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孔子哲學思想后的人生感受

學孔子的哲學思想我的人生感受

學習科學知識我們是一個明白人，但是學哲學是一個糊涂的過程，我們都不知道哲學是什么，沒有辦法去解釋清楚哲學的真正含義，我學習了孔子的哲學思想后得到了一些感受。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哲學家。雖然他自稱“述而不作”，而實際上他在諸子百家爭鳴之前夕，開創性地建立了一個包括天道觀、人道觀、認識論、方法論等方面的哲學思想體系。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學范疇的邏輯展開，其哲學思想體系可概括為：“命—禮—仁—知—中庸”。

在天道觀方面，孔子較少講天道問題。關于“天”，《論語》所記確是不多。孔子所謂“天”，有時指主宰一切的上天；有時又指廣袤的自然。關于“命”，孔子是肯定的。他認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并自稱“五十而知天命”。不過孔子所說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絕對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種人力所無法挽回的歷史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認為人是無可作為的，相反他主張人“命”面前應持積極的態度。正由于此，別人視他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他也自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有這樣的天道觀，使他對鬼神持懷疑態度，這是不奇怪的。

在人道觀上，孔子主張立禮復禮，納仁入禮，仁禮結合。“禮”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是一個重要范疇。從修身來說，他認為首先要學禮，“不學禮，無以立”，并且要“約之以禮”，“克己復禮”。從治國來說，他主張“齊之以禮”。“為國以禮”。孔子獨創性的貢獻在于納仁入禮，仁禮結合。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雖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賦以新的涵義。他不僅以“愛人”來釋仁，而且提出了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納仁入禮，使“禮”不單是作為外在的強制性的東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為內在的理性自覺的力量來支撐。以“仁”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他把“知”作為求仁、達仁的必要條件，他說：“未知，焉得仁？”。

在認識論上，孔子尚未摒棄“生而知之”的先驗論觀點，并且把“生知”列為認識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強調。在孔子認識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復論述的“學而知之”。他稱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強調“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在認識過程中，孔子注重多聞、多見、認為知識靠“多聞”、“多見”來獲得。對聞見得來的知識，不可都信以為真，必須細加觀察。他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他提出“視”、“觀”、“察”三步遞進的觀察次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孔子還進一點提出相當于理性認識階段的“思”。他強調學、思結合。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在聞道、得道、傳道上的”一以貫之“的境界，就是靠學、思結合而達到的。孔子還主張在”思“的過程中，運用”反“的方法，即不斷進行類比，并加以演繹推理，以取得”舉一反三“之效。他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認識過程中，孔子不以”思“為止，認為在思的基礎上，還應不斷地”習“、”行“。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他主張要”敏于行“，認為”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不過孔子所說之”習“、”行“，偏重于道德實踐，即所謂”行義以達其道“。他所說的評價一個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似乎是主張以言行的統一作為判斷的標準。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為”仁之方“，即認為每一個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斷是非。后世儒者又進一步加以發展，提出以”仁“、”義“等道德原則作為判別是非的最高標準。

在方法論上，孔子吸收了西周、春秋時代的”中和“觀念，把它發展成為”中庸“思想。”中庸“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對待自然、社會、人生的基本方法。”中庸“作為方法論原則其基本內容包括：①”叩其兩端“；②”執兩用中“；③”過猶不及“。

孔子的”命--禮--仁--知--中庸“哲學思想體系，”仁“是其核心。但體系中每一部分，都是相互貫通的。它們各自都可以看作為”一"貫通于其他部分。孔子哲學思想體系中也包含著矛盾。后世的儒者或其他學派的學者，或發展其中積極一面，或夸大其中消極成分，使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了變化。

學哲學對我們并不具有直接的效用。從經濟上看，哲學不能給人們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它的含金量最低；從技術上講，它不能給我們解決操作工序上的一個具體問題。哲學的非實用性還表現在，對一部分人來講，哲學純粹是一種興趣和志趣。

學哲學有實用性，但非實用性不等于無用性。只是哲學的功用與意義難以用實用的標準來衡量。實際上，哲學的一個很大的“功能塊模”就在于哲學的務虛性上，現行談論的許多哲學功能，都可以歸納在務虛性上。哲學能夠提供和堅定人生信念；哲學能夠培養人的寬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哲學可以提高人的理論素質；哲學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指導作用；哲學可以幫助建立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學了孔子之哲學思想聯系到我們的大學生活中，我們更需要規劃這些藍圖，合理利用大學的空余時間，豐富自己的知識，勾畫出一個完美的未來。哲學就像童話，而我們正像落日，童話不會有它的結局，卻會一直向落日下的世界追問千年萬年??

第二篇：《周易》人生哲學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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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周易》人生哲學思想研究

http:// 《易》本占筮之書，而其卦爻辭多源于社會歷史生活。朱伯崑在《易學哲學史》中說：“就筮法說，以取象和取義解說卦象和卦辭；就義理說，重視生活中的經驗教訓和道德修養以及事物變易的法則，不以吉兇為鬼神之所賜。”人生哲學是易道的一個部分。易道講究和諧：人與宇宙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群己的和諧，同時要彰顯個體。就是人要融入社會而致用，物我一心而無間隙，達到人格的完善。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動，易其心而后語，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系辭.下》）

一、安其身而后動

“安其身而后動”又可以說成“身安而后動”。“身”是自身。“安”是安全，安定，與傾危相對。君子在社會中生存發展，“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并不一定能夠保證自身不傾危。它只是一種處世的態度。不可否認這種態度在處世當中對人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態度容易導致人在人生當中畏首畏尾，從而束縛了人的手腳，禁錮了人的創造性，這是與時代精神不相符的。人總是在與生存環境的關系中，在社會生活與社會組織中成就自己，實現自我超越。而身安是理想目標實現的基礎。崔憬曰：“君子將有所為，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己身，然后動也。”①人在復雜的多變的社會中生存發展，首先要懂得并掌握安危存亡的道理。柴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②此“道”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中的人道。天道剛健，地道柔順。人道在天道之下，地道之上，處于中間位置，向上效法天道剛健不息，向下效法地道厚德載物。世界時刻不息的運動，讓事物充滿了復雜性、不確定性、風險性。君子在社會中生存發展就要“順道”而擺正自己的位置，與時偕行，唯變所適。嚴格做到這三點，則可以安其身而保其存，然后才可以進一步有所為。“身安而后動”才會得到眾多的伙伴。

擺正自己的位置是人在社會中發展生存“身安”的基礎。擺正位置在《易》當中就是要當位。“位置”就是身份地位。人是社會的人，社會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人生的位置是可以爭取的，所以人的位置也在不斷的變化當中。但是人無論處在什么階段都應該弄清楚自己在該階段當中的身份地位。只有端正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更好的融入現實社會，而腳踏實地的奮斗、拼搏。位置不端正會誤導人好高騖遠或者自慚形穢，這是人生發展當中的大忌。君子只有擺正社會位置，人的才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周易》認為“位”在人生之中重要非常，“綜計《彖傳》、《象傳》言剛柔位當者三十二條，言位不當者二十四條，共四十七條。足見位當與位不當為《易傳》重要義意例之一。此義例反映作者重視人所處之地位與環境，并強調人在其位，任其職，宜稱其職，宜盡其職。蓋人之才德與其職位相當，既在其位稱其職之意。人之行事與其職位相當，既在其位盡其職之意。”①君子在社會中擺正位置，然后坦然處之，積極的融入社會當中，行事為人與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符合，不諂上也不懾下。不說與自己身份地位不符合的話，不做與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符的事，這是符合于“道”的，“君子位正身安而后動，則動無不與”②君子擺正自己的位置，就為“身安”奠定了基礎。

與時偕行是人在社會中生存發展“身安”的原則。“天下隨時，隨時之意大矣哉。”（《隨.彖》）“時”指時間、時勢、時機。人審視、理解、對待世間一切都要以時間的角度出發，確定社會中的主客觀環境條件。“與時偕行”指的是人行事要與“時間”、“時勢”相統一，并且把握時機。君子身處復雜的社會中對“時”必須把握。“時止論文無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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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彖》）止于所當止之時，行于可行之時，則可以順應時勢。順應時勢是主動順從客體，與客體相融，而不固執于既成的態勢，不以主觀的設定強加和擾亂客體，讓對象發展到特定的時候自動顯露自身的原本，以便整體認識對象，把握對象自然演進的規律。所以，順應時勢不是消極的隨波逐流，而是與事物和諧，因時利導，趨吉避兇。“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乾.文言》）君子在社會中處無論處在什么位置都能坦然處之，隨“時”而行，那么即使處在危險的環境當中也可以保全自身。可見隨“時”可以“身安”。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乾.文言》）世界變化無常是正常的現象，君子應抓緊時間，把握時機“進德修業”以濟時勢。濟時勢之所需則必定有與自己相應和人。唯變所適是人生存發展中“身安”的法則。“變通者，趣時者也。”（《系辭下》）易有變易、簡易、不易三原則。三者是隨“時”循環無終的一個環狀鏈接。然而三者中又可以兩兩相互轉化，相互統一的。人在社會中生存發展要把握變易、簡易、不易相互轉變的規律。通過應用這個規律，應變而達到和諧。人與世界和諧、與社會和諧，則可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乾.文言》）如此則可以使人皆安其身生，皆得其養；體會事物規律，明察事物如陽光普照；所行之事循序漸進，如天地四時的運動一般。在天時之前有所為而不違反其預見，在天時之后而依據實際行事，如此則像神明一樣，那么他在人生發展的過程中中就可以隨時而行，該變則變，自身當然不會傾危。擺正位置，與時偕行，唯變所適從三者是統一的。君子要在社會中有所作為，首先要保證自身不傾危。順應“道”的變化。擺正自己的位置，然后與時偕行，通過變化而適應世界的發展。三者和而為一就是和諧，則身安可保，然后才可以有所為。身安而動則必定有很多的人相應和而為伙伴，基于此而創建自己的團隊。團體的力量不是簡單的個體之和，其能量必定大于個人之和，要在社會中有一番作為就不再是孤軍奮戰。

第三篇：孔子人生啟示錄

孔子人生啟示錄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在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所說的話，其大概意思是：我十五歲時有了明確的學習志向；三十歲時略有建樹；四十歲時能明辨是非，不受迷惑；五十歲時一切基本已成定局，天命所歸；六十歲時無論聽到什么都覺得是一樣的耳順；七十歲時道德修養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一。十有五而志于學

孔子明確地說自己到了十五歲才有了明確的學習志向，也就是說他真正立志的時間是在十五歲。事實上，人也只有達到十五歲這個年齡階段才能有資格立志，因為這個時候對客觀世界以及對自己本身才會有一定的認識。

但現在我看到的教育卻不是這樣，都是在褒揚早立志，好像自幼就有遠大志向的人往往能成大事。因此現在的小學語文老師在布置作文的時候就經常會出這樣一道題：我的志向。而學生們經常會寫一些諸如“我立志做一名科學家”之類的東西。說句不好聽的，這全是些兒戲的廢話。你說一個小學生連心智都還沒怎么發育，他能懂什么叫做立志嗎？他知道什么叫科學家嗎？

知霖有一小學同學以前立志做一名垃圾車司機。因為我們那個年代路上連車都很少見，他看見開垃圾車就很崇拜，聽到垃圾車那“嘟嘟”聲就覺得很美妙，所以就立下了當場就把他老爸氣暈的所謂“志向”。現在長大了，他如果想從事做垃圾車司機那絕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他有去實現他那“偉大的志向”嗎？沒有。二。三十而立

孔子這么有能力的人到了三十歲才略有建樹。但事實上孔子所謂的建樹就是為自己的建功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而已，孔子三十歲以前那些經歷都只是一些理論以及嘗試性的實踐，只有到了三十歲的時候才真正開始他一生的事業。也就是說，孔子到了二十九歲才找到事業發展的方向，他在二十八歲的時候還有點迷糊甚至很困惑。

孔子說男人“三十而立”，這句話到現在還很具有普遍性。試想，我們讀完大學都二十幾了，再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幾年積累一些經驗，真正的事業起步都在三十開始（而大多數人三十歲前都結婚了，所以說先成家后立業是社會的主流）。因此，29歲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坎，如果一個人在29歲的時候還沒有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那么他的未來是很被動的，當你再過幾年，都奔四了的時候，你認為自己還會精力充沛一點也沒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嗎？

現在有很多的年輕男子都很希望在三十歲左右之前就做出一番事業出來（很多都是想著賺很多的錢，其實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然后娶個漂亮的老婆風光地衣錦還鄉。我不敢說這沒有可能，但是說真的，自古以來，這種情況發生的幾率都是占極少數，并不是社會的主流。而有的人在三十歲前就發了達的，三十歲后往往敗得比較慘。因為少年得志的人往往會自命不凡目中無人狂妄自大，豈不知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句話，就是要成就一件大事，往往都需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你少年得志，除了那么幾個頂級天才之外（比如愛因斯坦），更多的都是碰上狗屎運罷了，這個世界厲害的人物不少，他們只不過暫時沒有占有天時地利罷了，你以為他們真的在你之下呀？

據考證，孔子30歲至51歲在魯國活動，授徒講學。很明顯，孔子心中所立志以及所想的，就是教育。教育是貫穿孔子一生的事業。孔子一生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七十二。我粗略地計算了一下當今的教育情況，從學前班開始，也真是如果是三千學生入學，能達到研究生的也大概是七十二個人這樣的比例。看來這教育規律可真是千古不變啊！? 三。四十而不惑 其實“四十而不惑”也不是什么都不迷惑，其意思是指在你自己這個專業領域里面不“迷惑”。如果說孔子的“三十而立”是知道了有什么該做，那么“四十而不惑”就是知道了有什么不該做。這一點對年輕人最為重要。雖然我現在還沒有達到四十歲這個境界，但是我接觸年界四十的高層人士比較多，所以對此深有感觸。

在這里說說自己的故事吧。知霖從小就喜歡經商，自高中二年級就開始動用自己所有的壓歲錢著手開辦書店，讀大學的時候開辦補習學校，讀完大學之后得一成功人士李先生資助，開辦一投資公司，進入融資、上市以及基金股市等經濟領域。

在開辦公司的時候，但凡有自己不明白之處，均向李先生請教，每次李先生基本不用怎么考慮就會給出答復，并且都很正確。我是怎么知道李先生是正確的呢？因為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時候我與李先生都有意見分歧，于是就與其爭論，但往往最后李先生就會說：“小鐘，這件事情我說不過你，你也不妨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處理。”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我從來就只是爭論得勝而事實慘敗。李先生在他所在領域特別是在管理方面，完完全全是“四十而不惑”這種境界，你想學都學不來。李先生允許我出現錯誤，這一點我佩服至極。

而我，除了不得天時，就敗在不知道有什么不該做。從此以后，我對李先生的話語可真是言聽耳從。只是08年金融海嘯來臨，我不得不中止與李先生的合作。這次我大概虧損李先生兩百萬，另外一重要客戶肖小姐也至少虧損三百萬，以及其他一些客戶總計虧損數目以千萬計。雖然李先生最后對我說的話是：“小鐘，有機會我們再合作賺回來嘛。”可是在我心中已經是內疚至極，無法再面對，于是09年真正進入中醫領域，開始本草研究，這一年我29歲。希望我在四十歲的時候能夠在中藥這個專業“四十而不惑”吧。? 四。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51歲曾任中都宰（相當縣長。中都，今汶上），不到一年，繼任小司寇、大司寇（大司寇相當于公安司法部長），攝相事。孔子擔任此職至55歲離開魯國，約四年時間。孔子的一生學問做得很好，他希望能施展他的這些才學為民造福，走政治道路當然是很好的選擇。但是很明顯，孔子的政治道路并不如意。這個時候他覺得，一個人，如果想成就大事，那真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啊！自己有多大的抱負與才學，如果沒有天時、地利的幫忙，那真是徒勞。這就象有朋友請你明晚在某酒店吃飯，但是你大后天才赴約，那最后自然是吃不了這頓飯了。所以后來曾國藩歸納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實，還有一個細節我們必須注意，孔子這個時候怎么會知天命而畏天命呢，他相信有命運這回事嗎？其實，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五十以學《易》的結果；因知天命而畏天命，知富貴不可求而居易以俟命。這是宇宙決定論思想。因為從這里發現人是有命運的。否則，你就很難解析為什么有的人出身帝王家，而有的人一生勞苦奔波了。

孔子一生努力如此，到了最后是這個結果，他覺得這一切都好像是冥冥中注定了似的，所以就說“五十而知天命”。但也只有孔子這樣努力一生的人才能有資格說出“知天命”的話語來。否則，沒有前面的努力，你怎么會知道有這個結果？不知道有這個結果，你憑什么說知天命？不要說知天命，恐怕連自己的命也不知道啊！人是三維一體的，有天命所歸，有地理因素，有人為改造。沒有“人為”在前，就沒有資格談論“天命”。

我經常鼓勵身邊的朋友說，你說明太祖朱元璋厲害嗎？當然厲害，有誰敢說一個開國皇帝不厲害呢？但是你可知朱元璋自幼貧寒，父母兄長均死于饑餓，孤苦無依。在他年輕的時代，如此厲害的一個人甚至一度靠乞丐度日。后來入皇覺寺為僧，兼任清潔工、倉庫保管員、添油工。入寺不到二個月，因荒年寺租難收，寺主封倉遣散眾僧，朱元璋只得離鄉為游方僧。再后來因其友湯和的一封信，參加了起義軍，南北征戰，這才有了后來的明太祖。故事講到這里，諸位不妨深思吧。五。六十而耳順

不是說老來耳聾昏花嗎，怎么孔子六十反而耳順了呢？其實孔子的“耳順”是指無論聽到什么都覺得是一樣的好。比如你今天說他：“孔子啊你真厲害，是大教育家，桃李滿天下啊！”孔子會很開心。然后另外一個人卻對他說：“孔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當官連位置都坐不穩，還說什么有大學問，連為官之道都不懂。”孔子也會很開心。總之你罵孔子，如果罵對了，他會非常開心，因為可以從中發現不足進而完美修養。如果你罵錯了，他照樣樂呵呵的，因為是你的錯而不是自己的錯，他難道會因為你的錯誤而生自己的氣？

現在如果你跑到街上對著某位老人家大罵，你猜想后果會怎么樣？所以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是指家有類似于孔子這樣的老人家，家中有如此德高望重大學問的老人家在，你真是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向他請教，他給你指的路大多數都是正確的。一生不發生大錯誤，那真是最幸運的了。但是如果家中擁有一位年老不尊，倚老賣老，說他兩句就暴跳如雷的話，那“如有一寶”這句話看來你是說不出來的了。

當然，孔子的“六十而耳順”還有深意，那就是對世間一切人事以及學問都如同對待，這就是佛經上面說的“差別智”。孔子早年對于非儒家學問還是有所分歧的，但是到了六十歲的時候，他突然覺得這個世間所有的一切都對，沒有錯，一切是非對錯不在事物而全在自己的心想。這個世間所有的一切如果加入了自己主觀的判斷，就都有了是非。但事實上，世間哪能定論誰對誰錯？判斷多錯必須有一個標準，而這個標準卻是人定的。古時候三妻四妾是對的，現在就錯了。古時候女子有才便是錯，現在卻是對的。你說什么是對錯？婆媳之間吵架，你能完全辨個是非對錯罵？因此，沒有“六十而耳順”這樣的功力，不要說當一個宰相，恐怕當一個大家族的主事都會把你煩死。六。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請注意是“從心所欲”而不是隨心所欲，你可不要想歪了，把孔子想成一個隨心所欲到處往女人堆里扎的人，并且后面還跟著“不逾矩”呢！

孔子到了七十歲，道德修養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可以說是已經是超凡入圣，上達至自由意志的境界。不逾矩，則一切行為已無太過無不及的偏弊，達到了中庸的至德。到此境界，趨吉避兇已失去意義，所以孔子才能夠說不占而已矣。孔子從知命到造命，從樂天知命到從心所欲，一共經歷了三十年。

雖然現在七十歲的人很多見，但在孔子那個年代，可真是“人生七十古來稀”啊！我接著想說的是，孔子為什么會如此長壽，并且又不會犯老年癡呆什么的？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黃帝內經》指出，女子“二七（十四歲）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下，故有子”，男子“二八（十六歲）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以七為周期，男子以八為周期。但事實上，孔子所謂的“年少時”是指女子二十一歲前，男子二十四歲前，這個時段男女還沒有發育完畢，“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所以“戒之在色”。孔子所謂的“及其壯”，就是指男子二十四歲后至五十五歲退休前。中青年人要戒之“斗”，不只是指捎拳捋臂地動武，也不僅指唇槍舌創的兇罵，更是指心境中貪求的好勝好強。可謂“心戰于內”，自傷血氣之和諧。此“斗”不戒，心不平正，怎能適應人生最重擔子壓肩的狀況呢？所以，青壯年時處處要“戒斗”，要心平氣和，要順其自然，“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禮記》）。既是發奮進取，又要勞逸結合。工作擔子再重再累，內心神情要自我輕松。這樣，正如老子說的：“唯有不爭，故無尤（災禍）”，“唯有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因為心神平正，盡力而為，身強體壯，事業也能逐顯成效。比之累出病來，“斗”出禍來，要強出許多倍。可見，“戒之在斗”，真是青壯年時期養心之要領，也是立身處世成敗之關鍵。“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個得就是得失的意思，其告誡我們老年的處世之道就是不要患得患失，特別是貪得無厭。這完全是一門中庸的糊涂學！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戒之在得”只適用于老年人，并不適合年青人，你總不能“戒之在得”，視金錢如糞土吧，否則某一天你年邁的母親生病了你可拿什么來孝道？因此，年青人要努力爭取得到，在“戒之在斗”的前提下，“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行了。

第四篇：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244關于《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

關于《孔子的哲學思想》[1]一文給張聞天[2]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一

伯達[3]同志的《孔子哲學》我曾經看過一次(沒有細看)，覺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囑咐再看一遍，仍覺大體上是好的，惟有幾點可商榷之處開在下面，請加斟酌，并與伯達同志商量一番。我對孔子的東西毫無研究，下列意見是從伯達文章望文生義地說出來的，不敢自信為正確的意見。

(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4]，作為哲學的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伯達的指出是對的；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然而事實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此點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讀者誤認“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為主，我們則是實為主，分別就在這里。又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

(二)“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反映了社會中君與臣的關系”，不如倒過來說:“社會中(說國家中似較妥當)君與臣的關系，反映了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事實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國家發生以前，家庭是先發生的，原始共產社會末期氏族社會中的家長制，是后來國家形成的先驅，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國家(政治)都是經濟之集中的表現，而在封建國家里家庭則正是當時小生產經濟之基本單元，如伯達所說的“基本細胞”，封建國家為了適應它們的集中(封建主義的集中)而出現。

(三)中庸問題

伯達的解釋是對的，但是不足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是對的，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于其他異質，作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5]，及“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6]，更加明確地解釋了中庸的意義。朱熹[7]在“舜其大知”一節注道:“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于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8]。這個注解大體是對的，但“兩端”不應單訓為“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應說明即是指的“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

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四)說孔子“患得患失”時不必引孔子做魯國宰相“有喜色”一例，因為不能指出當做了官的時候除了“有喜色”之外應取什么更正當的態度，問題在于那個官應不應做，不在有無喜色。

(五)關于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涂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了(現在我們說的親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還有仁義對舉，“義者事之宜”[9]，可說是“知”的范疇內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后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昏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范疇，應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伯達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還覺得不大嚴肅。

(六)沒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認識論上與社會論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學之外，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等關系的說明。

(七)此外，文沒有一個總的概念，使初學看了覺得缺乏系統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對于孔子哲學加以概括的說明，指出其根本性質則更好。我看過的伯達的幾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點。

以上幾點并未深想，只是隨說一頓而已。

毛澤東

二月二十日夜

二

伯達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達伯達同志考慮。

(一)說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績時引了郭沫若的話，說孔子的功績僅在教育普及一點，他則毫無，這不合事實，也與本文沖突，我覺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達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10]引了章，梁，胡，馮[11]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胡是庸俗唯物論與相對主義，也是形而上學，章，馮??(章，馮二家我無研究)，等等。若無這一簡單的申明，則有使讀者根本相信他們的危險。老子等兩篇已發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來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寫)，說明此篇，前二篇，及爾后發表諸文，凡引他們的話，都是引他們在這些問題上說得對的，或大體上說得對的東西，對于他們整個思想系統上的錯誤的批判則屬另一問題，須在另一時間去做。

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敬禮!

毛澤東

二月二十二日夜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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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毛澤東在信中將它稱為《孔子哲學》，是陳伯達寫的，一九三九年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2]張聞天，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毛澤東寫給張聞天的這兩封信的手稿，抬頭現已缺損。

[3]伯達，即陳伯達，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4]見《論語·子路》。

[5]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6]參見《中庸》。原文為：“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7]朱熹（一一三○——一二○○），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人。南宋哲學家，編注有《四書集注》等書。

[8]見《四書集注·中庸》朱熹注。

[9]參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為：“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10]指陳伯達寫的《老子的哲學思想》和《墨子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一九三九年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六

十三、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學思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陸續發表在延安《解放》第八

十二、第一○二和第一○四期。

[11]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廣東新會人。胡，指胡適。馮，指馮友蘭（一八九五——一九九○），河南唐河人。他們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學者。

第五篇：叔本華名言：叔本華人生哲學思想的智慧

叔本華名言語錄：叔本華人生哲學思想的智慧

智者,總是享受著自己的生命,享受著自己的閑暇時間;而那些愚不可耐得人總是害怕空閑,害怕空閑帶給自己的無聊,所以總是給自己找些低級趣味的游戲,給自己一點暫時的快感。

理智有時似乎可以引導意志，但是僅僅象一個想到引導他的主人而已；意志是一個勇猛強壯的瞎子，他背負著一個能給他指路的亮眼的瘸子。

我們并不是因為發現了欲求某個事物的種種理由才去欲求這個事物，而是因為欲求某個事物采取尋找欲求它的種種理由。??所以邏輯是無用的，沒有人靠邏輯說服任何人；連邏輯學家也只是把邏輯作為收入的一個來源而已。

疲勞象疼痛一樣，它的位置在大腦；與大腦不聯結的肌肉（如心臟）決不會疲勞。

意志就是求生意志，它永久的敵人是死亡。??它能用生殖的策略和犧牲生殖來擊敗死亡。??生殖是一切生物體的最終目的和最強烈的本能。世上的每一朵玫瑰花都是有刺,如果因為怕扎手,就此舍之,那么你永遠也不能得到玫瑰芬芳。

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會覺得刺痛;彼此離得太遠,卻又會感覺寒冷;人是必須保持適當的距離過活

因為熱情依靠一種錯覺，這種錯覺把只對種族有價值的東西認為對個人也有價值，所以在達到種族的目的之后，造化的騙術必然消失。個體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了種族欺騙的對象。

種族的事務，即受精一旦完成，對每個動物而言，接踵而來的是一切能力瞬息的涸竭和衰竭，對大多數昆蟲而言，甚至繼之以迅速的死亡。

一個眾人和萬物都不曾在他眼里時時顯得僅僅是幻象或幻影的人，是沒有哲學才能的。

肉欲熄滅時，生命的內核也就消逝了，只剩下空殼了。

事物本身是不變的,變的只是人的感覺!做學問是目的不是手段

劣書是損害我們精神思想的毒藥

人一生要做的兩件事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豁達大度。前者是為了使他避免遭受痛苦和損失，后者是為了避免紛爭和沖突。

生命是一團欲望,欲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

人們為一個人的死亡感到恐懼和悲傷,因為死亡意味著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將無法再去經歷感受,將會對一切失去感知,活著的時候發生的一切將會歸化為零!

一個人照鏡子時,永遠不會以陌生人的眼光來審視自己,他的自我意識只會不停地低聲提醒自己:'我看到的不是另一個自我,而是我的自我。

“所有的愛戀激情,無論其擺出一副如何高雅飄渺、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都只是植根于性欲之中”、“這種強勁的動力,僅次于對自身生命的愛”。

小人常為偉人的缺點或過失得意

在文學中,有無數的壞書,像蓬勃滋生的野草,傷害谷物,使它們枯死。它們原是為貪圖金錢,營求官職而寫作,卻使讀者浪費時間、金錢和精神,使他們不能讀好書、做高尚的事情。因此,它們不但無益,而且為害甚大。

一個人能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

我們的不幸往往由于我們對于幸福的追求!我們做事之初喜歡抱著一種信念:我們一定能在世間找到某種幸福

如果我們懷疑一個人說謊，我們就應該假裝相信他，因為他會變得愈來愈神勇而有自信，并更大膽地說謊，最后會自己揭開自己的面具。

讀書是讓別人在我們的腦海里跑馬；思考，則是自己跑馬。

等待，是偷懶的藉口，怠惰的推托。

友誼就好像傳說中的海怪,大家繪聲繪影,可是卻仍有待證實.想要擁有一位如圣經所言比親兄弟更親的朋友,可能比一睹尼斯海怪的身影還難呢!如果生是夢、死是醒，那麼我把自己看成是——

從兩者之外被個別劃分出來的存在。事實上，這也不外乎是夢幻。

人生最初的四十年會給我們教科書，而后的三十年是對教科書給予注解。

時間對善用者親切。

普通人耗神於如何打發時間；精干的人卻耗神於如何有效利用時間。

“美”是高級的“善”,創造“美”是最高級的樂趣。

欲望是人的痛苦根源,因為欲望永不能被滿足.我們離理相越遠,自然就會離欲望越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迷失在理想與欲望之中,將欲望的東西當作理想,這是因為它們有時實在太近,近到只有一線之隔.或者說欲望是感性的,而理想是理性的.人生就是痛苦,我們可以把痛苦轉化成幸福

人生就是一場苦難。時間是無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為了用有限的時間去抗衡無限的時間而采取了繁殖這一手段,讓自己的生命時間得以延續。這是人類繁殖的本能。

哲學的起點是死亡。

人從來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質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欲望過于劇烈和強烈,就不再僅僅是對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會進而否定或取消別人的生存。

人類徹頭徹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

風格是心靈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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