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不久前，胡錦濤總書記在重慶考察時語重心長地提出：廣大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大力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要與時俱進，努力開拓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進一步增強改革意識、開放意識、創新意識，創造性地做好各項工作；要顧全大局，加強團結，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努力形成團結一致干事業的整體合力；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干，深入基層，狠抓落實，關心群眾的安危冷暖，真正把精力用在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上；要繼承和發揚偉大的紅巖精神，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真正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群眾。

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充分反映了億萬人民的心聲，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應該深入學習，反復領會。按照黨中央“以德治國”的偉大方略，把學習江澤民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弘揚紅巖精神結合起來，以革命先輩為榜樣，接過他們的旗幟，發揚光大他們的優良傳統，使紅巖精神永放光芒！

一、紅巖精神的豐富內涵

紅巖精神包含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不畏艱險的奮斗精神、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執著的追求、高尚的共產主義品德情操、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的人格。簡單地來說，可以概括為八個字：愛國、團結、奮斗、奉獻。它集中展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精神風貌。

紅巖精神形成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重慶。在風雨飄搖的歲月里，一大批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為了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力促抗日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倒退、分裂，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他們在極其險惡的斗爭環境中，在特殊的戰場上，深懷民族大義，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不顧個人安危，不怕流血犧牲、出生入死，以實際行動捍衛業已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巖精神的實質，是無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生動體現，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崇高理想、堅定信念、高尚情操和優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爭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共產主義精神。紅巖精神曾推動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走向全國勝利，新中國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國人民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而奮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

風雨如磐的革命斗爭歲月培育和形成的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紅巖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1.紅巖精神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熱情，曾激勵著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發揚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優良傳統和自強不息的民族勇氣，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大義凜然，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向了空前的廣度和深度，贏得中華各族人民的覺醒，這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大覺醒。

2.紅巖精神所反映的團結、民主作風，既加強了我黨在國統區工作人員的團結，充分調動了他們極大的工作積極性，又團結了國統區無數的愛國民主人士，使他們同情和支持我黨的工作。

3.紅巖精神所體現的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高尚品質，曾經幫助南方局的工作人員，戰勝了各種艱難困苦，圓滿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他們在國統區的工作任務。

4.紅巖精神所展示的奉獻精神浩氣長存。在紅巖這塊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紅巖英烈，而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為民主自由，為民族的解放，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三、紅巖精神的現實意義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共產黨人，在事關革命全局、民族大義、國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等重大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堅定意志、民族氣節、革命情操和革命原則的紅巖精神，不僅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現實意義。它既可以激發人們為實現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又可以為改革開放順利進行保駕護航，避免出現或減少發生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形象的行為乃至喪失人格、國格的現象。因而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鼓舞我們前進。

1.紅巖精神倡導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遠是我們民族追求的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撐，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經濟實力是弱小的，沒有精神支柱也是難以強大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我們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質上不能貧困，精神上也不能貧困。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是通過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人民，激勵人民，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今天，我們的物質生活雖然空前豐富，但幾十年來所形成的人生、社會、價值、倫理等觀念和意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然而人們卻從內心深處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來越認識到單純的追求物質、享樂、盲目崇拜，以及擁有豪宅、汽車、美女……并不完全是人們精神的需要，也不能完全體現人生的價值，更不能體現新世紀中國的時代風貌!我們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尤其需要倡導崇高的思想境界，構筑精神支柱。為此，黨中央高瞻遠矚地提出“以德治國”的偉大方略，就是要使人們真正樹立高尚的精神和共產主義崇高的思想，達到道德境界的最高峰。

2.紅巖精神體現的堅定理想信念是我們共產黨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幟，是人們對未來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們不怕千難萬險，鍥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終不渝地追求。它是共產黨人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源泉。在紅巖那種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南方局領導下的共產黨人通過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均能舍生取義，坦蕩凜然正氣。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也可以充分證實這一點。我們克服了許多困難，辦成了許多大事，不僅取得了豐碩的物質成果，也取得了豐碩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強不息的民心民氣，靠的就是知難而進的拼搏精神。

今天，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更應該繼承先烈遺志，加強政治理論學習，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凈化心靈，防止腐化墮落，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基礎，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全面貫徹江澤民“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牢記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升華精神境界，進一步堅定自信心和必勝心，眾志成城，奮發圖強，為黨為人民不怕困難、不怕艱苦、努力工作、與時俱進，進一步積聚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強大動力。

3.紅巖精神注入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將為我們每一個華夏子孫增添無限的魅力。

紅巖精神告訴我們，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是與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緊密相聯的，是我們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強國富民的一大法寶。以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員，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堅持艱苦創業、自力更生，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影響了國統區的各界人士，使他們領略到了共產黨人的偉大，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毅然投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這充分說明，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艱苦奮斗可以救國救民。現在生活條件好起來了，仍然需要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既是一種作風，也是一種精神力量。忘記了艱苦奮斗，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在困難面前退縮，就不可奮力開創新局面，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喪失，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今天，我們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仍然亟需提倡自力更生、勤儉建國，這既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可缺少的內容。脫離中國國情的提倡高消費的“敗家子”作風決不能說是文明行為。如果我們在全社會、全民族都能樹立和發揚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精神，每個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無疑會有助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和整個社會風氣的好轉，有助于實現國家的富強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時，也將為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增添無限的人格魅力。

4.紅巖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氣是當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迫切需要。

紅巖精神告訴我們，浩然革命正氣是共產黨人帶領群眾奪取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法寶。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共產黨人，就是通過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立足新起點找差距，著眼形勢求發展，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積極倡導敢為人先、敢冒風險、不怕失敗、鍥而不舍的精神，努力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才在國民黨的統治中心重慶站穩了腳跟，取得對敵斗爭的輝煌勝利。今天，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更應該養成這種浩然革命正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精神文明建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改革開放中，我們在引進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的同時，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精神空虛、尋找刺激等不健康的東西，也乘虛而入，“一切向錢看”的思想滲透到各個領域，腐蝕著人們的靈魂，敗壞社會風氣。吸毒、賭博等丑惡現象曾在中國絕跡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態。一些人的道德觀念發生偏差，只會索取，不講奉獻，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的現象也屢屢發生。反科學的歪理邪說占有一定的市場，黨內的不正之風也在嚴重侵蝕著黨的肌體，一些黨員干部貪污腐化，嚴重破壞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蔓延的行業不正之風，為人民群眾深惡痛絕，也嚴重地干擾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社會需要正氣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就是要用紅巖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氣，去純正社會風氣，在全社會樹立正氣。提倡廉潔奉公，為人民服務光榮；以權謀私，搞不正之風可恥；提倡講奉獻、講貢獻，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侵蝕，堅決克服“權錢交易”、“唯利是圖”的錯誤觀念，進一步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樹立浩然革命正氣，使黨風和社會風氣得以根本好轉。

5.紅巖精神是中國人民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時代的精神，亟需在全社會推崇，進一步發揚光大。

紅巖精神從她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開始在全社會起作用，影響教育了我國好幾代人，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新時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更需要全社會推崇，發揚光大。

第二篇：論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論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摘要：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是指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勝利前進的偉大旗幟。在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歷史地位現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

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20世紀60年代未特別是80年代以來，國際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形勢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新的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東西方兩種社會制度斗爭的形式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共同關注的中心課題。時代主題的轉換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時代背景。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理論基礎。鄧小平理論就其根本內容和精神實質而言，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屬于同一個思想體系，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對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起著先導的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特別是革命導師思考社會主義的方法，都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思想理論和方法論依據。鄧小平正是抓住了革命導師東方社會發展理論中關于吸收資本主義一切文明成果發展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這一關鍵論述，結合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背景，結合中國的現實國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和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依據。鄧小平理論是對我國和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科學總結的成果。中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都要求我們：要使社會主義充滿生機和活力，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

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是鄧小平理論形成的現實依據。鄧小平理論形成的現實根據有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社會實踐，二是人民群眾迫切的理論需要。

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包含著豐富的內容：1社會主義本質理論。“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不斷提出和反復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他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2 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指出，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這個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3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鄧小平強調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滯是沒有出路的。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鄧小平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除了上述之外，鄧小平理論體系還包括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統一戰線，一國兩制，國防建設等。

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它是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又是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 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鄧小平理論這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全黨越來越認識到，它是我們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統一認識、增強團結的思想基礎，是指引我們事業前進的偉大旗幟。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堅持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并在黨章中規定這一理論是“引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的指針”。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把這一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寫入黨章。

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在于：

一、它是黨的指導思想。

二、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三、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的旗幟。

四、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付出了巨大代價獲得的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

五、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和人民進行新的歷史創造的科學總結”。

六、鄧小平理論“是我們民族復興和發展的強大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走向21世紀的時代精神，國膽民魂。

鄧小平理論對于我們黨、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一、它是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之探索達到成熟的標志。

二、它是中國共產黨在自身建設上成長道路上達到成熟的標志。

三、鄧小平理論初步結束了“左”的思想路線對我黨事業的干擾和侵害。

四、鄧小平理論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徹底否定了唯上唯書唯形式主義而不唯實的學風。

五、鄧小平理論對于傳統文化、民族特性的改造與發展具有革命性意義。

六、鄧小平理論開辟了國際共運的新時代。

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其次，鄧小平理論是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強大思想武器。黨的基本路線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這個理論，就愈能深刻領會和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我們自己，取決于黨的理論和路線，取決于黨同人民的團結奮斗。這里，路線是關鍵，理論是根本。理論和路線是黨能夠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基礎。只要我們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基本路線，堅持用這樣的理論和路線去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斗，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就是無限光明的。

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 的指導思想。經過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 ———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二十四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現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發展的新階段。

第三篇：《共產黨宣言》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共產黨宣言》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

在人類歷史上，有的思想如同流星般一閃即逝，而有的思想卻像恒星一樣熠熠生輝。發表于 1848 年年初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不僅沒有因為歲月流逝而失色，反而隨著實踐發展越發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并對人類社會進程產生深刻影響。170 年來，歷史見證了伴隨《宣言》而來的思想變革和實踐飛躍，見證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嶄新世界觀的公開問世，見證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見證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宣言》的科學力量和價值魅力在于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闡明了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條件和現實道路，預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前景，昭示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崇高理想。《宣言》不僅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行動綱領，而且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理論指南；它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宣言》是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宣言》以其科學的洞見、深邃的思想和磅礴的氣勢，宣告了馬克思主義科學

理論體系的誕生，開辟了人類思想的新紀元。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在人類思想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宣言》透徹地闡述了嶄新的科學的世界觀，宣示了社會歷史觀的偉大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至 1847 年間，寫下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等重要著作，在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在批判地超越舊思想的過程中創立了新的世界觀，形成了唯物史觀。《宣言》對新的世界觀作了第一次集中而簡明的闡釋，這體現在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中：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唯物史觀關于從生產方式特別是經濟關系出發來理解社會歷史基礎進而理解整個社會的思想，顛覆了以往從神、思想觀念或政治制度等出發來說明社會歷史及其基礎的唯心史觀。它構成了《宣言》的主線，成為馬克思主義大廈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礎。

《宣言》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社會主義運動 500 年的歷史長河中，存在兩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一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二是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飛躍。《宣言》的發表，既宣告了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又開啟了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向實踐的發展。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

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毫無疑問是建立在這兩大發現基礎上的。《宣言》第一次系統完整、淋漓盡致地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摒棄了空想社會主義僅僅訴諸道德情感的空洞說教，科學地揭示了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闡明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現實道路和依靠力量。《宣言》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比如：人類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社會，由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歷史的必然；工人階級是歷史上的先進的革命的階級，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級力量，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需要進行長期艱苦的斗爭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爭取自由解放、實現美好生活、建立美好社會的道路。

《宣言》吹響了工人階級革命的號角，成為革命運動的先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沒有《宣言》的科學理論指導，就沒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迅速發展。《宣言》是極具實踐性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它熔科學性、階級性和革命性于一爐，一經發表便迅速地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共產黨宣言》是真正的海燕”，它預示了 1848 年歐洲革命風暴的到來和發展的趨勢，預示并指導了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宣言》的原則在世界各國工人中間都已傳播得很廣了”，“《宣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測量

歐洲大陸大工業發展的一種尺度”。從 1850 年起，《宣言》的德文版先后在瑞士、英國和美國重版過數次。1869 年以后，又先后被譯成俄文、英文、法文、丹麥文、波蘭文、西班牙文、亞美尼亞文等。“《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恩格斯逝世后，《宣言》奠定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俄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實踐。《宣言》的中譯本于 1920 年問世，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一大批革命者，成為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讀物或入門老師。正是在《宣言》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時至今日，《宣言》在 170 年間被譯為 200 多種文字，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宣言》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科學指南

《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思想遺產。從社會歷史的大跨度來看，我們仍然生活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闡述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我們觀察和認識當今世界的變化，對我們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對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都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宣言》亦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 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對于這部經典著作的理解和運用，必須結合具體的實際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我們應該全面深刻地領會和把握《宣言》所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論邏輯，并把它同中國社會實踐發展的歷史邏輯結合起來。在當代，《宣言》對我們的啟迪是多方面的。

《宣言》深刻揭示了共產主義事業的真諦和共產黨人的初心，有助于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和牢記共產黨人的宗旨。《宣言》揭示了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最壯麗和崇高的事業，因為共產主義作為理想追求，和共產主義運動作為偉大實踐，超越了狹隘的剝削階級偏見，以實現人類解放和幸福為最高目標。1894 年 1 月 3 日，意大利人卡內帕給恩格斯寫信，請求他為即將出版的《新紀元》周刊的創刊號題詞，而且要求盡量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答說，除了從《共產黨宣言》中摘出下面一段話外，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段話膾炙人口：“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人肩負著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對立、建立能夠使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光榮而偉大的使命。共產黨的本質特征就是：它從一開始就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的政黨，而且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政黨。《宣言》無疑是培育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經典教材。

《宣言》是觀察和剖析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銳利武器，有助于認識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和歷史命運。恩格斯在晚年指出：“《宣言》十分公正地評價了資本主義在先前所起過的革命作用。”在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并存發展，正確認識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仍然是很有必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一系列變革的產物；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會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阻礙，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并會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這些分析，仍然可以用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危機，有助于我們認識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宣言》深刻闡述了世界歷史理論，為認識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必然性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導致了“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

斯用“世界的文學”來指代世界歷史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這里的“文學”不單單指文學本身，而是“泛指科學、藝術、哲學、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今天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世界歷史”的延續和擴展，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其中仍然起主導作用，資本和市場的邏輯依然是主導的力量。當然，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世界歷史”相比，有很大的區別，但是仍然不難發現二者的相似之處。

《宣言》精辟論述了共產黨人的當前目標和長遠目標，有助于我們明確前進的方向。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當下的目標和手段與未來的長遠的目標和手段之間的矛盾。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后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都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現實目標與長遠目標的關系問題。《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這一論斷深刻地揭示了共產黨人“最近的”目標和“未來的”目標之間的辯證關系。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宣言》提出的共產黨人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消滅私有制”等目標，都體現了當前的現實目標和未來的遠大目標的辯證統一。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最終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努力來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文化條件，而不能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在為“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

斗爭”的過程中，不能忘記遠大理想和最終目標。換句話說，我們既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又要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持二者的辯證統一。

總之，《宣言》中的基本思想在長期的實踐檢驗中顯示了真理的光芒，并將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而繼續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宣言》的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源頭活水，必將隨著實踐的繼續發展而發展，始終成為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偉大旗幟和精神動力。

第四篇：孔子文化節,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地位

孔子文化節,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地位

篇一：儒家思想現代意義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響著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重新理解儒學、準確闡釋儒學對于我們當前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儒家與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韓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禮貴法。法家反對儒家所謂的禮教，認為儒家主張禮教實質目的是為了固化等級制度，并認為禮教最終導致貴族階層的權力世襲和腐敗重生。法家認可人的好惡之私心，認為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認為民之好利對于國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強調法制，通過法制的建設來定分止爭，即通過對民眾財產的認可來實現恒產者有恒心的社會狀態。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進一步強調把“法”“術”和“勢”相結合以實現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舊的思想，強調“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張。由此可見，法家強調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強調內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莊子等人。道家強調道法自然，提倡人應該順應自然，實行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對對名利的追逐，強調至虛守靜。道家認為好的君王應該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無為而達到無不為。道家認為治大國如烹小魚，大道至簡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強調對自然的效法，自然體現了事物的本質規律，自然而然實質上就是一種順應自然、尊重規律的態度，對人民和君主來講都應該能夠有這樣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時強調管理的藝術，認為“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經》）[1]

二、儒家管理思想簡述，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大智若愚的處世哲學。這種思想與儒家所倡導的克已復禮的入世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道家強調超世，儒家強調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樸歸真。而儒家強調因循社會的變化而主動的調整和克制。前者強調從個體的本性出發來形成社會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強調要因循社會的變遷來完善個體教養的修齊。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學博大精深，儒學所謂的“儒”即指有學問的關心人類幸福的人。儒學親仁愛、倡和諧，要達到孝悌信仁、無度不丈夫。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仁”即人與人相處的和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2] 對于如何實行仁政，孔子認為要舉群賢之力，不恥下問。“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認為仁者對“上”人要忠，對“中”人要恕，對“下”人要慈。忠誠、寬恕和慈愛的主張對于處理好人際關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強調自身的修身和養性，后者強調對人治理上的專制和獨裁。孔子進一步提出“仁政”說，并主張“寬猛相濟”，可見孔子并非認為在治國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徹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雖然與法家所謂“尊禮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對立和不容，儒家更強調“仁者不憂”和“仁者憂道”，突出個人的“克已復禮”和“見義忘利”，這實際上是一種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強調領導者要德才兼備，要對賢者充分的放權，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種方法。孟子進而強調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傾聽多數人的諫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則由此可見，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非常具體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實行仁政時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強調君子“選賢與能”時要察之慎行，這對于當前管理工作中的選人用人機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2]政就是“正”，所謂政治家的責任就是領導社會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來轉移社會風氣，也可以說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帥之以正，這是孔子的定義，也是千古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名言。季康子是一個當權的人，所以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帶著端正自己的言行舉止，下面自然就風清氣正了，這是偏重于為政，偏重于領導而言的。中國古代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2]，這都是強調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下屬，管理者正則下屬正，管理者不正則下屬不正。孔子因此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4]。孔子在這里所謂的絜矩之道就是規范人的日常行為的尺度。儒家實際是強調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對待周遭的上下級關系，儒家主張“子所惡，勿惡于人。”孟子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3] 儒家認為正已的關鍵在于“修身”。孔子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孟子在這里指出仁德的言辭不如仁德的聲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獲得民眾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會違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則樂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斂到百姓的財富，良好的教育能贏得民心的擁護。由此可見，君王行仁政，要通過善教和仁聲來實現，而君王如何贏得聲望，則必然需要通過“正已”來實現。[4] 孔子進而指出修身貴在“誠”。孔子說“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禮記·中庸》）[4]孔子進而認為能夠天生真誠的人是圣人。孔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禮記·中庸》）[4]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強調通過修身來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誠身。當今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企業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只有通過個人的行為來示范，才能最終通過聲望的魅力來實現最佳的管理狀態和良好的組織氛圍。這也就實現了儒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標。儒家強調入世，認為個體要學會與社會大眾的和諧共處。人和即人際關系的和諧與融洽。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3]孟子進而說“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這學期我們學習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關內容,對于歷史,我們要傳承.正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 ",等經典思想一樣,儒家學說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發展和推進有道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是人類始終在求索和踐履的一個關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問題.正是在對這一問題的自我主動認識和實踐中,人類由遠古走向現代文明,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但是,由于人類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實踐,是一個不斷更新遞進的社會活動,因而關于這一問題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經形成而不再變化,它將隨著人類的生存而存在,并將隨著人類的進步而更新.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認識實踐的豐富智慧的結晶.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組成部分,對此具有很深的認識.從儒家文化的內容特征上看,還是從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說,儒家文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管理人類自身社會行為的學說.儒家的管理哲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體內容,它構筑了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論本身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對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進行一些分析.我們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為這么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誰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勞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樣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和為貴”.對這三個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儒家有一句話很能反映這個哲學.“天地之性人為貴”.所以貴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個根本觀念.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這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人看成社會的最重要的財富有關,那時是以人口的多少來反映國家的強弱.所以在儒家看來,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對人進行分析.孟子認為,從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歸于他的本性,這是由于后天的各種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蓋起來了.另外,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去追求善,則善就會丟掉,而表現出來的是惡.儒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荀子則主張“性惡論”,荀子的性惡論是直接為儒家的“禮”而服務的,在于為實現國家的管理活動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所以,管理者們,必須對一般的老百姓進行正確的引導、教化和管理,這樣才能使之從善,才能把國家管理好.儒家對于人性的假設,從理論的深度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偏重于道德.從管理的對象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是著重于整個國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論.至于惡的來源,儒家的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來源于天生的,而改變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對人性的假設方面和對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當多的見解,認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過自身的修養來解決,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個人最高的奮斗目標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標奮斗的途徑.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和他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后人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義,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對于禮和義,儒學理論都有較多論述,當群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義來和諧,使之達到良好的組織運行.荀子認為：人們生來就有無窮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滿足,則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沒有一定的限度,則不能不引起爭奪,一有爭奪就會引起混亂,一有混亂就會導致貧窮.國家的管理者為了制止這種混亂的局面,就要制定禮和義,劃分等級,以調節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的要求,從而使人們的欲望不至于因為物資的不足而得不到滿足,物資也不至于因為人的欲望而用盡.這就是儒家對于由誰來管理和通過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其主要的內容有這樣幾點：首先就是能夠身體力行的人才能稱上仁,才

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時,在不同的時候有著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愛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難而后獲”,第三次則更為具體了：“居恭處,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行動來帶動其他人；二是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必須要有一種愛心,而且還要知道干什么事都會遇到困難,克服了困難然后才會有收獲；更為重要的是人在一個集體中活動,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才是一種真正的仁.在孟子看來實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他認為：凡事以民生安定為第一位,這是實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會才會穩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備“德”,再將“德”推廣,教導每個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說與國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來,管理者要講求道德,以之作為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自己就可以取得無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來,要治理一個國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帶頭實行好的道德規范,就足以把國家治理好了.孟子還具體說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實力來使人服從,人家不會心悅誠服,只是因為他的實力本身不夠的緣故；依靠道德來使人服從的,人家才會心悅誠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過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悅誠服,這樣,天下無不心服地歸順于王者.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管理的.在儒家看來,道德教化是一個國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種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則；要想使廣大人民迅速地歸附,這種歸附是心悅誠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講外在的管理規則,他們用的是“禮”,即所謂的“齊之以禮”.我們知道“禮”實際上是社會各種活動的一項規則,是社會的一種控制手段,其本質是在于規范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使得整個社會聯系在一起,這樣才有利于統治者的統治.這是一種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禮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總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其管理的終極目標,以管理者的自我修養為管理的前提條件,對人的內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轉化為誠服的臣民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來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學說,從來沒有提到效率和發展生產,這就給中國幾千年的生產力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作為一個指導全國的文化體系卻不能提高生產力,這不能不說是儒家學說的一個悲劇.雖然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滄桑,但儒學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質為后代所賞識,盡管在中國極度動蕩的歷史時期曾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卻未能抹殺其光輝,尤其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它一直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世界的東方以至于整個世界.其中既有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同樣也有著封建的糟粕.無論它是什么,歷史告訴我們,它一直在影響著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講“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詮釋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時從哲學辯證法的角度來講，孔子認為“和”是和諧與統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體的；和是本質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個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認差異和矛盾，沒有差異、矛盾和不同，事物就無法發展和進步。只有承認差異、尊重差異和包容差異才能求“和”存異、共存共榮、和衷共濟。可見儒家強調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種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追求那種表象上的相同，這也是當今社會人類共存的基本法則和行為規范。費孝通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實際上是對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詮釋。現代管理強調人與人的交流與溝通，如何實現最佳的人際管理是擺在管理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儒家強調的“和而不同”對于現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管理過程中對于具體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異的精神，特別是企業運營之中允許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謂百花齊放的態勢的同時又強調人和，對于現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僅能夠保證群策群力作用的實現，同時又能夠保證企業整體的穩定與和諧。現代管理的每一個個體，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基層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學習這種管理文化，這對于組織長期穩定的運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加大了對西方管理思想的學習和借鑒，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的儒學因其被質疑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手段而倍受責難。改革開放后，人們重新開始學習儒學、研究儒學，因為儒學畢竟是中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文化血脈和管理智慧。我們有必要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重習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對于我們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篇二：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作者：劉夢溪 《光明日報》（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于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后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于所經歷的“毀圣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 的助發資源。“三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于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并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版，第219頁）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后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么和不該說什么。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于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后稱“六經”，有的或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與“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孔門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禮”，為“執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六藝”而型態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后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泰和會語》）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于它的系統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恒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不僅適用于傳統社會，也

適用于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范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篇三：論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論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孔子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將畢生精力貢獻給教育事業的人，被后世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他將畢生精力貢獻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重視道德修養，是一位盡職的好教師。他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經過后人不斷地傳承，不斷地發展，延續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一種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禮制的規范和規則；是歷史長河中每個人心中對自己以及家庭和國家信仰的圖騰。顯而易見，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同時對當今的教育思想仍有著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歸納為一個字，“仁”。“仁”是一種價值觀，它既是家庭的關系，又是社會的政治關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則可以看做是，教育學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個貴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與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息息相關的，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夏的這段話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針和辦學目的。做官之余，還有精力和時間，那他就可以去學習禮樂等治國安邦的知識；學習之余，還有精力和時間，他就可以去做官從政。“學而優則仕”和孔子倡導的“舉賢才”是一致的，確定了培養統治人才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它反映封建制興起時的社會需要，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積極學習的巨大推動力量。

與此同時，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貴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沒有資格入學接受教育的。“有教無類”是孔子對當時教育體制招生對象的革命，從此，無論貧賤，無論職業，無論階級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那么就有了“學而優則仕”的機會。實行開放性的“有教無類”方針，滿足了平民入學受教育的愿望，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孔子私學成為當時規模最大、培養人才最多、社會影響最廣泛的一所學校，從總的社會實踐效果來看，是應該肯定的。“有教無類”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進步思想，他打破了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在孔子提出儒學的初期，因為那個兵荒馬亂紛爭的年代，與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馳，因此并沒有得到諸侯的認可。直到漢武帝時期，終于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呼聲下，華麗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因為“三綱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統治者們的歡心，儒學思想此時正好為統治階級對于加強集權統治和君主專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從封建統治的角度來說，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和認可從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的局面，穩定了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并為其后近兩千年的封建專制的集權統治打下了基礎。而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這也使得中國人很早就擁有了國家觀念以及維護國家與民族統一的信念，這比西歐最早的民族國家早了十多個世紀。這是這種強烈的民族統一觀念，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時候，中國人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家園。

然而歷史在不斷前進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四書五經”“三綱五常”的口號已經成了封建王朝的斷壁殘垣下的塵埃。我們走進了大學的伊甸園，在這里似渴地汲取著不同的思想，分門別類的科技知識。我們以為孔子和茫茫歷史長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樣，只成為了教科書中的幾顆字眼，或者是偶爾矗立在某處風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們的生活沒有半毛錢關系。當然不是，孔子曰，學而不厭，孔子曰，溫故知新，孔子曰，誨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子提倡出來的教育思想告訴我們如何去學習，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們，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重師長，為人謙虛謹慎、講究誠信，胸懷博愛之心，對仁者特別親近。“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做到以上為人的基本要求時，再去學習知識。孔子首先強調：做人與讀書，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無學文，但不可學文而無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礎上，再去學習知

識。孔子的教育思想，對于培養我們高尚的道德素養，增長我們的知識學問，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人生價值。

孔子曾在學生面前評價自己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總之，孔子是一個“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國歷史上教師的光輝典范，他所體現的“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已成為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除此，我想還應當學習他的這種謙遜和大度。

第五篇：紅巖精神

紅巖精神

——《紅巖》讀后感

有一種精神，它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它就是紅巖精神；有一本書，它正謳歌了這種精神，它就是《紅巖》。

《紅巖》是當代文學中一部優秀的革命英雄傳奇，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它真實地記錄了中國革命在取得勝利的歷史關頭，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斗爭。小說中眾多英雄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曾經震撼了許許多多青年讀者的心，同樣，也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這本小說里的許多人物都給我留下了印象，江姐、許云峰更是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江姐，是政治上成熟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她穩重、精細、安詳、沉著、堅強，處處表現出純潔的黨性和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

她對敵人堅貞不屈：江姐被捕后，她經受了更大的考驗，竹簽子被釘入手指卻毫不屈服，為了不暴露越獄計劃，保護同志們，江姐毅然走向刑場。

她既對敵人堅貞不屈，又對丈夫又有著深深的感情。在赴華鎣山途中，江姐看到城門上懸掛著丈夫的頭顱，雖然悲痛欲絕，但為了不暴露身份，依舊與“雙槍老太婆”會面。

許云峰，是一個進行過長期地下斗爭的領導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多次在嚴峻的關頭挺身而出。

他，敏感，在沙坪書店意識到潛在的危險；他，冷靜，在茶園為保護同志面對敵人；他，機智，在宴會上巧妙識破敵人的陰險陷阱；他，奉獻，在地牢里用雙手為同志們挖出一條生命通道??

事實在書中，像江姐、許云峰這樣有紅巖精神的人還有許多，只從這兩個人身上也可見一斑了，在黑暗落后的過去，如此多的人擁有著紅巖精神，這種健康進步的思想；而在光明進步的今天，我們有理由不傳承這種精神嗎？

我相信，偉大的紅巖精神，只在過去萌芽，會在現在生長，將在未來輝煌！

作者：晉源區實驗小學6.1班溫雅璇

輔導老師：張麗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