中國經濟分析增長來源發現，增長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GDP增長率低于長期潛在增長率；就業增長率明顯下降；投資及資本存量高增長，資本生產率由正變負；人力資本高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率下降了約2-3個百分點。他們認為，這些情況表明，靠大量資本投入、大量消耗資源、大量排放污染的低質量的經濟增長難以維計。

另外，中國經濟的“人均”發展水平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它不僅應用于經濟產出總量，對于分析資源占有狀況同樣有用。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00年降為43％，1950年降為21％，2001年上升到59％，仍未達到1820年所占的比重。人均占有量同人口數量有關，[27][26]中國人口1820年占世界36.6％，1870年占28.2％，1913年占24.4％，1950年占21.7％，1973年占22.5％，1998年占21％，總體看呈下降趨勢，但一直高于經濟總量所占的比重。現在，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位次前移，說明有比較大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說明仍是比較窮的國家。

三、農村改革的歷程與“三農”史

1.農民收入與城鄉統籌

改革開放前，中國城鄉關系呈現三個特征：工農產品不能平等交易；城鄉之間勞動力不能自由[28]流動；城鎮居民與農民權利和發展機會不能平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城鄉聯系顯著增強，城鄉關系的變化特征主要有：工農業產品交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推動了城鄉關系的合理化進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鄉經濟相互作用日趨緊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大量轉移，對城鄉隔離體制造成巨大沖擊；小城鎮大量涌現和迅速發展，奠定了城市化基礎。目前城鄉發展失衡問題仍十分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擴大，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也呈擴大趨勢，城鄉社會發展差距懸殊。

農民收入與負擔的研究是一個熱點，包括農民收入增長的波動性、農民收入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性、農民收入從單一走向多元等。秦興洪等認為，農民收入問題形成的原因在于：1.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損害農民利益。80年代初期，“剪刀差”有所縮小，但到80年中期以后，“剪刀差”又迅速擴大。只是由于80年代國家與農民資金分配的“取”、“予”格局變化，農民總的講是受益的，但實際收入低并長期停滯。2.農民與城鎮居民收入來源不公平。[30] 總之，經濟學界在“農民負擔”問題上有長久而激烈的爭論。大家普遍贊同的觀點是，農民負擔已經趨于農民可承受心理的極限值，并間接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和農村基層社區結構的穩定。農民負擔變化的幾個階段為：1.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7)：積重難返，略有微調；2.農業稅制改革后(1958~1965)，高位盤整，深度下挫；3.“文革”時期(1965~1975)：稅負緩減，雜負混亂；4.改革過渡時期(1976~1988)，逐步規范，穩中有降；5.改革啟動時期(1989~1998)：高位運行，起落不定。總之，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已經初現端倪，農民負擔問題具有典型的“路徑依賴”性。[31]

中國農民收入長期無法上去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對工農業實行不同的經濟政策，使資源配置向城市、工業傾斜。這一戰略是中國在工業化初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2003年，中國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應該是工業反哺農業、城鄉共同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中國財政收入1996年為7,400億元，2000年為16,386億元，增幅達121％，但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只從700億元增至1,231億元，增幅為75％。對于公共建設，城市是由政府出資，農村則由農民自己來負擔。[32] 農業收入分配在1949年以前，地主通過占有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提取土地產量的50%左右（其中包括田賦）。1953年以前的定額提取，農業正稅及其附加達到了農業收入的20%左右，但由于取消了地主階層，農民的收入仍大幅度提高。1953~1977年形成了國家支配主要剩余的提取體制。農民從集體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必須要依靠額外的勞動來增加收入。1978年至1991年重新實行了“定額提取”。1992年后受到來自鄉村基層政府的沖擊，農民負擔不斷加重。[33] 1998年的《糧食收購條例》，造成了各地農村稅費改革的中斷。[34]

陸學藝撰文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特有的城鄉關系和特有的城鄉發展路徑，產生了中國特有的“三農”問題的理論。目前總的情況是農業問題基本解決，但農民和農村問題還很嚴重，根源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一套農村、農業政策還沒有根本轉變。他認為，我們要繼續深化農村體制改革，要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現有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鄉鎮現有的政權體制。[35] [29] 2.農村土地制度

新中國農地制度重大變革有四次，第一次是土改，用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第二次即1953~1955年的初級合作化，農民把自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產資料交由初級生產合作社統一使用，入股分紅，從而有限地推動了生產發展。第三次是高級合作化，取消入股分紅，結果致使產量下降。第四次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廢除人民公社體制，這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中國農民的收入明顯提高。第一次和第四次是完全正確的。第二次，組織互助合作，辦初級社也是要肯定的，但否定富農經濟、家庭農場的發展卻值得研究。第三次改革實際上是走集體農場道路，這不能肯定，至少是太早消滅了私有制。[36]

建國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是不斷尋求效率與公平最佳結合點的過程。股份合作制是一種相

[37]對較優的選擇，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內可以采用的較好的土地制度模式。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證明了國家從對土地的經營中退出來的正確，但是沒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集體所有的法律規定含混不清；沒有把土地所有權和農戶宅基地所有權歸還農民；沒有給予農民長期永久的經營使用權和土地處置權，承包農戶只是半自主的經營主體；沒有將農村集體組織改造為名正言順的合作經濟組織。集體經濟和農戶經營“兩張皮”的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增長，重建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38]經營體制勢在必行。

3.私營經濟的歷程與性質

在轉軌時期，不同地區私營經濟發展路徑分岔。那些較為徹底擺脫傳統意識形態偏好的地方政府將促使民營企業較快獲得組織的相對交易效率優勢，這是溫州模式的由來。那些稍慢擺脫傳統意識形態偏好的地方政府會以基層政權的形式參與企業演化過程，因而發展出了具有模糊產權結構的鄉鎮企業，這是蘇南模式的由來。那些固守傳統意識形態偏好的地方政府，不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

[39]供合理的政策環境，這便是中西部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現狀。黨和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法律地位的認識及保護，經歷了1949~1954年有限發展、1956~1978年幾乎絕跡的時期后，迎來了1978~1992年個體和私營經濟大力發展的時期和1992~2003年蓬勃發展的時期，其法律地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對于雇工問題的研究，張厚義認為，我國關于雇工問題有兩次大范圍的爭論，建國初期關于“黨員雇工”問題的爭論和改革開放初期關于個體、私營經濟中雇工問題的爭論，其中經歷了階級分析法、經濟分析法和法律分析法等利用不同方法的認識。根據第三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數據，在被調查的企業主中平均年總收入為110,470元，其中利潤收入92,335元，其余18,135元為工薪等收入。[41] 勞動收入最多只占16.4％。[42]

關于鄉鎮企業的研究，譚秋成指出，1994~2000年，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不僅明顯放慢，還出現了虧損面擴大、虧損額增加、債務水平升高的現象。對此，有矛盾的兩種解釋：大型金融機構天生不適合為中小企業服務，結果造成了中小企業融資出現困難，鄉鎮企業目前的困難源于銀行的公有性質以及由此引起的企業預算軟約束；不同觀點則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鄉鎮企業技術選擇上越來越偏離比較優勢原則，導致了經濟結構趨同、過度工業化以及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43]

四、收入分配、消費率與社會保障史

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有雙重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可分為兩個時期：197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經濟增長；從1995年開始，收入差距的繼續擴大使它對消費和投資的作用走向反面，由過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轉變為制約因素。在20多年的改革進程中，收入分配趨于不平等的演變導致經濟增長呈倒U軌跡變遷。[44]

20世紀后半葉以來，按照SNA的支出法計算，在GDP中，最終消費率(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1978年為62.1％，1981年為最高，達67.5％,1989年為64.1％，2002年最終消費率降到改革以來的最低點58％。我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增長。

[46]

[45][40]

不同的觀點認為，低消費、高投資是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常態。

李海鳴認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建設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創建革命根據地后開始的的階段；二是建國以后到“文革”前階段，其顯著特征是企業的社會保險具有統籌、互濟使用的社會化特征；三是“文革”至1986年，這時社會保障完全單位化，形成了嚴重的單位辦社會；四是1986年至今，這個階段掀開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序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進一步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47] 另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是建立在公民權分離的基礎上，導致城鄉之間在衛生醫療服務和老年保障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著1950年代初建立的比較慷慨的養老金制度，且待遇標準超過了發展中國家通常的水平，而農村地區卻沒有正規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

五、財政、貨幣政策、宏觀調控與投融資體制改革

[48]

對金融貨幣歷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利率、匯率和體制改革。于1948年底出世的人民幣，一開始就被嚴厲的外匯管制封閉在中國大陸的邊境之內。國際上開始關注人民幣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之交。經過10年改革開放，從國際貿易和對華投資的角度，國際上都要求中國放寬外匯管制，這導致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但直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人民幣所受到的國際關注還主要限定在專業國際組織和國際經濟聯系領域。人民幣問題提升為國際普遍關注的重大經濟乃至政治問題，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人民幣匯率問題一波三折，總的趨勢是壓力越來越強勁。

金融壓抑是中國銀行體系的主要特征之一。關于金融壓抑的研究，盧峰等認為，早在1952~1978年的計劃經濟年代，低利率體系就被用來向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低成本的資金。自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金融壓抑依然存在。壟斷地位使四大國有銀行的貸款總額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都占整個銀行業總貸款量的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這個比例依然維持在77％左右。金融壓抑和低效率的國有銀行壟斷造成銀行業嚴重的信貸歧視。[50]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利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在1979~1990年，實際利率與經濟增長同方向變動。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實際利率逐漸表現出與經濟增長反向變動的關系。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但影響程度較其他經濟變量弱，而金融發展指標對經濟增長卻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51]

[49]

對于中國銀行體制的改革的研究，劉錫良認，中國銀行體制改革是從“大一統”銀行體制到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體制的制度變遷過程。銀行體制的變革的核心有二：一是完善中央銀行制度，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二是完善商業銀行制度，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產權明晰的微觀銀行體系。商業銀行的改革大體經歷了企業化經營、商業化改革、加強銀行內部經營管理、明確股份制改革目標等幾個階段。從大的方面講，企業制度是銀行制度的基礎；就銀行本身的改革而言，搞股份制只是明晰產權、建立現代銀行制度的重要步驟，而不是銀行改革的全部。[52] 過去10年涉及投資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可分為三類：一是屬于方向正確而實際不到位的，例如“主要靠市場配置建設資金”、“建立嚴格的投資決策責任制，強化投資風險約束機制”，等等；二是以建筑業改革混充投資改革；三是經濟含義混亂的一些特色措施，在實踐中恰恰是這一類措施推行最得力。投融資體制改革滯后，使得一些老的病根未能去除，新的矛盾又在積累，反映出來的明顯癥候有四：1.國企增加待破產成員，銀行增加待處理壞賬；2.國企缺乏持續投資的能力；3.民間投資融資障礙重重；4.信用缺失。[53] 因此，張曙光認為，中國經濟是一個靠投資拉動的經濟，不僅是由于中國的投資率是世界各國中最高的，而且由于投資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度很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由于投融資體制的限制，中國投資的效率卻比較低，且呈不斷降低之勢，這影響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因此，改革開放25年，我國雖然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依然是一個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54]

關于宏觀調控問題，劉樹成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根據經濟運行態勢和體制環境不同，共進行了5次緊縮型的宏觀調控，它們分別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與前四次宏觀調控相比，第五次宏觀調控具有新特點：調控針對不同；態勢經濟體制基礎不同；調控方式和手段不同；對外經濟聯系程度不同。陸磊認為，宏觀調控對所有的轉軌經濟國家都意味著風險，原因在于所調控的經濟主體在持續發生變遷，以往的調控經驗與手段隨時都面臨著失靈的可能。1993~1996年的三年治理整頓和著名的“宏觀經濟十六條”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1999年，政府提出保住經濟增長率達到8％而實際僅達到7.8％

[55]的時候，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微觀與結構上的深刻轉型，經濟主線變成了中央一地方一多元化經濟主體。[56] 吳超林認為，1984年以來，中國的宏觀調控在總體上可界定為以抑制總需求和以擴大總需求為特征的兩大階段，它們決定了中國貨幣政策的演變及其特點。我國貨幣政策演變的進程反映了從直接的計劃控制不斷向間接的市場調節轉變，展示了我國宏觀調控向規范化方向發展的一般歷程。[57]

六、工業化、城市化史

加入WTO前，我國工業發展戰略的演變，基本上是圍繞著對外貿易戰略、利用外資戰略和產業結構戰略的轉變展開的。而我國產業結構戰略的轉變，則伴隨工業化過程的演進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大體上經歷了：1979~1988年扭轉片面重工業化傾向、發展以輕工業為主的加工制造業階段；1989~1991年調整工業內部結構、控制一般加工工業發展、加強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階段；1992~2001年加快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推動工業結構由高加工度化向技術集約化轉變的階段。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必然一度表現為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中國多數產業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幼稚期、成熟期和強壯期。為了向第三階段拓展，企業戰略可有三種選擇：品牌導向戰略、產能導向戰略和因勢借勢戰略。[59]

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率目前約為1.25，可以說已經進入到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的中后期也是城市化的高潮階段。資金目前有較多剩余，而主要問題是土地極為稀缺。[60] 在改革開放初期，城市資源幾乎全部被舊體制成分占據。通過“給政策”方式，開發區普遍成為了新體制環境最容易生成的區域。這不僅為大批外資、“三資”、民營等市場經濟成分提供了立足的空間，降低了改革的代價，而且為規避新舊體制直接碰撞提供了寶貴的時間錯位機會。

[61]

[58]

李京文指出，中國的城市化與工業化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發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國家，但差距并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么嚴重。產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城市化有一定程度的滯后；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較低。后一個因素又主要受中國長期以來投資比率過高的影響。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關系受制于國民經濟中基礎因素的影響，希望僅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改變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是“頭痛醫頭”的態度。在可比較數據的87個國家中，我們可以得出中國的大城市發展略顯不足的結論。[62]

作者：董志凱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836）

[1]薛漢偉、王文章：《新民主主義加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解釋》，《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7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張徐樂：《上海私營金融業的聯合之路：由聯合放款、聯合經營到聯合管理》，《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吳景平、張徐樂：《接管上海官僚資本金融機構述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張侃：建國初期在華外資企業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李良玉：《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江蘇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江紅英：《新區土地改革與開辟工業化道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l期。

[4]羅平漢：《1950年關于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張明遠：《建國初期東北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百年潮》2004年第1期。

[5]戴茂林、趙曉光：《試析“高饒事件”發生的原因》，《黨史研究與教學》2003年第6期。

[6]朱佳木：《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董志凱、吳江：《新中國工業的奠基石——156項建設研究》，廣東經濟出版社2004年；孫代堯：《20世紀50年代中國急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業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4年第2期；張柏春、張久春：《蘇聯援華

責任編輯：孫

晶 工業項目中的技術轉移》，《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1期；武力：《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工業化道路的認識演進》，《黨的文獻》2004年第2期；師吉金：《1949-1956年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心理之變遷》，《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7]劉洋：《統購統銷——建國初期統制經濟思想的體現》，《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6期。[8]陳甬軍：《中國為什么在50年代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9] 魯振祥：《共和國史上“大躍進”一詞的應用與演變》，《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0]張國星:《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經濟理論依據》，《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2期；曹學恩：《大躍進失誤》，《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11]張海東、張尚印、李慶祥：《對我國1959～1961年氣候條件的分析與評估》，《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陳東林：《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12]賈俊民：《圍繞〈農業六十條〉的農村大調查》，《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3]林小波：《四清運動的起源》、戴安林：《湖南四清運動述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3期；李海紅：《“四清”運動的回顧與反思》，《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

[14]程振聲：《李先念與七十年代初的大規模技術設備引進》，《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l期；房維中：《我所知道的〈工業二十條〉起草始末》，《中共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3期；趙凌云、張建勤：《1975年經濟整頓在黨的經濟工作史上的歷史地位》，《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5期；譚首彰： 《毛澤東與農業學大寨運動》，《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5期。

[15]劉紀鵬：《想念體改委》，《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7月2日。

[16]楊圣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百年潮》2004年第3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中國加速轉型期的若干發展問題研究》(總報告)，《經濟研究參考》2004年第16期。

[17]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柳紅：《回望改革來路駐足風云深處》，《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18]毛傳清：《論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六個階段》，《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19]陳錦華：《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4期。[20]柏晶偉：《警惕政府部門滑向新“雙軌制”》，《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12月24日。

[21]肖冬連：《1978-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5期。[22]李佐軍：《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財富周刊》2004年第4期。

[23]趙夢涵：《新中國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歷史變遷及宏觀政策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4期。[24]秦曉：《合理性的代價和陷阱》，《財經》2004年第23期。

[25]宋國青：《全社會投資效率在上升》，財經網（http://caijing.hexun.com）2004年10月24日。[26]安立仁：《資本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1952-2002》，《人文雜志》2003年第6期。

[27]胡鞍鋼、鄭京海：《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為何明顯下降》，《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3月26日。[28]王夢奎：《世界千年經濟史中的中國》，《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8月10日。

[29]韓俊：《中國：由城鄉分割走向城鄉協調發展》，《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3月19日。

[30]秦興洪、廖樹芳、武巖：《近50年來中國農民收入變動的五大特征考察》，《學術研究》2003年第1l期。[31]張藝雄：《新中國農民負擔的階段性分解與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32]鄔鳳英：《反哺農業正其時》，《解放日報》2004年3月29日。

[33]武力：《試論1949年以來農業剩余及其分配制度的變化》，《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34]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武力、鄭有貴主編：《解決“三農”問題之路》，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

[35]陸學藝：《中國“三農”問題的由來和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36]曉亮：《探索土地問題的解決途徑》，《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10月21日。

[37]萬振凡、肖建文：《建國以來中國農村制度創新的路徑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9期。

[38]王景新：《農村土地制度創新與農民組織發展——中改院改革形勢分析會觀點綜述》，中評網，2004年5月14日；武春生：《尋找梁生寶》，《讀書》2004年第6期。[39]鄧宏圖：《轉軌期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40]馮輝、萬其剛：《我國個體和私營經濟法律地位的歷史演變》，《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41]參見《中國黨政論壇》2001年第9期。

[42]馬永輝：《關于雇工問題爭論的歷史考察與思考》，《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2期；徐則榮：《全面準確認識我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海派經濟學》2003年第4期。

[43]譚秋成：《銀行體制、預算軟約束與鄉鎮企業目前的困難》，《中國農村觀察》2003年第6期。[44]喬榛：《經濟增長：一種從收入分配角度的解釋》，《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6期。[45]董輔礽：《提高消費率問題》，《宏觀經濟研究》2004年第5期。

[46]羅云毅：《低消費、高投資是現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常態》，《宏觀經濟研究》2004年第5期。[47]李海鳴：《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遷和改革的難點分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8]魯思來、貢森、亞瑟·候賽因：《中國農村老年保障：從土改中的土地到全球化的養老基金》，《經濟社會比較》2004年第4期。

[49]黃達：《人民幣的風云際會：挑戰與機遇》，《經濟研究》2004年第7期。

[50]盧峰、姚洋：《金融壓抑下的法治、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51]陳柳欽、曾慶久：《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年第10期。[52]劉錫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值得研究八問題》，《政策動向與數據解讀》2004年第2期。[53]郭勵弘：《中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前瞻》，《管理世界》2003年第11期。[54]張曙光：《簡議投融資體制改革》，中評網2004年4月21日。

[55]劉樹成：《跨越25年：五次宏觀調控 力推中國經濟》，《國際金融報》2004年8月13日。[56]陸磊：《宏觀調控的挑戰來自微觀和結構》，《財經》2004年第6期。

[57]吳超林：《1984年以來中國宏觀調控中的貨幣政策演變》，《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郭克莎：《加入WTO前我國工業發展戰略的演變》，《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59] 金碚：《中國產業發展的道路和戰略選擇》,《中國工業經濟》2004年第7期。[60]王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中國改革》2004年第1期。[61]陳淮：《中國開發區建設25年》，《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9月6日。

[62]李京文、吉昱華：《中國城市化水平之國際比較》，《城市發展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二篇：近年來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

近年來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

【摘要】20 世紀80 年代，我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開始出現，90 年代中后期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

出現了與80 年代初期進入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不同的特點，“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近年

來，學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與特點、社會融合、市民化進程、社會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統。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 城市融合；市民化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我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大量的農民

從農村來到城市，農民工數量在迅速增長，他

們主要在城市從事非農工作并且與農村土地保

持著一定的經濟聯系，亦農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點。當今的農民工內部已經產生了較大的分

化，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出現了與80 年代初期進入城市的第一

代農民工不同的特點，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

或“第二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

與特點、社會融合及市民化的進程、社會保障

等引起了學者們廣泛的關注，本文根據以上幾

個方面總結和梳理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及特點

農民工是指從農民中率先分化出來，與農

村土地保持著一定經濟聯系，從事非農業生產

和經營，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并具有

非城鎮居民身份的非農業化從業人員（盧海元，2004）。當前農民工已不是一個高同質的群體，有學者從代際的角度對農民工群體進行縱向的研究，王春光（2001）認為，農村流動人口已

經出現代際間的變化，他們在流動的動機以及

其他許多社會特征上存在差異，從而提出了

“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劉傳江、徐建

玲（2006）指出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年輕的農

民工和計劃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長的農民工，這兩部分亞群體在文化、觀念和行為上存在顯

著差別，并提出了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

工的概念。許傳新（2007）對農民工進行分層

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中的“精英”，特指年齡在25 歲以下的農民工，是介

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

口。本研究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具體是指1980

年以后出生，20 世紀90 年代后期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他們與第一代農民工在生活的社會

經濟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觀念和行為上 都存在較大的差異。

劉傳江、程建林（2008）根據2005 年農民 工課題組調查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 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狀況、務農經驗、未來歸 屬傾向、自我身份判斷等方面均與第一代農民 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年齡為20.8 歲，90%以上未婚，平均務農時間為2.1 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為8.9 年；第一代農民工平均年齡為 38.4 歲，近91%已婚，平均務農時間為11.4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6 年。就在城市就業途徑而 言，尋找工作、用工單位招工與職業介紹機構 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三個主要途徑，分別占 36.4%、36.4%和19.8%，相比較第一代農民工 的老鄉介紹、親戚朋友介紹等傳統的社會網絡 來說，新生代較少運用初級關系網絡。高穎

（2008）根據2007 年在北京、廣州等5 個城市 的調查數據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隨著“第一代 打工族”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或回流農村，16～ 30 歲的“第二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勞動力轉移 的主體，在務工選擇方面占更多的主動，他們平均工資較高，工作時間較短，同時流動性也 較強；16~30 歲的新一代農民工平均在3.72 年 的時間里輾轉于2.52 個城市；獲取高收入不再 是新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最主要的驅動力，開拓眼界、自由平等和個人發展機會是他們更 為看重的因素。周正平（2007）認為新生代農 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顯著變化集中體現在，由 第一代農民工的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由 第一代農民工的城鄉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由 第一代農民工謀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轉變。

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研究

（一）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意愿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長期以來

實施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社會體制，決 定了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獨特性，人口城市化呈 現出不完全、非正規化的特征。王桂新、沈建 法（2008）以上海為例，從微觀角度考察中國 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認為目前 中國城市農民工總體上已達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會關系、心理認同等非物質維 度的市民化都已達到接近60%的較高水平。即 使受戶籍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二元社會體制的屏障，中國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的市民化仍 然取得了較大進展。劉傳江、徐建玲（2007）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鄉勞動力兩階段轉 移的“中國路徑”而提出的現實課題。新生代 農民工不僅是一個在社會經濟特征和個人特征 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有著諸多顯著不同的流動 群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 體。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過程被分割成兩個子過 程：第一階段從農民（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 市農民工的過程已無障礙，第二階段從城市農 民工到產業工人和市民的職業和身份變化過程，目前的進展依然步履維艱，需要我們用“農民 非農化理論+農民工市民化理論”的“兩步轉移 理論”取代傳統的“農村人口城市化”或“農 民市民化”的“一步轉移理論”。劉傳江、程建 林（2008）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 打算通過多種途徑盡量留在務工地，2005 年課 題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欲“通過打工，爭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鄉干 農活，想過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 農民工希望成為市民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收入 高、生活水平好、精神文化生活豐富以及為自 己的孩子以后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考慮。

（二）中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研究

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民工進城受到不公平的社會待遇，城市對農 民工來說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拒入”，農 民工的城市融合狀況，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 城市融合狀況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許傳新

（2007）對農民工進行分層研究認為，新生代農 民工城市工作適應、人際適應等都處于中等水平，而生活處于較低水平。他們雖然進了城，但并沒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 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著一定的社 會隔離。有學者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受到城 市生活方式的影響，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 改變，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對農村社會的認 同在減弱；同時在城市社會中遭受到制度性的__ 社會排斥，他們的社會認同就會趨于“內卷式” 的建構，既不能融入城市社會，又難以回歸農 村社會，從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會認同，處于尷尬境地（王春光，2001）。新生代農民工 被主流社會排斥在外，形成了邊緣化的感覺和 意識，這又進一步阻礙了他們重回主流社會

（簡新華、黃錕，2007）。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 認同和社會認同，具有融入和游離并存的特點，主觀上的想融入和現實的殘酷使他們處于尷尬 的局面（彭遠春，2007）。李海超（2007）對農 民工的年齡分層進行研究，認為青年農民工受 教育程度高，但是其工資收入卻與中年農民工 的收入是一致的，主要是青、中年農民工打工 所在的企業性質和企業規模上的分布不存在差 別所致。劉傳江，程建林（2008）設計了農民 工市民化進程指標體系，利用2005 年課題組的 調查數據對農民工市民化進程進行了實際測算，結果表明農民工市民化率為50.23%，而第一代 農民工市民化率僅為31.3%。第一代農民工的市 民化成為市民化初步階段，新生代農民工則處 于市民化的中間階段，目前仍面臨很多障礙，因此市民化進程任重道遠。孫秀娟（2007）認 為中國農民工向上流動的空間長期處于壓縮狀 態，有社會結構，也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應 該從政府營造公平開放的流動環境，建立開放 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全體社會成員轉變心態和觀 念等入手，使農民工獲得向上流動的空間。

第三篇：經濟史問題

經濟史問題

? 1.總結清前期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特點(3~5個方面)。

? 2.19世紀西方對華鴉片貿易是如何泛濫的？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了怎樣的危害？

? 3.近代不平等條約制度對中國經濟有哪些重要影響？

? 4.論述洋務派民用企業的發展概況、經營管理特點及歷史意義。? 5.比較近代錢莊業與票號業各自的經營特點。

? 6.論述近代中國金融業新舊更替的歷史過程，試析新舊更替的主要原因。

? 7.分析中國近代工業化“國家資本啟動30年----民營化30年----逆轉為國家資本壟斷”走向的主要原因及歷史經驗。

?8.中國近代三次經濟立法高潮主要內容及局限性。

? 9.請結合某一行業具體史實分析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在近代經濟發展中各自作用及局限性。

? 10.論述近代中國農業生產的基本特點。

? 11.沒有農業改革相配合的“工業化”評析。

? 12.您認為張謇、陳光甫、范旭東、盧作孚等企業家在與強大的外國資本競爭中有哪些經驗值得學習？

? 13.為何“儒商”在近代企業家群體中成就更大、影響更廣 ？

? 14.試析近代工商社團在經濟發展史中的作用。

? 15.談談日本帝國主義在1931-1945年間在我國東北的主要產業政策。

? 16.論述抗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抓捕和奴役中國勞工的史實及其對淪陷區經濟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 17.抗戰時期中國西部經濟開發的主要成就及其歷史作用。

? 18.論述抗日根據地經濟斗爭的主要特點及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 19.分析抗戰勝利后國統區很快出現經濟崩潰的主要原因。

? 20.論述土地改革的偉大歷史意義。

? 21．試述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勝利的必然性及其偉大歷史意義。? 22.試述中國經濟近代化過程中的地區差別。

? 23.總結建國初期陳云等人治理惡性通脹的主要經驗。

? 24.結合經濟史實論述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什么不能跨越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 25.論述建國初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經濟方針的歷史意義。

? 26.試評建國初期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

? 27.“一五”期間我們通過計劃體制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而現在我們卻對計劃體制進行很多否定，試結合經濟史實談談您對計劃體制的認識。? 28.“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對其后20年中國歷史有何重要影響？ ? 29.結合有關大躍進運動的經濟史實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

? 30.在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各關鍵時期中共中央全會均把“三農”問題作為研究主題，請談談您在這方面的認識。

? 31.結合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實試論政府在工業化中的作用變化。

? 32.與蘇聯東歐相比，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特點是什么？

? 33.請談談您對我國沿海經濟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的認識。

? 34.試述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及現階段應采取的主要措施。

第四篇：@近年來“三農”問題研究

近年來“三農”問題研究

摘要：關心農民、支持農業、發展農村，不僅是現實問題，也是戰略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目前，關于“三農”問題理論界爭論最為激烈的焦點問題有三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什么；“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是什么；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研究現狀表明，理論界在這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上還未達成共識。

關鍵詞：“三農”問題；根源；出路

“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益突出，理論界和決策層逐步認識到它的嚴重性。近年來圍繞“三農”問題，理論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有效的解決措施。近年來，“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三農”問題的實質到底是什么，理論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鐘甫寧認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務農收入得到保障，農民才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動機，農產品的供應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政府如果沒有能力對農業生產進行補貼，那么，農業勞動力的份額就必須下降到大體上與GDP相應的水平，才能保證務農可以得到與從事其他行業大體相當的收入，保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1]辛德樹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失業問題。他指出：城鄉差距過大，農民收入太低是“三農”問題的突出表現，長期以來對農民的歧視性制度安排是產生“三農”問題的根源，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打破這種觀念，努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也就是解決非農就業問題，把農民的就業和城市居民的就業放到同等的高度，納入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局中。[2]

田建文，任慶國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地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他們指出：農業地域系統的各子系統及組成要素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三農”問題，表面上看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實際上這只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它還包括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土地、礦產、水資源日益匱乏，人均占有減少，利用率低等問題。這些問題聯結在一起即農村地域系統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3]譚安華，吳仲斌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三農”問題的本質是“效率”和“公平”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看，它的本質是有效供給不足。從分配的角度看，它的本質是公平問題即分配不合理。[4] “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 對于“三農”產生問題成因，理論界和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1 二元結構說

馬寶成認為，城鄉二元結構是“三農”問題的體制原因，這是學術界基本一致的觀點。這一政治治理結構主要表現為國家在戶籍身份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實行的城鄉分離的政策。半個多世紀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在國家治理中始終處于一種不可動搖的地位，它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造成城鄉稅負極端不公，成為農民負擔久減不輕的體制根源。[5]

1.2 城鄉統籌發展說

田順成認為，沒有很好地城鄉統籌、科學發展是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科學利用土地資源，導致農民耕地占有量快速減少；沒有科學實施城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導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沒有科學實施城鄉社會協調發展，導致農村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嚴重滯后；沒有科學安排資源要素合理流向，致使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難，財富占有量減少；沒有科學實施城鄉收入分配制度，致使農民與居民收入比例不斷拉大。[6]

1.3 基本國情說

溫鐵軍指出，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有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制度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他認為，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已減少到約1.2畝，無法實現規模經營。而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又將農民長期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延緩了城鎮化過程。[7]吳敬璉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農村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人均占有資源、首先是土地資源的數量過少，因而土地報酬遞減的趨勢十分明顯，生產率提高緩慢而成本卻迅速增加。[8]

1.4 政府作用空間說

曹榮慶，索紅認為，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原因在于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間。在我國農民的經濟活動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一直在發揮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靈的諸多領域，但是政府并沒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能。我國政府還把農民能夠自發地利用的市場空間人為地縮小，由此形成了相對于農民來說的政府 作用的負向空間，這些都造成了對農民工的各種限制。

[9]1.5 認識偏差說

林光彬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運行機制與運行方式。在社會等級制度的影響下，一切按等級劃分。不同等級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農民一般處在社會等級制度的最低層，處于相對被歧視的地位；農村處于以城市為中心的邊緣地區，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農業則在現代產業發展中處于外圍地位，往往是現代工業發展的犧牲品。[10]李小群認為，造成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國民待遇和公共權利的不平等。由于我們長期以來實行了區別性的政策，在資源配置和使用上，在教育、衛生、文化、科技和社會公共福利待遇等諸多方面，使農民與其他階層處于不平等地位。這是形成“三 農”問題的根本原因。[11] 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思路

2.1 統籌城鄉發展論

郭江平認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是“三農”問題的集中反映，這主要是由于向工業傾斜、向城市傾斜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得到及時調整造成的。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改革農村產權制度、土地征用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教育管理體制、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等。

2.2 城市化推動論

劉愛梅，秦學京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國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化可以有效地減少農民數量，使多數農民不再為農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城市化和工業化能使人們聚集到二三產業，產生聚合效應，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2.3 市場化帶動論

王玨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推進市場化改革，同時，改革和創新農村的各項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他指出，農村市場化改革的關鍵在于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使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要把城市工商業特別是農村鄉鎮企業方面的資金、技術、管理等資源引導到農村，支持和拉動農村的發展，這種“就地發展”、“坐地引資”的模式可以和“農民進城”的模式互補推進。

2.4 結構調整論

馬寶成認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主要表現在： 第一，建立平等的現代教育制度，真正給予農民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第二，建立公平的現代就業制度，給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第三，建立現代公共服務制度，使農民能夠擁有大體平等的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權利。第四，在社會保障問題上，應該逐步打破傳統的城鄉分離的社會保障制度，構建城鄉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第五，取消農業稅制，統一城鄉稅負，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制度。第六，改革戶籍身份制度，給農民以真正的國民待遇，使農民享有憲法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應有的權利與發展機會。解決三農問題的現有體制政策

3.1 立足于為農工減負，構建農工增收的長效機制。

當前，影響農工隊伍穩定的主要因素在于農工增投不增收，增產不增收，農工從事農業勞動獲取的比較利益較低。農工獲取較低收益的原因主要并不完全在于農工勞動的生產績效低，而是由于大量的社會成本和負擔，侵蝕了生產利潤。這可從張為棟、謝江樺的研究兵團主要農作物的單產水平長期遠高于自治區和全

[12]國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解釋。構建農工增收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尤其是要大力發展基于兵團特色農業資源基礎上的農業產業化；構建公共財政，以制度化的方式來減輕農工承擔的企業辦社會的社會成本和負擔；加強兵地之間的經濟聯系和往來，擴大經濟交流半徑，實現資源的合理流動，優化資源配置；加大中央和地方改善兵團農業生產環境和條件投入力度，降低兵團農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瓶頸和交通、交換等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和交易效率，實現農工增收。

3.2 推進農業體制改革

加快推進農墾團場的體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穩定農工發展預期。長期的軍事化管理和計劃經濟的運行使農墾團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呈現出改革步伐緩慢和對市場經濟的種種不適應，構成了兵團農墾發展中的體制性障礙。許多基層干部仍然習慣于軍事化的指揮和管理，不善于掌握新的管理理念和運用新的管理手段進行宏觀控制和生產管理，成為兵團農墾團場經濟效益難以提高的長期制約因素。鑒于農墾團場的經濟負擔，許多團場不主動為職工全面參保、投保，農工則因經濟效益不好、投保費用太高放棄投保，嚴重影響 農工對農墾事業和諧發展的預期，行為短期化、盜賣農產品，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監督成本。因此，必須要加快農場體制改革步伐，構建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管理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提高管理水平，做到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和 文化留人。

參考文獻

[1]劉月蘭.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口遷移研究[J]西北人口，2007，(2)：112 [2]兵團第二次全國農普辦公室兵團統計局.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次全國農業 普查主要數據公報[J]新疆農墾經，2008，(3)：11 [3]鄒東濤，歐陽日輝.國改革開放30年(1978～2008)[M]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8 [4]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編輯委員會.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 200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141 [5]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編輯委員會.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 2007[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614 [6]周國勝，余中文.于對兵團建立減負長效機制的探討[J]新疆農墾經濟，2008，(4)：43 [7]劉月蘭，汪學華.954-2005年新疆兵團人口發展特點及制約因素分析 [J]西北人口，2008(1)：98-102 [8]吳福環，郭泰山.疆通覽[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26 [9]姚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口素質芻議[J]西北人口，2002，(3)：24 [10]李豫新，張建倫.動力要素與兵團農業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社科 縱橫2007(7)：36-38 [11]劉婭.團農場勞動力引進機制與配置模式研究[D]石河子大學碩士論文，2006 [12]張為棟，謝江樺.疆兵團農業雙層經營績效評價[J]中國農業會計，2008(2)：18-20

第五篇：中國經濟史習題

中國經濟史習題

一 選擇題

1、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國民經濟的主體是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受（）的制約，因而在國民經濟中居于從屬地位。

A工業水平發展B手工業水平發展

C農業發展水平D經濟發展水平

2、市場的時序結構從時間來看包括現貨市場（）。

A批發市場B期貨市場

C工業市場D農業市場

3、東西方文明交往，有軌跡可錄的是漢代開辟的（）。

A農業之路B工業之路

C絲綢之路D經濟之路

4、近代中國有三大鐵路干線，一是京廣線、二是隴海線、三是（）線。

A京哈B京滬C京廣D京洲

5、票號是一種舊式的（）票號的出現是為了解決異地之間的商業匯總的需要。

A金融組織B貨幣組織

C金錢組織D經濟組織

6、中國經濟重心的東南移肇始于（）。

A魏晉南北朝時期B唐宋時期

7、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是（）。

A商品經濟B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8、中國資本主我的萌芽產生于（）。

A明朝中葉B清朝中葉

9、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是（）。

A清朝中葉B民國初年

10、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是（）。

A無償沒收地主土地B減租減息

11、在漫長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國人把西方稱（）西方人把中國人叫做遠東。

A巴西B泰西

12、海關是國家政權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監督進出口商品合法進出國境和征收關稅的（）機構。A行政機構B管理機構

13、從生產資料所有制或資金來源看；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性質的工礦交通業包括外國資本企業、國家資本企業和（）三種。

A手工業資本企業B民間資本企業

14同業拆借是近現代（）之間相互拆借資金“頭寸”的一種融資行為。

A金融機構B交易機構

15、生產三要素包括勞動能力、勞動工具和（）。

A勞動方法B勞動生產對象

16、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細胞；它具有生育功能、生產功能、生活功能、政治功能、休息功能、教育功能、保護功能等等，其中（）是家庭活動的基礎。

A經濟功能B管理功能

17、經濟學的精髓是（）問題，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人們普遍認為欲富惡貧是人之本性、求富避貧是在人的本性驅動下的行為。

A經濟效益B金融效益

18、早期人類的經濟生活經歷了由原始（）向原始鋤耕農業過渡的發展歷程，由被動地接受自然界提供的生存條件到主動地從自然界中獲取食物的過程。

A守獵經濟B漁獵經濟19、1840年以前，中國傳統市場最大宗的商品主要是糧食和（）。

A布匹B土布

20、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形態。它們之間的關系在東西方傳統社會中的表現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它們主要體現為一種（）的關系。

A矛盾與對抗B爭戰與和平

二 名詞解釋

1、經濟結構

2、商品經濟

3、榷關制度

4、買辦

5、金融

6、中國土地法大綱

7、中英《南京條約》

8、新時器時代

9、官手工業

10、貨幣制度

三、簡答題

1、中國傳統社會商品經濟興盛的原因？

2、簡述城鎮民營手工業的基本特征？

3、海禁政策的具體內容。

4、簡述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政府行為？

5、曹魏屯田制。

6、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7、唐玄宗的改革措施。

四、論述題

1、試論述中國近代城市經濟是如何興起的？

2、如何看待近代外國在華資本投資？

3、試論革命根據地的財政收入？

4、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繼續推行自商鞅變法以來所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

5、簡述秦的暴政受到廣大人民的不滿和反抗？

6、兩稅法突施不久，漸生了哪些弊端。

7、人口流動遷徙，人口分布格局的變化對南方地區邊遠地區的開發和發展起了什么積極作用？

8、自然經濟比重上升，北方地區尤甚使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哪些影響。

9、論述金朝的經濟結構。

10、簡述西夏土地制度。

參考答案

一 選擇題

1-5CBCBA6-10ABABB

11-15BABAB16-20AABBA

二 名詞解釋

1．經濟結構中指中國傳統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中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目的和相互關系。

2．商品經濟又稱交換經濟，這是指生產以生產為直接目的社會經濟形式。

3．榷關制度是專制國家限制商人自由營運、分割商人財富的有效工具是抑商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禁固市場正常發展的一大繩索。

4．買辦是指鴉片戰爭后外國在華洋行雇傭的為他們購銷商品，介紹交易的華籍商人，后來泛指替外國資本家服務的中國人，經理人。

5．金融市場是指資金供求雙方通過金融工具進行資金融通的場所。

6．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共中央1947年7至9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制定并通過

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于10月10日公布實施，主辦內容是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廢除土改前的一切債務，征收畜農多余土地和財產，保護工商業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分配給人民的土地，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可以自由經管。這是徹底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綱領性文件。

7．中英《南京條約》：是清政府被迫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42年簽訂，主要內容是確定五國通商，賠款2100萬元；割讓香港；關稅協議等條規，標志著中國社會獨立的封建國家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轉變。

8．它包括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

9．主要生產為滿足皇室、貴族、官僚、軍隊等需要的不通過市場的手工業產品有時也包括有關國計民生的鹽鐵等。

10．貨幣的出現是交換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先后出現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和信用貨幣等形式。

三 簡答題

1．（1）農民在產品占有份額上的變化（2）消費者人口的增加，擴大了商品的需求量（3）商人在政治和經濟上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

2．首先，民營手工業各部門主要是傳統農業的附屬性工業部門，即嚴重地依賴傳統農業經濟的發展。其次，民營手工業的生產組織狹小，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為核心組織生產，所從事的生產領域十分單一，難以有效突出的發展。

再次，民營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十分落后，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

最后，民營手工業行會組織主要是協助政府的組織和協調工業者關系的組織，在保護手工業制外國商人在廣東的行動。

3．（1）限制通商口巖（2）實行公行貿易制度（3）限制出口貨物的種類和數量（4）限制外國商人在廣東的行動。

4．（1）政府頒布順應民情，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旨在調整土地占有關系“均平”的土地政策，是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政府行為；（2）興修水利是促進農業生產的需要政府行為；（3）政府以及一些政府官員提倡、推廣先進生產工具和先進生產技術，推廣優良品種等，也都直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4）獎勵墾荒、移民墾殖也是利于農業生產的政府行為（5）政府以及地方官員賑濟災荒的行為在客觀上也是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的。

5．見教材65頁

6．見教材67頁

7．見教材69頁

8．徭役一般包括正卒、戌卒、更卒三種，正卒是指正式的步役，戌卒一人一生到京城或邊境戌守一年。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徭役一個月、親自服役叫“踐更”不愿意親自服役者交300錢由政府雇人代役叫“過更”。

四、論述題

１．中國近代以工商業為主體的城市，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通商口岸城市，二是工礦業城市，三是商業城市。城市經濟的興起，與國際貿易、國內貿易以及金融業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對外貿易的增長帶動了這些城市商業、金融業的發展。而資本的迅速積累使這些城市得以引進外國的設備和技術，而后才使這些城市中的金融業、機器大工業、交通、公用事業、房地產業相繼得到發展，從而使這些城市由商業中心發展成為全國或地區的經濟中心。城市經濟主要以商業、金融和市政府公用事業為代表。在城市商業中，以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百貨商業、五金商業、西藥商業、大型商業資本集團的出現為其特色和標志。城市經濟的興起，使許多城市從原來封閉落后的封建城鎮，向具有近代規模的新型城市過渡，城市經濟生活相應地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２．西方列強在華經濟擴張，使之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把中國變為它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廉價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并加強對中國資源和財富的掠奪，壓迫和排擠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這直接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對中國國民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外國資本的投資和經濟擴張，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１）鐵路投資與中國交通的近代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鐵路對中國經濟近化化發展的促進十分明顯。（2）外國資本經濟擴張，與中國工礦業的近化化。首先，外國資本企業本身就構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次，它們掠奪性的投資又不自覺地傳播和引進了外國先進的文化，對華商起了誘發和示范作用。（3）外國資本在華擴張和進出口貿易的增加與中國資本主義商業的發展，這種近代商業在上海發展得尤為迅速。（4）外國在華金融投資與中國金融業的近代化。（5）傳統手工業的變化。中國手工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出現了興辦高潮，不少手工業采用了進口和仿制的改良機械，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綜上所述，甲午戰爭后的外國資本在華投資和經濟擴張，不自覺地把西方先進文化輸入中國大地由通商大埠不斷向中國內地擴散，刺激和誘發了中國經濟近代化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新舊嬗遞。

3．革命根據地的財政收入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打土豪收來的錢財和在戰爭中繳獲的財物，以及向富人的籌款，這是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二是稅收，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對財政需求加大，稅收逐漸成為革命根據地政權的主要財政來源。三是群眾性的財政動員，為發行公債、借谷、捐獻等，其中主要是公

4．見教材42頁

5．秦的統治者就以嚴刑峻法來強制推行，人民揮手觸禁無輒陷刑，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公元前209年一場以陳勝、吳廣、項羽為首的農民大起義、埋葬了秦王朝。

6．土地兼并不在受限制。由于長期不調整戶等。賦役負擔貪富不均日益嚴重。兩稅稅額不斷增加，稅外又生稅、因錢重物輕百姓折納時負擔不斷增加、甚至達到初行兩稅時的三四倍。

7．加速了少數民族的封建化進程，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奠定了此后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8．商品經濟明顯衰歇，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南方的商品發展基本未受到重大影響，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因素。

9．見教材101頁

10．見教材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