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部字與的中國傳統文化
摘要
:本文從玉部字分類,主要對裝飾品、禮器、瑞玉和喪葬用玉這四類進行分析。玉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
8000
年來的文明歷史,它一直從未間斷過,先前古代的玉文化對后世的影響深遠,使中國文化不斷地發揚光大。
一、玉的使用
玉是我國的“國石”早在12000多年前的遼寧海城小孤山仙人洞,古人就已經用玉制成了片狀有刃的砍斫器。[1]在之后的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遺產中,均出土了數目眾多、制作精細的各種玉器。玉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至現在,一直受到了各階層人們的尊重與喜愛,也一直在社會生活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從而形成了不可動搖、絢麗璀璨的玉文化。
二、玉字闡釋
在甲骨文中,從“玉”的字有五個(包括玉字本身):玉、玨、王又、王殳、璞。[2]
玉是美麗的石頭,有五種美德,玉字形體像三塊玉組成,中間的一豎將其連貫起來。我們可以從玉的字源上來追溯玉字的本義,玉字的甲骨文寫作“
”,像用繩子串連的三塊玉片,并且兩頭露著繩子,金文寫作“
”,兩頭已經不把繩子露出。小篆沿用了金文的寫法,但是三橫是要求等均分布的,與“王”字不同。到了楷書階段,人們為了與王字區分開,將其加一點寫作“玉”,但是當它作為字的偏旁部首時一般還是寫作“王”,只是最后一筆寫為提。專家根據玉字的形體結構進行分析,認為史前人類最初只是把玉從石頭中挑選出來,僅僅是因為它特有的光澤而將其作為一種裝飾品,很可能還夾雜著貝殼串連起來。所以許慎強調玉字“五德說”的解釋是他個人加上去的,有一定的主觀色彩。[3]
三、玉部字的分類
(一)裝飾品
這類字是從審美角度而言,作為裝飾品,當然是找些外觀漂亮的東西來佩戴和擺設。新石器時代,人們把玉從石頭中挑選出來,用繩子想辦法把它們串連,這樣的形狀就是甲骨文的由來,美麗的光澤和潤滑的手感使得玉在那個古老的年代就脫穎而出。
其后,玉作為裝飾品伴隨著“道德說”興盛起來。進而提出“玉德”的思想,孔子把人們尚玉的行為解釋為上天賜予玉的一種特質,與君子的品德相符合,因此形成了孔子關于玉的“十一德”說,許慎的“五德說”也是從孔子的學說中發展而來的。玉被人格化、道德化,儒家學者選擇玉作為其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的載體,很多人都比德于玉,依據是否佩戴玉和佩玉的好壞來評價一個人的品行。當時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之風,學者們把佩玉當作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更是用來警示自己的言行舉止要符合君子的風范,從而使玉作為一個裝飾品的意義復雜化。
《說文解字·玉部》中記錄的字里有很多字屬于裝飾品,最主要的有兩部分,一部分是佩玉,多是指玉佩,“珩”釋為玉佩中橫在最上面的玉器,用來節制行步,這說明古人在佩戴玉以后連走路也要畢恭畢敬,還有一部分是飾玉,是指作為器物的某處的裝飾,有刀劍、冠帽上的飾玉,這也只是王公貴族才能享用的,所以玉在這里也是等級身份的象征。
(二)禮器
禮器是陳設在宗廟或者宮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饗等各種典禮儀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禮器還用來顯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級。
最早出現的禮器應該是新石器時代的祭祀用玉,由于這時的人類對大自然的一切都不了解,所以當他們遇到打獵、農耕一些部落的大事時,他們都要舉行祭祀活動來進行祈禱和占卜。當時的部落首領很有可能就是大巫師,《說文解字》中記載“靈,指巫,用玉通神明。”依據目前的出土資料,專家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墓主人身邊放了很多玉器,這些玉器應該就是他們生前常用來作法的神器。
關于“琮”的說法有很多,其中一種認為它是祭祀用玉,因為考古學家是在死者胸前發現的,所以認為它是佩戴在巫師身上用來作法的。古籍記載禮儀中要佩戴“六器”,有璧、琮、圭、琥、璋、璜,他們都被賦予了禮的規范,用來祭祀天地四方。
禮玉也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禮器,自商代就有,玉不再是做法的神器,開始成為王權的象征,它為森嚴的等級制度服務,用來表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因地位的不同而佩戴玉器的材質繁簡不同,這是禮儀文化與玉器融合的時代。《說文解字玉部》中的“瓚”指質地不純的玉,還記載了天子用全、上公用、侯用瓚、伯用埒的制度。身份決定所執的圭的質地大小也不同,“珽”釋為大圭常三尺,是天子所持的玉笏;“瓛”釋為桓圭長九寸,是上公所執的玉器。[4]
禮玉甚至在玉的顏色上也有明確的限定,《禮記·玉藻》中記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倉玉;世子佩瑜玉;而士佩瑜紋”。
(三)瑞玉
《說文解字·玉部》中的“瑞”指用玉做的信物。瑞玉作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符信,傳達著約定的意思,“琥”是指發兵的虎符,大多是把玉剖成兩半,上面有雕刻的虎紋或者文字,國君和外在將領各執其一,合符即可發兵,《史記·信陵公列傳》就記載了“竊符救趙”的故事。經考證,“瑗”也是一種信物,古時天子召見諸侯,諸侯召見卿大夫、士時,命人拿瑗去見被召見者,作為憑信。瑞玉作為信物,也可以蘊含著特殊的意義。“玦”在《說文解字》中釋為玉佩,因其形狀有缺口,所以引申為決斷和決心,兩個人關系決裂時,可以拿玦以示對方斷交的決心。《史記·
項羽本紀》記載了“鴻門宴”的故事,項羽見劉邦很友善,不忍心殺害他,范增三次對項羽舉玉玦,暗示自己要殺死劉邦的決心,而項羽礙于情面終未下手。可見,“玦”有表示決心的寓意,作為一種象征物,它采取的是諧音的方法。[5]
(四)喪葬用玉
多年來,考古學家發現古代的墓穴與當時人們生活的房屋構造相似,古人們習慣把生前的喜愛物品當作陪葬,這其中也包括玉,并且玉在很多朝代是古墓中的主角,專家們也是根據挖掘出的這些玉器,來推斷各個時期的時代特征。
喪葬用玉分為兩種,一類是一般的玉器,它可以擺放在墓室的任一角落,大多只是一種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生前地位越高,堆放的玉器越多,當然這也與玉器的興盛程度有關,漢代人們繼承儒家思想,崇尚玉器,而唐代以后,玉的思想有所淡化,盛行的金質葬品要遠遠多于玉器。另一類是葬玉,它用來擺放在死者的身上。[6]
早在8000
年前的興隆洼遺址中,專家們發現玉玦放在死者眼部,因此,葬玉制度可以追溯至此。古時候的人們有祈求長生不老的愿望,并希望死后可以繼續享受生前的榮華富貴,所以他們制造了“九竅塞”,用它們來堵住人的所有有孔的部位,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精氣外溢,靈魂就可以附著在身體上,獲得永生。河北省滿城漢墓中出土的“金縷玉衣”可謂是世間珍品,玉衣是漢代皇帝、諸侯王和高級貴族死后的殮服,漢代人們認為玉能寒尸,可以使尸身不朽,這種玉衣制度在魏朝時被曹丕廢除,后來很少發現。《說文解字·玉部》中的“琀”字指死者口中含的珠玉,西漢后的琀主要制成蟬狀,蟬是從硬殼中出生,恰恰可以符合古人祈求再生的愿望。
“琮”在《說文解字》中釋為瑞玉,但是專家在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玉琮陪葬在墓主人的周圍,有人推測這是一種生殖崇拜,而后發現的漢代玉衣的生殖器塞,形狀與琮相像,專家認為這是古人用玉琮改制的,更加堅信了琮是一種葬玉的說法。
四、玉文化對后世的影響
自史前起,玉文化雖然有盛有衰,但是它從未間斷過,它承載著中華民族
8000
年來的文化。有位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論述,“玉對中國來說,視為大地的舍利,是文明的積淀,融入中國歷史的血脈中”。現如今,玉已經不再賦有古代的政治色彩,不再那么神秘,但是人們依然很崇尚玉,把它看做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首先,在古代玉作為裝飾品更多的是象征著人的身份地位。而唐宋以來,玉開始世俗化,它可以在市面上自由買賣,也徹底擺脫了諸侯貴族專用的制度。因此,喜歡玉的人越來越多,人們更多的是從審美角度去欣賞它。發展至今,人們還是喜歡用玉來做一些裝飾品,受古代玉文化的影響,多是為了討口彩,所以都選取一些上面有美好寓意的圖案。如“蝙蝠”,蝠取的是福的諧音;“蓮藕”則是符合喜結連理的寓意,多用于嫁娶。
其次,古代的玉文化受到道家的影響,認為玉可以讓人強身健體,長生不老。漢代有把玉屑混合露水制成丹藥的記載;《神農本草》也記載人死前服玉三斤,死后軀體三年色不變。現在我們可以找到這其中的科學原理,原來玉石是蓄“氣”最充沛的物質,經常佩戴能使其中含有的微量元素通過皮膚吸入體內,從而平衡陰陽氣血的失調,玉石所具有的特殊的“光電效應”,能提高人的免疫能力。可見,玉關于祛病益壽的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人們喜歡佩戴一些玉器,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玉作為一種文化,更是為文學創作添磚加瓦,很多文章的題材都與玉有關,這里面有傳說,也有真實的故事。[8]
“和氏璧”的故事真是家喻戶曉,故事記載了楚國的卞和得到了一塊美玉,他把玉獻給國君,可是兩次都沒有得到君主的信任,每次都被處以嚴重的刑罰,于是他便坐在深山里痛哭,哭的是自己的悲慘遭遇,更難過的是美玉居然不能得到別人的認可,他傷心欲絕,直到淚水流盡,開始流血,沒想到血與玉融合在一起,散發出五彩的光芒,顯得更加珍貴。卞和拿著這塊玉第三次進獻國君,國君為他這種精神感動,終于認可了這塊美玉,這就是傳說中和氏璧的由來。有人說卞和是“玉癡”,為了獻玉不惜失掉自己的性命,這個故事說明人們對玉的崇尚之深,為后世的文學創作也提供了珍貴的題材,玉文化對其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玉文化在我國已經根深蒂固,不斷地對后世的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它不僅蘊含著我國獨有的民族特色,而且每個階段都有著不同的時代特征。但是由于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必將會經久不衰,使中國的文化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楊伯達.巫玉之光—中國史前玉文化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劉興隆.新編甲骨文字典[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3]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01.[4]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湖南:岳麓書社,2003.5.[5]張玉書.康熙字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6]張明華.玉器.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3.[7]楊伯達.關于玉學的理論框架及其觀點的探討.中原文物,2001.4.[8]崔元.金文玉部字考釋和上古玉文化分析.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