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明朝

大明朝

篇一：大明王朝是這樣敗亡的

大明王朝是這樣敗亡的？ 騰訊文化 2015-05-07 [ 摘要]大明王朝沒按朱元璋的設想走，他的諸多理想與制度設計轉眼就成了明日黃花。

朱永嘉

作者：走刀口

朱永嘉生于1931年，早年師從譚其驤、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據他自述，“文革”前不久，吳晗曾打算收他當弟子，但沒多久，他便進入上海市委寫作組，作為姚文元的明史顧問，炮制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文革”十年，朱永嘉擔任上海市委寫作組組長，這個寫作組取名“羅思鼎”，諧音“螺絲釘”。朱永嘉堪稱姚文元、張春橋的御用筆桿子，朱維錚評價說：“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寫出來。”可見其對姚文元的重要性。1983年，因為“文革”時期的作為與經歷，朱永嘉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獄14年，1988年，57歲的朱永嘉保外就醫，出獄后開始寫作著書，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曹操》等書，并不斷發表關于當年的回憶錄。2015年4月，朱永嘉新書《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出版。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朱永嘉提出“從根本上講，制度是人類長期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產物，是人類社會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難靠某個圣人設計而成型并流傳不絕”。全書也以此為基調展開論述。以朱永嘉的視角看，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創業維艱，明朝的典章制度繼承于漢唐傳統，雖修修補補但所存不多。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時，期望為子孫后代打下萬世永固的江山，所以從國家層面建法立制，從家族層面制定祖訓，并反反復復勸誡子孫要遵從自己的告誡，然而大明王朝最終還是沒按他的設想走，他的諸多理想與制度設計轉眼就成了明日黃花。

接班人逐漸“廢物化” 朱元璋當皇帝之前，就十分重視培養接班人，剛稱吳王時，便為世子朱標延請浙江宿儒宋濂，為其傳經講課，隨后還讓朱標回老家掃墓，用心良苦，在世子出發前，朱元璋不忘勸誡說：兒子啊，你生在富貴之家，習慣了“買買買”，現在我派你下鄉，去感受鄉村小路到底有多難走，升斗小民為吃飯穿衣要多艱辛，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千萬記得問問鄉親們，講講你爹當年起兵之初，創業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除了嘴上的教導，朱元璋還給朱標請了大明朝最豪華的老師群體，比那個什么“第一小學”不知高哪里去了：“總理”李善長兼任太子少師，“國防部長”徐達兼任太子少傅，“國防副部長”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朱元璋作為白手起家典范，自然知道光說不練假把式，于是他常常讓太子參與政事，從小就進行社會實踐。

按朱元璋的設想，太子經過這番磨練，自然就能當好接班人，但他忽略了“身體才是革命的本錢”，兒子朱標沒活過自己，早早去世，二十年的重點培養全部付之東流。無奈之下，朱元璋只得立朱標長子朱允炆為皇太孫，不過朱元璋卻沒

時間來培養孫子怎么當皇帝了，這個生長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孫，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鍛煉，皇帝沒當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趕下了臺，看起來他不是一個好的接班人，朱元璋努力建設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敗告終。朱棣當了皇帝，雖然接班的來路不正，但好歹也是個精明強干的接班人，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自然，朱棣當了皇帝，也要考慮接班人的問題，朱棣有三個兒子為徐皇后（徐達之女）所生，朱棣立長子朱高熾為太子，結果沒多久他的兒子們便為了接班人地位發生矛盾，漢王朱高煦因有戰功且身強體壯，想取朱高熾而代之。朱棣當了二十三年皇帝，朱高熾當了二十二年太子，其間朱棣多次有換接班人的打算，朱高熾不得不戰戰兢兢生活，“忍”了二十多年，結果當皇帝沒多久就去世了，皇位傳給了皇太孫朱瞻基，“靖難之役”差點再次上演。總結明初皇位的更迭，可以看到，有實力者都覬覦皇位，甚至奪權成功，太子想要順利繼承皇位需要經歷頗多風浪，對于明朝處理權力爭斗的種種爭奪，朱永嘉認為，這皆源于國家權力無法分割，“遺產尚能在諸子中均分，而皇權是惟一的，無法均分，故藩王擁兵就必然引起皇權的爭奪”。明宣宗以后，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齡越來越小，明英宗即位時九歲，明憲宗即位時十八歲，明武宗即位時十三歲，按今天的標準，他們全是未成年人或剛剛成年，完全不熟悉社會的運行規則，自己尚且是個孩子，根本談不上怎么治理國家，而這個時候國家要保證不亂，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這就是大臣群體。老朱當上皇帝后，瘋狂誅殺功臣，導致“靖難之役”時建文帝無人可用，朱棣當了皇帝，對老臣還算好（對前朝大臣則是另一碼事），所以他死之后，給后人留下了不少賢臣良將，如著名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薄，他們在皇位交接的過程中，起到了穩定大局的作用，然而他們生前并未注意要培養接班人，等到年老時想到了要培養接班人時，已經為時晚矣。楊士奇楊榮三人是四朝老臣，又有太后支持，因此王振也要忌憚幾分，等到他們去世，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于是土木堡之變無可避免地發生了。

因此，對于大明王朝來說，接班人不但指皇帝，還指大臣們，隨著明王朝的發展，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漸淪為“廢物”，大臣中也難得出現名臣，明王朝的接班體系走向了崩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企圖由皇帝獨攬大權，以保證朱家天下能長久存在，但在他有生之年，龐大的國家運行都使他感到力不從心，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時，就不得不借助內閣大臣一起辦事。在制度設計上，朱元璋了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殘的局面，規定東宮不允許有自己的班子，結果使得太子長在深宮，長于婦人和宦官之手，脫離了具體的社會實踐，逐漸成了一群“廢物”。作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體，也沒有做好新老交接，接班的大臣一個比一個差，沒有好的臣下輔助，皇帝和內廷沒了制衡，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荒唐事。

軍隊難免“戰五渣” 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厲害，建國之初便誅殺功臣，并制定相應制度，防止武人勢力坐大，威脅朱家江山。在制度設計上，明初皇帝從京軍、衛所、軍事管理系統三方面入手，圍繞一個目標：既要保持一支有戰斗力的軍事力量，又要防止武人干政，以免方鎮林立的局面出現。在京軍方面，建立皇帝親自統帥的親軍，前后設立親軍二十六衛，其中以錦衣衛最為出名，錦衣衛作為皇帝最貼身的侍衛，常伴君王左右，權力非常大，人數多達一萬七千余人，大臣都處于錦衣衛的監視之下，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誰，就如同老鷹抓小雞一樣，大臣毫無招架之力。在地方軍隊上，朱永嘉認為明朝衛所制是繼承了唐代的府兵制，具體就是從戶籍上劃出一部分人口，作為兵籍，免除其他方面的賦稅徭役，世世代代服兵役，明代軍戶地位低下，遠不如農戶，逃亡非常普遍，明初一個士兵想要脫離軍籍，都得朱元璋親自干涉。

明朝中后期以后，衛所制度進一步衰落，軍隊士兵不但要服兵役，還成了徭役的對象，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嘉靖時期，俺答入侵，禁軍只能征召四五萬人，還都是老弱病殘，還沒見到蒙古軍隊就嚇得流淚哭泣，這樣的軍隊怎么上陣沖鋒呢？ 萬歷之后，明朝的衛所制度名存實亡，軍隊連“戰五渣”都不是了，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可募兵要錢，那只能從農民身上搜刮，結果不斷加派練餉、遼餉，逼得農民四處逃亡，最終壓垮了明王朝。有明一代，軍隊地位低賤，所有人都看不上軍官，軍隊的將帥連個步兵都不如，誰還愿意領兵打仗，最終軍事力量瓦解，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朱永嘉的結論是，“明王朝的崩潰與衛所制度的敗亡相始終。”

國法家規最終成了“廢紙” 相比于那些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朱元璋還是十分重視法律制度建設的，剛稱吳王時就命令李善長等人制定律令，稱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便頒行，在國法家規的建設上，朱元璋主要從兩個層面入手。其一是頒布國家法律，如《大明律》，此律在洪武年間經過數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有明一代，《大明律》都歷代相承，后人也不敢修改。《大明律》之外，朱元璋還頒布了《大明令》，與《大明律》相輔相成。

除了成文法外，朱元璋還將自己當政時期處理的大案要案以匯總的方式公布全國，取名《御制大誥》，朱元璋還以大誥為讀本，在全國進行普法教育。除了這些法律條例外，明朝還有許多條例榜文，例如《充軍條例》、《真犯、雜犯、死罪條例》等。其二是制定家規《皇明祖訓》，對于子孫后代在宮廷生活、處理政務、政治安保、后宮開支等方面做出嚴格規定，并且要求子孫后代務必遵守，不要自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篇二：《大明王朝》讀后感1 白塔倒了，爺爺走了，翠翠孤獨了。――《邊城》

嚴黨倒了，嘉靖走了，海瑞沉思了。――《大明王朝》

鄉村田園的清新，邊城農民的淳樸，在大雨過后成為歷史；挖肉補瘡的驚心，民不聊生的慘狀，在血腥爭鋒后歸于沉寂。不同的故事，氣象的殊異，給人以淡淡的，咸咸的滋味。

故事翻閱了兩遍，第一遍是無滋無味，因為只是當做故事。第二遍，也是當做故事，不過多了一些回味。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故事。就像官場本是故事，柴米油鹽也是故事。

無為而治，是老子的為人之道，被后輩參作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通行之道。都言知識就是力量，殊不知能運用知識才是力量，毛澤東的見解極為深刻。一把刀，切菜便是正途，殺人即是逆行。知識多少，道理深淺，其實并不重要，而在于使用的人。百姓的力量用好了便成就新中國，放棄了就只能躲在臺灣島。你說是命之使然，我說是不知用道。

嘉靖帝自詡漢文帝第二，來個無為而治。整天修仙成道，拜像坐蒲，一簾隔絕世外，雙耳聆聽四方，無為得坦坦蕩蕩。不知是故事的有意渲染，還是打坐靜心的神效，多少事情，幾許道理他卻洞若明鏡。嚴黨興風作浪，呂芳仁慈忠心，裕王戰戰兢兢，自己故弄玄虛，他都知道，只是不愿說。因為皇帝，沒有人敢揭他的短，只有與日月同輝，宇宙共壽的青詞赫然于黃紙，印入眼簾、輕擊心弦。

二十多年不上朝。佇立精舍，隔著簾子，聽著珠響，他習慣于內閣與司禮監的交涉的氛圍，木然于內閣成員之間的唇槍舌劍，欣然于大把大把銀子的來龍去脈。有人說，嘉靖是身兼皇帝與戶不尚書兩職，對于經濟，他的敏感，與對算盤珠響的欣然都塑造著這位皇帝對他所主持的朝局的關注形象。畢竟，他想治國，卻還想無為。他知道經濟是國家的一大根本，這點上，他從不糊涂。他為國主，亦為人父。他亦有情感的抒發，而不僅僅是冷冰冰的主宰能力。裕王誕下的皇孫，即后來的萬歷皇帝，每一次見到，都以老人慈愛的神態待之，還戲謔地讓孫子猜出“皇帝抱孫不抱子”的俗語。因為這個孩子，龍顏大悅，裕王的位置更加穩固。呵呵，命運使然，如今的孫子，多年之后的皇帝竟學著爺爺的模樣，二十七年不上朝，是無為而治的魅力，還是受了爺爺的影響？

對于疼痛，慣用的方法便是止痛。疼痛難忍，哪怕止痛之后死去，也愿意。在癌癥晚期，疼得死去活來，都愿意用鎮定劑麻醉和緩解，畢竟安然地離去比忍痛折磨更舒心。生理上的病痛既會產生肉體的折磨，更會連帶心理的不安。因此，一有病痛，便想著法子去排除病痛，不惜傷害自己的身體。畢竟，疼痛向來令人膽寒。

千瘡百孔的大明朝，到處流著發出惡臭的膿水。庸醫，清理了一下傷口，開了點藥，便完事。好了，皆大歡喜，還落得個“妙手回春”的譽號，治不好，便是累疾難愈，回天無力。習慣了，便是無可奈何。誰都不愿追根溯源，畢竟大動作豈止是傷筋動骨，更是遍體鱗傷，況且誰有如此的大能耐，一針見血，藥到病除。也許，還沒整治，就一命嗚呼了。悲哀，不過如此。神醫妙手太少，就算有，也不愿或不敢坦誠待醫。頑疾久已！就讓膿水盡情的流，實在不行，上點藥。大明朝如此，你我何嘗不是？

嚴黨有如蛀蟲，慢慢吸噬著茍延殘喘的國家，結黨營私，中飽私囊，于國于家不管。還借著皇帝的名號招搖撞騙，喜滋滋地在家里數錢、歡笑。皇帝有知，卻也無可奈何，即是對無為而治的考驗，又是一種投鼠忌器的無奈。他知道，畢竟還有一股清流在奮力抵抗。勞心勞力，不如自生自滅。他有著他的神仙夢，一旦得道，便是月明花開，所向披靡。小小的大明朝又能如何？于是，無奈著，也放縱著。

歷史知道，興衰交替，朝局變化，勢在必然。不緊不慢，不哭不笑，任由柴米油鹽浸染生活，全憑爾虞我詐充斥官場，隨意歡笑罵語四處蔓延。

他，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時代的巧合，站在了歷史舞臺的前沿。小小的教渝，被拖拽著進入渾濁的泥潭。他不歡笑，也不驚懼，準備轟轟烈烈地干上一場。無論從事什么，都有風險，何況朝夕兩重天的明朝，還有只手遮天的嚴黨。幾次將家人托付，為國盡忠，勢必淡了盡孝。但既然張居正所言，如為國捐軀，公之母亦國之母。舍身成仁，不過頭點地，而且忠孝兩全，古之大丈夫夫復何求？他欣然。

當最后一份“賀表”全呈于嘉靖面前時，他心花怒放了。氣韻的祥和陪襯著嘉靖的“登仙”，文武百官喜氣洋洋得叩在殿外，等著吉時一到，便俯首朝拜，滿心稱頌。有意無意地翻開他的賀表，頓時急火攻心，怒發沖冠，借著修道的定力看完了所謂的“賀詞”，再也忍不住怒火的迸發，聲嘶力竭地喊著捉拿。群臣立刻驚呆，從未見過如此龍顏大怒。大事不妙！他顯然觸怒天威，什么結果不言而喻。

“靖孚言，正人心。”他斬釘截鐵。哪怕在皇帝面前。他算是重重揭開了大明朝的傷疤，撕開了嘉靖的臉頰。他要讓膿水流盡，他要尋找病根，他要天翻地覆。在皇帝即將“成仙”之際，肺腑坦言，激怒天顏。多少人說不該，我覺得亦不該。有事不急在那神圣的一刻。可他，卻硬往槍頭上撞，哪怕頭破血流。他的白皮棺材，為他備好了歸宿。那讓嘉靖情何以堪？讓百官如何應承？讓故事如何收場？不過一死，在他看來，如此的簡單；在嘉靖看來，如何的心傷？在群臣看來，如此的難堪。糜爛的大明朝，已經被血淋淋的傷疤照的無地自容，因為那個他。而嘉靖，更是尷尬的一無是處。也許除了信奉長生的信念，他內心卻有著一絲疑慮，究竟人能長生嗎？他沒死諫之前，一切都是如此的風調雨順，百官已經默認了神仙般的皇帝，自己的正果也即將修成，位列

仙班是志在必得。盡管有多少的自欺欺人。可謊話說了一千遍，便成了箴言。于是飄飄然地做著神仙夢。可，夢還沒完，便被深深地吵醒了，且還被告知，這就是一個夢，只是一個夢。

他，不顧生死地勸說暗諷，本心是為了江山，為了社稷，為了黎民，為了百姓。可在嘉靖眼里，他并不是剖心示忠的比干，因為自己不是紂王。為何鬧到如此地步，嘉靖的幾乎暈厥、吐血像是大明朝的預言，命不久矣。他為何還要如此地對待一個真正將死之人。嘉靖也不過是個老人，一個犯了糊涂的老人。何必在這個節骨眼上犯眾怒？惹得人傷心碎？他一個人，也改變不了大局揭開了傷疤，誰來治愈？李時珍不行，他醫的是身病，國疾他束手無策。嘉靖也救不了，已經病入膏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句話對他來說，已經不適用了。那么，何必要折磨這一個老人，就算他真的“成仙”，他的陽壽已然不多，過了也就過了。既然嚴黨已倒，說明嘉靖已悔過，而且大蛀蟲已拔掉。對一個老人何必如此殘酷？

嘉靖畢竟還是個仁慈的皇帝，他并沒有直接斬殺諫臣。他經不起折騰了。他本來就不想折騰。這一鬧，傷了他的心，他是明白是非的。可最后的安詳還是被攪擾了。他的悔過，本來可以在修仙退位以后，可如今什么都沒了。他算是看透了，也清醒了。自己執著了一輩子，還是輸了。他的過錯，也就無法自在償還了。

他叫海瑞。一個響當當的名字。剛正不阿，造福萬民。敢于和惡勢力斗爭，敢于為民請命。更敢于備著棺材義無反顧。百姓叫他“海清天”，他自稱“剛峰”，剛毅的山峰。無欲無求，便是剛。有人稱他“海筆架”，剛直地面對權貴，惡吏。一封封書信，一條條諫言，只要是觸怒上級與天威的，他從不牽連他人，就像他的賀詞，是他個人所為，無人敢指使，也無人能夠指使。連私交甚好的王用汲也不曾料想。他要落得個真干凈。他一心為民，也一心為國，得罪誰也不在乎。用他的話講，他并不得罪誰，而是對方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大明律》。他的剛毅令人嘆服，他的智謀令人折服，他的赤心令人自嘆不如。他，我行我素，毫不在乎。這樣一個人，貪官污吏，恨之入骨；百姓，戴之如神；嘉靖，憤怒又嘆服；裕王，無奈又佩服。

他終究沒有死。故事中因為嘉靖的仁慈，因為黃錦的瘸腿，過了午時三刻，他得到解放。可他沒有喜笑顏開，沒有歡心奔跳，因為他知道，任何人都有隨時被殺的可能，何況一個犯了眾怒，觸怒龍顏的罪臣。可他，也不懼。如此一個人，真是令人既愛又恨。

皇帝沒有刻意地責罰，也許有著上天的懲罰在先。活蹦亂跳的女兒溺水身亡，妻子因此而流產，盼望已久的兒子便付之東流。好不容易保住了妻子的性命，卻落下了一身病。神醫的相助，又使海家有了繼承香火的希望。三代單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可陰差陽錯地，厄運再一次地降臨到海家，這一次，連妻子都悄然離去。是不是太殘忍了？究竟是誰的錯？難道是一命抵兩命？是不是海瑞的僥幸換得了老母的無依，妻子的離去？這個故事，略顯凄慘。我們都盼望著海瑞不死，玩笑卻開在了他的家里。試想，如果他不死諫，成全了嘉靖的成仙夢，嘉靖也不會生氣吐血，也不會招陪伴在海妻身邊的李時珍，那么難產的母子也會平安無事？唉，因果相隨，海瑞成全了自己，卻也送葬了家人。他的剛直赤心令人佩服，但他實不該犯天顏，破家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可讓我們如此的揪心與無助。

肉體凡跆的嘉靖終究躲不過牛頭馬面的勾鎖，龍馭殯天了。也許，在另一個世界，他就是太上真君，慧眼看著波瀾起伏的人間，看著水深火熱的民間，自在安詳。神通再大，也救不了世間大眾，就像曾經的嘉靖，成不了仙一般。凡事講因緣。

這段故事，在兩百多年的大明朝，只是一小段；在茫茫歷史中，很是微不足道；卻著每一個朝代的心酸，貪官、清流，有纏綿悱惻的愛情

篇三：大明王朝的歷史地位——是偉大、平常、還是窩囊？

ZT：大明王朝的歷史地位——是偉大、平常、還是窩囊？

若論及中華帝國，每每必稱強漢盛唐，是以中華主體民族自稱為漢人，所以出國謀生者樂意被稱為唐人。就連中華帝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朝，仰仗著時間上的接近，依靠眾多清宮戲的推廣，與史上所謂康乾盛世的宣傳，也使得大清朝曾經的輝煌深入民心。但若論及明朝，大多數對史實了解不多的民眾，其印象往往停留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和尚出身及其傳奇的江湖經歷，朱元璋謀士劉伯溫堪比諸葛亮的神秘智謀和眾多民間傳說，接下去在永樂皇帝時期的鄭和下西洋，史書上是大書了一把，而在民間卻也無甚反響。鄭和那個龐大的海上多國旅游團并沒讓老百姓覺得有多榮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然后呢？然后抗倭、援朝、張居正革新，這些算得上明朝的大事，在老百姓眼里，卻始終不得和漢武帝征匈奴，唐太宗滅突厥相提并論，比不得文景之治，比不得開元盛世，遠不及大宋朝的光景，甚至遠不如后世的康乾盛世來的光輝燦爛。悲哉！眼看著大明朝日落西山，卻留下一幕幕宦官亂政、貪官當朝，掌柜皇帝、木匠皇帝前赴后繼，一直到滿清叩關，李闖進京，煤山上生不逢時的崇禎皇帝仰天無助，命喪老槐樹，大明朝始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奇聞怪事演連連，就是與輝煌沾不上邊。

可憐的大明王朝，窩囊的大明王朝，無所作為的大明王朝，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明王朝，一統中華近300年的大明王朝！驅走蒙元，光復漢室，那是何等的功勞？然而成功如斯失敗亦如斯，得而復失，還政滿清。大明政權得之于異族又失之于異族，作為最后的一個漢民族正統王朝，大明王朝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位？

第一、復興漢室之功。中國古代史自秦一統中國，至蒙元之前，幾十上百個封建王朝，也僅有兩漢、隋唐完成了稱的上合格的國家統一。（我對合格的定義是：新王朝的國家行政區域基本覆蓋或到達了歷史上的中華王朝最大行政地域）兩晉、兩宋則只是統一了漢家地盤，其中的東晉、南宋更是漢室天下也只得半分割據。而大明王朝的統一中國，基本上是合格的統一，尤為難得的是，對照歷史上的國家統一者，在明以前從來都是北強南弱，秦向東滅趙燕一統北方后，最后南征打敗曾經國力遠在秦國之上的齊楚兩國而完成統一；劉邦封漢王據漢中，出陳倉小道奇取關中后，再向東向南擊敗不可一世的霸王項羽，逐一滅掉各個異姓割據王國而完成統一；隋皇楊堅本北周外戚，既奪取北周政權后，南征滅陳而完成統一；唐朝建國與隋朝頗有雷同，高祖李淵本是煬帝表兄弟，奉命留守太原，在隋末大起義的潮流中順勢而動，由北而南的完成了國家的統一。而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卻以一個曾經和尚的身份，追隨元末白蓮教和紅巾軍起義的潮流，憑著自己的才干和某種程度的運勢，從平頭百姓到義軍小頭目；從攀上郭子興這棵義軍江淮首領的高枝，到羽翼漸豐最終團結領導起這支義軍隊伍；從收攏江南豪杰名士，到依靠和利用強大地主階層的勢力；從奸滅義軍內部派系分支的陳友諒、張士誠到驅逐蒙古，完成統一。朱元璋的驚天偉業幾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近三千年王朝歷史上，他是平民*河蟹*登上帝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這樣的人才領受并完成了*河蟹*異族統治，復興漢室江山的功業，用王朝時代的歷史觀點看去，怎么不值得大加褒揚呢？

第二、融和西南之功，經略東北之勞。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揮使司。乙卯置云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領府五十八，州七十五，縣五十五，蠻部六。后領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縣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御夷長官司二。北至永寧，與四川界。東至福州（應該是貴州吧），與廣西界。西至干崖，與西番界。南至木邦，與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師一萬六百四十五里。洪武二十六年編戶五萬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戶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五。萬歷六年，戶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二。這是清人張廷玉為主編修的《明史》上的一段，云南布政使司的設立，充分完全的對這個國之西南的重要地域實施了行政管轄。雖然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因為秦漢時代甚至更早些的楚國時代就有了治理西南或者交往西南的記錄，但是在明王朝以前，西南的相對獨立畢竟有了近500年的時光。雖然前朝蒙古人已經把西南納入國家領土版圖，但在中原蒙古王朝被*河蟹*后，殘存西南的蒙古勢力實際上也已是茍延殘喘。除了首戰曲靖還是以蒙古統帥達里麻的十萬軍為對手，接下來平大理擒段世，戰楊苴諸蠻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討平思倫發領頭的諸蠻夷屢次叛亂，明王朝的對手已經是當地世居民族。這就一改當初兩宋時期保守柔弱的國防策略，把西南納入行政管轄，消除了類似蒙古人從西南入侵中原的隱憂，短期來說造成西南兵禍傷害民生，長期來看，大大的促進了西南的民族融和和經濟發展，是有利于中華大局同時有利于西南民族地方利益的。如今云南發展水平雖然全國來說不是前列，但比之外圍的緬、老等地區，還不是大大的優越了？因此，明王朝融和西南之功，不應該被忘記。

至于東北，雖然我們說自古以來就是咱的領土，但確切的說，真正正兒八經把他用行政隸屬管理起來，這歷史還真的不是太長。當然這不是哪個古代王朝的錯，畢竟那些年代里，東北是所謂的‘苦寒之地’，半年以上的冰天雪地，誰樂意去那兒活受罪呢？別跟我們說沙俄的‘戰略眼光’，他們當初也就是荷爾蒙不正常，被蒙古人欺負了，翻過身來勢必加倍的追討補償。結果歪打正著，那地下發現資源礦藏，讓他們子孫揀到大便宜了。明王朝經略東北，出發點肯定不是莫須有的地下寶藏，不是為了那塊可有可無的苦寒之地，而是出于防備殘元蒙古及其他部族的侵擾，是安全需要。因此，王朝早期在東北一路設置衛所，最遠到達黑龍江入海口的滿涇衛（奴兒干都司駐所，如今俄國的尼古拉也夫斯克）。衛所有固定場所，也有臨時或根據季節移動的非常駐所。但縱如此，這種耗費錢糧卻無甚受益的衛所制度在東北也堅持沒多久，歷史教科書上的奴爾干都司，從名稱上就區別于明朝正式行政區的布政使司，只是一種軍事國防需要的轄區，在確定不能為安全增加多少保障，在王朝財政不想再負擔這筆支出的時候，自然就成為裁撤的首選。因此，經略東北，明王朝只能說有勞，功倒是談不上。

第三、科學發展，工商萌芽之利。中華之所以自立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數千年屹立不倒，沒有象古印度、巴比倫和古埃及那樣灰飛湮滅，除了一般認為的地理優勢：東面大海，西面高山，不可否認的更重要因素當然是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優秀傳承和曾經一直領先世界的科學技術能力。我們也不完全否認地利在某些時候的重要作用，比如公元前15、16世紀中國殷商時期發生于西亞、南亞的雅利安白人大入侵事件，據史學家研究正是導致古印度文明徹底消亡的罪魁禍首。而中國西、北部的高山荒漠阻隔，正好保護了尚處童年柔弱期的中華文明免遭覆滅之禍。也有研究認為當時中國版圖雖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白人入侵，但零星的文明程度和技術能力得益于西方鄰居而可能優于中原華夏先民的中亞原住民白種人實際上一直不斷試圖侵入中原，而世居青海、甘南、川北高原的古羌人正是依仗著河西走廊的有利地理把那些入侵者擋在中華文明的核心圈之外。這些不詳細展開了，也都只能是史學界的研究罷了。但由此之后，中華文明興起之后，春秋戰國時期奠定了文明的深邃思想，奠定了文化的深層基因之后，中原王朝面臨的外敵、強敵威脅并不少，匈奴、突厥、蒙古都曾經有滅中華而統天下的軍事實力，但顯然差距大的太多的思想、文化、技術能力正是中華在面對如此強敵時剛柔有度，最終反敗為勝的決定性因素。追溯西方文明，往往不能弄清到哪一個國家是真正源頭，但誰都不能否認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頭，因為古希臘高度發達的思 想、文化、科學技術的能力是影響如此深遠。而中華文明之有幸，讓我們可以精神和實體合一，從古代中國到現代中國，我們就是我們，甲骨文是咱祖宗的創造，百家學說是咱先賢的創造，造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這些教科書上明白的東西就是值得自豪的中華創造。正是這種繼承前人、造福后人的發明創造和科學、思想，才是中華最值得自豪的民族生命力和發展推動力。而觀乎明王朝，在發展科學、發展經濟上，雖不能說出類拔萃空前絕后，但卻是保持了中華一貫的探索精神和創造能力。明初鄭和航海，對于航海天文和沿海水文、地理數據資料的收集、整理是領先世界的；小學生課本上‘萬戶’火箭的研制，咱不說他什么成就，單就這種精神無疑是值得夸贊和敬佩的；旅游俠客江陰人徐霞客，走遍中國大江南北，對于南方溶洞、丹霞地貌和植物生長的研究描述和沿途風物的筆記，是珍貴的歷史地理信息；大醫藥家李時珍編撰《本草綱目》，貢獻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隨著西方小規模海上侵擾和傳教士的交流，對于國內火炮鑄造技術、數學研究、天文研究等等起到了不小的促進。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雖然確實說不上有太多新鮮的發明創造，但總結前人經驗不也就是科學、技術傳承的重要途徑嗎？

至于明朝工商業的萌芽、發展，確實我們不能樂觀的拿他和資本主義迸發期西歐伴隨現代科技發明的大工業發展相提并論，我們承認源于古希臘文明的西方世界在個體的冒險和探索精神上有著超乎尋常的動力，他們較少的受到中華根深蒂固的保守教條的束縛。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明朝中后期的煉鐵開礦業，瓷器燒制和進出口貿易，從養蠶到紡織成布一條龍的農、工、商各個產業，是有了比前朝更發達的技術和更大規模的存在的。這種產業的發展能否促成技術的革新進步，繼而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生產效率的近代工業？甚至能否形成足夠力量促進社會的整體變革？我們無法為之推測一二，因為事實沒有發生，而假設沒有意義，去因為假設而爭論辯駁更加沒有意義。

明朝并不窩囊！寫下眾多武俠名作的金庸先生非常令人尊重，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了他個人看法，對于明朝諸位帝王的看法，他認為雖然有個別優秀的，但平均來說那是相當大的‘負數’，也就是不但沒有促進社會、國家進步，反而是拖累國家、社會進步的罪人。這個個人看法當然有他的道理，但一個王朝也不能只看他的帝王們吧？歷史終歸是由人民決定的，明王朝的歷史，明王朝的人民是對的起他們那個時代的，是為中華作出了貢獻的，至少我個人認為如此。

第二篇：明朝園林

獨具特色的——古猗園明代建筑

在上海現存的江南園林中，古猗園內的明代建筑保存得最為完整，也最具特色。今年，是建園480余年的古猗園開園50周年，許多明朝古建筑重新得到修繕。仔細品賞這些獨具特色的明代建筑，不能不對中國古代園林建筑發出由衷的贊嘆。

古猗園的明朝亭臺樓閣多臨水而建，與水景配合，體現了“亭臺到處皆臨水，屋宇雖多不礙山”的中國傳統詩歌的意境。以曲折長廊花墻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自由變化的自然空間，使觀者常處于“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古猗園的主要建筑逸野堂、梅花廳、春藻堂、翠靄樓、柳帶軒等水榭曲廊，造型秀美精致，這些建筑既是風景點綴，又是觀賞風景和遮風避雨休息之處。園內廳堂、亭廊連片相接，布局上曲折多變，借以花色漏窗，透視窗外景色，景物深幽，富有詩意，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建筑的妙處。

古猗園的亭臺樓閣，建筑平面形式多種多樣，立體造型變化多端，體現出江南明代園林建筑精巧自由活潑的特點。屋面小瓦筒瓦，屋脊花色鏤空，各種斗拱、飛檐翹角、門窗式樣、雕刻裝飾、油漆粉刷簡樸素雅，具有典型的明代園林建筑藝術風格。

明代園林建筑注重題名立意。古猗園內的逸野堂，清代沈元祿《猗園》記：“奠一園之體勢者，莫如堂”，堂曰逸野，堂前栽盤槐一對，右立奇峰異石，左為假山水池，堂后植桂，中秋賞月，庭中桂香，疑身在廣寒宮中。堂內懸掛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所題“華巖墨海”匾額，表明建筑其堂是反映當時一些士大夫和和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沉溺于悠閑雅逸，欣賞風花雪月，以隱逸為高的思想情趣。古猗園的戲鵝池岸邊的“不系舟”，建于明代，曾有明代書法家祝枝山題額，此舟無纜可系，故名“不系舟”。建舟也是有其情意所托。唐白居易詩：“豈無平生志，拘牽不自由，一朝歸渭上，泛如不系舟”。李白詩曰：“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反映了詩人對當時社會現實不滿，消極避世的思想情緒。

古猗園還有少數現代園林建筑，也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文化氛圍，在明代建筑“包圍”之中，倒也顯出別一番風情。如古猗園竹枝山上有一方亭，名為缺角亭，故意殘缺東北一角，以示東北淪陷，其余三角均塑高舉拳頭，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復失地的決心，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抗日革命意志。此外，還有些建筑物具有地方歷史性的紀念象征，古猗園戲鵝池西堤上的白鶴亭，頂端白鶴停立，展翅欲往南飛，是根據古代“白鶴南翔”傳說而建此亭，南翔地名亦由此而來。

第三篇：明朝黃帝簡歷

明朝黃帝簡歷

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年號“洪武”1368年稱帝，在位31年

太祖朱元璋，安徽鳳陽人，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領導的起義軍在大將徐達、常遇春等人的指揮下一舉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滅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稱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為明太祖。他死于1398年，時年71歲。

惠帝朱允炆(1377-1402)

年號“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惠帝，太祖孫，皇太子朱標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時，大封王室，20多個兒子均封為親王，分駐各地，惠帝登基后，進行削藩，以統一軍事，惹惱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說被燒死，一說外逃。

成祖朱棣(1360-1424)

年號“永樂”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以入京除奸為名，發動了“靖難之役“。經過四年的戰爭，在1420年打敗惠帝統治集團，奪取了明朝政權，建元永樂，是為明成祖。

1421年遷都北京，并下令編纂了《永樂大典》。死于1424年，時年65歲。

仁宗朱高熾(1378-1425)

年號“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仁宗，明成祖長子，仁宗政治比較清明，采取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時年48歲。

宣宗朱瞻基(1398-1435)

年號“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長子，他和其父一樣，比較能傾聽臣下的意見與仁宗并稱“仁宣之治”，宣宗時君臣關系融洽，經濟也穩步發展。宣宗死于1435年，時年38歲。

英宗朱祁鎮(1427-1464)

年號“正統”“天順”(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長子，即位時才9歲，被宦官王振專權，1449年，瓦喇大舉南侵，王振愜英宗親征，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時年38歲。

景帝朱祁鈺(1428-1457)

年號“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擁立為帝，即位后，用于謙為兵部尚書，粉碎了瓦喇對北京的進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將其軟禁，直到1457年，景帝病危時，英宗才又被擁為帝。景帝死于1457年，時年30歲。

憲宗朱見深(1447-1487)

年號“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憲宗，英宗長子，憲宗好方術，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國政”。1487年，憲宗死，時年41歲。

孝宗朱佑樘(1470-1505)

年號“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憲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被譽為“中興之令主”。死于1505年，時年36歲。

武宗朱厚照(1491-1521)

年號“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長子。好逸樂，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過度，死于1521年，時年31歲。

世宗朱厚璁(1507-1566)

年號“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憲宗孫，父興獻王。世宗前期頗有一些作為，誅殺宦官，節用寬民，但后期荒淫無度，政治腐敗，多次爆發農民起義世宗因服丹藥中毒死，時年60歲。

穆宗朱載垕(1537-1572)

年號“隆慶”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時年36歲。

神宗朱翊鈞(1563-1620)

年號“萬歷”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時才10歲，由皇太后陳氏及李貴妃主持政務。神宗親政后，深居宮中，荒淫享樂，政治腐敗，神宗時，北方努爾哈赤建立后金，窺視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時年58歲。

光宗朱常洛(1582-1620)

年號“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長子。是一個貪財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過度，即位當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過度而亡。時年39歲。

熹宗朱由校(1605-1627)

年號“天啟”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宗，光宗長子。在位時任用宦官魏忠賢，致使政治腐敗。努爾哈赤乘機攻占沈陽。熹宗死于1627年，時年23歲。

思宗朱由檢(1610-1644)

年號“崇禎”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誅殺魏忠賢，頗為勤政，勉力振作，無奈積重難反，各地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又崇禎性多疑，剛愎自用。終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景山自縊身亡。時年35歲。死前于蘭色袍服上大書“勿傷百姓一人”。

第四篇：明朝廠衛制度

明代廠衛制度初探

明代的“廠衛”制度

——部分節選內容發表于《萬科》周刊2009年六月刊

眾所周知，有明一代，監察、特務系統是極端發達的。其始作甬者，為太祖朱元璋。太祖通過廢中書省、收兵權，從而掌握了軍政大權。但僅此仍嫌不夠，另外還設立了一整套監察系統。雖然此舉并無創新——早在秦國就設立了專司監察之事的御史大夫，以后歷代皆襲其制，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檢察機構擴大為御史臺。至唐宋朝，則分為三個系統，即御史、諫官及封駁——但太祖治下的監察系統則遠此為甚，極其發達！如都察院（先設御史臺、后立都察院）、通政司、拱衛司、察言司、錦衣衛（拱衛司為其前身）、巡檢司等，延展到其后世子孫創立的東廠、西廠、內廠（又稱內行廠）。這就是“廠衛”的由來。

先說都察院的組織設計。都察院下設監察都御史，僅為正七品。各道監察御史，正九品。洪武十六年，都察院升為正三品。洪武十七年，再升為正二品，設立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都御史司職彈劾百官、提督各道。具體而言，即擁有三項權力：三劾權、職官考察權、司法監督權。所謂三劾權，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構黨，威福作亂者，彈劾；百官貪冒、破壞綱紀者，彈劾；學術不正、上書亂言者，彈劾”。

這種設置中，耐人尋味的是，監察都御史僅是七品小官，品級和縣官一樣，但卻擁有極大的權力——無形之權。皇帝依靠他們來鉗制大官，以小制大，以內制外，賦予他們什么話都可以講、什么意見都可以提、什么大官都可以告發的權力。這套系統實際上就是皇帝的耳目，是替皇帝監視群僚的機關。如此，也算是大象無形了。

如上述，太祖仍覺不足以掌控百官。又先后設立了檢校、察言司、錦衣衛。前者無正式官署，后者為十二衛中第一衛。前者中最著名的頭子有高見賢、夏煜、楊憲、宋思顏等人，“以伺察搏擊為事”，“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亦即特務工作。上述幾人得勢后，連李善長等開國重臣也避之遠遠，絲毫不敢招惹。

察言司設置時間較短，史中記載不詳。只知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注1）而已。不過望文生義，可知此司仍為刺事機構。

至于錦衣衛，則規模頗大，其人數最多時達至六萬人。該衛于前身為拱衛司，于洪武元年設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打擊權臣的需要，改為錦衣衛，為上十二衛之首（注2），故能貼近皇帝本人，由皇帝直接指揮，只聽命于皇帝。說的準確點，這支隊伍并非國家的隊伍，而是皇帝老倌的私人軍警系統。

錦衣衛下設鎮撫司，掌本衛刑名，設經歷司，掌文移出入。其官員有指揮使一人，正三品。

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二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戶十四人，五品。下屬有將軍、力士、校尉。實際上，錦衣衛相當于獨立于國家司法系統之外的刺事（偵緝）系統、糾察系統、檢察系統、監察系統、監獄系統、武裝序列。使皇帝擁有直接且絕對的權力，凡事均可不經法司，無疑足以使百官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具體到錦衣衛的確切職責，據《明史·職官五》云：“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勛戚都督領之??盜賊奸宄，街涂溝洫，密緝而時省之。”又云“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太祖屢興大獄，誅殺功臣，大多基于莫須有的罪名，設若交給發司依法辦理，有可能曠日持久，且根本無法治罪，而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辦理，相當于繞開正統體制，另辟奚徑。詔獄，主要是指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系獄之案。這樣來看錦衣衛職責，就十分明了了。“侍衛”，本就是皇帝的親兵；“刑獄”，自己可以斷獄；加之“密緝”，則又具特務機構性質。所以錦衣衛的核心任務就是屠誅功臣，羅織罪狀，置之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且四萬。”足見其酷烈程度，史謂：“幽縶慘酷，害無甚于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 而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術不正的產物，所以其后遺癥也特別嚴重。

事實上，如果錦衣衛的工作只限于偵察各種情報、處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其弊端尚不至于那么嚴重。但凡事不可極端化，一旦適逢一個野心大、心腸狠的指揮使掌權，其禍國殃民的本領就容易被激發出來。因為他太容易利用職務便利制造冤獄，以打擊異己。如成祖時的紀綱、英宗時的逯杲、武宗時的錢寧等，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無不籠罩在恐怖氣氛中。至若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官民，死于錦衣衛酷刑的正直官吏更是不計其數。這種無節制的濫捕冤殺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系，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而此例一開，有明一代，其弊終難去矣。難怪有人說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廠衛。

筆者亦持此說。

沿襲到成祖朱棣，于永樂十八年始創更加嚴酷的東廠（注3）。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后，其精神始終高度緊張。原因有二，其一者，建文未死的流言一直存在，經過歷代學者的考究，發現未死隱匿的可能性極大。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并不十分支持，特別是前朝舊臣——或許因為建文帝性情仁柔、溫和，尚未失掉人心的緣故吧！——總之，為了鞏固政權，成祖比其父太祖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極端專制機構，于是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將原來又吏部管理宦官的舊制改為又司禮監直接掌管，“至永樂，始歸其事于其內。而史諱之”（注４），相當于將宦官隊伍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為自己的嫡系力量，無須接受任何制度的制約。第二件，鼓勵告密。有平民謂丁玨者，就因告密而“立授”為刑科給事中，“??立擢之。由是陰伺百僚，有小過輒以聞，舉朝側目”，告密的對象，甚至包括皇親國戚、開國元勛。此風在后期方有所收斂。第三件事就是另設東廠，其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其囂張程度，史中有“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擊”的記載。如此，廠衛乃成。

東廠的組織架構做如此設計：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于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亦即民間所稱的“番子”。起初，東廠只負責刺事（偵緝）、抓人，并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稍南有獄一處，凡重犯皆系之，輕犯干連則在署外之店也”（注５），自成系統。其刺事范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要犯，東廠都要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皆有東廠派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言行。重要衙門的文件，即使如兵部的各種塘報、邊報等軍情，東廠都要一一查看。刺事對象延伸到極限，就連皇太子、公主、駙馬也不能幸免，“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梅）殷第，察之”（注６），至于尋常百姓的生活瑣事，例如油鹽醬醋的價格，也無一不在偵察范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送內廷。如此可見，廠之地位，優于錦衣衛。

東廠番子每天潛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里面，并非完全出于公干，更多的是為了謀取私利。彼等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后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中后期，其偵緝范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自京師至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所謂“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干事者為窟穴”者，搞的舉國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這些遍布全國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錯，密如蛛網，使國家進入恐怖之中。

在與錦衣衛的關系上，東廠屬于后來居上者。由于東廠廠主與皇帝關系密切，又身處深宮大內，更容易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東廠除偵察官民外，連錦衣衛也在其范圍之內。加之東廠還要負責調查全國各地的情況，臨時派遣的特務最為廣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監督軍隊，謂為“監軍”；或去征收稅賦，謂為“稅監”；還有提督京營，監督倉場，采辦貨物等，遍于全國各地，全都負有偵緝的責任。所以，廠衛的關系，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系。

憲宗時，為加強特務統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設立了西緝事廠(簡稱西廠），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廠事，所領官校倍于東廠，掌東廠太監尚銘聽其指揮，錦衣衛千戶吳緩為其爪牙，權勢遠在東廠及錦衣衛之上。汪直利用職權，屢興大獄，任意捕殺臣民，冤死者不計其數，一時權傾天下。

武宗時，大宦官劉瑾專權，乃設大內辦事廠，即大內行廠，簡稱內廠，由其親自統領，比東廠、西廠尤為酷烈[注７]。武宗以前，廠、衛分立，更迭用事。此時，東廠首領丘聚，西廠首黨谷大用，錦衣衛指揮史石文義，皆劉瑾死黨，以致廠、衛合勢，特務遍天下，并創立重刑，令人聞之無不談虎色變，視宦官如虎狼。劉瑾先后專權五年，盡奪內閣之權，軍國大政不經內閣，而是直送劉瑾私宅辦理——當時內外章奏，主管官員“先具紅揭投謹，號紅本，然后上通政司，號白本”。意即白本是給武宗看的，紅本是給劉謹看的，送白本只是履行一個程序，實際決定權全在劉謹之手。所以，內閣撰敕，或“逆探理意為之”，或“至理處請明，然后下筆”，到了最后，劉謹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擬行”，儼然如民間所諷的“立皇帝”。只是到明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才以謀反罪被殺，西廠、內行廠俱被撤銷。劉瑾的家財有

金一千二百余萬兩，銀二億五千余萬兩，只此銀子一項即相當于明朝六十年的國稅收入！這個結果比之于當初創設特務機構的初衷，可謂滑稽之極，因為它是以損失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再說說廠衛的首領構成。

除了錦衣衛外，廠公或督公基本都是宦官。“選各監中一人提督，后專用司禮秉筆第二人或第三人為之”。為何如此？細究起來，宦官這個群體似也可算作官僚機構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所不具備的優點：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處內宮，和皇帝接觸起來更為方便，皇帝也認為他們更貼心、更信得過，往往引為心腹，所謂寧予家奴，不予外臣。其次，宦官既已“去勢”，在社會上無地位、無尊嚴，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們往往更忠心，更會替皇帝著想，不象士大夫階層，有時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不太買皇帝的帳。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識丁的粗人，有些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們作為皇帝的貼身秘書基本可以勝任，也不會象一般文人那樣有那么多異議。

總之，出于專制政權的內部需要，皇帝急需一個獨立于官僚機構之外的勢力系統供自己使用，而最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們就有他們的用武之地，雖然他們經常給朝政制造混亂，但任何一個聰明的皇帝都不會輕易舍棄這個有力的工具，這就是為什么宦官能夠區別于外戚，在中國歷史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原因。例如，在成祖起兵過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過很大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總是覺得他們比較可靠。故此，廠衛領袖多由司禮監太監充任。

明代宦官設有許多衙門，主要有：十二監、四司、八局，總稱二十四衙門，其中司禮監是諸監之首，是特務系統最高指揮機關，“掌印太監”為其最高首領。東廠特務直接受皇帝差遣，派去主持東廠的宦官自然都是皇帝的親信，頒發的關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門也要權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關防都是“某處內官關防”幾個字，惟獨東廠的篆文是“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

如此可見，廠衛職權基本相同，但錦衣衛為外官，奏請需用奏疏，不如東廠等太監親近，故廠的勢力大于衛。錦衣衛偵伺一切官員，廠則偵察官民和錦衣衛，內廠則監視官民和廠衛，而由皇帝直接領導與監督所有偵察機關，構成一整套嚴密的特務體系。廠衛均可不經法司，直接奉詔受理詞狀，逮捕吏民，用刑極為殘酷，“冤死者相屬”，致使朝野上下動容。

至于廠衛的組織架構設計，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分駐各地的，一是駐在京師的，再有就是臨時向外派遣的。除錦衣衛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領導機關司禮監領導任免，然后由皇帝終裁。這三部分中，以分駐各地的最為繁多，從成祖時就開始設立，后來全國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鎮全部都設有。他們的任務實際是替皇帝偵察該地官吏軍民人等，暗查軍民動態。

有了廠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壓制起士大夫階層、下層民眾就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社會活力的極大降低，這也是為什么明朝雖有200多年歷史，但在政

治制度、經濟制度上卻無所進展甚至還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過于嚴密的監察網、過于發達的檢察系統，已使百官不能自由發揮個人才智，工作死板而僵化，整日驚恐萬分也就無心盡責任事，這種狀態顯然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家的富強。

通觀明代廠衛制度，在協助皇帝強化個人獨裁統治這一層面上，確有臂助之功。但此種制度弊端甚廣，掌握火候的難度極大，故此以后各朝均大為失控。具體而論，其主要流弊有四。其一，由內臣提督東西廠，貽害最深。

廠衛首領，如果均由外官充任，似乎會有另外一種結果。而不幸的是，最重要的特務機構——東廠、西廠、內廠——都由宦官執掌。本來宦官干政就是極其危險的禍國之根，再把這種極端的國家機器交由宦官把持，實際上促使兩者合流，使兩種本來就很兇險的因素融合成為一個極大的隱患。換言之，這種機構的設置，相當于給了宦官一個屬于自己的地盤，在這個勢力范圍內，名正言順的進行干政。加之，歷朝各代，因為隨侍左右，宦官都是極其擅長體察上意的，進入一流境界者，自能擺弄皇帝于手掌之間。如英宗即位時，對宦官王振言無不從，直呼“先生”而不稱名。其時王振掌司禮監，依仗皇帝寵信，權在內閣之上，群臣爭相阿附，朝政敗壞萎靡，內外官吏莫不貪殘，賄賂公行。凡朝覲官來見王振，必獻百金為禮。如此，既已“挾帝有術”，手中再有了廠衛這種無所不能的強權工具，傾國傾城也就太過自然了。也因此，有學者謂中國落后于西方列強，其實始自明代，而廠衛制度又是最根本的源頭，此論不無道理！

其二，廢相集權，中樞機構缺位，廠衛乘虛充任，至為大錯。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書省被撤消，廢丞相不設，大都督府分為中、前、后、左、右五軍都督府，皇權進一步加強。其后歷永樂、洪熙、宣德，逐漸形成內閣制度。內閣參贊機務，但首輔無丞相之名，實則一大參謀結構而已，一切重大決策悉決于皇帝批紅。與此同時，宮中宦官形成以司禮監為首的一套機構，他們通過廠衛這種絕對專制制度控制朝臣、進而控制內閣、再利用代皇帝批紅的機會，從而實際上已代行內閣大權，利用這條看似直接、實則迂回的路線，從而權傾天下。

其三，失控的監察體系、絕對的專權體制、極度的中央集權，足以導致社稷的覆滅。

在傳統的組織架構體系外，另設一套平行的統御系統，如果期以適度的彼此鉗制，似無不可。但毫無規矩可言、毫無法制可循，完全以皇帝的好惡為好惡、以廠衛的好惡為好惡，使權力絕對的集中，使權柄強化為兵器，使國家機器工具化，則必然使這種初衷不復存在，成為已入晚期的社會毒瘤，最終結果只能是整個國家的惡化、滅亡。因為這種結構的設置，實際上是推翻了原有的制度體系，更是對本就薄弱的法制體系的任意踐踏。試想人人被監視，草木皆兵的背景下，豈能還有心思做事？再遙想當年崇禎一手斷送大明江山、及至自縊于煤山之時，是否想到這種結果的因子，實則乃由其遠祖親手種下？

第四，人權隕落，與大勢背道而馳，逆歷史潮流而動。

太祖大肆屠殺功臣，看似是為了給其后世子孫鋪平道路，那是比較動聽一種說辭罷了，實則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很不幸的是，他的后裔也大多具有這種性格，表現在行為上的是短見、變態、冷血、殘忍、嗜殺、愚昧、固執，視他人生命如草芥。這種性格背景下，自然需要廠衛這樣的打手，即屠夫機構。朱元璋之嗜殺自不必說，其子永樂大帝頗享盛名，但也首創了屠十族的慘劇，令人發指。而如果將該時視角轉移至西方，與廠衛制度的設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早于其時，即于十三世紀就已頒布了《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過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橫行絕對獨裁的“詔獄”和慘無人道的“廷杖”（指皇帝當廷責杖朝臣的肉刑，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書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英國更早于同期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憑借廠衛更加集中，民主被摧殘干凈，與歷史發展進程大相背離。

最后不能不提及廠衛制度的現實意義。

國內民營企業領袖出身草莽，但亦不乏擅長學習、以史為鑒者。從歷史中尋找管理良方、從典籍中汲取經營方略，并無不妥。但是，確有一些領導人，或許出于缺乏自信，或許過于狹隘，總是擔心企業失控，但又喜歡以史為師，故此對于歷史中的一些糟粕也不免拿來亂用一番，以強化個人對企業的絕對控制，則明顯過于滑稽和幼稚。企業當然應該有一套嚴密的內控體系，以使組織在規范的軌道上運行，不至于走偏。但基于此點，就重用“內臣”（家屬、親戚、故舊、同鄉）、防備人才，采用設置眼線、廣布暗探的方式來偵緝外聘高管，則未免走火入魔了，因為道理很簡單，這種模式的結果是雖然強化了獨裁控制，但最終結果卻是自毀長城，極端的得不償失，屬于拙劣之術，殊無借鏡的必要！

須知，大明朝的快速墮落，廠衛制度“功不可沒”！

第五篇：《明朝那些事兒》讀后感

《明朝那些事兒》讀后感

泱泱大國，歷史悠久。在這歷史的長河中“蘊藏”著有著276高齡，國泰民安得朝代——明朝。說到明朝自然就有歷史，歷史是斷垣殘壁，鋪滿灰塵，還是書頁早已發黃的書籍。不是，原來歷史也很精彩。一扇歷史的大門正朝我們敞開。

明朝可謂是人才濟濟，名垂青史的航海家鄭和就在這個朝代。文學家梁啟超曾用八個大字來頌揚鄭和：鄭和之后，再無鄭和。這八個大字擲地有聲，也表現出鄭和的功勞之大。

鄭和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原名馬三保，云南人，自小就聰明好學，他從小就對航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經常聽他的父親講述在海上乘風破浪，跋山涉水的驚險經歷和千里之外，異國他鄉的故事。這也對他產生了影響。他多么向往自己親手掌握船舵，駕馭著大船，乘風破浪。在幾十年后的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這是一個令人們難忘的日子——中國的船隊第一次遠航。大家扶老攜幼來到福建的五虎門。此時的五虎門“打扮”的十分隆重，張燈結彩，就像過節一樣。剛來到碼頭，62艘長約148米，寬約60米的龐然大物首先映入眼簾，這就是“寶船”。船艙竟有六層樓這么高，相當于現在的航空母艦。寶船們整齊的停靠在碼頭。儀式開始了，一個身材魁梧的人走上甲板，這就是鄭和。只見他振臂一呼，高喊：“啟航！”一百多艘船浩浩蕩蕩地離我們遠去，消失在江天交界處。鄭和掀開了航海的篇章，鄭和遠航這一段歷史永遠的被人們傳頌！

歷史不是乏味枯燥的古文，歷史不是令人費解的字眼，歷史只是一段精彩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