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榆中”城址變遷論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設榆中縣，屬隴西郡。今榆中屬甘肅省蘭州市，縣級行政區域及縣府城名，在蘭州東南80千米，東經104.06°北緯33.50°處。依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戰國時期榆中沒有確切城址，只是一片廣闊的區域，屬林胡，位置大致在東經107°-112°北緯38°-41°，地域主要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和陜西西北端，大體在黃河幾字灣內東半。譚集西漢涼州刺史部圖上才有了古代的榆中城，屬涼州刺史部金城郡，位置在東經103.55°北緯36.02°，在今蘭州正東方。東漢未變。到了三國魏時，榆中仍在今蘭州的正東，但城址似乎向西移動了一點，而且成了金城郡的首府(而金城卻不是首府)。西晉時屬秦州金城郡，也是首府所在地。十六國時屬前趙，位置依舊，但不再是金城郡府(郡府在子城，亦非在金城)。南北朝時屬北朝魏之河洲金城郡，位置依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譚其驤的圖集中沒有榆中這個地名，可能與這一時期金城郡屬于吐蕃版圖有關。從此經宋遼金元明一直到清，譚集未再標注榆中，說明自南北朝以后榆中在歷史事件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

這里產生二個問題：一是榆中故城何時遷到現址;二是為什么北朝魏以后史事記錄不再有榆中之名。

一、榆中故城遷移

榆中什么時候由故城遷至今地現在就只有靠猜測了。假設榆中曾一度遷入今址，那么在什么時候?清代耿喻《金縣志》“城郭”條：“嘗按邑城創自元至元間，歷時增修，堅致牢實，當時稱為鐵。”金縣即今榆中縣。然而，此材料仍不能幫助我們斷定榆中位置更改的時間，只能肯定此城非榆中城遷移而得。可以斷定在此之前如果有個榆中城在附近也早荒廢了，如果假設榆中城曾遷至此也在足以頹圮的時間之前。

榆中最初為羌人所據，羌人從遠古起就開始遷徙。周代羌人大的內遷有兩次。秦漢以來內遷更趨頻繁。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從張掖、天水、隴西三郡各取兩縣，設置了金城郡，郡治允吾縣。今榆中縣東部屬天水郡勇士縣。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屬縣并入隴西郡，次年恢復金城郡。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將金城郡治遷至隴西郡襄武縣(今隴西縣)，延光三年(124年)遷回原治。三國時榆中屬魏涼州金城郡，郡治榆中縣(按譚集非現址)。西晉沿置，西晉末年天下大亂，進人十六國時期行政建置更改紛亂。前涼榆中縣屬金城郡，郡治榆中縣(按譚集非現址)。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滅前涼，占領涼州金城、廣武二郡，但未曾過黃河占有榆中縣。晉安帝義熙十年(414年)西秦滅南涼，榆中屬金城郡。太元十年(385年)西秦在其轄境內置苑川等十二郡，筑苑川勇士城(在今榆中縣境內)為都城，太元十三年遷都金城縣(今西固城一帶)，太元二十年(395年)復遷都苑川勇士城。北魏在漢榆中縣地設榆中鎮，后在今榆中縣境設子城縣，屬臨洮郡。從這些材料無法判斷榆中何時遷入今址，但上述材料中漢羌的進退伸縮和建置的頻繁變動，為榆中的內遷提供了可能，也為這一遷移的短暫性提供了可能，其中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一事與榆中內遷之間有關的可能性最大。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冬，北宮伯玉在河湟地區舉兵反漢，金城郡治又遷至榆中縣。當時郡治在允吾，位于浩水(今大通河)之東，既然河湟地區發生反叛，金城郡治的遷移應遠離叛區，那么此榆中縣當在允吾之東。《后漢書·董卓傳》說，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十一月，“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谷，當外轉糧食，堅愿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軍繼后，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羌中，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新修《榆中縣志·附錄》認為，此榆中即在蘭州東崗鎮，葵園峽即桑園峽，所依據的就是這一史料。此一點張國常《重修皋蘭縣志》早有主張，“案《漢書》靈帝中平二年周慎圍邊章韓遂與榆中，章遂分兵屯葵園峽，斷慎運道。疑即此峽。方輿紀要謂榆中、葵園峽俱在蘭州西，殊誤。”然而以東崗鎮的地形，北為滔滔黃河，南為大山，稍知軍事者都知道，在如此狹窄的空間，邊章韓遂是斷難分兵到桑園峽去而不被周慎的三萬圍兵發現的。所以，周慎當時圍的“榆中”一定不在東崗鎮，而在蘭州西面某地，但也一定不在最早的位置。因為若此“榆中”仍為大通河下游，那么已經在“羌中”了，孫堅說“若走羌中”就不能成立了。

綜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結論，榆中故城最早在大通河(浩水)下游區域，后一度遷至今榆中城附近，最遲在東漢靈帝之前榆中城再遷至蘭州西某處，民國時以此為金縣縣城命名就是現在的榆中城。這樣，歷史上有關榆中故城記載中的各種說法就都能成立，不存在是非之爭了。

二、北朝魏以后不見榆中地名

這與北朝魏以后的州郡縣建制變化有關。據張國常《重修皋蘭縣志》卷二“沿革”載，北魏孝明帝時復置金城郡，郡治子城縣，屬河州。正光五年(524年)廢榆中鎮，復置榆中縣，屬金城郡。北周廢榆中縣，其地并入子城縣。

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置蘭州，以皋蘭山為州名，領金城郡，金城郡領子城縣。開皇三年(583年)廢郡存州，將金城、武始、廣武三郡并人蘭州;廢勇田縣，在今蘭州城區置五泉縣。蘭州領子城、五泉、廣武、狄道四縣，州治子城縣。隋代的蘭州大致在今蘭州市轄境范圍。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州為郡，蘭州改稱金城郡，子城縣改為金城縣，為郡治。以上均未用“榆中”之名。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復置蘭州，廢金城縣入五泉縣，為州治;蘭州領五泉、廣武、狄道三縣。后又改五泉縣為金城縣。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改蘭州為金城郡，改金城縣為五泉縣。天寶三載(744年)析金城郡狄道縣置狄道郡，金城郡領金城、廣武二縣。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復改郡為州，金城郡復名蘭州。次年改廣武縣為金城縣。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領蘭州。吐蕃在河隴地區沿襲唐朝制度，亦設州、縣，州設大都督，縣設都督，亦未用“榆中”之名。

五代至北宋初年，吐蕃衰落，在今蘭州地區散居吐蕃部落。是時，黨項族崛起，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趙元昊奪取河西，占有今榆中之地。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收復蘭州，為防御西夏進攻筑金城關。宋徽宗時在蘭州城置蘭泉縣。北宋蘭州轄境在今蘭州市黃河以南地區，轄一寨四堡，即龕谷寨(今榆中縣小康營)和東關堡(今東崗鎮一帶)、皋蘭堡(今西固區關山附近)、阿干堡(今阿干鎮)、西關堡(今西固城附近)，皆未用“榆中”之名。

宋高宗建炎五年金占領蘭州，撤蘭泉縣并入蘭州，金代蘭州轄定遠(今榆中縣定遠鎮)、龕谷(今榆中縣小康營)、阿干(今阿干鎮)三縣，東關(今東崗鎮一帶)、質孤(今榆中縣來紫堡)、西關(今西固城附近)三堡。后西夏攻占蘭州，金以龕谷、定遠二縣置金州，治龕谷縣。蒙古滅西夏和金之后占領蘭州和金州，撤阿干縣入蘭州，撤定遠縣、龕谷縣入金州。元代蘭州、金州屬陜西行省，縣級以上機構均未用“榆中”。

明代于洪武二年(1369年)攻取蘭州，降蘭州為蘭縣、金州為金縣(治所移至今榆中縣城)，屬陜西布政使司臨洮府，未用“榆中”之名。洪武三年(1370年)置陜西都司蘭州衛，指揮使駐蘭縣。成化十三年(1479年)升蘭縣為蘭州，轄區不包括今榆中縣。

清初沿明制，蘭州、金縣仍屬臨洮府。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析陜西省置甘肅省，將甘肅巡撫自涼州(今武威市)移駐蘭州，并將甘肅布政使由鞏昌府(今隴西縣)遷至蘭州，蘭州成為省會。乾隆三年(1738年)臨洮府移駐蘭州，改稱蘭州府，改蘭州為皋蘭縣，為府治。蘭州府領狄道州、河州、皋蘭縣、金縣、渭源縣、靖遠縣，其中皋蘭縣、金縣在今蘭州地區，沒有“榆中”之名。

直到民國8年(1919年)改金縣為榆中縣，在沉寂近千年后“榆中”又成為一級行政區名。

第二篇：公務員變遷論文PPT演講稿

政治理論學習

第一張PPT

各位評委（老師）好，大家下午好。我們小組討論的主題是“促進就業”。我們知道就業問題始終是近幾年來社會所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人們要求就業的呼聲也一直很高漲。而今年兩會也不例外，圍繞民生，也提到了有關就業方面的問題。

第二張PPT

在今年的兩會上，溫家寶總理指出：

1、全面加強人才工作，千方百計擴大就業。

2、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要達到９００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

業率要控制在４．６％以內。

3、要把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

諧相結合起來。

（過渡句）從溫總理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促進就業，解決就業問題關系民生，是一個社會急需解決的重要的社會問題。

對于它的重要性，我們小組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第三張PPT

—— 第一，就業是民生之本，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照今天來說就是：先就業，有一份工作，先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然后再談更高層次的追求。相反，假如就業問題解

決不了，那么為了生存，他們就可能鋌而走險，做出一些違法亂紀的行為，對社會造成危害，影響社會的和諧建設。

?——第二，我國提前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子女的負擔加

重。（兩會溫家寶講話）

在今年兩會中，政協委員趙啟正指出，我國老齡化社會已經呈現了一種“未富先老”的特點，社會壓力很大；此外，子要女贍養老人，這既是法律的規定，同時也是道德的約束。因為養兒防老，我國文化的一種傳統。但是，如果這些子女事業了，那么將很難進到贍養的義務，那么就需要政府和社會來承擔這方面的義務，那么國家和社會的負擔就會加重，最終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第三，高校畢業生失業，對社會造成的社會危害更大。我們知道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普遍要比一般人的智商要高，并且還有自己的專業特長，那么如果他們失業了，如果心里受到扭曲，就很有可能會去報復社會，那么對社會的危害將是很大的。所以說政府也非常重視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過渡句）對于如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我們小組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第四張PPT

政府

就政府而言，我們主要講了四點（照PPT讀）

? 第一，健全法律，依法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利。

比如今年年初，國務院頒布了一部叫做《關于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的通知》，這其實就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利。

? 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因為市場它本身就存在一個供給矛盾，它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就業要求，所以那么就必然有一部分人失業，而這部分人，就需要政府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他們的權利。

? 第三，設立職業技能培訓機構，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技能

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這也很簡單因為有很多人失業，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他們缺乏一種專業技能，滿足不了企業的要求。所以說政府要加大這方面的投資，加強對他們的職業培訓。

? 第四，建立“一對一實名制”，增加勞動者的就業率。

第五張PPT

新聞傳媒

第二個方面我們講的是新聞傳媒，我想如果有人看過非誠勿擾的，對這個人一定會留有很深的印象。他叫姜濤，他在非誠勿擾上說，他就是通過參加一個求職節目而獲得編輯這份工作的。所以說通

過新聞傳媒，可以很好地推銷自己，促進就業，找到一份好工作。

第六、七張PPT

就業方向

選擇在城市還是農村，我們小組做了一個對比分析。

城市：

–

1、競爭壓力大！

–

2、物價太高，尤其是房價，買房難！

–

3、立業不易，成家更難！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一般而言，按照現在的主流思想，你要想結婚，起碼要滿足兩個條件吧：首先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其次，再有一套房子吧。

農村

1、環境較好，競爭壓力較小

2、物價不高，更容易買房子

3、大學生到農村，一方面有國家政策的保障，另一面也是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改變農村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

第八、九張PPT

創業

創業是一個非常好的詞匯，因為如果你創業成功了，不僅可以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以創造出很多的就業崗位，幫助更多的人實現就業，是利人利己利社會。

下面我與大家來一起分享兩個的創業故事。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人，而不選擇像華為的任正非，百度的李彥宏等等。因為這兩個人經歷很相似，并且也能給我們一些借鑒和啟示。

他們高考都考了三年，一個考上北大，一個考得稍微次一點，杭州師范學院（當時好像還是個專科）;大學畢業之后留校任教，后感覺教職沒得意思，出去求職，然后屢屢碰壁;最后，選擇去創業。并且取得了成功，幫助很多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同時國家帶來了很多財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第十張PPT

最后，我們選擇了這張ｐｐｔ作為我們最后的一張ＰＰＴ，就是一個祝福吧，希望那些沒有找到工作的人能夠繼續努力，撥云見日，找到一份理想滿意的工作。

謝謝大家。

第三篇：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

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

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 作者：趙輝、魏峻一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有城，已經不是新聞了。早在1930年，山東歷城（現屬章丘縣）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中就發現了城墻，在幾乎同時的河南安陽后岡遺址的發掘中，也報道發現了一段長70余米的夯土城墻。但是，這些發現在很長時間里，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足夠興趣。其原因在我看來，除了在發表出來的資料中，有關這兩處城墻遺跡的地層關系交代得不十分清楚，以致學術界對其是否為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墻始終心存疑慮之外，更主要的是剛剛起步不久的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主要任務并非在這個方面。當時，人們更急迫的是在各地發現考古資料和對其進行編年分區的研究。進行這項工作時，人們對遺物的關心自然會大于對遺跡的重視程度。此外，有限的考古資料所反映出來的龍山文化的社會面貌也不清晰，因此，總的說來，當時缺少將城址作為一個專門課題來做討論的背景或學術氛圍。

上述情況在70年代末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編年框架這時已經基本建立起來，龍山文化被確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最后階段，學術界正在龍山文化中尋找被認為是夏代紀年的二里頭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大大豐富起來的考古資料也比較充分地反映出龍山文化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狀況。嚴文明在總結了這個時代的一些普遍特征之后，認為當時的社會行將步入文明，并把這個時代稱為“龍山時代”。當時的這些成果給研究者在探討龍山時代發生的種種現象時，提供了某種認識上的分寸感。恰好這個時期，在河南登封王城崗和淮陽平糧臺遺址發現了兩座龍山時代城址。它們的發現，便成為開啟中國文明形成課題研究的契機，而有關城址的研究也就此也就成為探討中國文明形成的核心問題。二

在中文中，“城”有兩個主要的意思。一是指代可以從建筑形態上明確辨認出來的聚落之一種，其明顯標志是圍繞著聚落的城墻，在很多場合，城墻外還有城壕，古人也常常“城”“池”二詞連用。另一個意思是從功能的角度指代那些在一個區域內的經濟或政治生活的中心，其中又有一系列等級和功能上的劃分，如“王城”、“都城”、“都市”、“城市”、“都邑”等等。至于“城堡”、“城塞”一類，強調的是其軍事方面的作用，從功能的分類角度，也可以把它們劃分在第二類中。在田野考古上，我們首先把握得住的是有無城池建筑，而非被城池圍繞著的聚落的功能。故本文所謂城址，除非特別聲明者，僅指具有城墻以及城壕的聚落。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城

址有五十多處，大致分為三群。一群在內蒙古中南部；一群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流域是另外一群（圖一）。也許這并不是其全部，例如已經有證據表明，在陜北地區也極有可能有城址，只是尚不能肯定它們是單獨的一群，還是與內蒙古中南部者有關。已經發現的五十多座城址的具體年代也有參差，已經知道其中最早的城址建造于公元前3000年或稍早。根據更早時代的田野考古工作數量甚多，卻無一例城址的報道，因此，這個年代是一個重要的時間分界。

（一a）中原地區的城址

中原地區在很長時間里，約以今天的京廣鐵路為界，西面是仰韶文化，以東為大汶口文化。但自廟底溝二期文化以來，這種東西對峙的局面發生很大變化。眾多周邊文化給予中原地區以強烈影響，使當地文化面貌在空前復雜起來，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區，也既所謂中原龍山文化。目前，已經發現了于這個變化過程中修建的七座城址。

鄭州西山城址（圖二）系目前所知河南乃至黃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城址。尚無正式報道，綜合零散消息得知，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5200年之間，到距今4800年左右廢棄，其使用年代在仰韶文化晚期。西山城址坐落在黃河南岸的邙山余脈東南坡地上，東南部被后期毀壞，西北角到東北角185米，平面不甚規整，近乎圓形，最大直徑約200米，城內現存面積19000平方米，復原面積約達31000平方米。城墻下挖基槽，上采用小板塊夯筑法建筑墻體，墻厚4—8米。墻外挖壕溝，溝寬5—7.5、深4米。已經探明北墻開設一城門。由于當時居民活動頻繁，城內堆積十分復雜，初步判斷城址的中部和東南部為房子、窖穴密集的居住區，附近還發現了陶窯，城內北部及城西外側各有一片墓地以及兒童甕棺葬。

郾城郝家臺城址在沙河北岸平面近橢圓型臺地上，高出周圍地面2—3米，總面積65000平方米。在1986年的發掘中，發現了城墻遺跡，次年發掘基本探明城址整體情況，得知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222、東西寬148米，總面積32856平方米。現存城墻寬

5、高0.8米，夯筑而成。東墻中部有一寬近9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門所在。城墻外側有壕溝。城址年代為郝家臺二期文化，即龍山文化的偏早階段。據報道，二期遺存還有連間式房子、灰坑和墓葬等遺跡。在簡報公布的地層圖上，部分被劃分在郝家臺二期的地層覆蓋了城墻，是知城址的廢棄在二期之中，卻不能判斷上述房子等是城墻使用期間的還是城墻廢棄之后的遺跡。淮陽平糧臺城址（圖三）坐落在新蔡河北岸低丘上，平面呈正方形，邊長185米，城內面積34000多平方米。城墻墻體夯筑在大汶口文化時

期的平坦堆積上，墻高尚有3.5米，底寬

13、頂寬8—10米，內側陡直，外側有多層貼補，當是城墻使用過程中的多次增補加固工程。墻外挖護城河。在南、北墻上發現城門。南門寬大，開設在南墻正中，門道兩側各建方形門房一間，門道正中埋設陶下水管道。城內發現建筑遺跡十余所，一般為土坯建造的連間式建筑，有的有夯土臺基和房內回廊，建筑形式不同于一般民居。但這些房子多集中在城內東南部位，附近有還陶窯，故推測還不是城內建筑中的最高等級者。城址內除了陶窯，還出土過銅渣，埋葬牛只的祭祀遺跡等，反映了一種綜合的社區生活。從地層關系及出土遺物的情況看，城墻的建筑在龍山文化早期，直到龍山晚期還在被使用。

輝縣孟莊城址（圖四）坐落在一橢圓型臺地上，遺址迭壓了孟莊龍山一期遺存的偏早階段的灰坑，代表了城址始建年代的上限。發掘者認為，在龍山文化末期，城址毀于一場洪水。孟莊城址平面約作平行四邊形，東城墻保存較好，長375、北墻復原長度340、西墻330米，墻體寬約14米。城外開挖護城壕，緊貼城墻內側也有一條溝，推測是修筑城墻的取土遺跡。于東城墻中部發現城門，城道側壁貼有木板。由于城址使用時間較長和居民的反復活動，遺跡保存不佳。根據已有的發掘情況可知，城內東北部和西南部發現了房子和密集的灰坑，西南部還發現了四口水井，是生活區無疑。

登封王城崗城址（圖五）位于穎水和五渡水交匯處的臺地上，由東西兩座并列的城址組成。遺址已遭到嚴重破壞，就現存情況看，東城僅存城垣西南拐角和西、南墻各一段，整體形狀和規模不明。東城之西墻又被用作西城之東墻。西城平面近方形，其南墻長82.4、西墻92米，北墻西段尚存29米長。發掘者根據兩城共用一面城墻，兩座城址的方向卻偏差了20°的情況推測，西城的建筑可能略晚于東城。又根據層位關系和遺物比較得知，兩座城址的建筑和廢棄都在王城崗二期文化期間。所謂二期文化，指遺址上總共劃分出五個小時期的龍山文化中的一個階段。而整個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存，都屬約500年時間跨度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偏晚階段。因此，城址的使用時間不是很長。城墻地面以上的墻體早已被破壞殆盡，保存著的只是填滿夯土的墻基槽。城址使用期間的城內遺跡也損毀嚴重，東城者基本無存，西城內發現了多片零碎的夯土以及和建筑有關的奠基坑，似有過較大面積的臺基式建筑。此外，便是散布在城內各處的百余個灰坑。遺跡現象的嚴重缺失為了解王城崗城址功能造成極大困難。有人根據灰坑數量多來推測西城原為倉城，后東城被毀

，居民遷住進來。但觀察遺跡分布圖，灰坑、夯土面和奠基坑（原來也是灰坑）之間的地層關系并不單純，故是說還有斟酌的余地。河南密縣古城寨城址是最新發現。據剛剛報道的消息稱，城址位于溱水東岸臺地上，城址發現仰韶文化至夏商時期的多層堆積，而發掘者判斷城墻建筑時間不會早于龍山文化早期，廢棄在龍山文化晚期之前，使用時間約100年。古城寨城址平面為長方形，除了西墻遭到后期破壞外，余三面城墻和護城河保存甚好，其東墻353、南北墻各長500米，南北城墻各發現一城門。城墻建造之前，先處理基礎，之上分段分塊板筑，寬40米左右，保存最好的地段墻高16米多，甚宏偉。墻外護城河寬34—90米不等，其東段河身鉆探至4.5米深仍未見底。城中部偏北地段發現面積約33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臺基，以北還發現一道由門道、守門房和眾多柱洞等構成的廊廡式建筑，已經清理出60多米長。種種跡象表明，這一帶建筑的規格頗高。古城寨城址面積176500平方米，城外也發現大面積龍山文化的遺存，整個遺址的總面積接近28萬平方米。

在以上河南境內發現的七座史前城址中，安陽后岡僅有一段夯土城墻，整體形制不明。余者始建年代最早的西山城址平面約略作圓形，建筑在龍山文化中的幾座皆為方形或接近方形，其中又屬平糧臺城址最為規整。考慮到龍山時代之后，中原城址皆為矩形，而有明確邊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環壕聚落多為圓形，西山及以降幾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許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規劃思想的轉變。關于這些城址的性質，在它們被發現不久，研究者的第一反應便是試圖將其和傳說中的史跡聯系起來。但學術界很快認識到這種考據無助于對這類遺址性質的了解，遂轉入有關其性質、功能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法之一，即分析它們在各自聚落群中的地位、作用的聚落形態式研究角度，正在受到普遍關注。從這個角度上，多數研究者同意這些城址是“各個區域內等級式聚落的權力中心”。至于它們產生的原因，論者則多將其置于戰爭日益頻繁起來的社會背景中考察。

但是，將這些城址一概而論是危險的。首先的一點，這些城址和普通聚落比較起來的分化程度并不十分一致。在這些城址里，不同程度地發現了一些房子以及與家居生活有關的窖穴、水井等遺跡，西山、平糧臺城址中還發現了陶窯。說明居民們有自己的倉儲、陶業，也從事農業——這一點可以從出土的石器工具的種類看出來，甚至還有墓地，其居民的生活內容和一般遺址似乎沒有明顯差別。西山城址中最大的房子面積達100平方米，但這種規

模的建筑在同期的新石器遺址中并非十分突出。后岡遺址位置最高地段的發掘所見則都是一些差別不大的小房子，和沒有發現城墻的湯陰白營遺址之所見也沒有多大區別。但嚴文明根據平糧臺已經發現的房子多集中在城址東南部而非中心，且這些房子的建筑講究，是而估計城中也許還有更高規格的建筑。古城寨城址中的大型夯土臺基和廊廡式建筑則比較明確地表明其地位的特殊，甚至在城址內部，這一帶或許也不是一般的場所。

如果遺址的面積也是衡量其居住其中的集體的實力的一個指標的話，各城址的情況也不一致。從《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提供的資料可知，鄭州附近最大的大河村遺址面積30多萬平方米，遠遠超過了同期西山城址，且在遺址群中與后者面積相若的還有六七處之多；孟莊遺址群中，大于孟莊城址或與之面積相當的遺址也有四、五處；郝家臺、后岡等城址及其附近聚落的情況亦如是。但王城崗、平糧臺和古城寨的情況有所不同。王城崗西城規模甚小，東城大部分被毀，總體情況不分明，發掘者根據歷史上五渡河擺動的幅度達300米的情況推測，東城規模應大于西城，即東城的邊長最長可達400米。而附近只有畢家村一處遺址的面積約有此數。平糧臺城址附近也只有一處與之面積相當的遺址。古城寨僅城內面積就將近18萬平方米，附近只有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的新寨遺址超過它，其余的則遠小于它。但經發掘得知，新寨遺址主要堆積是所謂新寨期遺存，年代晚于古城寨的使用時間，即在同時期里，附近沒有能和它規模匹敵的遺址。從這些情況可知，在與周圍遺址之關系方面，各城址的情況也有很大不同。但一般來說，建造年代較晚或建造時間雖早，使用時間卻比較長的城址，無論從其規模還是城內遺跡規格等情況看，都顯得更特立突出一些。從中，我們似乎看到一個區域性中心逐漸形成、強大和座穩江山的過程。仰韶文化晚期以來，中原地區的社會關系日益變得緊張和危險起來。城址的出現當然和這個背景有關。目前，似乎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城址產生的更具體原因是聚落群之間的緊張關系。但從前述西山、后岡、郝家臺等城址的情況看，危險首先出現在規模和城址相當乃至更大，且內部結構大致相同、卻無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間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從一開始就是來自于距離更遠的集團的。只是隨著在一系列沖突中，某個聚落，譬如平糧臺或古城寨最終取得了在整個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來越多的緊張關系才逐漸轉移到更大的群體之間來了。這似乎是目前資料所見有關中原早期國家形成的方式。（一b）山東境內的城址

山東自北辛文化至于龍山文化，始終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區。據稱，境內已經發現有城垣跡象的遺址數量頗多，經發掘確認的則有邊線王、丁公、城子崖、丹土等城址。

章丘城子崖遺址（原屬歷城）（圖六）早在30年代初的發掘就報道有城墻，發掘資料還顯示，城內中北部分是建筑遺存的密集區。1989年為紀念龍山文化發現60周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發掘遺址，確認岳石文化的城垣直接迭壓在龍山文化城垣之上的地層關系，并探明龍山時代城垣形狀大致為圓角方形，唯西北角向北凸出成曲尺狀，城址東西455、南北最長540米。城墻系板筑、堆筑法結合筑成。城墻下有基槽。于南北城墻各發現一門，并似有門房一類設施。筆者曾在遺址上采集過龍山文化較早時期的遺物，估計城垣的建筑年代距此不遠，但其沿用時間較長，可達龍山文化晚期。

壽光邊線王城址是80年代中期發現的，由于遺址在后期遭到很大破壞，發掘中只發現了兩周城墻夯土基槽。其外垣所圍面積5.7萬平方米，平面為近方形，東西北三面有門，南墻未作清理，不能斷定有無門，基槽夯土層中曾發現人、豬、狗骨架，或為某種奠基儀式。內垣平面圓角矩形，面積約1萬平方米，東北兩面設門，另兩面因破壞過重，不能肯定是否有門。城內僅存若干灰坑底。從基槽出土陶片看，城垣內圈建筑在龍山文化中期或稍晚，外圈則更晚一些，并推測擴建外城后，內城城垣遂被夷平。

鄒平丁公遺址1991至1992年的第四、五次發掘中，發現了夯土城墻和城外護城壕溝，其后探查了解到，城垣呈圓角方形，東西

310、南北350米，其外壕溝寬約30、深過3米。發掘者稱，城墻建筑在龍山文化的早期，以后數次增補，使用至岳石文化。城內發現有房子、灰坑、水井等遺跡，但沒有其布局結構方面的報道。此外，在一個灰坑里曾發現了一件龍山文化晚期的刻文陶片，一度引起轟動。1993年，又在城內發現一段城垣，亦附帶壕溝，和外墻間距30米，時間為龍山文化早期。但與外垣之詳細關系尚不清楚。

五蓮丹土城址位于著名的龍山文化兩城鎮遺址西北4公里多處。據來自發掘者的最新消息，共發現三道城墻和壕溝組成的城垣，最早的一道規模最小，建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平面約略為圓角方形。以后兩次擴大規模，最晚約當龍山文化中期，其面積達25萬平方米。但確切年代不詳。城內有大片墓地和大面積夯土臺基及其居住遺跡，還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區和在遺址東北部有成片的紅燒土，調查者推測為長期燒窯或冶煉所致。歷年調查采集到的遺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石器原料與附

近山上出產相同，說明遺址上有石器加工業，也不排除存在玉器加工作坊的可能。丹土東南約2公里，即著名的龍山文化兩城鎮遺址，其面積在100至200萬平方米之間，遺址上有大面積的夯土，可能是大型建筑臺基，也可能是城墻。遺址過去陸續出土過精美的蛋殼陶和大量玉器等。調查者認為兩城鎮是古代這一地區的政治中心兼宗教或祭祀中心，而丹土為本地中心。但這個說法似乎值得商榷。因為已經有跡象表明兩個遺址的年代不同，即兩城遺址較丹土略晚，它們可能是承襲關系，而非相同時間里的兩個中心。藤花落是最近在緊靠山東的江蘇連云港市發現的又一座龍山時期城址，發現有兩道由城墻和壕溝組成的城垣，它們的建筑時間很可能也不相同。報道還說城內發現大量房屋建筑。

1985年，筆者曾經參觀過臨淄田旺（舊稱桐林）遺址，當時尚不知有城，僅知道遺址規模很大，出土陶甗個體甚大，陶鼎大小成列，堪稱列鼎，鬶、罍、甕、罐、杯、盆等亦十分精彩。此后，報道說該遺址上發現有城墻，東西400、南北450米，平面約作圓角方形，年代約在龍山文化中晚期。

據說有城墻建筑，但語焉不詳者還有臨沂地區的堯王城遺址。

1995年傳來消息說，魯西地區發現了八座龍山文化的城址。這些城址分南北兩組，南組三座，北組5座，各組中皆有一座面積很大的中心城，余者面積在3至6萬平方米之間。由于這些城址大多系調查鉆探所得，且沒有正式發表資料，學術界多對此持謹慎態度。筆者曾參觀過其中的南組三座，注意到它們的形狀皆東北——西南方向或東西方向的長條形，并就此請教過調查者，得知北組中也有此形狀者，且這些城址中的所謂臺基、城墻皆為生黃粉沙土筑成。這不禁令人想起一種典型的河流地貌——沙洲。這些地點上普遍發現的古代遺存，是其被人們利用的證明，有的甚至被較大規模的改造過，例如景陽崗遺址試掘報告公布了一條探溝剖面，有清楚的城垣狀遺跡。但似乎不應過高估計它們的意義。

上述城址中，凡經過一定規模發掘鉆探者，多發現了兩道乃至更多的城垣建筑，是在中原城址不見的引人注目的現象。而且，如丹土、丁公和邊線王等城址上的多重城垣，是幾經擴建的產物。在同一個城址上反復擴建其規模，暗示了建造它的集體既穩定和強有力，又在不斷發展之中。我們還知道，山東地區自大汶口文化早期以來，文化面貌的變化是連續漸變的，而與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廟底溝期以后，文化有過一次明顯的調整重組過程有很大不同，意味著當地社會穩步和不間斷發展的過程可能開始得比較早。在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各地方類型之間的差別已經變得比較小了。在文化面貌越發一致起來的同時，由遺址規模體現出來的遺址群中聚落的等級分化和通過墓葬制度表現著的社會成員的等級分化也日益明顯起來。到了龍山文化，這種等級分化現象更加突出。山東地區的城址便產生在這個以等級分化不斷加深為內容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中的某一時刻。從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隱約感覺到，社會成員等級分化和聚落的等級分化是同步展開的，而與中原地區社會的對抗性矛盾首先發生在聚落之間而非社會成員之間的情況有所不同。那么，是否也可以推測兩地的城址之起源或者有不盡相同的原因呢？（二a）長江中游的城址

長江中游地區包括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和山東地區相比，這里是完全不同的生態環境，也是全然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及其人類社會，但兩個地區的文化過程卻很相似。也即從彭頭山文化經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是一個自主而連續漸進的發展過程，只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這個地區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強大影響，文化發生很大變化，以至部分研究者把石家河文化晚期視為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這個地區相繼發現了八座城址，年代皆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前。湖南澧縣城頭山（圖七）是當地建筑年代最早的城址，最初報道建造于屈家嶺文化時期，后來的發現其最早的城垣被大溪文化早期偏晚階段的地層迭壓，估計其始建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以后至少有過三次修筑。遺址延續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晚期，但就發表的材料看，沒有確鑿的晚期遺物，所見皆石家河文化早期陶器。目前有關該城址情況的報道，還是屈家嶺文化階段者較多。是知城址平面大致呈圓形，外圓直徑325米，城墻系堆筑而成，墻外有護城河，城墻的四個方向各有一門。城址的中部偏南處發現有夯土臺基，還發現了道路、制陶區等。又據發掘者何介鈞先生見告，在城頭山遺址周圍約十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發現同期遺址數十處，是一處遺址密集的地區。而在其中發現了城頭山城址，則是頗耐人尋味的。

湖北石首走馬嶺城址（圖八）的平面不太規則，東西370、南北300米，堆筑城墻，城墻寬20多米，最高尚存5米，墻外有一周護城河。城內地勢不平，西部最低，文化堆積自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屈家嶺文化遺存是其主要部分。據發掘者判斷，城垣的建筑在屈家嶺文化早期，約在屈家嶺文化晚期遭廢棄。在城內東部和東北部發現曲尺形連間房子、灰坑等，中部和北部有墓地。筆者在現場還看到，城內東南部也有很多紅燒土，而根據筆者

對發掘紅燒土的經驗，這一帶若非也曾是房屋建筑，就是陶窯之類的設施。和城頭山、走馬嶺形制相似，面積仿佛或稍大一些的屈家嶺文化城址還有湖南澧縣雞叫城、湖北江陵陰湘城、公安雞鳴城。

陰湘城遺址（圖九）從遠處看，遺址是一高出地面約4～5米的土臺崗，城垣為近乎圓形的多邊形，東西最長徑580米、北部被一河流的曲流的沖刷破壞，現存南北長約350米。墻外環城壕溝寬30—40米。部分地段的城墻建筑在大溪文化時期的堆積之上，城墻上則覆蓋了石家河文化遺存，由此可知城址的使用年代在屈家嶺文化時期。城內中部及其以東部分地勢高平，一些地方暴露出紅燒土堆積，當和住居遺跡有關，現代這一帶也為村落占據。城內中部偏西是一道寬50米的南北向低洼地，越過低洼地，地勢再度高平至西垣，也發現大量紅燒土堆積。雞鳴城（圖十）東西400、南北500米，外有護城河，唯東墻中段不知何時何故斷缺，城垣平面近似一個C字。城內中央有高出周圍1米，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臺地，上發現大量紅燒土堆積，當是遺址的主要居住區。

馬家垸遺址在（圖一一）湖北荊門市南五里鎮，城垣保存完整，平面為梯形，東西墻各長640、南墻400、北墻00米，西墻緊鄰東港河，并引東港河水環繞城址一周為護城河。南北城墻的中部各有一缺口，但還不能肯定就是當時的城門。西墻中段偏北至城的東南隅有一古河道，情形和下面介紹的石家河城址相似。城內采集到大溪、屈家嶺和少量石家河文化遺物，故城址的年代總不越出這個范圍。石家河城址（圖一二）位于湖北省天門市石家河鎮北約1公里處。平面大致呈方形，南北長約1200米，東西寬約1100米。保存尚好的西垣和南垣底部寬度都在50米以上，現存高度4—6米。城垣外側為人工開挖的城壕，其平均寬度約80米。發掘和調查發現的一些跡象顯示，石家河城址內外的不同區域存在著文化或社會上的功能區分。位于城址中心區的譚家嶺揭露出多層迭壓的多間式房屋遺跡，并發現了特別厚實的墻體，雖然因為發掘面積過小而不能觀其全貌，但是這片居住區中無疑有比較特殊的建筑存在；城西南的三房灣堆積有厚度達1.5米的粗泥紅陶杯，這種制作粗糙的陶器雖然不是實用器皿，可是明顯存在著批量化和專業化的制作過程；鄧家灣地處城內的西北部，除被用作墓地外，還發現了宗教祭祀遺跡和數以千記的陶塑動物。石家河城址的外圍也有一些重要發現，例如羅家柏嶺就發掘出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庭院式建筑遺跡和一批精美的玉器，而肖家屋脊則清理了大量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墓葬。石家河城址的 始建于屈家嶺文化時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時城內的文化堆積已經很少，而東城垣上甚至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房屋建筑。種種跡象表明，以城垣為標志的石家河城址布局和功能規劃在此時已經遭到了極大的破壞。長江中游的城址多依托崗阜、河流等微觀地形修建，形狀上不如黃河流域的城址規整。在城墻的建筑技術上，這里采用的是所謂的堆筑技術，即將墻土層層鋪墊堆高，過程中或許也進行搗實夯打，由于沒有夾板約束，堆積起來的土層薄厚不均，也未必平整。這也許是針對南方的土的粘性極大，潮濕的時候又十分粘軟，很難夾板夯筑的特點發展起來的一種技術，直到商周時期，南方建造城墻依然采用此法，如湖北盤龍城、四川三星堆以及江蘇畬城墩等城址，皆為堆筑，而北方則早已經采用夾板夯筑技術了。如此堆筑起來的墻體頗為寬大，墻的坡度卻很小，很難起到防衛作用。因此，在城垣外側開挖比較寬大的城壕，就成為長江中游城址結構上的另一特點。多數情況下，這里的城壕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開挖相結合方式修建。城壕一方面作為城垣防御功能的重要補充，同時也可能是針對南方地區降水量大和洪水多發特點，集防洪、給排水和交通等多種功能于一身。就這些建筑技術而言，長江流域的城址和黃河流域者是不同的技術傳統。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演進，依據考古資料分析具有較強的連續性，這就意味著土著社會曾經經歷過長期的穩定發展。可能正是由于這種文化背景的存在，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城址普遍面積較大，其中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的出現，與京山、天門一帶自屈家嶺文化時期開始就一直是江漢平原地區的文化中心有密切的關系。

長江中游發現的幾座城址都是區域內的中心聚落。經過細致調查的一些城址，如石家河、馬家垸、城頭山等的周圍都或疏或密的分布著同時期的中小型聚落。若從整個兩湖區域的視角去觀察這些城址，可以發現它們在面積上呈現出金字塔型的結構，且城址面積的大小和該城址至石家河遺址的距離大致成反比，即偏在湘北一隅的城頭山、走馬嶺兩城面積僅8萬平米左右，而其他距石家河城較近的城址則在20—25萬平方米之間。因此，有的研究者認為，長江中游史前城址是經過規劃營建的，并且在屈家嶺文化時已經產生了等級分化的初步標準。考慮到這一地區無城郭的小型聚落的大量存在，可以認定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的聚落能夠劃分成三至四個等級，它們組成的多級的管理機構，共同維系著兩湖地區史前社會的完整。兩湖地區城址的這種金字塔形結構與長江下游地

區良渚文化的聚落結構極為相近，而與黃河流域的城址面積大多相去不遠的情況有相當的不同，或許表明了兩大河的中下游地區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并不完全相同。長江中游地區城址出現與繁榮的時期正值江漢地區史前文化的統一性最為強盛的階段，其間頗有耐人尋味之處。有學者認為單憑石家河聚落的人口和勞力很難完成像石家河這樣規模龐大的城址，因此該城作為一個政治中心是長江中游許多族群參與建設起來的。誠如是，聯系到一些城址內存在的功能分區規劃，應該可以說此時凌駕于社會成員之上的公共權力已經具有了非常強大的活動組織能力和社會調控機能。

出現在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部分城址，如馬家垸和走馬嶺等，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已經衰落，暗示了江漢地區從屈家嶺向石家河文化的轉變很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進行的，這種方式又是以不破壞整個地區文化傳統的延續性為前提。但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文化晚期時，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江漢地區史前城址的全面廢棄和具有中原風格的器物群的普遍出現，都反映了土著文化連續發展進程的中斷。這種文化現象的發生或許正與中國早期文獻中記載的堯舜禹時期中原地區以華夏為主體的民族對江漢一帶的幾次大規模軍事征伐活動有關。（二B）長江上游的城址

1995年底，四川成都平原上發現一批史前城址，它們分布相對集中，在文化面貌和城建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特點，為探索四川盆地內聚落的發展和文明的進程提供很好的材料（圖一三）。

新津寶墩城（圖一四）平面作長方形，南北長1100米，東西長600米，面積達60萬平方米。城墻中下部為堆筑，并使用了板或木棍之類的夯筑工具，城內發現方形木骨泥墻建筑。

郫縣古城（圖一五）呈長方形，長約620、寬490米, 面積30.4萬平方米。保存較好的東城垣北段有一缺口，或為城門所在。城內中部有面積達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其上更發現規律排列的五座卵石臺基，顯然其性質不同于一般的居住遺跡。

溫江魚鳧村古城（圖一六）的平面為不規則多邊形，面積約32萬平方米。墻體為斜坡堆筑，未見明顯使用工具的痕跡，一些夯層之間及墻表發現有起加固及防水功能的卵石層。

都江堰市芒城（圖一七）呈較規則的長方形，城垣分內外兩圈：外圈南北長約350、東西寬約300米,面積約10.5萬平方米;內圈南北長300、東西寬約240米。城內也發現有木骨泥墻的建筑。該城址雖然文化內涵與寶墩遺址一致，但是發掘者推測其在時間上可能略晚。

崇州雙河和紫竹村兩座古城的結構相似，都具有內外兩圈城垣，內、外城垣之間相距約15米。長江上游

地區的這些史前城址均只經過調查或小規模試掘，同時四川盆地的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也還處于初步建立的過程之中，這就使得研究者很難斷論各城址之間的相互關系。依據現有材料可知，成都平原的這些城址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特點：如城址都建于臺地之上，方向大體與附近河流平行；城垣沿臺地邊緣修筑，形狀不甚規整，城墻外也沒有發現壕溝一類設施的報道；墻體堆筑，夯層厚薄不勻，可見這一地區的筑城技術尚具一定的原始性；城址內出土遺物的文化面貌相似，反映了它們在時間上大致同時或略有早晚，初步認定其年代應當在公元前2600～1700年之間。

（三）內蒙古中南部的城址 八十年代初，以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的發現為肇端，內蒙古中南部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史前城址－石城，被逐步認識出來。至九十年代在這一地區共發現了近20座這樣的石城，它們主要集中分布在三個地區：包頭市大青山西段南麓；岱海的西北岸和準格爾旗南流黃河的沿岸。

大青山西段的5座石城都坐落在大青山南坡的第一、二級臺地上（圖一八），自西向東依次為阿善、西園、莎木佳、黑麻板和威俊遺址，綿延長達30公里。前四座城址在形態上均由東西相對的兩個臺地構成，依臺地邊緣砌筑石墻。其中阿善遺址總面積50000平方米，房屋建筑早段和晚段分別流行半地穴式及地面石墻建筑。值得注意的是，西臺地南端有一組由十八座石砌圓錐形石堆組成的遺跡，全長51米，推測其可能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西園遺址內發現石塊砌成的圓角方形房屋，門皆朝南，面積多在20平方米左右。莎木佳遺址也有石砌房屋建筑，遺址的西臺地中部發現的一座長26米、寬11.2米的“大房子”，或具有聚落中心建筑的功用，該遺址的西南隅有石圈構筑的祭祀遺跡。黑麻板遺址總面積20000平方米，西半部發現依山勢作階梯狀排列的石墻房屋基址12座（圖一九）。東半部近北墻處則有“回”字形的石圈建筑。威俊遺址（圖二十）位于相鄰的三個臺地之上，面積40000平方米左右。各臺地上分別建有石墻，房屋為圓角方形的石墻建筑。在第一、第二臺地上有用作祭祀的方形石圈。

準格爾旗和清水河縣南流黃河兩岸的石城址包括準格爾旗的白草塔、寨子塔、寨子上、小沙灣和清水河縣的馬路塔、后城嘴等六處。白草塔遺址（圖二一）位于黃河西岸階地，一條長約240米的石墻將三級階地以上的部分封閉成獨立的聚落單位，多見長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小沙灣遺址（圖二二）的總面積僅4000平方米，遺址的北側建有兩道石墻，發現的5座房屋均為半地穴式。小沙灣以南10公里處的寨子塔遺址（圖二

三）北部也筑有兩道石墻，寨門附近有類似了望臺之類的設施。整個遺址為不規則的長方形，面積將近5萬平方米。房址多為長方形半地穴式，少數房址的內壁以石塊疊砌。寨子上（圖二四）和后城嘴遺址的面積分別為30000和40000平方米，石城內的房屋建筑趨于多樣化，半地穴式建筑外，還出現了地面石墻建筑和窯洞式建筑。岱海西北岸的石城包括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廟坡等處，它們皆北依蠻汗山，而面向岱海及其周圍的開闊平地（圖二五）。老虎山遺址（圖二六）位于山坡凹地上，平面呈簸箕狀，石墻沿兩側山脊而上與山頂約40米見方的方形石圈相連。遺址內發現依山坡臺地修建的70座長方形或凸字形房屋。城外的低洼處有當時的窯場，已發現三座饅頭形窯、泥坑、工作臺和陶坯、泥條等。西白玉遺址（圖二七）的平面形狀與老虎山相似，沿北墻內側筑有1.5米寬的石臺階。板城遺址（圖二八）附近的山頂上發現5個5米見方的石壇，沿山脊呈“一”字形排列。大廟坡西南距園子溝遺址6公里，總面積達25萬平方米。

從聚落群的角度考察內蒙古中南部的三組石城址,應該注意到它們在時間并不完全相同。大體上大青山西段南麓的石城與準格爾地區的小沙灣、寨子塔、馬路塔、后城嘴四座同時，相當于廟底溝二期（約BP.4500～5000）。這些城址的面積都很小，一般在數千至一兩萬平米，聚落群內部分化并不顯著。其中阿善、寨子塔兩處聚落的面積較其他遺址稍大，但僅據此還無法斷定它們是否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質。這兩組聚落分別位于土默特平原的北側和東側，距離相區不遠。每組聚落的內部在文化和習俗上保持著相當大的統一性，但兩者之間卻在石城結構、祭祀方法上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這種狀況意味著以小地理單元為單位的某種人類共同體（如部落聯盟等）的存在，土默特平原邊緣分布的這兩組城址或許正是相互為敵手的，人類社群間的對抗是以聚落群為單位展開的。岱海地區石城的興起則是進入龍山時代以后的事情，據老虎山和二里半遺址的碳十四數據，它們的年代大約為距今4200至4500年。此時包頭附近的石城群已經衰落，準格爾地區的石城也大量減少。岱海聚落群內部的分化開始擴大，除數萬平方米大小的城堡之外，老虎山遺址的面積達到了13萬平方米，而大廟坡、園子溝更分別達到25和30萬平方米。這些城址沿蠻汗山山前臺地“一”字排開，面積較大的幾處遺址分別位于整個聚落群的東西兩端，大致以老虎山及其周圍城址為一組，而園子溝－大廟坡及附近聚落為另一組。它們的主體文化因素分別承繼阿善三期文化和本地的海

生不浪文化而來，已有研究者指出它們形成之初就在人群和文化來源上小有不同。與前述聚落群之間的對抗方式不同，這里更加強調了對同一地理區域內資源的爭奪，社群的競爭發生在聚落群的內部。

內蒙古中南部的這些石城，除少數面積大的（如老虎山、大廟坡等）可以將日常的居民生活同防御功能結合起來之外，多數城址面積過小，所能承載的居民人口和日常活動能力都有限，它們在性質上更可能只起軍事堡壘的作用。同時，這里聚落的選址明顯放棄鄰近的水熱等自然條件更為優越的平坦地區，而著眼于地形較為險要，更利于防守的山前臺地。加上石墻等防御設施的出現，使我們相信防御功能上的考慮和保護社群的安全已經成為這一地區聚落選址的首要標準。石城的集群分布和防衛設施的加強，反映了內蒙古中南部史前時代不同人群間沖突的加劇。這種現象的發生與距今5000年前后發生的氣候波動事件及由此而導致的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緊張之間存在著直接關系。

第四篇：榆中培訓項目規劃

榆中培訓項目規劃（草稿）

鴻育學校

一、中考（各科）、高考（各科），小升初（各科）

二、初中各科同步輔導、高中各科同步輔導

三、作文：小學、初中、高中

四、學習方法（小學、初中、高中）

英格爾學校

自然拼音（幼兒園、小學）

心飛學校

學習習慣、張思中英語（小學、初中、高中）E家教育

新概念英語（1,2,3,4）、英語單詞記憶（初中、高中）國際語言

《中華字經》（幼兒園、小學）

榆中培訓項目規劃（草稿）

鴻育學校

五、中考（各科）、高考（各科），小升初（各科）

六、初中各科同步輔導、高中各科同步輔導

七、作文：小學、初中、高中

八、學習方法（小學、初中、高中）

英格爾學校

自然拼音（幼兒園、小學）

心飛學校

學習習慣、張思中英語（小學、初中、高中）E家教育

新概念英語（1,2,3,4）、英語單詞記憶（初中、高中）國際語言

《中華字經》（幼兒園、小學）

榆中培訓項目規劃（草稿）

鴻育學校

九、中考（各科）、高考（各科），小升初（各科）

十、初中各科同步輔導、高中各科同步輔導

十一、作文：小學、初中、高中

十二、學習方法（小學、初中、高中）

英格爾學校

自然拼音（幼兒園、小學）

心飛學校

學習習慣、張思中英語（小學、初中、高中）E家教育

新概念英語（1,2,3,4）、英語單詞記憶（初中、高中）國際語言

《中華字經》（幼兒園、小學）

第五篇：關于經濟特區思想變遷的論文

上個世紀50、60年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黨和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最初的探索。可惜，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受“左”的錯誤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探索遭受了嚴重挫折。這一時期的探索雖然正確與錯誤皆有，成功與曲折交織，卻為后來的“重新探索”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

全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時期。也是我們黨在中斷十多年后重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我們黨的“重新探索”實際上有兩個起點：一是以支持和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二是建立和發展經濟特區。對于選擇“重新探索”的這兩個起點的艱難和重要意義，相比較而言，應該說我們對農村改革這個起點的體會和認識是比較到位的。（以往這方面也宣傳得比較多）其實另一個起點即建立和發展經濟特區也是非常艱難的，其意義也是非常深遠的。像鄧小平這樣一生經歷了戎馬生涯、“三落三起”的老一輩革命家，卻用“殺出一條血路來”比喻建立經濟特區，其難度、風險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們對“重新探索”的兩個起點的認識軌跡是不一樣的。對于農村改革大家看到，同樣是那么多的地，同樣是那么多的人，種的同樣是莊稼。但是，用不到五年時間就解決了幾十年未能解決的我國農村的溫飽問題。鄧小平贊嘆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但是，對建立經濟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認識。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流傳的關于經濟特區的“警句”至今難以忘記。比如，“深圳除了五星紅旗的顏色沒變，其它都變了”。面對國內外種種議論，于是就有了鄧小平1984年的經濟特區之行。他走一路、講一路。并且在同年的1月26日為深圳特區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l月29日為珠海特區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2月9日為廈門特區題詞：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事非經過不知難。關于對經濟特區的議論，并沒有因為鄧小平的這次視察而消失。上個世紀80、90年代，先是東歐劇變，而后是蘇聯解體。于是又發生了關于姓“社”和“資”的爭論。在這次爭論中經濟特區又成了熱點問題。什么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東西多了，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等等。鄧小平嚴肅指出，“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歸根結底是有利社會主義的。”鄧小平在時隔8年之后于1992年又來到深圳、珠海等地。鄧小平在視察中說，“八年過去了，這次來看，深圳、珠海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么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鄧小平得出結論：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鄧小平上述對經濟特區反反復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黨重新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起點是何等艱難。由此產生的意義也就更加重大。1995年12月，卡斯特羅參觀深圳后感嘆，“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創造如此奇跡”。

經濟特區建立和發展的經驗是鄧小平提出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實踐依據

眾所周知，鄧小平提出并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出的獨創性貢獻。鄧小平提出并形成市場經濟理論實際上有他的邏輯思路。鄧小平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既然現階段是多種所有制經濟，那么就不能只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需要也可以采取市場經濟的辦法。鄧小平在1980年1月16 日所作的《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使用了“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而支持鄧小平提出和論述市場經濟的邏輯思路的重要依據，就是經濟特區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積累的豐富而新鮮的實踐經驗。1987年6月鄧小平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成績，”深圳“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就是說能夠變成工業基地，并能夠打進國際市場。”“深圳的同志告訴我，那里的工業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指出，建立經濟特區后，外資就進來了。我們可以從外資中得到稅收、勞務等方面的益處。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因為“三資”企業受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得更加清楚，農村改革的成功并推動城市改革的過程是國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提出和實施對外開放的過程是把國內市場推向國際市場即與世界市場體系相銜接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建立和發展經濟特區這引領作用來實現的。當然，這一過程還包括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沿邊沿江地區的開放

和建設海南省最大經濟特區以及開發上海浦東等等。

十四大報告第一次在黨的文獻中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初步論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輪廓。十四大召開之前即1992年6月12日，江澤民同志向鄧小平報告十四大將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目標和市場經濟理論框架。鄧小平表示完全贊成并且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前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經濟特區建立和發展的豐富經驗是鄧小平提出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實踐依據。

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是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縮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崛起的道路。這條道路已愈來愈被世界上的有識之士和不懷偏見的人所認可。我們要十分重視對我國和平崛起道路的總結和推動。總結，也就是要總結和分析這條道路的成功經驗和特點。推動，就是要在總給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繼續沿著這條和平崛起的道路走下去。當我們對這條道路進行全面和深入的總結時，我們看到中國和平崛起道路最寶貴的經驗和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又堅持獨立自主。而我國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過程則是這一經驗和特點的縮影。鄧小平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初衷就是使經濟特區成為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建立經濟特區這一窗口可以看成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起步。但是，這一起步對于我們封閉了幾十年的國家和民族來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沒有這個起步，也就沒有進一步的對外開放；沒有這個起步，也就沒有今天我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局面；（加入wto是我們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標志）沒有這個起步，也就沒有今天我們對西部大開發的強大力度和支持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指出，“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礎，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鄧小平認為，在有了建立和發展經濟特區的經驗后，我們可以加快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在我國經濟特區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我們也一直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即我們頭腦清醒，堅持為我所用，發展自己。鄧小平在回答建立經濟特區和實行對外開放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提問時說，“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會有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進入。但是，社會主義的力量更大，而且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因為在鄧小平看來，無論怎么開放，歸根結底我們還是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經濟特區發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中國執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得到了很大好處。如果說有什么不足之處，就是開放得還不夠。我們要繼續開放，更加開放。”鄧小平并不否認實行對外開放會有風險，會帶來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堅定地指出，“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因為在鄧小平看來，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消極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一般寓個別之中，個別體現一般。我們從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又堅持獨立自主，這濃縮了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經驗的精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還告訴我們，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今天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行了20多年之后，回顧我國建立和發展經濟特區的過程及其取得的輝煌成就，我們倍加體會鄧小平提出這個決策的英明和深遠意義，倍加體會“爭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是新世紀新階段賦予我國經濟特區的新的使命。我國經濟特區一定會不辱使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走在前列，在繼續拓展中國和平崛起道路和率先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做出新的貢獻。

-----------

中國經濟特區的崛起，是同一個偉人緊密相連的。這個偉人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他不僅是創辦經濟特區的主要倡導者、決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風云的世界眼光和辯證思維推動著經濟特區的發展。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認真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歷史演進

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國要想發展，就必須打開國門、走向世界。創辦和建設經濟特區，就是鄧小平同志為使我國打開國門、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當然，利用外資一定要考慮償還能力。”他還在一份香港廠商要求到廣州開設工廠的《內部情況摘報》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1979年2月，谷牧副總理主持召開特別會議，商議交通部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區開設工廠的問題。谷牧說：“小平同志認為不僅寶安、珠海縣可以搞，廣東、福建的其他縣也都可以搞。”1979年4月，鄧小平同志與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廣東省委領導習仲勛、楊尚昆、王全國等同志談話時指出：“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么樣？”“辦一個特區，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實行下去。”

1984年1月至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分別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珠海經濟特區好。”“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1987年6月，鄧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海南島和臺灣的面積差不多，那里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1月，他在一份關于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上批示指出：“完全贊成。特別是放膽地干，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

1988年6月，鄧小平同志發表《要吸收國際的經驗》的談話，指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就是說，為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1990年3月，他指出：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1991年1月至2月，他在視察上海時指出：“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在1992年初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指出：“這次來看，深圳、珠海特區和其他一些地方，發展得這么快，我沒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的主要內容

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內容豐富，博大精深。

經濟特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1986年，鄧小平同志指出：“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1992年，他又指出：“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還告誡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鄧小平同志看來，經濟特區主要是在經濟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區，在區內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體制和靈活的經濟措施。在政治上，經濟特區同其他地區一樣，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不存在特有的社會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