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盧梭《社會契約論-論聯合政府》有感

盧梭在這一篇中提到，單一制和混合制都是不存在的。

從通篇來看，盧梭的提法比較模糊，這個也源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在自由、平等、博愛、公平、正義這些觀念傳播以后，任何一個政府在建立之初的本意，都是希望行政效率極高，并能一心為民辦事，也當然是絕對的公平正義。

現當今的社會制度，適合地區發展的有資、社兩種。如果模糊的說，資本主義算是混合政府，而社會主義和那些軍人、寡頭政府就應該是單一制（個人認為）。我的觀點是去掉單一制和混合制政府概念，假設將資、社兩者結合起來，每個省或者州都是當地人民選舉產生，如果連任兩屆以上，就憑政績選舉進入中央；再經過一屆或者是兩屆的考察和表現經過全國大選成為國家首腦，這樣既能讓執政者積累相當的政治經驗，也能減少國家動蕩（比如美國總統被殺），保證每屆政府的平穩過渡，并減少寡頭經濟和私人壟斷企業與民爭利，保證政府部門能公平、公正的辦事，減少受利益集團的控制。

現在是國與國競爭的大勢，只有完全放活私營企業的創新力，去掉國企的束縛力，讓國企變活，變成為不是國家的依附著，而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建設者。

改建政府部門的政府職能，不是政府的自我發現和完善，那只會是跟不上人們的需要，所以，任何政策與組織結構的變化，都是以人們的需要為主導的。

建立以上制度的理由是，全面參與的過程是民智開啟的過程，因為現在的中國老百姓，也可以說世界大部分的民眾還是畏懼強權、暴力的；同樣對自己所本應擁有的權力是不知道怎么運用的，是不會運用的，不敢運用的。

我的觀點也具有時代性，個人認為這個時代的人類就處在與民智開啟相適應的政府制度，這也是讓人民相信政府，增加公信力的唯一和最佳途徑。

所以在我看來，在社會需要新制度時，我們這些人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可行性并公平、公正的進行假設。如果我們這些鳥人在設計時都不能大膽，那就麻煩了。

每篇或每本著作，都是想告訴人們，已經存在淡原本沒有被發覺的事實，也都希望給別人或者后來者，一個方向，并希望他們少走彎路，并被別人采納而感到高興。

第二篇：讀社會契約論有感

08級（2）班 耿浩然 0817112005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社會契約論》

18世紀法國大革命導師的盧梭在他的《社會契約論》中開篇寫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這句話讓人產生了無限的共鳴，但同樣誤導了人們。一生追求自由的盧梭以此開篇可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本意并不在于論證“人生而自由”這一論點，而是力圖論證“為什么人生而自由，卻在現實中處處受約束”，換句話說，就是“人生而自由卻受約束”狀況的產生原因及過程。在此文中，我將追尋歷史中哲人的思緒，試圖重述絲絲入扣的論證過程。在此之前，先來看看這一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它背后的價值目標。

一、前提背景。

（一）時代背景。思想是時代產物，每個時代的側重點不同，它所孕育的思想就不同。《社會契約論》一書有其宏大的社會背景，17、18世紀歐洲各國先后進行了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正是處于大革命的疾風驟雨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使得原本微不足道的一群人在經濟上強大了起來，這群人也就是資產階級，他們是當時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者，但是腐朽落寞的君主專制嚴重制約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資產階級開始將目光轉移到政治權力上，力圖推翻專制統治，建立自由平等的新政權，從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掃除制度障礙。

（二）價值目標。盧梭認為所有立法都是追求兩大主要價值目標：自由和平等。他強調，法律是以人為的力量去糾正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本性傾向于濫用權力，摧毀平等，而法律的傾向是力求維護平等。①

二、論證的過程。

（一）奴隸制。提起“枷鎖”、“自由”等字眼，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奴隸。關于奴隸制，盧梭批判了格勞秀斯的兩個觀點。

第一，一個人可以通過約定轉讓自已的自由，全體人民也可以轉讓他們的自①張恒山：《盧梭與〈社會契約論〉》，人民出版社，第16頁。

由從而成為一國的臣民。格勞秀斯的轉讓自由論，旨在于論證君主專制的統治權的合法性和來源。盧梭與之針鋒相對，指出“一個人無償地奉送自己，這是荒謬的和不可思議的。這樣一種行為是不合法的、無效的，就只因為這樣做的人已經

①喪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人民奉送自己究竟為了什么呢？為了謀求國王的保護

從而自我保存，但是戰爭中，人民往往充當了炮灰，成為了戰爭的工具——“戰爭絕不是人與人的一種關系，而是國與國的一種關系；在戰爭中個人決不是以人的資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資格，而是以士兵的資格，才偶然成為仇敵的；他們絕不是作為國家的成員，而是作為國家的保衛者”。②并且，盧梭還說了，國王往往是要依靠人民去養活的，也就是說人民不僅喪失了自由，還交出了財產，這樣一來，人民就一無所有了。經過一番論證可以看到，“轉讓自身自由”的論調顯得十分可笑。

第二，批判了格勞秀斯的關于奴役權的來源的觀點——“征服者有殺死被征服者的權利，但被征服者可以以自己的自由為代價來贖取自己的生命”。對此，盧梭說了，戰爭只是一個國家以另一個國家為敵，而不是人與人為敵；雖然戰爭可以產生戰勝者的權利，但這要以實現戰爭的目的為限。“人們有權殺死敵國的保衛者，這是因為他們手里有武器。但是，只要他們放下武器而投降，他們就不再是敵人或者是敵人的工具了，因為此時，他們已經又成為自然的單純的個人了，當然，別人就不再有殺死他們的權利了”③。所以奴役權是沒有根據的。

盧梭還說了，既是一個人可以轉讓自己的自由，也不能轉讓孩子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有違道德性。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就要做奴隸，另一些人是天生來統治的”，盧梭重新理順了其中的邏輯思路，認為勝于奴隸制下的人天生不平等，奴隸在枷鎖之下，喪失了一切，失去了掙脫枷鎖的欲望，習慣甚至喜歡被奴役的狀態。

總之，盧梭論證了尚有理智的人民沒有必要轉讓自身給國王，一個人或者國家也沒有奴役另一個人的權利。奴隸制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

（二）“約定”的產生。暴力并不產生權利，而我們只是有義務服從那些合法的權力。最強者也不會永遠做主人，除非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①

②（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5頁。（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19頁。

③（法）盧梭：《社會契約論》，施新州編譯，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

化為義務。形成權利的是強力，但是人們并不需要服從所有的強力，只要服從合法的權力。“既然任何人對于自己的同類都沒有任何天然的權威，既然強力不能產生任何權利，于是只剩下約定才可以成為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①

論證“約定”我們要從自然狀態說起，盧梭同以往的主張自然法和契約論的思想家們不同，他“否認在政治社會之前有過單個的、相互孤立的人的社會狀態”②，認為“一切社會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的自然的社會，就是家庭”③。盧梭所說的原始社會中，人們自由、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主張自己天然有統治他人的權利。猛烈抨擊了格勞秀斯的用奴隸制來論證明人類天生要服從與統治者的觀點，以及亞里士多德的“人生而不平等說”，這在上文中已做了論證。

自由平等的原始社會固然美好，然而，在原始狀態中的人們在一定時候會遇到種種不利于人類生存的障礙，僅憑單個人的力量無法克服，只有通過人們結合起來相互協作才能克服，于是社會契約應運而生。人們訂立社會契約的目的就是自我保全。“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著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是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有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④。于是“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共同體的一部分，都必須服從于共同體。通過契約，人們之間形成了一個具有人格的道德共同體，也就是城邦或稱共和國、政治體、國家、主權者、政權，而結合者則稱人民、公民、臣民。

（三）主權者和社會狀態。有了人民之后，才有主權者。形成共同體之后，人們一方面一個人的身份活動，另一方面，又以主權者的一個成員的身份活動，作為主權者的成員，他只服從自己；作為個人，他要服從共同體整體的主權者。如果個人不服從公意，全體可以強迫他服從。這樣一來，人類便有自然狀態進入了社會狀態，人們的行為被賦予了道德性，正義代替了本能，從而，對人而言，產生了頗多好處。“人類由于社會契約而喪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對于①

②（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4頁。張恒山：《盧梭與〈社會契約論〉》，人民出版社，第38頁。

③（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9頁。

④（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3頁。

⑤（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頁。

他所企圖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東西的那種無限權利；而他所獲得的，乃是社會的自由以及他所享有的一切東西的所有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是人類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因為只有嗜欲的沖動便是奴隸狀態，而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①。

由此看來，在社會狀態之中，法律就好比是“枷鎖”，也正是有了這個枷鎖，人們才更好地自由地實現權利，盧梭的那句話應該說成：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帶著鐐銬才能跳舞。①（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2、33頁。

第三篇：讀《社會契約論》有感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

“我把我的一生獻給真理”，盧梭如是說。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一部政治學著作。它探討的是政治權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為人民民主主權的建立奠定理論基礎。這部著作集中要解決一個他比喻為“幾何學上的化圓為方問題，即如何找到一個能把法律治愈一切人之上的政府形式。“在18世紀的法國政治思想領域里，存在這三種改革國家的學說：孟德斯鳩主張立憲君主制，伏爾泰主張開明的君主制，而盧梭主張民主共和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最終選擇了盧梭的主張，實行民主共和制”。羅伯斯庇爾曾言，盧梭是法國大革命的先驅。對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充分肯定了其在法國大革命中的歷史地位。

。“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本書開篇，盧梭就向世人宣告了人類對于自由、平等的永恒追求。導契約自由、確定公共意志之書。《社會契約論》存在兩個理論基礎：人生而自由、社會秩序神圣。其在盧梭看來對 “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了人性，拋棄了做人的權利和義務”。但自由并非毫無前提的，他強調對法律的服從性，對法律的服從才能創造好的社會秩序，并認為“社會秩序是一種神圣的權利，它是其他一切權利的根本”。盧梭反對用暴力來改變社會制度，他認為“暴力并不帶來權利，我們只有義務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會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帶來權利，那么如何產生一個權威來管理社會呢？盧梭認為，“正因為任何人對他人都沒有天然的權力，正因為暴力不能產生權利，所以人類社會任何合理的權威都應建于人民之間的約定”。人類個體通過社會契約形成一個權威——也就是政府，把個體自身必需的部分權利、財產和自由讓度給這個權威以便于其管理社會，而通過社會契約所形成的這個權威的最終目的則是保障契約各方的生存。這是盧梭描繪的最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會模式，而這種社會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為人類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會緊密的紐帶，“統治社會也只有以這種共同利益作為基礎”。在這里，盧梭把當時政權兩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從組成政府的基礎中剔除了，當時的歐洲政府在理論上一下子全部變成非法的了。

盧梭的這部著作中最為眾人知曉的恐怕便是“社會公約論”了，盧梭是這樣解釋的，首先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危及他們（原始狀態的人）的生存的障礙之大，已經超過了每一個人為了在這種狀態下繼續生存所以運用的力量，因此，這種原始狀態已不可能再繼續存在。”然而，人類不可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聯手起來使用現有的力量，因此，除了把大家的力量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力量，在一個動機的推動下，一致行動，才能戰勝阻力，否則，人類就不可能繼續存在。這股大力量，只有靠許多人的共同協作才能完成，但是每個個人的力量與自由又是其存在最重要的要素，因此，怎樣做，才能既把它們投入眾人集合的大力量而又不損害自己而且又不忽視對自己應有的關注呢？盧梭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創建一種能以全部共同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的結合形式，使每一個在這種結合形式下與全體相關聯的人所服從的只不過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樣的自由”。對盧梭的這一表述，我很想用“現實與超越”來表達，盧梭確實做到了，不得不佩服盧梭在建制理論方面的卓越才能。而盧梭的這一理論設想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既然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給集體，可見這個條件對大家都是同等的。其次，權利的轉讓是毫無保

留的，否則，如果個人還保留有些權利，如果在個人與公眾之間沒有一個能做出裁決的共同上級，如果每個人在某些事情上由他自己裁判，那他很快就會把事情都由自己做主，這樣一來，自然狀態就會繼續存在，而結合就一定會變成暴虐的或空有其名的。最后，由于每個人都把自己風險個全體而不是奉獻給任何一個個人，由于每個人都能從其它結合者那里得到與他轉讓的權利相同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得到了他失去的東西的等價物，并獲得了更多的保護其所有物的力量。其實社會公約按照盧梭的說法可以簡化為一句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把我們自身和我們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下，而且把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接納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篇：探析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探析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摘 要：盧梭作為十八世紀法國啟蒙主義運動時期卓越的平民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學名著《社會契約論》從一面世就震驚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其理論主張成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指導思想，此書沿傳至今仍在全世界廣泛傳播。長久以來，人們對該書所主張的理論褒貶不一，但不論怎樣，《社會契約論》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因而值得我們去探析這一名著的思想精華，去體會盧梭所追求的契約下的道德理想國。

關鍵詞：盧梭社會契約公意主權在民

《社會契約論》的中心論點是：人生而自由平等，國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立約聯合產生的，盧梭稱之為聯合的公共人格。“他向世人解釋國家的最高權力即主權應當屬于全體人民，而不是國王，也就是：人民主權說。這是盧梭政治

[1]思想的核心。”盧梭將其上升到政治哲學的高度，其中蘊含了許多民主理念。“人

民主權說”主張國家政體必須得到人民的普遍同意，才能具備正當性。《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權等民主意識為近代民主思潮和民主運動提供了改革進步的理論基礎，其理論還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的發動。因此，對于這些理念的探析有助于我們了解盧梭政治思想的精髓。

一、社會契約論的發展

契約思想可謂貫穿西方社會發展史的一顆明珠，正如梅因指出：“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霍布斯提出社會契約論的初衷和特點是為絕對王權辯護。他規定的社會契約對于被統治者是極其苛刻的。被統治者除了自己的生命權之外，須轉讓其他一切權利。他主張建立專制政體的思想，從本質上說是鼓動掌握政權的少數大貴族、大資產階級成員對廣大不滿現狀的中下層人民進行鎮壓，所以其思想具有反動性反人民性。”[2]而洛克認為，國家是為了解決人們的財產權紛爭而建立的。有一點很清楚由于缺乏公共權力對

財產權的判決，引起人們之間沖突是輕微的、偶然的，但造成的后果卻是嚴重的，為此訂立社會契約是他們為避免這一嚴重后果的必要手段。盧梭提出了與霍布斯和洛克不同的另一種類型的社會契約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充滿了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精神。他指出了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即：“要尋找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其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護衛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樣的自由。”

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主要思想

（一）社會契約

盧梭的契約學說不同于霍布斯的強調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的社會契約學說，即人民與君主訂立契約，把所有權利讓渡給他，君主擁有無限的權力，成為十足的集權者；也不同于洛克的為君主立憲服務的社會契約學說，在此契約中，人民只是讓渡一部分懲罰不公正之事的權利交給君主，君主或國王只不過是一個“仲裁者”，如果他行事不公正的話，人們可以反對他。盧梭認為，“真正的社會契約是人民自由協議的產物，應該是這樣的一種契約，即各個成員與他們結合形成的政治共同體（即主權者）協商，各成員把自己權利全部讓渡給主權者。”

[3]也許有人會問人民把權力全部讓予主權者，豈不是喪失了自由？其實，人類由于社會契約喪失的是天然的自由，他們讓渡權利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人們為什么會訂立這樣一種契約呢？對于這一問題盧梭設想，人們在自然狀態中遇到了不利于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但是每個個人所能運用的力量卻不能克服這些障礙，于是人們訂立一種契約，通過它來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安全和財富安全。要實現這些，每個結合者都必須把自己全部地奉獻出來，把自己的權利毫無保留地轉讓給整個集體，唯此才能做到對于所有人的條件都是相同的。反之，假如一些人全部轉讓，而另外一些人只轉讓一部分，那么后果就可能使社會或國家變成另外一些人推行暴政的工具。

（二）公意

“公意”是理解盧梭主權在民思想的關鍵。也是社會契約得以實現的基礎。為了使社會契約不至于成為一紙空文,這就要求，對于拒不服從公意的任何人, 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那么何為是公意, 為何要服從公意呢?盧梭認為, 公意就是共同意志, 由于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

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生財富, 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 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了不使“公意”得到曲解。盧梭刻意對公意和眾意這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作了區分, 他認為,“眾意與公意之間經常有很大的差別； 公意只著眼于公共的利益, 而眾意則著眼于私人的利益, 眾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 “社會契約必須建立在人性中的某種共性的基礎上, 公意便是這種基于共性而產生的共同利益要求的意志表達, 因而要強調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意就必須區分代表私人利益的眾意。”在盧梭的概念里, 公意不僅有獨特的含義, 也有自己的特征: 第一, 公意是不可能錯誤的。“公意永遠是公正的, 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公意是衡量其他一切意志的標準。因此, 為了更好地表達公意,保證公意的永遠公正性, 最重要的是“ 國家之內不能有派系存在, 并且每個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見。”第二, 公意是不可摧毀的。公意不會改變, 但是當社會團結的紐帶開始松弛而國家開始削弱的時候, 當個人利益開始為人所察覺而一些小社會開始影響到大社會的時候, 公意就會出現對立面, 隨著這種對立面(個別意志)影響的加深, 公意就不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意了, 當公意沉默, 人人都受著私自動機所引導的時候, 國家即瀕臨滅亡。當然公意不會因此而消亡或腐化, 公意永遠是穩固的、不變的而又純粹的,因為每一個要使自己利益脫離公共利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他并不能把兩者完全分開甚至于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選票的時候, 他也未消滅自己內心的公意, 他只是回避了公意而已。

（三）主權在民

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的開篇就提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他這句警示名言為后世諸多著名歷史事件的發生提供依據。同時，也給人民留下了無限奮斗的目標。為了得到這種人民主權的實現，盧梭將其放在社會契約的框架里，歸結成下面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人身和全部力量共同置于普遍意志的最高領導之下，我們接受每個成員進入集體，作為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盧梭認為政治實體被動時，其成員就稱國家，當它主動時，就稱之為主權體。而這樣的一種政治實力無論其能否行使其權力，都不能為人民的權利服務。因為，人民的權利的實現必須是在人民自愿結合成的集體下，由普遍意志形成的主權體行使的權力，才是盧梭認為的人民應義務服從的權力。“盧梭的主權體是要求其所有成員都必須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主權體，他認為當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這個主

[4]

權體時，那他等于什么也沒有失去，因為所有主權體的成員都是平等的，獲得同樣的權力，任何一個人受到主權體外的冒犯，那么整個主權體就等于受到冒犯。但是如果成員中一個人沒有把自己一切交給主權體那么這個契約就不存在。”[5]因此，盧梭提到，為了使這個契約不至于淪為空洞的條約，就應該在其中暗含這樣一個約定：“即使一旦成為主權體的成員，無論是誰都應服從普遍意志，否則整個實體將強迫其服從”。盧梭認為這是為了保持這個認知的自由。可是，一旦強迫一個人做某事，又怎么能說是為了這個人的自由呢。在這里，我覺得盧梭弱化掉了一個概念，即為了多數人保持絕對的自由，個別的人相對自由的喪失是合理的。盧梭主權體的表現與霍布斯的君主主權和洛克的議會主權有著根本的不同，他反對以上兩種主權體的任何一種實現方式，反對主權體內任何代表和小集團的出現，因為，盧梭認為與公共利益對立的私人幾乎總是個別集團的集體利益，小集團的集體利益是與盧梭普遍意志根本矛盾的。但是沒有這些小集團、代表，那么盧梭的人民主權體普遍意志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實現。一直是盧梭沒有解決的問題。盧梭的人民主權論是他整個社會契約理論的基礎，基礎都沒有存在的土壤，整個理論的建設就可想而知了。盧梭設計了這樣一種最為民主的契約，卻無法實現永遠擺在那里，成為人們永遠追求，永遠實現不了的理想。

三、評析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一）《社會契約論》的缺陷

1.《社會契約論》中的觀點帶有唯心主義色彩。如:盧梭承認一切權力來自上帝，一切正義都來自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義的根源；他把人們之間結成的政治關系看做是任意約定的，而不是由一定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所決定的。

2.盧梭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其卻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明。其實，現實生活中的人們一出生難免會有智力、出身、身高、才能等方面的不同，而這些將會造成不平等。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是生而不平等的。

3.在這本著作中公民宗教這一部分的論述使盧梭集權的民主主義思想暴露無遺。“他認為要有一篇純屬公民信仰的宣言，雖不強制任何人信仰它，但是不信仰它的人可能會被它驅逐出境，若是有人向大家承諾遵守這些教條，但他的行為卻與此截然相反的話，那么他將會被處死。這種思想很顯然與我們如今倡導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不相符。” [6]

（二）《社會契約論》的成就

任何思想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盧梭的思想也一樣。他主要是為18世紀的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專制的民主革命服務的。盧梭呼喊出了他那個時代最激進的主張，首創具有現代社會意義的主權在民理論，之前的人面對這些只想調和，而他卻想重建。“他的人民主權論雖然激進，但是對于反抗并推翻當時法國歷史上最黑暗最獨裁的封建王朝卻是進步的，起到了革命旗幟的作用，使人民看到了光明。”他的理論為近現代的政治民主發展奠定了歷史的里程碑，他的民權構想使今天的人們認識到完善民主的路途還任重而道遠。還有他個人那毫不向王朝獨裁勢力屈服，恪守清貧，忍耐顛沛流離，毅然地探尋人類最美好國度的勇敢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

四、《社會契約論》的當代價值

社會契約論思想是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的社會政治理論,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思想與此前社會契約論的重要代表霍布斯、洛克既有繼承又有新的發展。主權在民思想是盧梭政治哲學中具有歷史標志意義的創舉。他通過公意闡述了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 他確立了近代民主的開端, 也影響了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范疇中,關于人權理論的研究都是政治哲學中的熱點和焦點。在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 通常以儒家、道家思想為杰出代表, 而在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當中則以洛克、盧梭思想為代表。中西歷史文化傳統中在人權思想上的這種相遇, 正說明了追求人類的幸福乃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

參考文獻：

[1]羅 杰.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解讀[J].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1.04

[2]榮之君、曹琪.霍布斯、洛克、盧梭社會契約學說的淺析與比較[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11.08

[3]〔 法 〕盧梭 著 何兆武 譯.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2010

[4] 鐘 婧.盧梭的社會契約論[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08.02

[5]王 寧.盧梭《社會契約論》之根本的矛盾[J].文學界.2010.12

[6]夏 燕.盧梭《社會契約論》讀后感[J].商業文化.2009.10

第五篇：讀《社會契約論》有感5000字

讀《社會契約論》有感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盧梭

《社會契約論》是本值得一讀的書。筆者一直對讀書懷有這樣一種感受：每一本傳世之作，都是一份傳世的心靈。當你翻開這本書，你就翻開了幾十年前的，幾百年前的，甚至幾千年前的那個寫作者的心靈。“寫作是一件孤獨的事情。”而閱讀這種孤獨的，或者有時還帶著苦悶的，但是天真而深刻的心靈，一直是筆者的生平樂事。單純與深刻，是幾乎所有傳統型學者身上的兩個互相矛盾但總是相生相伴的特點，盧梭亦不例外——“星斗其文”，世界上哪個思想家的崇拜者也沒有盧梭的多，科西嘉島的人甚至邀請他為科西嘉制定憲法；“赤子其人”，盧梭一生都活在被人誤解與懷疑中：伏爾泰的貴族氣的刺傷，與休謨的斷交，與養母華倫夫人的不倫之戀，丟棄自己的女兒……塔克蒙在《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中寫了這樣一段對其心理的可以說是惡意的揣測：“一方面，盧梭是身處矛盾的包圍之中，是矛盾的集合體，是一個隱士般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渴望回歸自然，不斷地做著火熱的夢，反抗所有的社會傳統，充滿了感情的悲哀的悲屈的自我意識，也因此經常抱有不能夠與環境協調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又是斯巴達和羅馬國家的崇拜者，經常敘說著個人主義要在紀律和集團之中被淹沒而消失。這種雙重人格的秘密，潛藏在他苦惱的偏執狂、律己主義者的嫉妒的夢中。”

正如一千個人眼里會出現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同樣是盧梭，同樣是《社會契約論》，在不同的人眼里褒貶不一：有的人慷慨激昂地歌頌，皮埃爾·勒魯的《論平等》一書盡管沒有在扉頁煽情地寫上“獻給盧梭”，但是這本書充斥著盧梭的名字，甚至使用了序言整整一章來為盧梭辯護——這大概是筆者看到過的最浪漫奔放的讀后感，他寫道：“從盧梭起，科學之所以取得進步，法國革命之所以宣告了人類的平等，人類的傳統如今之所以能得到理解，基督教以及以往得到了釋義的全部宗教之所以只要求向我們提供武器，這一切都多虧了他！哦！要是我能有他的力量該多好啊！”；有的人不留情地批判，哈耶克在《自由憲章》里冷靜地寫道：“斯巴達既成了盧梭的自由理想，也成了羅伯斯比爾、圣鞠斯特，以及此后大多數主張‘社會’民主和極權民主的人的自由理想。”

筆者身為一個研習民法的法律人，對于政治科學和哲學的知識非常淺薄，筆者更樂意從傳統民法的角度來閱讀盧梭這一部不朽巨著。

是為引言。

一、盧梭眼中的民法

民法是否在這本《社會契約論》中出現過呢？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因為《社會契約論》的集體主義傾向實在是明顯到奪目。而盧梭自己也在《社會契約論》里明確地提出：“只有構成政府形式的政治法才與我的主題有關。”

但是，民法還是出現了。那么，盧梭認為的民法應當是如何的呢？他在第十二章“法律的分類”里寫道：“第二種關系是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成員對整個共同體的關系，這一比率，就前者而言應該是盡可能地小，而就后者而言又應該是盡可能地大；以便使每個公民對于其他一切公民都處于完全獨立的地位，而對于城邦則處于極其附屬的地位，這永遠是由同一種辦法來實現的，因為唯有國家的強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員自由。從這第二種比率里，就產生了民法。”

熟悉一般民法知識的人都會了解，民法是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礎上的，即是調整著兩個互不附庸的主體之間的關系的法。法律關系雙方之間的互不附庸是民法的區別于其他部門法的最大的特點，所以一般情況下的民法是不會考慮國家在民事活動中的作用的，也不會使得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們紛紛戴上一張“國家面具”——如果民事活動中A與B兩個主體的人格都從屬于國家，那么豈不等于國家與自己進行了交換？一個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東西賣給自己，而國家也不可能把屬于自己的東西賣給自己。于是，盧梭的這番話就令人非常的疑惑——一個“每個公民對其他一切公民都處于完全獨立的地位，而對于城邦則處于極其附屬的地位”的這樣一種民法到底是什么樣的民法呢？

二、財產

財產是民法的核心。所以，盧梭關于財產權的論述對于我們理解他的民法就至關重要了。

在財產的歸屬上，他認為：“集體的每個成員，在形成集體的那一瞬間，便把當時實際情況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財產也構成其中的一部分——獻給了集體。”在這樣的觀點下，如果誰還認為社會契約論所渴望構建的社會是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就貽笑大方了。敏感的盧梭自己大約也感受到了自己所渴望建立的這個社會與私有制的矛盾，于是他在第二卷《論主權者權力的界限》時又矛盾備至地寫道：“我們承認，每個人由于社會公約轉讓出去的自己的一切權力、財富、自由，僅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對于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這似乎為私人所有搶回了些地盤，但是他卻又接著寫道“但是也必須承認，唯有主權者才是這種重要性的裁判者。”毫無疑問，他意識到自己這么寫的矛盾性，于是又緊接著告饒般說：“細心的讀者們，我請求你們不要急于責備我在這里的自相矛盾處。由于語言的貧乏，所以我在用語上未能避免這種矛盾，請你們少帶吧。”

這樣一來，無疑是消除了私人財產權。眾所周知，私人形式的財產所有在盧梭眼里并不值得褒賞。注意，僅僅是指私人所有權被消滅了，并非指建立了一種國家或者政府的對所有財產的所有權。盧梭寫道：“這并不是說，由于這一行為（向集體移轉自己的全部），享有權便在轉手之際會改變性質而成為主權者手中的所有權。”國家是“由于有構成國家中一切權利基礎的社會契約，便成為他們全部財富的主人”——一言以蔽之，國家是基于主權享有一切財產權。克制的所有權已經不能滿足盧梭的需要。

而保留在個人手里的只是一種據有（usurpation），而“享用變成為所有權。于是享有者便由于一種既對公眾有利、但更對自身有利的割讓行為而被人認為是公共財富的保管者”但是這種據有，要受到主權的嚴格限制，“無論用什么方式進行這種占領，各個人對于他自己那塊地產所據有的權利，都永遠要從屬于集體對于所有的人所具有權利”，因為“沒有這一點，社會的聯系就不能鞏固，而主權的行使也就沒有實際的力量”

在這里，盧梭為我們對財產的人類利用形式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即并非通過所有權的形式擁有，而是通過主權的形式擁有，以整體的方式擁有。

三、金錢

傳統民法中，金錢是意義重大的交換工具與一般等價物。通過這樣的一個工具人們才可以完成交換。具體地舉例說，如果沒有金錢這種特殊的物，那么單憑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就可以成立的諾成合同就不可能存在了，更不必說為了簽訂諾成合同而訂立的預約，也不可能會出現買賣“未來的物”的期貨交易。

但盧梭對金錢的態度似乎并不友好，他更傾向于易物交換。他甚至把金錢等同于奴役，“出錢吧，不久你就會得到枷鎖的。錢財這個字眼是奴隸的字眼；在城邦里是不知道有這個字眼的。在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里，一切都是公民親手來做，沒有任何事情是要用錢的。他們遠不是花錢來免除自己的義務，反而是花錢來親身履行自己的義務”。盧梭是個極度聰明的人，所以能預料到他未來的讀者讀到此處時的驚訝，于是嘆道“我距離通常的觀念委實是太遠了；我相信勞役要比租稅更不違反自由”

于是，我們對他所描繪的理想社會又多了一層理解，即金錢的不復存在與代替租稅的勞役。

四、社會模式：城市與商業

王澤鑒先生說“民法乃以一定的社會模式為出發點，并因應社會變遷而發展”。這種民法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模式就是個人主義的商業城市社會模式。農村家族社會中，民法幾乎是難以立足的，比如民國時期的民法典就遭遇了這樣的問題，“民法于1930年制定實施之際，祖國大陸仍屬農村家族的社會，欠缺以個人本位的權利意識。此種超前立法使法律與現實脫節……”周東平先生也認為農耕生活方式與中國傳統法制中公法坐大而民法不彰的特點密切相關，因為“農耕經濟需要經驗、權威，它來源于氏族家長的指揮、管理權，放大而成為國家制定法的公法性”

但是，盧梭對于商業與城市的態度與對待金錢的態度一樣不友好，甚至于金錢這種奴役標志的出現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商業與工藝的擾攘、由于唯利是圖、由于柔弱而貪圖享受，人身的服務才被轉化為金錢。”他認為早期的羅馬的成功是因為“賢明的創造者……把農業和軍事與自由結合在一起，并且可以這樣說，把美術、工藝、陰謀、財富以及奴隸制全都趕進了城市”

談及商業與城市時，盧梭實在有太多的怨詞了，比如“一個民族所處的地位，若是只能選擇商業或者戰爭，它本身必然是脆弱的”，再比如“人們為了羞辱懶漢們，就把他們很不光彩地遷徙到城市的部族去。”又如“城市部族既然地位更方便，所以在人民大會里常常也是最有勢力的，并且還會把國家出賣給不惜向其中的無恥敗類賄買選票的那些人。”又如“正是那些大城市才耗盡了一個國家，并造成它的衰弱”。

而他對于農業和農村的態度，則贊許得多了，他說“對農業的關注不僅有利于居民增加人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還賦予國家共同體一種會使得他們大量生育的脾氣和風尚。就整個國家來說，農村居民要比城市居民人口繁殖得更多，無論那是由于鄉村生活的簡樸使體制變得更好，還是由于堅持勞動而預防了混亂與罪惡。”；再比如“羅馬全部赫赫有名的人物就都是生活在農村里并耕種土地，所以人們也就習慣只在農村里去尋找共和國的棟梁”又如“人們寧愿過鄉村人的簡樸勤勞的生活，而不愿過羅馬市民的游手好閑的生活；而且在城市里一向只不過是個不幸的無產者的人，一旦成為田地里的勞動者之后，就便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公民了”。

而且，在盧梭的眼里，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嚴正而嚴肅地說：“請記住：城市的高墻厚壘都只是由鄉村房屋的斷井頹垣所構成的。”

如此看來，在盧梭的藍圖里，商業與城市是不受歡迎的，他崇尚的是一種簡樸勤勞，親力親為的農村生活。

五、盧梭的民法

通過對盧梭對于幾個對傳統民法來說至關重要的因素的闡釋，我們大致地了解到了盧梭式的理想藍圖，即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金錢，最好也不要有城市與商業，租稅被勞役所取代的民主共和國。

在這樣的理想藍圖下，我們就可以理解盧梭對于民法的定義了！這樣一種“每個公民對其他一切公民都處于完全獨立的地位，而對于城邦則處于極其附屬的地位”的民法：

第一，兩個都不擁有任何財產，都為國家做著勞役的公民之間確實很難產生什么樣的附屬關系。有人或許會說：可能出自于強力呢？強力迫使一個弱小的公民從屬于一個強大的公民。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因為我們毫無疑問可以在盧梭的藍圖里發現，強力已經被國家集中地、全部地壟斷了，“一個國家之中只能有一個契約，那就是結合的契約；而這個契約本身就排斥了其他一切契約。”社會契約使得人們對奉獻出自己的所有，自然也包括各種原始的權力。

第二，當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在國家（城邦）的手里時，而碰巧人類這樣的動物又必須依靠物質生活下去的時候，公民對于國家（城邦）的絕對依附就實在是非常淺顯易懂了。哈耶克這樣告誡人們，“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托洛茨基的話則更為聳人聽聞，“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取代。”

那么，這是什么民法呢？因為彼此無涉的公民之間沒有什么法律關系，而公民與國家之間似乎又是一種縱向關系——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盧梭對公民的定義就知道了：“臣民與主權者這兩個名詞乃是同一意義的相關語，這兩種觀念就結合為公民這一名稱。”公民面對國家時，是作為臣民而服從于這種主權者的，但這卻是公民的自由，而不是約束，因為“政治體的本質就在于服從與自由二者的一致”。規制這樣的縱向的命令-服從式的關系的法律，怎么會被稱為民法呢？

很簡單。正如在腳注9里筆者所提到的，盧梭生活的那個時代，形式意義上的民法（民法典）并不存在，它（實質意義上的民法）僅僅是以各種商業慣例、民間習俗的方式存在。但盧梭對它們的存在所持有的態度并不積極，在盧梭的理想社會藍圖里：隨著商業與金錢的消滅，調整兩個互不附庸的主體間的關系的實質意義上的民法不可能不被消滅。剩下的理想國內的法律則是一種調整著國家與公民之間的縱向的服從關系的法律，而盧梭將其稱之為民法。這樣一種盧梭眼中的民法，卻與現代傳統理解上的民法相去甚遠矣。

六、歷史之幕：舊秩序的崩亡與新團結的夢想

“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F?荷德爾林

訾議已故的人類思想家，筆者實在于心不忍。回望過去的三百年歷史，盧梭和他的那個時代給后世留下的遺產卻實在是讓人唏噓嘆息。啟蒙思想早已多為后人所詬病，也難以與后起之秀諸如薩特的存在主義，波夫娃的女權思想，福柯的后現代主義等等一爭高下了。啟蒙時代的書籍也沉寂在后來者的喧囂與風光之中了。李白所嘆的“古來圣賢皆寂寞”或許也是意在如此吧。

翻開歷史的書卷，18世紀時立在一片洶涌澎湃的思想之潮中的，儼然是那個特立獨行到即便只有一息尚存也會一意孤行的盧梭。

1347-1353年黑死病在歐洲的蔓延已經開始造成人們對上帝的信仰，而隨后的地理大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論、文藝復興更是使得人們信心大增，理性的力量被推崇備至，人們渴望通過自己的理性去發現一個區別于舊秩序的新秩序，一時間懷疑者、規劃者、夢想家都在這一片并不算廣袤的土地上聚首了。批評、爭論、異端邪說……上帝的光輝不可逆轉地黯淡了，而人的信心卻增強到了狂傲的地步。不需要后來者尼采叫囂什么“上帝死了”，早在1522年，德國著名畫家霍爾拜因就已面刺教會——他干脆依照萊茵河中打撈出來的尸體畫了一幅《墓穴中的基督尸體》，他根本不信什么基督復活，上帝在釘上十字架時就已經死了。

土崩瓦解的舊秩序下是公眾的迷惘和無所皈依。不必提法國西耶斯著名小冊子《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所造成的巨大影響，早在之前的長期宗教**就使得一名重要的思想者讓？博丹放棄了他羅馬共和的思想，而生造出了一個注定要在人類歷史上大放異彩且盤桓不去的“主權”概念，稱其為一種“超乎公民和居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社會公眾的疲憊則更甚，“他們寧可王國和平而放棄上帝，也不愿為了上帝再發生為了宗教意識形態的戰爭。”

重新團結成為所有人的夢想。盧梭亦不例外，只是與讓？博丹不同的是，盧梭認為這種“主權”的權力的掌握者不是君主，而應該是人民。而這樣一種人民主權，這樣一種在人民旗幟下的團結，也正是《社會契約論》里所描繪的情景“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它也正構成了盧梭式民法中，個人與集體間的這樣一種奇異的縱向“民法關系”。它的核心是團結的需求，意義在于擺脫長期的對立、混亂與分裂，使得個人與他所在的團體緊密地結合起來。盧梭對待舊的在君主名義下的團結的批判可謂毫不留情，“惡魔”、“暴君”都是他的“君主”的指代詞，推翻這種團結之基無需留情，“以絞死或者廢黜一個暴君而告終的騷亂，與前一天這個暴君處置其臣民的生命和財產所采取的行動一樣，都是合法的。”

梅利曼在其《大陸法系》中提到了大陸法系形成時冷靜地對待了這樣徹底摧毀舊傳統的新團結，他寫道：“……可憎的過去被描繪得過于黑暗，革命的目標被理想化了。這樣，這些目標的實現變成了一種虛構的可能性。在革命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不是受到忽視就是處理得過于簡單化。其結果是：思想的熱情取代了理性，革命的觀念演變為教條。革命本身則成了烏托邦。”

七、結語

塔克蒙對于盧梭著作的讀后感是：“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他向我們傳達了一種迷惘社會的焦躁感覺；在《社會契約論》中，他還描繪了一幅獨一無二的正確的社會藍圖”筆者與塔克蒙懷有同感。通讀《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筆者所能感受到的是盧梭無處不在的迷惘，他懷疑文明的本質，甚至于去懷疑智慧本身，說“我就幾乎敢斷言：人的思考狀態是一種反自然狀態，能思考的動物是一種墮落的動物。”而在《社會契約論》里處處都體現出結成社會契約，個人與團體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之后，處處洋溢著形成“公意”之后的昂揚與和諧氛圍。

盡管盧梭幾近否定了傳統民法，但筆者無意于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旁征博引地批判盧梭思想的危險，滔滔不絕舌燦蓮花地頌揚民法在人類文明發展長河中所起到的不可磨滅、不可取代的作用。只是僅僅就歷史的經驗而言，盧梭的夢想，確實是一個高尚但卻危險的夢想。當“人民”這頭巨獸被放出來之后，整體統一、全局一致的利維坦下還有誰看得到個人和少數派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