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感悟5篇

第一篇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也是推進責任落實的“重錘”。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堅持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把制度的剛性立起來。要有效防止問責不力、泛化簡單化等問題，必須嚴格把握問責工作的“時、度、效”，切實達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作用。

把握問責的“時”，防止“小疾”變“大病”。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之一。要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問責工作介入的“時”很重要，要在堅持“失責必問”的同時，也要做到“打早打小”。“夫禍患常積于忽微”，不難發現，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之所以在最后犯下嚴重性錯誤，都是源于最初的“小錯不斷”。造成這種“小疾”變“大病”的原因，一方面是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自身認識錯誤、履職不到位，一方面也有相關問責部門工作不夠嚴謹細致的因素。因此，相關問責部門要提高政治責任感和問題敏銳性，做到敢于問責、善于問責，在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剛出現的時候，就要及時監督，適時問責，讓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個人清醒認識到錯誤，并開好“藥方”，及時修正，切實起到“治病救人”之功效。

把握問責的“度”，防止“壓擔”變“背鍋”。近年來，隨著問責工作的有力有序推進，一些落實主體責任不力的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受到了嚴肅問責，在全黨上下形成了履職盡責、敢于擔當、大抓落實的良好風氣。但同時發現，有的地方和部門在問責工作中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對一些違法亂紀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則是過于泛化、擴大化、粗暴化，“一刀切”式問責、“甩鍋”式問責屢屢出現，不少黨員干部無辜“躺槍”、莫名“背鍋”。問責工作必須堅持“依規依紀、實事求是”，要掌握好問責的力度和范疇，既不能“高舉輕打”，也不能“一棍打死”。要建立科學完善的問責機制，問責時要充分開展調查，查明真實原因，掌握客觀事實，明確責任主體；要嚴格問責的執行程序和處理措施，做到既不放過、不寬容任何的“失責”，也不冤枉、不棒殺任何的“盡責”。

把握問責的“效”，防止“戒尺”變“軟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再好的制度，沒有切實執行到位，就會淪為一紙空談。“方子好不好，關鍵看療效”。一些地方和單位部門把問責當做失責處置的“幌子”，問責的“聲音”叫得響亮，問責的“效果”卻遲遲不見，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嚴重傷害了人民群眾對相關問責部門的信任。問責要做到“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不能“一問了之”。對于那些被問責之后清楚認識到錯誤，并積極改正，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要及時關心激勵，令其以飽滿的激情再次投身到干事創業中；對于那些被問責之后表面上悔改，背地里卻仍舊我行我素的，一經發現就要加大懲處力度，絕不姑息。“問責”必須進一步“問效”，方能真正鍛造出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

第二篇

近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公布，于9月1日起施行。相較于2016年7月8日施行的《條例》版本進行修訂，新增14條，修改12條。在全黨上下一致學習踐行的過程中，又想起總書記一再強調，“問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憐憫之心，要‘較真’、‘叫板’，發揮震懾效應。”

把握問責“力度”，強化責任擔當。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問責。要搞清楚問責絕不是“秋后算賬”，它是手段不是目的，新《條例》根本原則和首要任務是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一方面，嚴格按規矩行事，要深耕主體“責任田”，壓實管黨治黨責任，權責一致、錯責相當。如果黨員干部還是一副事不關己“懶官”模樣，推脫搪塞、虛與委蛇，就無法深刻領會“問責”的題中之義，“四個意識”更加薄弱、“四個自信”也會瀕臨瓦解。另一方面，問責要嚴，不僅是對失責者的懲罰，更是對其的挽救。要堅守“以百姓心為心”為民初心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求，持之以恒在實踐中踐行，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心中要有“戒奢屏”，才能為實現美好生活需要繼續奮斗。

量化問責“精度”，補齊推進短板。把好問責“度量衡”，不僅要規范問責程序，還要強化監督職能，精準問責、慎重問責。豐富細化問責情形，不僅給量化問責給出科學標準化參照，還把各種情形下“抓的不嚴”“抓得不實”給出反面典型，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態度推進工作，更加科學有效。特別是問責程序從啟動、調查、報告、審批、實施做了更為全面規范，為黨委和紀委巡視巡查工作“撐腰”，為派駐監督擔當作為“鼓勁”。與此同時，建立健全通報曝光制度，也為強化監督職能增強有力抓手。總書記要求要健全責任分解、檢查監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鏈條，這樣有錯才能解釋好“為什么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提高精準性、實效性。

提升問責“溫度”，促進履職到位。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原則，在問責工作中設置“底線”和“邊界”，按照總書記提出的“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推進，幫助被處分問責對象認識到錯誤、吸取教訓、回應關切，消除思想顧慮，提升問責溫度。與此同時，以問責常態化促進履職到位，以“刮骨療毒”的勇氣、“開刀問斬”的鐵腕，讓不擔當不作為無處遁行，更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增強責任感緊迫感，鞭策自我、警示自我。要清醒認識到，越是最嚴問責，越要鏟除負面作為賴以生存的環境和土壤，信心不可動搖、干勁不能松懈。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學習踐行“問責”要以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為“主心骨”，在提高問責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等方面凝心聚力、扎實推進，讓問責更有力度、有精度，亦有溫度。

第三篇

通過學習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黨的紀律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條例的覆蓋面更廣且面對的對象更具體，問責情況也更明確，問責方式既可單獨使用，也可合并使用，同時還規定了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進一步加強了條例的規范化和執行力，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再次釋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信號。

問責不是目的，但一定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落實黨對領導干部提出的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要求，必須靠制度來保障，加強問責才能確保權力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不僅對黨員領導干部個人違紀做出了規定，更重要的是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這無疑對黨務領導干部和黨組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過學習《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應當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把堅持原則和創新工作統一起來。做一名敢于堅持原則的黨員干部，守得住底線，在大是大非面前有理性的思考和正確的判斷，遵守黨的紀律不動搖，執行黨的紀律不走樣，時刻用黨的紀律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規范一言一行。開展日常工作要敢于突破、敢于創新，遇到困難和問題要敢于擔當、敢于擔責，在困境中鍛煉自己的能力和磨礪自己的意志。通過不斷的實踐和思考，使自己在工作中獲得的思想經驗成為自身業務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質的有機構成部分。從開展具體業務而言，對黨組織的設置、換屆、發展黨員的程序、黨員黨組織關系的接轉、黨費的收支、基層黨建工作集中整治排查等各項工作，都要加強學習，不論是否明確到自己辦理，只要有人來咨詢辦理，都要勇于承擔，做到不推諉、推脫，在熟練掌握業務知識和高標準嚴要求的基礎上，不斷開拓思路，突破黨建工作局限性，大膽工作，把工作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

二是努力把愛崗敬業和執行力統一起來。通過學習，徹底改進自己工作和思想不適應當下形勢的環節，切實加強學習和工作主動性，杜絕那種不是領導安排的工作就不做，沒有明確職責就不管的現象，做到干一行愛一行，強化干事創業的超前意識，以務實的姿態迎接新的工作挑戰。堅決維護黨組織的決定，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在工作中多一些付出，少一些計較，能以大局為重，無條件完成組織交辦各項工作任務，強化工作效率和執行力，杜絕等、靠、望的不良工作態度，樹立嚴格履職的形象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三是努力把個人成長與組織的建設結合起來。深刻領會“一枝獨秀不是春，百花齊放香滿園”的含義，把自己的工作職責融入到黨的建設中來，充分認識到個人的成長離不開組織的培養和集體的關心。遇事多匯報、多請示、多交流、多配合，不以自我為中心，一切從大局出發。只有擺正位置，緊緊圍繞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強化問責意識，堅決破除不當領導無需當責以及好人主義、一團和氣的心理，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黨員、一名黨務干部，在重大問題上要敢于發聲、亮劍，把嚴和實的精神落實到今后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中，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讓問責條例落地，成為黨員履職盡責的有力約束和經常性提醒，確保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政令暢通，確保不留“暗門”、不開“天窗”，扎實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做一名思想警惕性高和擔當意識強的黨務干部。

第四篇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此次修訂的《條例》，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把堅決維護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根本原則和首要任務，聚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堅持嚴字當頭，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問責不力、泛化簡單化等問題，著力提高黨的問責工作的政治性、精準性、實效性。

問責，不是解決問題的結束，而是開始，關鍵要做好“后半篇文章”。

以問題為導向，問責要精準剖析成因。問責是把利器，既要高高舉起，也要精準落下。如果不論是非曲直、不看具體情境、不依紀法準繩，簡單粗暴地問責，不僅傷害同志感情，更影響黨的權威，有悖問責工作的初衷，損害問責工作的嚴肅性、權威性。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確勘定相關人員應負的責任，有針對性地糾正責任缺失行為，深刻剖析問題原因，由點及面，舉一反三，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以實效為目標，問責要真抓實改問題。問責，不能一問了之，然后不聞不問。譬如當前不少整治亂象的反復出現及反彈，暴露出的正是相關職能部門的失職失責，平時走走過場不動真格，直至遇到“硬碰硬”的上級督查、“不講情面”的媒體曝光，方才有所觸動。根治此類亂象，要剎住整改“假把式”，揪出失職失責行為背后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針對問題明晰職責、細化要求、明確時限、落實到人，確保整到底、改到位。

以容錯為原則，問責要關心關愛干部。治病是為了救人。問責只是手段，推動層層負責、激勵人人擔當才是目的。要吃透中央精神和法律法規規定，既講政策也講溫度，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全面落實容錯糾錯機制，正確把握“三個區分開來”，讓干部從“有錯”至“有為”，提升問責的質量和效果。同時，加強干部日常監督，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約談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增強干部敬畏意識。

總書記強調：“干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要以精準、有效、有溫度的問責，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真正起到問責一個、震懾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不斷激發干部擔當盡責，凝聚干事創業強大合力。

第五篇

9月4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全文公布。修訂后的《條例》共27條，比2016年7月實施的《條例》的13條，條款翻了一番還要多，內容上作了大幅度的豐富。那么，新修訂《條例》有哪些亮點呢？

問責是追究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追究直接責任不是《條例》所指的“問責”

新修訂的《條例》一公布，便引發了多家媒體關注。有媒體稱，個別地方、部門在實踐中出現問責泛化、濫用等問題，典型的案例便是“副局長洗澡未接電話被處分”一事。2018年8月23日晚，安徽省巡查組4次撥打全椒縣農村公路局扶貧干部張偉手機，后者因洗澡未接聽電話，被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此事一經曝光，立刻引發熱議，有網友認為張偉委屈。同年11月，全椒縣委復查后認為，原處分決定定性不準確，處理不恰當，決定撤銷該處分。

這其實是有關媒體對《條例》所指“問責”概念混淆的結果。首先，《條例》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也就是說這是一部黨內法規，《條例》針對的“責任”聚焦的是與全面從嚴治黨有關的責任，并非泛指所有的“責任”。《條例》明確規定，“追究在黨的建設、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領導責任”，這些都是間接責任，而非直接責任。

在上述案例中，扶貧干部張偉因洗澡未接電話受到的是紀律處分，他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直接責任，有關部門對其進行處分和撤銷處分都不是因為他在履行主體責任、監督責任或領導責任中存在失職失責行為，因此這個案例中不存在《條例》所規定的問責情形，這不能稱作“問責泛化”，而應該是執紀不當。

那么，什么樣的情況叫“問責泛化”呢？還以上述案例為例，如果因為張偉沒有接手機，上級黨組織對其處理時，認為該單位黨組織和領導履職履責不力，對其單位黨組織和領導進行了問責，后來發現實際上該單位黨組織和領導并不存在失職失責行為，這樣的情形就可以被認定為“問責泛化”。

有人可能要為被問責的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喊冤了：明明犯錯的是下屬，為啥黨組織和領導要跟著背鍋？對此，《條例》第六條比起修訂前增加了一個定語：“在職責范圍內”。也就是說，問責要本著“權責一致、錯責相當”的原則。比方說，如果發現某個錯誤的決策是由黨組織集體作出的，這時候黨組織負有主體責任，應當對黨組織問責；同理，如果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對某個下屬自己犯的錯誤毫不知情、不負領導責任，則不在職責范圍內，不應當問責。

值得注意的是，《條例》將原有的6大類問責情形修改為11大類，將原先黨的建設缺失方面情形細化為6大類，并增加了2類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問責情形。除了最后一條兜底條款外，每一類問責情形的最后都加了“產生惡劣影響”“造成嚴重后果”“造成重大損失”等詞語。也就是說，對間接責任的追究是以“行為+結果”來判定的，以防止問責泛化。

此外，為防止問責虛化，《條例》還專門規定，“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同時對該組織中負有責任的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問責”，確保問責落實到具體責任人。

根據問題性質或工作需要，上級黨組織可以直接啟動問責調查

問責的概念搞清后，下一步要弄清楚的就是問責的主體和對象。《條例》第四條明確，黨委（黨組）應當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紀委應當履行監督專責，協助同級黨委開展問責工作；黨的工作機關應當依據職能履行監督職責。也就是說，問責的主體是黨委（黨組）、紀委和黨的工作機關。而《條例》第五條則明確，問責對象是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重點是黨委（黨組）、黨的工作機關及其領導成員，紀委、紀委派駐（派出）機構及其領導成員。

有人可能發現了，修訂前的《條例》的表述是“黨的工作部門”，怎么修訂后改為“黨的工作機關”了呢？原來，2017年3月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工作機關條例（試行）》對此作了規范：“黨的工作機關是黨實施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的政治機關，是落實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決策部署，實施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事業的執行機關，主要包括辦公廳（室）、職能部門、辦事機構和派出機關。”

為了強化上級黨組織對問責工作的領導和監督，《條例》明確了紀委、黨的工作機關啟動問責調查、作出問責決定等有關事項應當報經同級黨委或者其主要負責人批準的情形；同時規定，對于應當啟動問責調查未及時啟動的，上級黨組織應當責令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啟動，根據問題性質或者工作需要，上級黨組織可以直接啟動問責調查，也可以指定其他黨組織啟動。

《條例》在第二十三條還特別規定，本條例所涉及的審批權限均指最低審批權限，工作中根據需要可以按照更高層級的審批權限報批。這意味著問責的主體不再局限于同級有管理權限的黨委（黨組）、紀委、黨的工作機關，如果上述問責主體沒有及時啟動問責，上一級、兩級乃至更高級別的黨組織均有權限啟動問責，或指定其他黨組織啟動問責。這樣一來，對同級有管理權限的問責主體產生了更大的壓力，一旦不能及時啟動問責，不但問責對象跑不了，連問責主體也一樣要被追責。

增加問責程序規定，啟動問責調查應組成調查組，調查對象應在事實材料上簽署意見

據介紹，起草組在調研中發現，缺乏對問責程序的詳細規定，是導致問責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修訂《條例》的一大亮點是增加了對問責程序的具體規定，從啟動、調查、報告、審批、實施等各個環節對問責工作予以全面規范：啟動調查后，應當組成調查組，依規依紀依法開展調查；查明調查對象失職失責問題后，調查組應當撰寫事實材料，與調查對象見面，聽取其陳述和申辯，并記錄在案；調查對象應當在事實材料上簽署意見，對簽署不同意見或者拒不簽署意見的，調查組應當作出說明或注明情況；調查工作結束后，調查組應當集體討論，形成調查報告，由調查組組長以及有關人員簽名后，履行審批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修訂《條例》明確了問責對象申訴的權利及程序，規定對不應當問責、不精準問責的，及時予以糾正；對濫用問責或者在問責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的應當嚴肅追究責任，也就是說，問責主體也有可能因為問責不力或問責不當產生責任問題、成為問責對象。

實行終身問責，但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仍應大膽提拔重用

長久以來，一些人存在一種誤解，認為被問責了的干部就是被打入另冊、永不敘用了。對此，修訂后的《條例》作出明確規定：一方面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該是誰的責任就問誰的責任，該追究到哪一級的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問到什么程度就問到什么程度，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問責方式，特別強調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實行終身問責，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等，都應當嚴肅問責。

另一方面，《條例》落實“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精準把握政策，區分不同情況，作出恰當處理：對于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行先試出現的失誤，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等情形可以不予問責或者免予問責；對于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有效挽回損失或者消除不良影響等情形可以從輕或者減輕問責；對黨中央、上級黨組織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執行或者執行不力等情形，則應當從重或者加重問責。

此外，為激勵被問責干部繼續奮發作為，《條例》專門規定，要正確對待被問責干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符合條件的，按照干部選拔任用有關規定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