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討學歷造假事件的三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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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歷造假事件的三個視角

作者：郭文婧

來源：《教育與職業·綜合版》2013年第01期

編者按：大學學歷造假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學歷造假背后，也折射出大學教師招聘中存在的不足。而大學在處理相關事件中，所呈現出的觀點與態度，更值得深思。

在一個誠信稀缺、各方面都在加強誠信建設的今天，學歷造假者必定要承擔相應的代價。5月份，時任雅虎CEO的湯普森被爆計算機文憑造假，湯普森不得不發表公開信，向員工致歉，主動辭職，并表示“愿承擔一切責任”。這次，“栽”的是某大學教授，雖然我們對其個人至今的沉默很是不滿，但對該大學的處理，在基本滿意之余，還需要更多的反思。

首先，同樣是學歷造假，最后的結果也差不多，但該大學教授和雅虎的湯普森，在承擔責任的表現上截然不同。湯普森主動發公開信道歉、辭職并愿意承擔一切責任，這至少說明湯普森也是多少有點后悔的誠意，有點責任擔當精神。而該大學教授完全不一樣，基本處于沉默狀態，所有的處理都是學校作出，這實際上讓大學處于比較被動的狀態。

第二，同是學歷造假，發現的過程也是值得琢磨的。湯普森的學歷造假，沒有外界的爆料，是雅虎自己無意發現的。按常理說，是雅虎求著湯普森，而且湯普森已經證明了自己，雅虎完全沒有必要搞什么背景調查，而且還搞得這么認真，發現了學歷造假的問題。而按照我國教育部的規定，海外應聘者的文憑都必須經過中國駐外使領館的公證。該造假教授則不一樣，在應聘的時候，招聘大學也并沒有嚴格按照規定程序來審核，即使后來聘為教授，也沒有進行嚴格審查。如果說大學的任何之處都體現著大學精神，該大學和雅虎的做法一比較，不知是否該覺得羞愧呢？

第三，學歷造假事件，還反映了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社會競爭的敲門磚，究竟是能力，還是背景。如果沒有這一張假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大學是否會聘造假者為教授呢？從其所在高校同事、學生的反映來看，雖然該教授學歷造假，但工作是認真負責的，而且科研成果比較突出。如果我們招聘不問出身，只看能力，或許學歷造假事件就不會發生了。說實話，如今在中國發生的學歷造假事件，都幾乎構不成新聞了。但該教授的學歷造假事件再一次激起的輿論漣漪，無疑是一針很好的清醒劑。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重背景輕能力，重形式輕細節，重功利輕信仰，根子不除，后來者不止。

第二篇：2012年八大公司財務造假事件

2012年八大公司財務造假事件

2012這個特別，有著世界末日的，這個人人自危的特殊時間里，ACFE小編為大家整理2012八大公司財務造假事件。

歸真堂IPO：“活熊取膽”模式引爭論

2011年暫緩上市的歸真堂，2012年欲再沖IPO，然而其“活熊取膽”模式引起激烈爭論。一邊是中藥協支持；一邊是動物保護組織反對，以及72名人致信證監會反對其IPO。2012年2月24日，歸真堂再次對外開放其位于福建惠安縣黃塘鎮的養熊基地。

云南“綠大地”事件

今年3月17日，綠大地公司發布公告稱，董事長何學葵因涉嫌欺詐發行股票罪經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批準，于3月17日由云南省公安局執行逮捕, 有可能成為國內首例IPO欺詐發行股票罪案例。

新大地財務疑竇迭出 “茶油第一股”涉嫌造假

大量的現金結算、毛利率波動巨大、人工成本畸低，集聚在茶油第一股、廣東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身上這些癥狀，讓市場懷疑其財務報表失真。但公司董秘辦人士卻向《金證券》回應：“公司財務報表是經過會計事務所審計的，肯定沒有問題。”

恒大地產被指財務作假，資不抵債，并涉嫌行賄

剛在北京宣布牽手宋柯、高曉松完成恒大音樂公司成立和“恒大星光”演唱會啟動的恒大地產集團，還沒有來得及收拾好心情迎接“端午節”，便提前迎來美國研究機構Citron（香椽）的“做空危機”：指出在香港上市的恒大地產集團財務作假，資不抵債，并涉嫌行賄。6月21日，恒大地產集團盤中市值一度蒸發130億港幣，截至收盤暴跌超過11%。

洪良國際IPO造假賠償10.3億 全球罕見

6月20日，他旗下的控股公司洪良國際因為涉嫌在IPO時數據造假，被迫接受香港證監會和法院的建議，向二級市場的中小投資者悉數回購股份，共涉資10.3億港元。新東方在美國遭集體訴訟 被指夸大財務業績

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NYSE：EDU，下稱新東方）是最近兩周來最倒霉的中概股公司。因為一份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調查函以及一份做空機構的報告，截至美國時間7月18日（周三）收盤，新東方股價腰斬，報收9.5美元/股，48小時內累計跌幅高達57%，總市值蒸發過半，僅存15.01億美元。

身陷財務欺詐 惠普暴跌12%創十年新低

11月21日，據國外媒體報道，受惠普周二宣布因與收購軟件公司Autonomy相關的“重大會計處理不適當，”導致公司在2012財年財報中計入88億美元資產減損支出的影響，惠普股價當日在紐交所常規交易中大跌11.95%。

康美藥業身陷“假賬門”

12月15日，中能興業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調查發現，康美藥業高成長背后存在財務造假嫌疑。隨后，該股雖未上演連續跌停，但股價還是連跌4個交易日，全周跌幅超過16%，一周市值蒸發55億元。

以上就是所有內容，希望大家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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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達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危機策劃書

城南校區

管理學院

逍跡隊

陳燕萍

***

針對11年達芬奇家具造假事件危機策劃書

一：事件發生的背景: 2011年7月10日央視《每周質量報告》播出《達芬奇天價家具“洋品牌”身份被指造假》，達芬奇家具可以說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家具高端品牌，以價格昂貴著稱。一張單人床能賣到10多萬元，一套沙發能賣到30多萬。之所以能將這些家具賣到如此高的天價，達芬奇銷售人員說是因為他們銷售的家具是100%意大利生產的“國際超級品牌”，而且使用的原料是沒有污染的“天然的高品質原料”。

而記者經過了長達半年多的調查后發現，據了解達芬奇公司銷售的這些天價家具，并不像它們宣稱的那樣是100%意大利生產的，所用的原料也不是達芬奇公司宣稱的名貴實木白楊荊棘根，而是高分子樹脂材料、大芯板和密度板。經過檢測，消費者購買的達芬奇家具甚至被判定為不合格產品。達芬奇家具方面通過微博表示，達芬奇在國內銷售的意大利品牌家具，均為在意大利生產并原裝進口至國內。達芬奇家具將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其在國內的運營以及銷售情況。

二：危機發生前該做的事：（即危機準備工作的意義）

達芬奇公司在危機發生前應當做到：（1）制訂危機管理計劃。危機無一例外都是突襲，就像此次達芬奇公司所遇到的家具造假事件，企業如果沒有預先制定好應急措施，便會在慌亂中敗下陣來。危機管理計劃應該包括指定危機發生時的最高負責人，建立內部溝通渠道，制定對媒體質詢進行引導的可行計劃等。

（2）塑造高層形象。與媒體接觸最多，曝光度最高的就是企業的高層領導。他們的個人形象往往代表了企業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如果企業領導人在平時與媒體建立了友好的關系，在危機發生時，媒體和公眾會因對企業領導人的信任，給予企業更多的耐心甚至寬容。因此達芬奇公司即使在之前從未遇到過相類似的事件，也應做好萬全的危機準備工作。

三：發生危機時達芬奇公司應做到的三個步驟：

1、建立全面危機體系

體系的作用在于形成強力有效的操作模式。建立全面的危機體系，最關鍵就是做到預防為主。傳播救不了惡品牌，最大限度的杜絕危機的發生，源于是否用良心做企業。全面的危機體系包括：預警機制、控制與化解機制、評估機制、修補機制。

（1）首先預警機制：建立起專門部門，配備專職人員，收集、分析、研究各類信息資料，跟蹤了解包括顧客、競爭對手、投資人、政府與監管部門、媒體與輿論等各個層面對企業的報道和意見，并對容易引發企業危機的信息進行判斷。研究境內外媒體和輿論對本企業的“興奮點”，以便在危機發生尚處于信息傳播時及時準確地做出預測和判斷，為控制危機爭取主動。

（2）控制與化解機制：危機無法消滅，但可以控制危機造成的損失。危機一般都具有突發性質，只留給企業極短的反應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平時制定相關的危機處理手冊。在判斷危機發生之，預警機制中配備的成員成為危機處理的核心成員，明確對外信息端口和媒介、收集分析等專職人員，及時真誠地媒體面對面溝通，為化解危機創造有利條件，通過權威渠道發布正確消息、澄清事實真相、公布處理結果，必要的時候公開道歉。

（3）評估機制：對危機發生和處置事件的評估，是檢查企業管理與運營體系的最好時機。同時為企業重塑形象提供足夠的事實支持。

（4）修補機制：修補機制是重塑企業形象的開始，危機的平息并不代表危機公關的結束，相反，企業需要借助危機公關中出現的問題或者機會進行發掘利用，達到更好說塑造與強化企業形象的目的！

2、健全網絡溝通平臺

實際上，企業危機事件的發生，雖然具有突發性特點，但其后果并不是不可以控制的。一般講，一件突發事件，要轉化成危機事件，需要經過信息傳播、沖突演變直至危機產生三個階段。健全的網絡溝通平臺在信息傳播、沖突演變之間充當重要的角色，傳統渠道已經無法跟上信息的變化，這就需要企業健全自身的溝通平臺，第一時間去公眾溝通，回答網民最關心的問題。

搭建健全的網絡溝通平臺，主要是借助微博、NSN、QQ、博客、官網等自媒體平臺。當然，這些頻道的搭建不僅僅只是開通這么簡單，真正有效的溝通平臺應該是積累一定的“粉絲”，在危機公關的過程中，利用這些平臺影響粉絲的觀點，進一步通過粉絲這個第三方渠道傳播企業利好信息，增加其公信力。如果只是在危機發生之后才運用這些平臺去發布企業聲音，難以形成規模傳播，并不能成為危機公關中的亮點。這一點上，戴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建立的官方賬號，不僅僅與粉絲日常，更重要的是培養粉絲的信賴感，甚至將自身品牌打造成意見領袖。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出現危機，粉絲大多會等待官方說法，而不會盲目相信和傳播網絡上的負面信息！

小結：

因此，在我看來，作為家具行業的高端奢侈品牌的達芬奇公司，也應該做好這點。及時開通自身所擁有的一切網絡溝通平臺，讓相關人員在網上為大家答疑解惑。這么多年來，達芬奇公司肯定積累了一定的人氣，粉絲群的力量不可小覷。在危機時刻充分發揮粉絲的力量，通過粉絲對企業的信任，拯救企業于危機中。

3、積累網絡危機應對資源

早在上世紀4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發現，大量的信息經某些活躍分子中轉或過濾，形成價值判斷，再傳遞給大眾。這些活躍分子就是傳播學意義上的“意見領袖”。互聯網的出現，極大地拓展了言論空間，從學界、媒體、文藝界和其他專業領域（如金融業、IT業）上網人群中，“意見領袖”批量產生，特別是在社會化媒體上各顯其能。這些“意見領袖”由于公眾關注度很高，已然使這種“自媒體”升級為社會“公器”。面對網絡上的“意見領袖”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顯著，根據傳播學規律，與網絡意見領袖保持有效的溝通，并適當的進行引導，在危機頻發的互聯網時代，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與網民溝通的途徑。其實，這好比傳統危機公關中與主流權威媒體搞好關系一樣，無非都是借助“意見領袖”的第三方意見達到引導甚至說服公眾的目的。

在積累這種網絡危機應對資源，一定要注意放低身段，切忌自認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更不要認為有錢就可以解決問題。網絡意見領袖不是水軍，不是五毛黨，和他們的合作應該是慢慢深入，最終達到相互協助的目的

小結：所以，即便達芬奇公司是享有盛譽的國際大公司，也不能期望憑借一己之力解決這空前的企業危機。因此及時和巧妙的運用企業以前的危機應對資源并且拿出自己真誠的態度，讓它真正發揮出意見領袖的主導作用才是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方針。

四：達芬奇公司應當遵循的三個危機處事原則：

1、承擔責任原則（SHOULDER THE MATTER）

危機發生后，企業會關心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利益的問題，利益是公眾關注的焦點，因此無論誰是誰非，達芬奇應該承擔責任。即使受害者在事故發生中有一定責任，企業也不應首先追究其責任，否則會各執已見，加深矛盾，引起公眾的反感，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是感情問題，公眾很在意企業是否在意自已的感受，因此企業應該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表示同情和安慰，并通過新聞媒介向公眾致歉，解決深層次的心理、情感關系問題，從而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

實際上，公眾和媒體往往在心目中已經有了一桿秤，對企業有了心理上的預期，即企業應該怎樣處理，我才會感到滿意。因此企業絕對不能選擇對抗，態度至關重要。

2、真誠溝通原則(SINCERITY)

企業處于危機漩渦中時，是公眾和媒介的焦點。你的一舉一動都將接受質疑，因此千萬不要有僥幸心理，企圖蒙混過關。而應該主動與新聞媒介聯系，盡快與公眾溝通，說明事實真相，促使雙方互相理解，消除疑慮與不安。所以在事件發生的伊始，達芬奇公司理應派出具有代表性的高層出面，并顯示出本公司的誠意。真誠溝通是處理危機的基本原則之一。這里的真誠指“三誠”，即誠意、誠懇、誠實。如果做到了這“三誠“，則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1)、誠意。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一時間，公司的高層應向公眾說明情況，并致以歉意，從而體現企業勇于承擔責任、對消費者負責的企業文化，贏得消費者的同情和理解。(2)、誠懇。一切以消費者的利益為重，不回避問題和錯誤，及時與媒體和公眾溝通，向消費者說明消費者的進展情況，重拾消費者的信任和尊重。

(3)、誠實。誠實是危機處理最關鍵也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們會原諒一個人的錯誤，但不會原諒一個人說謊。

3、速度第一原則(SPEED)

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在危機出現的最初12-24小時內，消息會象病毒一樣，以裂變方式高速傳播。而這時候，可靠的消息往往不多，社會上充斥著謠言和猜測。公司的一舉一動將是外界評判公司如何處理這次危機的主要根據。媒體、公眾及政府都密切注視公司發出的第一份聲明。對于公司在處理危機方面的做法和立場，輿論贊成與否往往都會立刻見于傳媒報道。

因此達芬奇公司必須當機立斷，快速反應，果決行動，與媒體和公眾進行溝通。從而迅速控制事態，否則會擴大突發危機的范圍，甚至可能失去對全局的控制。危機發生后，能否首先控制住事態，使其不擴大、不升級、不蔓延，是處理危機的關鍵。

4、系統運行原則(SYSTEM)

在逃避一種危險時，不要忽視另一種危險。在進行危機管理時必須系統運作，絕不可顧此失彼。只有這樣才能透過表面現象看本質，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化害為利。危機的系統運作主要是做好以下幾點：

(1).以冷對熱、以靜制動：危機會使人處于焦燥或恐懼之中。所以企業高層應以“冷”對“熱”、以“靜”制“動”，鎮定自若，以減輕企業員工的心理壓力。(2).統一觀點，穩住陣腳：在企業內部迅速統一觀點，對危機有清醒認識，從而穩住陣腳，萬眾一心，同仇敵愾。

(3).組建班子,專項負責：一般情況下，危機公關小組的組成由企業的公關部成員和企業涉及危機的高層領導直接組成。這樣，一方面是高效率的保證，另一方面是對外口徑一致的保證，使公眾對企業處理危機的誠意感到可以信賴。

(4).果斷決策，迅速實施：由于危機瞬息萬變，在危機決策時效性要求和信息匱乏條件下，任何模糊的決策都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所以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決策使用資源，迅速做出決策，系統部署，付諸實施。

(5).合縱連橫，借助外力：當危機來臨，應充分和政府部分、行業協會、同行企業及新聞媒體充分配合，聯手對付危機，在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同時，增強公信力、影響力。(6).循序漸進，標本兼治：要真正徹底地消除危機，需要在控制事態后，及時準確地找到危機的癥結，對癥下藥，謀求治“本”。如果僅僅停留在治標階段,就會前功盡棄，甚至引發新的危機。

5、權威證實原則(STANDARD)

自已稱贊自已是沒用的，沒有權威的認可只會徒留笑柄，在危機發生后，企業不要自已整天拿著高音喇叭叫冤，而要曲線救國，請重量級的第三者在前臺說話，使消費者解除對自已的警戒心理，重獲他們的信任

五：具體的解決方案

方案一：達芬奇的中國分公司可以向上請求，組織一次應對危機的參觀活動。去到家具的原生產地，參觀家具制造的一系列過程。參與的人員如下：一些對達芬奇公司一直持支持態度的忠實消費者和一些對達芬奇公司持懷疑及反對態度的人，對國內有深遠影響的報社，雜志的記者，地方官員和廠家及經銷商。以上這些人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他們的反響很好的話這是對公司聲譽的最好證明。

達芬奇公司公關失敗原因：針對達芬奇家居此次失敗的危機公關，爾瑪(中國)互動營銷執行總監王鵬輝認為，危機公關的要點概括起來，無疑只有三個字：快、準、穩。而達芬奇家居此次的危機公關處理，可謂倉促而缺乏系統性，既不專業而又缺乏大局觀，三字要點更是完全不得要領。

當消費者和媒體發出第一聲質疑時，達芬奇家居就應該迅速做出反應，盡可能地向媒體、大眾做出積極正面的回復。但是，此次危機剛出現的時候，達芬奇家居并沒能做出積極正面的反應。“快”，并不是意味著是倉促應對，而應該是在系統地分析總結，做出判斷之后，選擇正確的方式做出應對。錯誤的方式，只會讓問題不停地積累，增加危機處理的困難。

危機出現時，就應該迅速收集整理資料，判斷出危機出現的癥結是在哪里，這就是所謂的“準”。此次達芬奇家居的危機癥結，就是消費者的信任危機，“部分家具是國產”只不過是一個癥結的外在表現。很顯然，達芬奇的公關部門并沒有弄清方向，針對“員工稱部分家具是國產”的信息置若罔聞，沒有積極地向公眾表達企業的態度，沒有表達出企業對消費者的態度，只是單方面地在唱獨角戲，很顯然，這樣的處理方法沒有找準問題的癥結。

最后是“穩”。既然，“偽進口”的事實已被揪出，那么達芬奇就應該重點考慮，如何給購買了國產品牌的消費者一個確切的回復和補償措施，讓消費者和媒體，重新建立對其的信賴。倘若，沒有如此“穩”住公眾的魄力，而又不給大眾一個正面的答復，顯然，達芬奇的危機處理方式只會讓危機雪上加霜。

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加上達芬奇危機公關處理的“人禍”，給達芬奇家居帶來的可能是毀滅性的打擊。達芬奇家居此次的危機公關處理，倉促且缺乏系統新聞公關考慮，既沒有專業性，也缺乏預見性。對于其他的企業來說，則應好好地總結一下此次達芬奇家居危機公關的得與失，讓自己以后在遇到問題時，能及時、正確地化解危機，甚至將“危”變成“機”。

達芬奇家具造假事件進行到現在，不僅僅是達芬奇公司的信用問題，也是秉承了家具行業的“游小“的潛規則，欺騙媒體和廣大消費者。另一方面，在媒體和消費者及有關機構對造假事件進行揭露后，公司并沒有立即進行有效地行動澄清，而是一味的進行口頭爭辯，并不拿出有效的證據，這讓消費者更加惱火，讓他們覺得達芬奇公司并不僅只是信用問題，而且還存有責任心的問題，這樣即便達芬奇公司解決了造假事件，也不會得人心。因為如此一家只懂維護自身利益的公司，并不能給消費者信心和安全感。

方案二：第一時間成立危機公關委員會，對各部門工作人員進行分工，所有進展及時向董事長請示和匯報，對外口徑一致。

向有關部門和質監部門匯報，向上級陳情，以期盡快得到有關領導的批示，主動邀請對產品檢驗檢查，證明質量問題只是少數情況。

方案三：內部查找問題及形成原因，了解問題產品的數量，形成統一的法律公函、律師公開信，向供銷商、全國各地辦事處、分公司、內部員工和主流媒體發送傳真，第一時間召開新聞發布會，由上層出面親自道歉，通報事實真相，并坦誠承認生產的失誤，承認“部分商品是國產”，懇請媒體及消費者給企業予以改正的機會，積極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請國家質檢部門對全部產品進行檢測，凡不符合的一切都要進行相關的處理，再由國家質檢部門公布檢測結果，借此恢復企業的形象。

方案四：有質量問題的產品實施下架召回，并加倍賠償消費者的損失。建議由中國行政機關、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等公眾信任的獨立審計機構對其歷年的進口和銷售單據及會計憑證進行對比檢查。

方案五：今后，將依法對廣告、產品標識、產品使用說明書、銷售合同等進行嚴格規范并加強對銷售人員的嚴格培訓和管理。積極與意大利方進行溝通聯系，盡量取得今后的長期合作，非因此次的“信譽危機”對中國企業形成誤解或產生不良看法。

六、達芬奇公司此次危機公關失敗的原因

如果達芬奇公司的家具確實造假，筆者認為公司該盡早出面承認并向廣大消費者致歉，并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一味的狡辯，只會使公司的信用更加受到懷疑而已。出現造假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公司高層員工的品質問題，通過此次事件，公司應進行全面整頓，興利除弊，讓公司配得起“高端品牌”四個字并以此事件作為教訓，以此為戒，一切重新開始，以誠信作為標尺，重整旗鼓。

第四篇：TCL通訊報表造假事件分析[范文模版]

TCL通訊報表造假事件分析

0 引言

2003年4月3日，TCL集團發表題為“對有關傳媒報道失實的回應”的聲明，稱“ 3月29日，我集團公司控股企業TCL通訊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了《關于對公司2000會計報表所反映問題進行整改的報告》。部分媒體對該報告的誤讀，特別是據此引申出“財務造假”及“內部犯罪”一說。這類報道違反事實，對TCL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及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份聲明顯然是針對3月底國內傳媒紛紛報道TCL的國內上市公司——TCL通訊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TCL通訊”，深圳上市，股票代碼：000542）涉嫌4952萬余元的假賬丑聞而來。那么，TCL通訊造假傳聞因何而起，TCL通訊究竟有沒有造假呢？ TCL背景

TCL即The Creative Life，意為創意感動生活，是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簡稱，該公司創立于1981年，是全球性規模經營的消費類電子企業集團之一，TCL通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該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TCL通訊專注于為全球消費者提供TCL和 Alcatel 兩個品牌移動通信終端產品，始終堅持“中國價值，世界品質”的理念，努力改善全球消費者的數字化無線通訊生活，成為受人尊敬和最具創新能力的全球領先企業。2002年底，TCL通訊以連續三年營業額增幅高達263.3倍，名列德勤2002年首屆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企業排行榜首，成為亞太地區成長最快的高科技企業。

2.1 報表粉飾兩個主要的動機

（1）滿足監管要求的動機 滿足監管者要求是公司的管理層進行財務報表粉飾的一個重要動因。國內主要是滿足以證監會為主體的監管者所規定的IPO的財務指標和后續性融資如配股、增發以及避免處罰如被特別處理、暫時或者永久性退市的要求和其他監管要 求。

（2）滿足契約條件的動機 在許多情況下，僅僅通過操作財務數據就能獲得七月所規定的相關李毅，和通過自身很大的努力才能獲得收益相比，粉飾財務數據這種方式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因此，公司的管理層粉飾財務數據從而改變契約的動機通常會很強烈。在眾多的七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薪酬契約和債務契約。【1】

當然，大部分時候粉飾報表的目的是為了操縱利潤。操縱利潤的手法有多種：實現與確認收入的認定時與計量的標準差異、重大會計差錯變更、非關聯方交易、非關聯方交易、非經常性損益、固定資產變更折舊方式、未確認的投資損失和資產減值準備。

2.2 報表粉飾的手段

（一）利用實物資產、股權置換的手法調節利潤 這種手法通常為上市公司與母公司或其他關聯方所用，他們通過實物資產、股權置換的方式，達到其增加利潤的目的。譬如，世茂股份公司與上海世茂建設有限公司進行資產置換的決議，同意公司以所持有的上海世茂國際廣場有限責任公司18.375萬股權及現金6792萬元，與參股公司世茂建設所持有的上海世茂湖濱房地產有限公司50萬股權進行置換。如此一置換，世貿股份2003年業績同比猛增25倍。

（二）利用調節營業外收入或補貼收入粉飾年報

這是ST公司慣用的手法。營業外收入是指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沒有直接關系的各種收入，它不是由企業經營資金耗費所產生的，不需要企業付出代價，實際上是一種純收入，不可能也不需要與有關費用進行配比。它不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對利潤的影響是暫時的，所以，營業外收入常常成為利潤的“調節器”。

（三）利用對存貨價值的調節進行利潤操縱

首先，存貨計價的方法不同，對企業財務狀況、盈虧情況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期末存貨計價過高或期初存貨計價過低，當期收益都可能因此而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存貨計價方法的變更可以產生一定的利潤調整空間。其次，有的企業采用定額成本法計算產品成本時，將產品定額成本差異在產品和庫存產品之間分攤，2 本期銷售產品卻不分攤，以降低本期銷售成本。更有甚者，故意虛列存貨或隱瞞存貨的短缺或毀損，從而達到虛增本期利潤的目的。這樣的做法，雖然使上市公司當年的財務報表好看了，但卻為其今后的發展前景蒙上了陰影。

（四）利用調節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粉飾年報

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被稱為會計報表中的“垃圾桶”和“聚寶盆”，前者隱瞞潛虧，后者隱瞞利潤。年報不實的上市公司在應收款或其他應收款方面做文章，從而達到虛增利潤目的的手法屢見不鮮，一些上市公司往往把一些難以收回的應收款掛在賬上，以虛增資產。

（五）利用計提手段結合會計估計調節利潤

企業巨額計提秘密準備，使估計計提成了操縱利潤的一種普遍手段。秘密準備的手段一般有以下幾種：低估資產、高估負債、不反映某些特定資產的價值、擱置資產價值上漲時的機制調整。

（六）費用“減肥”，利潤“虛胖” 上市公司對當期費用進行調整，也可實現虛增利潤的目的。在實際處理中，一些公司往往利用“待攤費用”、“長期待攤費用”、“在建工程”等科目進行調賬，在以后逐漸進行分攤，從而達到平滑利潤的目的。【2】

3.1 TCL通訊事件回顧

TCL通訊于2003年3月29日發布了一則關于2000會計報表所反映問題整改的報告，顯示了TCL通訊2000年虛增利潤4952萬元的情況，引起一片嘩然。3.2 TCL通訊粉飾報表原因分析

這4952萬元中包括少計壞賬準備4392萬元，少計存貨跌價準備2813萬元，少計長期投資減值準備685萬元。TCL對于此事件僅僅解釋為會計處理不當、會計估計不當以及會計信息傳遞不及時、不真實等原因造成的。

可是，1999年TCL通訊虧損17984萬元，如果2000年繼續虧損，則將被ST不計或者少計資產減值準備不僅與會計謹慎性原則背道而馳，還反映出上市公司依然難以擺脫粉飾報表的情節。而且在當時給投資者造成的重大誤導，也已經構成虛假陳述。

它將補提資產減值準備作為前期會計差錯更正追溯調整，二者相輔相成，使 3 會計差錯更正產生了巨大的“能量”——制造盈利，躲避虧損，逃脫ST的命運，保住再融資資格。它是將會計舞弊詮釋為會計差錯，是借會計差錯更正之名行會計舞弊之實——需要的時候先“明知故犯”，再“知錯不改”，最后選擇適當的時機“痛改前非”，不斷“變臉”對外報告；或大題小做、大事化小，把大錯誤以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告（或補充公告）形式公布，以蒙混了事。TCL通訊二級市場反應

2004年1月6日，連續停牌6個交易日的TCL通訊（000542）終于復牌，股價開盤就牢牢地封在27.34元的漲停板上，雖然早市曾被打開，但是多方很快收復失地，全天換手15.24%，TCL通訊就這樣完成了精彩的退市秀。另一方面，TCL集團將融資25億元登陸深交所。至此，TCl通訊被TCL集團吸收購并。尾聲

中國還有句古話，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就是說做了違反法律法規的事，遲早有一天會被人發現，所以我們應該誠實做人，做一個守法的好公民。上市公司也是一樣，進行財務報表粉飾，表面上可以為公司贏得良好的聲譽，使公司的賬面利潤“節節高升”，然而“紙包不住火”，天網恢恢，一旦事情敗露，對公司的形象是一個極大的損害，這對公司造成的損失是無形的，也是長久的。所以，作為未來的上市公司財務總監，我們應該謹記朱镕基總理的教誨：“不做假賬”。唯有誠信經營，公司才能獲得長遠的發展。

第五篇：關于女權主義的法律視角及檢討

女權主義的法律視角及檢討下

四

如前所述，按照“法律的對立概念表”，我們很自然將安提戈涅和竇娥劃入女權主義法律觀的代表者之列，只要我們對這一“概念表”作小小的修正就可以了。她們兩位可稱得上是反抗法律現實的女英雄，她們之所以選擇了悲劇的結果，是因為她們的選擇本身受到了限制。個人理性最大化選擇總要受到環境技術因素的限制(如竇娥)和制度方面的限制(如安提戈涅)。在有限的選擇空間中，人們的選擇趨于多樣化，但一般可以歸結為兩種選擇方式，一種就是突破選擇所受的限制，從而擴大選擇的空間，這種選擇往往以悲劇的失敗而告終(當然也不乏有成功者)，這種選擇我們可以稱之為“英雄型選擇”，它更符合“價值合理性”(韋伯)。但是英雄型并不是惟一的選擇，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并不想以可能的悲劇的失敗為代價，他們更樂于在條件給定的空間內進行理性計算，更明白“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這種選擇我們可以稱之為“常人型選擇”，它更符合于“工具合理性”。[i]無疑，安提戈涅和竇娥的悲劇皆屬于英雄型選擇，但是她們為實現自己的目的就只能采用這種選擇嗎?如果我們假定安提戈涅和竇娥采取常人型選擇，事情有沒有回旋的余地呢?

在《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的目的是要安葬她哥哥。如果克瑞翁下令不準埋葬于本邦的國土，她是否可以想辦法埋葬在其他城邦呢?退一步講，即使她將其兄長埋葬于本邦，也沒有必要故意用神法蔑視國家法而觸怒克瑞翁，因為反抗國王不是她的目的。她可以用兄妹之情和家族倫理的義務來求克瑞翁寬恕，還可以策動克瑞翁的兒子和妻子為她說情，從克瑞翁最后懊悔的情形看，寬恕她是可能的。在《竇娥冤》一劇中，張驢兒的目的是要娶竇娥，所以提出“官休”還是“私休”，用現代術語來講，就是“公了”還是“私了”。如果竇娥抱一絲擺脫張驢兒的希望，當然可以“公了”，而且為了判決對自己有利，還可以向太守行賄，桃杌不是講“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嗎?最后萬不得已，還可以選擇“私了”，嫁給張驢兒算了。二十歲守寡，一生不易，況輕易死去，不愛惜父母所賜之身體，大不孝也。在《竇娥冤》中，我們剛好看到與女英雄竇娥相對應的普通女性蔡婆婆。若按她的意愿作出常人型選擇的話，則婆媳嫁父子，兩廂得利，皆大歡喜，悲劇從何而來。

如果按上述“常人型選擇”來假設的話，也就沒有這兩幕悲劇了，我們的藝術珍品中也許要失去許多打動人心的東西。不過，悲劇之所以有意義就在于它體現了常人無法做得到而只有少數英雄以明知的失敗來踐行的崇高和偉大。當然我們并不是評價安提戈涅和竇娥的選擇，任何選擇類型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上述假設只是為了幫助我們揣測蕓蕓眾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理念。因此，安提戈涅和竇娥所體現的不是常人型選擇所體現的洞悉人情世故的智慧，而是悲劇性選擇所體現的殉身信仰的勇敢。為此我們再來比較一下另一部戲劇中的女主人公在類似境況下的選擇方式。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講的是猶太高利貸者夏洛克和安東尼奧簽訂一紙借款合同，契約中明文規定，若借款到期不還，則要安東尼奧胸前的一磅肉償付。由于安東尼奧意外破產，面臨以肉抵債的厄運。這時安東尼奧的好友巴薩尼奧的未婚妻鮑西婭女扮男裝，以法官的身份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該劇中，也遇到類似《安提戈涅》和《竇娥冤》中所出現的法律現實與另一個更高的道德原則的沖突，即法律與仁慈的沖突。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夏洛克可以從安東尼奧身上割下一磅肉來，但是這有悖于更神圣的仁慈。正如鮑亞婭所言，“御杖不過象征著俗世的威權，使人民對于君上的尊嚴凜然生畏;慈悲的力量卻高出于權力之上，它深藏在帝王的內心，是一種屬于上帝的德性。”[ii]因此，幾乎所有的當事人，包括威尼斯的公爵、法官鮑西婭，都請求夏洛克發發慈悲，變更合同，但都遭到夏洛克的反對。于是鮑西婭巧妙地運用法律解釋來解決問題。她認為合同寫明“割一磅肉”，但并沒有規定可以流一點血，且夏洛克只能割一磅肉，少一毫少一絲都不行。最后又通過一系列的法律解釋逼得夏洛克徹底破產。

如果沒有鮑西婭的智慧，那么安東尼奧注定要死于一紙契約。人間的法律就會和上帝植入人心的仁慈發生沖突，這幕喜劇就可能要變為一幕發人深省的悲劇。但是，《威尼斯商人》不同于《安提戈涅》和《竇娥冤》之處就在于它的主人公采取了另一種類型的選擇。在他們看來，選擇所面臨的制度約束(威尼斯的城市法)不應當有所突破。正如安東尼奧所言：“威尼斯的繁榮，完全依賴著各國人民的往來通商。要是剝奪異邦人應享有的權利，一定會使人對威尼斯的法治精神發生重大的懷疑”。[iii]因此，突破制度限制的選擇雖然符合仁慈正義，但是卻和整個城市的利益是相沖突的。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因人情而變動，法律就失去權威，人情就可以借法律的名義或者越過法律來行使統治。正如鮑西婭所言：“威尼斯誰也沒有權力變更既成的法律，要是開了這一惡例，以后誰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壞事都可以干的。”[iv]這樣的話同樣可以出自克瑞翁和桃杌之口，只是他們所處的境況不同，才陷入悲劇的沖突之中。

如果我們對正義的追求受到現實法律制度的約束時怎么辦?這時我們就面臨兩種選擇，要么選擇“法律之上的正義”，要么選擇“法律之下的正義”。選擇前者意味著確信應當用一種永恒不變的正義原則來代替現存的法律制度，現存權威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戰，這顯然是一種英雄型選擇;選擇后者意味著承認永恒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存在著差別和距離，正義之能在法律的范圍內獲得相對的實現，這是一種常人型選擇。正如鮑西婭所言，“執法者倘能把慈悲調劑著公道，人間的權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沒有差別。[v]”但“神力”與“權力”畢竟是有區別的，于是鮑西婭選擇了法律之下的正義，它更注重于人情世故的把握和規避法律的技巧，是一種常人型選擇。這種常人型選擇更能體現女權主義法律觀所倡導的靈活性和境況性(positionality)，相反，安提戈涅和竇娥所體現的英雄型選擇多少顯得有點缺乏靈活性，更顯得執著于某一規范性原則，并不惜為此獻身殉道，這多少與女權主義法律觀所倡導的原則相背離。

五

到此為止，我們已討論了三位女性所代表的法律觀。依據一開始所提出來的“法律對立概念表”，她們似乎都可以劃為女權主義法律觀的代表人。但是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們發現這種歸類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安提戈涅和竇娥采取的英雄型選擇意味著將她們歸入“女強人”一類的角色期待中，要求她們有一種超常人的信仰和勇氣選擇悲劇的方式踐行自己的理想。這種對女性角色的預設和期待在實踐中對女性是有害的，而它本身就是男性文化霸權的產物，而與女權主義法律觀所主張的同情理解相去甚遠。另一方面，如果按她們倆人的法律觀，那么就應當用永恒不變的正義原則(神法或天)的統治來代替實證法規則的統治，這種法律觀實際上用正義的規則霸權代替了法律的規則霸權，或者說用女性文化霸權代替男性文化霸權，這種角色變換并沒有改變“霸權型”的話語模式。因此，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女權主義法律觀本身足以導致對女性的歧視和角色規定，而這一切源于作為劃分男性法律觀和女性法律觀之依據的“法律對立概念表”。

在一定意義上，法學像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是一門對社會現象(或法律現象)進行理解和解釋的學問。[vi]這就要求我們對作為解釋起點的一般假設或理想型的選擇必須和社會生活經驗本身是密切相關的，且理想型自身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分析前面所提出的“法律對立概念表”時，卻發現這種類型學上的分類或理想性本身就包含著邏輯上的混亂。[vii]比如在女權主義法律觀這一欄中，“正義”、“自然法”和“自由裁量”、“好的答案”有時是矛盾的。因為“正義”或“自然法”是人類理性從超驗的自然或上帝那里發現的永恒不變的原則，它本身容不得人類意志的“自由裁量”，它要求的不是“好的答案”，而是絕對“正確的答案”。同樣，在男權主義法律觀這一欄中，“法律”、“實證法”和“規則”、“正確答案”也并不總是相一致的，“法律(實證法)”是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人(或集團)制定的，它所追求的恰恰是反映特定利益的“好的答案”，而不是“正確答案”。“君主的趣旨就是法律”是一條古老的法律規則，但它實際上包含了“自由裁量”。之所以出現這種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是因為“法律對立概念表”中的概念分類是從兩個角度進行的：其一是關于法律觀的分類，如“法律”與“正義”，“實證法”與“自然法”，“權利”與“需要”;其二是關于法律方法的分類，如“規則”與“自由裁量”，“正確答案”與“好的答案”，“文字”和“精神”。任何一種法律觀都可以使用對立的不同法律方法，同樣，任何一種法律方法都可以服務于相對立的法律觀。安提戈涅和竇娥的法律觀可以歸入“自然法”中，但是她們所采用的方法是“規則的”而不是“自由裁量的”，追求的是“正確答案”而不是“好的答案”，如果不是為了“權利”，而僅僅是滿足“需要”，那么她倆如上面所假設的那樣，完全有按常人型選擇的可能性和選擇空間。正是由于這種邏輯上的混亂，才造成安提戈涅和竇娥在應歸類于“女權主義法律觀”時發生矛盾和不一致。

上述問題源于“法律的對立概念表”，但并不是說對這個“概念表”進行修正，如采取交叉分類的方法，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問題的根源就在于這種分類本身就反映了“邏各斯中心論”所形成的二元思維。這種思維方式意在尋求普適的框架(本體論追求)作為理解現實世界的基礎。“自古希臘以來，西方思想家們一直在尋求一套統一的觀念，這種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這套觀念可被用于證明或批評個人行為和生活以及社會習俗和制度，還可為人們提供一個進行個人道德思考和社會政治思考的框架。”[viii]這種對“阿基米德點”的追求形成了一種客觀主義的信念：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與歷史無關的模式或框架，在確定理性、知識、真理、實在、善行和正義的性質時，我們最終可以訴諸這些模式或“框架”。[ix]這種思維模式忽視了或放棄了人的存在的歷史性，人不是歷史中活生生的人，而是超驗的第二上帝(the Second God)。由此對人類的總體經驗進行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相對)的分割和剝離，有一個本質就有一個現象，有一個理性就有一個感性，有一個男性就有一個女性(作為文化模式或獨特經驗的象征)，從而陷入本體論追求與人類總體的真實經驗相分離且二者相互排擠、相互專制的困境。[x]而且這種邏各斯中心論的本體追求一旦放棄了歷史性，就會將歷史性的或地方性的認知內化為個體的主體性，然后通過主體意向性的意識形態投射(ideological projection)異化為普適的真理或文化霸權。因此“性別的'神話'就在于將人類的某些特性分別投射在男性和女性之上，使相互之間成為客體”。[xi]

上述思維方式體現在法理學中就是對法律本質的追問，由此形成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的對立，以及十九世紀之前法理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自然法與實證法之爭或法律與道德之爭。[xii]此后雖然出現了社會學法學和歷史法學，也只不過將法律的阿基米德點從自然理性(或上帝)或主權者那里轉移到法律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和歷史傳統之上，故可統稱為“法律情境論”(the contextual theories of law)。自然法學、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情境論構成了現代性的法理學。“看起來法理學(指現代性法理學-引者)，作為一個統一且自洽的本文的法律的表象，最典型的招數植根于真理的形而上學而不是正義的政治學和倫理學之中。正義的真理就是正義作為真理。而現代性法理學的核心也正在于這種描述與命令、理性與法律，邏各斯與規范的獨特結合。后現代法理學的任務就是對法律本文中的邏各斯規范中心論(logosnomocentrism)進行解構。”[xiii]當然，后現代法理學并不是一個獨立統一的學派，它只不過借用后現代哲學中解構邏各斯中心論中的二元思維方式所采用的各種手段，諸如反基礎主義、解構主義、視角主義、哲學解釋學、多元主義方法等，[xiv]來清理二元論思維在法學中的影響，由此形成聲勢浩大的批判法律運動[xv]

從廣義上講，女權主義法學也屬于批判法律運動的一部分。女權主義法學通過“提出女人的問題”，揭示出造成女性受歧視和壓制的文化背景和思維方法。因此，女性的解放不是用邏各斯中心論的思維模式重塑“女權主義”的法律觀，而應當徹底放棄這種二元思維模式，放棄男性和女性的分類，放棄“女權主義”和“女權主義法律觀”這樣的提法(當然只是作為一種策略也可以使用這樣的術語)。盡管忽視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別可能意味著不平等或女性受壓制的繼續，“但是將差異作為分析的范疇能強化陳舊的思維框架，且因此而強化了這一框架中女權所處的邊緣地位。所以，女權主義者在堅持使用女性或相應的政治標簽'女權主義'這一范疇來界定由于性別而地位卑微的人們時，她們自己在強化認同其地位因此而變得更為卑賤的群體。”[xvi]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仍保持原有社會結構或文化模式中女性受壓制的狀況。事實上，人類的文化既是男性創造的，也是女性創造的，女性受壓制不僅是女性的困境，也是男性的困境。女權主義法律觀所提出的問題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問題。“法律既表示一種話語又表示一種權力的運作過程，法律所制作的且在法律中奉若神明的規范是權力關系的顯現。這些規范被看做是'中立的'和'客觀'而予以強制實施且部分地獲得正當性。對這一事實的評判已使許多女權主義學者集中關注構建法律中的立法程序和政治程序而不是關注于法官們正在做什么。它使得女權主義者至少和關注正式的法律學說的發展一樣關注于社會的和文化的認知(perceptions)與法律和合法性的顯現(manifestations)。”[xvii]因此，放棄“女權主義”(及其法律觀)的提法有助于我們擺脫狹隘的偏見，在關注女性受壓制的同時，關注于更廣泛的使人類陷入困境的種族壓制、民族壓制和文化壓制(如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等，從而將各種問題和見解吸收到主流文化當中，在平等地對話(如羅蒂所主張)和自由地溝通(如哈貝馬斯所主張)的基礎上，建設一種多元共存的和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