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21學習葉嘉瑩先進事跡材料

葉嘉瑩是著名的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專家，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女先生”、“穿裙子的士”，受聘于臺灣大學、哈佛大學等知名學府執教。一起來學習先生的事跡吧！下面小編整理2021學習葉嘉瑩先進事跡材料5篇，歡迎閱讀，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葉嘉瑩先進事跡1

1948年春，葉嘉瑩離開北平南下結婚，之后便再沒機會見到顧隨。葉嘉瑩在懷念顧隨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離開北平)三十年來我的一個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謁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葉嘉瑩第一次回國探親，她才得知顧隨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關于婚姻，對于很多女人來說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說絕大部分，但是對于葉嘉瑩來說，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盡管她不愿提起，然而這段婚姻還是給她帶來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葉嘉瑩在上海和趙鐘孫結婚，對于這段婚姻沒有愛情的基礎，婚后也沒有產生任何的愛情，兩人的結合不過是葉嘉瑩一時錯誤的選擇，這一錯，便錯了一生。

婚后兩人沒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兒后，初為人母的快樂還未來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問題入了獄，剛剛安下的家也被抄了個干凈，葉嘉瑩后來也連母帶子的被抓入獄，后來她找到警察局長寫了自白書出來，帶著四個月大的孩子居無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過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

為了生活她到處去找工作，同時去很多所學校任教，夜以繼日的像個機器一樣工作，勉強能夠養活女兒和自己，丈夫出獄后，葉嘉瑩還未來得及歡喜，另一個陰影立馬籠罩上來，丈夫性情大變樣，心理扭曲，對葉嘉瑩多次實施家暴，在千難萬險中都堅強的走過來的葉嘉瑩，看見自己遍體鱗傷的那一刻陷入了絕望，她多次產生了自殺的想法，卻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隨著在教育界的成就越來越大，對詩詞的研究愈加深刻，葉嘉瑩的教學事業也逐步上升，由中學轉到臺灣大學任教，后來作為交換教師去了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國詩詞愛好者的喜歡。

1966年，葉嘉瑩帶著兩個女兒來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國把父親接到美國，在美國定居，不料遭到阻擊，無法返回美國，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兒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時間，葉嘉瑩一個人承受了很多壓力，幾乎要把她壓垮。

首先是語言關，加拿大的UBC大學要求葉嘉瑩用英文給學生們講授中國古典詩詞，雖然之前在美國的時候已經接觸了英語，但是要用它來授課談何容易，但是為了生計，她只得答應下來;

第二個是生計，改居家拿大是突然之舉，兩個女兒要從美國接來加拿大，父親也要接來加拿大，丈夫也要來加拿大，于是葉嘉瑩獨自一人到處找合適的房子，添家具和生活用品，這些繁雜的工作在對于一個身在異國他鄉的弱女子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三是家庭關系，錯的人永遠不能指望他會改變，盡管葉嘉瑩無數次的容忍，寬容，沉默，丈夫既無用又大男子主義的惡劣性情絲毫都不知收斂，家內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義的虛榮心和存在感怎么捍衛?那就家暴好了，通過對妻子發威來顯示做丈夫權威的作風。這讓葉嘉瑩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悶都寫進了詩里：

異國霜紅又滿枝，飄零今更甚年時。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驗，留向天涯哭水湄。

獨木危傾強自支，多么無助，多么無力又多么無可奈何呀!

因為在授課方式和學術成就得到了UBC大學的肯定，不到半年時間，葉嘉瑩就被授予了終生聘約，本以為一生的苦難已經結束，不料人生最大的痛苦還在后面，1971年，父親因病去世，葉嘉瑩悲痛萬分，從此葉嘉瑩的人生就沒有了來處，寫下一首挽詩《父歿》后，開啟了自己的歐洲之行。

老父天涯歿，余生海外懸。更無根可托，空有淚如泉。昆弟今雖在，鄉書遠莫傳。植碑芳草碧，何日是歸年。

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長，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兒又出事了。在送母親去機場參加亞洲學會回來的路上，夫婦倆開車經過一個十字路口時出了車禍，雙雙身亡。

女兒的驟然離去，讓葉嘉瑩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關在屋子里不見任何人，她知道：

人與人的理解談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膚之痛旁人是無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勸慰的話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和精力。她寧愿自己忍!

她寫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詩，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際，又是詩歌給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許是一個人一生要經歷的災難也是有限的，葉嘉瑩之后的人生倒是沒有什么大災大難了，該經歷的都經歷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陣小風罷了。

1990年，葉嘉瑩從UBC大學光榮地退休了。得知葉嘉瑩退休后，國內不少大學，包括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都先后向她拋出了橄欖枝。但葉嘉瑩思來想去還是決定留在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決定建立一個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由葉嘉瑩擔任研究所所長，葉嘉瑩開始雷厲風行的去海外籌款，還把自己在美國領到的九十多萬人民幣退休金捐贈出來，設立了“駝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領到獎學金的同學，所看到的不僅是這一點微薄的金錢，而是透過“駝庵”的名稱，了解到薪火相傳的重要意義和責任。

南開大學也對這個一生漂泊，半世艱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報，為葉嘉瑩先生在南開大學校園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號為名的四合院式的書院——迦陵學舍，以此作為葉嘉瑩的歸宿，庭院種滿了蓮花，蓮心不死，先生永在!

葉嘉瑩先進事跡2

《掬水月在手》是葉嘉瑩先生唯一授權的一部傳記電影，導演陳傳興此前曾策劃拍攝了在兩岸頗具影響力的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記錄臺灣最重要的文學家、作家的一生，隨著《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的成功上映，標志著陳傳興“詩歌三部曲”創作終章。

導演陳傳興介紹，為拍攝全景式反映葉嘉瑩先生“歷經磨難又活得光亮的一生”，電影拍攝團隊用時3年，分別在兩岸、香港地區以及美國、加拿大等葉嘉瑩先生出生、學習、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景，采訪了葉嘉瑩先生的親友、學生40余位，力圖還原葉嘉瑩先生以弘揚中華詩詞為己任，歷經烽火硝煙、家道變遷，活出如詩一般鏗鏘人生的精神世界。

“她內心中因為有古典詩詞作為支撐，所以歷經磨難依然能夠活得足夠光亮，到了晚年，她還能夠想到用曾經支撐自己走過苦難的古典詩詞反哺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成為整個華人世界的一道光彩。”陳傳興說，這是葉嘉瑩先生最讓他感動的人生力量和去拍攝這部傳記電影的驅動力。他希望透過《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傳遞一個核心的觀念：中國需要有詩。在任何時代，不管是和平、戰爭、苦難的時代，詩人的存在為什么都是不可或缺?

“葉老師一直在我的拍攝名單里”

2009年，陳傳興成立行人文化實驗室，策劃一部在兩岸、香港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文學主題系列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記錄在臺灣、香港生活的最重要的幾位文學家、作家的一生，他本人還參與了詩人鄭愁予和周夢蝶兩集的拍攝。

“葉老師作為‘詩詞的女兒’，她的生命光輝和精神世界一直感召和引領我。”雖然不是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出身，但是陳傳興對中國古典詩詞有一種天然的心靈親近。

上世紀80年代初，陳傳興在臺灣一家書店偶然看到葉嘉瑩先生早期詩詞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迦陵談詞》，從此就書不離身，愛不釋手。“到法國留學時，我把這本書帶在身邊，這次為《掬水月在手》的電影宣發來到大陸，14天隔離期中，我還不時翻看這本書。我覺得每每翻看中國古典詩詞，都會帶給我一種美感，給予我滋養。”

盡管此前為拍片，陳傳興多次往來大陸，但此次大陸之行，讓他對大陸、對古都北京收獲別樣的感受。

“我原來不知道北京的鐘樓和鼓樓離得這么近，這次和朋友一起坐在什剎海一個茶館的露天平臺上，秋色濃郁的蘆葦在眼前飄蕩開，好似時光穿梭，我跟著當年的葉先生，穿過什剎海的胡同，到她的老師顧隨先生家里吃飯。冥冥中好似天公的安排，讓我跨越兩岸的時光機，來講述兩岸的一段過往，葉老師就是聯結兩岸的一座橋。”

葉嘉瑩先進事跡3

葉嘉瑩1923年生于北京察院胡同，1948年跟隨身為國民黨軍官的丈夫遷往臺灣。最初她任教于臺灣彰化女中，之后受臺靜農先生賞識，1954年至1969年先后被聘于臺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969年，葉嘉瑩又受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2013年她回到祖國定居，并受邀在天津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任教。

“卅年離家幾萬里，思鄉情在無時已;一朝天外賦歸來，眼流涕淚心狂喜。”這是1974年，葉先生申請回國探親，寫下洋洋灑灑近2000字的《祖國行長歌》中的長詞節選。在陳傳興看來，葉先生對祖國的深情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義和使命感，是最打動他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沒回國定居前，她都是自費往來于祖國和加拿大之間，為大陸的公眾講授詩詞、傳授吟誦的方法，2019年她向執教的南開大學捐贈1700余萬元的個人版稅和稿酬，成立南開大學教育基金會，設立‘迦陵基金’，用于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研究，我覺得是時候，把葉先生的故事、把她的精神世界，通過影像語言，講給觀眾聽。”詩詞、家國、血緣，在葉嘉瑩先生身上相互作用交織，陳傳興希望用影像語言，把自己和葉嘉瑩先生同樣從中國詩詞文化中獲取的人生滋養，分享和傳遞給更多的兩岸觀眾。

在電影中，陳傳興也完成了一次大膽的實驗：“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中國自己的電影美學敘述方式?”

敦煌壁畫、晉祠、五臺山佛光寺……長短句、慢詞、小令，2個小時的電影中，陳傳興試圖用最中國的元素，寫意悠緩又注意留白的方式，向觀眾講述中華傳統文化的脈絡以及各種文化元素之間的聯結。

陳傳興說，他相信在詩的國度里，大家可以一起翱翔，消弭所謂語言、文化、國家、時間的隔閡，同時通過詩詞，為兩岸民眾打開認識中華傳統文化之門。

遺憾于在臺灣，已經鮮有年輕人知道葉嘉瑩先生、熱愛古典詩詞。拍攝《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實際也是在了陳傳興他自己的一個心愿，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的社會使命。

隨著《掬水月在手——葉嘉瑩傳》的公映，陳傳興“詩人三部曲”終曲。談到為何要耗費10年的時間，以漫長的生命時光，去探尋詩人的精神世界?陳傳興給出的答案是，“拍的是詩人的人生，想表達和述說的，其實是中國文化在經歷不同歷史時期中，一直在保留的核心精神。”

用10年的時間，專注拍攝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傳統派詩人，好似有陳傳興沒有明說的私心。他希望用詩歌重要的黏合劑，把中華文化和歷史以及整個華語世界中的人凝聚在一起。

葉嘉瑩先進事跡4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北京的一個書香世家，自小接受文學啟蒙。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北平淪陷。父親因為工作原因南下，杳無音訊。失去了父親的聯系和經濟來源，葉嘉瑩和母親相依為命，四處避難、艱難度日。她17歲時，母親突發重病，死在求醫回家的路上。

葉嘉瑩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無常。強忍著悲痛料理完母親的后事，她數十天閉門不出，寫下“凄絕臨棺無一語，漫將修短破天慳”，字字泣血，句句錐心。幸運的是，在伯父的資助下，葉嘉瑩能夠繼續學習，如愿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師從古典詩詞名家顧隨教授，并以第一名的成績順利畢業。

畢業后，因才華出眾，葉嘉瑩同時被三所中學聘為國文教師。在此期間，她認識了后來的丈夫趙東蓀，雖然心底毫無波瀾，但看對方為自己來回奔波丟了工作，于心不忍。于是，1948年，葉嘉瑩放棄了北平的工作，跟趙東蓀去往南京結婚。剛到南京不久，局勢便出現動蕩。24歲的葉嘉瑩跟隨丈夫來到臺灣，在彰化女中當教師，并生下大女兒。

當時，白色恐怖籠罩臺灣，丈夫含冤入獄，不久后她和女兒也被囚禁起來。等到釋放時，發現住所被抄了，也失去了工作。母女倆只能寄宿在親戚家里，忍受著各種閑言碎語。葉嘉瑩曾寫下五言律詩《轉蓬》，來描述那段晦暗心酸的日子：

“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已嘆身無托，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

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葉嘉瑩一邊在私立女中教書，一邊撫養女兒，有時不得不把女兒帶到課堂上去。整整三年，葉嘉瑩都在默默承受著生活的苦痛和旁人的輕蔑。

丈夫好不容易出獄了，性情卻變得暴戾，時不時對著葉嘉瑩拳打腳踢。同時一家人的生計重擔，也全部壓在她身上。她不得不成為獨立撐起家庭的“女強人”，為了老父和兩個讀書的女兒，她辛苦教書維持整個家庭，極盡忍耐。

為了掙錢，她同時在臺北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三所學校任教。課業繁重，很快她就染上了氣喘，胸口時常隱隱作痛。那是葉嘉瑩一生中最昏暗的時刻，在極端痛苦中，她多次想到自殺。

但憑借自己強大的意志力和骨子里的堅韌內核，葉嘉瑩最終還是超脫了那份痛苦，從詩詞中找到寄托。無論日子多苦，回家被丈夫如何欺負，一站上講臺，葉嘉瑩就變得神采飛揚，仿佛進入另一個世界。

葉嘉瑩先進事跡5

1954年，葉嘉瑩迎來了人生的新的轉機。在老師的推薦下，她到臺灣大學教詩詞曲，做專職教授，得以重回她最愛的古典詩詞世界。她把對古詩詞的那種摯愛，沁透在每一堂課中，很快有了名氣，被多民學府聘為兼職教授，并被邀請到海外講課。

剛到北美，舉目無親，語言不通，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女兒需要養育，還有八十多歲的老父需要供養，加上丈夫多病不能工作，全家的日用開支全靠她一個人。她不得不硬著頭皮四處求職。幾經輾轉，最終留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剛接受邀請講授中國古典詩詞的她，還不會英語，面對北美的學生，她必須盡快學會用英語講課。就這樣，已經人到中年的她，白天要上課教學，回家要操持家務，還要遭受待業在家的丈夫的謾罵與呵斥。

她只有在家人熟睡之后才能自學英文，每天要查英語單詞到凌晨兩三點鐘。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刻苦學習和辛勤鉆研，葉嘉瑩已經可以流利地用英文講述中國文學了，西方學生也都聽得很入迷。

通過鉆研，她發現了把西方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學解釋結合起來的方法，在詩詞研究的道路上為自己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篇：葉嘉瑩吟誦：李白《將進酒》

葉嘉瑩吟誦：李白《將進酒》

葉嘉瑩先生吟誦《將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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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先生吟誦《將進酒》 跟葉嘉瑩先生學吟誦：李白《將進酒》七言的長詩，除了像白居易這樣的歌行的體裁以外，還有一種像李白的那種長短錯落不整齊的七言的樂府詩，比較有名的一首是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與爾同銷萬古愁。編者按：吟誦中漏“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一句。以上為騰訊儒學獨家視頻稿件，轉載請注明作者及來源。以下摘錄自《葉嘉瑩談“謫仙”李白：一個不受約束的天才》 古人說“文人相輕”，文人總是抬高自己，貶低別人。這是一種對同行的嫉妒。但凡這樣的人都不是大家，因為他自己的才情確實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所以才會嫉妒。而真正的天才，一定有他自己的東西，并不需要跟別人去比較。而且，一般的人往往不能認識一個天才的好處，只有才氣相近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天才。所以，真正的天才必然是互相欣賞的。杜甫和李白就是如此。杜甫說李白對自己的態度是“乞歸優詔許，遇我夙心親”，又說自己對他的感受是“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他們兩個人雖然初次見面，卻好像很久之前就有交往一樣。李白這個人高談闊論，愛喝酒，有的人因此不喜歡他，可是杜甫說：我就是賞愛你這種純真、豪放和不受約束的作風！他們兩人相識之后，曾一起高談闊論，飲酒賦詩，度過了一段千古以下猶使人們艷羨不已的相知相得的日子。直到他們長久分別之后，杜甫還曾說，“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不見》），對這位痛飲狂歌的天才詩人表現了深深的賞愛和痛惜。一個人在痛苦的時候應該有一個辦法來安慰自己。像蘇東坡，他就有一種哲學的境界。無論在什么樣的挫折和患難之中，他都能夠換一種眼光、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因而能在苦難中超脫出來。可是李白不行，他惟一的方法就是借沉醉來遺忘他的痛苦。在李白的詩中，凡是寫“酒”的時候往往同時也寫“愁”。比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但酒真的能夠使他從塵網中解脫出來嗎？杜甫在“痛飲狂歌”之下接以“空度日”，這真是極為沉痛的三個字。李白既失望于人世，又幻滅于神仙，除了“痛飲狂歌”之外已經一無所有。然而，“痛飲狂歌”也只是一種暫時的逃避，并不能抵銷那種人生落空的悲哀與痛苦。

第三篇：葉嘉瑩（寫寫幫推薦）

葉嘉瑩：王國維偉大在為追求真理而活

[導讀]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追求的東西不同：當前很多人研究學問是出于一種功利的目的，而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文/葉嘉瑩

本文摘自葉嘉瑩先生著《人間詞話七講》，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價39元。

王國維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學者。他之偉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西跟我們當前一般所謂的“學者”所追求的東西有所不同——當前很多人之研究學問其實是出于一種功利的目的。像現在大學博士班里的有些學生，他們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個博士學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工作、比較高的等級和比較高的待遇。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讀書其實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這在中國內地的教育界、學術界，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且現在很多讀書人所追求的，其實還不是真正的學問，而只是一個學問的外表。但王國維先生是真正追求學問的，而且他所追求的還不僅僅是一般的學問，我曾寫過一本書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我在那里邊曾經提到：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國維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說是真理呢？這個是陳寅恪先生在給王國維寫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華大學有王國維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上邊就刻有陳寅恪寫的這篇碑文。碑文比較長，我只節錄里邊的兩段話讀給大家聽：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讀書人。在我們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論語》上曾提到過“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們的理想是追求一個真正的道理、一個做人的基本原則。所以，士之讀書治學的最高目的，不應該是為了一個學位，也不應該是為了以學問當作工具來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應該為了什么呢？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王國維讀書治學的目的了，他是“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讀書治學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心思、理想解放出來。從哪里解放出來？從俗諦里邊解放出來。俗，就是世俗；諦，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鎖。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鎖呢？除了剛才說的要得到一個高的學位，得到一個高職的工作之外，還有像中國古代所說的“揚名聲顯父母”，說你要成為一個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為你而得到尊榮，這同樣也是世俗的目的。陳寅恪先生說，我們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治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說，讀書是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如果不能夠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為一種痛苦。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認為的王國維為什么自殺的原因了。

王國維先生（資料圖 圖源網絡）

王國維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時候只有50歲。50歲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正是研究學問的黃金時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飽滿的時代，是會有很大收獲的時代，而王國維居然就自殺了。在頤和園里有一個地方叫魚藻軒，他就是在那里跳進昆明湖自殺的。王國維為什么自殺啊？那我們就須要講一講時代的背景了。孟子說得好，“頌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這是一個提示：讀一個人的作品，你如果對他的時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為什么成為這樣一個人，你怎么能夠明白他的作品呢？ 沒有一個人能脫離他生活的時代。所以我要講一講王國維身處的時代。王國維生活的時代，是我們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政權正在走向衰亡的時代。晚清時代訂立了很多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當時中國的土地，是列強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年就訂立了《南京條約》。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又簽訂了《北京條約》。而王國維就出生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舊歷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寧出生的。

參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華大學王國維先生紀念碑前的照片之外還有一張照片，那是1987年王國維先生最小的兒子王登明約我去海寧拜訪王國維先生故居時照的。因為1981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然后中國大陸的廣東人民出版社重印了這本書。王登明先生看了我這本書，特別約我到他的老家去訪問。那張照片，就是我在他們的海寧故居跟王國維先生銅像的合影。然后還有一張，那是1988年我到臺灣講學，王國維先生的女兒王東明女士約我到她家里去，我們訪談的時候拍下來的合影。

我剛才所說的，是王國維出生以前的時代背景。那么，王國維出生以后呢？王國維18歲的時候，就是1894年，光緒二十年，那一年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完全失敗，然后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歷史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們有誰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變法就是在1898年王國維22歲的時候發生的。而這一次試圖挽救國家的變法，不幸失敗了。

在列強的侵略之下，國家雖然貧弱，政府雖然墮落，可是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卻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輕人在尋求辦法挽救我們的國家。當時有一個人叫羅振玉，在上海辦了個農學會。為什么辦農學會呢？因為農業是一個國家立國的根本。孔子在《論語》上說過，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必須“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你先要有足夠的糧食使老百姓吃飽了，還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還要使老百姓對你這個政府有信心。所以，糧食的生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國過去的舊社會，饑荒、戰亂、土匪頻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飽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實歲85，虛歲86。在我小的時候，常常在報紙上看到某某省市發生了饑荒，有的是蝗蟲的蝗災，有的是雨水的澇災，有的是天旱的旱災。老百姓那時候真是流離失所。沒有糧食吃就吃草根，吃樹皮，吃泥土——他們管那個叫做“觀音土”，吃了以后會得“臌脹”，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為了振興農業，讓老百姓吃飽，羅振玉就成立了農學會。——其實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有很多人都在尋求如何使我們的國家富強起來的辦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學，我的父親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來又學了航空。他們的選擇，都是要學習新的學問來為國家效力。

1898年戊戌變法之時，維新派在上海辦了一個報紙叫《時務報》。王國維先生就在這一年他22歲的時候從海寧這樣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來到了上海這樣一個熱鬧的都會，進入《時務報》的報館做校對的工作。而這個時候的羅振玉呢？他在上海辦了農學會。農學會本來是提倡農業的，可是當時我們中國科學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學習，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學習，首先不就得翻譯人家的書嗎？——其實這也是我父親之所以當年進外文系學習翻譯航空書籍的緣故——要翻譯人家的書，就要培養翻譯人才。所以羅振玉就配合著他的農學會，又成立了一個學社，叫作東文學社。“東文”是東方的語文，當時這個是指日文。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比較進步，學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學知識。羅振玉成立了東文學社，聘請了一些日本人來做教授。那么當時的王國維先生就跟《時務報》報館的領導汪康年要求說：我除了校對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進修，我要學一點新學科的知識，你能不能允許我每天下午用兩個小時到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去學習？汪康年答應了。于是王國維就進了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開始研習西方近代文化。

剛才我說了，是日本先翻譯介紹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向西方學習，我們是再透過日本來學習西方文化的。當時東文學社有兩個日本教師，一個叫藤田豐八，一個叫田岡佐代治。日本的這位田岡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國的康德、叔本華哲學的。王國維本來是因為看到國家的積弱而來尋求新學，誰知他進了東文學社之后，接觸了這位日本教師，讀到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從此就對西方哲學發生了興趣。

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人生的問題。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幾十年，活著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呢？發財享樂難道就是活著的目的和意義了嗎？何況發財享樂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快樂的，有了錢以后也仍然會有很多煩惱。歐陽修的《秋聲賦》說：“人為動物，惟物之靈”在所有的動物之中，只有我們人是最有靈性的。貓狗，你養的寵物，對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們有思想嗎？它們會不會想到人生的種種問題？這我還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如果你只有飲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動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是一個大問題。王國維就這樣一下子被哲學給吸引了，就開始對于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產生興趣了。

王國維在他的《靜安文集》里面講了很多關于叔本華的哲學，我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對此有詳細的剖析。那么王國維他受了叔本華哲學的什么影響呢？我現在要念王國維引叔本華的一段話，給大家做參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價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價值不存于實際而存于理論，不存于主觀而存于客觀，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現之。??彼犧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觀上之目的，雖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國維《靜安文集·叔本華與尼采》）

“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這些人所追求的是個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廣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們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質上的利益，他不是說我要怎么樣我要怎么樣，他的目的是要探尋宇宙間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對現實的物質享受是不會很重視的。孔子說他的學生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那是孔顏之樂。孔子和顏回他們所樂的是什么東西呢？就是他們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絕不會對物欲孜孜以求的，為了“道”的理想，他們甚至可以放棄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東西。

王國維后來在《哲學叢刊》的序文中還說過一段話：

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又說： 事無大小，無遠近，茍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

王國維先生對于學術并沒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區分的狹隘成見，而且他認為，無論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遠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個真理，就一定要忠實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啊？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師所說的，“余雖不敏，然余誠矣”。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見得好，但至少我說的話是真實的，都是發自我內心的話。一個人，不要總是欺世盜名，不要總是說好聽的話。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內心也不會平安。只要你忠實于真理，忠實于你自己，最后都會對人類的幸福有好處的。

現在我們返回來接著講陳寅恪先生所認識到的王國維，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現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國維，不知道王國維的學說是什么，不知道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好處和缺點是什么，更何況，王國維先生的說法有的時候也不見得是完全正確的。我剛才說了，我說的話也不見得完全是對的，但至少我說的時候很誠實，并沒有想要欺世盜名，說謊話去騙人。王國維先生也是同樣。他的其他的學問是不是可商，我沒有資格說，但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認為可商之處甚多。就是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他可以有他的缺點和可以商討的地方。但是王國維他說詞的時候是非常真誠的，他寫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不像現在有些人寫的那些書，常常是拿來騙人的。所以陳寅恪先生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載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認為王國維先生這種追求真理的、忠實于自己也忠實于學問的這種精神，可以與天地同期長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遠地共明。以上我們所說的是王國維的時代與王國維先生這個人。

第四篇：2015 高三作文素材葉嘉瑩 作文素材

2014《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明人物》之 葉嘉瑩：桃李滿五洲的漢學家

頒獎詞：天降大任于斯人，十方遍布迦陵音，轉鵬萬里根在華夏，一世多艱深情不變。師承一代名家，海外別有建樹，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標下，定位中國傳統詩學，她是白發的先生，詩詞的女兒。

葉嘉瑩是蜚聲中外的學者，且不說詩詞創作、理論研究，光是教書育人這一項，教了70年書的她，培養出無數人才，如今90歲高齡仍站在講臺之上，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功不可沒。

葉嘉瑩的故事：一輩子和詩詞談戀愛

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畢業于輔仁大學國文系，1991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1993年受邀擔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

葉嘉瑩是蜚聲中外的學者，且不說詩詞創作、理論研究，光是教書育人這一項，教了70年書的她，培養出無數人才，如今90歲高齡仍站在講臺之上，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功不可沒。著名紅學家馮其庸稱贊葉嘉瑩講解詩詞“闡說精妙，啟發無窮”;學生們說“老師不但寫詩是天才，講詩也是天才”;更有人無限仰慕地說：“她站在那里，就是對古典詩歌最好的注解。”

“新知識、舊道德”的啟蒙教育

臺灣詩人痖弦形容葉嘉瑩“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蘭一般的人物”。這種氣質的形成，和葉嘉瑩從小所受的教育不無關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個大家族，本姓葉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滿族人。葉嘉瑩的父母對她采取的是“新知識、舊道德”的家庭教育，雖然準許她去學校讀書，但生活上對她約束極嚴。她被關在四合院里長大，甚少與外界接觸。封閉 1 的庭院，在她眼里卻是一個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修竹、階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詠的對象，也讓她自小養成了內向文靜、幽微深遠的性格。

父親教葉嘉瑩認字讀書，開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論語》。當她讀到“朝聞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靈極受震撼：“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東西，為了它竟可以舍棄生命?對于圣賢之書，葉嘉瑩強調必須真正用心去讀，并且貫徹到行動中去。“現在的年輕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賢的語言在你身體里根本沒發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那才是對的。”葉嘉瑩對記者說。

圣賢之書讓她相信，宇宙之間自有一種屬“靈”的東西存在，當人生困厄降臨時，便多了應對的力量。讀初中二年級時，北京被日本人占領，葉嘉瑩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種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又干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孫女寧愿餓死也不吃。”但是葉嘉瑩沒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醬吃下去。

1941年，葉嘉瑩才17歲，父親遠在后方，失去音訊，母親憂思成疾去世，身為家中長女，她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弟弟。幸而當時有伯父伯母的關照，她的學業并沒有中斷，還如愿考上了輔仁大學。精于古典文學的伯父十分欣賞她的天分，并引導她走上詩詞創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個對她產生一輩子影響的人，是她在輔仁大學的恩師顧隨先生。葉嘉瑩至今保存著老師當年寫給她的信。老師希望葉嘉瑩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別有開發，能自建樹”。信是用漂亮的繁體行草書寫，葉嘉瑩保存至今。讀書時，她對顧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錯過，記下了厚厚的8本聽課筆記，在顛沛流離中始終妥善保存。后來，她把筆記都交給了顧隨的女兒顧之京，并一起整理成書。這是葉嘉瑩認為自己這輩子做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

風雨逼人一世來

葉嘉瑩曾說，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選擇，從來都是命運把她推往何處就是何處。“讓念書，也就念了。畢業后讓教中學，也就教了。一位老師欣賞我，把他弟弟介紹給我，后來也就結了婚。”

剛開始教書時，生活清苦。冬天，葉嘉瑩里面穿著大棉襖，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長衫。因為騎車，天長日久，衣服的后面磨破了，她就打著個大補丁去上課。“只要我講課講得好，2 學生對我一樣尊敬。”她有這種信念，因為她記得《論語》中說過：“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無恒產而有恒心”，即便一無所有，內心仍保有高潔的品德和操守。

葉嘉瑩的丈夫是國民黨海軍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著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顛沛流離中，她寫下這樣的詩句：“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個人命運在大時代面前被徹底改寫，她從此背井離鄉。

1949年年末，他們的大女兒才4個月，臺灣的白色恐怖彌漫開來，丈夫因被懷疑是“匪諜”而被抓。不久后，葉嘉瑩任教的中學，從校長到老師都被認為有思想問題，全部被審查。葉嘉瑩沒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鋪個地鋪;中午，為了避免孩子打擾主人午休，葉嘉瑩不得不出門，在烈日之下抱著女兒在樹蔭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獄，性情卻大變，經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當其沖的發泄對象。本來，生活的重擔已把葉嘉瑩壓得透不過氣，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負擔。她經常噩夢連連，近乎窒息，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在絕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殺死，才有勇氣生存下來”。

后來，經師友介紹，葉嘉瑩到淡江、輔仁、臺大3所大學任教。生下小女兒后，她沒能好好休養，身體不堪重負，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課回家，都會感到胸部隱隱作痛，身體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國維《水龍吟》中的句子“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墜”，不免自傷。

后來，王安石的一首詩，給了葉嘉瑩一抹精神的靈光。她記得詩是這樣寫的：“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匪獨我血流。眾生造眾業，各有一機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后來她發現，自己的記誦與原詩并不完全相合，但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對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寬容忍讓。而這一忍，就是一輩子。這位情感豐富的女詩人，盡管深諳詩詞中的兒女情長，自己卻從未真正戀愛過。她的小女兒說，母親一輩子都在和詩詞談戀愛。

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學成就，葉嘉瑩的名聲散播開來，她獲得了臺灣大學的教授職位。1966年，葉嘉瑩受邀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及哈佛大學講學，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請，在溫哥華定居下來。

在異國他鄉用英語授課，葉嘉瑩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文論，另一方面，她有自己獨特的講課方法。她對學生說：“詩歌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許不夠好，我的文法、發音或許不夠準確，但我講一首詩，會把我所體會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講出來。”她發自內心的真誠超越了語言和國界，在異國他鄉讓無數人愛上了中國古典詩詞。

在拿到學校的終身聘書后，葉嘉瑩以為自此就能安穩度日了，不料卻再生變故。1976年，她的大女兒和女婿遭遇車禍，雙雙亡故。她強忍著悲痛為女兒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關在家里，拒絕接觸外面的一切。在這期間，她寫下了10首《哭女詩》。

詩詞不僅幫助葉嘉瑩排解悲痛，更給予她走出這種生死劫難的力量。1977年，她終于有機會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大陸。在火車上看到有年輕人捧讀《唐詩三百首》，她覺得，盡管這個民族歷經劫難，但詩歌的靈魂未死。葉嘉瑩重新燃起了內心的激情，決心回國。

從1979年開始，葉嘉瑩每年自費回國，在各地高校講授詩詞。當時“文革”剛結束，傳統文化斷層嚴重，學生們內心對于學習古典詩歌有著極大的渴求。很多教授還在用陳舊的階級分析法解釋詩歌，葉嘉瑩卻講解詩歌的“興發感動”，并旁征博引，令學生們激動萬分。

課堂上反響熱烈，連葉嘉瑩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經原輔仁大學外文系教師李霽野介紹，她來到南開大學，就此與南開結下深深的情緣。到了快退休的年紀，葉嘉瑩卻用講學把生命填得滿滿的，她想起老師顧隨先生說過的話：“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重新煥發的熱情，讓她拋卻了“小我”的狹隘和無常。

詩歌使人心不死

葉嘉瑩寫過：“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對她來說，“報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書育人。講課時，不管學生是初中生還是研究者，她一定盡己所能，把古典詩詞的好處講出來。對她來說，這不僅是對不對得起學生的事，更是“對不對得起杜甫、辛棄疾”的事情。

從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教書，葉嘉瑩的好多學生現在都是80多歲的老人了。今年她90歲生日時，有學生打電話給她，說很抱歉，老師的壽辰來不了了，因為已經不能走路了。葉嘉瑩用自己澎湃的熱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學生。臺灣作家陳映真曾經回憶：“葉教授能在一整堂課中以珠璣般優美的語言、條理清晰的講解，使學生在高度審美的語言境界中，忘我地隨著她在中國古典詩詞巍峨光輝的殿闕中，到處驚嘆藝術和文學之美。”

也有學生問過葉嘉瑩：“葉先生您講的詩詞很好聽，我也很愛聽，可這對我們的實際生活有什么幫助呢?”她這樣回答：“你聽了我的課，當然不能用來評職稱，也不會加工資。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詩詞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誦讀古典詩詞，可以讓你的心靈不死。”

2013年之前，葉嘉瑩幾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國之間來回奔波，不過，南開大學已然成為她從事古典詩詞研究和推廣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葉嘉瑩就受邀擔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不久前，有熱愛中國詩詞的友人聽說她今后將定居南開，決定捐資，與南開合作為她興建了一棟集科研、辦公、教學、生活于一體的小樓，定名為“迦陵學舍”。

如今，葉嘉瑩正在從事一項浩繁的工程。“我教書70年，歷年的講課、講演的錄音，有2000小時以上。”她指指家里摞著的一個個行李箱，“這些都是我帶回來的歷年的講課錄音和錄像。”學生們正在幫助她整理成書。她的著作文白相雜，理論性強，而講課時深入淺出，整理出來更利于向讀者普及。

晚年的葉嘉瑩將傳承古典文化作為自己的責任。在她看來，“人生總有一天會像燃燒的火柴一樣化為灰燼，如果讓這有限的生命之火為點燃其他木柴而繼續燃燒，這火種就會長久地流傳下去，所以古人常說‘薪盡火傳’。有人曾勸我，年紀慢慢大了，該多寫點書，少教些課。這話也有道理，可是當面的傳達才更富有感發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結束在講臺上??”

葉嘉瑩說人生最大的困難，是找到意義和價值。這難題，她早已解開。

第五篇：葉嘉瑩：古典詩詞給我力量

葉嘉瑩：古典詩詞給我力量

葉嘉瑩教授是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榮休終身教授，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研究和創作已有將近六十年之久，曾在海內外多所著名學校任教，所著《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中國詞學的現代觀》（其中一部分為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迦陵隨筆》）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學術影響。

攝影 侯藝兵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

記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國家圖書館又為普通讀者做了一次講演。您從70年代末回國，就開始在內地各著名大學、還有其他一些單位講課或講演。1987年，您應北京五個文化團體的邀請，在國家教委禮堂講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曾轟動一時。您那種講詞的方法和風格，令聽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講課、教學花去了您最多的時間？

葉嘉瑩（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書，研究，還有詩詞創作這三者之中，是教書花去了我最多的時間。我常常說自己天生是教書的。我大學畢業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幾所中學教過書，佑貞女中，志成女中，還有華光女中，我都教過。從那時到如今，快六十年了。這些年，我在北京，還常常有我當年教過的學生來看我，她們現在也都有七十多歲了。

■：50年代在臺灣，您好像也是從中學開始教書的。但在臺灣的教學活動，當時也是在一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的。現在內地學術界對這些還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結婚，11月就因丈夫趙東蓀工作調動，隨他去了臺灣。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為“匪諜”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為帶著吃奶的孩子，而且從未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所以不久被放了出來，但卻成了一個無家無業、無處可歸的人。直到暑假快開學的時候，我的一個堂兄，他本來在臺南一個私立女中教書，后來他找到一個公立中學，待遇更好一點，就辭去了原來教的學校，他問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說好，就帶著女兒去臺南這個私立女中教書了。那時只求有一個謀生的地方就是了。那會兒不要說書柜書架，什么呀，我連個書桌也沒有。

不過，我對于古典文學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興趣。不管那個私立女中的學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講的時候，一定要把古典詩詞的好處講出來，至于他們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這不是我對得起對不起學生的事，而是對得起對不起杜甫、辛棄疾的事情。所以那時我生活雖然很艱苦，我還是盡我的力量教書。

■：后來，您到臺灣大學教書，好像也是與輔仁的師友有關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來，證明我們沒有“匪諜”嫌疑。這時，因為一個機會，我和我先生都到了臺北二女中教書。到臺北之后，就見到原來在北京時我的一些老師、同學。你不是在北京到過我們家，見過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嗎？當年，有一位許世瑛先生，他是許壽裳先生的兒子。許世瑛的第一個夫人郭立誠是郭琴石的女兒，郭琴石先生是我父親和我伯父的老師，許世瑛剛結婚的時候，沒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們家的外院，那時我還在念中學，所以當時與這位許先生并沒有來往。后來我在輔仁念書，他也在輔仁教書，教男生班，沒有教過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況。這次在臺北遇見他時，他就在臺灣大學教書。——在許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們家住過。他是上個世紀初最早留學法國的，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71年我到歐洲旅行，在法國還遇見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過他。老先生已于前幾年走了。

■：——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都有一種學術史的意義。

□：還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國文的戴君仁先生，號靜山。現在，在我個人的網站上，還有我大一的國文作業，上面還有戴先生的批語。他們兩位見到我，知道了我被關的不幸遭遇。當時臺灣“光復”不久，他們兩位老師說，臺灣大學需要國語講得比較標準的老師來教國文。于是，我兼職教臺大一個班的大一國文。我兼了半年，他們就把我改成專任了，教兩個班。兩年后，許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學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說你要到淡江來教書。我不好意思拒絕，因為他是我的老師。我就開始在淡江教詩選、詞選、曲選、杜甫詩。所以，我所謂兼任，其實比臺大專任的課還多。又過了兩年，輔仁大學復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說，輔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來教？所以，輔仁的詩選、詞選、曲選，也都歸了我去教了。三個大學，說是兩個兼任，其實都是專任的工作量。后來，淡江又有夜間部，也要我教。現在臺灣有個作家陳映真，寫小說的，就是當年淡江大學夜間部聽我課的學生。其他像白先勇、吳宏

一、陳若曦、林玫儀等，也都是這一時期聽過我課的學生。我現在都難以想像當時怎么會教了那么多的課。

許世瑛先生那時還擔任臺灣教育廣播電臺的大學國文的課。他本來就是深度近視，后來越來越嚴重，就讓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學國文的廣播的課程。幾年之后，成立教育電視臺，又把我拉去講《古詩十九首》。從1945年，我一直未曾間斷地教了六十年書。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來，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個學校，我教三個學校，在北京是三個中學，在臺灣是三個大學，后來在加拿大，雖然沒有長時間的兼課，但是我就開始經常回國，又在國內教課。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放假，我就回國講課，有的時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時間回國講課。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

■：后來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為教書的緣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當時是怎樣一種機緣，直接就到哈佛去教書了？我覺得這次轉折，不僅對您本人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而且，對于20世紀的中國古典詩詞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著某種特殊的意味。

□：不錯，這里的確有一段因緣。當時內地是不跟資本主義國家來往的，而那時資本主義國家研究漢學的人，主要都是學古典的，對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不是很看重，以為中國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漢學的大多是學古典的。他們當時不能到內地，就只能到臺灣來。跑到臺灣，就不得了，三個大學，都是我在講，詩、詞、曲，杜甫詩蘇辛詞，還有大學的廣播國文，電視的古詩，都是我在教嘛。他們就跑來聽我的課。那時臺大與美國的密歇根大學有一個交換計劃，密歇根大學就提出要把我“交換”去，錢思亮校長就同意了，我也答應了。錢校長要我補習補習英文，我就真的補習啊，學了差不多半年多。

當時凡是要交換到美國去的人，都有一個interveiw，就是面試嘛。當時美國在臺灣有個“在華協會”，協會的主任是臺大歷史系的教授，叫劉崇钅宏，面試由他安排。去美國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語面談。給我面談的，是哈佛大學遠東系的海陶瑋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詩的，他問了我很多這方面的問題，這些我很熟悉，當然不成問題。下午，劉先生叫他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劉先生約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飯。晚飯時，海教授就和我談了更多關于中國舊詩的問題。晚飯后，劉先生叫了一輛計程車送海教授和我，那時海陶瑋全家都在臺灣。在車上，海教授就問我，將來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學來？我想哈佛大學這么有名，有機會我當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卻沒有回家，他叫計程車又開回劉崇钅宏那里，他說哈佛要請葉嘉瑩。劉先生就叫秘書通知我這件事，并且說，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錢校長說一聲，叫另外一個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錢校長。當時在臺灣，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國的。但是錢校長很生氣，他說，你怎么這樣？我從去年就告訴你，我們交換的是你，現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變，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訴海教授，說我不能去哈佛。當時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淵明，正在寫一本書，所以急著讓我去，可以和他討論嘛。海陶瑋說，密歇根不是9月才開學嘛，臺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兩個月。1966年的那兩個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淵明。本來，海陶瑋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會講漢語，可是我們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講漢語，而是要我講英語。這樣倒使我的英語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滿，臺灣派另外一個人來，我沒有延期，按海陶瑋教授所說，又回到哈佛。這次就不僅是研究，而且還講課。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謝景林先生寫過一篇關于您的長篇報告文學《明月東天》，說到1968年您“準備再度飛往哈佛之際，卻遭到意外的打擊，因種種陰難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敘述中，對這一節好像也講得比較含糊。我倒是記得以前您曾對我講過，當時是因為一些偶然的事情，沒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給了我聘書，我就到美國在臺灣的領事館辦簽證。我本來第一次出國有簽證，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簽證，所以如果我一個人去美國，是不需要再簽證的。可是這次我要接我父親，要給他辦簽證。可是簽證官說，你們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給你用這個訪問的簽證了。——他說著，就把我的簽證取銷了，我父親的簽證根本就不給。我就把情況告訴了哈佛大學，哈佛就建議我申請一本新護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國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時候在香港，有人說我很會選擇，選擇了溫哥華這么一個好地方定居。——我說，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選擇，我去臺灣也不是我的選擇，誰讓我結了婚呢？我結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選擇，因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師，是我的老師選擇了我——所以我這一生都是被動的，沒有主動的選擇，把我扔在哪兒，我就自生自滅去成長。

當時人們對美國比較熟悉，我是連溫哥華都沒聽說過，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從臺灣出來，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溫哥華。到溫哥華第二天，我就拿著美國的聘書，到美國領事館去辦簽證，但沒有成功。我回去就給海教授打電話，說我到了溫哥華，還是過不來啊。海陶瑋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個電話給UBC亞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說有某某人，你們學校有沒有機會。普立本教授一聽非常高興，因為那一年，大學的亞洲系開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當時有兩個學生，是美國加州大學的，都是研究古典詩歌的，是為了逃避越戰的兵役跑到溫哥華來的。普立本說，我們正找不到教這兩個學生的導師呢，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嘛！就這樣，我就留下來了。

“中國古典詩歌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

■：上世紀70年代，您出版了《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您以前曾提到這與您幼年即曾接觸王國維的作品有很大關系，除此之外，還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關系，因為這本書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當我要返回臺灣時，海教授要我擬寫一篇研究計劃，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請重回哈佛來做研究。當時匆促間想不起什么適當的題目，于是多年前對靜安先生治學途徑的轉變，及其自沉而死的兩點困惑，就重新涌現腦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寫過一些評說靜安先生的詞和詞話的文字，因此遂擬定了一篇有關靜安先生的研究計劃。不過，當時我所完成的卻實在只有原來計劃中的前兩部分，而對于第三部分則80年代后期我曾寫過一篇《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

■：有研究者認為，您對王國維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學術研究上有了一個重大轉折，而且從那時起，您開始從學術角度，以一種更開闊的理論眼光來反思中國的傳統詞學及文學理論。

□：我自己常說我好為人師，喜歡教書，其實我更喜歡學習，對于新東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學習。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聽英文詩歌課，后來到溫哥華，就旁聽西方文學理論。旁聽之后，知道有某種理論，我再找來這位學者本人的著作來讀，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慣了，接著查就是了。我不但讀，而且是有興趣地讀，因為我覺得，在讀這些西方的文學理論的時候，常常能夠解決我原來在研究中國詩學、詞學的時候沒有辦法說明和解決的很多問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解說南唐中主《攤破浣溪沙》詞，說“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句，“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那么王國維憑什么這樣說？這樣說是不是可以的？《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又用三句詞來比喻“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但是他卻又說：“此等語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這又是怎么回事？所謂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讀者卻可有此想。那么，讀者對作品有沒有“想”的權力？讀者的闡釋的邊界又在哪里？這些，在中國傳統理論中都沒有答案。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國傳統的詞學，是無法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問題的。

■：在談到《現代觀》的主旨時，您曾說該文“就是想從一個較廣也較新的角度，把中國傳統的詞學與西方近代的文論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為中國的詞學與王國維的詞論，在以歷史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

□：我以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并不是由眼前現實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紀來西方資本主義過分重視物質的結果，也已經引起了西方人的憂慮。198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名叫布魯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冊轟動一時的著作，題目是《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書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為美國今日的青年學生在學識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種極為貧乏的境地，而其結果則是對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見解。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實在是一種極可危慮的現象。

至于說到學習中國古典詩歌的用處，我個人以為也就正在其可以喚起人們一種善于感發的富于聯想的活潑開放的更富于高瞻遠矚之精神的不死的心靈。關于這種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學也曾經有所論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學中作者與讀者之關系來看，則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賦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種足資讀者去發掘的潛能，而讀者的功能則正在使這種潛能得到發揮的實踐。而且讀者在發掘文本中之潛能時，還可以帶有一種“背離原意的創造性”，所以讀者的閱讀，其實也就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往往也就正是讀者自身的一個演變和改造的過程。而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古典詩歌的特色實在是以這種興發感動之作用為其特質的，所以《論語》說“詩可以興”，這正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寶貴的傳統。

“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

“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氣教兒童學習中國古詩詞，幾年前還在天津出版過一本有聲讀物《與古詩交朋友》，您做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還是認為這項工作有實際的效用？

□：我這個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來寄托我的精神。我做這些工作，還是覺得中國古典詩詞的內在精神和興發感動的生命，不應該中斷，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越來越不受重視的今天，通過認真地學習古典詩詞，可以讓傳統獲得一種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愛和研讀古典詩詞，本不出于追求學問知識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詩詞中所蘊含的一種感發生命對我的感動和召喚。在這一份感發生命中，曾經蓄積了古代偉大之詩人的所有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所以中國傳統一直有“詩教”之說。其實我一生經過了很多苦難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來，卻一直保持著樂觀、平靜的態度，與我熱愛古典詩詞的確有很大關系。現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為被一時短淺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認識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的提升的功用，這自然是一件極可遺憾的事情。如何將這遺憾的事加以彌補，這原是我這些年來的一大愿望，也是我這些年之所以不斷回來教書，而且在講授詩詞時特別重視詩歌中感發之作用的一個主要的原因。雖然我也自知學識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終不免有勞而少功之誚，只不過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兒說，唐詩宋詞是我媽媽最愛的，她一生都在與詩詞戀愛，而戀愛的人總是年輕的。我一生經過幾次大的打擊，在那樣一種生活中，我曾最常記起來的，就是靜安先生用東坡韻詠楊花的《水龍吟》詞的頭兩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墜。”我以為自己便也正如同靜安先生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便已經零落凋殘了。不過我的性格中卻另外也有著極為堅韌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許多苦難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因此多年來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過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貫的和愉平靜的表現。

■：這與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關系？許多人雖然知道您在中國古典詩詞研究方面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您在上個世紀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為一位成長于中華傳統文化、并且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最深刻體認的中國人，作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您為什么會有這種選擇？當時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我接觸宗教很晚，我們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從不和信教的人來往。上大學以后，顧隨老師講課，經常引用禪宗語錄，使我對佛教開始有了一些興趣，后來就自己找來《傳燈錄》看。1946年初，我在報上看到消息，說某教堂有個春節布道會，我就跟一個親戚去聽。記得那個教士姓畢，是個女的。我當時聽了畢教士的所講，覺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動，但當時并未接受洗禮。我正式接受洗禮是在臺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禮。不久小女兒言慧出生，周歲時自然也接受了洗禮。我也曾做過“主日學”的教師，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講《圣經》的故事，也在姊妹會講過。但是我女兒小慧總說我是不虔誠的基督徒。其實，我開蒙讀的書就是《論語》，《論語》對于我做人的思考影響巨大。當時聽到“朝聞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沖動。道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寧可死去。總之我相信，宇宙間確有一種屬靈的東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覺得到，也體會得到。我這個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質、身體，也許這是個缺點。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還諸天地了。顧羨季先生曾說：“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情過樂觀之生活。”一個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以后，才真正會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一種人生境界。詩歌的研讀，對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本次采訪得到張侯萍女士、安易女士的熱誠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