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主題學習

百年農村工作大事記

1921年9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大會召開，中國第一個新型農民組織宣告成立。

1922年7月，彭湃在廣東海豐成立第一個秘密農會。

1923年5月，海豐、陸豐、惠陽三縣很多地方成立了農會，會員達到20多萬人；9月，湖南衡山白果地區農民成立岳北農工會。

1929年4月，制定興國縣《土地法》，“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1924年7月3日，國共合作舉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正式開學。到1926年9月，在共產黨人彭湃、毛澤東等相繼主持下，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連續舉辦六屆，培訓700多名農民運動骨干。

1925年10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發布告農民書，提出解除農民困苦的根本辦法是實行“耕地農有”。會議強調北方地區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加強對北方革命的領導。會后，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大釗任書記。12月1日，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著重批評了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會議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9月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29日，起義軍到達江西永新三灣村時進行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這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10月，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928年2月，毛澤東率部打破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地區的進攻。至此，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步建立。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在創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形成了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的井岡山精神。

10月5日，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30年1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復信（后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開始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12月——翌年4月，毛澤東先后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肯定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

1931年11月7日－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朱德任主席。27日，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其他根據地也相繼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

經過三年多實踐，黨的土地革命路線基本形成，即：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

1936年發布《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糾正了王明關于地主不分田的相關政策。1937年《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將減租減息正式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來解決當前的土地問題。1937年9月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對減租減息政策進一步具體詮釋，在工農民主政府時期尚未被沒收土地房屋的地主可保留他們原有土地房屋的所有權；回到邊區，被沒收了土地房屋的地主可以分得一份和農民一樣的土地房屋，可以享有正當的公民權益，地主可以將土地房屋租賃給農民，地租不苛刻的情況下政府將不加以干預。

1939年2月2日，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抗日根據地軍民相繼掀起大生產運動。

1941年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包括發展生產在內，各抗日根據地相繼實行對敵斗爭、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整頓三風、審查干部、時事教育、“三三制”、減租減息十大政策，對克服困難、渡過難關、鞏固抗日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再次規定，地主可以出租土地，地租需在戰前原有地租的基礎上減低百分之二十五，同時承認戰前原有的借貸關系，年息不得超過一分半。這使地主的利益得到一定保障的同時有效減少了農民受到的剝削和壓迫。

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保障了廣大農民的利益，有效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促進了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實現了抗戰時期的民族團結，有力推動了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進程，為抗日戰爭后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經驗。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將全民族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改變為“耕者有其田”政策，并指出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是黨目前最基本的歷史任務，各解放區迅速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在河北建屏西柏坡（今屬平山）召開。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中央批準發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是一個徹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它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大綱公布后，解放區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熱潮。

7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在陜北靖邊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著重討論戰略進攻的部署和解放區土地改革、財政金融工作等問題。毛澤東提出計劃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同蔣介石斗爭的問題。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全會規定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全會討論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

1952年9月20日－30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會議通過《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會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很快開展起來。經過一年多的試點，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將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5日，作出《關于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1954年9月，政務院下達對棉布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棉花實行計劃收購的命令。國家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并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取消。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強調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并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提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國民經濟轉入調整的軌道。毛澤東在全會及此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中央領導同志相繼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到1965年底，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全面完成。

3月15日－23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對農村政策進行調整。隨后，工業、商業、手工業、科學、教育、文藝領域也進行調整，并相繼制定了工作條例。

4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關于調整農村勞動力和精簡下放職工問題的報告》。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1887萬人，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人。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加強民主集中制，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面。

2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提出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

3月20日，供應香港鮮活冷凍商品的快運貨物列車從湖北江岸站開出。隨后，上海、鄭州也開通快車。

1963年2月11日－28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在農村開展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和通訊，介紹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艱苦奮斗、發展生產的事跡。此后，“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展開。

1965年4月5日，河南省林縣紅旗渠實現總干渠通水。林縣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建成“人造天河”紅旗渠。

6月26日，毛澤東在同醫務人員談話時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委《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到年底，全國城鄉醫療衛生網基本形成，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實行合作醫療制度。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1981年11月，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

1973年，中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強優勢的秈型雜交水稻。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包產到戶等各種生產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農業和農村問題連續發出五個一號文件。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國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設。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提出發展鄉鎮企業的若干政策。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決定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從1985年起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

1991年11月25日－29日，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指出，要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長30年不變。

1998年1月，全國林業計劃會議宣布，從1998年起，國家將實施以調減木材產量、保護資源、分流人員、提高效益為主要內容的國有林區天然林保護工程。2000年10月，我國全面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

2002年1月10日，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公室召開退耕還林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確定在過去兩年試點工作的基礎上，全面啟動退耕還林工程。12月14日，國務院發布《退耕還林條例》。

2003年1月8日，胡錦濤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發揮城市對農村帶動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正式成為歷史。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

2006年1月31日，國務院印發《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體系和執法監督機制，惠及農民工的城鄉公共服務體制和制度。2014年9月12日，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部署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為農民工服務工作，切實解決農民工面臨的突出問題，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2007年7月11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穩定、持久、有效地解決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2008年10月9日－12日，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

2012年12月29日，習近平在考察河北時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3年11月，習近平在考察湖南時提出“精準扶貧”的理念。

2013年12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新常態”。2014年12月9日，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201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提出始終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統籌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著力強化現代農業基礎支撐，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2014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指出，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國理政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提出抓緊構建新形勢下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

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2015年起在33個縣（市、區）開展試點。

2015年2月13日，習近平在陜西延安主持召開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時講話強調，讓老區人民都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確保老區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先后7次主持召開中央扶貧工作座談會，50多次調研扶貧工作，走遍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堅持看真貧，堅持了解真扶貧、扶真貧、脫真貧的實際情況。

12月18日－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講話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要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1月3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提出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十三五”期間，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13.6億人。

4月25日，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講話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通過改革，逐步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保護和發展農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

2017年10月18日－24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大會正式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代表全國8900多萬黨員，大會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6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

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

2019年，《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于6月2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由中共中央于2019年8月發布，自2019年8月19日起施行。制定《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是繼承和發揚黨管農村工作優良傳統、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對于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確保新時代農村工作始終保持正確政治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19年12月30日，國務院公布《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規范農民工工資支付行為，保障農民工按時足額獲得工資。

2020年10月26日－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會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12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提出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設立5年過渡期。脫貧地區要根據形勢變化，理清工作思路，做好過渡期內領導體制、工作體系、發展規劃、政策舉措、考核機制等有效銜接，從解決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為重點轉向實現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從集中資源支持脫貧攻堅轉向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12月29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歷史關口，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習近平同志強調，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

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指出，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依然極端重要，須臾不可放松，務必抓緊抓實。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召開。習近平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習近平講話指出，脫貧攻堅偉大斗爭，鍛造形成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

2021年4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三農法治建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一件大事。鄉村振興促進法共10章74條，是三農領域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對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