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邏輯論文

法律邏輯實踐應用探討

【摘要】法律邏輯是一種應用邏輯，是法律領域中思維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理所當然以基本的邏輯觀念為基礎勾踐其理論體系，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及多個維度進行研究，目的在于解決法律領域的邏輯問題。本文將從法律邏輯視角審視法律領域的邏輯問題，通過對法律邏輯的研究對象和性質進行初步認識，以法律邏輯的視角來探討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的今本問題，進而探討法律思維工具和方法論意義。

關鍵字：法律邏輯應用法律思維

法律邏輯是法律領域的一種思維工具，在法律領域內邏輯的運用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作為作為法律領域中的思維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理所當然地以基本觀念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以不同的研究視角和多個維度進行研究，其目的在于解決法律領域的邏輯問題。隨著法律邏輯的應用研究的深入，我們必須解決諸如法律邏輯的研究對象、性質、法律思維的工具與方法論意義等丞待解決的研究，以使法律邏輯學更好的發展。

一、法律邏輯的邏輯基礎、研究對象和性質

法律邏輯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之所以能夠存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

（一）法律邏輯的邏輯基礎。法律邏輯作為法律領域內的一種思維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立足于法律，以解決法律領域中的邏輯問題為目的，構建獨立的理論體系。邏輯學可分為經典邏輯與非經典邏輯，經典邏輯從真值意義上看，它只具有真假二值，它所指的蘊含是實質蘊含，它遵循矛盾律和排中律，追求推理的確定性與保真性，且不包括模態詞。經典邏輯是使用最廣泛的一類形式邏輯，如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和謂詞邏輯。而非經典邏輯通常缺乏一個或多個經典邏輯所具有的特性，非經典邏輯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實際應用的需要或者是對經典邏輯的修正和擴充，或者是將邏輯的基本原理應用于其他具體學科。在研究邏輯學這一門基礎學科時，當然會強調其工具性價值和方法論意義，并且它所追求思維體系的一致性和系統性是不變的。卡多佐在《司法過程的性質》一書中對邏輯的解釋：“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我并不打算通過映入不一致，無關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糟蹋法律結構的對稱性。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理由，我就必須符合邏輯，就如同我必須不偏不倚一樣，并以邏輯這一類東西作為基礎。”因此，我們可以明確以法律邏輯視角審視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的基本問題包括：法律概念的確定性；法律規范的完整性；法律推理與法律論證的有效性；法律體系和法律思維的一致性等問題。

（二）法律邏輯的研究對象。法律邏輯的研究理論眾說紛紜，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界定“法律邏輯是形式邏輯推理在法律中的應用”只局限于在普通邏輯領域所探討的推理。另外一種界定“法律推理就是法律人將法律規范適用于具體案件的一種法律思維方法”重點研究法律人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的實際思維活動，它是以形式邏輯為基礎，但又不局限于應用形式邏輯推理，如運用辯證邏輯推理。雖界定不同，但三種觀點本質是一致的，都有一般到個別的邏輯推導過程。所以，法律研究的和心仍是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法律推理。

（三）法律邏輯的性質。因對于法律推理有不同的認識，這決定了對于法

律邏輯的性質也有不同的理解，仍然有多種觀點。但總的說來，法律邏輯是法律領域中的一種應用邏輯，是法律思維的工具，邏輯應用問題在實踐中應與法律邏輯的方法論緊密地結合，從而在實踐中運用。

二、法律邏輯的理論指導與現實意義

（一）法律邏輯的理論指導。法律邏輯從理論上揭示了正確的法律思維特性，有助于我們自發的邏輯思維提高到自覺的邏輯思維，從而更提高推理和論證的正確性。

（二）法律邏輯的現實意義。邏輯學在社會實踐中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在現實實踐活動中，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都離不開一定的方法，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方式，思維活動也一樣。邏輯學關于如何正確運用這些思維形式的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對實物的判斷有兩種途徑，一是感知，二是推知，推理是一種特定的判斷聯接方式，同時也是一種認知手段，它的應用本身也具有方法論意義。而法律推理中法律邏輯可以避免把人們的認識引入歧途，特別是法官非常嚴肅而又復雜的司法裁判過程中，法律邏輯可以在方法論意義上來確保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不被濫用。

在實踐的研究中，只有將法律邏輯的理論指導意義與方法論價值二者統一起來，才能對法律邏輯這門學科功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法律邏輯應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法律邏輯應用的必要性。

首先，法律領域內的邏輯應用是順應邏輯學的發展需求，法律邏輯因其與法律適用的密切相關性，確定了以法律邏輯的視角研究法律領域的邏輯的應用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對于法律適用進行邏輯分析的意義在于：在法律領域中，法律適用需要邏輯的工具，邏輯在實踐領域中才能獲得生命力。

然后，法律邏輯運用的可能性來源于實踐要求，研究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是順應法學研究和法律工作的迫切需要。從我國對法律推理的研究中不難看出，邏輯在法學研究和法律工作中，都有著特殊重要的作用。就形式案件來說，立案偵查和審判過程，都是運用科學知識和進行調查研究的過程，已是進行邏輯推理和論證的過程。此外，無論是運用證據查清事實，還是依據法律審判案件，都離不開邏輯推理的思維活動。

因此，研究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不僅是法學理論日漸成熟的一種標志，而且是法律實踐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法律邏輯應用的可能性。

首先、思維實踐經驗也思維材料的積累，法律工作者在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中有一定的思維實踐經驗與思維材料的積累，研究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才能成為可能，法律邏輯學是順河邏輯科學發展的，自對法律邏輯研究開始至今，法學界和邏輯學界所做的嘗試和取得的有益成果，都為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做了必要的準備。

其次、應用邏輯與相關方法論研究的凸顯。在法律領域中，從邏輯應用到應用邏輯，還有解決方法問題，要貫徹思維內容與形式具體同統一原則，運用邏輯理論具體分析法律領域中的邏輯問題。法律邏輯作為一種應用邏輯，隨著法律邏輯的興起與發展，以邏輯的視角重新審視社會實踐中的邏輯應用，從而為研究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可能。同時，方法論的凸顯也為研究

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能，就法律領域而言，法學方法論雖然具有理論形態，不是時間本身，但主要還是歸屬于實用性學科，而且也只有強調其實用性，才能把法學研究與法律實用性匹配起來。

三、法律邏輯在實踐中的應用

（1）法律適用中的邏輯問題。隨著法律邏輯的發展，人們逐漸突破傳統形式邏輯基本理論應用，開始試圖深入到法律本身中去研究法律邏輯。法律適用的過程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思維過程，主要表現在法庭的辯論活動與對判決正當性的論證過程中，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涉及論辯技巧和思維藝術等問題，及法律適用中的邏輯問題。因此，法律邏輯必須從實踐出發。

（2）法律領域中的邏輯應用。邏輯學是以人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也涉及一些簡單的邏輯方法的科學，在法律領域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工作者必須運用和遵循人類共同的思維形式和思維發展規律，用邏輯的眼光審視法律領域的思維，有助于深化我們對法律領域中法律人思維特征的認識把握其具體內涵和實質，為探析思維形式的復雜多樣提供一個窗口，也為法律領域的邏輯應用提供有效思維方法和邏輯工具。在研究法律邏輯領域的邏輯應用時，我們需要用邏輯的眼光來審視法律領域的理性思維。

總結：法律邏輯是一種應用邏輯，是法律領域中思維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理所當然地以基本的邏輯觀念為基礎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在實踐中有其運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其目的在于法律領域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有效的解決法律領域中的邏輯問題。

第二篇：法律邏輯課后感想

法律邏輯

上周聽了夏老師的課，夏老師給我們講了“定義與概念”。那究竟什么是定義呢？在百度百科里面的解釋是“定義是認識主體使用判斷或命題的語言邏輯形式，確定一個認識對象或事物在有關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的位置和界限，使這個認識對象或事物從有關事物的綜合分類系統中彰顯出來的認識行為。”

記得在課堂上夏老師提出了一個問題——人是什么。課堂上同學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也就會有不同的回答，這就反映了思維方式的差異性。那“人”究竟該如何定義呢，這就取決于你是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問題了。而在我的感性認知上，我認為人就是“有獨立思維，有感情的地球上的高級生物”。

概念是反映對象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人類在認識過程中，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質特點抽象出來，加以概括，就成為概念。所以，人類對事物的認知是一個慢慢累積的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的思維往往只是一種經驗主義的體現。

記得夏老師在課堂上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讓一個廣東的學生說服一個外地的學生喝涼茶。在這一個很有趣的活動中，我們感受到了不同思維模式下的表現效果。思維確實是一個令人很難捉摸的事物，因為它是一種無形而又確確實實存在的東

西，它也是人區別與其他個體的主要特征。

第三篇：法律邏輯自測題(二)

自測題

（二）一、填空題

1．所謂思維形式的結構，就是指（）。

2．一個正確的劃分，所劃分出的任一概念與被劃分概念間的外延關系一定是（）關系。

3．最常用的下定義的邏輯方法，可用公式表示為（）。

4．在論證過程中，以真實性尚待證明的命題作論據，就會犯（）的邏輯錯誤。

5．“輕率概括”是運用（）時最容易犯的邏輯錯誤。

6．根據一類事物包含的許多對象都具有某種屬性，從而推知該類事物都具有某種屬性，這樣的推理叫（）推理。

7．“本廠與A廠許多地方都相同，既然A廠能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本廠當然也能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這段議論運用的是（）推理。

8．“甲、乙、丙三人中至少有一人是本案的知情人。”這個語句所表達的命題，其邏輯常項是（）。

9．“很多刑警都是會擒拿術的，所以周某也是會擒拿術的。”這個推理屬于演繹推理中的（）推理。

10．“這個死者可能不是服毒自殺的”這個命題的矛盾命題是（）。

二、單項選擇題

1．“年齡30歲以下的人”與“年齡15歲以下的人”這兩個概念之間具有（）關系。①全同 ②交叉 ③真包含于 ④真包含

2．在“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和“書是知識的海洋”這兩個命題中，“知識分子”和“書”這兩個概念（）。

①都是集合概念 ②前者是集合概念，后者是非集合概念

③都是非集合概念 ④前者是非集合概念，后者是集合概念

3．下列各個表達式中，能全面準確地表示出性質命題A命題與O命題之間邏輯關系的表達式是（）。

①～（A∧O）②（A→～O）∧（O→～A）

③（A∨O）④（A∨O）∧～（A∧O）

4．“她或者是碩士生，或者是博士生”這個命題的邏輯值是（）。

①真的 ②或者真或者假 ③假的 ④無所謂真假的5．“四年級甲班有的學生是藏族人”，這個性質命題的主項是（）。

①四年級甲班②學生 ③四年級甲班的學生 ④四年級甲班有的學生

6．“任何邏輯難題都不是不能解答的”這個性質命題的詞項周延情況是（）。①主項和謂項都周延②主項周延而謂項不周延

③主項和謂項都不周延④主項不周延而謂項周延

7．如果命題A與命題B之間是矛盾關系，命題B與命題C之間也是矛盾關系，那么命題A與命題C之間一定是（）。

①反對關系 ②矛盾關系 ③差等關系 ④等值關系

8．違反同一律的典型錯誤，在邏輯證明中主要表現為（）。

①論據的真實性要依靠論題來證明②實際證明的論題不是已確定的論題 ③由論據的真實性推不出論題的真實性 ④論題是不真實的9．“這些人都是去過發案現場的人，而去過發案現場的人不都是作案人。因此，這些人都不是作案人。”這個三段論（）。

①是有效的②犯了“小項擴張”的錯誤

③犯了“中項不周延”的錯誤 ④犯了“四概念”的錯誤

10．以～（p∧q）和q為前提進行推理，能必然得出結論（）。

①（p∧q）②（p∧～q）③（～p∧q）④（～p∧～q）

11．“影片可分為故事片、紀錄片、科教片和寬銀幕立體片。”這個劃分（）。

①是正確的②犯了“劃分過寬”的錯誤

③犯了“劃分過窄”的錯誤 ④犯了“多標準劃分”的錯誤

12．以下哪項最能反駁“只有進了正規大學，才能成才。”這個論斷（）？

①進了正規大學，成才就有希望 ②不想成才，就沒有必要進正規大學

③進過正規大學的，很多都成才了 ④不進正規大學，也能成才

13．在論證中，如果采用一些激烈動聽的言辭煽動聽眾的情緒，企圖利用聽眾的仇恨或憐憫來達到論證的目的，這樣的論證在邏輯上就叫犯了（）的錯誤。

①以人為據 ②訴諸感情 ③論題不清 ④論據虛假

14．“張×和李×是四川人”和“張×和李×是四川老鄉”這兩個命題（）。

①前者是關系命題而后者是聯言命題 ②都是聯言命題

③前者是聯言命題而后者是關系命題 ④都是關系命題

15．下定義時如果犯“定義過寬”的邏輯錯誤，則其定義項與被定義項之間就一定是（）。

①全異關系 ②屬種關系 ③種屬關系 ④全同關系

16．“李××現在在重慶，或李××現在在成都”，這個命題等值于（）。

①如果李××現在在重慶，那么李××現在不在成都

②如果李××現在不在重慶，那么李××現在在成都

③只有李××現在不在重慶，李××現在才在成都

④李××現在不在重慶，或者李××現在不在成都

17．根據模態命題間的對當關系，若“必然P”真，則（）。

①“必然非P”假，“可能非P”假，“可能P”假

②“必然非P”真，“可能非P”真，“可能P”真

③“必然非P”假，“可能非P”假，“可能P”真

④“必然非P”真，“可能非P”假，“可能P”假

18．下列推理形式中，有效的是（）。

p∧～q p∨q p→～q p←q

r q q ① ② ③ ④ ～q

∴～p∴～q ∴p ∴～p

19．根據真實前提“S１是P”，“S２是P”，“S３是P”??“Sn是P”，從而推出“凡是S都是P”，這樣一種推理（）。

①如果它的結論真實，它就是完全歸納推理

②如果S1至Sn不是S類包含的全部對象，它的結論就不會真實

③如果S1至Sn是S類包含的全部對象，它的結論就不可能假

④如果分析了S與P之間的因果聯系，它就不是不完全歸納推理

20．將“法院”概括為“國家審判機關”，限制為“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則（）。①概括和限制都正確 ②概括正確而限制不正確

③概括和限制都不正確 ④概括不正確而限制正確

三、多項選擇題

1．“單獨概念”這一概念屬于（）。

①單獨概念②普遍概念 ③集合概念 ④非集合概念⑤實體概念

2．根據模態命題間的對當關系，若已知“張某可能具有作案時間”假，便可推知（）。

①“張某必然具有作案時間”假②“張某必然不具有作案時間”真

③“張某可能不具有作案時間”真 ④“張某不必然具有作案時間”假

⑤“張某不可能不具有作案時間”假

3．“說世上有鬼，這是不對的，因為這是迷信；但硬說世界上沒有鬼，也未免太武斷，因為有些現象還真不好解釋。”下述各項都與上述的說法相似，但（）例外。

①說法律有階級性沒錯，但說有的法律沒有階級性也沒錯

②某食客：“我的排骨面怎么還沒來？我等了快半個小時了。”

服務員：“你為什么非要吃排骨面，你不能吃雜醬面嗎？”

③某高校開展“大學畢業生應不應該有個人志愿”大討論時，有位同學發表高見，其標題為“有個人志愿不好，沒有也不好”。

④語言是最無情的，也是最有情的。因為它既可以刺傷一個人的心，使之永遠得不到愈合，又可以使一顆絕望的靈魂重新充滿活力

⑤一對青年男女準備操辦婚事。女方要求“大辦”，男方要求“不大辦”，媒婆對雙方表態說：“對你們倆人的意見，我都贊成。”

4．下列推理形式中，無效的有（）。

①（（p∨～q）∧q）→～p②（（p∧q）∧r）→（p∧r）

③（（～p→q）∧q）→～p④（（p→q）∧（r∧p））→q

⑤（（p→q）∧（r→s）∧（q∨s））→（p∨r）

5．就三段論推理而言，下列說法正確的有（）。

①中項不僅必須至少周延一次，而且必須保持同一

②結論中周延的詞項在前提中也必須周延

③結論為全稱命題，則大、小前提都必須是全稱命題

④結論為特稱命題，則大小前提中必有一個為特稱命題

⑤結論為肯定命題，則大、小前提都必須是肯定命題

6．完全歸納推理與不完全歸納推理的主要區別是（）。

①前者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推理，后者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推理

②前者斷定的是一類事物的全部對象，后者斷定的只是一類事物的部分對象 ③前者的前提數量多，后者的前提數量少

④前者可以用嚴格的邏輯形式表示其推理形式，后者則不能

⑤前者的前提與結論之間有蘊涵關系，后者則沒有

7．在一個邏輯證明中，可以作為基本論據的命題有（）。

①真實性明顯的事實性命題②真實性不言自明的公理或科學定理

③真實性尚未確定的命題④經過實踐反復檢驗的一般性理論和原則

⑤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規范

8．與“若甲隊不是冠軍，則乙隊是冠軍”等值的命題有（）。

①只有乙隊是冠軍，甲隊才不是冠軍

②只有甲隊是冠軍，乙隊才不是冠軍

③如果乙隊不是冠軍，那么甲隊是冠軍

④并非甲、乙兩隊都不是冠軍

⑤或者乙隊是冠軍，或者甲隊是冠軍

9．下列命題中，主項和謂項都不周延的有（）。

①死者某甲是非正常死亡的②有的違法行為是犯罪行為

③有的犯罪是故意犯罪④有的犯罪不是故意犯罪

⑤有的殺人罪不是故意犯罪

10．下述各概念組中，與“網蟲（網絡發燒友）”（a）、“學生”（b）、“大學生”（c）這

三個概念間的外延關系相同的概念組有（）。

①青年人（a）、法律工作者（b）、律師（c）

②工人（a）、先進工作者（b）、共產黨員（c）

③軍人（a）、婦女（b）、女中學生（c）

④知識分子（a）、江西人（b）、南昌人（c）

⑤大學生（a）、共青團員（b）、共青團支部書記（c）

四、簡答題

1．已知“如果李某會使用注射器，并且他有條件獲取違禁藥品，那么李某就是本案同案犯。”為假。請據此確定下列各命題的真假，并簡要說明理由。

①雖然李某會使用注射器，并且他有條件獲取違禁藥品，但他不是本案同案犯。②只有李某不會使用注射器，李某才不是本案同案犯。

③或者李某無條件獲取違禁藥品，或者李某不是本案同案犯。

2．假設下列三個命題形式中只有一個為真：

①所有S不是P；

②如果所有S是M，那么有的P是M；

③有的S是P。

問：S與P之間具有何種外延關系？

3．以PIM為大前提的有效三段論屬何種結構形式的三段論，請寫出你的證明過程。

4．“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是不能作證人的”是否隱含“精神上沒有缺陷的人是能作證人的。”并說明其隱含或不隱含的理由。

5．什么是劃分？一個正確的劃分應符合哪些邏輯要求？試根據這些邏輯要求說明下列劃分是否正確。

①報紙可以分為全國性報紙、地方性報紙、專業性報紙、綜合性報紙、日報、晚報等等。②參加這個培訓班學習的工人有鉗工、車工、紡紗工、汽車駕駛員、企業經理、機關科室干部共七十余人。

6．指出下面論證的論題和采用的論證方法，并用公式說明其證明過程。

本案肯定是兇殺。因為，尸檢表明，死者頸部索溝繁多，方向不一致，并存在不同形狀的索溝，舌骨及甲狀軟骨骨折；而如果本案是死者上吊自殺，則不能形成這些損傷，因此，本案只能是兇殺。

五、論述題

1．甲、乙、丙、丁四人有如下一段對話：

甲：“我認為有的律師不是懂法律的人，因為有的懂法律的人不是律師。”

乙：“我認為所有律師都是懂法律的人，因為不懂法律的人都不是律師。”

丙：“我認為乙的觀點正確，當然甲的觀點也不錯。”

丁：“我對甲、乙二人的觀點都不同意。”

請根據邏輯思維規律的要求，指出上述甲、乙、丙、丁的說法是否有邏輯錯誤，并簡要說明理由。

2．某科研小組接受一項科研任務，關于小組成員中誰參加這項科研任務的問題，小組內部商定：

（1）如果A參加，則B也參加；

（2）如果C不參加，則D就要參加；

（3）如果A不參加而C參加，則組長E參加；

（4）組長E和副組長F不能都參加

經請示上級，決定由副組長F參加并主持這項研究。

請問：在此情況下，按照小組已商定的意見，能否推出“如果D不參加，那么B參加”的結論？請寫出你推導過程。

自測題

（二）參考答案

一、填空題

1．思維形式本身各部分間的聯結方式 2．真包含于（或種屬）3．被定義項＝種差＋鄰近的屬概念 4．預期理由 5．簡單枚舉歸納推理 6．歸納 7．類比 8．或者??或者?? 9．省略三段論 10．這個死者必然是服毒自殺

二、單項選擇題

1．④ 2．① 3．④ 4．② 5．③ 6．① 7．④ 8．② 9．③

10．③ 11．④ 12．④ 13．② 14．③ 15．② 16．② 17．③ 18．①

19．③ 20．④

三、多項選擇題

1．②④⑤ 2．①②③⑤ 3．①②④⑤ 4．①③⑤ 5．①②③⑤

6．②⑤7．①②④⑤ 8．①②③④⑤ 9．②③ 10．①④⑤

四、簡答題（略）

五、論述題

1．⑴甲說法違反了充足理由律的要求，犯了“推不出來”的錯誤。因為，甲所運用的推理是：POS→SOP（S=律師，P=懂法律的人，下同），違反了換位法的規則，而演繹推理違反推理規則是違反充足理由律的一種具體表現。

⑵乙的說法不違反任何邏輯思維規律，是正確的。因為乙所運用的推理是正確的換位質法推理，其推理形式是：PES→SEP→SAP。

⑶丙的說法違反了矛盾律的要求，犯了“自相矛盾”的錯誤。因為，甲和乙的說法是一對矛盾命題，丙同時斷定二者為真，這是違反矛盾律的邏輯要求的。

⑷丁的說法違反了排中律的要求，犯了“模棱兩可”的錯誤，因為丁同時否定甲和乙的說法，而甲和乙的說法是一對矛盾命題，根據排中律的要求，對一對矛盾命題不能同時斷定其為假。

２．（略）

第四篇：科學邏輯研究論文

第一部分邏輯導論

第一章 對于若干基本的考察

一個科學家，不論是家還是實驗家，都提出陳述或陳述系統，然后一步一步檢驗它們。說得具體一些，在經驗科學的領域里，他們構建假說或理論系統，然后用觀察和實驗，對照經驗來檢驗它們。我想，對這個程序作出邏輯的，也就是說，分析經驗科學的，就是科學發現的邏輯，或者說知識的邏輯的任務。

但是，“經驗科學的方法”是些什么？我們所說的“經驗科學”又是什么？

1．歸納問題

按照流行的觀點（本書反對這種觀點），經驗科學的特征是它們運用所謂“歸納方法”。按照這種觀點，科學發現的邏輯等同于歸納邏輯，即這些歸納方法的邏輯分析。

一般把這樣一種推理稱作“歸納的”，假如它是從單稱陳述(有時也稱作“特稱陳述”），例如對觀察和實驗結果的記述，過渡到全稱陳述，例如假說或理論。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顯然不能證明從單稱陳述（不管它們有多少）中推論出全稱陳述是正確的，因為用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總是可以成為錯誤的。不管我們已經觀察到多少只白天鵝，也不能證明這樣的結論；所有天鵝都是白的。

歸納推理是否證明為正確，或者在什么條件下證明為正確，被稱作歸納問題。

歸納問題也可以被表述為如何確立根據經驗得出的全稱陳述真理性的問題，經驗科學的假說和理論系統就是這樣的全稱陳述。因為許多人相信這些全稱陳述的真理性是“根據經驗得知的”；但是，顯然，觀察或實驗結果的經驗的記述，首先只能是單稱陳述，不能是全稱陳述。因此，人們說從經驗得知一個全稱陳述的真理性，意思常常是這樣：我們能用某種方法把這個全稱陳述的真理性還原為一些單稱陳述的正確性，而這些單稱陳述根據經驗得知是真的；這就等于說：全稱陳述是以歸納推理為基礎的。因此，問是否存在已知是真的定律不過是用另一種方法問歸納推理在邏輯上是否證明為正確。

然而，如果我們要設法證明歸納推理是正確的，我們就必須首先確立歸納原理。歸納原理是我們借以能把歸納推理納入邏輯上可接受的形式中去的陳述。在歸納邏輯擁護者的眼里，歸納原理對科學方法來說是極重要的。Reichenbach說：“……這個原理決定科學理論的其理性。從科學中排除這個原理就等于剝奪了科學決定其理論的真偽的能力。顯然，沒有這個原理，科學就不再有權利將它的理論和詩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創作區別開來了。” 這個歸納原理不可能是如重言式或分析陳述那樣的純邏輯真理。的確，假如有什么純邏輯的歸納原理的話，就不會有歸納問題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歸納推理就必須被看作純邏輯的或重言的變形，就和演繹邏輯的推理一樣。因此，歸納原理必須是一個綜合陳述；就是說，這種陳述的否定并不自相矛盾，而在邏輯上是可能的。所以，問題發生了：為什么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原理呢？我們根據理性的理由如何能證明接受它是正確的呢？ 相信歸納邏輯的人同Reichenbach一起急于指出：“歸納原理是為整個科學無保留地接受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沒有人能認真地懷疑這個原理”，然而，即使假設情況是如此（畢竟，整個科學也可能是錯的），我仍然認為，歸納原理是多余的，它必定導致邏輯的矛盾。歸納原理易于產生矛盾，這在Hume的著作里，已經說清楚了；那里還說到：即使有可能避免這種矛盾，也是很困難的。因為這個歸納原理本身也必須是一個全稱陳述。假如我們試圖認為它的真理性來自經驗而得知，那么，導致引入歸納原理的同一個問題就再一次產生了。為了證明這個原理，我們就必須運用歸納推理；而為了證明這些歸納推理，我們就必須假定一個更高層次的歸納原理；如此等等。這樣，想把歸納原理建基于經驗之上的試圖就破產了。因為這樣做必定導致無窮后退。

Kant試圖擺脫這個困難，辦法是他把歸納原理（他稱作“普遍因果性原理”）看作是“先驗地正確的”。但是我認為他為綜合陳述提供一個先驗的證明的這種試圖，雖則機敏但并不成功。

我自己的觀點是：這里概述的歸納邏輯的各種困難是不可克服的。現在很流行這樣一種學說：歸納推理雖然“嚴格地說”是不“正確的”，但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可靠性”或“概然性”。我認為，在這一種學說里同樣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難。按照這種學說，歸納推理是“概然推理”。

Reichenbach說：“我們將歸納原理描述為科學借以判定真理性的手段。更確切地說，我們應該說：它的作用是判定慨然性。因為科學并不能到達真理或謬誤……科學陳述只能達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概然性，這種概然性不可達到的上限和下限就是真理和謬誤。” 在這個階段，我可以不考慮歸納邏輯信仰者持有的這種概率觀念，我在后面將要把它作為極不符合他們自己的論題而加以拒斥（參看下面第80節）。現在我可以這樣做，因為求助于概率甚至并未觸及上面已經提及的那些歸納原理所遇到的困難。因為，假如我們對根據歸納推理得來的論述給予一定程度的概率，那么為了證明它就必須援引一條新的經過適當修改的歸納原理。而這條新原理本身也必須被證明，如此等等。而且假如這條歸納原理本身也被說成不是“真的”，只是“概然的”，也得不出什么結果。簡言之，和歸納邏輯的其他任何一種形式一樣，概然推理的邏輯，或“概率邏輯”，不是導致無窮后退就是導致先驗論的學說“。

在下面展開論述的理論是與所有運用歸納邏輯觀念的試圖直接對立的。這理論可以稱之為檢驗演繹法理論，或者說就是這樣的觀點：假說只能以經驗來檢驗，而且只是在這假說被提出以后。

在我詳細論述這個觀點（可以稱為“演繹主義”，以與“歸納主義”相對立）以前，我首先必須將涉及經驗事實的知識心和只與邏輯關系相聯系的知識邏輯清楚地加以區別。因為對歸納邏輯的信仰多半是由于心理學問題和認識論問題的混淆。順便說一下，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混淆不僅對知識的邏輯而且對知識的心理學同樣帶來了麻煩。

2．心理學主義的排除

我在上面已說到：科學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檢驗理論。

在最初階段，設想或創立一個理論，我認為，既不要求邏輯的分析，也不接受邏輯的分析。一個人如何產生一個新的思想（不論是一個主題，一個戲劇沖突或者一個科學理論），這個問題對于經驗的心理學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對于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來說，是無關的。科學知識的邏輯分析與事實的問題（Kant的quid facti［事實問題］？）無關，而只與正當或正確的問題（Kant的quid juris［權利問題］？）有關。它的問題是下列這一類的：一個陳述能被證明為正當嗎？假如能夠，則如何證明？它是可檢驗的嗎？這個陳述在邏輯上是否依賴于某些別的陳述？或者與它們相矛盾？為了能以這種方式對一個陳述進行邏輯的考察，這個陳述必須已經被提到我們面前。必須有人已經表述了它并將它交付邏輯的考察。因此，我要在設想一個新思想的過程與邏輯上考察它的方法和由此得到的結果，這二者之間加以截然的區別。關于知識的邏輯（與認識的心理學相區別）的工作，我假定它僅在于在系統的檢驗中運用的方法，每一個新思想必須經受這種檢驗，如果要對它加以認真考慮的話。

有人會反對說，把已導致科學家作出一個發現——找到某一新的真理——的步驟加以“理性重建”看作認識論的事更為合適。但是，問題在于，確切地說，我們要重建什么？假如要重建的是靈感的激起和釋放的過程，那么我將不認為它是知識邏輯的工作。這種過程是經驗心理學要研究的，而不是邏輯要研究的。假如要我們要理性地重建隨后的檢驗，那就另當別論了；通過這個檢驗，靈感成為一項發現或變成一項知識。科學家批判地評判、改變或拋棄他自己的靈感，就此而言，他們可以（如果我們愿意）把這里所進行的方法論的分析看作一種相應的思維過程的“理性重建”。但是，這種重建并不能描述這些過程的真實情況，它只能提供一個檢驗程序的邏輯骨架。不過，有些人談到我們借以獲得知識的途徑的“理性重建”，大概也就是指的這個意思。

我在這本書里的論證完全不依賴于上面所說的問題。不過，不論其是否正確，我對這問題的看法是，并沒有什么得出新思想的邏輯方法，或者這個過程的邏輯重建。我的觀點可以這樣表達：每一個科學發現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Bergson意義上的“創造性直覺”。Einstein也說過類似的話：“探求高度普遍性的定律……從這些定律出發，用純粹的演繹就能從這些定律獲得世界的圖景。達到這些……定律并沒有邏輯的通路，只有通過基于對經驗對象的智力愛好（‘Einfuhlung’）的直覺，才能達到這些定律”。

3.理論的演繹檢驗

按照這里我要提出的觀點，批判地檢驗理論和根據檢驗結果選擇理論的方法，總是按下列路線進行的。借助演繹邏輯，從嘗試提出來且尚未經過以任何方式證明的一個新思想——預知、假說、理論系統，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東西——中得出一些結論；然后將這些結論，在它們相互之間，并和其他有關的陳述加以比較，來發現他們之間存在的邏輯關系（如等價性、可推導性、相容性、不相容性）。

我們可以（如果我們愿意）區別出四條不同的檢驗理論的路線。第一，在這些結論之間加以邏輯的比較，以此來檢驗理論系統的內部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論的邏輯形式，目的是確定這理論是否具有經驗的或科學的理論的性質，或者它是否是，比如重言的命題。第三，同其他的理論作比較，主要目的是確定，假如這理論經受住我們的各種檢驗，它是否構成科學上的進展。最后，通過能從理論推導出的結論的經驗來檢驗理論。這最后一種檢驗的目的，是要找出理論的新推斷（不論它自認為如何新法）耐受實踐要求考驗的程度。這種實踐要求或是由純科學實驗引起的；或是由實際的技術應用引起的。在這里，檢驗的程序也是演繹的。我們借助其他過去已被接受的陳述，從理論中演繹出某些單稱陳述，我們稱作“預見”，特別是那種易檢驗或易應用的預見。從這些陳述中，選取那些從現行理論中不能推導出的，特別是那些與現行理論相矛盾的。然后我們將它們與實際應用和實驗的結果相比較，對這些（以及其他）推導出的陳述作出判決。假如這判決是肯定的，就是說，假如這些單稱結論證明是可接受的或被證實，那么，這理論眼下通過了檢驗，我們沒有發現舍棄它的理由。但是，假如這判決是否定的。換句話說，假如這結論被證偽，那么它們之被證構也就證偽了它們從之合乎邏輯地演繹出來的那個理論。

應該注意：肯定的判決只能暫時支持這理論，因為隨后的否定判決常會推翻它。只要一個理論經受住詳細而嚴格的檢驗，在科學進步的過程中未被另一個理論取代，我們就可以說它已“證明它的品質’，或說“它已得到驗證”。

在這里概述的程序中，沒有出現任何類似歸納邏輯的東西。我從不認為我們能從單稱陳述的真理性論證理論的真理性。我從不認為理論能借“已證實”的結論的力量被確定為“真的”，即使僅僅是“概然的”。在本書中，我想對演繹檢驗的方法作一更詳細的分析。我將試圖說明，通常稱作“認識論”問題的所有問題都可以在這個分析的框架內得到處理。尤其是，由歸納邏輯產生的那些問題能夠排除，而不會代之以產生新的問題。

4．劃界問題

對這里提出來的觀點，大概會有許多反對意見，其中最嚴重的或許是下面這種意見。反對者說，我由于擯棄了歸納法，就剝奪了經驗科學最重要的特性；并且意味著我撤除了分隔科學和形而上學的思辨之間的屏障。我對這個反對意見的回答是：我擯棄歸納邏輯的主要理由，正在于它并不提供理論系統的經驗的、非形而上學性質的一個合適的區別標志，或者說，它并不提供一個合適的“劃界標準”。

找到一個標準，使我們能區別經驗科學為一方與科學和邏輯以及“形而上學”系統為另一方，這個問題我稱之為劃界問題。

Hume知道這個問題，并試圖解決它，Kant把它看作知識理論的中心問題。假如我們按照Kant那樣把歸納問題稱作“Hume問題”，我們也可以把劃界問題稱作“Kant問題。” 我想，在這兩個問題（幾乎所有其他知識理論問題的根源）中，劃界問題是更基本的。的確，帶有經驗論傾向的認識論學者所以信賴“歸納法”，其主要理由似乎是由于他們相信只有歸納法才能提供一個合適的劃界標準。特別是那些信奉實證主義的經驗論者是如此。

老式的實證主義者只愿意承認那些他們所謂“導源于經驗”的概念（或觀念、思想），才是科學的或合理的；就是說，他們認為，這些概念可以在邏輯上還原為感性經驗要素，如感覺（或感覺資料）、印象、知覺、視覺或聽覺、記憶等等，實證主義者更明確地認為，科學不是概念的系統，而是陳述的系統“。因此，他們只愿意承認這樣一些陳述是科學的或合理的，它們可以還原為基本的（或“原子的”）經驗陳述——還原為“知覺判斷”，或“原子命題”，或“記錄語句”，如此等等”。很清楚，隱含著的劃界標準就是要求歸納邏輯。

既然我拒斥歸納邏輯，我也就必須拒斥所有這些想解決劃界問題的嘗試。由于這種拒斥，這個劃界問題增加了它在當前研究中的重要性。對于不接受歸納邏輯的任何認識論來說，找到一種可接受的劃界標準，是一項關鍵性的任務。

實證主義者通常以一種自由主義方式來解釋劃界問題，他們把它解釋為仿佛它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問題。他們不認為他們的工作是提出一個合適的約定，他們相信，必須在經驗科學和形而上學之間發現一種似乎在事物的本性中存在的區別。他們不斷地試圖證明：形而上學按其本性不過是無意義的蠢話，正如Hume所說：“詭辯和幻想”，我們應該將它們“付之一炬”。

假如想要通過定義用“胡說”或“無意義”等詞表達的只是“不屬于經驗科學”，那么將形而上學表征為無意義的胡說就沒有價值；因為形而上學通常被定義為非經驗的。但是，當然，實證主義者認為，關于形而上學他們可以說得更多一些，不只是說它的某些陳述是非經驗的。“無意義”或“胡說”這些詞表示或意在表示一種貶抑的評價。毫無疑問，實證主義者真正想完成的與其說是成功的劃界，不如說是徹底推翻和消滅形而上學。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我們發現，每次實證主義者試圖把“有意義的”一詞的意思說得更清楚一些時，總是導致同一個結果——導致“有意義語句”（區別于“無意義偽語句”）的定義，不過是重申他們歸納邏輯的劃界標準。

這一點在Wittgenstein那里“表現”得很清楚。按照他的看法，每一個有意義的命題必須可以在邏輯上還原為基本（或原子）命題。他把基本命題表征為“實在的圖畫”或描述（順便說一下，這一表征包括所有有意義的命題）。我們從這一點可以看到：Wittgenstein的“有意義”的標準和歸納主義者的劃界標準是相符合的，只要我們用“有意義的”代替他們的“科學的”或“合理的”等詞。這個想解決劃界問題的試圖正是在歸納問題上遭到了失敗：實證主義者在急于消滅形而上學的同時消滅了自然科學。因為科學定律也不能在邏輯上被還原為基本的經驗陳述。Wittgenstein的有意義標準，假如首尾一貫地加以應用，就會把那些自然定律也作為無意義的而加以拒絕；它們決不能作為真正的或合理的陳述而接受。而探索自然定律，正如Einstein所說，是“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試圖揭示歸納問題為一個空洞的假問題這一觀點，曾被Schick“表達如下：“歸納問題在于要求關于實在的全稱陳述的邏輯證明……，我們與Hume一樣承認：不存在這種邏輯證明，其所以不可能有，只是因為它們不是真正的陳述”。

這表明，歸納主義的劃界標準如何不能在科學系統和形而上學系統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以及為什么必定使二者處于同一地位；因為實證主義關于“意義”的教條判定二者都是無意義的假陳述的系統。這樣一來，實證主義沒有從經驗科學中把形而上學根除掉，卻使得形而上學侵入了科學的領域。

和這些反對形而上學的策略（就是說，意圖反對形而上學）相反，我的工作不是去推翻形而上學，而是表述概括經驗科學的合適特征，或對“經驗科學”和“形而上學”這兩個概念下一定義，使得我們對于一個給定的陳述系統，能說對它的仔細研究是否屬于經驗科學的事情。

因此，我的劃界標準必須被看作對一個協議或約定的建議。對于任何一種這樣的約定的適宜性，人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而對這些問題的合理的討論，只可能在有著某些共同目的的人們之間進行。當然，這種目的的選擇最終是一種決定，超出理性論證的范圍“。

因此，任何把絕對確定的不可改變的真的陳述看作科學的目的和目標的人，一定會拒絕我在這里提出的建議。下面這樣一種人也會拒絕，他們認為“科學的本質……在于它的尊貴”，他們認為這種尊貴寓于科學的“整體性”和“實在的真理性和本質性”中。他們大概不會認為現代理論物理學具有這種尊貴，而我和其他人則認為，現代理論物理學是直到為止我稱作“經驗科學”的最完全的體現。

在我的心目中，科學的目的是不同的。然而，我并不想把它們說成是科學的真正的、本質的目的，來證明其正確性。這樣做只能歪曲這個問題，而且這樣做將意味著陷入實證主義的教條主義。就我所知，只有一種方法才能合理地論證我的建議，這就是：分析它們的邏輯推斷，指出它們的豐富性——它們闡明知識理論問題的能力。

因此，我坦率地承認，歸根結底，是價值的判斷和偏愛指導我達到我的建議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建議會被下面這樣一種人接受；這些人不僅重視邏輯的嚴格性，而且重視擺脫教條主義；他們追求實際應用性，但是更吸引他們的，是科學的探險和科學的發現。這種發現一再使我們面對預料不到的新問題，并迫使我們作出直到現在夢想不到的新解答。

價值判斷我的建議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我在犯我責備實證主義者所犯的錯誤——試圖用謾罵來消滅形而上學。我甚至并不主張形而上學對于經驗科學是毫無價值的。因為無可否認，與阻礙科學前進的形而上學思想一起，也曾有過幫助科學前進的形而上學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論。而且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問題，我想，假如沒有對純思辨的有時甚至相當模糊的思想的信仰，科學發現是不可能的。這種信仰，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而在這個限度內是“形而上學的”。

雖然我發出了這些警告，我仍然認為知識邏輯的第一項任務是提出一個經驗科學的概念，這是為了使現在有點不明確的語言學的用法盡可能地明確，也是為了在科學和形而上學觀念之間劃下一條清楚的界線——即使這些形而上學觀念可能在科學的中，曾經促進過科學的進展。

5．作為方法的經驗

表述“經驗科學”概念的一個可接受的定義的工作，不是沒有困難的。某些困難是由于這一事實：必定有許多個理論系統，其邏輯結構和一個在任何特定時候被認為是經驗科學的系統很相似。這個情況有時也可以這樣說：存在著許多個（可能有無限多個）“邏輯上可能的世界”。但是，稱作“經驗科學”的系統是意在只表示一個世界：“實在世界”或“我們的經驗世界”。

為了把這個思想說得稍微確切一些，我們可以區別我們的經驗理論系統必須滿足的三個要求。第一，它必須是綜合的，這樣它能表示一個不矛盾的可能的世界。第二，它必須滿足劃界標準（參看第6、21節），就是說，它必須不是形而上學的，而必須表示一個可能的經驗世界。第三，作為表示我們的經驗世界的系統，它必須以某種方式和其他這類系統區別開來。那么，這種表示我們經驗世界的系統是如何被區別出來的呢？回答是：根據它經歷了并且經受住了對它的檢驗。這就是說，它是應用我要分析、描述的演繹方法區別出來的。

根據這個觀點，“經驗”就成為分辨各種理論系統的辨別方法。這樣，經驗科學的特征就不僅在于它的邏輯形式，而且還要加上它的辨別方法（當然這也是歸納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試圖以使用歸納方法作為經驗科學的特征）。

因此，知識理論的任務是分析經驗科學特有的方法或程序，可以說知識理論是經驗方法的理論——通常稱作“經驗”的理論。

6．作為劃界標準的可證偽性

歸納邏輯固有的劃界標準——就是實證主義關于意義的教條－－和下列要求是等價的：所有經驗科學的陳述（或所有“有意義的”陳述），必須是能最后判定其真和偽的；我們說：它們必須是“可最后判定的”。這意味著，它們的形式必須是這樣：證實它們和證偽它們，二者在邏輯上都是可能的。因此，Schlick說：“……真實的陳述必須能得到最后的證實；”Waismann說得更清楚：“假如不可能確定一個陳述是否真的，那么這個陳述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一個陳述的意義就是它的證實的方法。” 我的觀點是，不存在什么歸納“。因此，從“為經驗所證實的”（不管是什么意思）單稱陳述推論出理論，這在邏輯上是不允許的。所以，理論在經驗上是決不可證實的。假如我們想避免實證主義者所犯過的錯誤，按我們的劃界標準，實證主義者排除了自然科學的理論系統，那么我們就必須選擇一個標準，它允許我們把即使不能證實的陳述也納入經驗科學的范圍。

但是，我當然只在一個系統能為經驗所檢驗的條件下，才承認它是經驗的或科學的。這些考慮提示：可以作為劃界標準的不是可證實性而是可證偽性“。換句話說，我并不要求科學系統能在肯定的意義上被一勞永逸地挑選出來；我要求它具有這樣的邏輯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義上借助經驗檢驗的方法被挑選出來；經驗的科學的系統必須有可能被經驗反駁。

（因此，這樣的陳述：“明天這里將下雨或不下雨”，不能被看作經驗的，就只因為它不可能被反駁；而這樣的陳述：“明天這里將下雨”就被看作經驗的。）

對于這里提出的劃界標準可以提出各種反對意見。首先，科學應該給我們肯定性信息，而我的建議卻認為，它的特征是能滿足例如可反駁性這樣的否定性要求，因此這種建議似乎是有些剛愎自用。但是，我將在第31-46節說明，這個反對意見無足輕重，因為一個科學陳述由于它的邏輯特性與可能的單稱陳述沖突的可能越大，它所傳達的關于世界的肯定性信息量就越大（我們稱自然定律為“律”，不是沒有道理的。所禁越多，所述越多）。

其次，可以試圖把我對歸納主義劃界標難的批判轉過來反對我自己；因為，對作為劃界標準的可證偽性的反對意見，似乎和我自己反對可證實性的意見相類似。

這個攻擊并不能煩擾我。我的建議是以可證實性和可證偽性的不對稱為根據的。這個不對稱來自全稱陳述的邏輯形式“。因為，這些全稱陳述不能從單稱陳述中推導出來，但是能夠和單稱陳述相矛盾。因此，通過純粹的演繹推理（借助古典邏輯的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從單稱陳述之真論證全稱陳述之偽是可能的。這樣一種對全稱陳述之偽的論證可以說是朝“歸納方向”（就是從單稱陳述到全稱陳述）進行的惟一嚴格的演繹推理。

第三種反對意見似乎更為嚴重。人們可能這樣說：即使承認不對稱性，由于各種理由，任何理論系統最終地被證偽，仍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找到某種逃避證偽的方法總是可能的，例如，特設性地引入輔助假說，對一個定義特設性地加以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簡單地拒絕承認任何起征偽作用的經驗的態度，而并不產生任何邏輯矛盾。無可否認，科學家通常并不這樣做，但是，從邏輯上說這樣做是可能的。人們會說，這個事實就使得我提出的劃界標準的邏輯價值，變得至少是可疑的。

我必須承認，提出這個批評是正當的。但是我不需要因此就撤回我那采取可證偽性作為劃界標準的建議。因為，我正要提出（在第20節以后），經驗方法應被表征為明確地排除那些逃避證偽的方法，這些方法正如我想象中的批評者所正確堅持的，是邏輯上可能的。按照我的建議，經驗方法的特征是，它使待檢驗的系統以一切可設想的方式面臨證偽的態度，它的目的不是去拯救那些站不住腳的系統的生命，而是相反，使這些系統面臨最劇烈的生存競爭，通過比較來選擇其中最適應者。

我建議的劃界標準也引導我們到Hume的歸納問題——自然定律正確性問題——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下述二者之間明顯的矛盾：可以稱作“經驗主義的基本命題”的那個命題——只有經驗才能判定科學陳述的真偽——和Hume認識到歸納論證不可接受二者之間的矛盾。只有假定所有經驗的科學陳述必須是“可最后判定的”，就是說，假定它們的證實和證偽二者在原則上都是可能的——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上述矛盾才會產生。假如我們放棄這個要求，并把那僅在一種意義上可判定的——單方面可判定的，更具體地說，可證偽的——并且可以為證偽它們的系統嘗試所檢驗的那些陳述，也承認是經驗的陳述，那么，上述矛盾就消失；證偽法不以任何歸納推理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確性沒有爭議的演繹邏輯的重言式變形為其前提。

7．“經驗基礎”

假如可證偽性作為劃界標準是可的，那么就必須得到在證偽推理中可作為前提的單稱陳述。因此，我們的標準似乎只是變換一下問題——使我們從的經驗性質問題退回到單稱陳述的經驗性質問題。

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也有所收獲。因為在實踐中，與理論系統相聯系的劃界問題有時是迫切需要解決的，而至于單稱陳述，則很少對它們的經驗性質產生懷疑。的確，會發生觀察的錯誤并因而產生假的單稱陳述，但是科學家幾乎從來沒有理由把單稱陳述稱作非經驗的或形而上學的。

因此，經驗基礎問題——即關于單稱陳述的經驗性質以及如何檢驗它們的問題——在科學邏輯內所起的作用，和大多數其他與我們有關的問題所起的作用有點不同。因為大多數問題和研究的實踐有密切的關系，而經驗基礎的問題幾乎只屬于知識的理論。然而，我必須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它們產生了許多含糊不清之處，特別是在知覺經驗和基礎陳述之間的關系方面。（我稱作“基礎陳述”或“基礎命題”的是在經驗的證偽中能夠作為前提的陳述：簡言之，個別事實的陳述。）

知覺經驗經常被認為為基礎陳述提供一種證明。人們認為，這些陳述的“基礎”是感性知覺經驗；認為通過知覺經驗的“檢查”，顯示出這些陳述的真理性；或者認為知覺經驗使它們的真理性成為“明顯的”，等等。所有這些說法都顯示一種強調基礎陳述和知覺經驗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完全正確的傾向。但是，因為陳述只能夠根據邏輯由陳述來證明，這也是對的。因此，在知覺和陳述之間的聯系依然不清楚，并且這種聯系被同樣模糊的說法描述，這些說法沒有闡明什么東西，而是略過這些困難，或者至多用些比喻暗示這些困難。

假如我們把這問題的心方面同它的邏輯、論方面清楚地區分開來，我想也能找到這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們必須區別下列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的主觀經驗或我們的確信感，它們決不能證明任何陳述（盡管它們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是客觀的邏輯關系，存在于各種科學陳述系統之間和每個系統內部。

經驗基礎問題將在第25－30節中作詳細的討論。現在我最好轉入科學客觀性問題，因為，我剛才用過的術語“客觀的”和“主觀的”需要加以闡明。

8．科學客觀性和主觀確信

“客觀的”和“主觀的”是在上充滿著各種矛盾用法和無結論、無休止討論的術語。

我對“客觀的”和“主觀的”術語的用法不同于Kant。他用“客觀的”這個詞來表示科學知識應該是可證明的，不依賴于任何人的一時想法：一個證明是“客觀的”，假如原則上它能被任何人所檢驗和理解的話。他寫道；“假如某個事物對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是合理的，那么它的基礎就是客觀的和充分的。” 而我認為，科學理論不可能完全得到證明或證實，然而它們是可檢驗的。因此我要說：科學陳述的客觀性就在于它們能被主體間相互檢驗。

Kant用“主觀的”一詞表示我們（各種程度的）確信感。考察這些確信感如何產生是心理學的事情。例如，它們可以“根據聯想定律”產生。客觀的理由也可以成為“判斷的主觀原因”，只要我們考慮了這些理由并確信它們有說服力。

Kant或許是第一個認識到：科學陳述的客觀性是和理論的構建——和運用假說和全稱陳述密切相關的。只有當某些事件能按照定律或性重復發生時，像在可重復的實驗里的情況那樣，我們的觀察在原則上才能被任何人所檢驗。在我們重復和檢驗它們之前，我們甚至對自己的觀察也不大認真對待，也不承認它們是科學的觀察。只有根據這些重復，我們才確信我們處理的并不僅是一個孤立的“巧合”，而是原則上可以主體間相互檢驗的事件，因為它們有規律性和可重復性。

每一個實驗物理學家都知道，有些驚人的不可理解的外觀“效應”在他的實驗室里也許一度可以重復，但是最后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物理學家會說他已經作出一個科學發現（雖然他可以重新安排他的實驗，以求得到可重復的效應）。的確，科學上有意義的物理效應可以定義為：任何人按照規定的方法進行適當的實驗都能有規則地重復的效應。任何嚴肅的物理學家都不會把這種“神秘效應”（我建議的稱呼）作為科學發現去發表——他不能提供如何重復它們的指示。這個“發現”會很快被當作幻想而擯棄，只是因為檢驗它的嘗試都得到否定的結果。（因此，關于是否確有在原則上不可重復、獨一無二的事件發生這個問題的爭論，科學是不能判定的；這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爭論。）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在前一節中提出的我的論點：主觀經驗或確信感決不能證明科學陳述，除了作為經驗的（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外，它在科學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不管確信感是如何強烈，它決不能證明一個陳述。因此，我可以完全深信一個陳述的真理性，確信我的知覺提供的證據，具有一種極強烈的經驗，任何懷疑對我來說都是荒謬的。但是，這是否為科學提供絲毫理由來接受我的陳述呢？能否因為K．R．p．完全確信它的真理性就證明任何陳述呢？回答是，“不”。任何其他的回答都是和科學客觀性的觀念不相容的。我正在體驗著一種確信感，對我來說是確定無疑的事實，甚至這個事實也不能在客觀科學的領域里出現，除非以心理學假說的形式出現，這種假說當然要求主體之間的相互檢驗：心理學家可以從我有這種確信感的猜測中，借心理學的和其他的理論之助，演繹出某些關于我的行為的預見，然后在實驗檢驗的過程中，這些預見可得到確證或者被反駁。但是，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我的確信感是強還是弱，這是來自一種強烈的甚至不可抗拒的、確定性無可懷疑（或者“不言自明”）的印象，還是只不過來自一個可疑的臆測，這是毫不相干的。這些和科學陳述如何能被證明的問題是沒有絲毫關系的。

這樣一些考慮，當然對經驗基礎問題并未提供一個解答。不過這些考慮至少幫助我們看到它的主要困難。由于要求基礎陳述和其他科學陳述具有客觀性。我們就喪失了我們希望把科學陳述的真理性還原為經驗的任何邏輯手段。而且我們就不能給予那些描述經驗，比如描述我們知覺的那些陳述（有時稱作“記錄語句”）任何優惠的地位。它們只能作為心理學陳述在科學中出現；而這就意味著：作為一種假說，它的主體間相互檢驗的標準肯定是不很高的（考慮到心理學的現狀）。

無論我們對經驗基礎問題的最后解答是什么，有一件事必定是清楚的：假如我們堅持我們的要求，科學陳述必須是客觀的，那么那些屬于科學的經驗基礎的陳述也必須是客觀的，即可主體間相互檢驗的。但是，可主體間相互檢驗性總是意味著：其他的可檢驗的陳述能從待檢驗的陳述中演繹出來。因此，如果基礎陳述自身也是可主體間相互檢驗的，那么在科學中就不可能有最終的陳述；在科學中不可能有不能被檢驗的陳述，因而就不可能有在原則上不能被反駁的陳述，通過證偽可從它們演繹出來的某些結論來檢驗和反駁這些陳述。

因此，我們就達到下列觀點：理論系統被認它們演繹出普遍性水平較低的陳述來檢驗。因為這些陳述是可主體間相互檢驗的，它們也必定是以同樣的方式可檢驗的——這樣以至于無窮。

人們可能想到：這個觀點導致無窮的后退，因此它是站不住腳的。在第1節里，當我批判歸納時，我提出了反對意見：歸納會導致無窮的后退；現在讀者也許會認為，可以提出同樣的反對意見，反對我自己提倡的演繹檢驗程度。然而，這并非如此。檢驗的演繹法不能確立或證明受檢驗的陳述；也沒有打算要它這樣做，因此并不存在無窮后退的危險。但是，必須承認：我引起注意的境況——無限的可檢驗性和沒有無需檢驗的最終陳述——的確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顯然事實上檢驗不能無限地進行，遲早我們必須停止。我在這里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只想指出：檢驗不能永遠進行下去這個事實和我對每個科學陳述必須是可檢驗的要求并不矛盾。因為我并不要求每一個科學陳述，在被接受以前必須在事實上已被檢驗。我只要求每一個這樣的陳述必須可能被檢驗；或者換句話說，我拒絕接受這樣的觀點：在科學中存在著我們必須順從地當作真的陳述來接受的陳述，只是因為由于邏輯上的理由似乎不可能檢驗它們。

第五篇：商業銀行改革邏輯論文

【關鍵字】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競爭

【摘要】基于國家所有的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是我國銀行業“強壟斷”結構與“弱競爭”行為的根本原因。產權的國家所有不僅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在銀行業體系中的“強壟斷”地位，也抑制了體制外因素對其形成的競爭壓力的釋放，從而使我國銀行業有效競爭的機制難以形成，最終保護了國有商業銀行低效率的市場行為論文代寫，導致了國家保護下的制度性壟斷無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愛主義”的產權制度，以使體制外競爭機制得以形成也就成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邏輯前提與關鍵所在。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蹣跚。從最初設立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等體制外因素以壓迫體制內因素的措施到設立資產管理公司以剝離其不良資產，從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從改制到上市設想，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歷程可謂曲折。理論爭論也因之而沸沸揚揚。特別是針對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與銀行業市場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的辯論一直未有定論，或言產權是根本，或言競爭性產業結構是核心。無疑，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正沿著這兩個方面曲折地進行代寫經濟論文，但是在此過程中我們卻一直未能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這顯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應進行重新審視。

一、產權還是競爭?——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邏輯起點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改革中存在著產權與超產權的理論之爭。前者認為當一國銀行業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時，利用產業組織理論的S—C—p分析范式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并且，由于現代銀行是產品多樣化的服務機構，因此很難判斷每一銀行的利潤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從各國金融體系構成看，銀行業產業組織結構及其績效并不能以此為標準進行簡單化的判斷。因此，S—C—p范式并不適用于對我國銀行業的研究。他們認為，我國銀行業的主要問題是國有商業銀行產權結構單一，而不是產業集中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的問題是系統性的，但核心問題是產權結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運行機制及其效率上的種種缺陷，也是由單一的國有產權結構決定的。因此，我國銀行業改革要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產權結構的調整比產業組織結構的調整更為重要。

而超產權論者則認為，市場競爭才是決定產業運行績效的決定性因素，利用競爭機制可以改善產業結構，規范產業行為，提升產業或企業績效。持該觀點的學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國銀行業的產業組織情況，并得出了我國銀行業的壟斷結構效率不佳的結論，由此他們認為，在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引入競爭因素以優化銀行業產業結構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首要選擇。

但筆者認為，產權論與超產權論都忽略了我國銀行業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結論有失偏頗。

首先，產權論者沒有看到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并不存在規模經濟利益的事實而片面地否定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實證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規模不當。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規模相對其現有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水平而言顯得過大，并且不良貸款比例過高，因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嚴重的規模不經濟。而隱藏在相對規模過大和高不良貸款比例的背后則是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種缺陷。其次，盡管各國的銀行業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產業的特點，但作為一個產業而言，競爭適度的市場結構、理性的企業行為和不低于普通產業的平均利潤率等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仍應存在，這一點對轉軌的中國銀行業也不例外。但在運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國銀行業時，我們應看到S—C—p與超產權理論所隱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為基礎的，而我國卻缺乏這一制度背景。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即產權本質上的國家所有。這樣，超產權論在分析我國銀行業時就難免捉襟見肘了。最后，產權所有制性質是決定企業績效的關鍵因素。“任何關于產權績效的研究，都必須放在相應的市場結構框架內，否則勢必會導致與產權理論假設不同的難以解釋的結果。同樣，任何關于市場績效的研究，離開了產權這一重要因素，則會產生與一般市場結構理論相背離的很大誤差。至少，在中國經濟的研究領域內，這兩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特有的產權制度安排是國有商業銀行規模不經濟與績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國銀行業問題時，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是極具重要意義的。正是這種產權制度安排才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呈現出獨特的制度變遷、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等特征。而為了保護這種獨特的產權結構，我國的金融改革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是從產權結構開始的，而是開始于體制外競爭因素的引入。

二、隙縫經濟的產生、發展與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外競爭壓力

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之初，決策部門并沒有采取大張旗鼓的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產權改革的方法，而是在舊體制的旁邊發展出一種新體制。而后利用這種從體制外產生的“隙縫經濟”(niche economy)來強化體制內經濟的競爭或利用它們對體制內經濟產生競爭壓力，從而使我國銀行業出現了較長時期的“體制雙軌”局面，最后再漸進地完成銀行業體制的轉軌改革。

(一)體制外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其他非國有商業銀行的產生與發展

自1949年建國至1979年改革開放30年間，我國實行的是一個典型的、由國家完全壟斷的中央集權的計劃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單一的國有商業銀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體系重組為特征，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相繼從中央銀行獨立出來或建立起來并行使商業銀行的職能，這使我國“從金融機構的一元化轉向多元化”，“出現了以產業分工為主要特征的專業銀行機構”。在此時期，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占據了主導的地位。隨后的1985—1992年期間，四大專業商業銀行逐漸企業化，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設立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發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銀行成立為標志，中國銀行業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才開始。由于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進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掛牌交易，因此，他們經營機制十分靈活，發展迅猛。從1993年開始的金融業整頓初步確立了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其后，城市商業銀行作為另一種體制外競爭因素開始產生并迅速增長。從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在深圳成立以來，截止2001年底，我國城市商業銀行已發展到109家。另外，從1979年以來，我國外資商業銀行也急劇膨脹。尤其是1996年后，我國允許部分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本幣業務，使外資商業銀行的競爭觸角開始伸入到長期以來一直為中資商業銀行所壟斷的業務范圍。于是體制外另一種力量也參與到國有商業銀行競爭之中，它們與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一起，推動了我國金融體制漸進式改革的進程，同時也初步構建了我國銀行業體系市場競爭的不同主體。

(二)強制性制度變遷中的體制外因素帶來的競爭壓力及其退化

在我國金融體制的變遷過程中，以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的非國有商業銀行機構逐漸從體制的夾縫中產生并生存下來。經過10余年的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及其他非國有商業銀行機構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展開了競爭，他們不斷克服因制度歧視所帶來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完全壟斷的市場格局，初步形成了寡頭壟斷競爭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國所采取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式的金融業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體制外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外資商業銀行的引入打破了國有商業銀行一統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競爭能力也在逐步增強。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國銀行業自1978年以來所進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階段性成功，主要表現在壟斷的打破、從業家數增多、競爭程度上升、銀行服務質量與經營效率提高以及較為完善的現代化多元銀行業組織體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這種金融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我國國有金融產權在金融資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現，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市場競爭中卻表現出相對的競爭優勢。

但是，體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從根本上動搖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企業化改革并沒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徑依賴仍然較強。盡管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產生和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鯰魚效應”，帶來了我國銀行業的競爭的強化，但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爭力遠未達到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造成現實威脅的水平。原因在于，國有商業銀行以其雄厚的基礎資源和競爭力資產，仍保持著具有絕對市場支配地位的競爭力。其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存貸款市場份額、服務網絡、技術儲備和國家信譽是其最有力的競爭資產，這些“資產”所形成的市場支配力之強大仍是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所難以抗衡的。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并未從根本上動搖，國有商業銀行仍保持著絕對大的市場份額。但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體制優勢的邊際產出則呈遞減趨勢，近年來更有“體制回歸”的跡象，即“工農中建”化趨勢。

三、產權國家所有下的“強壟斷”和“弱競爭”與制度性壟斷無效率

在體制外因素的競爭沖擊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有所削弱。這種削弱則是其市場競爭行為不力或“弱競爭”行為的結果“，而其市場競爭行為不力的主要原因則應歸結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護。這種產權保護下的弱競爭行為最終體現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市場績效的不斷削弱，因為“競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必須面對的生存法則，而競爭致勝的全部基礎在于經營績效的提高”。

(一)“強壟斷”、“弱競爭”與國家所有制

從我國銀行業的資產、存款和貸款集中度指標看，我們發現，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國銀行業體系的集中與壟斷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存款和貸款市場份額上至少都各占據了60%以上的份額。因此，產業結構中的壟斷因素十分強大。但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進程的推進和體制外非國有商業銀行的出現，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正不斷的下降，其資產份額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存款和貸款市場份額也分別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各項指標的市場份額則不斷的增長，前者三項市場份額分別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項指標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正不斷地向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讓出市場，但盡管如此，我國銀行業產業結構中的競爭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問題并不僅止于此。目前我國已經形成的“強壟斷”與“弱競爭”并存的銀行業市場結構中盡管存在獨資和股份制等多種產權形式，但是如果我們把包括由我國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銀行計算在內，那么我國銀行業中大約有80%以上的股權歸國家所有。這種所有制形式使國家實際上承擔了無限責任，而在這種國家保護政策與傾斜政策及歧視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壟斷中，又使競爭性質的產業結構具有濃厚的制度特征。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的壟斷因素并不是由市場競爭自發形成的，而是由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國家所有這一產權制度安排所導致的。因此，我國銀行業這種“強壟斷”和“弱競爭”的格局實質上就是國家所有制的壟斷對市場化競爭行為的抑制，它主要表現為國家所有制對銀行資產和市場的絕對控制。這樣，處于國家保護之下的國有商業銀行就可以免受市場競爭機制的威脅。

因此，正是基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特殊的產權結構安排才使得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中存在獨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國銀行業壟斷的市場結構也主要是由這種單一產權安排所引起的。我們承認產權問題，但我們的主張是，市場結構單一是產權結構單一的直接結果。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銀行業壟斷的市場結構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政府對銀行業體制進行行政性分權形成的，而非銀行間競爭和追求績效的“市場化”結果；從改革歷程看，政府通過制定各種配套體制如壓低利率、行政性審批等手段人為地提高了銀行業的市場進入壁壘，導致了市場主體間的不平等競爭和目前“弱競爭”的狀況。

(二)國有商業銀行粗放型擴張行為與銀行業績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專業銀行為主體的市場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間(1984-1992)，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銀行業的競爭都主要是通過機構競爭，即通過機構和人員的迅速擴張來實現的。在該時期，國有商業銀行的機構總數由1986年的67626個增加到 1993年的近14萬個。同時，“在大量機構網點的支撐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1985年至1997年間，資產增長了11倍，其中貸款增長了11倍，存款增長了16.3倍。”

隨后，1992年底開始的金融業整頓引發了第二輪的金融機構競爭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創新為主的競爭。但第二輪競爭浪潮仍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壟斷因素外，還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輪競爭浪潮中的金融創新吸納性居多，而原創性創新很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新的金融工具達70余種，但其中85%左右是“舶來品”。其次，創新主要表現為數量的擴張，內涵較低。該時期已有的金融創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資形式的建設上，而與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的經營機制方面的創新明顯不足。再次，創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動，創新主體內部驅動力不足。中央銀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與創新一直是我國金融機構微觀創新的主要外部動力，而國有商業銀行出于外部競爭壓力而進行的自發性創新嚴重不足。其四，“如同規模競爭一樣，工具創新的直接動機仍然是爭奪儲蓄資源，以支持資產擴張，緩解流動性壓力，其公司治理機制沒有改善，風險控制水平也沒有明顯增強。”

因此，產權國家所有下的國有商業銀行依賴機構擴張與模擬性工具創新的競爭行為并不足以從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運作績效。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資產利潤率的不斷削弱，四家銀行的平均資產利潤率從1985年的1.39%幾乎直線下降到2003年的0.06%，盡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在近年來隨著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而有所下降，但長期的壟斷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補貼為主要任務的運營方式，不僅使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現狀，而且還形成了國有商業銀行對政府補貼的剛性依賴。因此，在行政保護下所形成的寡頭壟斷地位不僅使得國有商業銀行缺乏內在的動力去改善績效，而且還會產生競爭不力的市場行為，如大力擴充分支機構、過分追求存款和貸款等。正是這種粗放式的增長和擴張路徑一直主導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銀行業的發展過程，那么合乎邏輯的結果只能是國有商業銀行績效的低下。

四、結 論

我們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適合于我國的銀行業，只不過我們在應用這種標準時應該將既定的制度因素納入其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乃至銀行業改革的關鍵并不僅僅是通過在體制外引入競爭因素就能實現既定目標的，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不但導致了強壟斷的產業結構，也抑制了體制外因素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壓力，體制外的競爭并未徹底改變我國銀行業“強壟斷”的事實。

因此，單一的國家所有的產權制度安排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性壟斷無效率或低效率，也導致了國有商業銀行市場競爭行為的無效與無力。更為關鍵的是，產權結構國家所有還抑制了體制外競爭因素的發展，從而進一步間接地強化了壟斷，保護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低效率的市場行為，最終產業績效的不良也就成為必然(見下圖)。這樣，熊彼特所鼓吹的“壟斷能夠帶來創新”的理論觀點并沒有在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出現，其原因并不在于熊氏理論的謬誤，而是在于我國銀行業的壟斷蒙上了濃厚的制度性特征。

因此，產權制度所形成的國家隱性擔保和制度壟斷是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高度壟斷的根源。不惟如此，產權制度的獨特安排還使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形成了對制度依賴的剛性，而這種依賴所帶來的結果是，國家出于金融安全與政府聲譽的考慮，在國有商業銀行面臨強大競爭或績效不良時會身不由己地去保護國有商業銀行，使其免受市場競爭的威脅。從而最終又維護了或是強化了其“強壟斷”地位，最終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改革的邏輯起點與關鍵在于破除這種獨特的產權制度安排及其帶來的“父愛主義關懷”，使國有商業銀行暴露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之下，由市場競爭行為去推動產業結構的重建，從而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因為，“對于具有壟斷性的產業，消除行政性或制度性的市場壟斷是決定性的，否則無法對具有這種壟斷地位的企業產生競爭壓力，沒有市場競爭壓力的企業都是不可能具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