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讀后感

《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讀后感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是受影響最小的國家之一。從此以后，在國際層面產生了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論”、另一個是“中國殘局論”。對于中國模式的兩種判斷，我一直存有疑惑。這次在黨校封閉學習期間，我終于放下了繁重工作，靜心研讀了《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這本書，系統了解了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總體上是一種“穩健改革模式”，它有自身的獨到之處。一是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找到了平衡點。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并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三是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四是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灶，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五是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后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六是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當然，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但回望歷史，中國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歷史上也都遇到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鄧小平同志當年反復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歷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第二篇：《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讀后感

《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讀后感

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漸提高，“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也逐漸在國外媒體中升溫，慢慢地映入人們的眼簾，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在隨后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由于中國經濟并未受到影響，反而實現平安的過渡，更是讓這個概念變得炙手可熱。而鄭永年先生正是圍繞“中國模式”這個問題，在對比中外的許多經驗，經過自我思索和總結之后，對一個個出現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解答。

在仔細學習鄭永年先生《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佳作以后，會發現在平時生活中接觸到的很多政治和時事問題，原來有些困惑的地方現在變得豁然開朗了，而書中所提及的許多問題以及解決方法都值得我們更加深入的學習和思考。在著力研究“中國模式”的概念上，文章內容順著作者的思路慢慢展開，對中國模式中所存在的十二個問題做出了詳盡的回答，在閱讀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其中政治，經濟和社會始終是貫穿著文章的主基調。在讀完其中的“必須保衛社會：中國的政策開放與社會政策”一章以后，自己的心中深有體會，下面就這個話題通過引述文中的若干觀點來談談自己的感想。

本文以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政策為主體，分析了改革發展的原因和出現的社會后果，使用奧爾森和波蘭尼理論來論述在中國轟轟烈烈的改革大潮中，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等等方面發生重大變革的正確性，同樣對伴隨著改革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做了詳盡的介紹并提出了解決的方法。

鄭永年先生在文章的開篇通過提出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私有化和民主化理解為“國家——社會”式的分權，中國共產黨盡量代表最廣大人民和社會群體的利益和政府權利的管限四個論點，引出改革和社會政策的問題。

以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雄心勃勃的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為起點，中國的改革開放帷幕就此拉開。如果我們研究中國的歷史，不難發現中國以前的改革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難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變法，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并未找到改革的命脈。在文章中作者以他犀利的筆法和獨到的見解，結合中外的改革經驗，為我們指出這次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和合法性。在隨后的內容里，先生詳盡講解和說明了改革發展的動力和社會的后果。通過分析 “對內”和“對外”的兩方面內容，找到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快速轉型的最強驅動力和改革開放是社會利益分布不均，貧富差距導致社會不穩定兩個問題，總結出對內和對外是互相發展，相互促進的結論。

對于改革和社會變革的問題，靈感是來自于奧爾森和波蘭尼兩位思想家，兩者的理論對于中國問題都有著深刻的解釋力。對奧爾森的理論體系，鄭永年先生同意其穩定的出發點，同時相信所有鼓勵改革開放的政策都為改革提供動力，同時也會帶來社會陷入僵化的負面影響。對波蘭尼的理論，先生可以得出改革已經使得存在了千百年的社會基本秩序破壞，市場社會不能持續，因為發展過快的市場經濟會破壞社會，而社會需求會給國家帶來壓力，要求國家干預，隨之帶來的國家行動會使社會來控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結論。正是由于兩者的理論不僅僅適用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同時也在解釋當代的全球化影響特定社會有很大的用處，所以在當代有許多的學者樂此不疲來研究，嘗試解決當今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從奧爾森的理論來說，中國戰勝了社會僵化，在經濟轉型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

而波蘭尼的理論可以理解中國轉型影響社會。通過以上的總結，在文中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政府的力量，若缺乏有效的政府規則，市場的力量將趨于自我毀滅；同樣社會若不采取有效的約束行動，國家和市場力量將會走上自我的毀滅性。掩卷沉思，我們不禁會用自己的一些想法來印證作者的觀點。確實，若使得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能夠持續獲得高速的發展，我們很迫切的需要找到三者能夠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中尋求相互發展的平衡點。當代的中國在這個經濟發展的狂潮中需要果斷地作出抉擇，尋求在政治的引導下，能夠創造出使得市場和社會雙贏局面的出路。雖然有些虛幻，然而透過中國發展的現狀，我們不難會發現這樣的想法并非是空中樓閣。因為在現實中通過中國一代代領導人的不懈努力，堅定不移的執行“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克服改革發展道路上的艱難險阻，已經取得了今日讓世界驚嘆的輝煌成就，使得中國的經濟之聲成為了世界的最強音。

論述完了理論對中國改革的指導意義，相應的實際政策的制定和開展則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對改革開放與市場發展內容的展開介紹，我們了解到改革開放作為國家的政策，是如何確定并且克服奧爾森所指的“特殊利益”，繼而推動了諸多巨變與轉型。

改革前，中國為典型“僵化”經濟和社會，系統的總體特點表現為低效，平均主義和“共同貧窮”。面對如此的現狀，作為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心里又有著怎么樣的抉擇呢？在道路崎嶇改革的前三十年，當時的領導人頂住了內外的壓力，“摸著石頭過河”慢慢的探索，試圖利用外部的壓力為內部的改革創造動力。通過實施私有化的過程，國家將經濟的權力歸還給了企業，而民主化的進程則是國家把政治的權利交到了社會力量的手中。事實上在1970年末的中國，沒有人即使是鄧小平同志也無法對四十年后的中國做出正確的預言。我認為在四十年以后，中國正以全新的面貌和強勁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發展潮流之中，所有的這些光輝成就的取得，鄧小平同志和他的繼任者都是功不可沒的。因為正是由于他們頂住了壓力，用智慧和膽魄不斷地順應歷史，不失時機的將改革向縱深開展，才有了今天輝煌的局面。而改革一旦開展開來，本身有了新的邏輯。“包產到戶”是想提高糧食的產量，結果是瓦解了整個人民公社。“放權讓利”是解決工業品稀缺的問題請，最終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替代。發展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最初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結果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單一的公有制。改革對于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自不待言，而中國對于世界的貢獻更不待言。因此改革不但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對內改革的同時，隨之而來的對外經濟開放也是風起云涌進行著。在文中鄭永年先生通過各種數據和事例說明，正是由于中國實施的一系列相關的特權和優惠政策，才使得沿海省市經濟得到快速的成長。從此以后中國與外部的相互依賴型越來越大，開始慢慢的融入國際市場，漸漸的與世界接軌，包含在世界經濟體系中。

回首往昔的時光，一覽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進程，我們會客觀的認識和理解到治國之難和國家建設之艱。然而正是由于洞察了如今世界的主流依然是和平與發展這一時局，讓中國的領導人審慎思考，通過探索歷史的規律，把握時代的脈搏，洞悉民眾的意愿和渴求，從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規定，確保了改革開放穩定進行。此時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和經濟增長率正以高額的數字穩健的增長，同時中國也已經超過了日本成為了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此時的中國更加昂首挺胸的站在世界的舞臺上，講述著我們的輝煌歷史，描述著光明的發展前景。

改革開放的政策實施在中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鄭永年先生在文中指出，隨著改革的進度不斷深入，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提高，并明顯消除了貧困，然而隨之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政治體制改革，分配差異的突顯，貧富差距變大以及社會開放中的不平等政策的參與，所有的這些現實的復雜性都增加了實現夢想的難度。然而正是由于這些未了的心愿實際上也在提醒著人們，中國的改革道路還很長，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這些都是改革最困難的地方。由于這些不平衡現象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因此逐漸得到中國政府的廣泛關注，并制定實施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在政治改革上，黨的重心逐步向新興的社會階層靠攏，實行政治現狀的調整。西部大開發計劃，振興老工業基地和加快中部發展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顯示出政府為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而做出了努力。政府使用社會保障，健康福利和醫療保險等手段，來緩和改革所帶來的副作用。而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要保衛社會。正如文中所說，因為“只有社會才能管制權利和金錢，只有賦權于社會，正義才能得以伸張”。而對于改革開放和社會政策兩者之間的關系，我的理解是只有好好把握改革發展與保衛社會的度，找準兩者能夠共同發展，共同促進的平衡點，中國的發展才能更加穩健的踏上一個新的臺階。

通讀全文，自己心中有很多感慨和認同。而每次的閱讀，自己的認知都會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心中對書中的許多觀點有了更加深刻的見解。《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這篇文章不失為一篇能夠讓人思想得到啟迪，覺悟得到提高的佳作。

第三篇：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有感

讀《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有感 讀了《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后，對當前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發展有了宏觀的認識。以前，大多數只是在新聞和政治課堂中對中國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有所了解。讀了本書后，不僅看到了當前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也看到了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出現的不足。本書開闊了我的視野，相比以前，它讓我在更高的層次上認識了祖國的發展狀況。

“中國模式”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所形成的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是發展中國家獲得跨越發展的一種經驗。“中國模式”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人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其內涵也將不斷發展和被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得到不斷的提升，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各方面的建設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在應對近幾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方面，我國不僅成功地減小了危機的沖擊，而且通過經濟刺激計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得到了逐步的恢復。對于中國模式，從其最本質的方面理解，中國模式的實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模式是指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主要不是依靠從外部 “引進的”政策和規則，而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和改革開放進程中形成的政策、規則、路徑和方式，逐步實現國家的新制度安排。

中國模式在經濟方面的創新主要體現在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部分學者注意到了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關系，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重大成就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結果。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模式也具有獨創性。鄭永年認為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很多學者都意識到了中國的政治模式幾乎是自己國家的獨創發明。在創新精神的指引下，有學者富有前瞻性地預示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將會催生一場全新的經濟革命，將會涉及新能源、生物技術、新材料等新科技領域，最終將引領人類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革。中國模式的轉型定位與世界經濟的發展需求正好接軌。中國應該抓住這次機會．實現跨越式的的發展。但是，中國模式的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也體現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文化等方面，我們還必須從不同的方面對中國模式的內涵進行剖析。

中國現行的發展模式在不斷的發展、完善中，當然也已經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積累了不少有價值的實踐經驗。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但是發展經濟的前提又需要良好的社會內部環境。如果制度不合理、政治不穩定，就會嚴重的影響社會的發展。“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的實踐經驗，就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中國模式”沒有走極端、搞單一化，而是實行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樣既否定了單一公有化，又沒有搞全盤私有化，從而能夠發揮多種所有制的優勢和作用，極大的提高了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既改變了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鼓勵部分人先富，又強調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最終達到大部分人或者所有若農民的共同富裕。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改變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又沒有實行像西方國家那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 1

濟，注重發揮了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從各個方面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即為有利的條件。在實行對外開放的同時，我們又積極發展本國的民族經濟，既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又從根本上積極的促進了中國軟硬實力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模式不是激進的而是漸進的，先易后難，我們先在本國的東部沿海先試驗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由點到線再到面的發展，“這種發展模式，積極穩妥，是一種較為可取的發展模式。

中國現行的模式，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表現在以下方面：創新動力不足，技術進步不快；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貿易摩擦不斷、出口受阻、國際競爭激烈、外貿條件惡化、外貿順差過大、外貿依存度太高；工業、城市、東部地區發展快，農業、農村、中西部發展滯后，“三農”問題嚴重，城鄉、地區發展差距擴大；收入差距擴大，發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給不足，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就業難，生產安全和社會治安問題比較嚴重；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問題比較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誠信缺失、道德失范明顯，政府有些不該管的事仍然還在管，有些該管的事又沒有管好，腐敗現象也比較嚴重。如何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逐步的解決這些問題，是我們今后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面對并解的問題。

我們不是為了研究“中國模式”而研究中國模式，而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本國經濟和其它的社會制度，是為了實現習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應當看到，我們所走的道路仍然處在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所有制結構的優化、市場體制的完善、民生的改善、環境的保護、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等日益成為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凸顯使“中國模式”的未來發展面臨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這是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的危與機的并存。能否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直接關系著“中國模式”未來的走向，因此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不斷加以解決。

要正確理解中國模式的意義，就要堅持內涵與使用范圍的統一，即要把握中國模式的內涵和它被使用的范圍；要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即要放在中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條件下來發揮中國模式的功效，而不可使之成為全球的價值取向；要堅持歷史與未來的統一，即中國模式既是對中國過去30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基本構架；要堅持內部與外部的統一，即中國模式是中國內部的發展戰略，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和平也需要中國的發展。當然，中國模式還不完善，它需要隨著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也必然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但它的基本骨架是相對穩定的。中國模式的生命力就在于，中國模式是開放的、是不斷進步的、是不斷的揚長避短和學習他國好的發展經驗的模式。

第四篇：《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讀后感

《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讀后感

姓名：學號： 專業：

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前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識”概念，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種適合本國國情而有別于西方的發展模式。自此之后，“中國模式”逐漸成為國內外媒體和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學術界，對于中國模式實際存在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同有關“中國模式”；另一種則認為應當慎提“中國模式”等提法，有些學者主張用中國特色、中國案例、中國經驗等來代替；還有一種觀點不同意“中國模式”的提法。

針對中國崛起所引發的中國模式討論，按照對模式與制度、發展模式與社會制度兩組概念內涵及辯證關系的分析，《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這本書的研究主題從三個方面簡要歸納為：一是針對否定、輕視或害怕提中國模式的觀點，本書認同中國模式的提法，指出中國模式是對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的客觀概括；二是針對把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割裂開來分析研究的傾向，本書認為有必要從中國制度的角度來深化對中國模式的研究，中國模式的鮮明特點是其制度基礎，中國制度成為中國模式的核心因素；三是按照從中國制度分析中國模式的邏輯思路，進一步總結提煉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的相互融合關系。

書中贊成“中國模式”的提法。模式是一種客觀存在，是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的綜合展現。從理論上看，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決定了社會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多樣化的社會發展模式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從實踐來分析，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相繼出現過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一旦一困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就或具有突出特點，就會有相應的模式提出，它們應運而生，因國而異，應時而變，為各國發展和人類的文明進步分別擔當過不同的角色，發揮過各異的功能，完成過各自的使命。事實上，不承認或不敢于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只能導致對這個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視或者漠視。只有承認了“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才能對這個模式加以認真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事實上，如何完善和提升“中國模式”，正是我們當前需要積極推進的重要任務。

陳錦華等認為，較之單純解讀或分析“中國模式”更為重要的任務，是探索和考察它背后的制度因素。研究中國模式有必要結合中國制度來展開，其原因在于：

第一，模式和制度密不可分。制度造就的環境滋養了發展模式，而模式的成長又豐富和完善了制度，兩者相輔相成，協同發展。“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離不開對應的社會政治制度，一個失敗的制度不可能產生成功的發展模式，世界史上的這類國家比比皆是。制度的設計和實施與模式的形成和發展如同土壤與植物的依存關系：制度造就的環境滋生了發展模式，模式的成長又豐富和完善了制度，它們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考察世界各國的發展史都可發現，不同歷史時期出現了形式有別、作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與之對應的社會政治制度。它們應運而生、因國而異、應時而變，為各國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擔當了不同的角色、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世界也因此豐富多彩，生生不息”。

第二，中國模式的核心在于中國制度。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中國成功的發展模式。“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地域遼闊，自然資源稟賦差異懸殊，經濟基礎落后又發展極不平衡，實現長期、快速、持續發展，決不是一時、一地的偶發現象，或僅僅得益于若干權宜性舉措，而是具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核心是作為內生動力的制度因素。中國的實踐證明。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中國的成功發展模式”。從模式與制度的關聯角度，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模式的分析研究，不論是正面肯定還是負面評述，大多缺少從制度角度對中國模式的研究，而中國模式的核心恰恰在于中國特色的制度因素。只有結合制度因素來分析研究中國模式，才有可能把中國模式研究推進到應有高度，從而對中國模式作出合理、準確、深刻的判斷和分析。

第三，研究中國模式需要結合中國制度來展開。既需要從傳統模式的演進來梳理當代中國模式形成的歷史背景，更需要通過對傳統模式中的制度傳承與變革來理解當代中國模式的制度基因。只有把模式與制度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來探索，只有引入歷史演進與制度變遷的視角和方法，研究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和相互作用，探討它們的成功與不足，才有可能對中國模式形成更為合理和客觀的清晰認識，才有可能找出有價值的真諦。

另外，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是高度融合的。中國制度在中國模式形成中的作用既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制度顯示作用的突出表現。對于由歷史發展所形成的當代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融合方面，書中認為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融合有如下基本特點：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制度方面，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作用，政府有效行政的上層建筑以及既集中又民主的領導體制和運作機制；在制度的設計與實施上，重視和把握中國國情，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在經濟、社會的模式取向和制度內涵上，有凝聚人心、廣泛調動人民積極性的發展目標；在模式與制度的發展上，有與時俱進的改革文化；在政治制度發展上，穩步推進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法制建設，實行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在中國模式同世界各國的關系上，堅持和平、發展、合作理念，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與各國一道建設和諧世界。

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和系統，它們之間互為條件、相互支撐、相互作用、相互推動和相輔相成，是一種較之世界上許多事物之間更內在、更深刻和更復雜的辯證關系。書中通過以下兩方面來闡述：

1、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不可分割。從科學的意義上講，模式必然包括制度，沒有制度內涵，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模式，更不能成為國家選擇發展道路的模式。歷史的經驗也證明，一個低劣的制度不可能產生優良的模式。從這個角度看，模式和制度其實是不可分割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的關系也是如此。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為二者之間存在的這種適應性、匹配性和合理性。這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合乎中國國情，符合人民利益，適應世界潮流，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當然，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還處在發展完善的過程當中，成功是相對的，不可能沒有問題和缺陷，因此需要與時俱進，繼續探索、完善。

2、中國制度是中國模式的核心。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決定了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性質，改革開放的啟動和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就是制度層面的調整和改變。中國制度是中國模式的決定因素，也是中國模式形成和發展的初始動力源和核心動力源。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動力是內生動力，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非常獨特的。中國政治體制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體制與全國人大代表相結合的黨國體制。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秘密就在于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體制。”中國制度不僅是中國模式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且促進和保障了中國模式的發展。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90年奮斗的成就總結為“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三個方面。

中國模式最成功的亮點主要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活力是由三個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戰略的支點支撐的它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對外開放戰略。30多年來，中國正是依靠這個三位一體的動力系統和運行機制，充分調動了各種經濟主體的積極因素，推動它們的集成融合，為國內外市場上發力，以一種“杠桿平衡”。三大支點及其要素所化合形成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嶄和形態，使中國模式得以生機勃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還原計劃和市場這兩種體制機制的方法、手段和工具性質，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緊密結合起來，在經濟體制上既保持社會主義的特征，又具有市場經濟體制的共性，“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這種新型的經濟體制，既不同于西方國家奉行自由競爭和市場自我調節的市場體制，也不同于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系與市場經濟激勵競爭的機制相“兼容”，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并重的混合體制．

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居于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不僅是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和《憲法》規定的，也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公有制經濟與非公制經濟之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功能互補和平等競爭的關系，在功能上，公有制經濟主要發揮實力，非公有制經濟則重點體現活力，它們將長期共存并強有力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這種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爭高競長、并駕齊驅的新型經濟乃是真正意義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對外開放對一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發展經濟學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論分別從資金、市場、技術、就業等角度討論了這個問題，論證了其充分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別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的當今世界，厲行對外開放，加強國際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對各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重要。中國作為一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家，作為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發展起點較低的大國，用鄧小平的話說，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會成功的，所以將對外開放作為與改革兩相并舉的重大戰略，作為一項堅定不移加以實施的基本國策，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從結構上看，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中的一些構成元素或要素都是既有的，它們分別來源于包括在西方產生的人類的先進思想，存在于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中，這些要素經過中國的實踐與創新組合而成的形態，則呈現出一種新的、中國獨有的特征。因此，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在構造上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混合”包容和組合創新。

從書中我了解到了，模式和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不完全取決于模式和制度本身，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取決于這種模式和制度是否契合本國的特殊國情和特定的發展階段，是否能夠在全球化的發展中順利融入世界，是否能夠

構成一個動態開放的結構，并根據實踐的深化和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發展和完善。因此，模式和制度的選擇不是一個完全主觀的行為，不取決于執政者或者權力集團的個人喜好。這種選既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制約，也需洞察并把握歷史發展規律。

盡管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不斷演進，但是當代意義上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的發展，僅僅只有60多年的時間。從縱向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模式的形成只是剛剛開始，遠未成型和完善，還需要長期的大量的實踐探索和經驗積累。從橫向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各個國家不同的模式和制度，都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需要以開放的心態，予以學習和借鑒，這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在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維度同步展開，有效整合兩個維度的多種要素，使之成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發展的積極因素，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五篇：中國周邊經濟形勢與挑戰

中國周邊經濟形勢與挑戰

摘要：當今社會，世界經濟濟與科技迅猛發展，國際局勢也變得甚為微妙，世界正向多元化方向發展；這樣的形勢對我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階段，中國經濟、外交進入全新階段，面臨著難得的機遇，但是，國內形勢與國際環境的深廣變化，也使步入全新階段的中國經濟外交面臨著多層面的問題與挑戰。我國應當抓住機遇，同多邊合作，才能在世界政治、經濟活動中發揮大國作用。周邊地區在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中處于”首要”地位，中國的周邊包括六大“板塊”，分別是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西亞與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區．可將這六塊地區統稱為中國的“大周邊”。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普遍化、常態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并存。

關鍵詞：國際形勢 金融危機 共同發展 戰略安全.前言：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數年，世界經濟已經走出了衰退，總體出現正增長，經濟開始逐步進入正常發展軌道，但世界經濟依然延續調整態勢，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主要國家經濟形勢與經濟政策呈兩極分化。幾年來，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還在蔓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主權債務達到了罕見的水平，僅希臘一國就需上千億歐元的資金援助；另一邊卻是G20地位的凸顯，推動中等強國群體性崛起。

中國的周邊政治格局總體態勢良好，局部地區比較動蕩。我們只有與周邊和睦相處，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只有貫徹“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長期穩定與和平。但我們還應注意到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隱患，掃除和平發展的一切障礙，積極參與亞洲多邊及雙邊機制適用本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發揮地區大國的作用，盡而實現中國的崛起。

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國際經濟地位的逐步提升。但在直到20世紀末之前的很長歷史時期，這一優勢并未充分顯現出來，從而也未能成為提升經濟外交能力的堅實基礎和有效手段，此間中國尚不具備“以經濟促外交”的足夠實力。其具體表現：一是在改革開放初的很長時期，中國開始大規模接受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而無力拿出更多的資金用于對外援助，以實現必要的政治利益和外交訴求；二是在大規模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同時，卻無力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如從1979年到1993年，中國累計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635.9億美元，而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僅有19.4億美元，僅及外商直接投資的3.1％。三是為加入GATT、IMF等國際經濟組織,中國外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卻難以有效利用這些國際經濟組織為中國外交服務；四是被長期排斥在許多重要的國際和地區經

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全面成長中的新興大國，近十多年來，全面發展與世界上各主要國家的關系，為自身的改革開放事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應考慮如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與世界其他大國的關系，使之不但適應中國國內發展需求，而且能夠在新一輪國際體系的構建中，為提升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創造一個更為有利的國際空間。

中國應繼續堅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同舟共濟的精神指導下全面發展與其他大國的關系。盡管國際力量的發展態勢正日益多極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預見的將來，大國仍然在國際力量格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國是國際體系改革與轉型的核心力量，是應對日益尖銳復雜的各類全球問題的主角。沒有良好的大國關系，中國和平復興所需的良好的國際政治環境就無從談起。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全球公共問題挑戰日益嚴峻，大國之間相互依存的利益紐帶不斷加強，大國合作共同應對、治理全球問題戰略意義日益凸顯，大國合作的空間也不斷擴展。同時，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各國對中國的戰略倚重勢必持續提高，從而為中國與其他大國關系的均衡發展以及互利共贏提供了基礎。

中國能源資源供求態勢的上述變化，至少從兩大方面對中國經濟外交提出了嚴峻挑戰。一方面，通過必要的外交途徑確保中國能源資源穩定供應的難度越來越大，任務越來越艱巨。實際上，近年中國企業為開拓海外能源資源生產基地所遇到的非經濟障礙，足以說明多么需要有效的外交支持。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2009年中鋁收購力拓等案例均可說明中國能源資源外交所遇到的挑戰是多么嚴峻。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越來越受到“能源威脅論”、“資源威脅論”、“糧食威脅論”等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的損害，從而越來越需要通過外交途徑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國際能源機構（IEA）的一項分析即認為，在2005至2015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長的約1/3，煤炭需求增長的約4/5，是因中國和印度兩國的需求增長所致，因而未來近期世界經濟增長遭遇的能源瓶頸，也要在很

大程度上歸因于中印兩國，尤其是中國

中國將繼續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有利于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和新安全觀，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中國將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合作，維護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深化區域合作。進一步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系，努力擴大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妥善處理分歧。中國將積極參與國際多邊外交活動，維護和加強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權威和主導作用，在國際和地區組織中做出建設性的努力。中國將全面加強經濟外交和對外文化交流，積極維護中國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權益。

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看，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和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一是大國在我國周邊爭奪地緣戰略利益。二是西方大國對我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略，激化干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三是各方大國對我國周邊資源與能源爭奪加劇，彼此圍繞陸地能源運輸管道建設與海上戰略通道展開復雜博弈。四是各方圍繞“海洋權益”與“制海權”展開較量，加緊角逐“海洋國土”,海上戰略通道，海洋資源等，致使島礁歸屬，專屬經濟區與外大陸架劃分等海洋爭端更趨復雜。

在。

無論從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還是保障國家戰略的實施，認清威脅的來源及其戰略企圖，進而做必要的準備是必須的。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與國防實力的現實已經出現了巨大反差。在缺乏資源、市場和高科技主導權的情況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更需要國防力量的保護。李際均先生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只有具備強大的國防力量、穩定的社會政治基礎和相應的經濟實力，才能平等參與嚴酷的國際競爭。否則，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國家也難避免古希臘、古波斯、古巴比倫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