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朝滅亡學習心得

公司logo 《幾十萬滿族人怎樣滅掉擁有兩億人的大明王朝》學習心得

中國歷史上的大明王朝從公元1386年建立到1644年被滅亡前后經歷將近300年。在中國的歷代王朝中也算的上是存在時間較長的王朝了。關于大明王朝的覆滅原因，在歷史上也是存在很多的爭議的，有說是闖王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所推翻的；還有說是被大清的八旗子弟所推翻了；還有說是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所至，總而言之說法不少。讀完《幾十萬滿族人怎樣滅掉擁有兩億人的大明王朝》這篇文章后，也專門在網上查閱了一些正史和野史資料，結合個人的理解，總結出大明王朝的覆滅其實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這是時世局變的必然，也是因果關系的結果，也就是說是綜合原因所制。內因和外因都站了相當重的分量。

外部因素

一、天災人禍

崇禎時期，北旱南澇，天災嚴重，農田顆粒無收，餓殍遍野，十室九空。而朝廷對此并不重視，對地方官員的行為也是不聞不問，甚至變本加厲的對農民盤剝，這是導致起義的導火線。

二、關外部落統一

明朝末年，外族努爾哈赤勢力越來越強大，25歲時已經基本平定了關外的各個部落，實現了部落的統一，而且加強了中央集權。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后金，割據遼東，建元天命。薩爾滸之役后，遷都沈陽。之后席卷遼東，攻下明朝在遼七十余城。

三、農民軍起義

當時的農民起義軍力量強大，各地起義風起云涌，難以對付。特別是闖王一支，人數眾多，戰略得當，撫民安民，深得人心，當時明朝的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關邊，內地鎮守城池的兵力有限，加上政府內部管理混亂，各地農民軍起義紛紛聚集。因為滿清當時在戰略上牽制了明朝的大部分軍事力量，這才導致內部鎮壓起義兵力不足，闖王這支軍隊才一路勢如破竹，最終打破北京城。

四、長期兩線作戰

1.明朝自開國以來北方就與蒙古人作戰，開始還能占到上風，后來就被蒙古人壓著打，連皇帝也被俘虜了去，如此打了兩百年，明朝國力損耗很大，與蒙古人簽訂了《隆慶和約》，賠了不少錢財，邊境才稍微安寧一些。誰知蒙古人剛消停點，女真人又興起，從此明朝直到滅亡，也沒有緩過氣。2.明朝建國之初，南方東南沿海就有倭寇騷擾，雖然規模不大，卻著實讓明朝頭疼。到了明朝中期，倭寇勢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幸好明朝有個戚繼光，在東南沿海作戰，日本人才漸漸收斂。日本人消停了點，西洋人又趁虛而入，占了澳門、澎湖、臺灣。此后明朝直到滅亡，也沒能驅逐西洋人。

3.明朝從建國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成為明朝的大敵。而在明朝的背后南方，先有倭寇，后有洋人，是明朝的隱患。終明一朝，始終陷于南北夾擊之下。

內部因素

一、皇帝昏庸無能

明朝后期，皇帝多是荒淫無能之徒，有好道教的，有沉溺女色的，甚至有喜歡當木匠的。皇帝是封建國家的主心骨，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昏庸，勢必會導致下屬跟風，導致朝綱敗壞，國本不固。

二、官場腐敗

明中后期，貪官橫行，暴吏無數，他們瞞上欺下，貪得無厭，殘暴至極，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導致民變，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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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宦官專權

明中后期，皇室嫡親香火不盛，接位的多是小皇帝，這樣，導致內宮宦官有機可趁，把握了朝廷大權，甚至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這些宦官多是殘暴、荒淫之輩，他們為了一己之私，殺忠臣，刮民膏，還勾結敵國，是明朝滅亡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無可戰之師

明后期，軍隊裝備差、紀律差、統帥也多是無才無能一輩，根本就不是闖王及大清軍隊的敵手。總結：

如此之大的明朝之所以滅亡，一部分在于對外部因素的影響，一部分是在于內部的管理，就像一個企業一樣，崇禎政府其實并不是無所為，能夠搬到魏忠賢，說明他當時也是滿懷意志，想扭轉落敗的局面。然而在搬到閹黨專權后，因為政府沒有制定長遠的戰略計劃和明確的實施步驟，朝中又黨爭不斷，結合管理者性格原因，崇禎帝對朝政開始失望。為此，他開始加強集權，力圖控制百官，任用宦官來貫徹自己的革新意志，然而宦官當道，致使好多的有才之人得不到實用。如果他能用好像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這樣的人物，軍事部署也不會嚴重失當，落得國破家亡的下場。

明王朝滅亡所帶來的反思

如果把明朝看作一個市場的壟斷企業，綜上所述，明朝滅亡有以下原因

1.企業戰略不明確

1)未制定清晰的戰略方向

崇禎年間，這個企業已經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原市場，有數以百計新崛起的農民企業和它在競爭，其中最具威脅的是李自成和張獻忠領導的兩家公司；在東北，新興的滿清公司也在迅速蠶食它的市場。所以當前企業的頭號問題是制定清晰的競爭戰略，消滅中原和東北的競爭對手。

2)企業定位不清楚或未將愿景落到實處

對于一個企業制定戰略時，首要問題是戰略定位，這個定位既指對企業自身的定位，也包含對競爭對手定位。這個企業在一開始就在這方面犯了錯誤，首先企業對自身的定位不清，始終沒有認識清楚當時明朝實力衰竭、體制僵化、政治能力和軍事戰斗力低下等一系列內部問題，不具有兩線作戰的能力。其次，企業無法對對手清晰、差異化的定位，不管是李自成、張獻忠，還是滿清，他統統視為反叛者，沒有考慮過誰是最致命的威脅者，誰是次要威脅者。在錯誤的定位下，崇禎的企業一直奉行剿滅一切競爭對手的戰略，這種沒有差異化的戰略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于沒有明確的戰略指導思想，給了對方聯合搞垮自己的機會。

2.執行力嚴重不足

在決策層戰略失誤的情況下，明朝的戰略執行也存在極大問題。1)管理層管理能力低下，監督變成指揮

出于對帶兵武將的忌憚，明朝一線的最高指揮官往往是“不知兵”的文官，在實際作戰中，他們既不知如何指揮，也指揮不動武將，沒有“將正確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導致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隔閡與內斗，這是管理過程中的第一個錯誤，這直接導致了一線戰事的節節失利。2)一線執行層的執行能力弱

上至州府、下直縣衙、基層管理者多數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明朝軍隊士氣低落，戰斗力差，對農民起義軍和滿清軍隊往往都是一簇擊潰，對待老百姓倒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驕兵悍將，在這樣的 公司logo 企業文化下，這樣的軍隊不僅不能擊敗對手，而且只會官逼民反，將百姓變成起義軍，造成李和張的隊伍日益壯大。

3)錯誤的管理機制使得戰事愈加惡化

崇禎直接插手前線戰事。他依據的信息來源主要是派下去作監軍的宦官，大多數宦官都不懂軍事，他們向上匯報的情況帶有極大的個人偏見，而且揣摩著崇禎的喜好來匯報，直接影響了他的判斷。最為典型的是松山之戰，戰役之初洪承疇的策略是穩守，誘敵出擊，再尋找戰機，可是崇禎只看到明軍有13萬之多，沒認識到清軍的戰斗力遠高于明軍，主動出擊無異于自殺，再加之監軍回報主帥膽小畏戰，因此他屢屢嚴令洪承疇主動出擊，洪迫不得已出戰，果然明軍一戰即潰。

從崇禎政府的戰略失誤和明朝滅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戰略對于企業和組織的成敗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戰略的制定和執行受到決策者個人、企業的體制、文化、組織制度等因素的決定性影響，企業對戰略的制定也受到體制、文化等因素深深的約束。

從這層意義而言，決定企業成敗的根本因素在于產生戰略的根源體制和體制蘊育出的文化，改變體制才是解決競爭組織的根本之道。因此，打造基業常青的企業的根本之道在于企業開始建立權利與責任對內、對外都能相互平衡的體制。

2016年2月

第二篇：《明朝那些事兒》讀后感：明朝為什么會滅亡

《明朝那些事兒》讀后感：明朝為什么

會滅亡

對于明朝滅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為從兵力上看，清兵只有二十幾萬，李自成軍隊有一百多萬，但明朝卻擁有二百五十萬大軍，而且還有關寧鐵騎、秦兵和天雄兵這樣厲害的兵種。后來我一查看地圖才發現，自從皇太極占領遼東一帶后，明朝的很多地方已經失守了。

如果朱棣（不是崇禎，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兒子）不遷都到北京，還待在南京的話，明朝也沒戲。因為當時的河南鬧災荒，李自成在那招了十三萬兵馬。這給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再看兵種，皇太極的騎兵跟明朝最厲害的關寧鐵騎實力相差無幾。李自成的兵種雖然不厲害，但是崇禎時，收稅太多，導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軍隊。

后來明的二百五十萬大軍敗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跟清軍斗，當時沒顧得上南明）。小福王坐了皇帝，統治南明。這位小福王，其實就是福王的兒子，而福王就是萬厲的兒子，為鄭貴婦所生，萬厲極為寵愛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子，就封他個福王的稱號。福王特別愛吃，都有三百多斤了，他還是個守財奴。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所以左良玉不干了，這么爛的主，他可不想跟著賣命。于是左良玉興趣了造反的大旗。

再說皇太極滅了李自成后，軍隊實力更加強大，在皇太極和左良玉的攻擊下，南明最終滅亡。從朱元璋到南明滅亡，共計二百九十九年。

第三篇：被瘟疫滅亡的明朝論文

明萬歷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越重。隨之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后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并出現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歷、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于在山西爆發。

萬歷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萬歷《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現為腫項，傳染性極強。

萬歷十年鼠疫傳到相鄰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這里是軍衛密集的軍事重鎮。疫情發生時，“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此疫不僅造成懷來衛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傳入北京。

北京周圍地區，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當地人仍然能夠回憶：“萬歷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癥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大頭瘟癥”就是頸項腫大。在疫區，死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樂縣，“萬歷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強、欒城二縣的記載相同。另外，來自各地方志的資料表明，鼠疫還傳播到了山東及河南北部等地區。

從崇禎六年（1633年）開始，華北鼠疫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流行。這次爆發地點仍是山西。一條來自山西興縣的報告說：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是對鼠疫發病迅速，病死率高特點的描述。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順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紀事》記載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樣，河北地區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治今邢臺）、河間府（治今河間）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的傳染病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崇禎十四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崇禎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傳入了北京城。

崇禎時人劉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況時說：“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并死。”“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崇禎十六年夏秋間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又如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當時北京實際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抱陽生在《甲申朝事小計》卷6中提到崇禎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墻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見城中處處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78中說當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后，元氣大傷。以至于北京城墻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羸弱的士兵守衛，怎么能抵擋李自成精銳之師的進攻。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禎十六年，天津爆發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檔案說：“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一片悲慘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軍隊轉戰南北，文獻中不見這些人死于瘟疫的記載。

河南北部也是崇禎年間的鼠疫流行區，在汝州郟縣、開封府的陽武、滎陽、通許、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歸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記載。如在陽武縣，“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在滎陽縣，“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當驚人的。

據估計，明代萬歷和崇禎二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三省人口死亡總數至少達到了l000萬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相伴隨，所以，這一時期華北人口的死亡數應當更多。清兵順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順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關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范圍的鼠疫流行也已熄滅。社會開始復蘇，直到1661年迎來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

第四篇：悲歌｜胸懷壯志的崇禎帝,何以讓明朝走向滅亡？

悲歌｜胸懷壯志的崇禎帝，何以讓明朝走向滅亡？

就晚明的形勢而言，未必沒有“事在人為”的余地。但崇禎皇帝念茲在茲的是要一個“萬全之策”，害怕風險，絕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結果只能坐等亡國。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為把李自成寫得像一個共產黨員，頗受人詬病。但人們忘記了現實生活中從來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為了某種原則、觀念或看法，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這樣的人，在中國的底層社會，也從來都是有的。姚雪垠筆下的李自成，其實就是中國底層社會中的這樣一類人物。他們或許文化不高，但講義氣，急人所難，處事公道，慈悲為懷，而且很有能量，在群眾中頗有威信，于平凡中透著性格上的魅力。筆者當年下鄉時，也曾見識過這樣的人物，甚至因為他們不是黨員而頗感悵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個共產黨員，實在太讓人遺憾了。這本大部頭的文學作品，不僅把明末農民戰爭寫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現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的關外滿族的強悍及其統治者的足智多謀，以及明末崇禎皇帝空懷中興壯志卻無力回天的悲涼。時過境遷，農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據姚雪垠先生的遺愿，與王維玲女士，從大部頭的《李自成》中，輯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禎皇帝》，以饗讀者。這部《崇禎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這位亡國之君，苦苦支撐了十七年，卻終于沒有能夠在明末的內憂外患中力挽狂瀾，最終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歷史。這的確是姚雪垠先生創作《李自成》的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視角，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國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對崇禎皇帝的亡國，是抱有深刻同情的。當年，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認為崇禎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為政“刻薄寡恩”，“急劇失措”；“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看上去盡管像是想要有所作為的“明君”，會做些表面的仁義功夫，實際上卻是“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對種種積弊并不真心設法去解決。這樣片面的議論，姚雪垠先生當然不會悉心贊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當時的情況，處處限制著崇禎皇帝的行動，正有種種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興”抱負的約束。他要寫出崇禎皇帝的“沽名、諉過、輕信、多疑、善變、專斷、暴躁、狠毒、殘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寫出崇禎皇帝的這種種方面與他所處環境的關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崇禎時代的臣子，大多不過是只知有朋黨，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個官僚集團也已分裂成一個個利益集團；因私而害公是官場的常態。套用“文革”中流傳得很廣的一句話，那時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派性親”。正因為如此，當時沒有一件事是崇禎皇帝想做就能夠做得成的。出于朋黨的利益，凡是敵對一派反對的另一派就一定擁護，凡是敵對一派擁護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對，弄得崇禎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與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卻又是極其重要的。那時，一個主張提出來，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確與否。而怎樣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很少有人會真正關心。比如，崇禎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陜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試圖與關外的滿族政權議和。這本來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東虜”與大明朝在政治上向來是不對等的；議和意味著明朝皇帝向蠻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關于議和的事，崇禎皇帝只敢暗地里與少數閣臣和親信太監在非常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秘密一旦泄漏，則必須由參預此事的大臣來承擔“欺君之罪”，以保證皇帝本人政治正確，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議。

崇禎皇帝本人對臣下諫阻“議和”也非常討厭，認為把這樣的措辭強加于自己，不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東虜，貶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靈通的大臣上書反對“議和”，崇禎皇帝就會十分惱怒。他認為與東虜不是議和，而是“撫議”，符合“柔遠能邇”的古義，也顯示了朝廷對關外滿族的政治優勢。至于“撫議”些什么，崇禎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賠款，幻想著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一廂情愿得讓人絕倒。結果，偷偷摸摸的“撫議”，始終“撫”不出個結果，明朝因此不能傾全力“剿匪”，眼看著各路起義軍奄奄一息，又眼看它們死灰復燃。另一方面，崇禎皇帝既然意在“撫議”，對堅持要與滿族軍隊作戰的官員也就非常反感，覺得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們一定是在效忠朋黨。于是乎這些主張與滿族作戰的官員不免處處受到掣肘，要么是戰死，要么就是因戰敗而被處死。這使得那些本來就不準備為朝廷盡忠的將軍，在面對強敵時變得更加貪生怕死。

崇禎皇帝面臨的另外一個無奈，就是軍費的入不敷出。明朝的軍國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賦稅的能力，在崇禎時期也已達到了極點。然而，無論剿匪，還是抵抗滿族入侵，都需要不斷地增加軍費。為此，崇禎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親國戚能帶頭捐獻銀兩，幫助國家渡過難關。令他氣憤的是，那些承平時享盡了皇家恩澤的朝廷親貴，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極點，他們寧可與自家的窖藏金銀同生共死，也不愿為大明皇朝的生存貢獻財寶。無論皇帝再怎么稱孤道寡，再怎么曉以大義，都于事無補。可見，家天下雖然有家天下的好處，但當人們效忠皇帝的心沒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這個國家和天下。令人遺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竟忽略了那時明朝內帑里還存放著幾千萬兩白銀和大量黃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動用內帑儲積，但崇禎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見，崇禎皇帝同樣是個要錢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兒；而那些不肯捐獻銀兩的皇親國戚，確實也有些講不出口卻說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對臣下請求動用內帑貯銀，向來抱有敵意。萬歷的時候，朝廷還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請求動用內帑儲積。姚雪垠先生只寫明朝皇親國戚的守財奴形象，而隱去了崇禎皇帝本人的守財奴形象，其實忽略了明朝歷史的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當“家國一體”走到了極端，皇帝本人其實也是有家而無國無天下的。

大順起義軍死灰復燃而演為燎原之勢，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奪取西安，之后便將進攻的矛頭直指北京。眼看著李自成就要兵臨城下，崇禎皇帝卻對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碼的感應能力，只是幻想著軍事上能有奇跡發生。他的這種幻想，總是以一廂情愿的“如果”開始。而隨著幻想一次次的破滅，崇禎皇帝還是看不出自己眾叛親離的絕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遷都江南，崇禎皇帝就是走不出這一步。

說到遷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認為，歷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幾次動了遷都西安或開封的念頭。但遷都西安后水陸運輸要耗費大量民力，開封又是“四戰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終還是決定留在南京，并在家鄉安徽鳳陽興建中都，作為調劑南北的樞紐。然而，明成祖奪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為北京的基本國策。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運河，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問題在于，蒙元雖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軍事上仍保有相當強的實力；朱棣遷都北京，使首都“孤懸絕北”，等于將蒙古的軍事威脅放大了數倍。遷都之后，無論是北京城，還是北部和西北部邊境，一切軍國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長。所以，仁、宣之際，曾一度計劃回遷南京。不巧的是，當時的南京正處于非常頻繁的地震之中，從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遷都的計劃當然只得放棄。英宗兵敗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臨北京城下，于是遷都南京的輿論又起。惟瓦剌大兵壓境，南遷走水路已無可能，走陸路則必為蒙古鐵騎所追擊，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于謙率領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謙在太監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議南遷者殺無赦。從此，遷都就成為明朝議政的禁區。

“神京北峙，而財賦全仰于東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輸挽，大府之金錢靡于河道”。講的是明朝遷都北京后，為通漕而耗盡國家的財政收入，以及財政上挹東南而注西北的情況。另一方面，那時無論是京師，還是邊境的物資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強征發，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壯勞力）丁著役，年年當差”，留下他們的妻兒在家種地繳稅。自古以來，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農業一直唯水利是賴。綿延不絕的黃土，從華北高原一直覆蓋到東邊的大海，其土質有著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適當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會有較好的收成。但是，經過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連三的戰爭破壞，這一地區的水利普遍廢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黃土土質的原因，這里的土地經過墾耕，如果沒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雨水適中的年份則少之又少。但是，壯勞力盡被征發，興修水利就只能是紙上談兵。有明一代，這里的人們甚至已經忘掉了還有水利這么一回事，農業生產年復一年地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著也沒有人愿意耕種。說到底，京師不南遷，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會生產就難以恢復，而東南地區承受的重賦也不能減輕，整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就不會有轉圜的余地。可惜的是，遷都之議既已成為政治上的禁區，明朝就只能守著北京，先后面對蒙古、滿族的嚴重軍事威脅，耗盡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擔心著的就是亡國。崇禎年間，山、陜和河南地區的連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饑民，使得李自成起義軍獲得了大量兵源，從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禎皇帝并不是沒有想到遷都南京是一條出路。但歷史形成的慣性，卻讓他覺得這并不是一件理直氣壯的事情。那些敢于公開建議皇帝遷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堅持政治正確的官僚的抵制。這些反對遷都的人，似乎是被當年瓦剌兵臨北京之際的于謙、金英等人附了體，慷慨激昂、義正辭嚴地重復著那些國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調，但他們真正惦記于心的，卻是他們的田產和宅院不能隨他們南遷；帶著大量金銀財寶和其他浮財南遷不僅露富，沿途也難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對于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禎皇帝不會看不透，卻也無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讓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這樣的“折衷”，崇禎皇帝卻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擔心自己到時候會像唐玄宗那樣，被太子遙尊為“太上皇”；或者擔心自己會像徽、欽二宗那樣，免不了從此把大好江山讓給了同姓的其他子孫；或者擔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這些歷史的教訓，啟示了南遷可能遇到的種種風險，使崇禎皇帝干脆放棄了南遷的念頭。他仍舊沉湎于“如果”怎樣，幻想奇跡的出現。這使他對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時，崇禎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們在江南還有一個家”時，他竟厭惡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總之，崇禎皇帝的心態，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為對朋黨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為害怕風險，明明已身處絕境，他也決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風險，而一定要求萬全之策。他總是向二祖列宗祈禱，覺得自己沒有做過對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譴。平心而論，明朝亡國的原因，是早在萬歷年間都已齊備了的。萬歷以后明朝國祚的延續，都是上天的眷顧，但崇禎皇帝卻抓不住機會。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明朝在萬歷十五年之后，因為“世間已無張居正”，已是頹勢畢露。首先，首輔申時行為彌合文官集團之間因黨爭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敗了；由此，他企圖消除萬歷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歸于無效；明朝在政治上從此陷入了越來越白熱化的黨爭和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對立。其次，因為黨爭，像戚繼光這樣在張居正執政時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勢，也意味著明朝重振武備的努力的失敗。再其次，海瑞這樣的模范官僚，被視為迂腐的典型，僅僅擺在官場上做樣子；李贄這樣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視為異端，為道德所不容，最終無可奈何地在獄中自殺；朝廷上所有的爭論，也都以道德為名，成為朋黨之間互相攻擊傾軋的武器，成為一場“道德的災變”。那時候，張居正改革的惟一遺產，就是對全國田畝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對天下田畝的“履畝而稅”；由此，明朝的賦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頓，賦稅征收總體上比較平均了，國家始能通過大范圍的平均起稅來解決財政危機。問題在于，賦稅征收基礎的擴大，如果僅僅是方便增稅，只能刺激國家對社會的壓榨不斷強化；而自以為府庫充裕，一切問題就都不是問題，只能是弊上加弊。這樣幾十年得過且過地下來，從萬歷末年開始，無論是東北方面的滿族入侵，還是西北方面的饑民造反，對明朝的統治階層而言，就是征了遼餉征剿餉，征了剿餉再征練餉。這些累年加征的總和，最多時一年竟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白銀。這都是正賦之外的額外加征，對山西、陜西、河南地方連年大旱下的農民，除了逼他們起來造反，大概也沒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第五篇：明朝那些事兒

《明朝那些事兒》讀后感

朱重八能征善戰，鐵腕治國，也是一個“念舊”的人，對發妻馬皇后恩愛有加。被某些人抬上天了“清官”海瑞，除了會折騰再無任何政績。一代名臣張居正權力欲不得了，抗倭名將戚繼光貪財。大奸相嚴崧和發妻恩愛終老。呵呵，還原歷史原貌，也讓我們感慨，膜拜，憤怒，為這些有血有肉的帝王將相，或者販夫走卒。他們也像我們一樣，也像鄰家阿哥一樣，渴望愛和溫暖，渴望揚名立萬，渴望良田美宅。

故事說話。政治爭斗、權謀之術、疆場之策，這些刀光劍影，運籌帷幄，官場職場潛規則顯規則，全在有聲有色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里。故事扣人心弦，環環相扣，懸念叢生，叫人欲罷不能，任他忽悠到底，愛它沒商量。

這樣的史書怎不精彩？怎不叫人擊掌叫好呢?

朱元璋在元朝末期出生在一個農民世家，缺乏食物，于是他就去討飯吃，做和尚，但到后來，元朝把朱元璋列為造反成員，以此為借口來殺朱元璋的一家。平靜的湖面，練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環境，造不出時代的偉人。朱元璋就是在這樣的險惡環境下成為一代偉人的。他不得不戰斗，而在戰斗中，他學會了冷靜、堅持與果斷。冷靜讓他能夠準確判斷局勢，甚至在失敗后能夠正確總結經驗；而堅持，能讓他在僵持時打破僵局；果斷，讓他能夠從現在的局勢中正確而快速地判斷。這三件“寶物”結合起來就是一道打不破的心理防線，而朱元璋利用這道防線取得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須要學會冷靜、堅持與果斷。它們讓你準確地判斷局勢；讓你在失敗后能重新勇敢地站起來，而不至于崩潰；讓你從困境中發現機會。只要做每一件事都能非常冷靜、堅持與果斷，那么所有的困難都能迎刃而解，最終到達成功的彼岸。

感悟一：改變的動力往往來自于對自己目前的工作或生活的狀況的不滿意。朱大皇上小的時候沒有宏圖大志，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夠吃飽飯，娶上個媳婦。一不留神被安排當了個皇上，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從這里看出，朱皇上小時候也沒有什么遠大的理想，起碼他的理想不如我遠大。小時候老師教給我們要從小立志，看來，立不立志也沒有多大實際的意義。朱皇上從小沒有立下雄心壯志，也并不妨礙他最終做了皇上。是他父親的死，是他的饑餓，是他對生活狀況的不滿意。使他改變了人生的軌跡。其實人生的未來，好多時候往往是自己不可預知的，想得過多，往往會束縛了我們自己，真實感受和體驗人生才是我們現在應該做的。

感悟二：成功者不是常勝將軍。

朱皇上無疑是個成功者，但他卻不是個常勝將軍。在他的成功的路上經歷了那么多的失敗。因此，要獲得最后的成功，不是經歷失敗，而是經歷失敗后，繼續奮斗的勇氣。這是普通人和成功人士的本質區別。

感悟三：飛蛾撲火。

看到明朝的吏治，我們現在要幸福多了。起碼沒有那么多的殺身的危險了。莘莘學子，苦讀八年，通過科舉，混上了一官半職。不知道哪一天，趕上皇上不高興，不知什么原因，腦袋就搬家了。小時候在農村，到了夏天的時候，外面的火堆旁，會有大批的飛蛾繞著火堆飛舞。那明亮的火堆，是光明，是希望，是崇高。一批又一批的飛蛾前仆后繼撲進火堆燃燒了自己。這就是追求崇高的代價，而現實中的我們又有哪個人不是，象飛蛾一樣地向前沖呢？感謝思想家們告訴了我們

生活的真諦—活在現在，活好每一天。要不然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