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貝卡里亞的刑事證據法思想

摘要：貝卡里亞提出了豐富的、至今仍有極大現實意義的刑事證據法思想，這些思想主要體現在無罪推定、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證據法定、證據公開、查證有時間限制、證明標準、證據證明力的判斷等方面。

關鍵詞：貝卡里亞，刑事證據法思想

貝卡里亞是近代刑事法學的創始人，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他不僅提出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稱、無罪推定、刑罰溫和、及時、公開、必需的原則，而且提出了豐富的、至今仍有極大現實意義的刑事證據法思想，本文試圖對此進行探討。

一、無罪推定

貝卡里亞在討論刑訊問題時指出“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盵1][P31]這就是刑事法學發展史上著名的無罪推定思想。這一思想繼承了啟蒙運動提出的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思想。雖然貝卡里亞從社會契約論的進路論證無罪推定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但無罪推定本身從提出開始就從理念上開創了保障刑事被告人權益的先河，成為近代刑事訴訟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標志。在貝卡里亞之后，刑事訴訟的價值與目的逐漸向保護法益（懲罰犯罪）與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權并重方向發展。由于無罪推定在價值層面上對刑事被告人人權的保障，慢慢地在技術層面上或者說在證明責任方面，演變出了刑事被告人不承擔舉證責任、不自證其罪的原則。因此，貝卡里亞的無罪推定思想為刑事證據法的文明化、人道化奠定了基礎。

二、證據種類：人證與物證

在《論犯罪與刑罰》中，貝卡里亞提到的證據種類主要有人證、物證。人證是他論述的主要內容，人證主要包括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

（一）證人證言

第一，證人的資格：一切有理智的人，也就是說，自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連貫性，其感覺同其他人相一致的人，都可以作為證人。

第二，證人證言的可信程度的判斷：“衡量證人可信程度的真正尺度，僅僅在于說真話或不說真話同他的利害關系”。[1][P22]

首先，“證人的可信程度應該隨著他與罪犯間存在的仇恨、友誼和其他密切關系而降低?！?/p>

其次，“犯罪越是殘酷，或者情節越是難以置信，證人的可信程度就越是明顯地降低?！?/p>

再次，“當證人是某一私人團體的成員，而這一團體的習慣和準則并不為公共社會所理解，或者與社會相忤逆時，這個證人的可信程度可能成倍降低。這種人不僅包含本人的欲望，也包含別人的欲望?！?/p>

最后，“當有些證人把別人講的話指為犯罪時，證人的可信程度幾乎等于零。因為人們用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不同的思想······因此，就一個人的言語進行誣陷，比就其行為進行誣陷要容易得多?！盵1][P23-24]

第三，為了有助于對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貝卡里亞認為，“一個以上的證人是必需的，因為，如果一個人肯定，另一個人否定，就什么也確定不了，在這種情況下，誰都有權被認為是無辜的?！盵1][P23]

（二）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供述即口供，是被告人自證其罪的表現。貝卡里亞從無罪推定、保障被告人人權的思想出發，對口供取證中的提示性訊問、宣誓、刑訊進行了分析。

第一，反對在提取口供過程中對被告人進行提示性訊問

所謂提示性訊問就是：當應該就犯罪情形進行泛指的訊問時，進行特指的訊問，也就是說，訊問直接針對犯罪，提示罪犯作出直接回答。在貝卡里亞看來，訊問應該是盤旋式地圍繞事件，而不是直接地就事件交鋒。采取這種方式，或許是為了不提示罪犯作出使他直接面臨控告的回答；或許是因為犯人不經周折就認罪，似乎違背了他的本性。[1][P27]

第二，反對在回答訊問之前和訊問中止后要求被告人宣誓

貝卡里亞認為，要求被告人在回答訊問之前必須宣誓以自證其罪的法律規定與人的自然感情相矛盾，“這就好像一個人會通過宣誓而把促使自身毀滅行為變成義務；好象宗教能夠干涉大多數人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比欢敖涷灨嬖V我們：宣誓從來沒有能使任何罪犯講出真相，對此，每個法官可以為我作證。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經驗和理性都表明，這種宣誓是何等地徒勞無用?！盵1][P29-30]

同時，貝卡里亞還反對這樣的規定：“在刑訊過程中做出的交代，只有經中止刑訊后的宣誓加以肯定才生效?！盵1][P34]因為這實際上是在為進一步刑訊提供辯護。

第三，反對刑訊逼供

貝卡里亞從奠基于社會契約基礎上的無罪推定思想出發，堅決反對刑訊。在他看來，“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盵1][P31]刑訊實際上意味著社會取消了對犯罪嫌疑人的公共保護。

刑訊當時為多數國家所采用并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暴行，刑訊的理由是“為了迫使罪犯交代罪行，為了對付陷于矛盾的罪犯，為了使罪犯揭發同伙，為了洗滌恥辱······或者為了探問不在控告之列的另外一些可疑的罪行”[1][P31]貝卡里亞對這些理由逐一進行了反駁。他認為施加痛苦的刑訊本身就是提示性訊問。刑訊“要求一個人既是控告者，同時又是被告人”，實際上就是“想讓痛苦成為真相的熔煉爐，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蘊藏著檢驗真相的尺度。”然而“在痙攣和痛苦中講真話并不那么自由”[1][P32]“刑訊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奇怪的后果：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無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則能占便宜?！盵1][P33]

出于對中世紀法定證據制度下的口供中心主義、口供至上主義的批判，貝卡里亞堅決反對通過刑訊手段逼取口供。反對“把犯人的交代作為定罪的主要依據”。[1][P35]

從上述三方面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貝卡里亞關于口供的思想中已經初步蘊涵了供述自愿性是口供具有可采性的條件的思想。

三、證據法定

貝卡里亞認為，“法律應該指出：應根據哪些嫌疑而羈押罪犯，強制他接受審查和刑罰。······但是，這些證據應該由法律來規定，而不是由法官來確定。當法官的決定不是對公共法典中基本準則的具體表述時，就是侵犯了政治自由。”[1][P17]

證據法定不是指中世紀糾問式訴訟模式下的規定證據形式及其證明力大小的法定證據制度，而是指待證事實（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必須由刑事法律規定，且必須有相應的人證或者物證等證據來證明。

四、證據公開

貝卡里亞指出“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手段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1][P20]

證據公開實際上是審判公開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保證司法的民主與公正。但貝卡里亞此處所指的證據公開不僅僅是指刑事審判需要有公開的證據，而且還指事實認定者必須公開其采納證據的理由。然而這一觀點與他主張由陪審員憑借感情和良知秘密裁決似有矛盾之處。該問題后來大陸法系國家通過參審制，英美法系國家通過復雜的證據排除規則而得到了初步解決。

五、查證有時間限制

貝卡里亞認為，法律應該為“查證犯罪確定一定的時間范圍?！辈⑶曳蓱摗案鶕缸锏妮p重程度縮短或延長時效時間及查證時間”，“一個沒有確定有罪還是無罪的被告人，盡管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然而，只要為其犯罪所規定的時效時間還沒有過，一旦又暴露出法律所列舉的罪跡，他就可以因原罪行而重新遭受逮捕和審查?！盵1][P37-38]

刑事訴訟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查明事實真相，但訴訟中的事實調查與科學中的事實調查不同，前者有時效限制。這表明對一案件事實不可能永遠調查下去。貝卡里亞關于查證有時間限制的思想對我們在案件證明過程中遵守訴訟時效規定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六、證明標準

貝卡里亞認為，案件證明要求兩個確實：證據確實和犯罪事實確實。

貝卡里亞將證實犯罪的證據分為完全的和不完全的。完全的證據是指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證據。這種證據，只要有一個，就足以定罪。不完全的證據是指不能排除無罪可能性的證據。這種證據要變成完全的，需要有足夠的數量。即不完全的證據不僅在質上要求確實而且在量上要求充分。確實而充分的證據一旦對犯罪事實的證明達到“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程度，則犯罪事實就是確實的。

證實某人犯罪必須達到肯定性的程度，即必須達到“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程度或者說，“確實程度”，并且這種“確實”不是倫理的確實性，因為，“倫理的確實性，嚴格說，只不過是一種被稱為確實性的或然性”“為了足以科處刑罰，犯罪則應當是肯定的······證實某人是否犯罪所要求的肯定性，是一種對于每個人生命攸關的肯定性?！盵1][P19]

貝卡里亞尤其強調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黃風先生在《貝卡里亞傳略》一文中介紹貝卡里亞的死刑觀時曾引用貝卡里亞在1792年1月12日的一份文件：“從對一切法制的考察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足以判決罪犯死刑的證據是不能排除相反可能性的。既然如此，即使兩名以上見證人出證，即便所證明的犯罪嫌疑是大量的和相互獨立的并備有犯人的供述，這些證據的任何一個都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限度。而經過很好考查的道德肯定性僅僅是一種極大的可能性。在對幾乎所有國家的考察中，這樣的情況并不罕見：根據這種自認為駁不倒的證據，一些被臆斷的罪犯被判處了死刑?！盵1][P117-118]由此可以看出，在貝卡里亞看來，在死刑案件的證明中，單有人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即使確實、充分，也沒有達到“排除相反可能性”的程度，暗含了必須還要有相應的確實充分的物證進行相互印證才能滿足死刑案件的“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證明標準的思想。

但是罪犯的辯解的成立不需要達到“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程度，只要有不完全證據即可。

七、證據證明力的判斷

（一）關于證據證明力的判斷，貝卡里亞提到一個公式：“如果某一事件的各個證據是互相依賴的，即各種嫌疑只能互相證明，那么，援引的證據越多，該事件的或然性就越小。因為，可能使先頭證據出現缺陷的偶然情況，會使后頭證據也出現缺陷。如果某一事件的各個證據都同樣依賴于某一證據，那么，事件的或然性并不因為證據的多少而增加或者減少，因為所有證據的價值都取決于它們所唯一依賴的那個證據的價值。如果某一事件的各個證據是相互獨立的，即各個嫌疑被單獨地證實，那么，援引的證據越多，該事件的或然性就越大。因為，一個證據的錯誤并不影響其他證據。”[1][P19]

刑事訴訟是一種回溯性的、重構已然事件的過程和步驟，這需要通過尋找證據去發現是誰實施了該已然事件，而人為的對過去的重建具有或然性（蓋然性）。貝卡里亞給出了計算這種或然性的公式，但我們“不能由此斷言貝卡里亞試圖把數學模型引入到刑事訴訟中來。數學模型運用于刑事訴訟程序是200年以后的事?！薄霸噲D把理性主義的分析運用到查詢事實真相的過程是這一時期啟蒙主義作家影響的結果”。[2][P58]

貝卡里亞的公式為事實認定者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的大小指明了方向。

（二）重視感情、良知在證據判斷中的作用

貝卡里亞在討論犯罪嫌疑和審判形式問題的時候指出“就證據在道德上的確實性來說，感覺它比明確地加以界定要容易一些。因此，我認為：優秀的法律應當為主要法官配置一些隨機產生的而不是選舉產生的陪審官，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感情作出判斷的無知，較之根據見解作出判斷的學識要更可靠一些。在法律明了和確切的地方，法官的責任只是審定事實。如果說尋找證據需要精明干練，作出結論必須明白準確的話，那么，在根據結論作出裁判時，只要求樸實的良知?！盵1][P20]{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意]貝卡里亞著，《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2][斯洛文尼亞]卜思天·M·儒攀基奇著，《刑法——刑罰理念批判》，何慧新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秦德良

第二篇：刑訊逼供成因及防治對策分析——讀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

刑訊逼供成因及防治對策分析——讀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

作者：路聰 欄目：法學之窗 添加時間：2010-7-30 10:41:2

5摘要：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以無畏的勇氣將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殘酷而又野蠻的刑事制度。其中，關于廢除刑訊的呼聲，振聾發聵，穿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觸動著多少代法學人的靈魂。筆者擬通過對刑訊的危害、成因等方面的分析，探討這個一直困擾著人們的難題，并最終提出關于刑訊防治的一些個人見解。關鍵詞：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成因；刑訊逼供對策

中圖分類號：D9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117（2010）07-0000-02

1764年是應被歷史鐫刻的一年。被伏爾泰稱為“人權法典”的《論犯罪與刑罰》就誕生在這一年，其博大的刑法思想不僅為西方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論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全世界的刑法改革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墩摲缸锱c刑罰》的作者貝卡里亞，在書中深刻揭露了舊的刑事制度的蒙昧主義本質，依據人性論和功利主義的哲學觀點分析了犯罪與刑罰的基本特征，明確提出了后來為現代刑法制度所確認的三大刑法原則，即罪刑法定原則、刑罰相適應原則和刑罰人道化原則；并呼吁廢除刑訊和死刑，實行無罪推定。在這不朽的巨著中，關于廢除刑訊的呼聲，振聾發聵，穿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觸動著多少代法學人的靈魂。本文擬通過對刑訊的危害、成因等方面的分析，探討這個一直困擾著人們的難題，并最終提出關于刑訊防治的一些個人見解。

一、刑訊逼供的概念及其現實危害

刑訊逼供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追訴者對被追訴者采取肉刑或變相肉刑的方法，逼取其供認犯罪的行為。刑訊逼供已經成為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頑疾，屢禁而不止。由于其嚴重損害了刑事訴訟的程序價值、妨害實體真實的發現、極易造成冤假錯案等一系列的危害，極易侵犯甚至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嚴和隱私自由，與

刑事訴訟民主、文明的世界潮流相背離。因此，認清刑訊逼供的成因，對癥下藥，有效的遏制刑訊的發生，是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的。

二、刑訊逼供成因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刑事訴訟中，刑訊逼供一直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為遏制刑訊逼供的泛濫，整全社會都在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刑訊逼供仍然屢禁不止。那么，刑訊逼供，緣何屢禁不止？

（一）“有罪推定”和宗教蒙昧主義——從《論犯罪與刑罰》中尋找答案

“法律折磨你，因為你是罪犯；因為你可能是罪犯；因為我想你是罪犯?！彼痉üぷ魅藛T采取野蠻的手段，通[1]

常是將刑罰看作是對犯罪人的簡單報復和對已然發生罪行的贖罪，基于有罪推定，認為對一個“犯了罪”的人提前予以打擊，是無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和正義的，可以使他更好的得到報復。然而直到今天，有罪推定的思想痼疾仍然支配著采用刑訊的司法工作人員?！安捎眯逃嵉牧硪粋€可笑的理由是：洗滌恥辱，也就是說，被法律認為可恥的人，應該用骨位脫臼來證實他的口供?！盵2]“作為一種感覺的痛苦可以洗刷純粹作為一種道德關系的恥辱。”[3]“一條不可動搖的教義向我們斷言：人類的怯懦所招致的污點不配領教上帝的永恒怒火，而應當由一種莫名其妙的火來清除。恥辱就是一種世俗的污點，既然痛苦和火可以消除無形的精神污點，為什么刑訊中的痙攣就不能消除作為恥辱的世俗污點呢？”[4]用施加于受害人身上的刑訊作為一種恥辱，去洗滌他可能因犯罪獲得的恥辱，以聽取人們的懺悔作為定罪的主要證據，這些舊的刑事制度的理念都是蒙昧時代遺留的產物。

（二）人性中的功利對刑訊逼供現象的影響——從功利主義的視角

1、關于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即效益主義，簡言之，是提倡追求“最大幸福”。英國著名哲學家和法學家、功利主義的集大成者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中提出了著名的“功利主義”原則。他指出，功利主義原則的核心是指，對于某

種行為的評價，取決于該行為是否能夠增進涉及切身利益的當事人的幸福。功利主義作為一種與古典社會契約論相對立的學說，意在為國家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一種新的、實在的基礎，以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與福祉。

[5]

2、功利主義與刑訊逼供

由上文可知，個人自由、社會平等和政治民主為功利主義所明確主張，尤其是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要最大限度地滿足每個人的選擇和欲望。若是考慮到個人自由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一般來講，刑訊逼供應為功利主義所否定。但是，為何結果卻恰恰相反呢？

作為一種道德理論，功利主義屬于結果主義的范疇。正確的道德行為只能通過對行為結果的收益成本分析來決定。我們要通過對行為利弊的全面的分析，最終做出是否實施行為的選擇。倘若利大于弊，則行為在道德上是恰當的。在刑事法律方面，功利主義為威懾理論奠定了基礎。

我們所言的刑訊逼供，在現今社會主要是一種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時的一種公務行為，屬于國家暴力，而非個人復仇。這樣一種“公”的性質，導致刑訊逼供獲得道德上的寬宥乃至縱容。在功利主義者看來，刑訊逼供是通過對痛苦和放任罪惡的選擇來謀求社會功利。

三、刑訊逼供對策分析

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重點對于廢除刑訊的理由進行了論證，但未就實踐操作進行說明。通過對上文的分析，筆者認為，刑訊逼供之所以存在如此長的時間而屢禁不止，有它存在的社會基礎和緣由，只要不能完全的客觀化和固定化人們的行為，那么口供作為證據就不會消失；進而，刑訊逼供就不會得到徹底根治。所以，在現行口供仍作為證據的背景下，我們所要做的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的構建，盡最大的努力遏制實踐中刑訊逼供的行為發生。

1、適當引進沉默權制度

關于沉默權的論述國內有很多，而且態度不一。[6]筆者認為，強迫一個人充當自己的掘墓人是不道德的，若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訊問者將無法得到口供，從而逼迫偵查人員去尋找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因此，沉默權制度的建立必將對于刑訊逼供產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要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障人權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言論自由作為一個人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沉默權正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具體表現。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基本的權利保障機制，是促進中國刑事訴訟制度進一步民主化的必然選擇。

2、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對刑訊逼供的遏制

《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p>

剛剛于今年5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對于明顯違反法律和有關規定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予以排除，其中包括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突出了非法證據的排除對象為非法言詞證據以及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這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創新和突破，對于建立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具有重要意義。

但遺憾的是，我國立法雖然對于非法言詞證據予以明確的排除，但對于非法獲取的實物證據有沒有證據能力的問題仍然沒有作出詳明的規定。同時，對于除口供之外的、以刑訊逼供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據，并沒有明確的予以排除。

而在國外，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一般都以違法程度輕重為標準，而非以證據種類為依據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7]也即，只要是嚴重違法、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而獲得的證據，即便是物證也必須排除。因此，對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進行限制，將從一定程度上對刑訊逼供形成有效遏制。

3、樹立程序公正和人權保障的法治理念

產生刑訊逼供的根源在于片面注重打擊犯罪、忽視人權保障的司法理念，因而，樹立人權保障與程序公正的法治理念是治理刑訊逼供根本之所在?，F代刑事訴訟的價值理念中，準確的追訴和懲罰犯罪人而不傷及無辜、侵犯人權是一國刑事司法活動的最高利益選擇和最高理想。在追究犯罪人與保護無辜、保障人權兩者之間出現矛盾沖突而必須作出惟一選擇時，必須毫不猶豫地選擇保護無辜、保障人權，這是現代人權觀的必然要求。

我國正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4年明確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由此可見人權保障在我國已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因此，一定要深刻認識刑訊逼供的嚴重危害，牢固樹立程序公正和人權保障的理念；同時，提高人權意識和法治意識，鼓勵公民積極運用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正當權利。如此，刑訊逼供才能最終得到根治。

4、結語

上文所列的防治刑訊逼供的對策，沒有哪一項能夠獨立的發揮作用，它們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系統工程，只有相互協調和配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

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已不同于傳統制度，而的確是以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為內核而設計的。但是，這種內核所體現的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光輝尚未完全照亮刑事司法的實踐，刑訊逼供屢禁不止正是明證，因而改革的步伐仍將繼續。正如培根在《論犯罪與刑罰》這本書的卷首語中所說的那樣，“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讀罷《論犯罪與刑罰》，仿佛看到一位刑法學的巨人站在歷史長河的畔邊，他在思考著自己的學說，同時也在注視著百年后的法治進程。這本書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燈引，法律人需要認真閱讀，讓這個燈引點亮自己的心靈，以人為本位去實踐，以懷疑的精神去思考，讓自己的思想散發出人性和理性的光輝。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作者簡介：路聰（1988.06—）女，漢族，山東濱州人，現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意]貝卡里亞,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39.[2]吳曉明.刑訊逼供的法理思考[D].湖南大學,2008.[3]李云昭.論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及對策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02教師?？?[4]陳瑞華.問題與主義之間——刑事訴訟基本問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5]樊崇義.邁向理性刑事訴訟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161.[6]王亞洲.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談刑訊逼供[J].華章,2007(8).[7]鄧訓民.刑訊逼供產生原因以及防治對策思考[J].法制與社會,2009(30).

第三篇：讀貝卡利亞之《論犯罪與刑罰》有感

犯罪學

讀貝卡利亞之《論犯罪與刑罰》有感

貝卡利亞是刑事古典學派的創始人，26歲時出版《論犯罪與刑罰》，被推崇為現代刑法學的鼻祖。貝卡利亞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抨擊了封建社會以罪刑擅斷、司法專橫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闡述了資產階級的刑法原則，宣告了近代刑法學的誕生。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用簡短的篇幅論述了刑罰的起源、刑罰的目的、衡量犯罪的標準、刑罰與犯罪相對稱、刑罰的適用手段、死刑等系列的刑法思想，對刑法的發展具有深刻意義。透過《論犯罪與刑罰》，我們可以發現貝卡利亞的思想。

首先，“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則。貝卡利亞深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影響，認為個人只有通過同意才能受社會約束，應當簽訂契約，個人對社會負責，社會對個人負責，需要限制國家的刑法權。認為法律的最大目的，是使最大多數人獲得幸福。本書以社會契約論為藍本，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則，要求法官、特別是刑事法官，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判斷是否違反法律。他指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他還積極呼吁法律必須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規定，而且盡可能的具體和詳細，使刑法被大家所了解和熟知。同時，貝卡利亞認為刑罰的行使又必須在一定的限度內，因為他的刑法思想是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刑罰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市民社會公民自由和權利，而不再是中世紀及以前那樣鎮壓被統治階級。所以刑罰要改變，由過去的把犯罪人當成奴隸、動物對待，轉而提升為人，在處罰的同時亦尊重和保障他們的權利，不對其違反義務范圍外的權利和自由構成侵害，這就要求刑罰要以必要為限度。

其次，“罪刑均衡”思想?！白镄叹狻彼枷胍彩恰墩摲缸锱c刑罰》一書中的亮點，書中指出，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應當是平等的。在刑事犯罪中，衡量犯罪的真正標準就是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在定罪量刑時，重點考慮的是行為人在客觀上的行為，也就是對人的客觀行為進行刑法上的評價。一般來說不考慮人的主觀因素，但不是完全不考慮，也會考慮到故意、重過失、輕過失、無辜等情形。正是通過對犯罪行為人進行刑法上的評價后，將其犯罪行為與相應刑罰充分對應，從而展現刑罰與犯罪的均衡。貝卡利亞用一句話言之：“犯罪的動機愈強烈，阻止人們犯罪的阻力就應當愈強大，這就是說，刑罰同犯罪應當相當均衡?！?/p>

再次，“刑罰人道主義”思想。貝卡利亞在本書中還體現出了濃厚的“刑罰人道主義”思想。該書在死刑一節中提出了“死刑在良好的管理制度下是否是真正有益的和公正的呢？人們所擁有的殺害同類的權力又是什么權力呢？”兩個問題，并用了大量的筆

犯罪學

墨去論證死刑是不公正的，用死刑來證明死刑的嚴峻是沒有好處的。真正對人的心靈發生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和嚴苛性，而是刑罰的持續性和連續性。嚴苛的刑法，強烈而短暫，但時間一長就被遺忘了。如果，將人關押在監獄中，則可以慢慢地接受教育，可能更能起到刑罰的目的。認為即便對于不可能改造的犯罪者，也不應死刑。

領悟貝卡利亞的刑法學思想，思考我國的刑法體系，我覺得有以下兩點可以拿來探討。

第一、有關死刑。貝卡利亞在本書中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貝卡利亞認為只有根據兩個理由才可以把處死一個公民看做是必要的：

一、某人在被剝奪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種聯系和某種力量影響著這個國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會在既定的政府體制中引起危險的**。

二、處死某人是預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惟一的防范手段。據此結合我們現在的刑罰體系，我們可以探討在一些有關我國死刑的存在是否必要。

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而死刑是一種正確的刑罰嗎？它能有效的阻止人們犯罪嗎？我國刑罰的主刑由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組成。在廢除死刑的情況下，如若某人實施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或政府體制的行為，那么在對其處以無期徒刑的情況下能割斷他這種對社會惡劣影響的延續嗎？或者它的效果會差于死刑的實施嗎？本人認為無期徒刑完全能達到死刑的效果，并且其有利性有過之而無不及。貝卡利亞認為，“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因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觸動我們感覺的，與其說是一種強烈而暫時的運動，不如說是一些細小而反復的現象。”反對廢除死刑的人認為中國目前的國情不允許廢除死刑，因為 “殺人償命”已是一種傳統，對一個罪大惡極的人處以死刑才能平民憤，才能獲得老百姓的認同。貝卡利亞認為：“習慣是一種主宰著一切感知物的王權，一個人說話、走路、尋求生活需要，都離不開習慣的幫助；同樣，道德觀念只有通過持續和反復影響才會印入人的腦海。”所以要人們接受無期徒刑是最嚴厲的刑罰，那么我們就應該從現在著手廢除死刑，而刑法修正案八已從經濟犯罪，財產犯罪方面減少了死刑，以后我們也可以在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直至最后侵害人身權的犯罪逐一廢除，因為我覺得只有一個行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越大，人民感受到得恐懼性越大，他對犯罪分子處以極刑的欲望才越強烈，而不是從國家、社會、個人的三層利益結構出發。另外，就像貝卡利亞所說，“用死刑來向人們證明法律的嚴峻是沒有益處的”，“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并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p>

犯罪學

第二，有關法律解釋中的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指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所做的說明。雖說法律需要解釋，法律的生命在于解釋，而“對于刑法而言，就像營養對于生物，至少可以延長其生命，使其適用成為可能”，因此，我不反對法律解釋，因為法律解釋是法律的生命源泉，我反對的只是司法解釋。我認為司法解釋是變相的法官造法。貝卡利亞認為：“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因為他不是立法者?！绷⒎ㄕ卟庞薪忉尫傻臋嗔Γ瑥淖镄谭ǘǖ慕嵌葋砜矗瑯邮菫榱司S護嚴格罪刑法定思想，解釋權歸于立法者。法官只能是法律的傳言者。所以司法解釋的濫用，會出現司法解釋取代法律的現象，有違罪刑法定原則。因此，要區別司法解釋與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要在法律的應有意義之內進行解釋。

第四篇：論刑事證據規則的完善

論刑事證據規則的完善

摘要：證據規則是證據規則是確認證據的范圍和調整、約束證明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證據法的集中體現。其功能在于確定證據的準入資格，即哪些證據被容許進入審判程序，以便證明案件中的待證事實。雖然,近年我國加大了對這方面的研究，同時也用司法解釋等方式補充規定了一些證據規則，但這遠遠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因此，我們應該在充分考慮我國司法現狀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的司法經驗,建立健全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

關鍵詞：刑事證據規則獨立立法、采信規則、刑訊逼供、證人出庭。

（加一段論文提要，300字左右）

近年來“亡者歸來”的案子層出不窮，先是河南“趙作海案”，后是湖北“余祥林”案，接著是河北“聶樹斌”案，再到后來內蒙的“呼格吉勒案”。這無不凸顯了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證據規則立法的不足和滯后。

證據規則是確認證據的范圍和調整、約束證明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證據法的集中體現。根據我國法律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是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依照刑事訴訟法律統一和規范發現、收集、提取、分析、鑒別、采信和適用刑事訴訟行為的條件和標準。作為刑事訴訟靈魂的刑事證據規則在我國的整個法律體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功能在于確定證據的準入資格，即哪些證據被容許進入審判程序，以便證明案件中的待證事實。

一、我國證據規則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的證據規則的內容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刑事證據立法不完善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一共有225條，直接對證據的規定僅有8條，取證、舉證、認證、質證等證據規則的適用幾乎沒有明確規定。再如，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51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對于如何保證這些規定的實施等一系列措施沒有規定，這就嚴重凸顯出我國證據規則的嚴重不完整。

（二）刑事證據規則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刑訟法》、《解釋》、《規則》、《規定》均規定嚴禁用威脅引誘等方法收集證據,但對應當用什么方法收集證據卻未作具體規定。此外,實體性規則對如何收集物證等其他證據也未作規定。二是實施性規則的規定不完整。首先，強制性證據收集行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規定，強制性證據收集行為如搜查、扣押、對人身和郵件的檢查等都由追訴機關自行決定,沒有相應法律約束。其次,搜查、扣押、檢查等行為的限制性適用條件極少，如搜查、檢查的時間、地點、范圍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沒有明確規定。再次,技術偵查措施的非法制化。再如依據《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規定，偵查機關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措施。但目前這種運用基本上是偵查機關自行決定，秘密進行。法律對哪些屬于技術偵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進行規范等問題,沒有相應規定。

（三）我國一直存在“重權力、輕權利”、“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

例如程序法定原則是指國家刑事司法機關及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訴訟法加以規定。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賦予的職權，司法機關不得 1

行使；司法機關也不得違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設定的程序性規則而任意決定訴訟的進程。但公、檢、法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作出的帶有程序立法性質的司法解釋明顯地違背了這一原則。

（四）證人證言證據方面存在諸多問題

1、靠證人證言定案。許多刑事案件，特別是職務犯罪案件，在證據的收集和運用上，并沒有從經濟活動的流程和各個環節上去尋找物證、書證，而是把功夫下在證人上，為了使證人證言同口供相互印證，取得供證一致的效果，采用一切手段逼供、誘供，甚至騙供，有了當事人的承認，再找兩個證人加以印證,就對犯罪事實予以認定。更為危險的是，在市場經濟下的各種證人，受利益的驅動，受各種各樣人際關系的支配，證人一會兒一個面孔，一會兒一個說法，對刑事訴訟造成一定的干擾。從當前上訪、告狀、申訴的案件看，多數都是由于證人證言發生了變化，導致原判的根據和基礎不穩，形成了反復纏訴的局面。

2、證人出庭作證率低。刑事訴訟法對證人作證義務的規定只有寥寥幾字，一些口號性的規定無法保證公民能夠履行自己的法律義務，而且沒有保障性的輔助性法律規定,致使了證人出庭作證規則名存實亡夠。

3、口供主義盛行。在辦案程序上，先抓人后取證，在證據的收集上，先拿下口供再去收集其他證據，為了拿口供，不擇手段地逼、誘、騙，刑訊成風。正是由于這種口供的來源非法，所以翻供率居高不下，司法機關對翻供不注意求證，硬著頭皮下判，造成申訴、告狀頻繁，上訪盛行，以致社會不得安寧。

4、對證人資格的規定不明確，不科學。對司法鑒定的主體、程序、規則、鑒定結論規范性均無明確法律規定。

（五）刑事證據規則不健全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傳聞證據規則存在不足。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只排除了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的采信可能，但對通過刑訊逼供取得的物證和書證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2、配套制度的不足。如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沒有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相反卻規定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供述。而且我們對于律師在場權沒有給予充分的法律保障，這種權利即使受到侵犯和限制，有關當事方也很難尋求法律救濟。這些方面的不足都給調查取證人員非法取證創造了便利條件，而犯罪嫌疑人遭受非法取證后往往很難對此予以舉證證明。

3、對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的采信問題。如公安機關在調查某一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時，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訊逼供，使得犯罪嫌疑人供出了故意傷害他人的工具及尸體的去向等客觀事實，經公安機關調查，情況和犯罪嫌疑人供述一致，此類證據能否作為定案的依據，法律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既有采信此類證據,也有不采信此類證據的，直接影響司法公正的現象。

二、存在以上問題的原因

1、由于封建式的審判制度特別是“嚴刑逼供”的“合法化”和“口供時證據之王”的觀念使得現在證據收集部門為了證言而大肆嚴刑逼供。

2、我國的訴訟模式是在繼承中華法律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大陸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來的，這就使的我國的司法活動帶有嚴重的職權主義色彩，審判成為繼偵查和起訴后又一道追究犯罪、實現刑罰的工序。證據的采納、提出、判斷和運用基本上由法官決定，只要是查證屬實的證據材料，就可以作為定案證據。實行的是以審理者自由判斷為主，以證據規則為輔的證據制度。

3、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使得刑事訴訟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被侵害的公民的利益，而不考慮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的權利的保護。

4、客觀真實與證據規則價值取向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司法界，法官為了追求客觀真實的理念可以對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不嚴格排除。

5、偵查階段收集的證據幾乎都可以在法庭上使用，偵查所得結論幾乎不會被推翻。

6、控、辯雙方不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往往被當成訴訟的客體，被要求甚至逼迫如實供述罪行。

7、立法經驗缺乏，只規定了一些口號性原則性的東西，缺少保障性規定。

三、證據規則的完善

（一）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獨立立法，成為獨立的法典

在法典中要明確：

1、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白任意性規則、不被自證其罪規則、口供補強規則、意見規則等；

2、確立法典的價值判斷標準；如安全與自由、司法公正與控辯平衡等。

3、明確建立刑事證據規則的目的是為保障正當程序,最終促進司法公正。因為，長期以來，刑事訴訟僅被當作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手段,刑事訴訟中偏重實體正義,而忽略程序正義。

4、樹立罪行法定原則、定罪量刑審判歸一原則、證據規則統一適用原則，規范公檢法的行為，在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未正式納入刑事訴訟法典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適用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統一規定，以減少和縮小相互之間在適用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所產生的差異;更重要的還在于確保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保障刑事訴訟的健康順利進行。

（二）完善刑事證據的采信規則

1、明確禁止行為：“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侵犯公民人身的方式收集證據?！?/p>

2、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一般規定“采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形式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方式直接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等應有其他證據（非法獲取的言辭證據除外）佐證，方予采納；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等能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應予采納；不能直接證明案件事實的，不予采納。

3、明確排除規則的例外。例如下列有疑問的證據可以采納：

a)取證時善意疏忽，缺少某種具體手續或因特殊情況未履行某種法律手續而不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經有關機關進行程序補救的，但在案卷中要對此進行記錄。

b)經批準后，以誘惑偵查形式取得證據的，未經批準擅自實施所謂誘惑偵查的，其行為一律視為非法，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也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為證據采信。

c)自然人秘密獲取的證據材料，經鑒定未經改動的；因為1）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的斗爭，辯方與控方的對抗，雙方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如果被害人、證人基于抗制犯罪的原因而秘密獲取相關證據資料，或者犯罪嫌疑人或其近親屬等為抗衡控方而秘密獲取有關證據資料，這種秘密獲取的行為都是為了彌補雙方力量的失衡，從公平正義的角度而言，這種秘密獲取的行為并未有違刑事訴訟的基本要義，其行為有助于還原案件事實。2）自然人秘密取得證據材料只是一種偵查線索或者抗辯線索的來源。其秘密取得的證據資料，也可以經合法的證據提供主體的采集而獲得合法的證據資格。

d)對公民人身權利侵害顯著輕微,將其排除不利于懲罰罪犯,維護社會秩序的;

e)雖以侵害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手段獲得的證據,但被告人申請采用的。

f)其他未經合法程序采集的證據，將其排除不利于維護國家安全、社會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后，可以作為證據采納?！?/p>

（三）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問題

1、刑事證據立法上確立傳聞證據排除規則即凡是聽別人陳述或轉述別人所感受的證言，或者以書面代替言詞的，在法庭上不能作為證據采用。

2、明確規定采信書面證言的例外情形：

（1）證人死亡、患重病、去向不明、旅居海外或路途遙遠的不能出庭作證時,無法找到與其原始證言有同等證明價值的證據材料代替，不得不使用該書面證言或由聽到這些證言的人提出證詞的；

（2）證人是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后可能影響其身心健康的；

（3）證人所提供的證言非本案的主要證據，只對定罪、量刑起次要作用的。

（4）在庭審前證據交換中，對方對證人證言不提出任何異議的，控辯雙方可以不要求傳喚本方證人直接出庭作證。以上證言經庭審中出示宣讀、查核實后，人民法院可以予以采信。

（5）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認可證言所證實的事實，其證人可以不出庭。

3、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證人的經濟補償權。確立證人的經濟補償權，彌補證人因出庭所需的誤工補助、交通、食宿等開支;而且在經濟補償以外，對于為查獲案件有突出貢獻的證人應給予一定的獎金；

4、刑事訴訟法中要進一步完善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保護制度，為證人自愿出庭作證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免除其后顧之憂。

5、制定出證人必須出庭的情形。例如重大案件的關鍵證人必須傳喚到庭，被告人陳述反復、證據有疑點、證言或鑒定結論存在異議等情節，其關鍵的證人、鑒定人員必須出庭作證。

6、規定證人拒絕作證的制裁條款，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對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作證，妨害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予以拘留或罰款的強制措施;情節特別嚴重的，予以刑罰處罰。

（四）有效解決刑訊逼供問題

1、加強對監所檢察監督的力度。未經審判在押的人員，有權通過監所檢察室提出身體檢查的申請；人民檢察院對偵查機關提審嫌疑人的時限予以監督；偵查人員提審后回押犯罪嫌疑人，監所檢察人員應在場參與辦理回押手續，就被提審人身體狀況等情況進行詢問。同時在向法院移交的文書中應包含被押人被押前后的體檢報告。

2、弱化口供的證明力并采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則，但同時采取鼓勵支持被追究刑事責任人供述的措施，如規定其自愿供述的可以適當減輕、免除處罰，使其能夠積極地進行供述和辯解，從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

3、增加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制度。由偵查人員對其制作的訊問、詢問筆錄、勘驗筆錄等的制作情況作證，接受控、辯雙方就證據制作的有關問題的質詢。

4、明確賦予辯護律師及其他辯護人的會見權及與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權利。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有權要求在場。非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可以賦予律師對嫌疑人的秘密會見權(偵查人員派人監視會見活動，應在能看見但聽不見的地方但對于干擾訴訟活動的行為，要嚴格制定懲治措施，從而使律師遵守職業道德。

5、明確規定收集有罪證據由控方負責。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是由控方承擔的，那么控方必須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否則它的指控就不會成立。這就加強了控辯雙方對抗的力度,強化了法庭審理中控方舉證的責任。

6、賦予犯罪嫌疑人有限沉默權即沉默權先主要適用于偵查階段。在審判階段，被告人雖還享有沉默權，但如果公訴人認為被告人對某問題的回答關系到案情能否澄清、被告人又能加以說明時，經法官許可被告人必須如實回答。如果被告人堅持沉默，法官可根據案情作出對其不利的推定。

（五）積極解決我國司法機關異常強大的問題

1、賦予犯罪嫌疑人的親屬拒證權；即親親相為隱原則。其理論基礎是儒家思想中對親倫關系的尊重和保護因為在對犯罪的追訴過程中，不能不考慮其他的一些社會關系和秩序的特殊價值如婚姻家庭的穩定、律師職業的要求、宗教的影響、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以及國家利益的保護等，當對其他社會價值的保護大于追究某一特定犯罪者的刑事責任時，立法就不得不選擇保護更為重要或更大的利益當然，拒絕作證可能損害更為重大的利益時，立法還可以設置一些例外性的規定。

2、確立和完善自白任意性規則；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須證明證據非法，短時間內，限于我國立法、司法的實際狀況，要被告人證明證據非法難度非常大；自白任意性規則規定有非任意性懷疑的自白也不具有可采性，這樣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證明責任就輕了許多，相對更有利于保護被告人的權利。

3、加強完善陪審團制度。在陪審團制度之下，辯方與控方之間的對抗都偏向對陪審團的“爭奪戰”。他們憑借內心的良心通過掌握的一切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斷，所以雙方都會對陪審員受到有瑕疵的證據影響有所忌憚，況且陪審員有自己的工作，不會在司法工作上花費過多時間這就更需要各種證據規則在保證審判員制度功能的同時促進審判效率。

4、事訴訟證據必須經過法庭審理合議的檢驗、必須通過控辯辯論的檢驗、必須經過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人對質確認的檢驗、必須經受得住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請加一段結束語）

總之，我國刑事證據制度明顯存在著證據規則缺乏、內容粗糙、沒有形成完整體系的缺陷。盡管我國司法部門在理論極界的推動下，以現在法律為基礎，開始了創制證據規則的嘗試，但從總體上，我國現有的關于證據規則的規定還遠遠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且最高檢法的司法解釋的合理性在學歷和實踐中有飽受質疑。因此，為建立一部科學的刑事證據規則法典，我們應在充分考慮我國的司法現狀的基礎上，選擇性的借鑒國內外的立法經驗，完善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

參考文獻：

1、柴發邦：《訴訟法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頁

2、朱銘元：《紀檢監察證據向刑事證據轉化芻議》，《人民檢察》2006年第22期。

3、何家弘,龍宗智.證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A].證據學論壇（第1卷）

4、《檢察日報》20055、《法制在線》公會論壇第11卷2005

第五篇：論刑事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

論刑事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

論刑事犯罪的刑事責任能力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歷史性意義的前提下,對老年犯罪者刑事責任的特殊處遇、劫持列車罪的設立、刑法第102條的罪狀以及刑法等395條的罪名等問題作了質疑,并提出進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刑事責任刑事責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國家工作人員

八

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刑法是對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訂。其立、改、廢所涉條文之多、修訂幅度之大,為中外立法史所罕見。新刑法頒行以來,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其中肯定性評價占絕對多數。筆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義的前提下,對其作質疑性探討,并提出進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議,以期求教于法學界同仁。

一、關于增設老年犯罪人刑事責任特殊處遇之建議

新刑法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體現了從輕從寬原則。例如,將刑法典中的年齡明確界定為周歲,從而避免了司法實踐中有意無意地借虛歲年齡錯誤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情況。又如,新刑法明確規定對未成年人不得適用死緩,從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適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實。原創：http://www.tmdps.cn/這些均是在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礎上所作的修訂,旨在貫徹“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刑事政策,其意義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沒有規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責任的特殊處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實上,對老年人犯罪的處理采取從寬原則亦為必要。首先,這是由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狀況所決定的。人的責任能力不僅隨著年齡之增長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而且隨著成年人進入老年階段,其責任能力還有個逐漸減弱甚至喪失的過程。(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修訂版第262頁)因此對于老年人犯罪的處刑原則與青壯年人犯罪的處刑原則就不能沒有區別。其次,現代社會刑罰的目的決定了對老年人犯罪應予以從寬處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預防犯罪是當代各國刑罰目的觀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對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責任,這難于贏得社會認同,同時也會喪失或降低刑罰效果。鑒此,許多國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的特別規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條規定,對超過70歲的犯人從輕處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第18條第2款規定:“60歲以上的男人、婦女……不得適用死刑?！钡?9條規定,剝奪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過15年。但對犯罪時60歲以上的男子和50歲以上的女子,剝奪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過10年。再次,是刑罰經濟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勞動能力減弱甚至喪失。對其犯罪的若均予以關押,不但不會創造社會價值,反而會給國家造成負擔,即需要國家無償供養,分出人、物、財力來照料其身體與生活。最后,從司法實踐情況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雖占一定比例,但終因其占全社會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會危害性程度較低。筆者認為,我國現行刑法可以在其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將有關老年犯罪人刑事責任的特別規定補充進去。實踐中,對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體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別予以從輕處罰或監外執行、保外就醫。

二、關于新刑法第102條的修正建議

新刑法第102條第1款規定:“勾結外國,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處……”第2款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規定處罰?！睂煽顑热葸M行比較不難得出:此處的“外國”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國”泛指本國以外的國家。而“境外”則實際特指回歸之前的香港、澳門地區和統一之前的臺灣地區。鑒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澳門也將于1999年12月31日回歸,而海峽兩岸的統一亦具現實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將這些地區統而概之地稱為“境外”,否則不但會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論誤區,而且會在事實上給別有用心的國家或個人提供恣意侵擾我國國家統一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可乘之機。筆者建議,有權解釋的部門可將刑法第102條第2款修正為:“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規定處罰。”

三、關于增設“劫持列車罪”的建議

劫持列車的行為既可在一國境內發生,亦可成為一種跨國、跨地區的犯罪。本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上已發生過一些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車的事件。這種行為對公共安全危害極大,引起了國際刑事立法的普遍關注。許多國家適應國際、國內和平、安全之需,紛紛修改或補充其國內法,將劫持列車罪及其普遍管轄權制定為本國刑事法律規范。我國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之一,有率先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與

義務。然而,新刑法僅設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車罪”,卻獨獨未設立“劫持列車罪”,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原創：http://www.tmdps.cn/事實上,與航空器、船只及汽車一樣。列車亦為大型現代化交通工具,承

擔著運輸大量人員和物資的任務,與公共安全聯系甚密,如被劫持,則可能使不特定多數人傷亡和巨額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劫持列車的事件在國際上發生過,在國內發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對這種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須予以嚴懲。鑒此,筆者建議將“劫持列車罪”盡快補充進刑法分則中去。

四、對刑法第395條罪名的質疑

刑法第395條第1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其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等文件中,均將本罪罪名概括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筆者在分析本罪罪狀的實質內涵后,認為該罪名提法欠妥。顧名思義,本罪當指罪犯本人對其巨額財產的來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狀的實際內涵來看,本罪卻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對罪犯的巨額財產之來源難以查清、無法核實。

近年來,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手中職權,進行貪污受賄、非法經商、賣官鬻爵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與其合法收入明顯不符的巨額財產。司法機關對其訊問時,其本人又拒不如實說明其財產之來源,加之此類犯罪的方式隱蔽,手段狡猾,而我國又未建立相應的財產申報制度,這些均使司法機關查處此類案件困難重重、阻礙巨大。為嚴密法網,使司法機關易于證明犯罪以及使腐敗官員難以逃避裁判,立法機關在設立本罪的同時,將舉證責任轉移到有巨額不明財產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上,從而大大加強了對該種犯罪的打擊力度。

由此可見,真正對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產來源不甚明了的是司法機關的辦案人員。所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提法易產生該罪主體是司法辦案人員之誤導,顯然,這種誤導的結果是荒謬的。事實上,占有巨額財產的國家工作人員本人,對其財產之來源是甚為清楚的,也正是因為其本人明知其財產來源的非法性,所以在受到刑事追究時,其拒不如實供述,妄圖逃避偵查和審判,這才使得司法人員終究“不明”其財產之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