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五一黃金周是最不壞的選擇

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五一黃金周是最不壞的選擇

隨著十一黃金周的結束，今年所有法定假日都已全部過完，我們該干嘛干嘛，也不用再期待放假了，專心等著過年吧。心情有點落寞的人們，偏偏遇到多名學者在媒體上呼吁取消十一長假。與此相反，旅游社會學者劉思敏先生，呼吁恢復五一黃金周，贏得贊譽一片。

法定長假，說白了就是人造的旅游節，它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強制性，適用于幾乎所有的就業人群。帶薪休假需要勞動者去跟老板談，批不批的權力在老板手里;法定長假是政府部門跟老板談，老板不想放也得放。一個是市場語境，一個是法規語境。

帶薪休假是強制不來也推廣不來的，必須等到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能水到渠成。相比之下，法定長假是當下保障人們休假權利的最有效方式，在帶薪休假成為普遍現實之前，法定長假是最不壞的兜底性替代品。也就是說，等有一天帶薪休假已經很普遍了，黃金周當然可以取消，但現在肯定不是時候。

集中休假會有很多的弊端，這毋庸置疑。但就算是有了普遍性的帶薪休假，人們的休假選擇依然會呈現集中的特點，比如春節，放不放假人們都得回家。哪些季節適合旅游，哪些季節適合休假，到時候沒了黃金周，出行一樣會相對集中，比如歐美人的休假時間，幾乎就差不多。五一黃金周，十一黃金周，春節黃金周，不是亂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確實適合出門旅游，或者確實有團圓需求。

很多人說帶薪休假是自由的，而黃金周是強迫的。其實，黃金周你一樣是自由的。放不放假是法規說了算，休不休假或者怎么休假，卻是你自己說了算。放假了你一樣可以繼續工作，不放假你一樣可以跟老板申請休假。自由總是相對的，黃金周所要保障的，是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休假權利，具體到每個人自己，完全可以不受黃金周的約束。

有沒有得休假，和怎樣休假更好，是兩個層面的話題。很多人拿后者來批判前者，其實是混淆了問題的實質。長假是有現實需求的，哪怕它有一萬種不好，有也總比沒有要好。不喜歡長假的人，可以個人“微調”，但不能因此呼吁剝奪他人擁有長假的權利。

旅游經濟和休假權利，同樣是兩個層面的話題。無論你怎樣論證取消黃金周更有利于發展旅游經濟(其間充斥謬誤)，也不能說，只有高消費能力人群的旅游體驗重要，普羅大眾的休假權利無關緊要。

基于此，非但不應該取消十一黃金周，而且大有必要恢復五一黃金周，或者增設夏季黃金周。因為，黃金周長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倘若出游人數的分子不變，黃金周供給的分母變小了，黃金周自然會更加擁擠。

無論從旅游體驗還是從旅游經濟的角度來說，黃金周也許不能算是最好的選擇，但具體到當下國情，至少是最不壞的選擇。它讓黃金周長假供給，成為所有人都能享有的，一個可預期的確定性事實，這一點很重要。

第二篇：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托兒所”制度是當務之急

2018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恢復“托兒所”制度是當務

之急

近日，“幼托難題”持續引發社會關注，曾經享受著福利性托兒服務長大的一代人，如今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幼托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托管孩子成為職場父母的一大難題。(11月20日《解放日報》)所謂“托兒所”，就是保育嬰孩的地方，主要任務是幫助家長，尤其是幫助職業女性看護孩子。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恐怕都有過上“托兒所”的經歷。那時候，孩子的出生率比較高，女工、農婦及職業婦女要顧到工作便顧不到小孩，顧到小孩便顧不到工作。唯一的辦法是多設工廠托兒所、農村托兒所和一般的托兒所。當時幾乎每個單位、每個生產隊都有“托兒所”。有小孩子的工人上班時或者農民上工時，只要把孩子送到“托兒所”，然后由專人看管和照顧，下班或放工時把小孩接回家就行了。據《人民日報》報道，到1980年，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有各類托兒所、幼兒園98.8萬多個，入托兒童3400多萬人。

然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我國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出生率明顯下降，再加上農村打破了“大鍋飯”開始實行包產到戶，同時由于工業企業越來越多，企業越來越講究生產效益，追求利潤，這種“托兒所”模式逐漸被打破。特別是隨著幼兒園的不斷增加，“托兒所”漸漸地減少。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業附屬托兒所紛紛關閉，舊有的農村、街道托兒所也大都不復存在。

現在，隨著國家“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新出生嬰兒誰來帶已成了問題。孩子從出生到上幼兒園有三年的空白期，這三年空白期如何填補確實是個大問題。孩子父母不可能不去上班在家帶三年孩子吧，請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帶，這些老人也有可能還在工作，而且存在著帶孩子理念等不同的問題。如何提高年輕人生育“二孩”的積極性，如何把一些老年人解放出來，如何讓剛生育了孩子的父母不要有過多的負擔，能夠安心工作，盡快把已經消失多年的“托兒所”恢復起來，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

一些機關、企業辦“托兒所”表面上看可能會增加單位的負擔，畢竟辦“托兒所”要提供場地和必要的設備，還要有專人負責照料。但這種投入不是太高，就算增加了單位管理成本，但員工安心工作了，就可以為單位創造更多的效益，同樣也使員工感受到單位的人性化，凝聚起員工愛單位愛崗位的熱情，這是無法用金錢買回來的。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出臺政策，對機關企事業單位辦“托兒所”有一個明確的標準，規定凡單位有多少育齡婦女就必須辦“托兒所”，同時在社區等地也應興辦“托兒所”。并對“托兒所”使用場地、設備等要有明確的標準，定期舉辦“托兒所”保育員培訓，建立一

真正得到實施。

文/胡建兵

套“托兒所”規范管理制度。只有盡快讓“托兒所”恢復起來，才能助推“全面二孩政策”

第三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黃金周效應”值得珍惜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黃金周效應”值得珍惜今年由于中秋節和國慶節合并放假，黃金周達到8天，但“高速堵車”、“景區爆棚”和“交通事故頻發”卻成了這個假期的關鍵詞。多位專家表示，從發揮“社會黃金周”功能的角度，應將長假增至一年三個左右，才能基本滿足人們的需求（人民網10月10日）。全國假日辦也建議，對五一假期進行調整并適度延長。（《光明日報》10月10日）

從之前的春節、五一和國慶三個長假，到取消五一長假，增加清明、中秋等“小長假”，再到現在又呼吁恢復五一長假。中國人到底該怎么放假？可能主管部門也無所適從。應該承認，國家法定假日的延長，對于刺激消費、拉動內需，滿足民眾的休假需求，以及緩解長假期間的交通擁堵，都很有益處。但筆者認為，國家法定假日并非越多越好。

從國民經濟的角度講，國家法定假日的延長，必然會對生產生活造成一定影響。由于公司放假，除了零售、旅游、餐飲和客運外，股市將停止交易，期市將停止交割，外貿活動被迫延遲，全國大部分商貿活動將基本停滯；政府機關放假，公共服務的供給就成問題，影響群眾辦事??增加法定長假，“黃金周”的負面效應或能得到部分緩解，但其對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肯定將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

眾所周知，法國是世界上帶薪假期最長的國家之一。工薪階層從1982年開始，便享有每年長達五周的帶薪假期；社會黨執政時，推行每周35小時的工作制，超過的部分都可以轉換成假期，算下來，最長的人一年有長達八周的假期。但一些經濟學家也表示，帶薪休假時間過長，加重了企業負擔，是造成法國近幾年經濟增長緩慢、國家競爭力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

休假權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我們不能單純強調經濟發展，而忽略民眾的休假、休閑需求。然而假期也并非越多越好。就國家層面而言，生產和消費需要平衡；就個人層面，勞動和休假也需要平衡。就像大家都希望稅越少越好一樣，如果單從個人需求出發，假期當然越多越好，可如果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沒有實現國民收入倍增，相信許多人（如農民工）有假也不愿休、不能休。若強制推行，只會造成休假權事實上的不平等。

長期以來，我國的二元社會結構特征明顯，許多事情往往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景象。以休假制度而論，近幾年來，不少地方政府紛紛鼓勵甚至強制公務員帶薪休假，但公務員以外的群體難以落實帶薪休假。同樣的擔心在于，如果缺少經濟基礎和權利保障，增加假期也只能是“少數人的福利”。所以，滿足民眾的休假、休閑需求，更應該從保障職工帶薪休假權的落實等方面下功夫。

第四篇：湖南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恢復五一長假

湖南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恢復五一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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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巖松建議恢復五一長假為什么獲點贊

5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松在接受中國經濟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家法定節假日應由11天增加到13-15天，建議恢復五一黃金周，或者將新增法定節假日交予各省市自治區自主裁定。

白巖松是中國最著名的男主播之一。他主持的節目因為有思想、有內涵，獲得很多人的喜歡。這次，他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建議增加節假日時間，恢復五一黃金周，立馬獲得網友點贊無數。

這不是沒原因的。一個是大家確實喜歡白巖松“仗義執言”的主持風格，另一方面，增加法定節假日的建議，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也比較符合中國人現行的休假需要。

我們的法定節假日一直不曾停下過調整的步伐。從最開始的五一、十一兩個長假黃金周，到后來的把清明、端午、中秋等幾個傳統節日納入小長假視野，再到后來的繼續調整。但是調整過來、調整過去，似乎并沒有一次讓大家徹底滿意;幾乎每一次響應輿論的調整，都會面臨輿論的新一輪詬病。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在這種三番五次的調整中，我們的放假總時間并沒有多少變化。調整的實質無非就是把一個籃子里的蘋果挪到另一個籃子里，這一個籃子里的蘋果多了，另一個籃子里的蘋果必定會少;這邊滿意了，那邊必定不滿意，而且雖然說是三天小長假、七天大長假，但也是把原本就有的星期

六、星期天挪來挪去，把人的正常作息、工作規律也給倒騰得相當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我們的GDP都已經世界第二了。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下，人們更加注重自己生活品質的提高，休假的需求越發地強烈起來。無論是從國家來說、從社會來說，還是從個人來說，我們都開始有條件讓自己的工作節奏稍稍放緩，這也是我們國家社會發展達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人們對休假制度的詬病，更多的原因早已經從哪一天休，演變成了總共休多長時間。白巖松的建議就是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出了大家日益增長和強烈的休假需求，他也看到了我們對節假日調整來回挪移、總時間卻不增加的弊病。讓大家多休息幾天，影響不了我們的GDP，反而有利于大家調整一下緊張的工作節奏。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假日辦也好，還是政策制定者也好，不妨大方一點，不要太小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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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登報檢查”是濫用職權

貴陽某報經常刊登相近內容的檢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則，內容涉及出租車司機不系安全帶，企業對國家法規學習不夠等。律師稱行政管理部門要求相關違法違章人員“登報檢查”沒有法律依據。而貴陽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員表示，此舉是“上級領導的決定”。（9月11日《東方早報》）

執法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并非貴陽市的“專利”。盡管貴陽多個職能部門在處罰當事人、企業后，讓他們公開登報檢查看似有著“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級指示”的充分理由，但顯然沒有法律依據。

要知道，行政機關行使處罰權，只能根據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來履行職能，不能突破公權的邊界和法律的紅線。即對公權來說，法無明文授權則不可為。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道歉，不能因為有警示意義，就可以擴大處罰權，并以“上級決定”的理由執法違法。

事實上，《行政處罰法》已經明確規定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7種情形。但登報檢查不在這7種處罰種類之內。同時，該法還規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罰款的行政處罰。而貴陽多個職能部門讓受罰者登報寫檢查，雖然并不是由職能部門收取600元登報費，但卻是由公權驅使，面對新的處罰，受罰者只能被動服從。筆者以為，這顯然就是一種變相的“一事二罰”。

毋庸諱言，在其他行政處罰行為之外，違法違章的企業和個人還要支付登報的600元費用，不僅加重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而且，有關執法單位在執法過程中創設這種行政處罰的種類，明顯嚴重違法。

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并以理直氣壯的口吻來應對解釋，一方面說明公權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另一方面，說明相關的監督機制成為“旁觀者”。像今年7月10日，貴州省政府法制辦明確，對偷逃通行費車輛采取登報檢查和收取登報費用的行為確無法律依據，要求糾正此類違法行為。然而，直到9月7日的當地晚報上，貴陽環城高速公路營運公司還在責成偷逃通行費的駕駛員登報道歉。可見，當監督缺席，公權越界的沖動就仍會延續下去。

當然，不僅存在法制部門監督的缺席，還有自下而上的監督缺席。譬如，《公務員法》中就有公務員不得執行有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但貴陽有關部門和人員執行“上級領導的決定”，顯然是典型的法盲執法，更背離了公務員職業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規定下級可監督上級的軟肋。

其實，近年來屢屢出現的“游街示眾”、罰款指標、城管打人、土地違法、民生資金成為唐僧肉等公權越界和嚴重違法行為，無不是公權監督缺席的產物，同時，公權越界后付出的違法成本極低，幾乎為零，成為公權沖動的主要誘因，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也是監督公權的部門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