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決企業內部矛盾糾紛心得

解決企業內部矛盾糾紛的心得

【摘 要】在國有企業近二十年的改革發展和經營拓展過程中，由于新舊觀念碰撞、切身權益沖突、經濟利益摩擦等原因引發的職工與企業，職工與職工之間的矛盾糾紛時有出現，筆者從數十年的綜治維穩工作中總結出樹立權威、講究策略、依法而行、重在疏導的矛盾糾紛調處經驗，成功地守住綜治維穩的最后防線。在國有企業近二十年的改革發展和經營拓展過程中，由于新舊觀念碰撞、切身權益沖突、經濟利益摩擦等原因引發的職工與企業，職工與職工之間的矛盾糾紛時有出現，這些矛盾糾紛雖然發生企業內部，影響局部，表現不激烈，但是如不及時解決，也可能激化升級，從而影響企業的穩定發展和社會和諧。筆者所在的建筑企業，近年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維穩是第一責任”，努力將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從而促進了企業的穩定和發展，并多次獲得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的榮譽。結合多年的工作實踐，筆者認為，企業內部矛盾糾紛在所難免，作為綜治維穩工作的責任部門，關鍵在于提高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的質量和效率，為企業經營發展提供和諧發展的內部環境。

一、樹立權威，使被調解者信服

我們去調處群眾性矛盾糾紛時，扮演的是仲裁者角色，仲裁者有權威，被仲裁的雙方才能服氣。而要樹立權威，調處人員本身必須做到：

（一）律己正人，依法而行

糾紛一方或雙方往往認為自己利益受損，需要依法維權，這“法”是指廣義的法，即除了法律法規，還包括雙方都要遵守的民約、規則。因此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的立足點必須合法合理。首先調處過程和手段要合法。屬人民內部矛盾糾紛才能進行調解，應追究刑責的就不能用調解，敵對的矛盾更不能調解。調處應用以理服人之法，不能用以勢壓人的手段；其次是作出仲裁處理要依據相關法規和條約。對合理合法的訴求給予滿足解決，對無理要求則萬不可無原則遷就，糾紛一方或雙方若觸犯刑律的，就應交由司法機關依法對其作出處理。

（二）公正廉明，以德服人

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廉潔，就能產生威信，要不偏不倚才能端平一碗水，如果仲裁者偏袒一方，有失公道，就會從仲裁者的地位上滑到對立面一方，使沖突更加復雜化。“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糾紛雙方的陳述，往往是趨利避害，往往說自己是而對方非，因此在調處矛盾糾紛時，一定要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只聽一面之詞而武斷去仲裁，往往會造成錯誤的后果，留下更為復雜的后遺癥。調解人員要想讓人口服心服，除講情、講理外，還要講德。德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你講的道理，要求大家所做的事情要符合德的標準。二是調解人員本身要有德，只有調解人員本身具有較高的品德和人格，遇事能襟懷坦白，公正無私，言行一致，處事能夠做到先公后私、大公無私，既示之以行，又昭之以德，這樣必具有較強的感召力和親和力，使人心悅誠服。

（三）幫助解難，增加信賴

對糾紛一方或雙方解決糾紛存在實際困難的，調解者應想方設法為其解決，超出能力范圍的可幫助其聯系有關單位或部門給予解決。幫助他們解決難題，不必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只要盡力就行。調解者既做思想政治工作，又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說明調解者對糾紛雙方幫助，不只是在口頭上，更在行動上，這樣做可以感人，令糾紛一方或雙方對你產生感激與信賴，調解往往就能收到良好效果。例如2003年小包工頭韓某與幾名班長及工程項目部就計件工資結算產生糾紛，韓某與幾名班長投訴項目部克扣工資。我們介入調解后，經過聽取各方陳述和詳細分析后，發現造成糾紛的原因是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項目與韓某管理都存在不到位，分工不合理，有誤工現象；二是工人本身工作效率低、質量差，返工多，但并非工程項目部克扣。據此，我們依據項目部與韓某及韓某與班組長簽訂的協議和各自應承擔的責任，為他們作出仲裁，并出面向工人作了解釋，糾紛得到解決。盡管調處的結果并未達到韓某的最初要求，但由于我們秉公辦理，獲得了矛盾雙方的信任和接受，事后韓某還專程給我們贈送“公斷糾紛，媲美法官”的錦旗。

二、對癥下藥，找準突破口 有因才有果，調處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分析矛盾糾紛產生的原因，根據不同的原因，才能采取不同的調處方法，即是“對癥下藥”。如果找不到原因，調處就無從下手，找到原因就能找到突破口，找到突破口，往往能很容易攻陷難題。筆者所在的國有建筑企業常見矛盾糾紛可劃分為以下幾類：

（一）勞動關系終止或轉移的出現的矛盾糾紛；

（二）“五險一金”購買和工資結算支付出現矛盾糾紛；

（三）工程款、材料款結算支付出現的矛盾糾紛；

（四）退休工人社會化管理過程出現的矛盾糾紛；

（五）歷史遺留的員工福利待遇、集資建房矛盾糾紛；

（六）員工（包括農民工）之間打架斗毆出現矛盾糾紛；

（七）其它矛盾糾紛。

上述幾類矛盾糾紛，多數為切身利益問題沖突，職工思想觀念的碰撞、經濟利益的摩擦導致。其中，第（一）、（二）、（三）類的原因是違約，多是由于一方違反合同、協議，無履行合約而引發的，這類矛盾糾紛調處最好有合同、協議涉及的單位、部門以及工會組織介入處理，按原合約執行。第（四）類原因是利益沖突，往往是雙方為維護各自局部利益而產生，調處的關鍵在于使雙方利益得到保障。第（五）類原因是歷史遺留，是由于時過境遷，主客觀條件和環境條件變化使原定政策、規制無法執行而使原政策、規制受益者的利益受損而導致的，調處的關鍵應引導利益受損方尊重歷史事實，適應環境，同時促另一方盡可能作出適當補償。第（六）類原因較為復雜，有的是因誤會造成；有的是因報復產生；還有的是因派性紛爭導致。誤會造成的多是由于信息溝通不暢，講話用詞不妥造成誤解、猜疑而產生的，調處關鍵應向雙方說明真相；因報復而產生的，多是由于成見、嫉妒、敵視和報復心理，并因某一具體事件而引發的，調處關鍵在于明確指出報復他人一方行為不但于情于理不合，還存在違法性；派性紛爭導致的，則多數是由于“哥們義氣”、“打抱不平”、“老鄉幫老鄉”等引起的，這類糾紛涉及的人較多，調處較困難，調解時應說明真相，指出江湖義氣的危害。

三、把握原則，巧用策略方法

原則就是人們說話與辦事依照的法則；策略，即用計策、謀略；方法就指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采取的途徑、步驟、手段等。在調處矛盾糾紛時，如果能把握好原則，正確運用一些策略方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對群體性矛盾糾紛的調處，宜散不宜聚，重在分化，各個擊破。當矛盾糾紛雙方或一方為涉及多人、多單位的群體時，不能當著眾人做說教工作，因為人多意見就多，七嘴八舌，難以統一，即使你講得有理，當中認同的人也常常難以在眾人面前表示支持；相反，一旦有人別有用心起哄、煸動，場面就難以控制，他們會眾口一詞，把無理變成有理。此時要遵從“宜散不宜聚”原則，避免他們扭成一股繩，應化整為零，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辦法。可以要求雙方派出談判代表，或在對眾人作迅速的觀察、摸查、分析的基礎上，找出個別有認識、有覺悟、不十分激進、估計容易接受調解條件的人作為突破點，從易到難，分別談話，個別達成協議，最終實現整體調解。例如曾有一宗275名職工住戶代表為集資房的建造、維修及房產證等問題聯名信訪，企業最初為了統一答復而召開住戶大會，結果一些職工和幾個外單位的職工家屬歪曲煸動，造成不明真相的住戶烘動并追打會議主持人，場面一度失控。這就是典型的違反“宜散不宜聚”原則。后來企業改變策略，采取與選出的代表談判，并分別做骨干職工的思想工作，廣為宣傳當時房價上升的市場形勢，切實為住戶解決房屋的水電問題，使他們感受到企業解決問題的誠意，最終息訪罷訴。

（二）對有形成死結趨向的矛盾糾紛調處，宜解不宜結，重在疏導，活血化瘀。矛盾隔閡往往不是一下子產生，糾紛也不是一下子激化，總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由小到大、由潛到顯的過程。企業內部的矛盾糾紛，大多數是很小的事情，是初起矛盾，通常僅是一方或雙方的人思想不通，無法達成共識才有所謂矛盾糾紛。在這個時候，需防止簡單問題變為復雜問題，個別問題變成群體問題，調處人員要本著“宜解不宜結”的原則，注意緩和矛盾，打開死結，避免沖突，運用思想教育、政策攻心等辦法進行正面教育。思想教育，就是要求調解人員要用自己的真情感化人，用有力的道理說通人，用高尚的人格誠服人，用靈活的方法疏通人的思想，醫治人的“心”病。政策攻心，是指調解人員應向違法的一方講清政策法規，利用法律威懾力和政策處理上的寬嚴差別，突破其心理防線，促使其認識錯誤，接受處理。通過上述既疏且導的辦法，使雙方思想開通，矛盾得以化解。

（三）對沖突性明顯、情緒激動的糾紛調處，宜順不宜激，重在消氣，冷卻降溫。

有些糾紛是不能“熱”處理的，因為這些糾紛往往沖突明顯，雙方開始很激動，正在火頭上，不易考慮別人的意見，任何說教都無濟于事，如果立即進行調解，不但收效甚微，搞不好還會火上加油，此時要遵從“宜順不宜激”的原則，用轉移或暫時擱置來冷卻降溫，消氣息怒，即設法將雙方暫時分開，避免接觸，設法轉移雙方注意力，弱化乃至減輕矛盾，待雙方冷靜下來再調解。此過程，調解人員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語言、行為，設法避開焦點，防止正面沖突，這樣才能“降溫消氣”，有效地控制事態向惡化方向發展。例如在處理工地民工打群架時，我們往往先不表態誰是誰非，而是把兩班人分開，必要時把其中一幫人撤離現場，同時將受傷人員送醫院治療。當肇事者見到惡果，出現思想觸動，無過激言行時，我們才組織調解，指出危害，分析原因，確定責任，提出意見或作出仲裁，這樣調處往往比較成功。

矛盾糾紛是多種多樣的，調處策略方法也是很多的，除上述方法，我們還常對一些棘手糾紛采用“外圍造勢，迂回突破”辦法；對一些存在以我為中心，只考慮自己利益的糾紛采用“互換立場，彼此退讓”辦法；對一方或雙方陳述存在明顯矛盾的，采用“誘敵深入，欲擒故縱”，利用矛盾解決矛盾辦法；對無原則性的，難辯是非分明的糾紛，采用“攪拌稀泥，各打五十”辦法等等，但應知道，沒有一種是通用的，不可能套定用哪一種或幾種模式，要視實際情況靈活運用。調處應弄清原因，針對不同情況，依情施策，并且公正去仲裁，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篇：公司內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

公司內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

一、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堅持“統一領導，協調有力，職責明確、運作規范、工作高效”原則，全員參與，齊抓共管。

二、健全領導責任機制。建立領導責任制，形成總經理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負責，社會服務管理辦公室牽頭協調，做到工作靠前，督辦調處有力，矛盾糾紛疏導化解成績明顯。

三、健全道德法制教育機制。使公司員工恪守社會美德和知法、懂法、守法，把全公司員工的道德法制教育與化解內部矛盾糾紛結合起來，使大家學會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糾紛，真正把化解矛盾糾紛納入法制軌道，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四、健全制度運作機制。公司調解員對單位發生的糾紛情況和可能發生糾紛的苗頭、隱患，要深入進行排查調處，對每起糾紛要實行包案調處制度，做到“三定”、“三包”，即定牽頭領導，定責任人，定辦結時限和包調處，包跟蹤、包反饋。

五、建立調處工作報告制度。上報材料包括調解數量，主要類型，糾紛的特點、動向和規律及解決辦法，預防措施等。

第三篇：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解決的一點心得

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解決的一點心得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大量農民離土離鄉，成為城市或農業產業工人，造成了大量農地的閑置，農村土地的流轉變得頻繁。特別是十七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規定允許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將極大地推動農村土地的流轉。隨著農村土地的流轉，產生了一種新的現象，即作為土地承包人的農民并不實際耕種土地，而實際耕種人也并非土地承包權人。這也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法律問題，如何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與土地實際使用人相分離的情況下，保護土地承包權人的利益。

下面一件事就比較有代表意義。十幾戶村民于2002年分別與本村村民孫某簽訂合同，采用轉包的方式將其所承包的土地流轉給孫某，合同有效至2027年，合同當時并未約定流轉費用。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村內的土地價值不斷增高，這些村民認為土地不應該再免費給孫某使用，要求孫某按照指導價格支付流轉費。但孫某不同意，認為依據合同，他沒有付款義務。于是，這十幾戶村民聯名要求調解。我站詳細了解糾紛情況，多次前往法院進行咨詢。最后給出如下調解意見：（1）從土地使用權流轉合同上看，合同有雙方當事人的簽名，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且在程序上也不存在問題，因此合同本身在效力上是不存在問題的。（2）雖然合同并沒有約定流轉費用，但是根據《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應當遵循平等協調、自愿、有償原則，土地承包權的流轉應為有償的。現土地承包權人對于流轉費用提出請求，是于法有據的，應當得到支持。（3）從合同本身來看，未約定流轉費用明顯損害了土地承包權人的利益，違背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因而從民法角度上出發也應該賦予土地承包權人土地流轉費用的請求權。

在上述調解意見的基礎，并耐心地做雙方當事人的工作，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從2008年起，孫某以每畝400元/年的價格向農戶支付流轉費。

土地問題是一個宏觀的、系統的問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土地法》、學習《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掌握最新的土地政策，把握新特點。但是《土地法》、《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為調解土地關系的一個基本法律和方針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宏觀性、概括性、抽象性太強，制度性和可操作性不強，無法面面俱到等缺陷，僅僅依據《土地法》無法解決所有的土地問題。因此我們不僅需要學習《土地法》，掌握我國的基本土地政策，也需要學習作為《土地法》細化和具體化的其他土地法律法規，包括《土地承包法》、《房地產管理法》等等，更需要學習和了解民事法律的原則和制度，以形成保護土地權利人的完整的法律體系，更好地保護土地權利人的正當權益。

第四篇：企業內部矛盾調排工作方案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企業生產活動安全順利舉辦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根據縣《關于集中組織開展排查調處矛盾糾紛、排查整治治安混亂地區和突出治安問題活動》文件精神，為認真落實公司內部的矛盾糾紛排查工作，按照鎮綜治委文件要求，現就我廠關于集中開展排查調處矛盾糾紛活動制定了本方案。

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七大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維護社會穩定為目標，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縣綜治委的工作部署，認真扎實開展排查調處矛盾糾紛，切實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確保公司工作順利開展，構建和諧平安社會。

目標任務

通過開展排查調處矛盾糾紛，進一步提高各類矛盾糾紛和處置能力，要實現“五無”工作目標，即無刑事案件發生、無治安案件發生、無災害事故發生、無越級上訪事件發生，無參與邪教組織人員和邪教組織活動。整體工作績效要實現“五個”提高，即：維護社會穩定能力明顯提高；社會治安防控能力明顯提高；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水平明顯提高；執行政策法規的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明顯提高。

主要工作和措施

（一）深入扎實地做好矛盾糾紛排查工作。及時準確排查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各種矛盾糾紛，是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前提和基礎。要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全面掌握本單位矛盾糾紛的總體情況，完善預警預測分析機制，及時發現矛盾糾紛的苗頭和隱患，尤其對可能引發重大治安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的苗頭要高度警惕，及時列入排查調處工作日程，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摸清情況，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工作措施，堅決防止形成現實危害。要堅持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把系統全方位、多層面地深入開展調查摸排，切實把各種不安全、不穩定的矛盾和問題排查徹底，為解決矛盾和問題打下堅實的基礎。要認真抓好重點區域和重點矛盾糾紛排查工作，組織工作組深入基層，通過走訪用戶、接待用戶來訪、召開大客戶及行風監督員代表會議等辦法，進行摸排梳理，擴大排查的覆蓋面，確保把已經發生和正在醞釀的矛盾糾紛一件一件搞清楚，不留盲點和死角。對于排查出的矛盾糾紛和問題隱患，要逐一進行登記建檔，歸類梳理，逐件落實責任單位和責任人。

（二）切實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要切實解決一批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對于排查出來的重大、復雜、疑難矛盾糾紛，要實行領導包案、掛牌督辦，由公司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領導組協調有關部門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調處解決，切實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對于短期內難以徹底化解的矛盾糾紛，要積極主動地做好群眾思想工作，幫助群眾解疑釋惑、理順情緒、排憂解難，同時要逐一落實措施，防止矛盾積累，防止矛盾激化，防止矛盾匯集到上級。

（三）充分利用調解手段化解矛盾糾紛。要增強調解意識，堅持把調解作為化解矛盾糾紛的主要手段，在集中排查調處矛盾糾紛活動中進一步完善大調解工作格局，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要增強工作主動性、積極性，引導群眾互諒互讓、平等協商，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消除分歧和隔閡，真正達到定分止爭、息事寧人的目的。要堅持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和疏導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教育引導群眾通過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從實際出發考慮問題，妥善解決矛盾糾紛。同時，要堅持依法按政策辦事，防止為求得一時一事的解決而引起攀比和引發新的矛盾。

（四）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單位要以這次集中活動為契機，及時總結基層典型經驗做法，固化有效工作模式，進一步整合綜治、維穩、調解、信訪等方面的工作力量和社會資源，健全完善相應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著力構建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緊密協調配合、聯調聯動的大調解工作格局，切實形成及時、就地解決矛盾糾紛的長效工作機制。要充分發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個平臺的作用，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化解社會矛盾糾紛。要努力推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的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為實現全面、動態、可持續的和諧穩定打牢基礎。

（五）加強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構建治安防范的長效機制，繼續深入貫徹落實鎮綜治委《關于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精神，把思想認識、工作重點、力量配置、經費投入等切實轉移到預防為主上來，構建有效預防和及時發現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社會治安防范體系，完善公司治安防控網絡。認真貫徹落實xx發布的《企事業單位內部治安保衛條例》，定期對單位內部進行安全檢查，不斷提升技術防范水平；扎實開展安全文明住宿小區創建活動，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堅決抵制和打擊黃、賭、毒等社會丑陋現象，反對邪教。

（六）建章立制，落實工作制度，逐步健全開展排查矛盾糾紛的各項工作制度，落實工作機制。公司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聯席會議主要研究重大矛盾糾紛和階段性工作意見，由分管領導召集，公司矛盾糾紛排查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需要配合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聯席會議辦事機構設在公司綜治辦。聯席會議一般每半年召開一次，因工作需要，可臨時召開，聯席會議議定的事項，各單位應當認真貫徹，綜治辦加強督查。一旦發生突發性、群體性和其他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矛盾糾紛，所在部門應立即向綜治辦報告，各單位每月向綜治辦報告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情況。經排查沒有發現矛盾糾紛的，也應當記錄在案，并向綜治辦書面零報告。綜治辦將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作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管理的重要內容，每年組織1-2次專門檢查或結合綜治目標管理檢查對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情況進行檢查通報，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結果作為綜治評先表彰的重要依據。

矛盾糾紛排查調解是綜治辦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我們除健全了矛盾糾紛排查調解工作機制外，按照“預防為主、教育疏導、依法處理、防止激化”的原則，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基層，抓早抓小抓苗頭。注意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協助

做好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工作，為確保我廠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第五篇：企業知識產權糾紛的多元化解決

企業知識產權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淺析

廈門大學2008屆法律碩士張福興

聯系方式：snowcoco1213@hotmail.com

【摘要】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企業視角中的知識產權糾紛存在其特殊性。是否采用多元化糾紛解決（ADR）方式來應對知識產權糾紛，企業不僅應當從多方面細致考慮，從對抗走向對話協商，從勝負決斗走向爭取雙贏；而且在ADR的發展反應并促進著一種時代理念和精神的變化的背景下，既然在某些情況下知識產權糾紛不可避免，不妨改變一下思維方式，借助靈活多變的市場策略，變“堵”為“疏”，將知識產權糾紛扼殺在萌芽狀態，減輕其負面影響，甚至化弊為利。

【關鍵字】知識產權糾紛 多元化糾紛解決 企業ADR市場策略

“知識產權”這一概念來自對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意譯，它是指智力成果的創造人或工商業標記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的統稱。現代社會正在逐步向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社會邁進，經濟活動的核心增長點便是知識產權，可以斷定，掌握了科技就是掌握了市場競爭中的話語權。1

一、企業視角中的知識產權糾紛

創造力是人類產生、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源動力。然而，創新是有代價的，高成本的創新必須有相應的激勵機制來維持和保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既是制度文明的典范，也是激發創造力和促進社會進步的加速器。同時，當代社會又是一個高度開放、高度交流的社會，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小到一個集團、一個公司，都必須在開放中獲得生存，在交流中求得發展。企業不僅要自主研發屬于自己的技術，對別人的技術也必須學習和運用。依賴于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和知識產權制度保障，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細胞的企業法人，自己尋求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的同時，對別人已經取得的專利亦應當自覺遵守相應的規則。如此，方能夠以自己合法掌握的發明創造，在激烈的競爭中“亂中求勝（Thriving on chaos）”。然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對知識產權理論和立法提出新的問題，沖擊知識產權的保障體系，使得知識產權糾紛存在其特殊性：

1．制作原版的成本遠遠高于造假者的復制成本。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都是知識產權的所有者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尤其對于數碼產品來說，復制的成本就更是微乎其微。

2．由于知識產權自身的模糊性，實際上根本無法完全確定某項侵權(也許是很輕微的侵權)成立。

3．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是有局限性的。比如，專利產品經由第三方重新設計，即使它可以實現等同功效，但只要實現的方式有所不同，就不會被視為侵權。

4．知識產權具有極強的時間性，特別是專利權，企業普遍需要快速地解決糾紛，實現自身利益價值的最大化。

5．根據合理使用原則，使用者有權借用受保護資料中一些無法用語言表述的部分而無需受到處罰，而且此類“借用者”并非剽竊者，而是被侵權企業的客戶，這些客戶并非為獲取非法利潤而復制材料，只是為自己圖個方便而超越了合約的范圍。一個企業又怎能與客戶為敵呢？2

因此，對于企業而言，僅僅依靠滯后的法律體系來保障自身權利還遠遠不夠；僅僅依賴于緩慢而刻板的訴訟程序來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更是遠遠不能適應企業營利的目的。

二、企業知識產權糾紛的ADR方式

糾紛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而非一場非“贏”不可的比賽。對于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而言，是否在面對知識產權糾紛的時候采用ADR的策略，成本效益原則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訴訟是解決知識1劉春田.知識產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M].2003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護知識產權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業評論.2003(12)“A dispute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rather than a contest to be won.” Tom Arnold & William G.Schuurm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321 Pat.Litig.437, 443(1991).－1－

產權爭議的有效方式，但并非惟一方式，通過非訴訟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同樣可以達到公平、合理且有效地解決糾紛的目的。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一概念起源于美國，最初是指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現在已經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和機制的總稱。在美國，實踐中已經有超過16種不同的ADR程序5，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模式：

1．僅涉及糾紛雙方參與的程序，如談判；

談判是指雙方或多方為尋求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合意所進行的一系列信息傳遞或交換過程，是一種旨在相互說服的交流或對話，其實質是一種兩個或多個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相互協商的交易活動。談判對于糾紛雙方而言都是最先采取的手段。通過界定出現的問題、劃定需要滿足的利益需求、說服相對方達成協議的程序設計，有效的談判能夠使雙方在不使用其他ADR方式或訴諸法庭的情況下達成和解協議。

2．有中立的、非裁判性質的第三方參與的程序，如調解；

調解是在第三方協助下進行的、當事人自主協商性的糾紛解決活動，是談判交涉的延伸。在談判不成的前提下，糾紛雙方于是轉向中立的第三方，冀望于第三方的經驗與威望等來促進交流和打破僵局，從而在第三方所主持的建設性談判環境中繼續進行交涉。調解適用于大多數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尤其是在糾紛雙方仍然希望保持彼此之間良好的商業合作關系的情況下，如專利授權，調解尤其受歡迎。

3．有第三方裁判參與的程序，如仲裁。

仲裁是ADR程序中最正式的一種。它是以準司法方式進行的一致程序或合意程序，通過該程序，雙方或多方間的爭議由仲裁員的決定最終解決，仲裁員的決定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且在法律上可以執行。64

（二）ADR在企業知識產權糾紛中的應用

正如愛因斯坦所言：“在困境中隱藏著機遇（In the middle of difficulty lies opportunity.）”，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引入知識產權糾紛中是一個相當新的舉措。它是針對美國知識產權訴訟中，訴訟時間過長、訴訟成本過高而產生的一種補救方法。

1、知識產權糾紛中考慮采用ADR的因素

（1）在侵權糾紛中：

知識產權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有力保障，通過侵犯知識產權的指控實現經濟目的，是當代企業進行商業競爭的趨勢之一。有時候，法庭不過是市場之外的第二戰場，指控的目的，無非是通過訴訟施壓，增加談判籌碼，從而得到較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和解能夠帶來雙贏的結果，各得其所：權利人既保護了知識產權，又收取了可觀的使用費；使用人通過支付使用費不僅免去“侵權”惡名，為企業挽回了名譽，還可以繼續使用權利人的專利獲取自己應得的收益。

（2）在違約糾紛中：

1）裁判機構的確定性

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很強的地域性，但同時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交易越來越頻繁地超越國界，以及相關國際條約的發展和統一化，同一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國際化。在締約時，通過仲裁條款確定雙方均滿意的糾紛解決機構，從而給予雙方履約上的信心保證。

2）裁判機構的中立性

正如上一點所說，提前確定裁判機構，能夠保證其不像法院一樣受特定國家從屬性的影響。尤其對于涉外知識產權糾紛，ADR的中立性的另一價值在于，它可以平衡不同法系直接的沖突。ADR程序并不預設任何需要遵循的特定程序，糾紛雙方和第三方完全可以協商決定需要采用的程序、證據規則等等。

3）糾紛解決的相對有效率性 4

范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M].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Nancy Neal Yeend and John Paul Jones, Making Sense Out Of ADR Alphabet Soup, ORANGE COUNTY LAWYER, August, 1994 at 31.林一飛.國際商事仲裁法律與實務[M].中信出版社.2005.P148由于各種政策制度上的原因，美國直到1982年方才通過法案，允許仲裁機構涉足專利案件，而在此之前，知識產權界普遍認為，知識產權案件只能由訴訟來解決。

對于企業而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訴訟并非贏得利益的最佳手段。如果進入訴訟程序，不但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和費用，而且經過一審二審再加上“反訴”專利無效等程序，可能要經過幾年才能夠結束。而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和更新換代迅速的專利，即使企業贏了官司，也已經失去了最佳的市場機會。相對與訴訟程序，ADR程序提供給糾紛雙方更大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從而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程序，加快進程。

4）專家的可選擇性

知識產權糾紛大量涉及特定領域內的專業知識，掌握相關知識并且具有與糾紛雙方一致的對爭議標的價值判斷的法官并不多。采用ADR方式，雙方均可以選擇合適的人選進行裁決，從而保證糾紛得到公正且專業的解決。

5）爭議內容的保密性

訴外糾紛處理方式是專為希望非公開、秘密解決糾紛的當事人設立的，大多數非訴訟方式都是以私下商定的協議為依據的，其聽證會通常不需要寫出書面意見和報告，即使有書面材料，通常也不會公開。這一點對于涉及知識產權的糾紛尤其有利，因為當事人基于保護商業秘密的考慮，通常不愿意讓競爭對手、新聞媒介或一般公眾了解他們所涉及的內容。

6）補救方式的靈活性

在ADR方式下，雙方可以達成多種創造性的補救方式：比如降低忠誠度評價、交叉許可（Cross licensing）等等商業解決方案，而這些是傳統訴訟不能夠提供的。

2、知識產權糾紛中不考慮采用ADR的因素

實踐中，亦有許多知識產權糾紛并非經常采取ADR方式。這是由于ADR是基于糾紛雙方的事前合意，而在占知識產權糾紛很大比重的侵權之訴中，糾紛雙方事實上不可能在事前達成合意，而事后達成仲裁協議亦有難度。即使是糾紛雙方在合同之中約定了仲裁條款，有時候基于以下考慮，ADR方式可能不會被采用：

（1）需要立即停止侵害行為

當受侵害者需要立即停止相對方的侵害行為時，通過受訴法院頒布臨時禁令等措施和訴前財產保全、訴訟財產保全等制度，能夠迅速而有效地防止對知識產權的進一步侵害。

（2）基于策略考慮

有些時候，企業需要通過公眾關注度高的訴訟程序來澄清一些事實，從而扶正企業的社會形象，訴訟就成為企業的首選。例如當某企業受到了莫須有的侵犯知識產權指控并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時，企業就會考慮訴諸法庭而不是通過ADR解決問題，對企業而言，訴訟的目的是為了解除客戶疑慮、恢復企業名譽，是基于營銷策略或企業戰略的考慮，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法律范疇。

三、基于ADR理念的進一步思考

莎士比亞說：“真相終將大白”，此話也適用于知識產權。信息本身向往自由——技術領域的大師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對于知識產權的擁有者而言，這決不是一個好消息。當信息被禁錮于知識產權的保護網之中時，必須依靠盜版者和抄襲者幫助它們實現逃亡、奔向自由。8 這或許也是知識產權糾紛在當今全球化趨勢下越來越普遍的原因之一。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商界故事，在進入知識產權保護還很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時，很多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總是疑慮重重，不敢貿然進入市場。在等待觀望之中，常常也白白放棄了商機，而讓更為大膽的對手捷足先登了。為何別人退避三舍的地方，有些公司卻敢于冒險涉足？這是因為，這些企業明白即使在最佳環境下法律的保護網也遠遠不是天衣無縫的。

ADR的發展反應并促進著一種時代理念和精神的變化，既然知識產權糾紛在某些情況下不可避免，不妨改變一下思維方式，變“堵”為“疏”，從對抗走向對話協商，從單一價值走向多元化，從勝負決斗走向爭取雙贏。通過事前的精密設計，借助靈活多變的市場策略（market strategies），眼光敏銳的企業是完全可以將知識產權糾紛扼殺在萌芽狀態，減輕其負面影響，甚至化弊為利：

1． 企業可以首先利用自己的核心資產——也就是憑借已經確立的技術優勢，防患于未然，將合法的8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護知識產權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業評論.2003(12)

競爭對手拒之門外。

如Intel公司就通過管理外部關系——顧客、終端用戶和供應商來達到先發制人的目的：即使是一個不太復雜的集成電路圖，也作出詳盡的文字說明，因為這是日后證明競爭對手侵權的必備文件；同時Intel也通過對大客戶實行定量分配供應的方式來保證它們不去購買其他公司的類似產品；另外Intel還針對最終用戶展開聲勢浩大的品牌宣傳，并投入巨資開發應用軟件來充分展現新一代芯片的超強性能，從而徹底瓦解競爭對手盜用知識產權的利益驅動根源。

2． 如果企業沒有足夠實力控制旗鼓相當的對手，則可以通過交流合作，暗示對手不要盜用知識產權，否則將采取報復手段。

盡管交流蘊藏著風險，一些行業還是不愿意放棄共享交流帶來的好處。如果行業中的競爭對手主動合作或被迫進行合作，那么就可以形成相互融通和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在電子行業中，交叉許可協議（cross-licensing agreements）可以起到定心丸的作用，簽署協議的各方既是專有技術的讓與人（transferor）

9又是接受者（recipient），這樣就阻止了一方試圖挖對方墻角或免費搭車的想法。

3． 一旦企業的核心技術受到威脅，企業可以通過創造關聯效應，向客戶提供一些不容易被盜用的互補產品或服務來增加產品附加值。

如果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很困難，那么就可以考慮將能夠控制的技術作為互補產品與核心產品捆綁銷售。汽車公司在售車的同時提供服務合同，因為服務不容易被復制。例如購買某當紅明星的正版CD，顧客可以得到的附贈品可以是一張演唱會門票抽獎券、一件親筆簽名T-shirt，也可能是網上與明星本人視頻聊天機會等等，其中任何一樣都可能吸引大批歌迷前來購買CD，而不是到網上非法下載。由此帶來的增值效應會使得知識產權的盜用者付出慘痛代價。

4． 當公司的核心技術已經公開化，價值喪失殆盡時，企業就應該考慮進入那些從原有核心技術中吸取了價值的相鄰產業，放棄相關核心技術，共享知識產權。

信息資產（知識產權）與實物資產的區別在于，前者可以在放棄的同時又保留下來。共享知識產權并不是只有風險而沒有任何回報。要求對外包商幫助開發的任何事物保留獨有權，對于實物資產而言是合理的，但對信息資產來說卻是一種短視。允許外包商轉售為客戶所開發的信息資產，可以激勵他們確保自己的產品卓爾不群，也可以讓外包商將開發成本分攤到多個客戶身上，從而實現各方共贏。這樣，雖然公司犧牲了擁有一種獨特技術所帶來的某些競爭優勢，但獲得這種技術的成本也降低了。在離岸（offshoring）外包模式中，共享知識產權就顯得更有意義。10 在知識產權法律含糊不清或極不嚴格的國家，如果外包商所在國無法強制要求外包商執行一份合理的知識產權合同，就應該假定部分知識產權將會喪失，并且學會從支付更低費用和享受更高質量服務中得到慰藉。11

【參考文獻】

1． 范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2． 林一飛.國際商事仲裁法律與實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3． 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 劉仁豪, 張學全, 姜啟安主編.區域知識產權戰略 [M]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

5． 王立民,黃武雙.知識產權法研究（第3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 王公義,唐榮曼,Roman Tomasic主編.中國·澳大利亞“糾紛解決替代機制與現代法治”研討會論文集[J] 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3.7．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護知識產權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業評論.2003(12)9 巴拉特·阿南德(Bharat Anand).保護知識產權的非法律手段[J].哈佛商業評論.2003(12)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在《有舍方有得》一文中，介紹了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案例：1983年（信息技術外包的初期階段），剛成立不久的系統開發商彭博公司（Bloomberg）找到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提議開發一種程序，為美林員工提供最新交易數據。但是，美林并沒有向彭博支付3000萬美元用于開發專有軟件，而是用這筆錢收購了彭博30％的股權，并擁有了所開發系統的短期獨有權。彭博開發的軟件獲得了巨大成功，不久美林便放棄了對該軟件的獨有權，允許彭博銷售給其他券商。然而美林仍然保持著在享有獨有權期間所建立的先發優勢，繼續從該系統軟件中獲取價值。最終美林以1.55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自己擁有的彭博股權的1/3，此時彭博早已經實現了長足的發展。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業評論.2005(12)

8． Eric Walden,James Wetherbe.有舍方有得[J].哈佛商業評論.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