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寫寫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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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

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

[提要]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推進城鎮化的關鍵，目前保定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尚未實現長期性轉移，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較低。結合保定農村轉移人口現狀，對推進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提出建議。

關鍵詞：城鎮化；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

基金項目：2013年保定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城鎮化進程中的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編號：201301169）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城鎮化進程中的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

收錄日期：2013年10月30日

一、前言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使“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共有的現象，是一種全球性的歷史進程。農民通過向城市轉移，最終實現農民的市民化是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最終途徑，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統籌的根本途徑。

河北省是全國第五人口大省，城鎮人口排在全國第7位，但農業人口的絕對量較大，鄉村人口仍居全國第4位。由于河北省農業人口基數較大，這給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城鎮文化生活方式及其價值觀念等城鎮文明在農村地域的擴散，生產要素的聚集，經濟結構的演進、提高城鎮化進程增加了難度，影響了城鎮化進程。保定市作為河北省的農業大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多，且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保定市經濟發展起著日益突出的作用，但目前保定市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尚未實現長期性轉移，同時存在著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等問題。因此，本課題選擇保定市與各縣作為研究對象，為促進保定市城鄉一體化，為保定市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及向市民化轉化提供借鑒，同時針對本市、縣農村人口轉移市民化的問題進行研究，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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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制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議，以促進保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得到更有效的解決。

二、理論綜述

國際上的人口轉移理論為我們研究和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國際上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點是“比較利益的存在，會促使社會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威廉·配第）。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論派別有：唐納德·博格的“推力一拉力”理論、托達羅的人口遷移框架模型、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及托達羅的模型理論。后兩者是用來解釋勞動力遷移的經典模型，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現狀而提出的。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即一個是現代化的工業部門，另一個是傳統的農業部們。當工業部門要發展的時候，它便從邊際效益為零，無限供給勞動力的傳統農業部門吸引走一部分勞動力。工業部門發展投資越多，吸收勞動力就越多，直到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托達羅建立的城鄉勞動力模型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移民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當流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高于農業就業收入時，人口會不斷向城市移動。此后的遷移理論對勞動力遷移解釋有了新的思路。具有代表性的是新經濟遷移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層理論。新經濟遷移理論強調家庭作為決策主體的重要性，根據家庭預期收入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原則決定家庭成員的外出或遷移。

雅各·明塞認為家庭在勞動力遷移上起到關鍵作用，參加遷移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勞動力市場分層理論模型認為社會內在發展趨勢構造了一個雙重部門的勞動力市場：正式工業部門和非正式工業部門。正式工業部門具有穩定雇傭年限、高工資、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環境。非正式工業部門的條件正好相反。當國家內在發展趨勢導致愿意從事非工業部門工作的勞動力短缺時，需要吸引外來勞動力補充，由此產生了遷移動機。

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提出了城市經濟學S曲線理論。他用城市化發展S曲線來描述各國城市化發展過程及所經歷的各階段。不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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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階段與農村勞動力狀況密切相關。城市化發展速度越快，釋放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越多。當城市化發展到高級階段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也是農村勞動力不斷被釋放和吸收的過程。

三、保定市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及阻礙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分析

據統計，截至2010年，保定市農村勞動力為564.50萬人，其中鄉村從業人員為522.1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92.5%。城市務工人員占17.5%。農村從業人員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291.63萬人，第二產業從業人員161.09萬人，第三產業從業人員69.45萬人。二三產業共有勞動力230.63萬人，占農村勞動力40.86%，這部分農村勞動力已經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從事非農行業。81.20%的農村從業人員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含初中），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從上面的材料可知，雖然保定農業勞動力轉移規模繼續呈逐年遞增趨勢，但是仍然存在轉移人口比重不高、文化程度不高、轉移人口城市融入程度低、就業質量低等問題。主要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傳統鄉土觀念和意識濃重直接影響了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廣大農村居民深受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節”的生活觀念和“入土為安”的封建思想的影響。大多數農民安于現狀，缺少改變生活方式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阻礙了部分農村人口的有序轉移，影響了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

二是城鄉土地制度差異強化了農村人口對土地的依賴。當前，我國實行的城鄉二元土地所有制度的差異造成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的流動性差，強化了農村人口對土地的依賴性。導致部分農民即使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發展也不愿意輕易放棄農村戶籍，以及同戶籍相聯系的農村集體土地權益。部分農民在城里掙了錢，仍在農村老家蓋房，造成農村住房的高空置率，是對個人和社會資源的浪費，也是阻礙農村人口的市民化進程的主要原因。

三是農村人口職業培訓滯后影響了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農村人口職業培訓滯后，農民工技能和綜合素質不高，影響了農村人口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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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文 的就業質量。存在教育培訓機制不完善，培訓資金投入不足、農民工自身培訓積極性不高、教育培訓機構水平和誠信度較低等問題。

四是傳統社會觀念影響了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造成了城鄉人口之間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形態方面的差異性，農民工的社會地位較低，農村轉移人口很難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和誤解依然存在，農民工自身存在一些心理問題，也影響著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

四、城鎮化進程中的保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建議

（一）完善農村就業人員的職業培訓，不斷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政府等相關部門要加強農民工培訓制度建設，高標準設立培訓機構，加強與企業、高校、專業培訓機構的合作，加大農民工培訓的資金投入，多渠道、多方式增加資金投入。積極引導農民工參加培訓，根據他們的文化水平、年齡狀況、勞動技能、家庭狀況等實際情況合理確定就業方向，加強對他們的技能培訓和引導他們就業。不斷提高其職業素質，提高他們的風險意識、機遇意識、競爭意識、法律意識、契約意識和維權意識等在內的現代化市民意識。

（二）大力發展城鎮經濟，為農村轉移人口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和城鎮轉移，促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必須大力發展加工業和第三產業促進城鎮經濟的發展。同時，創新工作思路，優化創業環境，積極引導他們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民營經濟，擴大就業空間，大力實施靈活就業。鼓勵、幫助街道、社區、民辦非企業組織和就業個體等大力拓展家政服務、保潔、環保等公益性崗位。

（三）加強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要解決農村轉移人口的后顧之憂。要推進戶籍和人口遷移體制改革，引導和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定居。在勞動保障、子女教育、收入、醫療及退休金等方面給予他們城鎮居民一樣的保障。對自愿放棄土地的農民工，給予一定的補償，用于在城市安家費用。在城市的工業園區、工廠集中區等地修建經濟適用房，解決農村轉移人口的住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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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轉機制，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鎮內部二元結構。創新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流轉機制，優化土地利用結構，統籌開展土地綜合整治，積極推進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實行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定居規模掛鉤的政策，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用地需求。打通城鄉土地轉換渠道，鼓勵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后用農村承包土地換城鎮戶口、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用宅基地和房屋換城鎮住房。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解決好被征地農民轉移到城鎮后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問題，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利益。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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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研究

摘要：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業，全國每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總數量在不斷的增加。他們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弱勢群體，雖然他們在城市取得就業機會，但仍然是農村戶口，無法與當地市民平等地享受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這些情況不僅會影響著城鎮化的推進，同時也會影響到社會和諧的發展。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可以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步伐，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我國大部分省農業轉移人口數量比較大。未來，仍將會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使他們更加安定的工作，并且市民化后可以享受到和市民一樣的福利，可以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因此，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必須加快，意義重大。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對策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為了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大任務。促進農村人口有序轉移，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有利于挖掘城鎮化發展的潛力，充分發揮城鎮化的帶動作用，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社會和諧。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和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的加快，并且規模也越來越龐大，但是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業轉移人口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并且這些問題影響著城鎮化的推進。因此，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有效對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意義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動，我國的農業人口轉移在2012年達到了2.6億人，農村人口轉移的速度不斷的加快，推進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在我國擴大內需方面具有最大的潛力，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定居，則要求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和完善公共服務設施；而且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到城市生活，在住房、日常用品等方面的需求就會增加很大。另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城市發展的需要，農業轉移人口在我國的各行各業所形成了強大的產業鏈，一旦離開他們，則產業鏈條就不能正常的運轉。沒有落實好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則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就要在家里和工作地之間來回奔波，也會使城鎮發展的產業鏈發生動搖，同時不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產業結構升級。

其次，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多地少，人地關系高度的緊張，不利于可持續發展，農民單純的務農也不能完全的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三農”問題一直是國家很關注的大問題，因為農民在我國占據著絕大多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則會減少農村生活的農民，從而實現土地的規模化與集約化經營，使農村發揮最大的效益，提高農民的收益，從而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

最后，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現代的人民的平等、維護自身利益等方面的意識都相當的強，他們希望可以和城里市民一樣享受到城市里的待遇，如果得不到滿足，他們則會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極為不利的因素。

2、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問題與影響因素

在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我們要僅僅依托新型城鎮化的背景而不斷地進行，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仍然存在著居多的問題和障礙要素。

2.1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的問題

許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雖然在城市當中務工，但是沒有定居下來，因為在城市定居的門檻比較高，所以每年的春運“遷徙”的人們非常多，從而出現一票難求的局面。農村的許多勞動力不再從事第一產業，實現了工作的的非農化，但是卻沒有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其次，城市沒有完全建立健全城鎮的住房保障體系，許多進城的農業轉移人口都居住在用人單位的集體宿舍、棚戶區、城中村等地方，住宿的條件非常的差，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規模不斷的擴大，“城中村”也慢慢的消失，農業轉移人口的落腳之處越來越少，住房問題必定會影響到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由于城鄉一體化政策和制度沒有真正的落

到實處，使得農業轉移人口及其家庭成員不能與享有當地戶口的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務，要使得他們的份真正的轉化還存在著許多的障礙。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里沒有戶口、沒有住房、沒有社會保障，這是他們與享有城市戶口的人相比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現象。

最后，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的歸屬感低，因為他們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或者居住環境等方面遠遠不能和城里人相比，這些直接導致了他們的社交圈發生了質的改變，從而使農業轉移人口的價值觀念也發生改變，要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這個生活圈真的不容易，所以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缺乏歸屬感，沒有把自己當成這個城市的主人，并且他們大部分人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鄉。

2.2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影響因素

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農業轉移人口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投身于城市里的各行各業。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要求是實現人的城鎮化，他們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舉措。我國是人多地少、勞動力豐富、資金與技術稀缺的國情下，農業轉移人口實現了農民就業、增加了他們自身的經濟收入，也是工業化發展的需要。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我國擴大內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源泉。

農業轉移人口的素質低下，我國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較低，自身的素質也不是很高。目前城市農業轉移人口雖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部分也是農村的佼佼者，但是農業轉移人口總體上的文化技術水平和能力素質都不高，進城就業的競爭力比較低，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業轉移市民化的進程。在教育方面，教育資金的投入一般城市也高于農村，農村的教育資源、教育環境、教育的師資條件和教育的硬件設施都遠遠比不上城市的發展。

現行的戶籍制度明確規定沒有城鎮戶口就不能和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民一樣平等的享受社會保障福利，這樣的制度使得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里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業保障、醫療保障、養老保險和住房補貼等一系列的社會保障政策。農民工是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弱勢群體，從而使他們無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這個大家庭當中來。

3、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對策

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

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要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強化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增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開放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的方法。

3.1加強農業轉移人口的教育培訓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僅是身份和職業，更是農民社會文化屬性與角色內涵的轉型過程。為此，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不僅要促進戶籍轉變、職業轉變，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綜合素質，在文化內涵上實現真正的轉型。

首先,加大農業轉移人口的職業培訓，把就業與農民轉移有機的結合起來，加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指導，提高他們的就業率和其穩定率。落實職業培訓的補貼政策，形成惠及城鄉勞動者的職業培訓政策體系，完善就業政策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其次，要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子女的教育權利，上一代都辛辛苦苦的就是為了子女，所以，在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中一定要保障其子女的受教育權利。政府要將外來務工和經商人員的子女納入到當地的教育發展規劃當中，并根據區域人口變化的情況，合理的配置教育資源。積極發揮社會力量，鼓勵社會各界投資辦學，形成多元化的辦學模式，拓寬農業轉移人口子女的上學途徑。

最后，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綜合素質，政府要對農業轉移人口進行正確的引導和教育，有效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城市適應性和現代人的意識，加快其融入到城市社會的步伐。用人單位也要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綜合素質。創造條件，使農業轉移人口增加與城市居民的交流，從而慢慢的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等方面。

3.2完善城鎮的住房保障制度

許多的住房是住房困難和住房閑置相并存，因為城市的房價一直居高不下，房地產在城市又開發了很多樓盤，而大部分農業轉移人口卻承擔不起高額的房價，從而出現城市住房相對緊張，而農村的住房相對寬松的狀況。因此要深入推進統籌城鄉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住房保障體系。政府要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制度，解決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要逐步地將農業轉移人口有區別的納入到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當中去。

3.3對農業轉移人口推行居住證制度

推行居住證制度，使他們的遷移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同時要推進城鄉統籌的財政體制改革，縮小差距。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公共住房和教育制度等保障。通過立法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權益。

在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推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務刻不容緩，它是推行新型城鎮化更進一步的核心任務。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問題，是城鎮化擴大內需的關鍵，同時可以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一定要加強城市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使得他們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一個緩慢推進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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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楊肖麗.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遷移行為模式及其決定[D].2009

第三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研究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研究

摘 要：借鑒成本收益理論，基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經濟理性的微觀視角，構建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理論模型，并根據在重慶進行的實地調查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表明：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就業創業收入及其社會網絡、文化程度以及農業生產成本和農村建房成本與轉戶遷移人數正相關，而城市勞動力素質、城市住房價格、城市日常生活開支與轉戶遷移人數負相關。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穩定就業后，根據轉戶遷移的收益與成本評估進行市民化決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時才進行轉戶遷移；否則會繼續“流而不遷”或返回農村。因此，僅僅拆除城鄉戶籍制度的藩籬并不能促成農業轉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還必須有效提高農民轉戶遷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關鍵詞：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農民工；轉戶遷移；流而不遷；戶籍制度改革；城鄉差異；成本收益理論

中圖分類號：F24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慶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鄉人口自由流動的戶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訓等制度，但重慶的農業轉移人口（本文中“農業轉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即通常所說的“農民工”）的市民化（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農民將其戶籍從農村遷到城市，并放棄其在農村的土地權益，即成為“城市人”）意愿還是不高，很多進城農民還是處于“人來了、融不進”的無序狀態，但“無序市民化”不能簡單歸罪于戶籍制度（徐愛東，2012）。國務院于2014年6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標志著我國開始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戶籍制度藩籬將被拆除。然而，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是否就一定會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徑推進？ “無序市民化”是否就會快速轉變為“有序市民化”？事實上，農業轉移人口是經濟理性的，其外出就業、轉戶市民化等行為總是帶著各自的動機與愿望（單菁菁，2014）；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不僅受戶籍制度的約束，還受轉戶前后的收入、轉戶成本及其知識技能等條件的約束，因此，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觀決策機制，對經濟新常態下政府推動農業轉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國內外關于人口遷移決策行為的研究文獻較多。在國外，較早的研究是萊文斯坦的“人口遷移法則”，他認為人口遷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因素，人們追求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改善而遷移。赫伯爾（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鄉―城人口遷移理論，認為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行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進一步將影響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擴展到遷移量、遷移流向、遷移者的特征等，認為以往的遷移者把有關信息傳回農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遷移成本，為后來的遷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認為城鄉工資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動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遷移決策模型認為人口遷移是對壓力（stress）做出的反應，遷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點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據實際可行性來調整自己的遷移行為。舒爾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論則把影響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歸結為預期收入和遷移成本，認為只有當遷移收益大于成本時，勞動力遷移才會發生。

徐愛東，吳國鋒：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研究

在國內，朱杰（2010）研究了長三角的省際人口遷移格局及影響因素，認為人口遷移過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間可達性指標是影響遷移決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認為我國城市住房價值結構化形成了人口遷移的一種篩選機制，在一線城市，房價過高，入住成本遞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遷入。辜勝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強（2014）、周皓（2007）等也對我國的人口遷移機制做了實證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關理論對人口遷移決策行為進行實證分析，對我國人口遷移的預測有效性總體上較低。

《意見》中規定農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轉戶，子女也能獲得城市優質教育，因此，優化子女教育將不再是農民轉戶市民化的主要動力。從我們的調查情況來看，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城鄉一體化發展進一步深入，農民和市民身份差別逐漸縮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獲得城市生活環境、對城市生活的認同等社會性訴求已不再是農民轉戶市民化的主要動力。95%以上的農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業主要因為農村生產生活成本提高而農業收入增長有限，緩解經濟壓力是農民外出創業就業的主要動力。因此，農業轉移人口進城打工的初忠就是為了掙錢，經濟因素決定了他們是否外出打工。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轉戶）行為是其在城市有穩定的工作、適應城市生活后，對現實狀況進行理性評估后做出的決策，而這種市民化決策機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遷移理論來分析，需要結合我國農業轉移人口的自身行為特征以及現實國情來進行分析。有鑒于此，本文將基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經濟理性的微觀視角，構建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觀決策機制理論模型，并依據在重慶進行的實地調查數據進行驗證，以深化和拓展有關研究，并為經濟新常態下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提供政策參考。

二、理論假設與分析框架

1.市民化決策行為過程假設

從農業轉移人口的行為過程來看，農業轉移人口首先要對其原來所在的農村與目標遷入城市的經濟、環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進行評估，進而對市民化成本與收益做出比較，再決定是否進行轉戶遷移（即市民化）。假設市民化決策過程如下（如圖1所示）：若沒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礙，農業轉移人口因經濟壓力、從眾心理等，為實現自身知識技能的價值進城創業就業，但不遷戶口并保留土地；進城創業就業后，如果認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轉戶成本后的收益）比在農村的收益高，則決定轉戶市民化，即遷移戶口并放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這種戶口遷移是不可逆的，農村遷往城市容易，而從城市遷回農村則很難。

圖1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過程假設

2.市民化決策模型

本文借鑒和發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勞動力遷移人力資本投資模型，從經濟收益角度描述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決策過程。假設農業轉移人口在農村、城市就業創業收入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對Chiswick模型的繼承，（2）式是本文對原始模型的擴展。其中，Wa、Wi分別為農業轉移人口在農村、城市的就業創業收入；A、I分別為農村、城市的基礎性收入（I≥A）；αH、βH分別為農村、城市的知識技能附加價值，α、β分別為農村、城市的知識技能附加價值系數（β≥α），H為知識技能水平（取決于文化程度、性別等個體特征）；m為農業轉移人口對城市經濟、環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數，m→1時信息完全。

農業轉移人口要市民化，還需要考慮轉戶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設農業轉移人口轉戶成本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別為農業轉移人口在農村、城市就業創業的生產生活成本。一般情況下，城市的生產生活成本高于農村，成本之差（Ci-Ca）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壘。ξ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壘，是農業轉移人口為適應城市生產生活而提高知識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農民原有知識技能水平H與遷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識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數，θ為知識技能水平提高的難度系數。

綜上所述，農業轉移人口通過自己的社會網絡（如在城市就業創業的親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進行初步估計，預期進城收益大于0時，決定到城市生產生活；進城后，感覺收益確實比農村有所提高（即轉戶遷移收益V大于0）時，才決定轉戶遷移，即實現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討論

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將（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帶來的收益差異（Wi-Wa）由農村與城市的基礎性收入差異（mI-A）和知識技能附加價值差異（mβ-α）H兩部分組成，這兩項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決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決于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網絡（m）和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異。根據我國目前的城鄉差異實際，一般情況下，會起正向作用；但如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帶來的非農權益收入以及農業生產和補貼收入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資收入時，市民化的收益可能為負；當社會網絡很小（m→0），農民無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獲得就業創業的機會很小時，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為負。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壘成本（Ci-Ca）和抬高壁壘成本θ（n-H）兩部分，都對市民化決策起反向作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將按照城市標準來開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識技能的成本；若在農村，則按照農村生活標準開支，付出農村生產所需的化肥、飼料、收割等農業生產成本。目前，我國城市購房成本與農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生產需要的知識技能差距（如中關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農民基本不可能進入就業）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當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時，轉戶遷移行為才能發生。（6）式可分解為（7）式和（8）式，即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線和成本曲線。

命題1：轉戶遷移的收益越大（即城鄉就業創業收入差距越大）、轉戶遷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則市民化決策的門檻越低，轉戶遷移的農業轉移人口越多。

由圖3可知，市民化決策的門檻來源于轉戶遷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轉戶遷移收益（mI-A）增大，轉戶遷移收益曲線截距增大，曲線向上移動，E向左移動，市民化決策門檻降低；若轉戶遷移成本（Ci-Ca+nθ）減小，轉戶遷移成本曲線截距減小，曲線向下移動，E向左移動，市民化決策門檻降低。在農業轉移人口總體知識技能水平一定的條件下，將有更多的農業轉移人口愿意轉戶遷移。

命題2：“流而不遷”比轉戶遷移門檻低，轉戶遷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時，農業轉移人口將選擇“流而不遷”。

由（9）式和圖3知：（mI-A）<（Ci-Ca+nθ）時，H*≥0，轉戶遷移開始有門檻，在農業轉移人口知識技能水平不能越過門檻時，其只能選擇不遷移戶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掙取比農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轉戶遷移帶來的購房等重大遷移成本，同時還會選擇從事簡單體力勞動以避免提高勞動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選擇進城務工而不轉戶（“流而不遷”）的成本比轉戶遷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應的門檻也比市民化的門檻低，農業轉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務工生存。

命題3：農業轉移人口的個人社會網絡越大，其轉戶遷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難證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門檻越低，越有可能轉戶遷移。同時，由圖3可知，m增大，轉戶遷移收益曲線截距增大，曲線向上移動，市民化決策門檻點E向左移動，市民化決策門檻降低，農業轉移人口轉戶遷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題4：遷入城市（遷入目的地）的勞動力平均素質越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難證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門檻越高，越不可能轉戶遷移。同時，由圖3可知，若n增大，轉戶遷移成本曲線截距增大，曲線向上移動，E向右移動，市民化決策門檻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轉戶遷移可能性變小。

三、模型的驗證

1.檢驗方法

由于本文因變量和自變量為個體水平的調研數據，因變量是二項反應的定性變量，且水平之間不存在等級遞減或等級遞增的關系，因此采用二分類變量邏輯回歸模型（Binary logistic）來分析各種因素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影響。采用stata12軟件作逐步回歸，根據變量的顯著水平值、回歸系數、Odds Ratio值分析影響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影響因素；P為農業轉移人口轉戶遷移的概率，P有“轉戶”和“不轉戶”兩種選擇，關鍵看農業轉移人口是否遷移戶口并放棄土地，即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若“轉戶”，因變量取值為1；若“不轉戶” 因變量取值為0。采用5級李克特量表法對自變量進行測量，自變量有農村和城市生產生活收入和成本變量、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網絡變量、農業轉移人口自身知識技能變量、城市勞動力技能知識變量等。各變量的設計與測量見表1。

2.數據來源與統計分析

本文采用課題組對重慶市渝北、萬盛、黔江、萬州等區縣的調研數據，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模型進行驗證。調查地點的確定主要考慮四地分別在重慶市的城市核心區域、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保護區域，其農業轉移人口的流動狀況體現了重慶市的主要特征。共調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樣本408份。

重慶市農業轉移人口收入、知識技能以及轉戶遷移成本表現出以下特征（見表1）：一是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就業創業與在農村生產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別較大。在城市就業平均年收入達2萬左右，而在農村生產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務工的主要動力。二是重慶市農業轉移人口和城市勞動力之間的知識技能差距大。農業轉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處于初中與高中之間，而城市勞動力平均文化程度處于高中與大學之間，形成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資本壁壘。三是重慶市農業轉移人口的轉戶遷移成本高。購買城市住房價格高出農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約是農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農民在城市至少奮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農村6 000元/年，大約是農村生活成本的2陪以上。轉戶遷移成本成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礙。

從以上數據可知，重慶農業轉移人口如果轉戶市民化，則平均年收入提高1萬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萬～2萬。農民選擇“流而不遷”，進城能賺取一定的經濟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選擇“轉戶遷移”則轉戶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轉戶成本。因此，83%的農民選擇“流而不遷”（見表1），驗證了命題2中“流而不遷”比“轉戶遷移”門檻低，轉戶遷移收益不能抵消轉戶遷移成本時，農業轉移人口將選擇“流而不遷”的假設。

3.檢驗結果分析

模型（10）估計結果顯示（見表2），重慶市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影響因素中，城市就業創業收入、社會網絡、文化程度、城市勞動力素質、城市住房價格、城市日常生活開支、農業生產成本、農村建房成本8個變量的影響具有顯著性，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關鍵影響因素，并且其對市民化決策的影響方向基本與本文的理論分析（命題1、2、3、4）一致。農村收入、農村日常生活開支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的影響不大。可見，重慶市農業轉移人口在進行市民化轉戶決策時，主要考慮的是城市就業創業收入的提高、轉戶遷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識技能能否適應城市等因素。

在轉戶遷移收益變量中，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業創業收入的Logistic回歸系數為2.14，比數比（Odds Ratio）為8.50（見表2），表明在城市就業創業收入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市民化的農業轉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勞動力日趨短缺的情況下，勞動力工資普遍上漲，農民在農村生產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驗證了命題1中“轉戶遷移收益越大，轉戶遷移的農業轉移人口越多”的假設。

在轉戶遷移成本變量中，城市住房價格、城市日常生活開支、農業生產成本、農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歸系數分別為-1.29、-1.47、0.91、1.20，比數比分別為0.28、0.22、2.48、3.32（見表2），表明在城市購房和生活的成本對轉戶遷移有負作用，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市民化的人數減少30%；農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對轉戶遷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遷移的人數增加3倍；而農村日常生活開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驗證了命題1中“轉戶遷移成本越大，轉戶遷移的農業轉移人口越少”的假設。

農業轉移人口社會網絡變量的Logistic回歸系數為0.21，比數比為1.23（見表2），表明城市社會網絡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遷移的人數增加1.23倍。驗證了命題3中“農業轉移人口的個人社會網絡越大，其轉戶遷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設。

農業轉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勞動力素質變量的Logistic回歸系數為0.05、-0.04，比數比為1.05、0.96（見表2）。表明農業轉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遷移的人數增加1.05倍；城市勞動力素質每增加一個等級，愿意轉戶市民化的人數減少96%；驗證了命題4中“遷入城市（遷入目的地）勞動力素質越高，轉戶遷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設。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必定選擇經濟效益最大化，選擇更美好的生活。隨著我國戶籍制度藩籬被拆除和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進新型城市化的進程中，政策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吸引農業轉移人口自愿從農村走進城市，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勢所趨。但是，農民的轉戶遷移決策過程遵循經濟理性原則，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決策取決于其對在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和生活狀況的評估和比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徑安排。

本文通過對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決策過程的分析，總結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模型（圖4）。總體上看，農民的市民化一般分兩個階段：一是“流而不遷”階段，農民根據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擁有的社會網絡和知識技能，評估其進城就業創業是否能使其經濟狀況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業創業（即成為農業轉移人口）；否則留農村。二是轉戶遷移階段，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就業創業穩定后，開始評估轉為城市戶籍并放棄在農村的土地在城市長期生活是否會比在農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轉戶遷移；否則，還是不轉戶，只在城市就業創業掙錢（即繼續“流而不遷”的狀態），或返回農村生產生活。

圖4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微觀決策機制

經濟新常態要求保增長、調結構、創新驅動，在效益質量和可持續上見實效。要適應經濟新常態，就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尊重市場中人、財、物的流動規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遷移規律就是一種人的流動規律。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制度時，應著力于滿足農業轉移人口在市民化過程中提高城市就業創業收入、降低轉戶遷移成本、提高就業創業知識技能以及獲取就業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是建立保障藍領工人工資與GDP同步增長的機制；同時，應對進城農民就業創業給予稅收優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農民在城市就業創業的收入。二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農民工就業培訓，加大投資和扶持力度，確保每個農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門以上實用的專業技術。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對進城農民工的住房實行“應保盡保”，降低農業轉移人口轉戶遷移成本；嚴格落實中央有關農民經營性建設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讓政策，提高農民征地補償標準，以盡可能地對沖農民轉戶遷移成本。四是依托現有農村社保和就業服務平臺，加快形成“市―縣―鄉―社區”四級就業信息網，形成城鄉統一的就業服務體系，確保農民能夠快速、便捷地獲得城市就業信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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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調査問卷（范文模版）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調査問卷

本問卷采用不記名方式,所涉及內容僅用于調查分析,并將做技術處理,我們將對您的私人信息進行保密并保證不對您的生活產生任何影響。占用您寶貴的時間,萬分感謝!祝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2014.1.1

在符合您的選項上面畫“V ”,如果選擇“其它”選項,請在后面寫明您的答案。

1.您的性別是男女;您的年齡是;您是已婚未婚;您外出工作的年限;您來自農村還是城鎮

2.您的文化程度是

①文盲或半文盲

②小學

③初中

④高中

⑤中專

⑥大專

⑦本科及以上

3.您的月收入是

①1000元以下

②1000~2000元

③2000—3000元

④3000元以上

4.您目前居住在①工棚

②單位宿舍

③出租房

④寄住親友家

⑤自己買房子

⑥雇主家

⑦其他

5.您在城市里從事的行業是

①農林牧漁業

②建筑業

③加工制造業

④服務業

⑤交通運輸業

⑥其他

6.您為什么離開家鄉到這里工作,主要原因是

(按順序選擇三項,最主要的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的原因是;

第二位的原因是

第三位的原因

①農村收入太低,城里收入相對較高

②家里農活少，太清閑

③出門學習一技之長,再回家鄉創業 ④農民負擔太重

⑤為子女或者兄弟姐妹籌集費用

⑥城市生活條件好,不愿意干農活

⑦家鄉太封閉保守,思想不解放

⑧別人都出來了,受到別人的影響

⑨村千部作風惡劣

⑩進城以后孩子有條件接受更好的教育

7.您進城后,遇到第一位的困難是

第二位的困難是

第三位困難是

①沒有住房

②工作比較危險

③生活沒有保障

④經常性的沒有工作

⑤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穩定

⑥不簽訂勞動合同,沒有什么權利的保障 ⑦工資拖欠

⑧在城里社會地位低下,受到歧視

⑨收費太多

⑩遠離親人,思念家鄉

11其他

8.您最希望政府為農民工提供幫助第一位的是 第二位的是

第三位的是

①就業培訓

②提供就業信息

③提供法律援助

④社會保障

⑤子女就學問題

⑥取消對農民工工作性質的限制

⑦提髙工資標準

⑥其他(請注明)

第五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須解決四個問題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須解決四個問題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城鎮化發展路徑正確，有利于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早就預言，中國的城市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件大事。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著眼農民，涵蓋農村，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城鎮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8%提高到目前的53%以上。

要實現“四化”同步發展，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鍵。推進新型城鎮化，農業人口有序轉移并真正成為市民是關鍵。現階段，起碼要解決四個問題：第一，就業問題。據統計，城鎮全部就業人口不到3.8億人，而這些人在國有部門就業的不到0.7億人。也就是說，80%以上的城鎮就業要依靠非國有部門。所以，一定要讓非國有部門和國有部門獲得平等的政策條件和制度環境，促進其更好更快發展，從而解決農民工的就業問題。第二，住房問題。改善農民工流入地的住房和基礎設施條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將進城落戶農民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讓他們跟當地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公租房、廉租房。第三，社會保障問題。2014年春節假期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軌的決定。這意味著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邁出了關鍵一步。第四，子女教育問題。目前，隨農民工父母進入城鎮并且年齡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孩子超過1300萬，相當于城鎮義務教育階段孩子的總量，但只相當于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孩子數量的10%。因此，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的步伐必須加快。

嚴格來說，新型城鎮化這個概念是在這一兩年才逐漸形成并被大家接受的。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召開，這個概念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廣德福同志長期關注我國“三農”問題和城鎮化發展，早在2007年就較系統地提出了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概念框架，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的這本專著提出，中國城鎮化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科學文化素養的提高

是關鍵，農業產業化是支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是標志，農民民生的改善、生活方式的轉變和幸福指數的提升是目的。新型城鎮化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我讀了書稿后感到深受啟發，相信這本書將為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同時衷心希望國內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及從事“三農”工作的干部能加強學習思考，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察民情接地氣，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出謀劃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