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民事案件中爭議焦點的歸納（本站推薦）

淺析民事案件中爭議焦點的歸納

民事案件的辦理過程中，庭審占了大量的時間，如何提高庭審效率？不得不思考，在庭前證據交換難以實現的情況下，這就要求我們在庭審活動中必須能夠迅速準確找到案件爭議焦點，保證法庭調查抓住重點，明晰審判思路，順利指導當事人完成舉證責任，從而快速查明案件事實，提高庭審質量和效率。

一、爭議焦點的概念、特點

何為爭議焦點？簡而言之，從字面意思可知：爭議+焦點，即民事案件審理中原、被告雙方爭議的重要問題。爭議焦點有三個特點：一是爭議型，沒有爭議，何來焦點？如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借款2萬元，被告辯稱，借款屬實，欠條為真，但現在沒有能力還款。那此案便沒有爭議焦點，作為審判部門的法官，合同的契約性決定了審判環節應當遵循借款合同。二是關聯性，如有爭議，但并非與案件事實及法律適用有關，爭又何方？ 如離婚糾紛案件中，被告大聲質問原告代理人：你憑什么幫她說話？此時有爭議，但與案件無關聯，只要原告代理人委托手續合法即可。三是有效性，如有爭議，但影響力小，甚至司法解釋已有明確規定或者審判實踐已成慣例，也無需歸納為爭議焦點。如交通事故案件中，原告主張住院伙食補助費20元每天，被告辯稱按照18元每天計算，試問，如果此爭議也歸納為爭議焦點，那稍微復雜的交通事故案件中將滿篇盡是焦點，顯然不符合實際。

二、爭議焦點的分類

（一）事實類爭議焦點

事實就如故事，遵循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但今天審理的是昨天的故事，這注定了客觀事實與法律事實的差距。熙熙攘攘，皆為利往。原告為了其利益訴請，極力訴說對其有利的事實及證據，而被告相反，會盡可能的反駁甚至否定原告所言。法官只能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基本原則，用依法予以認定的證據還原事實，此時便有爭議，首先是證據的爭議，其次是事實的爭議，而事實的爭議源于證據的爭議。如民間借貸案件中，原告提交一張借條，被告辯稱，借條不是我寫。此時爭議焦點便出現：借條是否為被告所寫。還是在民間借貸案件中，如被告辯稱借款屬實，但已還款，此時爭議焦點為：被告是否已經還款。

（二）法律適用類爭議焦點

目前在基層法庭審理的案件中，多是普通民事案件，如交通事故、婚姻家庭、民間借貸、買賣合同，上述四類案件無論是法律規定還是司法實踐已經比較成熟，很少涉及法律適用的爭議。但農村房屋買賣糾紛案件必然涉及，比如：轟動一時的北京畫家村案件、小產權房買賣案件，涉及法律適用的爭議，這類爭議的原因更多是政策文件多，但法律規定不健全。還有曾經的河南種子案，涉及不同部門頒布的法律適用，這類爭議源于對法官對立法法的理解及法官適用法律的角色定位。

三、歸納爭議焦點的時間點

目前司法實踐中，主要有三種做法：第一種：在原告宣讀完起訴狀，被告答辯結束后，法官根據訴辯稱歸納爭議焦點；第二種：在證據交換完畢后歸納爭議焦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九條規定了舉證期限及證據交換制度，要求通過證據交換，確定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答辯意見以及證據交換的情況，歸納爭議焦點，并就歸納的爭議焦點征求當事人的意見。”可年，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歸納爭議焦點的時間點應當在法庭調查環節，且是在證據交換完畢之后；第三種：在法庭調查結束后歸納爭議焦點。筆者觀點是第三種，在法庭調查結束后歸納爭議焦點。首先，法庭調查主要涉及證據交換，法官詢問當事人，當事人互問三個環節，一個案件經原告訴稱、被告辯稱、法庭調查，案件基本明了，此時如還有爭議，類似大浪淘沙，此時仍尚存的爭議便是真正的焦點。其次、對于新手法官，經歷上述三個環節再歸納爭議焦點，對案情把握也更透徹，不至于遺漏爭議焦點；最后，給法庭辯辯論環節埋下伏筆甚至是列好提綱，使法庭辯論僅僅圍繞爭議焦點進行。

四、歸納爭議焦點作用

歸納爭議焦點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形式意義及實體意義兩個方面。形式意義上的作用主要體現有利提高庭審效力。比如：有利于法官駕馭庭審，有利于書記員快速、準確地進行法庭記錄，有利于使當事人始終清晰地把握案件審理的發展方向，從而清晰地闡明自己的訴辯理由。實體意義上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有利于法官掌握審判重點，明確法律關系的本質，分清法律行為的要件，從而有利于順利解決糾紛。

五、如何準確歸納爭議焦點

（一）歸納爭議焦點的基本要求

既然是歸納原、被告之間存在的具有爭議性的、與案件有關聯的、重要的爭議，那么必須秉承客觀、準確兩個基本原則。客觀體現在尊重案件事實，準確來源于對法律關系的把握。

（二）避免兩個誤區

在庭審過程中，因庭前準備不夠充分，或者是因庭審效率不高，或者審判人員能力受限等原因，歸納出的爭議焦點往往表現為不夠準確或者有遺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機械的將訴訟請求變為爭議焦點。直接將原告的訴訟請求變成爭議焦點是最常見的做法，例如最常見的民間借貸案件，原告起訴要求被告償還借款，被告答辯稱借款系高利貸，且已還款金額及利息遠超過借款本金，要求駁回原告全部或者部分的訴訟請求，有些法官就把這類案件的爭議焦點直接歸納為被告是否應當償還原告借款，筆者認為該類案件應當將爭議的焦點進行細化，需要查明借款本金、還款金額、已支付利息、利率標準后，再歸納具體的爭議焦點，從而確定原告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上述把原告訴訟請求是否應當支持當作爭議焦點，實際上等于沒有確定爭議焦點，原告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是審理的最終結果，而非爭議焦點本身。原告只有一個訴訟請求，但可能存在多個爭議焦點，原告有時提出多個訴訟請求，但可能只有一個爭議焦點，總之，訴訟請求與爭議焦點密不可分但仍舊不同。

2、將所有爭議都變成爭議焦點。表現在將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也歸納為爭議焦點。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被告保險公司對事故認定、責任比例、傷殘鑒定、各項費用計算均有異議，是否應當全部歸納為爭議焦點？顯然不是，經過庭審調查及現有法律規定，對責任比例，是三七分還是二八分，更多是根據案情進行裁量，不必單列爭議焦點；對傷殘鑒定，被告僅僅是口頭異議，沒有任何證據提交，故根據證據規則，也可以依法對鑒定意見書予以采信，無需更多爭議。總之，爭議焦點來源于爭議，但爭議焦點是被挑選過的重要爭議。

（三）處理好關于爭議焦點的幾對矛盾關系

1、爭議焦點的有與無

是否所有案件都存在爭議焦點？不是。所有案件都有訴訟請求，但有的案件卻沒有爭議焦點。如民間借貸案件，原告要求被告還款，被告辯稱借款屬實，借條真實，但還款能力有限，無法承諾還款期限，那么，此案沒有爭議焦點，只需直接判決支持原告訴訟請求即可；如離婚糾紛，原告要求離婚，被告同意離婚，那么感情是否破裂已不再是爭議焦點，只需查找子女撫養及夫妻共同財產中的是否存在爭議焦點。

2、爭議焦點的多與少

一個案件有多少爭議焦點？沒有答案。爭議焦點的多少跟原、被告分歧密切相關，一個案件，雙方分歧越多，可能爭議焦點越多，當然，爭議焦點的難易與案件本省難易也相關。

3、爭議焦點的靜與動

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絕大部分案件的爭議焦點在法庭調查結束后基本已定，解決這個焦點便可順利結束案件，但是少量疑難案件的爭議焦點卻是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著。如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法庭調查中被告明確表示對原告提交的借條原件真實性有異議，原告陳述是原件，被告辯稱雖然曾經給案外人出具過借條，但原告持有的是復印件，此時，爭議焦點出現：原告提交的借條是原件還是復印件？此爭議焦點是證據爭議，屬事實層面的爭議焦點。于是本案休庭，啟動鑒定程序，對借條筆跡及形式進行鑒定，可庭后不久被告提出，對借條認可，是原件，于是曾經的爭議焦點不再有存在的價值，被告已經認可。隨后，案件再次開庭，被告辯稱，債權轉讓未及時通知，因債權轉讓自通知債務人起生效，此時，新的爭議焦點出現：債權轉讓是否生效？至此，發現爭議焦點不僅會變化，而且有先后順序，在上述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中，如果對借條的真實性不予采信，本案失去了請求權基礎，債權轉讓有效與否已不必談起，只有對借條真實性確定后才可以繼續審理。總之，在相對靜止的庭審中歸納爭議焦點，在絕對變化的案情中調整爭議焦點。

（四）掌握正確有效的的方法

如何準確歸納爭議焦點，離不開對基本法律行為要件的掌握，離不開對具體案情的了解，更離不開一次又一次的庭審積累及庭后的經驗總結。案件爭議焦點往往不是浮在表面上的爭議問題，而是隱藏在爭議的問題之后的雙方矛盾。由此也可見，爭議焦點的歸納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隨著庭審的進展，逐步發現的，具體步驟如下：

（一）明確原告的訴訟請求，找出審理重點

沒有訴訟請求的案件不是案件，忽略訴訟請求的庭審更是盲目的，從立案到結案，都要將訴訟請求牢記于心。要明確原告的訴訟請求，分清是確認之訴、給付之訴還是變更之訴；要明確原告訴訟請求背后的事實依據，主要是證據的采信與否；要明確原告訴訟請求背后是否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如果法律明確規定不予支持，再多的審理，再準確的爭議焦點歸納都是徒勞的。

（二）明確被告的抗辯意見，找出爭議

被告全部認可，無爭議可言，更無從談及爭議焦點，故爭議焦點源于被告的辯稱中的異議部分。具體而言，要分清被告的異議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要分清抗辯還是反訴，切忌要將將本訴與反訴分開審理。另外，要明確被告的辯稱背后有無相應的證據支撐，有無比較明確的法律規定。

（三）基于已查明的案件事實及法律規定，確定爭議焦點

一般而言，經歷上述兩步，基本上能判斷處爭議焦點，但是爭議很多，焦點一定就那么幾個，故還應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即利用排除法及挑重點，選出最后的爭議焦點。要排除的爭議如：與案件無關的爭議，法律已明確規定的事項、證據證明力已經足夠充分的事項等等。挑重點的爭議如：屬于法律行為要件層面的爭議，屬于法律行為生效與否的爭議，屬于法律行為是否完成的爭議等等。

第二篇：關于民商事案件爭議焦點的歸納

關于民商事案件爭議焦點的歸納

所謂爭議焦點，簡單地說就是糾紛的核心，矛盾的交鋒點，案件雙方當事人爭執的問題所在，在形式上是由法官歸納、并經當事人確認的爭點，是引領案件審理、糾紛解決的主線和樞紐，也是體現法官熟悉案情的程度，把握法律與案件聯系的能力的一個突出標志。

但從這次“兩評查”的情況來看，民事案件爭議焦點的歸納仍然是一個比較突出的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爭議焦點的歸納完全依賴于審判人員個人的感覺和經驗，普遍存在籠統，不具體，不準確，或者失之于零亂，缺乏內在邏輯聯系的現象，有的純屬為了有爭議焦點這一環節而歸納爭議焦點，結果使爭議焦點完全失去了引領整個案件審理的應有作用。

究其原因，從表面上看，在于沒有深度閱卷，庭前合議不充分，在庭上對當事人的陳述把握不準確，不全面，沒有及時進行概括歸納，但從根本上看，在于沒有掌握歸納爭議焦點的相關理論，因而沒有掌握歸納爭議焦點的正確方法，所以只能憑個人的感覺和經驗。偉人說過：“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對爭議焦點歸納的認識也是如此。只有對爭議焦點的歸納達到理論認識的程度，才能在這個問題上由自發狀態進入到自覺狀態，才能把正確歸納爭議焦點的偶然性變為必然性。

從大的分類來講，案件爭議焦點包括事實爭議焦點和法律爭議焦點。這樣的分類是由司法裁判的邏輯所決定了的。在成文法背景下的裁判邏輯，是一個形式邏輯的三段論過程，即由成文法確定的法律規范基礎構成大前提，由事實基礎構成小前提，而法律規范本身內在的邏輯結構則設定了推理的基本路徑，因而裁判的過程實質就是一個確定事實，并從成文法體系中選擇與事實最相適應的法律規范，并把這一規范的內在邏輯外化到事實中的過程。受這一邏輯所決定，事實和法律成為案件裁判最基本的兩個要素，并構成爭議的兩個基本范疇。

一、事實的分類與爭議

根據司法裁判的進程和環節，事實可以分為這樣幾類或幾個層次：原生事實、當事人陳述的事實、法庭查明的事實、法律規范設定的事實以及法律事實。

所謂原生事實，就是哲學上的客觀事實，即事物在特定時空的客觀狀況。當 事人陳述的事實，是指當事人根據自身的體驗和其他考慮，向法庭描述的案件事實。法庭查明的事實，是指法庭以雙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和證據為基礎，依據證據規則和程序法查明和確認的事實狀況。法庭查明的事實屬于人認識到的事實，是人依據一定的認識規則，以一定的證據為依托，在主觀中建構起來的事實，它以原生事實為目標，無限接近，但又存在著差別。因為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認識世界，所以查明的事實能夠與原生事實無限接近，人能夠通過查明的事實從整體上把握原生事實，在絕大多數時候是如此的；同時由于人的認識能力有限，因此，查明的事實并不等于原生事實，兩者有時可能存在極大差別，人們在一定的時空內只能接受這種差別。法律規范設定的事實，是指法律規范中設定的事實模式，可以稱之為概念事實。法律事實是指將法庭查明的事實歸類到法律規范中設定的事實模式所形成的事實，是法官能夠直接適用法律規范“處理”部分的對象，其實質是用法律概念對法庭查明的事實加以法律改造或翻譯，使之歸屬于某一概念事實。法律規范中設定的事實與法律事實的關系是屬與種的關系，是抽象與具體的關系。

但是，關于上述分類事實的爭議在性質上并非都屬于事實爭議。原生事實屬于客觀事實，是需要查明的對象。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和法庭查明的事實，屬于認識論意義上的事實，是法庭調查階段的事實，也是真正的事實爭議。而法律規范設定的事實和法律事實，很顯然是屬于法律推理范疇的事實，應當歸入法律爭議，而不是真正的事實爭議。實踐中，人們經常會將這兩部分混為一團，就是因為沒有區分清楚事實爭議與法律爭議的不同性質。

具體來說，關于事實的爭議可分為是全部事實的爭議還是部分事實的爭議；是事實主體的爭議，還是時空的爭議，是行為的爭議，還是結果的爭議；是事實形成的爭議、變更的爭議，還是終止的爭議；是舉證責任分配的爭議，還是舉證責任轉換的爭議；是證據的爭議，還是經驗法則的爭議；是證據三性中合法性的爭議、真實性的爭議，還是關聯性的爭議；是經驗法則中的科學判定的爭議，還是自由心證的爭議。究竟屬于哪一種或哪幾種爭議，只能根據具體案件來確定。只有把爭議根究到各個環節，才能使爭議具體化、精確化，真正做到“定點清除”，這就是爭議的層次性。法律爭議亦是如此。

二、法律規范的構成與法律爭議

要分析法律爭議，首先就要了解法律規范的構成。一般來說，一個完整的法律規范在結構上包括假設和處理兩部分。假設又包括主體、行為等要素，共同構成法律規范設定的事實模式，有的稱之為“條件”。處理則包括模態和后果，其中，模態是對事實的法律態度，即對之予以肯定，或否定，或放任，多體現為“可以”、“禁止”、“應當”等詞語的使用，有的據此將法律規范分別稱之為授權性規范（或任意性規范）、禁止性規范、命令性規范（有的則認為其中部分應當屬于倡導性規范）。后果即如果主體按照或沒有按照模態去行為時，法律所賦予的權利或者為其設定的義務，即平時所說的法律責任。

但是，在成文法體系中，由于立法效益和技術的限制，法律規范往往并不是以完整形態出現，而是由分散在各處的法律條款共同構成，或者以缺省形態存在──即只有事實、模態或后果中的某一項或兩項，其他內容則以一種隱含的方式存在。比如，“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義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就是一個缺省的法律規范。其中，“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義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構成事實模式，“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是后果，缺省的是“模態”，這個要素是隱含地存在的，即法律對于事實模式的否定性態度沒有明確表示，而是通過設定的后果表現出來的。有時事實模式部分本身也是處于缺省狀態。比如，“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就隱含了一個前提事實，即合同已經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因此，在選擇運用法律規范時，就必須要從眾多法律條款中進行挑選整合。同時，基本的法律規范單元又可以組合成法律規范群，以應對事實的多種變化。法律規范的這些特點決定了法官要對各部門法有系統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夠根據某一個或幾個規范主題詞迅速把相關法律規范聯想和整合到一起，提煉出完整的法律規范。法官異于常人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對法律規范的熟悉程度要遠超常人。

圍繞法律規范這一核心，法律爭議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關于法庭查明的事實應當歸入哪一法律規范管領之下的爭議，這主要是通過對法律規范中設定的事實即概念事實的構成進行分析，并將法庭查明的事實與之比對來實現的。第二類則是關于法律規范后果部分的爭議，即后果設定的內容應當在何種程度何種數量上適用于爭議的糾紛。第三類是對法律規范本身內在邏輯推理的爭議。

具體來說，法律爭議又可以分為：是法律規范假設部分的爭議，還是后果部分的爭議；是同一法律規范的假設部分與后果部分的邏輯關系爭議，還是不同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爭議；是假設部分中主體的爭議，還是行為的爭議，還是方式的爭議；是后果部分中性質的爭議（即模態的爭議，如有效無效，何時生效），還是方式（如責任方式）的爭議，還是程度或數量的爭議，抑或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的爭議；是法庭查明的事實與法律規范假設部分的概念事實是否直接對應的爭議，還是關于它們關系的法律推理的爭議；是推理本身的邏輯的爭議，還是推理的方式方法的爭議。

三、爭議焦點的層層揭示

綜上可見，只有雙方當事人的爭議最終具體到事實或法律規范的構成要素，且不能解決，而需要法官作出裁斷的，才是真正的爭議焦點。由此也可見，爭議焦點的歸納，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淺入深，由粗到精，層層剝筍，逐層深入，一步一步地形成的。理解了這些前提，然后再結合案件審理的實際過程，就可以概括出爭議焦點歸納的基本程序。

（一）明確并固定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是梳理和明確原告訴求所依據的事實基礎。要點是將原告陳述的事實按時間順序或主次順序加以排列和分節。實際就是記敘文的基礎寫作方法，即抓住記敘文的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起因、發展和結果進行展開。關鍵是要理清事實線索和順序。有時當事人會因為各種原因，把事實弄得非常復雜繁亂，這就需要法官有極大的耐心，條分縷析，理清頭緒，分出層次。

二是梳理和明確原告訴求所依據的法律基礎。要點是盡可能將原告所依據的法律規范細化到條款。在實踐中，很多時候當事人并不能明確這一點，即使法官追問也不肯明確，對此只能留待法官在適用法律時作出考慮。

三是明確并固定原告訴請判令的具體內容。應將訴求的具體內容加以條理化，逐項進行確認。最起碼的要求是，要能將訴請判令的內容明確細化到能夠歸入確認之訴、給付之訴還是變更之訴的范疇。如果不能歸入到這些訴的范疇，這個訴的性質就不明白，審理就會失去基本的方向。這是成文法背景下訴的格式化歸類所必須的。有的當事人出于文化水平和認識原因訴訟能力不足，不能做到這一點，法官就應當引導其逐步加以明確。

（二）明確被告的抗辯意見。

一是梳理并確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事實基礎是承認還是否認，是全部承認還是部分承認，分歧在哪里，被告有無提出新的事實基礎。

二是梳理并確定被告對原告提出的應適用的法律規范基礎有無異議，異議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其認為應當適用的法律規范條款是什么。

三是明確被告抗辯請求的具體內容。將抗辯請求的內容加以梳理，并將其與原告訴請判令的具體內容逐條對應起來，并加以條理化。同時，要分清其請求僅僅是抗辯還是包含有反訴，避免把抗辯與反訴混同。如有反訴，應另行依上述基本程序梳理。

一般的做法，是通過這一個分析過程，將原告訴請判令的具體內容與被告抗辯的具體意見進行比對，把雙方有分歧和不一致的地方找出來就確定為爭議焦點了。但是，還只是對雙方意見的初步的剖析和歸納，這樣歸納出的爭議焦點還比較寬泛，不夠具體，針對性不強，大多數時候雙方的觀點形不成交鋒。同時，這樣歸納出的爭議焦點缺乏適法性，沒有與法律規范相聯系，對適用法律起不到指引作用。因此，這一步所剖析出來的爭議焦點只能作為第一個層次。

（三）厘定事實爭議焦點。

根據雙方關于事實的陳述，結合事實的分類，找出具體的分歧所在，即為待證事實，此為事實爭議焦點的第一個層次。然后分析待證事實是屬于積極事實還是消極事實，并進一步分配舉證責任，這構成事實爭議焦點的第二個層次。最后根據圍繞待證事實舉證質證的情況，厘定出關于證據的爭議，構成事實爭議焦點的第三個層次。

（四）厘定法律爭議焦點。

如果當事人對于適用的法律有明確的意見的，則可以根據雙方的意見，厘清法律爭議的層次，查出爭議的所在，即為法律爭議焦點。如果當事人對適用的法律沒有明確的意見的，首先要把法庭查明的事實與相關的部門法聯系起來，再從中尋找相關的法律規范，然后分析法庭查明的事實是否可以歸入法律規范設定的概念事實，這是法律爭議焦點的第一個層次。這個層次又可能轉化為對法律規范設定的概念事實的構成本身的爭議，這是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對于法律規范后果的性質、方式、構成、變化的爭議。一般地，這三個層次之后，事實或行 5 為的法律效力問題基本能夠得到解決。第四個層次是后果適用于法庭查明的事實時，因具體個案情形的不同有所調整變化的爭議。有時，因為當事人行為的復雜性、變化性，在適用法律規范時，不只是適用單一的法律規范，而是適用法律規范群，這時法律爭議焦點的厘定就更加復雜了，但基本的仍是上面的程序。

依據相應的理論知識，并按照上面的基本程序歸納得出的爭議焦點，本身性質明確，區別清楚，能形成交鋒，與法律規范聯系達到了具體而微的程度，從結構上既便于庭審層次分明，線索清晰，也便于裁判文書的制作；從邏輯上既能夠保證不遺漏當事人的爭點，又能夠保證法律規范適用的準確性。

四、反思庭審結構與體制

爭議焦點歸納的特點，對庭審結構和體制提出了要求。現在的庭審結構很機械僵化，幾乎都是在當事人宣讀完訴辯意見后，即由法官一次性歸納出爭議焦點，然后開始法庭調查和辯論。由于歸納的爭議焦點過于寬泛，導致庭審思路不清，層次不明，耗時費力，調查和辯論往往糾纏在一起，甚至出于各種考慮，任由當事人在庭上漫談，以致辯論時不是重復，就是無語，庭審流于形式，走過場，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功能。其認識上的原因在于對事實爭議和法律爭議的區別不清，沒有進而認識到法庭調查是一個認識事物的過程，而法庭辯論是一個比對事實與規范的過程，前者遵循的是經驗法則，而后者遵循的是語義學法則、解釋學法則，兩者是有根本區別的，同時也沒有認識到爭議焦點的歸納是層層剝筍、逐層深入的過程。其庭審理論上的原因在于抗辯制觀念落實到制度上過于理想化，機械化，完全放棄了法官在庭審中應有的主導權，不能適應成文法的浩繁與當事人法律水平普遍偏低現實的矛盾。庭審結構與體制要符合案件爭議焦點揭示的實際特點，就必須在劃分為事實調查與法庭辯論的大框架下，根據爭議焦點歸納與論證的進程，靈活地加以劃分，同時要加強法官對案件審理的主導權。

第三篇：準確歸納民事庭審的爭議焦點

準確歸納民事庭審的爭議焦點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九條規定了舉證期限及證據交換制度，要求通過證據交換，確定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可見，法官須歸納雙方的爭議焦點，法庭調查也將圍繞雙方爭議的焦點展開。爭議焦點歸納得準確，法庭調查才能把握住案件重點。也就是說，準確歸納了案件爭議焦點，法官就如同找到了開啟迷宮大門的鑰匙一樣，可順利指導當事人完成舉證責任，快速查明案件事實，從而提高庭審質量和效率。因此，作為審判法官，在庭審中準確歸納爭議焦點是其必須具備的能力。

一、當前在歸納爭議焦點方面存在的誤區

民事審判的過程，其實就是發現爭點、固定爭點、處理爭點的過程。實踐中，還存在一些誤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把原告訴訟請求是否應當支持當作爭議焦點，實際上等于沒有確定爭議焦點。例如：原告起訴某鐵路局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要求某鐵路局賠償損失，法官在審理時就不能簡單地將某鐵路局是否應當賠償原告多少元損失作為爭點。而應當認真分析原、被告之間的具體民事法律關系、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法律責任，然后才能確定真正的爭議焦點。原告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是圍繞爭點審理的最終結果，而非爭議焦點本身。

二是遺漏爭議焦點。例如：一起鐵路器材買賣合同案件中，被告買了某鐵路企業的鐵路器材，部分貨款未付，某鐵路企業起訴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貨款。被告辯稱鐵路器材存在質量問題，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貨。若把爭議焦點歸納為被告應不應該支付所欠貨款，筆者認為是不全面的。因為，原、被告雙方在支付貨款問題上發生糾紛，貨款應不應該支付是雙方最大的爭議，但糾紛發生的起因是什么？是鐵路器材的質量確實有問題被告合法行使抗辯權？還是被告以鐵路器材的質量問題為借口拖延支付貨款？原告和被告在鐵路器材質量合格與否的問題上各執一詞，因此，某鐵路企業賣給被告的鐵路器材是否存在質量問題同樣是本案爭議的焦點，查清鐵路器材是否存在質量問題，也是解決本案被告應不應該支付貨款的關鍵。

三是有的案件雖然原告只有一個訴訟請求，但可能存在多個爭議焦點。有人認為，只有一個訴訟請求的案件爭議焦點就不會有多個，其實不然。例如，一起鐵路專用線侵權糾紛。原告訴稱自己對爭議的專用線擁有全部產權，被告未經其同意擅自使用，構成侵權，被告答辯稱，原告請求無理，要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有三點：

一、自己合法擁有鐵路專用線一半產權；

二、被告使用該專用線是經過原告同意的；

三、原告起訴已經超過訴訟時效。若不善于分解問題，只簡單歸納成被告是否構成侵權一個焦點，就是錯誤的。本案有三個爭議焦點：一是原告的起訴是否超過時效，是否存在仲裁時效中斷的事由；二是被告使用該專用線是否經過原告同意；三是原告是否擁有鐵路專用線全部產權。

二、正確歸納爭議焦點之我見

首先，要明確爭議焦點的概念。

民事訴訟中的爭議焦點，貫穿民事審判的整個過程。所謂爭議焦點，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之意見相反、影響案件處理結果的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問題。爭議焦點有三個特征：①當事人對其存在與否、應當適用與否持相反意見，爭執不下；②屬于事實問題或者法律適用問題；③對案件的處理結果有法律上的意義。因此，當事人在案件細枝末節上的爭議和與案件處理結果無關的爭議，不應列為爭議焦點。

其次，要善于總結才能提高正確歸納庭審爭議焦點的能力。

爭議焦點的確定與法官對法律適用的理解能力和對案件的事實認定能力密切相關。這就要求法官要在審判實踐中多總結經驗。爭議焦點是隱藏在爭議的問題之后，導致糾紛發生的“癥結”，不是浮在表面上的爭議問題。因此，不斷總結審判經驗對于一個法官的成長非常必要，但審判經驗不是審的案件數量多就自然有的，還需要法官在審判實踐中善于總結。

最后，要建立強制答辯、固定爭點的訴訟制度，為法官正確歸納庭審爭議焦點提供制度保障。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強制答辯制度，僅規定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之日起15日內提出答辯狀，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案件的審理（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三條）。可見，我國民事訴訟法關于被告答辯的規定，是賦予被告一項訴訟權利而不是一項訴訟義務。被告在法定期限內不答辯，固定爭議焦點就無從談起。實行強制答辯，將答辯規定為被告的訴訟義務，就便于盡早確立爭議焦點。在強制答辯程序之后，應當再規定一個固定爭議焦點的訴訟程序，就是法官可根據原告起訴和被告答辯，組織雙方到庭，共同確認案件爭議焦點，記錄在案，開庭審理也只對爭議焦點進行。通過上述制度的建立，就能夠保證在庭審前及早確立爭議焦點，便于庭審高效進行。

第四篇：爭議焦點公務員參股是否受法律保護

爭議焦點公務員參股是否受法律保護

今年2月2日，一審判決后，被告煤礦方不服，上訴至榆林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榆林中院撤銷橫山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張繼峰夫婦要求確認其在宋家溝煤礦持有10%股份及要求分紅1100萬元的訴訟請求，并承擔一審二審訴訟費用。記者采訪中了解到，此案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就是身為公務員的法官張繼峰到底能否入股煤礦的問題。

在一審的判決書上，法院認為，禁止公務員入股辦企業是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合同是否有效，應當適用《合同法》規定的效力性強制規定，《法官法》《公務員法》并不調整民事活動，而原告只是在陳某名下的隱名合伙人。因此，原告不是煤炭企業的主管，并沒有依職權直接參與辦煤礦，原告沒有違反《合同法》規定的合同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故，原告民事合同主體成立。

煤礦方認為，張繼峰是國家公務人員，以其身份，是不能從事營利性的經營活動的。根據《關于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問題的通知》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投資入股煤礦，已經投資的應當撤出投資。因此上訴人認為，當時給張繼峰夫婦的錢就是國家出臺政策后的退股及紅利。

張繼峰一方則認為，我國《公務員法》是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但這個規定形式上是從權力管理角度對公務員私法行為資格進行限制和剝奪，只是權力內部管理規定，不產生對外效力。公務員作為自然人進行的民事活動和效力應當依據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人身關系的民事法規來認定，違反《公務員法》的管理性規定并不必然導致當事人的民事行為無效。因此，當事人的作為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應受保護。況且，張的妻子王和霞并非法官也非公務員，其投資權益更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5月17日，本案又因故被推遲。昨日，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樓曉認為，張繼峰作為煤礦的隱名合伙人入股，且在煤礦方拿不出證據證明張繼峰已退股的情況下，煤礦方就應按照煤礦的收入比例支付相關紅利；而對于其存在的參股煤礦的行為，應該按照《公務員法》及《法官法》關于國家公職人員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等相關法律規定，對其進行處罰。本報記者劉立春

新聞背景

200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聯合發出《關于清理糾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問題的通知》。

該通知要求，凡本人或以他人名義已經投資入股煤礦（依法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各級黨的機關、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投資入股煤礦的人員，要在2005年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資，并向本單位紀檢監察或人事部門報告并登記，注明投資單位、投資時間和數額、資金來源以及撤出資金的證明等。各單位紀檢監察或人事部門要于9月25日前將本單位清理糾正情況報當地清理糾正工作小組。要求各地清理糾正工作于當年10月15日結束。

第五篇：QFII稅收制度的現狀及征稅與否的爭議焦點

QFII稅收制度的現狀及征稅與否的爭議焦點

（By未名明德，2012年4月26日）

近期，有關財稅部門將出臺向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取得的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低買高賣獲得的投資差價收益）征收企業所得稅（又稱“資本利得稅”）的報道引起市場人士的廣泛關注。根據相關報道，征稅的草案在2011年下半年就已擬定，目前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正在征求其他監管部門的意見。因此，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是否征稅以及如何征稅這一一直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有望近期塵埃落定。

中國當前對QFII征稅有哪些法律上的規定？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征收企業所得稅存在哪些法律或技術上的難點和爭議焦點而導致該問題長期未決？對QFII征稅將對證券市場帶來怎樣的影響？明德稅務將在下文中對上述問題予以簡要分析。

中國當前有關QFII征稅的相關規定

QFII在中國境內主要通過如下三種途徑獲取收益：從持有股票的上市公司取得股息或紅利形式的分紅收益、從托管銀行獲取利息收益、以及在證券市場買賣A股取得的資本利得收益。根據相關規定，QFII的上述行為主要涉及繳納所得稅和營業稅的問題。

1、營業稅

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享受免征營業稅的優惠。根據2005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的《關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營業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55號，該文件當前仍然有效）的規定，對QFII委托境內公司在中國從事證券買賣業務取得的差價收入，免征營業稅。

2、所得稅

QFII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需要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但相關稅收協定/安排另有規定的除外。2009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關于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進一步明確了QFII取得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息、紅利和利息收入，應當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繳納10%的企業所得稅，由企業在支付時代扣代繳；需要享受稅收協定優惠待遇的，可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

從《企業所得稅法》的層面分析，中國有權對QFII從中國境內取得的各種所得，包括買賣A股獲得的資本利得征稅。對QFII征稅問題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于如何對QFII買賣股票所獲取的資本利得征稅。鑒于相關稅收法規對此缺乏明確的指導和規范，實踐中很少有QFII就此資本利得實際向稅務機關繳納所得稅。同時，出于謹慎考慮，QFII和托管銀行普遍的做法是，在QFII賬戶中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預提了10%的稅款。

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征稅的爭議焦點

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如何征稅的爭議焦點主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1）QFII的納稅主體資格問題，即QFII作為非居民納稅人，是否屬于在中國境內構成常設機構的非居民企業；（2）如何計算應納所得稅額。這個問題涉及在哪個期限內計算確定QFII買賣A股的盈虧、該期限產生的虧損是否可以向后結轉，以及虧損結轉是否有期限限制；（3）QFII是否可以根據稅收協定的規定，就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申請稅收協定待遇；（4）對QFII征稅的規定，是否會追溯適用至2008年之前。

1、QFII的納稅主體資格問題 《企業所得稅法》將納稅人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兩類。居民企業對來其自于世界范圍內的所得在中國負有納稅義務，而非居民企業則僅就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負有在中國境內納稅的義務。

QFII作為經證監會批準并在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的額度內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境外機構，屬于非居民企業納稅人。QFII通常并不派人對QFII賬戶進行管理和操作，而是主要通過在境內托管銀行開立托管賬戶并委托證券公司進行市場操作的方式來運作。因此，QFII一般被認為是在中國境內沒有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根據《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一般原則，作為在中國境內沒有機構場所的非居民企業的QFII，需要就每筆買賣A股獲取的資本利得“單筆”征收10%的預提所得稅（稅收協定另有規定的除外），且虧損不允許結轉抵扣。很明顯，這種單筆征稅的方式不但不合理，且由于QFII賬戶可能交易頻繁，會對稅務機關的實際征收管理帶來很大的困難。

如果QFII派人在中國境內對證券市場和股票從事研究或對證券交易發布交易指令，而在境內停留超過一定的期限（如根據可適用的稅收協定，這些人員在任意12個月內在中國境內停留的時間超過183天），則QFII可能被認定為在中國境內有“常設機構”的非居民企業。如果QFII被認定在中國境內有常設機構，則歸屬于常設機構的所得（包括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和QFII取得的利息收入）需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

同時，如果QFII被認定為在中國境內有常設機構，則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26條第3項的規定，QFII從上市公司分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應屬于免稅所得。這個結論似乎與國稅函[2009]47號文的規定有些不一致。國稅函[2009]47號文僅規定，QFII取得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息、紅利和利息收入，應當繳納10%的企業所得稅，并沒有提及上述免稅的情形。我們認為，這種不一致是由于國稅函[2009]47號文并沒有考慮QFII在中國境內構成常設機構的情形。國稅函[2009]47號文的規定是基于QFII在中國境內不構成常設機構的假定。根據我們從非正式渠道了解的消息，國家稅務總局傾向于根據QFII在中國境內是否構成常設機構（有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時）或是否有機構場所（無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時）將QFII分為在中國境內沒有常設機構的非居民QFII和在中國境內有常設機構的非居民QFFI，從而適用不同的征稅規則。

2、QFII應納所得稅額的計算

我們認為，考慮到QFII的證券交易可能較為頻繁，且“單筆”交易有贏有虧的實際情況，對在中國沒有常設機構的QFII而言，可以參考對居民企業按年計算的方式來計算其買賣證券所獲得的資本利得應繳納的所得稅。虧損應允許無限期向后結轉直至QFII清算，或規定允許在規定期限內（如之后的5個連續納稅內）向后結轉。

其實，對QFII買賣A股的資本利得征收所得稅并非沒有先例。根據2011年1月份《中國稅務報》刊登的《雷曼公司在中國繳清最后一筆稅款》的報道，北京市國稅局在2010年確認雷曼公司在2004年至2009年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QFII實現的資本利得金額約為人民幣39.95億元，并因此對資本利得征收了約3.99億元人民幣的非居民企業所得稅。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該報道，北京市國稅局在對雷曼設立的QFII的資本利得征收所得稅時，是選擇在清盤環節一次性計算QFII買賣股票的盈虧。這似乎表明，稅務機關可能會允許虧損無限期向后結轉直至QFII清算注銷。

3、稅收協定優惠條款的適用

中國當前已與90多個國家或地區簽訂有稅收協定/安排。一些稅收協定/安排對符合條件的非居民企業轉讓境內公司的股權規定了免稅的優惠。例如，中美之間《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規定，如果締約國一方居民公司持有締約國另一方的居民公司的股權低于該公司股票總額的25%，則轉讓方的股權轉讓所得不需要在被轉讓企業所在國繳納所得稅；但如果被轉讓公司的財產主要直接或者間接由位于該國的不動產組成，則即使轉讓方的持股比例低于25%，也可能需要在被轉讓企業所在國繳納企業所得稅（如被轉讓企業位于中國，轉讓方需要就資本利得繳納10%的所得稅）。

根據從非正式途徑了解的消息，國家稅務總局的相關官員傾向于認為QFII可以就股票轉讓資本利得申請稅收協定/安排待遇。如果QFII可以就股票轉讓資本利得申請稅收協定/安排待遇（即持股25%以下的股份轉讓免稅優惠），因為相關法律規定單個QFII持有單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過10%，這相當于對設立在與中國簽訂有股權轉讓優惠的稅收協定/安排的國家或地區的非民企企業從QFII賬戶獲得的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給予免稅待遇。對于設立在與中國沒有簽訂稅收協定/安排的國家或地區的非居民企業，或雖有稅收協定/安排但沒有規定免稅優惠的非居民企業來說，需要就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繳納10%的所得稅。

同時，對于申請稅收協定/安排待遇的QFII，稅務機關可能要求其說明是否被轉讓公司的財產主要直接或間接由位于中國的不動產組成，這將增加QFII申請稅收協定/安排待遇的難度。

4、QFII資本利得征稅規則的追溯效力 如果對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征稅，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該征稅規定是否適用于2008年之前QFII買賣股票獲得的資本利得？

2008年1月1日新的《企業所得稅法》生效之前，原來適用于QFII投資者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原則性地規定了外國投資者轉讓境內公司股權所獲得的資本利得屬于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需要在中國境內繳納所得稅。但對于如何具體計算征收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應納的所得稅同樣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因此，如果稅務機關對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征稅追溯適用于QFII在2008年之前的交易，并不是完全沒有法律依據。而且，從報道的雷曼案例來看，北京市國稅局稅務機關正是在雷曼QFII的清盤環節一次性計算QFII自2004至2009年的資本利得從而計算繳納所得稅。

智庫觀點

在當前證券市場低迷的情況下，對QFII的資本利得征稅的政策無疑是個利空。根據我們的了解，證監會對當前征收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稅持謹慎態度。但我們認為，由于大部分QFII對征稅已有準備且預留了10%的稅款，因此征稅并不會對廣大的QFII投資者及證券市場產生大的不利影響。

相反，無論最終的政策是征稅與否，稅收政策的確定性對QFII投資者的意義可能遠超10%的稅收成本。根據QFII業內人士的觀點，稅收政策的不確定不但可能影響QFII的募資，也給QFII 計算和匯出利潤帶來很大困難。從這個角度講，QFII稅收政策的確定性無論對QFII投資者還是證券市場來說都是個利好。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近段時間有關對QFII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征稅的消息頻現各種媒體，但在具體的政策出臺之前，是否征稅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變數。但無論如何，相關的政策制定者都應盡早明確對此問題的稅收政策，以給QFII投資者和相關的市場參與者更明確的預期，從而更好地促進證券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