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萬隆會議前后中國政府打開與亞非國家關系的努力

萬隆會議前后中國政府打開與亞非國家關系的努力

夏莉萍

【作者簡介】夏莉萍，外交學院外交學系講師。（北京 100037）【關 鍵 詞】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亞非國家/周恩來

（本文主要根據外交部新開放檔案撰寫）萬隆會議是中國與亞非國家關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領導人注意到朝鮮戰爭期間亞洲和阿拉伯國家在聯合國的行動及日內瓦會議后國際局勢的新變化，提出了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的戰略性方針。在此方針的指導下，新中國政府積極準備參加萬隆會議，希望以此為契機來打開與亞非國家關系的新局面。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萬隆會議期間的活動為中國發展與亞非國家關系奠定了基礎。萬隆會議后，中國和亞洲國家的關系進一步發展，與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有所突破。外交史

1955年4月18至24 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展開了世界史的新階段”，被視為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標志[1]（P252—253）。對于中國來說，萬隆會議展示了中國的和平外交形象，增加了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為中國打開與亞非國家的外交關系提供了契機。中國政府抓住機會，在打開與亞非國家的外交局面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2005年是萬隆會議勝利召開50周年，又正值外交部開放了一批有關萬隆會議的檔案。因此，利用這些檔案結合其相關材料在此方面做進一步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一、萬隆會議前中國和亞非國家關系

新中國建立初，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大多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1954年底舉行的茂物會議上，萬隆會議的5個發起國根據所謂“獨立政府原則”，由與會各國提名可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共提出30個國家，包括5個發起國（注：這30個國家是：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等5個發起國，邀請阿富汗、中國、柬埔寨、老撾、泰國、埃及、菲律賓、尼泊爾、伊朗、約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門、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蘇丹、利比亞、利比里亞、黃金海岸（今加納）、敘利亞、日本、南越、中非聯邦等25國參加。中非聯邦后來沒有出席會議。）。在這30 個國家中，只有6個亞洲國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印尼、越南民主共和國）與中國有外交關系。當時和中國建交的亞洲國家總共只有8個，除上述6個國家外，還有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和蒙古。萬隆會議的5個發起國中還有一個國家，即錫蘭尚未和中國建交，兩國只有貿易關系。此外，當時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和中國建交。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中，新中國與民主越南、印度、錫蘭、緬甸、印尼5 國已簽訂貿易協定；與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簽訂半官方貿易協定或政府之間簽有商品合同；與埃及、敘利亞和尼泊爾有直接貿易往來，但政府之間尚未建立貿易關系；此外，泰國、菲律賓、南越等國家雖然經過香港與新中國有貿易往來，但沒有主動提出建立貿易關系。其他中近東及非洲國家當時尚無貿易往來[2]。

有些亞非國家當時受美國的影響和控制，對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好感，例如后來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埃及。這些國家中不少與臺灣當局有各種各樣的聯系。在參加亞非會議的29國中，日本、韓國、菲律賓、土耳其等國與臺灣當局互派“大使”。泰國與臺互設“大使館”，在亞非會議前夕保持代辦級外交關系。臺在伊朗、伊拉克和埃及設有“使館”，在南越、南非設有“總領事館”，在沙特設有“領事館”，在柬埔寨境內有一“領事”。臺曾通過南越保大政權向柬埔寨建議承認，柬埔寨給以“緩行”答復。臺1951年承認利比亞獨立。據1954年7月21日臺北“中央社”消息臺灣當局打算在敘利亞和黎巴嫩設立“使館”[3]。以上說明，當時中國和亞非國家關系的局面不容樂觀，由于以美國為首的敵對勢力的阻撓和臺灣方面的影響，新中國政府要打開與亞非國家關系的新局面并非易事。

二、中國政府重視打開與亞非國家的外交局面，積極準備參與萬隆會議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采取了一系列敵視新中國的政策。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變成了一個敵視新中國的工具[4]（P11）。朝鮮戰爭期間，在聯合國內，一些亞洲和阿拉伯國家提出自己的見解，表現出與美國不同的立場。這表明以這些國家為代表的過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將逐漸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日內瓦會議以后，中國領導人進一步觀察到國際關系格局變化的新情況。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現在總的形勢就是美國人相當孤立。這個東南亞的問題——印度支那問題解決之后，估計它的孤立會要繼續發展。”“我們要對許多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加拿大這一類國家，比如印度、緬甸這一類國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進行工作。甚至像泰國這樣的國家，它在我國附近，也是怕我們的，也要進行工作。”[5]（P560）搞積極外交日益為中國政府所重視。

1954年7月8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上對中國外交及有關工作，提出了11條意見，其中包括團結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內），孤立和分化美國；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增強外交工作陣營[5]（P562—563）。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逐漸成了中國外交的重點。

1954年10月，在為尼赫魯訪華而召開的有關人士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就如何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增強外交工作陣營提出了具體辦法。周恩來認為資本主義陣營存在三種類型的國家：一是以美國為首的主戰派；二是以英國、法國為首的維持現狀派；三是以印度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國政府要孤立美國，爭取第二類國家，團結第三類國家[6]（P419—420）。

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召開萬隆會議。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時，就曾向尼赫魯總理表示：中國贊同正在醞釀中的召開亞非會議的計劃[7]（P1）。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先后訪華，都提到了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吳努總理希望周總理參加會議。周總理說，會議是由你們幾位總理發起，我們支持。這一會議使向無來往的亞非國家能夠會面，這樣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誤會和隔閡[8]（P92）。毛澤東對這次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十分重視，責成周恩來親自負責準備中國代表團參加會議的方案[5]（P590）。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參加亞非會議在文化友好方面準備工作的初步方案”和“參加亞非會議初步工作計劃草案”。

“初步方案”提出：可以根據情形，以外交學會或對外文化協會的名義，作適當的邀請，或和他們建立友好通訊關系。邀請時可以根據各代表團團長和團員的情況，注意他們的非官方身份，再確定邀請的對象（對方國家適當的團體或個人）。要注意把這些代表團的個別團長和團員包括在邀請范圍之內，以便于打開缺口[9]。

“初步工作計劃草案”提出了參加會議的4項任務：（1）發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擴大和平地區，反對制造戰爭集團，和緩國際緊張局勢；（2）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3）發展正常貿易及經濟合作，加強與會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4）爭取與若干亞非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會議的準備工作分以下6個方面進行：（1）政策方面：調查研究與會國家在會內會外可能提出的問題并擬議對策，估計這次會議可能達成的協議，準備發言綱要和提案；設想這次會議是否發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設機構，從而考慮我方應持何種態度；（2）資料方面：與會各國概況、與會各國與我國關系，各種專題資料（包括西伊里安問題、克什米爾問題、摩洛哥問題等）；（3）經濟方面：有鑒于1954年5國總理公報中曾特別強調經濟合作問題，與會各國在經濟上有困難，想尋找出路，而帝國主義對這些國家以所謂經濟援助作為侵略的工具，因此，我們應在貿易及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作具體的準備；（4）新聞宣傳方面；（5）宗教方面：由于與會各國不少是伊斯蘭教國家，我應針對這一特點確定宣傳原則，并準備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進行活動；（6）行政方面：亞非會議的籌備會議是否邀請我國參加，也應予以設想[10]。

1955年1月15日，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科倫坡會議5個發起國，熱情邀請中國參加4月將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月10日，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復電，欣然接受邀請。

1955年4月4日，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等文件，報送毛澤東等審閱。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充分討論后通過了這些文件。《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指出：我們在亞非會議中總的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系創造條件。該方案準備了亞非會議中的各項問題的方案，還提出爭取設立亞非會議的常設機構，并爭取亞非會議每隔兩年開一次，下一次在印度舉行。

該方案將亞非會議與會國家除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外的國家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甲、“和平中立”國家：印度、緬甸、印尼、阿富汗；乙、接近“和平中立”的國家：埃及、蘇丹、尼泊爾、敘利亞、黎巴嫩、也門、沙特、黃金海岸、柬埔寨、老撾和錫蘭；丙、接近“反對和平中立”的國家：日本、泰國、菲律賓、土耳其。所有這些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動搖性，特別是乙、丙兩類國家動搖性更大。在擴大和平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我們在會議中應該團結甲類國家，爭取乙類國家，影響丙類國家。

該方案確定在會外有重點地對各類國家進行工作，并解決一些具體問題。除科倫坡國家外，其他重點國家是埃及和日本。對于不同類型的國家，采取不同的外交辦法：對印度、印尼、緬甸等甲類國家，有關會議的各項問題應盡量爭取同這些國家事先協商；對于埃及等乙類國家，爭取同埃及和敘利亞建交或建立事務關系（例如互設商務機構），同尼泊爾解決使節問題，同沙特解決朝圣問題；對于丙類國家中的日本，應爭取解決貿易代表團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為開展事務關系建立基礎；對于泰國、菲律賓爭取建立接觸，產生一定影響；對于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促進他們同越南民主共和國接近，防止對日內瓦協議的進一步破壞。方案確定整個活動重點在于會外接觸，通過會外接觸來解釋我們的立場并爭取解決一些具體問題[11]。

由于亞非會議是中國在沒有蘇聯出席的情況下第一次出席的大型國際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意義重大的會議，有關部門還邀請了著名法學家周鯁生等顧問進行座談，提出意見和建議。專家們討論的問題大到會議的議程、會議的努力方向，小到代表團成員出席會議的著裝[12]。

為了了解各國對召開亞非會議的態度，外交部電令各駐外使館報回駐在國或駐在國鄰近國家對于召開亞非會議的反映。報回的情況不僅包括會議發起國如印度、印尼、緬甸等，與會國如越南、巴基斯坦、黃金海岸（今加納）等，還包括英國、瑞典、瑞士等國[13][14]。

此外，為了在萬隆會議上使與會國更多地了解中國，中方還準備了介紹新中國科研、教育、文字改革和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文化藝術、衛生、體育等各方面情況的資料[15]。

1955年4月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周恩來總理所作的《關于我國參加亞非會議問題的報告》和《關于提請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名單的報告》。4月13日，新華社正式發布消息，宣布毛澤東主席正式任命周恩來總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中國政府為亞非會議的召開做了充分的準備，熱情期待著萬隆會議的到來。

三、萬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的活動為發展與亞非國家關系奠定了基礎

1955年4月17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到達印度尼西亞萬隆。次日，亞非會議隆重開幕。在這次為期7天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為會議繞開險礁，取得最后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周恩來的外交藝術和個人魅力征服了幾乎所有的與會者。美國記者鮑大可說：“我沒有聽說哪一個人不折服于他的個人品格，即使最強烈反對他的政敵也不例外”[16]（P67）。

總結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會內會外的活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了與亞非國家的相互了解，為后來中國與亞非國家關系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展示了中國熱愛和平的形象，表明中國愿意為緩和遠東緊張局勢做出努力的誠意。

新中國成立之后不久就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朝鮮停戰、印度支那問題和平解決后，亞洲的局勢稍稍緩和之際，195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次連續多日炮擊金門并于1955年1月解放了一江山島。不少國家不理解中國的舉動，認為新中國是好戰的，對亞洲局勢的緊張負有責任。剛獲得獨立的亞洲各國，特別擔心國家建設的成果會被可能爆發的戰爭毀于一旦，因此謀求局勢的緩和是亞非會議的重要目標之一。亞非會議的與會國都很關心臺灣地區的局勢，他們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立場不了解。為了不使會議出現意見分歧，周恩來總理明確表示不要求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但是在會外先后11次同有關國家代表團代表坦率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7]（P106）。最著名的是他在8國代表團團長會晤時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的局勢，特別是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17]（P134）周恩來的講話震驚了全世界，獲得了亞非各國和世界輿論的一致好評。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駐外使節表示愿意從中斡旋，促成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注：例如緬甸總理吳努甚至提出要到臺灣去勸說蔣介石，被中方告知這樣做甚為不妥。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中207—00018—01（1）卷，“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同八國代表團談臺灣問題的書面總結”，1955年5月27日。黎巴嫩駐美國大使馬立克專門拜會周恩來，表示愿意為中美談判牽線搭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15—02（1）卷，“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期間會見黎巴嫩駐美國大使馬立克談話記錄”，1955年4月25日。）。即使像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泰國的旺親王和菲律賓外長羅慕洛這樣一些強烈支持美國政策的人，也都被說服而認為中國是真誠向往和平的[18]（P77）。2.強調中國與亞非各國的共同之處，與印尼簽定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并聲明中國在華僑和宗教等問題上的立場，消除了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懼。

由于中國和大多數與會國家在意識形態原因上的差異，加上以美國為首敵對勢力的反共宣傳，不少與會國家對中國心存疑懼。周恩來總理在大會發言中以及和一些國家的領導人談話時都特意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的爭論，反復強調中國和亞非各國共同遭受殖民侵略的歷史，現在都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的共同任務，一下拉近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距離。

當時中國在海外的華僑有1200多萬人，不少亞洲國家如菲律賓、緬甸、印度等都有華僑。印尼有209萬華僑，在中國和印尼的雙邊關系中，華僑問題顯得尤其突出。周恩來總理在解釋中國的華僑政策時說：“現在中國強起來了，有的國家就會從中挑撥，說你們這樣的大國，有一千多萬華僑呆在國外，是不是想搞顛覆活動？我們政府可以說明，我們絕不干這種事情。??這是一個涉及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不論從我們國家的對外政策上，還是從消除誤會、解除懷疑、改善我們兩國的關系上，都應該解決這個問題。”[17]（P136）1955年4月22日，中國和印尼簽定了《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為亞洲和非洲各國之間以友好協商的精神解決繁難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例。

在為參加亞非會議做準備時，中國就注意到這次與會的不少是穆斯林國家。所以在組成代表團時，特意邀請了中國伊斯蘭協會副主席達浦生為顧問。在會上，周恩來總理聲明“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它不僅有七百萬共產黨員，并且還有以千萬計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萬計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國代表團中就有虔誠的伊斯蘭教的阿訇。”[6]（P466）這無疑有利于改善穆斯林國家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國家的國民對中國的印象。

由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努力，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誤會和猜疑消除了。以親美著稱的黎巴嫩駐美國大使對周恩來總理說：“雖然我們在好些問題上，有些是很重要的問題上有分歧，我們卻同你建立起來一種親密的關系”[19]（P16）。

印度輿論普遍贊揚中國在會上所起作用，認為周總理的發言合情合理，特別在與中、近東國家，與泰國、菲律賓諸國關系上解除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懼，獲得很大收獲[20]（P39）。

受亞非會議的影響，在外交活動中，一些原來對中國態度并不友好的國家開始對中國駐外使館人員表現出友好的態度。如中國駐印度使館報回消息說：泰國公使在交際場合對我們態度較前親近，除照例握手外，并作寒暄。敘利亞外長經過印度并舉行招待會，敘公使特派人將請帖送到中國大使館，特地說明這是有意相邀，不要誤會是搞錯了。沙特公使過去與中國外交人員關系較好，但不便公開表現，萬隆會議期間對華友好態度明顯友善，在公開場合贊揚中國在各方面的成就，宗教信仰自由等[20]（P40）。

中國代表團在亞非會議期間所做的外交努力已即刻顯示出了成效。3.周恩來和與會各國的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對后來中國同這些國家關系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結識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西哈努克在回憶錄中說：“他（周恩來）那高超的智慧、淵博的學識和文雅的風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21]（P252—253）

西哈努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共進午餐的邀請。從第一次接觸，西哈努克就清楚地感到，周恩來總理是要在兩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朋友關系。最讓西哈努克感動的是，中國這個大國完全平等地對待小國的態度[22]（P42—43）。亞非會議上建立的友誼，促成西哈努克1956年2月出訪中國。這年年底，周恩來也訪問了柬埔寨。中國與柬埔寨關系逐漸密切起來。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力排干擾，促成中柬1958年建交。

在會議期間，周恩來還主動接近日本代表團團長高崎達之助，進行了兩次會談。按日本的說法，這次會晤“開辟了日中兩國貿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是日本參加萬隆會議“最大的收獲”[23]（P63），這也是戰后中日兩國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亞非會議后，高崎與周恩來的友誼逐步加深。高崎后來成為中日經貿交往的日方負責人，為推動中日關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恩來總理與埃及總理納賽爾在會前和會議期間，先后在仰光和萬隆進行了會晤。納賽爾向周恩來介紹了阿以分歧的由來及阿拉伯國家在阿以問題上的立場，周恩來闡述了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雙方增加了相互了解，并達成了先從貿易入手，互派商務代表機構，逐步使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原則協議，為兩國在一年后建交奠定了基礎[24]（P104）。

周恩來與與會國領導人和代表團團長的個人接觸讓各國加深了對中國及中國外交政策的了解，尤為重要的是，它直接促進了中國與這些國家關系的改善和建交。

四、萬隆會議后中國為發展同亞非國家關系繼續努力

為了鞏固亞非會議上所取得的成果，繼續發展同亞非各國的關系，1955年7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亞非會議后加強和開展對亞非國家友好關系的意見草案》[25]。這是一個非常詳盡的方案，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對發展與亞非國家友好關系的高度重視。草案提出要吸收亞非會議的經驗，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大力開展對亞非國家的工作：加強對亞非國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傳工作、研究工作并準備為開展對亞非國家工作所需的干部。

加強友好交往工作就是要發揮一切機構和組織的積極性來展開此項工作。不僅要與亞非國家之間進行政府高級代表團的互訪，還要進行貿易、文化藝術代表團、專業代表團的互訪，做好宗教方面的工作，對外友好、對外文化各部門應考慮從亞非國家邀請更多的有社會地位或學術地位的個人來中國訪問，甚至工會、婦聯、青聯等對外聯絡部門應根據爭取亞非國家的方針，研究請客的辦法。

為加強對亞非國家的宣傳工作，主管國際宣傳的部門應密切注意亞非國家的動向，對亞非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應適當地、及時地表示中國的態度，盡中國人民的責任，為亞非人民說話。國內有關部門應研究如何有計劃、有系統地向亞非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進行對新中國外交、經濟、文化、歷史、民族、宗教等等方面的介紹。

此外，還要加強對亞非國家的內外政治動向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并應選擇若干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懸而未決和經常出現的亞非問題，加以研究，例如果阿問題、巴勒斯坦問題等。

在進行以上幾項工作的同時，要培養對亞非國家所需要的干部。由于資料所限，筆者無法查到這些建議貫徹實行的細節情況。但萬隆會議后掀起的中國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潮充分說明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從萬隆會議結束的1955年4月到1964年的這段時間里，中國同25個亞非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到1964年，同中國建交的49個國家中，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已占達30個，占絕大多數。這對后來中國領導人提出將中國外交的立足點放在第三世界具有重要影響。

五、總結

萬隆會議召開于朝鮮停戰和日內瓦會議后，中國迫切需要和平的環境發展經濟之時。面對美國的敵視，中國必須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國際大環境。此時，亞非國家力量的發展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他們決定抓住萬隆會議的契機，打開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外交新局面。從上文可以看出，中國為參加這次會議做了充分的準備，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會上會外的活動取得了巨大成功，為中國和亞非國家關系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萬隆會議不僅是亞非國家團結起來走向世界舞臺的標志，也是中國同亞非國家關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萬隆會議后，中國和亞非國家的關系突飛猛進，并對以后中國外交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 王繩祖.國際關系史：第八卷[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2] 我參加亞非會議貿易活動方案（修改稿）（草案）[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70—03（1）卷，1955—03—12.[3] 亞非會議與會國家和臺灣有無外交關系問題[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21—01（1）卷.[4] 李鐵城.聯合國的歷程[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5] 逢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上）（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6] 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7] 熊華源.周恩來萬隆之行[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9] 參加亞非會議在文化友好方面準備工作的初步方案[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4—04（1）卷.1955—01—01.[10] 參加亞非會議初步工作計劃草案[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4—03（1）卷.1955—01—16.[11] 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4—01（1）卷.1955—04—04至1955—04—05.[12] 專家對亞非會議的意見[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4—10（1）卷.1955—04—05.[13][14] 有關亞非會議電報的摘要匯報[Z].1955—03—27至1955—03—31.對于我國參加亞非會議的各種議論[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4—07（1）卷.[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23—02至207—00023—10卷.[16] 鮑大可.周恩來在萬隆——美記者鮑大可記亞非會議[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18]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爾·F·沃爾.國際事務概覽[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19] 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期間會見黎巴嫩駐美國大使馬立克談話記錄[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15—02（1）卷.[20] 印官方外交使團等對亞非會議反映[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207—00002—02（1）卷.[21] 諾羅敦·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憶錄——甜蜜與辛酸的回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22] 諾羅敦·西哈努克，伯納德·克里歇爾.我所交往的世界領袖[M].哈爾濱：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23] 李廣民.周恩來與高崎達之助萬隆會晤述評——記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忽略的兩小時[J].黨的文獻，2003,（1）.[24] 謝益顯，曲星，熊志勇.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25] 亞非會議后加強和開展對亞非國家友好關系的意見草案[Z].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07—00065（1）卷.1955—017—12.

第二篇：環境與努力的關系

辯論詞-個人努力與環境因素

對方的可能攻擊點和應對：

－

1、就算是生在不好的環境，也可以通過個人的奮斗，爭取到人生的幸福。

應對：

錯。人生在世，連奮斗也是要有機遇才可行。

你可以把桌子叫做奶牛，但是桌子怎么也擠不出牛奶來，想要牛奶，想要通過自己“奮斗”來擠出牛奶，首先你要有機遇，你的人生當中得存在一頭奶牛。沒有這個機遇，不要告訴我你打算奮斗出一頭奶牛來，因為我目前還只是一個無神論者。沒有浩瀚延續的人類文明提供你現在的一切，你獨自屹立在火星南極時，希望你還有機遇談奮斗的重要性。

－

2、表面上是的,我沒有奮斗,世界給了我種種機遇。但我和我的同齡人,因為我的父母奮斗了,我的祖祖輩輩奮斗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奮斗才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嗎？

應對：

說得好，原來奮斗不局限在自己身上，別人奮斗的結果自己拿來享用，也能體現自己奮斗的重要性。這樣看來當然奮斗好了，還很舒服的哩。

但是請對方辨友注意，別人奮斗的結果對你來說，就是一個標準的機遇。

這個機遇與你自己的奮斗沒有關系，你父母的奮斗，世界上所有前人的奮斗，造成的差別對你來說當然很重要，當然要肯定了，不過那不是你的奮斗，你能享受到父母奮斗的成果就是個機會。

－

3、天下的幸福都是通過前人不斷奮斗所創造的，雖然我們生在幸福家庭，可你如果不奮斗，你說你的未來是什么？

應對：

說得更好，對方辨友這個提問首先默認了這樣一個假設：我們生在幸福家庭，就是說對方已經承認了機遇是奮斗的前提，那么剩下的問題就好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樣，基礎比上層更重要還需要討論嗎？除非對方辨友覺得二樓比一樓重要的多。

－

4、我們可以努力創造環境，奮斗爭取機會。

應對：

為什么古人要留下這樣一句：“英雄無用武之地。”？

為什么我們不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謊話？

因為人生中有一些憑一人之力所控制不了的變化，所改變不了的環境。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結構圖上的機遇。

這些機遇是自己不能選擇，不能操控的，也沒有權利選擇和操控的，否則你都能根據自己的好惡選擇、操控了，還能叫機遇？

當然，世界上還真有一些人喜歡控制彩票大獎的機會，然后操縱這個機會來為自己牟利，如果2004年他們沒遇上劉海的話，說不定現在還沒蹲在牢里。

－

5、有人說機遇雖然重要，但把握機遇、善待機遇仍要以奮斗為前提。

應對：

對方辯友是指塔身和塔尖的關系吧。

首先，我們覺得，在塔身和塔尖部分討論機遇和奮斗誰更重要，大家互相要舉多少例子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都不是問題。問題是，這時，一切看起來象一個DNA雙螺旋，個人的奮斗和個人的機遇纏繞集合在一起，誰也離不了誰，單獨認為奮斗、機遇某一個更重要，是片面地、天真地一廂情愿。

而全面地概括和歸納的話，我方認為，金字塔塔身的奮斗和塔尖的機遇對一個成功者的人生來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不存在誰比誰更重要的問題。

但是，塔基呢？

今天你所見，所用，所聞，所感，所有的一切的存在，對你來說，就是塔基的機遇！

又一次強調：沒有浩瀚延續的人類文明提供你現在的一切，你這次獨自屹立在火星北極時，希望你還有機遇談奮斗的重要性。

－

6、正如巴斯德所說“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天賜良機不會光顧庸人懶漢。

應對：

錯。人生在世，連奮斗也是要有機遇才可行。

上帝啊，救救我，對方辯友要多少次才肯罷休，詳情參考第1和5的應對。

大致就是，人生在世，連奮斗也是要有機遇才可行。

而那個機遇就是浩瀚延續的人類文明提供你現在的一切。

如果對方再扯什么：更何況，即使把握住機遇，成功就未必唾手可得。IT浪潮的眾多失敗者就是最好的例證。

發揮吧^_^

－

7、一個人的成功取決于兩方面因素“個人奮斗”與“外部環境”，“個人奮斗”相當于個人成功的內因，而環境影響只是個人成功的外因，雖然，內因,外因在事物發展過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通過內因來起作用的，內因更重要，即“個人奮斗”更重要，起決定作用。

應對：

中國以前曾經有一次，用5、6個億的資金，跑去一個地方拼命往下挖，企圖挖出一個煤礦來。

然后這些人證明了一條真理：如果一個地方原來沒有煤，無論你挖多深都挖不出煤來。

為什么，他們那么舍命地奮斗了，為什么他們不像正方辯友所言，內因更重要，內因是決定性的原因？

難道是我們偉大的馬克思同志錯了，馬克思主義不是人類從古至今唯一永遠正確的真理嗎？

揭曉謎底：請記住，對方辯友，你們援用的這句話，有一個隱含的前提：這個人有實際上存在的外部環境來作為他奮斗的基礎。

離開了他人，我獨自一人，屹立于什么都沒有的廣闊原野，我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脅，我不知道自己能拿什么去奮斗。

脫離了實際去空談奮斗，割裂整個人類文明提供你的這一切機遇，孤獨的人類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也就說，對方辯友請你真不要堅持認為自己可以獨自一人在火星南極通過個人奮斗取得成功了。

Ok？

繼續發揮^_^聯系1，5，6。

－

8、提到機遇，大家腦海中的第一印象大概僅僅只是好運氣，好境遇，走運中了500萬彩票大獎。

“機會主義者”，是一個貶義詞。

倡導奮斗比機遇更重要，鼓勵人們直面困難，于逆境中求生存，于順境中求發展；

既重事業成功，也重能力培養。即使事業失敗了，也可以說一句：“我無怨無悔！”

應對：

（上帝啊，救救我，對方辯友要多少次才肯罷休，詳情參考第1，5，6，7的應對。

希望對方辯友牢記一個詞，前提。請你們沒提出一個這種天真的問題之前，想想這個詞：前提

。你可以舉著那個金字塔的卡片，告訴他們前提即塔基。

當然提出這一點，我也很厭煩前提的解釋。

但是現在要說一個價值導向的問題了，倡導機遇比奮斗更重要，在價值導向上似乎說不過去，怎么辦呢？

大家恐怕普遍都認為那些看重機會甚于奮斗的人，是守株待兔型，企圖不勞而獲的懶人。

實際上，不是，我們今天所做的，不是提倡大家去做一個不想奮斗的“機會主義分子”，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請謙卑地低下我們高昂的頭，請感恩于這個文明的社會。自出生至今，我們都依*著我們偉大的同胞，享受著文明的造物，所以，現在，我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的東西。愛我們的人，我們愛的人，我們應該為了他們而奮斗，為了他們給予我們的愛和一切機遇。這才是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事。

－

9、關于金字塔塔基的來歷，有人說，塔基是用前人的奮斗堆砌起來的。所以還是奮斗更重要。

應對：

首先，你為塔基奮斗了嗎？你用自己的奮斗對塔基作了什么貢獻了嗎？

你沒有。

你自己沒有奮斗就享受到了前人奮斗的成果，塔基與你的奮斗沒有絲毫關系，塔基對于你來說就是一個機遇。

你要是承認塔基重要，就等于是承認了，機遇的重要性。

當然，還有一點，可能對方辯友的邏輯是：

塔基＝前人的奮斗，塔基＝》更重要，所以，前人的奮斗＝》更重要，所以，前人的奮斗＝》在自己的人生中更重要。

最后，前人的奮斗，在自己的人生中很重要，糟糕，這話讀起來好像對正方的觀點不利啊，我們是要論證自己的奮斗對自己的人生很重要吧。

干脆，不管前人的奮斗還是自己的奮斗了，通通用奮斗一詞代替吧，這樣就是：奮斗對自己的人生很重要了。

那就相當高了，原來是他人的奮斗對我自己的人生來說很重要啊，鬧了半天，敢情這奮斗和我沒關系了，他人的奮斗嘛，大家加油啊，你們可一定要好好奮斗啊，你們的奮斗對我來說那可是相當重要啊，誰也不許給我偷懶啊。

這招高，老高。

如果對方此時開始改變自己的邏輯，改為：奮斗對他人（或大家）的人生更重要。

且不論，對方辯友一開始是怎么論述自己的觀點的，畢竟人家知錯就改了嘛，我方現在是相當期待對方的結論呈詞了，希望對方辯友能把這個“奮斗對他人（或大家）的人生很重要。”的道理給說圓了，應該不會有搬東西砸到自己腳的可能吧，例子方面能夠支撐立論嗎？

我方只提醒對方一點：奮斗對他人（或大家）的人生更重要。

換個角度，對你來說，也是別人的奮斗重要；對我來說，也是別人的奮斗更重要；對大家來說，都是別人的奮斗更重要；那到底誰該去奮斗？因為大家都說了：我奮斗也是白努力，別人的奮斗更重要嘛。

－

10、奮斗比機遇更重要 ,奮斗是迎接機遇的前提,機遇只是奮斗的推進器.人生是一個奮斗的過程,故奮斗比機遇更重要！！應對：

奮斗一定是迎接機遇的前提嗎？？

我方好像看不出來啊。

你生在了當下富強的中國，你有機遇享受到現代人類文明，麻煩對方辯友告訴我們：

你們用了何種奮斗來作為迎接這個機遇的前提？

如果你們要說，前輩們的奮斗是我們迎接這個機遇的前提的話，歡迎回到2，9問，由海洋接著為你們解釋^_^

－

11、可以不夸張地說，機遇就是上帝專為奮斗而創造的．如果沒有奮斗，要機遇干什么？指著個洞告訴你是金礦，沒有去奮斗，開采，一樣是一無所獲．應對：

上帝會給你一個金礦去讓你努力挖，但這個金礦是從哪里來的呢？如果你沒有這個遇見上帝的機會那你隨便找個坑就挖你再努力會有結果嗎？

討論狹義的什么：沒有機遇只有奮斗是沒有用的，或者沒有奮斗只有機遇是抓不住的。

大家拿一堆假設和片面的例子堆來堆去，年年重復，太乏味了。

歡迎回到問題5的討論，用DNA雙螺旋鏈和偉大的塔基，華麗地打擊對方的片面和單純吧^_^

我們反方關于這個奮斗和機遇有個總結：塔身的奮斗和塔尖的機遇對人生來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雖然，一般來說，這是搶詞了，搶了辯論完畢評委們的總結臺詞，所以我們先向評委們道個謙。

然后，討論一下塔基的問題吧^_^

－

12、何謂機遇？《辭海》中說“機遇就是導致事物發展新突破的偶然機會。”

應對：

如果對方先行把機遇進行不利于我方的定義：

指責對方的機遇是狹義的，片面的，僅僅只是塔尖處的機遇部分，只有“機”，沒有“遇”；

全面的正確的定義應該是這樣的：

“機遇”應解釋為對人有利的時機、境遇和機會。

用反例：難道＃＃＃＃就不是機遇了嗎？

如果對方接著指責我們胡編亂造，不以《辭海》為依據：

反問對方可否知道《辭海》也是要每過段時間就修改訂正一次的。

科學認為自己可以被證明是錯的，是片面的，為了獲得真理，科學必須向自己挑戰，破而后立；

反之，宗教則認為自己永遠是對的，信則得救，不信則不得救。

《辭海》的解釋也是，修訂者們會選擇那些與觀察的真實最一致的理論，我們不應該拘泥于書本，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觀察和理智，放棄狹隘，片面的定義，選擇那些更真實、完整、全面的解釋。

－

13、“我覺得人笑著總比哭著好，我一直這么想，要是哭就一個人哭，要是笑就讓大家分享這份快樂。苦難不能博得人們的同情，只有奮斗，經過不斷的奮斗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才是我們每個人應該承擔的責任。”-----------洪戰輝鄭大演講語錄

你無法決定生命的長短，但你卻可以改變他的價值，你無法決定環境的好壞，但你卻可以實現自身的成功，成功，外界環境因素固然是一個條件，但最重要的還是人，人定勝天的古訓是不會改變的，所以我方堅信，成功，個人奮斗更重要。

應對：

對方大概是想說逆境之下，奮斗的作用吧，也就是把逆境＝＝（等同于）沒有機遇。

真的是這樣嗎？

戰爭，人類歷史上永恒的存在。

這個星球上幾乎所有的角落都燃燒過戰火。

每一場廝殺過后，孤兒、棄嬰都是大批大批地產生。他們中又有多少人死去？多少人活了下來？

孤兒、棄嬰、他們還在世的父母、奶奶、爺爺、叔叔、姑姑，所有戰爭中的人都在為了生命奮斗。

人為了自己的生命奮斗那絕對是拼盡了全力的。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死了。

難道他們中不幸死去的那些人就沒有奮斗嗎？難道說他們的奮斗就一定比洪戰輝少嗎？

辛德勒名單，大家可能看過，里面有一句臺詞我印象深刻：the list are lifies。

這份名單其實就是生命。

世上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辛德勒名單”。洪戰輝的其實早已在這份名單之上。

（這些機會你覺得習以為常，順理成章，然而對某些人來說卻一生都沒有。）這句好早以前說的，可以常常引用，強調一下^_^

但凡對方舉這種特例，就把他們拖到特殊的歷史時期，把問題量化，詳細的事實數據絕對他們不利的^_^

還有一招就是，自由意志，個人的奮斗并不能決定他人的自由意志。（但是這玩意兒好像哲學家們還沒討論清楚。）

因為我們并不是一個人獨立于社會之外來生活的，我們的人生不斷在與其他的人競爭或合作。

所以，我們的成功其實也是離不開他人的合作的，而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奮斗。

但是這招很容易和對方陷入糾纏到底誰更重要，所以推薦在四辯總結時使用。也就是四辯闡述到塔身機遇和塔尖機遇不可分割開來比較時使用，這樣對手連反駁的機會都沒有^_^

第三篇：機遇與努力的關系

機遇與努力的關系

根據下面的范文，結合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經歷寫一篇機遇和努力的關系的文章。

《機遇與努力的關系》

一個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機遇。可能有好的機遇，也有一些不好的機遇，如改革開放就是好的機遇，文革就是不好的機遇。有的人成功了，認為得益于機遇，不得志時常嘆息機遇不好，生不逢時。

有人對我說：“你的成功主要是機遇好，趕上計算機普及高潮”。這無疑是對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機遇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把機遇變成現實的。機遇只是一種可能性，不會自動變成現實，要把機遇變成現實，需要付出艱苦的那里。天上是不會掉下餡餅的。科學家巴斯德說過：“機遇只偏愛那些有準備，有頭腦的人。”

我想談談我是怎樣遇到機遇和處理機遇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開始普及計算機，應該說這是應該機遇，需要大亮點教師，大量的教材。1978年，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擴招兩個班的學生，快開學了，發現講程序設計課的教師不夠。我當時是清華大學計算中心黨支部書記。有人對我說：“你這個黨支部書記 現在反正事情不多，你去講課吧！”但是我并不是學計算機的，我學的專業是自動控制。在我上大學時，根本沒有上過計算機的課程。當時我對BASIC語言并不熟悉，更談不上精通了。此時離開課只有三個星期了。我想棕色需要有人去做這個工作的，要比爾去做也有困難，我應該勇挑重擔，克服困難，知難而進。我一口答應下來，全身心的投入。到圖書館找了一些外國的書看，還沒等我看完就開學了，我只好邊炒邊賣，一面講前面的，一面準備后面的。過去從事政治思想工作所受到的鍛煉，這時幫了我的忙。我講課邏輯性強，內容生動，能吸引人。我的課排在下午，一般下午上課學生容易打瞌睡。但是我上課時學生從不打瞌睡，而且爭坐第一排。學生把BASIC語言課稱作“烏拉課”（烏拉是俄語萬歲的意思）。后來中央電視臺要辦計算機電視講座，向全國播講BASIC語言，到清華大學物色老師。大家就推薦說：“應當請譚浩強去講，他的課是“烏拉課”。就這樣我上了電視臺。為了配合講電視講座，就編寫了《BASIC語言》一書。這是我的處女作，結果一炮打響，成了世界紀錄。從此我從事計算機普及教育一發不可收拾，走上了計算機教育與普及的不歸路。

我從一個沒學過計算機的人，44歲開始學習計算機，現在成為所謂的“大師，轉變幅度如此之大，成果如此豐碩，的確得益于機遇。沒有適當的機遇，是難于成事的。但是也不要把機遇想得太神秘和玄乎。機遇到來時顯得非常“平常”，沒有人會告訴你“這就是你發展的機遇”。往往是一個人的思想敏銳程度和素質決定他能否抓住機遇。

許多人說我充分地利用了機遇，從事后看來我是做對了。但是面臨著同樣的機遇，不同的人可能會作出不同的反應。有的人沒有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機遇，而往往由于各種原因，讓機遇在他面前輕輕地滑過去了，等他悟過來時，已經晚了一步。現在大家都認為當初謝《BASIC語言》是抓住了機遇。應該說，能寫BASIC語言的人很多，有的人肯定比我謝的好，但是那時有人卻認為“BASIC語言水平低，沒什么好寫的”，錯過了機遇。而我始終認為：干什么只要好好干，都會取得成果。我體會，對于機遇，一要敏感，二要舍得付出。要敏銳地發現機遇，緊緊地抓住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干，最大限度地利用機遇。

第四篇：警察與國家的關系

警察與國家的關系

警察，作為每個國家的基本執法單位，在維護國家治安與社會穩定的方面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每一個國家都有相應的警察機構，由此可見，警察與國家關系之密切。警察的形式不盡相同，不過所起到的作用都大同小異，即維護國家機器基本的運轉，可以說，警察的存在，從根本上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現在先淺談一下警察的起源，古人云：“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同樣的，人是有欲望的，有欲望就有所需求，有需求而得不到所需求之物時，就有可能使人走向犯罪的道路，而無論任何社會性質的社會，都有其基本矛盾的存在，如資本主義社會，其基本矛盾就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有矛盾就有對立，有對立就有沖突，有沖突則有可能會有犯罪，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犯罪的存在。而警察的出現就是由于犯罪的不斷出現，人們迫切的希望可以有一個打擊犯罪的機制，國家需要一個維護社會穩定的部門而出現的，這就是警察出現之初。由此可見，警察是國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某一國家的滅亡，并不代表一個社會的滅亡，因此，如果拋開國家，僅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警察，可以看出，警察存在的意義是完全意義上的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是根據某一國家的法律進行執法，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不依賴于國家的警察，既沒有執行法律的標準，也沒有相應的權利，如果這樣，警察的存在就沒有任何意義，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警察與國家關系之密切。

同樣的，警察也不能脫離國家的掌控，不能違背國家的需求，警察本身就是國家進行執法的工具之一，不可能存在一支完全意志自由的警察隊伍，警察的職責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人民則被國家管轄，所以當警察以最基層的管理者出現在大眾眼中時，完全自覺不自覺的被打上了國家的標簽。因此，警察以一種統治階級的工具的立場而存在。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警察不僅僅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同樣也是統治階級的門面，因為在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中，警察的數量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同樣，大部分國家的基本職能是由警察來完成的，比如身份證的辦理，戶口的建立，遷移等，警察頻繁的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所以，警察也是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存在。

對于我國來說，警察對于國家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我國是一個堅持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時間里，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快速提高，但是由于發展的速度過快，由于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問題也漸漸出現，比如藏獨，疆獨事件，就是由于國家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而沒有過于重視社會穩定而導致的，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不只需要經濟上的強大，同樣的，社會的穩定對于我國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應該由誰來維護社會穩定呢？毫無疑問的是警察。

綜上所述，警察不能獨立于國家而存在，同樣的國家也需要警察來維護其社會穩定，這就是警察與國家的關系。

第五篇：論述民族與國家的關系

民族與國家的關系

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我國沿海地區的水平之間差距日益拉大。東部地區在工資待遇、生活條件、投資環境等方面要比少數民族地區優越，資金大批向東部流動，導致東西差距的日益擴大。當少數民族面臨生活困苦、社會就業的時候會面臨極大的心里不平衡，從而導致民族間的沖突產生。少數民族地區對資源占有一大部分，但從開發利用上來看還遠沒有從中獲得足以使經濟飛速發展的作用。這也是經濟上的不平衡之一。

民族是人類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與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正確處理民族問題關系重大。我國的少數民族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濟發展迅速，教育水平得到極大提高，擁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與進入社會主義之前的時期有了極大的好轉。民族矛盾得以緩和，但是民族問題依然是我國需要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歷史的遺留問題，以及我公正處于社會主義轉型時期。在轉型期間，就難免會涉及到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引起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產生，如不及時解決就會給社會帶來危害。

在我國，民族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伴隨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而逐步解決的。我國民族問題的解決是與社會發展總進程以及改造社會主義的總任務聯系在一起的。

民族問題是很多國家需要面臨和解決的問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中各民族的人口、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的發展是多樣的。因此，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在我國顯得尤為重要。我國有長達2.2公里的陸地邊境線，約有1.9萬公里處于少數民族地區。在沿線邊境分布的135個縣、旗、市轄區中，有107屬于民族自治地方。在沿邊境線居住的大約2200多萬人口中，有近半數是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與30多個與境外同一民族相鄰。如果沒有正確處理我國的民族問題的話，西方的反華勢力與我國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勾結，會對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脅。第二，民族問題具有復雜性。民族問題經常不是單獨出現的，它往往與宗教問題、城鄉問題、地區問題交織在一起。例如我國的西藏問題。它是以十四**喇嘛為領導的，以宗教為指導的精神的一種分裂活動，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西藏流亡集團自1960年成立以來，已經有四十多年，在這四十多年來已基本適應了國際的環境，并集合西方現代政治體質及西藏過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建立了所謂的“流亡政府”。這就涉及到了我國民族問題的另一個特點——國際性。我國有30多個跨界的民族，占我國55個少數民族的一多半，與別國的民族語言相通、風俗相近，在思想感情與民族心理上有著許多共同點，民族間往來頻繁。在我國西藏，極少數的分裂分子無視歷史，扭曲事實，與國際反華勢力相勾結，在國內制造騷亂暴動，破壞西藏的安定團結，欺騙不明真相的人們和國際社會，制造所謂的“西藏問題”，企圖使之國際化，這是我國各族人民所不能答應和容忍的。我國新時期的民族問題還具有長期性。我國的民族問題有一部分是歷史的遺留問題，并且民族意識有時還在增強。民族利益的協調問題也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民族的經濟問題也不是可以一下子發展起來的。因此就決定了民族問題還需要長期解決。民族問題還具有敏感性。民族間也許會由于風俗習慣不同，了解程度不深而造成不尊重對方的誤會。“民族，宗教間無小事”說的正是民族問題的敏感性。民族問題的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通常可以歸結為這幾個誘因。經濟誘因是重要原因。政治誘因也是民族問題的誘因之一。在封建社會中，階級壓迫是民族問題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壓迫已被消滅。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一些剝削階級的殘余勢力還在，危害著我國的民族間的和平共處。另外，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犯罪分子還在，國際反華勢力還企圖利用民族問題為突破口對我國進行顛覆、滲透、分裂活動。這些分裂活動有些以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現，暗殺、縱火、投毒、打砸搶一系列事件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社會安定。文化思想誘因也是民族問題發生的原因之一。各民族由于各自的歷史、生活環境等條件不同會導致某些方面的文化不同甚至會沖突，所以，在處理文化思想方面也會有矛盾。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因此對待我國的民族問題國家應該要做到一下幾點才能使民族與國家關系更加穩定繁榮和昌盛。

基礎設施的落后是制約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優先發展交通、水利、電力、通訊等基礎產業，從而改善民族地區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不斷地被貧困地區的發展所驗 國家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宏觀政策傾向于民族地區，給予民族地區和諧發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的投入和稅收的減免。但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于漁”，一詞國家可以鼓勵少數民族地區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環境、民族風情等搞好旅游事業，也可以將東部發達地區好的發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

只有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搞上去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關系問題，使我國各民族和諧發展。

自治權是民族區域自治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我國區域自治是國家統一領導下的自治，受國家領導管理體制的絕對制約。但由于受到政治體制方面某些外部或內部條件的限制，民族自治常常難以得到完全貫徹落實，因此在今后的實踐中應加強完善和調整。

加強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法制建設，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制的重要手段。民族區域自治建設的目標是，使民族地區自治的各個環節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盡量多為少數民族培養人才。各重點高校可以適當加大少數民族地區學生的錄取比例，重點選拔培養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科技、管理人才，盡可能做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學管理工作，使其充分發揮才干。要多宣傳對民族發展有突出貢獻的人物，樹立民族英雄形象。民族地區要有領導、有計劃的組織少數民族干部到基層、上級領導機關和綜合部門掛職鍛煉，考察學習，交流經驗，開闊視野，增長才能。在少數民族中選拔培養高層干部，保證各民族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表和發言人，切實保障各民族的權利得以實行。

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

論文題目：論述民族與國家的關系

班級： 嵌入式121 姓名： 姜鵬

學號： 124112010

評分標準：

1、論文中心思想明確。

2、結構完整，論據（論述）充分。

3、理論聯系實際。

4、語言通順、連貫、邏輯性強。

20分）得分: 50分）得分: 20分）得分: 10分）得分: 總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