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讀 問責條例 五大要點 五類案例

解讀《問責條例》：五大要點、五類案例

2016-07-19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不被問責，就要守好職責。若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大可不必擔驚受怕。反倒是那些有權不用、有權濫用、有權任性的人，才真正需要進行深刻的反省。

“問責條例”要點1：覆蓋各級黨組織瞄準“關鍵少數”

對于“對誰問責”的問題，條例規定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包括：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問責條例”要點2：區別“三種”領導責任

明確問責對象之后，條例規定“問責應當分清責任。”并點出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表示，上述規定意味著條例不僅從“縱向”，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還從“橫向”分解責任，把問責的責任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他舉例說，以地方黨委為例，黨委書記負有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其他常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方面的工作，如果某個常委的分管工作沒有做好，那么如何追究該名常委的責任？條例“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的“三種”領導責任的劃分方式，“分解責任分清責任，將責任落實到實處，操作

性很強。”

“問責條例”要點3：6種問責情形體現紀法分開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根據條例原文，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

——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

——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

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

——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問責條例”要點4：7種問責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條例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

定了共7種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問責條例”要點5：規定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

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對此，謝春濤表示：“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才能不讓問責的利劍生

銹，形成破窗效應。”

【引以為戒】五類代表案例

回顧近年來查處的典型案例，以五類案例解讀五大問責情形，有助于廣大黨員把自己擺進去，認清責任、守住底線、擰緊“發條”、勇于擔當。

情形一：領導弱化

【案例】2016年2月，中央紀委通報了7起受到責任追究的典型問題。其中，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財政部駐北京監察專員辦事處原黨組書記、監察專員張更華等人被免去相關職

務。

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管黨治黨第一責任人，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7起問題產生的根源均為本地區本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委（黨組）一把手責任擔當缺失，管黨治黨不力。

【點評】“領”，就是率先垂范、引領示范，“導”，就是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在問責條例列出的六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中，“黨的領導弱化”位列問責情形第一條，傳遞出要堅決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的強烈信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四個意識”，既要牢牢堅持黨性原則，不斷增強政治定力，又要強化責任擔當，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敢于發聲、亮

劍。

情形二： 權力任性

【案例】因下屬單位私設“小金庫”，違規公款吃喝、購卡、旅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南海東部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劉再生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中國證監會上海期貨交易所違反規定，花費100余萬元舉辦春節聯歡暨先進表彰會，本單位因公出國團組公款旅游、消費，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楊邁軍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并被免去相關職務；廣東省陽江市國土局紀檢組組長許華因國土局及下屬單位多次發生公款吃喝、送禮、轉嫁接待費用問題，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上述案例中的問責對象均存在作風建設不到位、落實中央八項規

定精神不嚴格問題。

【點評】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風建設是“先手棋”，一子落、滿盤活。本次問責條例將“黨的建設缺失”列入問責情形，就是要利劍高懸、震懾常在，防止黨的建設缺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情形三：“好人主義”

【案例】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當湖南省臨湘市委原書記黃俊鈞聽到關于臨湘市委原副書記、市長龔衛國吸毒，男女作風、朋友圈混亂，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他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主體責任落實不力，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

分，調離現工作崗位。

【點評】顧慮班子團結，出于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愛惜“羽毛”等心理，處理問題時失之于寬松軟，其實質是為官不為，“兩個

責任”落實不到位。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是一個過程，本次問責條例將“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列入問責情形，就是要久久為功，推動管黨治黨制度化常態化，堅決破除好人主義、一團和氣，進一步把壓力層層傳導下去，扎緊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

情形四：無視黨紀

【案例】660萬元、1552萬元，這是河南省新鄉市兩名廳級干部的受賄金額。包養情婦，長期為其提供生活來源、并生育一兒一女，涉嫌違紀違法金額特別巨大，這是該市另一名廳級干部的嚴重違紀行

為。

新鄉市市委書記李慶貴作為新鄉市委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不僅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不到位，疏于教育、管理和監督，更在新鄉市領導班子換屆期間，向上級組織推薦3人并均得到重用，不講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處理嚴重失當，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免去其領導職務。

【點評】問責條例將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列入問責情形，強調要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嚴把政治關、作風關、能力關、廉政關，杜絕歪風邪氣。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才能把制度的籬笆越扎越緊，從源頭預防和治理

貪腐。

情形五：“獨善其身”

【案例】山東省青島日報社黨委原書記、青島日報社社長、青島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曉濱或許沒有想到，自己雖拒收該報業集團人員的賄賂，但仍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當該報業集團人員出現公款旅游、收受賄賂、瞞報收入、與他人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等問題時，蔡曉濱作為黨委書記并未引起警惕，更未舉一反三，嚴肅查糾。“獨善其身”看似合法，卻為腐敗滋

生蔓延埋下更大隱患。

【點評】作為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只想著獨善其身、高高掛起，實為政治敏銳性和警惕性不足，其失責之處正在于放任自流、養癰遺患，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不到實處，對當地政治生態產生負

面影響。

風清則氣正，氣正則心齊，心齊則事成。本次問責條例將“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列入問責情形，表明了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只有拿出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不留“暗門”、不開“天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才能堅決扎實推進下去。

第二篇：解讀《問責條例》：五大要點、五類案例

解讀《問責條例》：五大要點、五類案例

解讀《問責條例》：五大要點、五類案例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不被問責，就要守好職責。若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大可不必擔驚受怕。反倒是那些有權不用、有權濫用、有權任性的人，才真正需要進行深刻的反省。

“問責條例”要點1：覆蓋各級黨組織瞄準“關鍵少數”

對于“對誰問責”的問題，條例規定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包括：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問責條例”要點2：區別“三種”領導責任

明確問責對象之后，條例規定“問責應當分清責任。”并點出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表示，上述規定意味著條例不僅從“縱向”，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還從“橫向”分解責任，把問責的責任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他舉例說，以地方黨委為例，黨委書記負有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其他常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方面的工作，如果某個常委的分管工作沒有做好，那么如何追究該名常委的責任？條例“全面領導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的“三種”領導責任的劃分方式，“分解責任分清責任，將責任落實到實處，操作性很強。”

“問責條例”要點3：6種問責情形體現紀法分開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根據條例原文，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

——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

——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

——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問責條例”要點4：7種問責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條例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7種問責方式：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問責條例”要點5：規定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

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對此，謝春濤表示：“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才能不讓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引以為戒】五類代表案例

回顧近年來查處的典型案例，以五類案例解讀五大問責情形，有助于廣大黨員把自己擺進去，認清責任、守住底線、擰緊“發條”、勇于擔當。

情形一：領導弱化

【案例】2016年2月，中央紀委通報了7起受到責任追究的典型問題。其中，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財政部駐北京監察專員辦事處原黨組書記、監察專員張更華等人被免去相關職務。

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管黨治黨第一責任人，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7起問題產生的根源均為本地區本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委（黨組）一把手責任擔當缺失，管黨治黨不力。

【點評】“領”，就是率先垂范、引領示范，“導”，就是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在問責條例列出的六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中，“黨的領導弱化”位列問責情形第一條，傳遞出要堅決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的強烈信號。加強黨的領導、強化“四個意識”，既要牢牢堅持黨性原則，不斷增強政治定力，又要強化責任擔當，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敢于發聲、亮劍。

情形二： 權力任性

【案例】因下屬單位私設“小金庫”，違規公款吃喝、購卡、旅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南海東部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劉再生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中國證監會上海期貨交易所違反規定，花費100余萬元舉辦春節聯歡暨先進表彰會，本單位因公出國團組公款旅游、消費，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楊邁軍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并被免去相關職務；廣東省陽江市國土局紀檢組組長許華因國土局及下屬單位多次發生公款吃喝、送禮、轉嫁接待費用問題，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上述案例中的問責對象均存在作風建設不到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嚴格問題。

【點評】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風建設是“先手棋”，一子落、滿盤活。本次問責條例將“黨的建設缺失”列入問責情形，就是要利劍高懸、震懾常在，防止黨的建設缺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情形三：“好人主義”

【案例】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當湖南省臨湘市委原書記黃俊鈞聽到關于臨湘市委原副書記、市長龔衛國吸毒，男女作風、朋友圈混亂，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他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主體責任落實不力，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調離現工作崗位。

【點評】顧慮班子團結，出于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愛惜“羽毛”等心理，處理問題時失之于寬松軟，其實質是為官不為，“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是一個過程，本次問責條例將“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列入問責情形，就是要久久為功，推動管黨治黨制度化常態化，堅決破除好人主義、一團和氣，進一步把壓力層層傳導下去，扎緊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

情形四：無視黨紀

【案例】660萬元、1552萬元，這是河南省新鄉市兩名廳級干部的受賄金額。包養情婦，長期為其提供生活來源、并生育一兒一女，涉嫌違紀違法金額特別巨大，這是該市另一名廳級干部的嚴重違紀行為。

新鄉市市委書記李慶貴作為新鄉市委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不僅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不到位，疏于教育、管理和監督，更在新鄉市領導班子換屆期間，向上級組織推薦3人并均得到重用，不講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處理嚴重失當，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免去其領導職務。

【點評】問責條例將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列入問責情形，強調要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嚴把政治關、作風關、能力關、廉政關，杜絕歪風邪氣。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才能把制度的籬笆越扎越緊，從源頭預防和治理貪腐。

情形五：“獨善其身”

【案例】山東省青島日報社黨委原書記、青島日報社社長、青島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曉濱或許沒有想到，自己雖拒收該報業集團人員的賄賂，但仍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當該報業集團人員出現公款旅游、收受賄賂、瞞報收入、與他人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等問題時，蔡曉濱作為黨委書記并未引起警惕，更未舉一反三，嚴肅查糾。“獨善其身”看似合法，卻為腐敗滋生蔓延埋下更大隱患。

【點評】作為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只想著獨善其身、高高掛起，實為政治敏銳性和警惕性不足，其失責之處正在于放任自流、養癰遺患，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不到實處，對當地政治生態產生負面影響。

風清則氣正，氣正則心齊，心齊則事成。本次問責條例將“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列入問責情形，表明了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只有拿出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不留“暗門”、不開“天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才能堅決扎實推進下去。

第三篇：2016年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點解讀

2016年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全文關鍵點【解讀】

2016年新版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發布了，問責條例的全文主要是講什么內容的?下面匯總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的關鍵詞、要點：

一、問責條例要點，是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的制度保障

在充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在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特別是依規治黨的重大舉措。此條例的頒布和施行，必將對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發揮巨大的促進和保障作用，對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制定和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維護黨章權威和落實擔當責任的硬約束。依規治黨首先是依章治黨。黨章總綱明確提出“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是黨的建設的根本方針。黨章第37條規定“黨組織必須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這是對主體責任的具體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又根據工作需要通過設立組織、宣傳、統戰等工作部門。黨章第八章規定了各級紀律檢查機關的執紀監督問責職責。貫徹和執行黨章的這些規定，要求各級黨委要在思想認識、方法措施上跟上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是必要的，但僅如此又是不夠的。隨著問責條例的正式頒布和施行，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傳導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今后各級黨委及其工作部門和黨員領導干部如果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那么，就將被問責。從這個角度說，問責條例的出臺，也是在倒逼黨內各個責任主體在履行責任上只能做出擔當的唯一選擇。

其次，制定和施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提高依規治黨執行力的制度保障。依規治黨是依法治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內部政黨治理的主要任務。如今，中國共產黨已經制定了2部準則、28部條例和若干規則、規定、辦法和細則。制定和通過黨內專門的問責條例，不僅改變了過去問責規定分散，解決了黨政問責混同問題，整合了問責制度，健全了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 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而且實現了問責條例和紀律處分條例等其他黨內法規制度之間的有機銜接，為提高其他黨內法規的執行力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再次，制定和施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對權責對等原則的堅持和運用，也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推進政黨現代化理念詮釋和行動證明。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問責不能感情用事，要有規章制度依據和保障。問責條例對“問責什么”“誰來問責”“怎樣問責”做出全面系統的規定，體現了黨中央失職必究、執紀必嚴的鮮明態度和堅強決心，使黨內問責程序化、規范化、制度化，強化了黨內形成有權就要擔責的價值取向，擊碎只想當官不想盡責的幻想，糾偏只顧爭搶權力卻無人負責的現象，監督端飯碗卻不干活的行為，破解只講權力不講責任的難題，推動嚴肅問責落到實處，促使黨內各個責任主體各就各位，履職盡責，失責必問 成常態，在黨內立下問責規矩，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深遠的實踐影響。

二、近兩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黨內法規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在建黨95周年之際審議通過“問責條例”，再一次彰顯了黨中央從嚴治黨的堅定政治決心，顯示了黨要管黨的信念。把從嚴治黨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和行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抓起，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同時堅持嚴厲查處腐敗行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提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效能的利器。

從去年“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出臺，到剛剛通過的“問責條例”，都反映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也說明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正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得到科學化提升。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問責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杜治洲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已取得顯著成績，黨內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圍，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優勢正在形成，“‘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在反腐敗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宋偉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抓起，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同時堅持嚴厲查處腐敗行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提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效能的利器。

三、黨內法規體系逐漸走向完善

根據公開資料梳理，黨內問責制度的專門依據，其中之一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此外，黨內問責制度還分散在諸多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中，比如行政監察法、《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有學者統計，現行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與問責相關的多達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規劃綱要中提出：“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員追求的高標準和管黨治黨的戒尺得到了明確。

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宋偉表示，“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應當是《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修訂升級版，同時也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認為，從《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到“問責條例”，不僅是效力層級得以提高，也把過去散見于不同問責規定當中的制度統一到一部黨規中，提升了問責制度的權威性。

“從去年‘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出臺，到剛剛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都反映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完善，也說明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正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得到科學化提升。”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杜治洲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問責條例”的制定，一方面通過問責有利于“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的執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黨員領導干部履行廉政責任，領導干部不僅自身要廉潔，還要管好下屬的廉潔。

“‘問責條例’可以有力強化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的落實，也成為問責處理的重要依據。”宋偉說。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

四、《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

第一章 指導思想、原則和適用范圍

第一條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依據黨章和憲法、法律，結合黨的建設的實踐制定。

第二條 本條例的任務，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教育黨員遵紀守法，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和國家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

第三條 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應當遵守和維護黨的紀律。對于違犯黨紀的黨組織和黨員，必須嚴肅處理。

五、《問責條例》的問責目的、對象及范圍是什么?

本次會議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要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倒逼責任落實，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黨的團結統一。

針對問責對象，會議透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由此可以判定，其問責對象為各級黨組織及各級黨員領導干部。

對于開展問責的領域范圍，會議指出，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會議強調，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六、制定《問責條例》的背景是什么?為何要制定?

本次會議提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那么，其制定背景和制定原因是什么?

此前，中國紀檢監察報曾刊文批評一些地方和單位對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兩個責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文章指出，有的發現了問題，但在問責時卻吼吼嗓子、做做樣子;有的把自個兒當旁觀者，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義”;有的地方在問責上有“湊數”嫌疑，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也統計在內。據報道，現行《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頒布于2009年6月30日。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2016年1月，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今年6月7日，中央紀委網站發布消息，王岐山6月1日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并于6日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征求意見。在座談會上，王岐山的講話釋放出重磅信號。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執行制度關鍵在人。”王岐山在講話中指出，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干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第四篇：《問責條例》解讀

《問責條例》解讀

強調制度治黨，是十八大以來抓黨建的一個突出亮點，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四中全會提出要以黨章為核心，形成黨內的法規體系。把黨內各項事務用黨內法規的方式做出了規定，比如紀律處分條例、廉潔自律準則等等。這些紀律規矩成為管黨治黨的標準和尺子，讓黨員領導干部有章可循，有敬畏感和自覺性。總書記強調，嚴明黨紀就是治本。我特別認同這個道理。

廉潔自律準則是正面要求，是黨員的正面行為規范；紀律處分條例是定下來的黨紀，違反黨紀的該怎么處分，規定得很全很細也很嚴。這兩項黨內法規有獨特的定位和獨特的作用，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外，我們還有黨政干部選拔任用規定、黨組條例、統戰工作條例、巡視工作條例等等。在問責方面，現有的500多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有關的有119部，其中專門規定12部，包含問責內容的107部。

那么為什么還要專門出臺這個問責條例？一方面原因是現有的問責規定雖然多，卻沒有準確界定責任主體概念，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所以我們發現有人雖然不敢違紀了，但是也不作為了。對這樣的情況也應該有辦法應對。問責條例主要就是解決失職失責的問題。不光是對領導干部個人，也針對黨組織。可以說，問責條例全面聚焦黨內問責，是首部關于問責方面的基礎性黨內法規。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的利器，標志著黨的問責工作進一步規范和強化，使得全面從嚴治黨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化。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點發布時間:2016-06-30 28日傍晚，新華社發消息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的核心內容有哪些?其側重的問責對象和去年剛剛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規定的處分對象有何不同?下面我們一起去看看該條例是如何給權力加鎖的!

廉政法學專家對記者表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而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不可相互替代。

解決問責規定碎片化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的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是擔當。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記者注意到，在上個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報公開的關于“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于強化自身監督。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創新管理制度，切實強化黨內監督。

總書記提出，要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總書記曾強調說，當前的一個問題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多、抓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

“總書記在紀委六次全會提出的要求，正是為了解決以前黨內問責制度碎片化的問題。”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向解釋說，目前黨內法規中關于問責的規定包括《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盡管這些規定都各有側重，但是總的看來，確實存在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的問題。此次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可有效解決以上問題。

強調黨委、紀委的組織責任

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從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獲審議通過，可以計算出，期間僅僅用了半年時間。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與去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側重點有何不同?鄧聯繁教授認為，兩者側重的情形、處分和問責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

就問責方式來講，《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的問責方式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這5種。

“但是這些規定仍不夠全面，可以看到，近幾年多提及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等問責方式。相信問責條例規定問責的方式將會更為全面。”鄧聯繁教授說，紀律處分條例和問責條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個黨內問責規定主要是針對領導干部，而此次問責條例則面向所有黨員。

此外，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還強調，“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追究領導責任、黨組織的責任。”

記者注意到，以上這句話也出現在今天的會議通報中。鄧聯繁認為，這意味著問責對象將不僅僅是黨員或領導干部，也包括組織。

“主體責任中的主體主要指黨委這個主體，監督責任指的是紀委的責任。可以看出，問責條例同樣強調組織要把責任擔起來。

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記者梳理發現，中央曾從親友問題、經濟問題、生活問題等多方面給這只籠子上了多把“鎖”，而今日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可以說是又加上了一道“鎖”。

問責制度在黨內雖然早已有之，但正式出臺一部基礎性的黨內問責條例，這還是頭一次。那么，按照最新問責條例，到底在什么情形，黨員領導干部會被問責？今天正義君就帶大家一起學起來。

一、只能獨善其身的干部，要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第一款：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應當予以問責。

案例：蔡曉濱曾經是青島日報社的黨委書記，還是青島日報社社長、青島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過節的時候，下屬給他送了購物卡，可是他堅定的拒絕了。大家說，他是不是好干部？可是這個“好干部”卻被問責了。

原來，在他任職期間，單位內部出現請客送禮、公款宴請，收受賄賂、瞞報收入甚至與他人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等問題，而這位黨委書記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致不正之風蔓延。最后，該單位5名班子成員，19名中層干部和工作人員因違反廉潔自律規定等問題受到紀律處分或組織處理。2015年11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蔡曉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點評：2016年6月17日，中紀委通報，這位黨委書記因單位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青島這位書記，也許認為只要自己不違紀就可以了，獨善其身看似沒有問題，可作為一把手，正是黨組織中“關鍵少數中的少數”，這樣的人一旦奉行“獨善其身”，對單位的違紀行為不加管束，不嚴查深究，整個單位風氣自然會越來越壞，日積月累，等到大問題出現，就已經不可挽回了。這樣的干部看似“清流”，實則無能，應該被問責。

二、紀律渙散的干部，要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第二款：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應當予以問責。

案例：2013年12月5日，四川省涼山州最大的國有獨資水利電力企業大橋水電下屬公司大橋水電實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張志輝違反公司“三重一大”集體決策制度，在未經經營班子集體研究、未經董事長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與西昌“山水間客棧”私自簽訂《山水間客棧投資合作協議》。公司財務部經理鄭國靜向商業銀行經辦人員提供虛假驗證信息，將大橋實業公司公款300萬元轉賬到西昌“山水間客棧”謝某個人賬戶。涼山州大橋水電開發總公司紀委按照“有案必查”的要求，第一時間啟動紀檢信訪案件辦理程序，在較短時間內查清了違紀事實，中止了違紀行為，并給予張志輝黨內警告處分決定，減發2014年6個月績效獎；鄭國靜調離崗位并減發2014年6個月績效獎。

點評：該案例中，由于該黨組織對黨員的管理失之于寬，遇到重大問題決策、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大額資金使用等本應必須經集體討論作出決定的情況時，竟然視紀律與制度為無物，公然違反“三重一大”制度，不向組織請示報告就擅自作出決定。這些嚴重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按照新出的問責條例，這樣的黨組織應該被問責。

三、奉行“好人主義”的干部，要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第三款：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予以問責。

案例：宮海曾經是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的副縣長，他在任時有人多次反應其生活作風有問題，與他人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而對于此事，宮海的領導原縣委副書記、縣長費長輝卻沒有如實向上級報告。直到上饒市委向費長輝征求意見，準備選拔宮海出任萬年縣委常委時，他依然為宮海打掩護。由于費長輝沒有如實向組織報告宮海違反生活紀律的情況，致使宮海重用后又被處理，在社會上造成嚴重不良影響。2016年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費長輝也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

點評：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有為尊者諱的習俗，這本身就是一種陋習，與我們黨所提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不符，而黨內的一些干部更是把這種陋習發揮到了極致，不但為“尊者”諱，對同級下級的錯誤也不加以批評指正。奉行“好人主義”，以為你好我好大家好。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家都好不了，還嚴重影響黨的形象。

四、拉幫結派的干部，要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第四款：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應當予以問責。

案例：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在黨內搞團團伙伙，拉攏腐蝕一些領導干部，還公開散布與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相違背的言論。同時，趙少麟的兒子趙晉搞起了房地產，一度成為當地的“最牛開發商”。為了鞏固父親的地位，獲取更大的利益，趙晉又開設私人會所，拉攏腐蝕了一大批領導干部，包括武長順、王敏、何家成等在內的多名高級領導干部因被其腐蝕而先后落馬。最終趙少麟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被開除黨籍。2016年7月，因涉嫌單位行賄、騙購外匯案，被提起公訴。

點評：像趙少麟這樣的人，作為黨員干部，卻并沒能堅守共產主義信仰。他們把自己等同于舊社會的腐敗官僚，大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在他們眼里黨紀黨規，甚至是國法都無足輕重，以為拉上個小“山頭”，自己就是“山大王”，“一朝權在手，天下任我走”。他們的行為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最終不但要被問責，還要依法受到審判。

五、反腐不給力的干部，要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第五款：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應當予以問責。

案例：2015年7月，上海市委巡視組發現，上海城建集團下屬城建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存在公款旅游問題，城建集團紀委于是將巡視組移交的問題線索轉至城建置業紀委組織調查。城建置業紀委僅憑相關人員的說辭及編造的材料作出反映不實的調查結論，城建集團黨委、紀委未嚴格審核就將該結論報告市委巡視組。8月，上海市紀委經過調查發現，城建置業公司的公款旅游問題屬實，相關人員分別受到處理。

2015年1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上海城建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張焰被誡勉談話，城建集團紀委書記朱晨紅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城建置業董事長裴建群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并被免去董事長職務；城建置業總經理袁繼康也被免去總經理職務；城建置業紀委書記張連凱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點評：問題該發現沒有發現就是失職，發現問題匿情不報、不處理就是瀆職。該案例中，城建置業紀委的干部們不僅沒有及時發現問題，對于巡視組發現的問題也不積極的調查，認真核實，導致腐敗行為得不到及時遏制。新的問責條例明確要求黨組織、黨員干部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中必須要堅決，要扎實。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反腐，不僅反不了真正的“腐”，自己也逃不過組織的問責。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明確需要被問責的情形就是這五大類。當然除了這五種情形，條例也規定了可以對其他違紀違法行為進行問責，那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

黨員干部們，對于這個新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你都學懂了嗎？黨中央對于從嚴治黨那可是下了真功夫的，不要再存在僥幸心理了，趕緊行動起來，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用更加嚴格的標尺衡量自己的言行吧。

三項法規傻傻分不清？

七一前夕，中央再出重拳。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可以說，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不僅讓共產黨員頭上多了個“緊箍咒”，還標志著全面從嚴治黨又邁出了堅實一步。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共產黨員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員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相繼印發。這些條例是否讓你覺得傻傻分不清？事實上，全面從嚴治黨的號角早已吹響，不論你是不是黨員，這些規定，其實離你不遠。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頒布實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以下簡稱《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黨紀處分條例》）。兩項法規的頒布實施是在黨長期執政和依法治國條件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實現依規依紀治黨，切實加強黨內監督的重大舉措。兩項法規一正一反、相互配套，《廉潔自律準則》堅持正面倡導、重在立德，是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能夠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黨紀處分條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

1《、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主要內容中央紀委副書記張軍：修訂后的《廉潔自律準則》共8條、281字，包括導語、黨員廉潔自律規范和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等3部分，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必須”“八條規范”。導語部分，重申關于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優良傳統作風、高尚情操等“四個必須”的原則要求，強調廉潔自律、接受監督的主旨，最后將落腳點放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上，以體現修訂準則的目標要求。黨員廉潔自律規范部分，圍繞黨員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的關系提出“四條規范”。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部分，針對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圍繞“廉潔從政”，從公仆本色、行使權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風等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條規范”。“黨員廉潔自律規范”和“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范”共八條，統稱“八條規范”。“四個必須”“八條規范”的內容源自黨章和黨的幾代領導人，特別是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同時借鑒參考了一些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箴言警句。

2、《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主要內容中央紀委副書記張軍：修訂后的《黨紀處分條例》共3編、11章、133條、17000余字，分為“總則”“分則”和“附則”等3部分。總則分為五章。第一章對條例的指導思想、原則和適用范圍作出規定，突出強化黨章意識，維護黨章權威，增加了黨組織和黨員必須自覺遵守黨章，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約束，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第二章對違紀概念、紀律處分種類及其影響等作出規定，將嚴重警告的影響期由原來的一年修改為一年半；增加了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受到留黨察看以上（含留黨察看）處分，黨組織應當終止其代表資格的規定。第三章對紀律處分運用規則作出規定，將在紀律集中整飭過程中，不收斂、不收手列為從重或者加重處分的情形。第四章對涉嫌違法犯罪黨員的紀律處分作出規定，以設定專門條款的方式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增加了中止被依法逮捕的黨員的表決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黨員權利的內容。第五章對預備黨員違紀及違紀后下落不明黨員的處理以及處分決定的執行等作出規定，明確了相關黨紀處分決定作出后，辦理職務、工資等相應變更手續的最長時限。分則部分將原條例規定的１０類違紀行為整合修訂為６類，分別為“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對違反組織紀律行為的處分”“對違反廉潔紀律行為的處分”“對違反群眾紀律行為的處分”“對違反工作紀律行為的處分”“對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等６章。“對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組織或者參加迷信活動、搞無原則一團和氣以及違反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等黨的規矩的違紀條款。“對違反組織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增加了不按照有關規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組織請示報告重大問題，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篡改、偽造個人檔案資料，隱瞞入黨前嚴重錯誤，黨員領導干部違反有關規定組織、參加自發成立的老鄉會、校友會、戰友會，違規取得國（境）外居留權或者外國國籍，違規辦理因私出國（境）證件等違紀條款。“對違反廉潔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增加了權權交易，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失管，贈送明顯超出正常禮尚往來的禮品、禮金、消費卡，違規取得、持有和實際使用運動健身卡、高爾夫球卡等各種消費卡，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離職或退（離）休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違規自定薪酬或者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違反規定超標準、超范圍接待或者借機大吃大喝，搞權色交易和錢色交易等違紀條款。“對違反群眾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完善了超標準、超范圍向群眾籌資籌勞，在辦理涉及群眾事務時故意刁難、吃拿卡要，在社會保障、政策扶持、救災救濟款物分配等事項中優親厚友、顯失公平等侵害群眾利益行為的違紀條款；增加了不按規定公開黨務、政務、廠務、村（居）務等侵犯群眾知情權行為的違紀條款。“對違反工作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增加了黨組織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違規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違規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執紀執法活動，泄露、擴散或者竊取涉密資料等違紀條款。“對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一章，增加了生活奢靡行為，違背社會公序良俗行為等違紀條款。“附則”部分明確了制定補充規定等的權限，條例的解釋機關，以及條例的施行時間和溯及力等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從《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到《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進一步深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各級黨組織都要把自己擺進去，聯系實際、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3、《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主要內容問責內容，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問責方式，“堅持問題導向”。處分方式，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也就是說，一旦失職失責行為有嚴重后果，且達到了群眾反映強烈、損害政治基礎等程度，那么就要追“三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

總的來說——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緊扣廉潔自律主題，重申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是黨執政以來第一部堅持正面倡導、面向全體黨員的、規范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開列負面清單，重在立規，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劃出了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底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關于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的一部重要的黨內法規。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你明白了嗎？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導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沒有人負責的問題而制定的面向全體黨員、追責對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選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連續出現問題，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的核心內容有哪些?其側重的問責對象和去年剛剛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規定的處分對象有何不同?

廉政法學專家對觀海解局記者表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而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不可相互替代。

解決問責規定碎片化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的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是擔當。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在上個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報公開的關于“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于強化自身監督。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創新管理制度，切實強 化黨內監督。

習近平提出，要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習近平曾強調說，當前的一個問題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多、抓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

“總書記在紀委六次全會提出的要求，正是為了解決以前黨內問責制度碎片化的問題。”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向觀海解 局記者解釋說，目前黨內法規中關于問責的規定包括《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 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盡管這些規定都各有側重，但是總的看來，確實存在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的問題。此次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可有效解決以上問題。

強調黨委、紀委的組織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 例》。”

從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獲審議通過，可以計算出，期間僅僅用了半年時間。

問責條例與去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側重點有何不同?鄧聯繁教授認為，兩者側重的情形、處分和問責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

就問責方式來講，《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的問責方式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這5種。

“但是這些規定仍不夠全面，可以看到，近幾年多提及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等問責方式。相信問責條例規定問責的方式將會更為全面。”鄧聯繁教授說，紀律處分條例和問責條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個黨內問責規定主要是針對領導干部，而此次問責條例則面向所有黨員。

此外，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還強調，“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追究領導責任、黨組織的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以上這句話也出現在今天的會議通報中。鄧聯繁認為，這意味著問責對象將不僅僅是黨員或領導干部，也包括組織。

“主體責任中的主體主要指黨委這個主體，監督責任指的是紀委的責任。可以看出，問責條例同樣強調組織要把責任擔起來。

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觀海解局記者梳理發現，中央曾從親友問題、經濟問題、生活問題等多方面給這只籠子上了多把“鎖”，而今日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可以說是又加上了一道“鎖”。權力的籠子已有多鎖

1為配偶、子女經營謀利可開除黨籍

今年1月1日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實施。《條例》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開列負面清單。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嚴肅黨的紀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形勢發展，該條例已不能完全適應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實踐需要，黨中央才決定予以修訂。

觀海記者注意到，《條例》中的第八十八條規定，違反有關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情節嚴重可以開除黨籍。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2014年2月出臺的《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同樣也明確了“裸官”的限入性崗位，包括黨政機關的領導成員崗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崗位。

2不準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

觀海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早在1993年10月，中央就對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能買賣股票作出了規定，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不準買賣股票。

2001年，中央放松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投資證券的管理，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將其合法財產以合法的方式投資于證券市場，是對國家建設的支持。

為此，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有限制地放寬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買賣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依法投資證券市場，買賣股票和 證券投資基金。不準利用職權、職務上的影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當手段，索取或者強行買賣股票。不準利用內幕信息直接或者間接買賣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買賣股 票的建議。

《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第五條也有相關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派出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準買賣股票。

3讓廉潔從自律開始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在會上審議通過。會議提出，《準則》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以道德為“高線”，以紀律為“底線”，進一步扎緊了管黨治黨的“籠子”。

《準則》開篇對全體黨員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提出“四個必須”的原則要求，其中提到必須自覺培養高尚道德情操，廉潔自律。對此，《紀檢監察報》刊文稱，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

記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修訂前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此次修訂刪掉了“黨員領導干部”這六個字。此前舊版本中，從八個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52個“不準”，是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重要遵循。

對此，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曾表示，這意味著適用的范圍、對象擴大了，修訂后準則的適用對象是全體黨員和所有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不僅要規范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也應包括所有普通黨員。

4干部不如實填報收入不得提拔

2015年1月，中組部印發《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辦法(試行)》，并印制了《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明確了抽查核實報告 工作的原則、項目、對象范圍、方法、結果處理和紀律要求等。這個辦法也被人形象地稱為：“個人事項報告一小步，廉潔自律一大步。”

根據此前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領導干部若不如實填報收入、房產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

事實上早在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兩年之后，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2006年9月，經中央同意，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 項的規定》的通知。2006年的規定與1995年規定相比，申報的對象從領導干部個人擴大到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

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廢止了2006年的規定。與2006年的規定相 比，對于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從業職務和經營行為的申報范圍更大、規定更為細致，對于有價債券等理財產品的種類規定更新、更明確。

中紀委發布《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2016年07月20日10:17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原標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

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 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 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

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解讀：

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解讀：

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