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產婦墜亡,最大的真相是一直被漠視的創痛

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產婦墜亡，最大的真相是一

直被漠視的創痛

導語：中公時事政治頻道更新國內國際時事政治熱點，并提供時事政治熱點、時事政治模擬題、時事政治政策解讀、大事記以及時事政治匯總等，今天我們關注——-時政熱點：產婦墜亡，最大的真相是一直被漠視的創痛。

陜西榆林墜亡產婦慘劇，盡管當事雙方還在為“真相”各執一詞，但毫無疑問，這將成為在捍衛中國孕產婦權益及尊嚴的領域起到某種里程碑意義的公共事件。

不管有多少紛爭，雙方都認可的是，這位被產前劇痛折磨了至少8小時的產婦，數次請求剖腹產，且醫生也認為具備剖腹產指征，卻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終至痛不欲生，一跳了之，也帶走了尚在腹中的兒子。

本該是迎接新生的一天，卻成為一對母子的祭日。痛何如之!值得觀察的，是這一事件的輿情指向。

焦點之一，集中于生產的劇痛，以及中國無痛分娩的缺失。

恕我不忍再以“馬某”稱呼這個可憐的準媽媽。在她的親生母親眼里，女兒“有文化，有文憑，性格開朗，不是糊涂娃”，一直在做家教，“從來沒見過她生氣”。那么，姑且稱她為小馬老師吧——很多女性因為小馬老師之死，紛紛回顧起自己不堪回首的生產經歷，“無法忍受的劇痛”，“只想一死了之”??舞蹈家鄧肯早就描述過，“無論人們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過孩子的女人都不會對它感到恐懼??這個看不見的殘忍的神靈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無憐憫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頭和神經”。嗚呼!在并不遙遠的從前，中國人的看法是，生孩子是一道“鬼門關”;西方人也從小就從《圣經》中讀到，“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我們時常從影視劇中看到生孩子的撕心裂肺、哭天搶地，哪怕是皇家，能保母子平安都是一件奢侈的幸福。現在醫學進步了，但獨生子女政策以及人們對優生優育的渴望，生孩子仍然是每個家庭的重大事件，只是母子平安已是常態。建國60 年來，孕產婦死亡率已從解放前的1500 /10萬,下降到2013年的23.2 /10萬，讓人額手稱慶。

然而，平安，不意味著沒有痛苦，哭天搶地仍是中國生孩子的常態。在中國經濟體量已經躍升世界第二之際，中國孕產婦卻沒得到相應的待遇。當無痛分娩在發達國家已經普及，英國等國在近70年前就立法強制推行，我們因了小馬老師之死才得知，盡管技術上沒有問題，我國也應用一二十年了，但無痛分娩率仍不到一成。難以推廣的原因是收費低醫院沒有積極性，且麻醉師也相對缺失??

天下多少難辦的事，咱都做得到。這點困難，真的難以解決?說到底是骨子里對婦女權益以及尊嚴的漠視。在不少農村地區，女生仍然被看成是生育工具，有誰會去真正關注“工具”的痛苦呢?即便是在城市，甚至在主流人群中，“是個女的就會生孩子，就你嬌氣?忍一忍就過去了”，類似的論調未必宣諸于口，卻也是相當普遍的看法。抱持這種論點的人們，會為無痛分娩之類的“小事”去勞神費力嗎? 這次事件后，網上不少女性紛紛要求男性親身體驗生產痛楚——這樣的呼吁本身，就隱含著女性的不自信：事關孕產政策領域的話語權、決策權，“她們”似乎無權深度介入，需要求助男性的體驗、體諒并出手相助。在幾乎一半國民利益攸關的領域，女性視角卻極度缺失，億萬婦女只能靠堅強的意志，其中有的還因為體質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忍受被知名產科專家段濤稱為“無法忍受的”、“最高級別的疼痛”，去迎接新生命的誕生。事實上，中國居高不下的剖宮產率，很多是“怕痛”的結果而已。

這一切，真的正常嗎?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書中曾經如此談論女生分娩，“她們是堅忍的、忍讓的、苛求的、威嚴的、反抗的、遲鈍的、緊張的”，而男性則對此不以為然，甚至成為許多玩笑的話柄，在她的觀察中，“分娩的痛苦對于母性本能的顯現是必要的??事實是，有些男性對女性的負擔減輕感到憤怒”。

涉及性別的爭議，往往非常敏感，一句漫不經心的“女權主義”的判定，就會讓各種眼巴巴的努力灰飛煙滅。小馬老師經歷了從忍讓、緊張到“反抗”的8個小時，她用生命在告知我們的社會，不要再繼續漠視孕產婦的痛苦，請從法律、從政策上尊重她們。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再牛的人，也要經過那個幽深的產道，才哭得嘹亮。請攜起手來，共同正視并保護產婦的正當權益，讓她們有權決定自己的醫療方案、有權選擇享受無痛分娩??

第二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貴陽某報經常刊登相近內容的檢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則，內容涉及出租車司機不系安全帶，企業對國家法規學習不夠等。律師稱行政管理部門要求相關違法違章人員“登報檢查”沒有法律依據。而貴陽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員表示，此舉是“上級領導的決定”。（9月11日《東方早報》）

執法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并非貴陽市的“專利”。盡管貴陽多個職能部門在處罰當事人、企業后，讓他們公開登報檢查看似有著“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級指示”的充分理由，但顯然沒有法律依據。

要知道，行政機關行使處罰權，只能根據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來履行職能，不能突破公權的邊界和法律的紅線。即對公權來說，法無明文授權則不可為。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道歉，不能因為有警示意義，就可以擴大處罰權，并以“上級決定”的理由執法違法。

事實上，《行政處罰法》已經明確規定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7種情形。但登報檢查不在這7種處罰種類之內。同時，該法還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而貴陽多個職能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雖然并不是由職能部門收取600元登報費，但卻是由公權驅使，面對新的處罰，受罰者只能被動服從。筆者以為，這顯然就是一種變相的“一事二罰”。

毋庸諱言，在其他行政處罰行為之外，違法違章的企業和個人還要支付登報的600元費用，不僅加重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而且，有關執法單位在執法過程中創設這種行政處罰的種類，明顯嚴重違法。

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并以理直氣壯的口吻來應對解釋，一方面說明公權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另一方面，說明相關的監督機制成為“旁觀者”。像今年7月10日，貴州省政府法制辦明確，對偷逃通行費車輛采取登報檢查和收取登報費用的行為確無法律依據，要求糾正此類違法行為。然而，直到9月7日的當地晚報上，貴陽環城高速公路營運公司還在責成偷逃通行費的駕駛員登報道歉。可見，當監督缺席，公權越界的沖動就仍會延續下去。

當然，不僅存在法制部門監督的缺席，還有自下而上的監督缺席。譬如，《公務員法》中就有公務員不得執行有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但貴陽有關部門和人員執行“上級領導的決定”，顯然是典型的法盲執法，更背離了公務員職業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規定下級可監督上級的軟肋。

其實，近年來屢屢出現的“游街示眾”、罰款指標、城管打人、土地違法、民生資金成為唐僧肉等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行為，無不是公權監督缺席的產物，同時，公權越界后付出的違法成本極低，幾乎為零，成為公權沖動的主要誘因，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監督公權的部門需要反思的。

第三篇：2018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扶貧干部閃婚貧困戶的真相是什么？

2018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扶貧干部閃婚貧困戶的真相是什么？

人民網

背景：近日，“扶貧女干部閃婚32歲貧困戶”的爆料吸引不少眼球。“女干部”和“貧困戶”的身份落差無疑是焦點。網帖說，貧困戶是個大學生，月薪3000多元，在“女干部”扶貧一個多月后，貧困戶只花7500元就得到一套安置房，工資也漲到每月5000多元。

新京報發表敬一山的觀點：隨著媒體調查深入，有些疑惑已經解開。這個叫張志川的年輕人，并非通常理解的本科畢業的大學生，是大專輟學，工資不穩定，還要贍養父母，而且母親得了慢性疾病，家里住著危房。這樣的家庭整體列入貧困戶不算太違背常理。而事件的女主人公嚴寶玉也不是網友想象的有什么官員身份，而是當地縣林業局下屬單位的一名合同制員工。兩人的結合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年輕人為了愛情走到了一起，不必太大驚小怪。而那套扶貧安置房，則是政府提供的三種扶貧方案中的一種，與張志川同一批選擇住進安置房的還有數百戶貧困居民。這件事之所以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與最初發布新聞的自媒體平臺的誤導有很大關系。一個普普通通的愛情故事在傳播過程中，變成了對“精準扶貧”的高級黑。回到事實本身，雖然充滿巧合，但也合情合理。自從中央實行“精準扶貧”以來，確實讓很多人擺脫了貧困，改變了命運。在這個事件當中，只要貧困戶張志川所獲得的幫扶都是根據政策依法獲得的，就無可厚非。他與“扶貧女干部”閃婚，只是個人選擇，無關公共政策，也無關公共利益。輿論切莫把這兩個事，混為一談。

小蔣隨想：有選擇性地爆出所謂“內幕”，對一些重要事實有意隱瞞，再加上某些添油加醋，人為制造“離奇事件”吸引眼球，是某些網上段子手與自媒體的慣用伎倆。之所以要搞這種東西，是因為某些自媒體要靠閱讀量10萬+吃飯，有吸睛力才有鈔票，才能忽悠人拉廣告。至于半真半假的“新聞”會給主人公帶來何種困擾，將給受眾造成哪些誤導，甚至影響惠民政策的口碑，根本不在制造“新聞”的人的考慮范圍內。一些自媒體缺乏自律與把關，鉆進錢眼兒的丑陋，值得警惕。就本例而言，就算張志川有一定收入，但按照許多地方的規定，在核算貧困或低保時，成年子女可與父母分戶計算。也就是說，如果張志川的父母沒有收入，張志川的個人收入又不高，其父母被歸入貧困戶很正常。張志川父母獲得扶貧安置房，張志川住父母家不值得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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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最大的“轉折點”是，張志川和一個女孩戀愛結婚，這個女孩是對口扶貧他家的沒有編制的“干部”。如果把上述細節一一呈現在大眾面前，還有離奇效果嗎?生活往往是平淡的，在苦澀中有一點甜，這才是許多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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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表哥”工資公開申請被拒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表哥”工資公開申請被拒

三峽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大二學生劉艷峰9月1日向陜西省財政廳和安監局郵寄了申請書，要求公開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2011工資。20日下午，他收到省財政廳特快專遞回復稱：楊達才個人工資收入事項，不屬于陜西省財政廳政府信息公開范圍（9月20日人民網）。

這是一個讓人猝不及防的冷笑話。此前，這事做足了噱頭，比如，陜西省財政廳打電話給劉艷峰，稱回復內容已通過特快專遞寄送，但沒說具體什么內容，這給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間。如今，回復內容卻只是“楊達才個人工資收入事項，不屬于陜西省財政廳政府信息公開范圍”，這多像馬三立先生的相聲《祖傳秘方》：有人渾身發癢，見路邊有人賣止癢秘方，趕緊買了回家。待一層又一層打開，拆了30多層包裹的紙，才露出兩個字——“撓撓”。

不公開“表哥”工資，多少讓人有些失望，也引來了一些網友的憤怒，乃至情緒化表達。其實，沒有必要失望。公不公開“表哥”工資，“表哥”的工資就在那里。從名表到名貴手鐲，從名貴眼鏡到腰帶，再到高檔西裝，“表哥”不是早就“公開”了自己的收入嗎？即便陜西省財政廳公開了“表哥”的工資又能如何？首先，難以保證真實性，即便公開了也需求證；其次，楊達才此前已透露了其工資，“我工作，我老婆工作，我兒子工作，我（兒）媳婦工作，我這一年光工資收入就十七八萬元??”最后，根據媒體報道，不少官員的工資基本不動，其收入來源絕非工資一項，只公布工資意義并不太大。

“表哥”工資雖未公布，但我們依然看到了一個大寫的公民，看到了公民意識的勃興。據報道，劉艷峰從高中開始關注公益，也經常看法律法規類的書籍，還買過一本《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劉艷峰認為，“官員工資取之于民，與每個公民都有著密切利益聯系，所以官員工資應當屬于政府信息公開范疇。”很顯然，劉艷峰是個可愛而可敬的公民，他有想法且勇于行動。盡管未能如愿，但其行動具有示范價值，比如劉艷峰周圍的人都很支持他，同寢室的室友常說“在精神上支持你”。而著名維權人士郝勁松認為，“眾多網友在網上提出質疑，這是一種輿論監督。劉艷峰提交申請，啟動了法律程序。”

當然，陜西省財政廳拒絕公開楊達才工資，值得商榷。前不久，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要細化公開2011年中央部門決算。同時，中央本級和各部門的“三公”經費預算、決算，將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2011年中央決算后公開，行政經費支出情況也要一并公開。這意味著，公務員工資、辦公支出等公眾關注的費用，今年都將予以公開。既然中央部門的公務員工資可以公開，楊達才的工資就沒有必要不公開。

公務員工資屬于行政經費支出，而行政經費支出“涉及公民切身利益”，且“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或“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應該向公眾公開，而

楊達才工資并不屬于國家秘密，其工資歸陜西省財政廳造表發放，陜西省財政廳沒有理由不公布。不公開“表哥”工資，貌似是保護，其實是敗筆，只會引起更多質疑。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劉艷峰雖然未能實現愿望，但跬步篤行的信念令人激賞，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就必能推動社會進步。而此事本身也再次提出一個現實命題，如果官員財產制度建立了，公務員工資陽光化了，也就無需公民費心申請了。由此可見，社會進步一方面固然需要公民推動，另一方面也需要制度不斷向前推進。

第五篇：2019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公交車墜江事故 規則意識需要共同遵守

2019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公交車墜江事故 規則意識需要共同遵守

近幾日，重慶公交墜江事故始終牽動著人們的心。在11月2日舉行的新聞通氣會上，相關部門公布調查結果，認定為乘客劉某在乘坐公交車過程中坐過站，要求停車但遭到拒絕，因此與正在駕車行駛中的公交車駕駛員冉某發生爭吵互毆，最終導致車輛失控墜江。兩人互毆行為與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涉嫌犯罪。

消息公布之后，互聯網上呈現密集討論，集中于悲劇發生的原因、責任以及如何避免再現等話題。有人給出建議，應當強制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安裝隔離設施，對可能誘發嚴重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的當事人給予嚴懲，以儆效尤;也有人說，這一事件告誡所有人，絕不要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念頭，行一小善說不定會拯救自己的生命……當然，不論措施是否可行，或者觀點是否恰當，都反映出了當前社會對于加強培育法治思維和規則意識的強烈吁求，這不僅是構建一個良善社會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個個體提升自我生活境遇的必要條件。

法治社會，已經是當前的全民共識。但法治不能停留于紙面，更需內化為對法規、規則、秩序的普遍信仰與遵守。從此次墜江事故的起因以及今年輿論場上反復熱炒的高鐵占座等事件來看，規則意識的淡漠是最基本肇因，相關當事人的行為未能體現出足夠的法治思維和規則意識。而一時理智的喪失，付出的代價也是沉痛的。

我們同樣應該觀照當前的現實實踐，相關糾紛的法治解決渠道是否通暢。以公交車一事為例，公車上乘客與駕駛員因為坐過站而互毆，中間爭執細節尚有待核實，但是，既然已經產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為何公交車未選擇停車解決糾紛?公交公司是否對這類行為進行預案準備并對駕駛員進行培訓?搜索以往新聞，類似事件全國多個地方均有發生，其實理當在此之前引發警惕，并作出相關的機制安排，本次墜江事故更應當成為對類似行為進行梳理并規制的契機。

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力度預防突發事件，同時也要明確，法律法規是人造物，它不同于自然法則的不可違背性，既可以遵守，也可以違反，這也意味著真正有效力的法律法規，既依靠強制力，也根植于其中的道德律令對人心的影響力。有觀點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社會成員的過界行為，極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隱患，攻擊公交車駕駛員明顯就是一種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因此，這件事對公眾來說也當是一次安全教育，在公共場合，切不可放任戾氣，對規則、對自己以及他者的權益需要充足敬畏。

當前中國社會的復雜程度前所未有，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各種糾紛和一些矛盾。在這個背景下，更需要明確相關社會機制和規則，需要在全體社會成員心中根植遵守安全底線的共識，唯有如此，才能營造出更有安全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