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結構分析研究

目 錄

摘 要

關鍵詞

Summary

Keywords

前言

1.研究目的與意義

1.1研究目的1.2研究意義

2.國內外研究現狀

2.1國內研究現狀

2.2國外研究現狀

3.分析吉林省的幾種的財政收入的構成3.1吉林省稅收收入構成3.2 吉林省非稅收收入構成3.3吉林財政收入質量

4.吉林省各種收入對地方財政收入的發展與影響

4.1 稅收收入對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的發展

4.2 稅收收入對吉林省財政收入的影響

5.吉林省財政收入與三產產值結構分析

5.1 吉林省財政收入結構分析

5.2 三產產值結構分析

參考文獻

摘 要

地方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稅收收入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本文通過研讀大量文獻，說明了研究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結構的目的意義和國內外研究地方財政收入結構的現狀，重點實證分析了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結構及影響因素，提出調整產業結構，培育稅源，增創第三產業稅收，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的意見，對引導吉林省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提升財政自給能力，實現地方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吉林省 地方財政收入結構 實證 分析

Summary

Local fiscal revenue includes tax revenue and non-tax revenue, and tax revenue is the main sourc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Through the study of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of Jilin Provinc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ying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Jilin Province, and proposes to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ultivate tax sources.Opinions on creating additional taxes for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increasing local fiscal revenu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Jilin Provi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s, increase local fiscal revenues, improve fiscal self-sufficiency, and achieve lo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alance.Keywords: Jilin Province, local fiscal revenue structure, empirical analysis

前言

自2004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在東北地區進行了消費型增值稅試點改革,允許對裝備制造業、鑒證咨詢業、建筑業等八個行業購買機器設備所含的增值稅進行抵扣,通過退稅的形式返還給企業。當時，東北地區推行的增值稅改革試點范圍是僅局限于部分地區、部分行業用推行類似消費型增值稅為目標的制度變革。經過16年的發展，目前東北老工業基地增值稅改革轉型己取得較明顯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也出現一些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增值稅改革轉型政策牽涉到國家、省、市、縣和企業等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在調整中不斷完善。分析東北地區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對經濟的影響結果,尤其是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認識稅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總結經驗以便為增值稅改革轉型在全國推廣提供借鑒。

當前對增值稅轉型改革研究的一個主要熱點是增值稅轉型是否會顯著影響政府的稅收收人。針對增值稅轉型對國民經濟及財政收入的影響,我國一些財政稅收學者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中行偉波從稅收負擔、稅收收入等方面入手,通過綜合分析國外研究文獻，提出了增值稅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情況,其研究發現,引人增值稅以及增值稅稅率的設置都會對政府稅收收人產生重要的影響。另外，程瑤、陸新葵從產業結構、行業結構、區域結構、投資與消費比例結構等不同角度，對增值稅改革轉型對我國經濟結構產生的影響程度。做了實證分析,結論表明：增值稅轉型可能會使本已失調的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增值稅轉型推進方案的選擇應該慎重考慮。

以上研究取得了很多富有意義的結論,但同時也還存在著不足。第一,大多數文獻從整體上研究了增值稅轉型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效應,很少有細致單獨分析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影響的研究成果。第二,較少有文獻研究增值稅轉型對單一省市財政收入的影響,本文認為研究增值稅轉型對試點省份的財政收入影響針對性更強,反映的問題和取得的結論將更加富有借鑒意義。第三,大多數文獻研究僅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較少有具體的實證量化研究,而少數的量化研究方法較為簡單,僅停留在簡單的統計性描述。為了彌補以上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吉林省單一省份為研究對象,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專項細致地考察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的影響,以得到更加具有針對性的研究結論,以期為增值稅轉型的全國推廣提供新政策建議。

1.研究目的與意義

1.1研究目的自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豐富資源不斷投入以及有利的計劃經濟政策等影響下,東北地區開始成為新中國的重工業基地,其不僅在我國建設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進程中占據重要的歷史地位,還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承擔了巨大成本并貢獻出卓越力量。建國初期,東北地區因其歷史地位而被作為重工業基地,各種工業生產資源被引入東北地區,以及蘇聯工業改革經驗借鑒及技術援助,多重因素促進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計劃經濟時期,根據政府的計劃安排,東北工業基地為全國生產工業產品,提升了中國生產力水平。東北重工業基地的基礎性作用,為中國經濟從上世紀70年代困境中走出奠定了關鍵基礎。隨著東北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帶動了大批優質工業企業的創建和運營,在此過程之中,積累并建立起多個經營企業的實用經驗和優質的企業管理模式,諸如“鞍鋼憲法”、“大慶經驗”等都對全國各地的工業企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參考意義。另外,東北工業基地為全國各地輸送了眾多工業技術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優秀人才,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為建設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1.2研究意義

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然不能很好的同中國實際情況相適應,我國經濟體制開始逐漸轉變為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作為曾經中國重點重工業基地的東三省而言,更是在實現國有企業改制脫困及國有經濟結構布局調整的道路上不斷貫徹落實并探索前進。然而,東三省的經濟發展情況由于一直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嚴重影響而長期處在不容樂觀的落后水平。于此同時,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更使得東北工業基地深深陷入發展困境。2014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一種“增長速度換擋、對前期政策刺激消化和結構調整陣痛相疊加”的特殊時期,東三省經濟發展處在新常之中態勢必受到巨大阻礙和挑戰,同時未能被及時發現并解決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等眾多隱藏問題也陸續的顯露出來。首先,東三省擁有巨大的耕地資源并一直以“中國大糧倉”著稱,隨著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仍沿用傳統的生產方式的東北農業具有形式粗放、低機械化和低產業化等劣勢,面對糧價和產量逐年降低的現狀以及受到糧食價格倒掛、各種自然災害侵襲以及農業生態環境承載力降低等難題愈加嚴重的困擾,致使東北農業發展形勢極為嚴峻。其次,作為物產極其豐富的東北地區而言,其工業增加值仍然是以眾多城市開發出售石油和煤炭等資源為主要來源渠道,而近年來市場上對石油和煤炭的需求及價格都呈明顯下降趨勢,同時多個地區已經出現資源嚴重匱乏甚至枯竭的現象,許多企業因此出現虧損甚至倒閉的情況,進一步抑制了東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2.國內外研究現狀

2.1國內研究現狀

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來看,國內學者要晚于國外,同時,理論分析相對實證研究也十分匱乏。一些國內學者經過研究分析得出二者之間呈現正向關系。賈康和白景明(2000)認為經濟增長對財政收入拉動作用具有時變性,而非按穩定比例增長。宋文新和姚紹學(2003)持類似觀點,其以OECD國家為對象進行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家而言經濟增長以非線性方式促進財政收入增加。特非線性觀點的類似研究還有王劍鋒(2007)。張國華(2004)以上海為對象進行研究,發現二者呈正向關系。李國鋒和王乃靜(2004)利用回歸模型及相關系數對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進行實證分析,二者之間呈現出緊密的正向關系。郭慶旺和呂冰洋(2004)以中國整體為對象,通過計算得出稅收對經濟增長彈性系數為1.54。劉思東和童小嬌(2005)對財政收入長短期決定因素進行分析,發現經濟增長在長期和短期均對財政收入產生重要影響,而季節性波動只有短期影響。韋邦榮和楊玉生(2006)也對財政收入決定因素進行研究,并得到了與之相似的結果。王華和柳光強(2010)從中央和地方財權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得到了“財政收入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結論。除正向關系外,部分研究得出相反結論。馬拴友(2001)通過回歸分析發現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馬拴友(2003)認為基于不變的平均稅率,邊際稅率的降低將引起經濟增長,其還量化了邊際稅率的經濟增長負效應。

除上述單方向關系的分析外,還有一部分國內學者通過實證分析,得到了經濟增長同財政收入之間相互關系的豐富結論。原崇信(2001)財政收入一方面對經濟增長具有依賴性,同時財政收入又能夠調節經濟增長。戴子鈞(2003),林毅夫和劉志強(2000),殷德生(2004)研究結論與之類似。早期研究多數采用線性回歸模型、協整等,而近年來隨著計量方法的普及,相關研究在實證方法上日益復雜。梁蕾(2009)采用相互預測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發現二者存在相互促進關系。王喬和汪柱旺(2009)研究非稅收入和經濟增長關系,得出二者相互促進的結果。得出相似結論的研究還有趙鴻鑫等(2014)。郭鷹(2011)對浙江省11個市的數據進行面板單位根和協整檢驗。金林和劉洪(2013)采用非參數方法,得出“當經濟增長率處于正常范圍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呈線性關系;當超出時則表現出非線性”的結論。吳仕宗(2015)基于偏最小二乘和固定效應模型等研究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和產業結構的關系。

2.2國外研究現狀

在理論研究方面,早期學者普遍認為稅收收入阻礙自由經濟發展且大多持輕賦稅的觀點,政府不應過多干預,強調限制政府規模。威廉配第在其《賦稅論》中對財政收入、經濟實力和國民財富三者關系進行論述。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亦探討了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類似的研究還有庸俗經濟學代表人物薩伊。這些早期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機制是經濟增長重要決定因素并主張限制政府規模,政府財政收入不能對價格機制乃至經濟增長進行干預。中不同于威廉配第等學者的觀點,19世紀開始部分學者認為應擴張政府規模,主張政府干預市場。阿道夫.瓦格納認為作為財政收入主來源的稅收反過來能對社會經濟進行干預。其后出現的凱恩斯學派,同樣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社會經濟,提出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稅收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能夠通過乘數作用影響總需求。隨著70年代滯脹的出現,總需求管理政策失靈,供給學派“供給創造需求,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變動”的觀點逐步成為主流。其代表學者阿瑟.拉弗專門研究了稅收問題,認為政府征稅稅率必須保持在一定范圍內,稅率過高時稅收收入不升反降,而在限定范圍內稅率提高會引起稅收增長。拉弗的最優稅率觀點中蘊含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關系的討論:當稅率低于一定水平時,經濟呈增長態勢,稅收隨之增長;當稅率過高時,企業成本過高,經濟不增長,甚至收縮,稅收規模下降。

在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當中,國外學者除了在理論方面貢獻力量,更收集整理大量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其中,一部分學者通過計量分析得到了財政收入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RosaCapolupo(2000)基于內生增長模型發現,稅收增長并不會反作用于經濟增長,而稅率降低對增長具有抑制性。peden(1991)在探究美國稅收收入同生產率關系時得到這樣的結論:當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小于17%的時候,稅收對經濟增長存在促進作用。4]Kocherlakota&Yi(1994)以英國和美國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邊際稅率提高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還有一部分學者通過實證分析卻得到相反結果,即財政收入抑制經濟增長。Marsden(1983)經過對多個國家上世紀70年代經濟情況對比分析得出。

重稅負國家的經濟增速慢于輕稅負國家。6lReynolds(1985)通過分類對比發現二者間呈負相關關系。Karras(2003)對11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發現長期中稅負和經濟增長呈反向變動關系,即當稅收提高1%時,GDP相應降低0.6%。還有部分學者認為財政收入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兩面性。Scully(1996)研究發現稅負超過23%時二者呈反向關系,低于19%時則呈正向關系。l9lMiller&Russek(1997)采用回歸分析方法對39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稅收用于政府支出和政府發行債券分別對經濟增長影響呈正和負兩種反向效應,即財政收入的不同來源用于政府支出時會產生異質性增長效應。Karagianni(2012)通過計量分析得到“調整生產、進口稅及企業所得稅可實現稅收對經濟增長的調整,實施個人所得稅方面的政策有助于實現經濟增長的穩定”的結論。

3.分析吉林省的幾種的財政收入的構成地方財政收入由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兩部分組成，其中稅收收入是最主要的構成，占比70%左右，其余為非稅收收入。地方稅收收入主要來源于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

3.1吉林省稅收收入構成吉林省2010-2020年稅收收入總體上呈現先增長后下降的態勢。“十二五”期間，吉林省的稅收收入從2010年的439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884億元，2015年稍有回落，為867億元。“十三五”期間，吉林省的稅收收入態勢較為波動，在2017年下降后又在2018年上升并達到十年以來的最大值，在2019和2020年又逐年下降，2020年的稅收收入僅為772億元。十年間吉林省的稅收收入平均增速為8.0%，波動較大，在2011年達到42.1%，為十年以來增速最快的年份，隨后增速逐年回落，僅在2016、2018和2020年三年稍有回升，在2015、2017、2019和2020年四年還出現了負增長的情況，這既是受到了新舊動能轉換和減稅降費政策的影響，也反映出吉林省稅收收入的穩定性還有待于進一步提升。[13](見圖1）

圖1：吉林2010-2020年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及增長率

注：圖來源于《吉林十年：經濟財政發展回顧與展望》

從財政收入來源結構來看，稅收收入占一般預算收入在70%以上，行為稅、財產稅等所占比例呈上漲趨勢，流轉稅所占比例卻呈下降趨勢。流轉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類，其增長與經濟增長高度正相關，其增長的緩慢，反映出吉林省的經濟發展制約了吉林省本級財政收入的增長。同時，在共享稅中，中央政府獲得了超過一半的分成，且隨著共享稅基數的增大，中央政府與吉林省在共享稅分成上的差值也逐漸增大。因此，中央轉移支付的絕對數也在逐年增加，且保持了大于本級財政收入的趨勢。

3.2 吉林省非稅收收入構成吉林省2010-2020年非稅收入總體上也呈現出先增長后下降的態勢，從2010年的163億元增長到了2016年的391億元，其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313億元。十年間吉林省非稅收入平均增速為9.6%，歷年間的波動幅度較大，呈現出較大的不規律性，在2011年達到最大值38.7%，在2017、2018、2019和2020年四年卻出現了負增長，分別為-8.7%、-2.2%、-8.6和-1.9%（見圖5）。對比來看，吉林省稅收收入增速和非稅收入增速的關聯度較高，相關系數較高。(見圖1）

3.3吉林財政收入質量

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是財政收入質量的重要體現。通常情況下，稅收收入占比越高，意味著財政收入質量越好，因為與非稅收入比較，稅收的法定性、規范性更強；同時，經濟增長會在稅收上得到更多的體現，也是地區營商環境優劣的重要體現。十年間，吉林省財政收入質量平均為72%，而同期全國財政收入質量平均為85%，吉林省低于全國13個百分點。吉林省的財政收入質量在“十二五”期間有所提升，2013年達到了74.0%，為十年來最高；但在“十三五”期間卻有所回落，2016年跌破70%，降至十年以來的最低點。在2017、2018年兩年有所回升后，2019年又開始下降，到2020年，吉林省的財政收入質量僅為71.2%。[13]見圖2）。

圖2：吉林和全國2010-2020年財政收入質量

注：圖來源于《吉林十年：經濟財政發展回顧與展望》

4.吉林省各種收入對地方財政收入的發展與影響

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稅收收入是地方財政主要收入。經以上分析，近10年來，吉林省的稅收收入都占地方財政收入的70%左右。其中2013年占比最高，達74%，2016年占比最低，僅69.1%。其它年份都在70%以上。稅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契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等。

4.1 稅收收入對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的發展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稅收收入是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吉林省要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就必須擴大稅源，增加稅收收入。縱觀吉林省歷年稅收收入情況，吉林省是老工業基地，制造業稅收貢獻最大。但制造業稅收已經達到頂峰，很難再增加。吉林省的第三產業稅收貢獻較小與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浙江）第三產業稅收貢獻超過其總稅收的50%相比，吉林省第三產業稅收體量還很小，增長空間較大。吉林省一直以制造業為主體、忽視了第三產業，導致吉林省產業結果不合理，稅收結構畸形，近年來，隨著其它地方先進制造業的崛起，吉林省的制造業正面臨挑戰，其制造業稅收貢獻短期內存在波動，會限制其稅收的增長速度。因此，吉林省要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就必須增加稅收收入，而增加稅收收入應提高第三產業稅收比重。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進而提高第三產業的稅收貢獻，實現地方財政收入總量提升。

4.2 稅收收入對吉林省財政收入的影響

財政支出的投入會影響生產性資本和非生產性資本的形成，而生產性資本和非生產性資本的構成會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吉林省在社會保障和就業、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的支出較大，而經濟發達地區（如廣東、浙江)在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公共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比例相對較大。公共服務支出、公共安全、教育等非生產性資本支出，具有長期性，更有利于為生產性資本的積累提供外在動力，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更有利條件。而社會保障和就業、城鄉社區事務等支出，更側重于短期的、民生建設的性質，不具有成長的功能。財政支出結構差異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吉林省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反映了吉林省的經濟發展又受到這種差異的約束。只有通過改善財政支出的結構，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的財政條件，才能促進經濟總量的增大，從而提升財政自給能力。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自給能力大幅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自給能力卻趨向薄弱，尤其是吉林省，過度依賴中央轉移支付來彌補財政收支缺口。原因在于分稅制存在較多缺陷：一是共享稅劃分比例不合理。共享稅在總稅收收入中占據了大約50%，而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比地方政府大，導致地方政府財政資金不足、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局面。二是彌補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方式不合理。中央政府通過稅收返還、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三種轉移支付方式來調節上下級政府之間的財政資金。但是，這三種方式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影響卻不相同，分稅制設計中適當提高地方財政收入留成比例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努力具有正向激勵作用，而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努力程度具有負向激勵作用。因此，必須改進現行的分稅制和中央轉移支付制度，為吉林省等地方政府提升財政自給能力提供制度安排。

5.吉林省財政收入與三產產值結構分析

5.1 吉林省財政收入結構分析

表1吉林省10年地方財政收入與稅收收入和非稅收收入的關系

年度

地財收入（億）

財政支出（億）

稅收收入（億）

非稅收收入（億）

地財支出

（億）

占比（%）

缺口（億）

2010

602.4

1942.77

439

163.4

1787.25

72.9

1340.37

2011

850.1

2385.60

624.2

225.9

2201.74

73.4

1535.5

2012

1041.3

2804.72

760.57

280.73

2471.2

73.0

1763.42

2013

1157.0

3042.41

856.41

300.59

2744.81

1885.41

2014

1203.4

3217.20

884

319.4

2906.9

73.5

2013.8

2015

1229.3

4032.99

867.1

362.2

3217.1

70.5

2803.69

2016

1263.8

4359.87

872.95

390.85

3586.09

69.1

3096.07

2017

1210.9

4693.89

853.95

356.95

3725.72

70.5

3482.99

2018

1240.9

4500.67

891.71

349.19

3789.59

71.9

3259.77

2019

1116.9

4514.32

797.9

319

3933.4

71.4

3397.42

2020

1085

5055.10

772

313

4127.2

71.2

3970.1

備注：表中數據來源于吉林省各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其中“地財收入”指地方財政收入；“地財支出”指地方財政支出；“占比”特指稅收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缺口特指財政支出與地方財政收入差值。

從上表1可以看出，吉林省財政支出缺口逐年擴大，從2010年缺口資金1340.37億，到2020年缺口資金3970.1億，10年增加缺口資金3成。就地方財政支出與地方財政收入來分析，缺口雖然較小，但要實現本級財政收支平衡，還是要提高本級財政收入能力來實現，不能一直靠中央轉移支付彌補。中央轉移支付只是暫時權宜之策，不是長久之計。可以通過中央轉移支付這個外在動力來為增強財政自給這個內在動力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進而促進內在動力形成，不能長期靠中央轉移支付彌補。

因此，要實現吉林省本級財政收支平衡，首先要解決吉林省自身內在動力問題。其主要途徑在于增加稅收收入，合理調整財政支出，將財政支出向科技、教育等有利于未來增大經濟總量的方面調整。因為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是相互相成的。財政支出的最終結果會影響經濟總量，而經濟總量大小將決定財政收入的大小。而要增加經濟總量，必須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改變財政收支結構來實現。根據上面的分析，吉林省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制造業稅收，已達到頂峰，要再提升的難度大；而第三產業稅收占比小，提升空間大。所以，要增加吉林省地方財政收入應重點挖掘第三產業稅收收入，才能實現本級財政收支與當地的經濟良性循環。其次，才是解決解決吉林省自身外在動力問題，就是要改進現行分稅制和中央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不合理部分。這個外在動力問題比較難解決，將隨著我國財政體制改革而不斷完善。

5.2 三產產值結構分析

據調查，吉林省的三類產業產值結構圖形呈現棗核形，即第一產業占19.4%，第二產業占45.2%，第三產業占35.4%；而美國三類的產業產值結構呈現倒三角形，即第產業占2%，第二產業占23%，第三產業占75%；我國沿海經濟發達的廣東、江蘇、上海等省市的第三產業產值也占70%以上。通過三類產業的產值結構的比較可以看到美國的產業結構為一元化結構，產業產值由高到低的順序是三、二、一。吉林省的產業結構為二元化結構，第二產業明顯占大部分，優勢凸顯，而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呈扁平狀，三類產業分布呈橄欖型。特別是占就業勞動人口最多的第一產業，其產值反而最少，第三產業明顯滯后，跟不上第二產業發展。

吉林省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主要體現在落后的手工農業、基礎雄厚的機械工業和緩慢發展的第三產業。為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必須積極推進吉林省產業結構調整。可以充分利用吉林省第二產業優勢，扶持第三產業發展，促進形成吉林省獨特的產業結合優勢，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同時，吉林省還可以利用本地的自然資源優勢、地緣優勢，發展旅游服務業和國際貿易，促進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最終形成第三產業占比大于一、二產業的倒三角形三產結構。

培育稅源是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途徑。吉林省可以靈活運用國家的稅收政策，制訂有利于扶持壯大本地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暫時減輕本地企業負擔，扶持本地企業壯大轉型，最終達到培育稅源，增加稅收的長遠目標。

合理安排財政支出，提高財政支出效率，是壯大經濟總量的重要手段。吉林省要學習外國和我國經濟發達省市的財政支出比例，調整既有利于壯大地方經濟總量，又能保持社會穩定發展的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實現地方財政收支平衡，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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