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論文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師承與交游、視角與時空的轉換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史倡導整體史，對社會史研究進行反思，不僅要從學術內在脈絡出發，還應該分析支撐學術發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使社會史研究邁上新的臺階，從視角與時空的轉換，師承與交游入手進行一些具體的探索未嘗不能尋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徑。對社會史進行整體評述，或是對其中某些領域的回顧與展望時，這些因素時不時會被提及，不過，如何辯證地理解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仍有進一步反思的空間。本文即用社會史的視角探討近三十年來的社會史研究，考察影響社會史研究的內外因素，并以此為切入點理解近三十年的學術轉型。

一、視角： 對象與面相

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得益于研究視角轉換。1902 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等文，倡導歷史研究由上層社會轉向下層，由政治史轉向文化史。20 世紀前半期，社會史在史學變革的旗幟下逐漸發展起來。20 世紀 50 至 80 年代，社會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學者們開始轉換視角，提倡研究民間的、社會的、普通民眾的歷史。研究視角的下移，發現了無限豐富的社會史研究課題，促使了社會史的繁榮。社會史復興之初的理論分歧之一為社會史究竟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一種新的視角。

其實兩種主張之間存在關聯： 視角的轉換發現了一個新領域，這個領域逐漸發展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視角轉換不僅從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動、社會與思想的互動。社會史內部的一些具體研究方向，如社會文化史等便強調研究視角的互動。社會史研究在視角上強調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下層之所以稱之為下層，它一定相對于上層而言，民間社會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對于國家、政府、政治而言。社會史研究又以整體史為目標，僅僅聚焦下層、聚焦民間社會如何稱得上是整體史？ 于是學者開始提出，社會史研究的視角要在上下層之間移動，揭示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1980 年代后期，劉志琴、李長莉等學者不滿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 他們也不滿足于社會史所描述的客觀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認為要注意隱蔽在人們社會行為背后的精神因素。劉志琴、李長莉等先生提倡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研究歷史上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之間的互動。

經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社會文化史已經成為近代史研究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熱點。

通過不同視角觀察同一個研究對象，常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豐富面相。商會史研究中很明顯地能觀察到視角的多次轉換對該領域的推動。198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商會史研究開始興起之時，中國史學界基本上還處于革命史研究視角的籠罩之下。章開沅等學者不再抽象地爭論近代革命的性質，而是轉換視角，試圖通過商會尋找到資產階級，繼而考察商會在中國革命中的政治態度和動向，以判斷革命的性質。引入了商會后，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革命的討論建立在具體社會組織基礎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實處。1980 年代后期，在中國學術界興起了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熱潮，馬敏、朱英等學者從革命史研究視角轉向現代化視角來觀察商會。這使研究者們從政治作用之外開始更多地注意商會的社會屬性、角色定位、組織結構、功能作用和現代性等問題，較之僅僅強調商會的階級屬性是一大進步。

1990 年代，商會史的本土探索過程中恰逢“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理論以及運用該理論進行研究的海外中國學傳入中國，馬敏、朱英等學者又以“市民社會”的視角展開商會史研究，把商會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視角下觀察了商會在革命中的作用；現代化視角下商會本身作為社會組織得到重視，并將之置于傳統與現代變遷的脈絡里予以觀察；“市民社會”視角下注意到商會是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個，并以之為切入點討論了它們所構成社會的特質，以及這樣的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商會史研究的軌跡先從政治史走向社會史，又從社會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政治史，推動了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化。

視角轉換能發現新的研究對象，產生新的研究領域，形成新的理論和方法，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發掘新視角，是學術創新之源。視角猶如生命，常有草創、應用、擴展、新意遞減的過程。視角的生命歷程在研究中常常經由時間的延伸，空間的伸縮而完成。

二、時空： 結構與變遷

社會變遷是社會史研究的主題。社會變遷的研究需要拉長時段進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針對某個時間段的對象進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對該時段再展開研究的空間不大，于是不得不轉移陣地，研究同一對象的前后時段。時間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資料等因素，社會史研究中往往是時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不僅表現為個人的選擇，學界作為一個整體也存在這種趨勢。

1980 年代社會史復興時，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近代社會史研究已經蔚為大觀。2005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發起、聯合全國各高校及研究機構舉辦了首屆近代社會史會議。十年里，從青島到烏魯木齊，從貴陽到蘇州，從襄陽到保定，共舉辦了 6 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都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逾百人參加，已經形成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設平臺。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近幾年，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還有一個新趨向： 不僅抗戰時期的社會史研究較為活躍，當代社會史的研究也開始大幅推進。如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圍向建國后擴展，對建國早期婚姻家庭變遷進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學對集體化時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這種“時段后延”趨向。

中國地域廣闊，社會史研究中常見地域空間的伸縮。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鄉村，還有的研究城鄉。各類主題下又分為江南、華南、華北、東北、西南、西北等大區域； 還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東、廣西、山西等等； 一省之下再分為閩北、閩南等地理空間； 甚至研究范圍可縮小為某一個或幾個村莊。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間的伸縮尤為明顯。

1990 至 1993 年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個城市研究團隊相繼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慶城市史》和《近代武漢城市史》四部著作。

1990 年代初，有關學者開始考慮擴大研究范圍，將近代城市史研究從個案研究的層次提升到區域研究的層次。對東南沿海、華北、長江流域等區域城市系統、城市群體進行研究。1996 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者出版了《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 2002 年，《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出版。

空間的伸縮不僅體現在研究范圍的擴大，而且還在于空間的縮小。城市史研究細化、深化的另一個策略是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小空間，用顯微鏡式的手段來觀察分析。王笛將觀察的對象聚焦于茶館等空間。

“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就包括數本以空間為維度的專著，如關于公共活動場所茶館、飯店、旅社、浴室、廣場、菜場、公園、影劇院、書場、游樂場、跑馬場、跑狗場、賭場和校園生活的研究。水利社會史研究中，學者們對諸如閩臺、太湖流域、兩湖流域、關中及山西等區域水利工程的組織與管理、用水規則與水利習俗、水利糾紛的發生與解決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災荒、慈善史的研究學者按照行政區域、地理單位研究了各個地方的災荒與救濟。

社會史研究中對研究對象的時間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觀察其變遷，對空間進行伸縮有利于分析其多樣性及普適性。視角創新屬于少數作品，大量跟進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視角方面的創新，不過，它在時空上伸縮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種視角得到驗證、修正和傳播，并成為常識，普及之功不可抹殺。

三、師承： 團隊與基地

新視角的產生及實踐往往依賴師承關系和交游。師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史研究。學術變遷中的師承由來已久，也被研究者廣泛關注。

論者多從薪火相傳的角度觀察，也有學者從學術行業生態的視角加以討論，本文主要從學者代際更替、團隊建設等方面關注師承對社會史研究的影響。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獲得一定學術、行政地位的學者，1980 年代重新進行學術研究，成為 1980年代以來社會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他們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時已經五六十歲，年紀已經不輕，加之學術或行政工作繁重，他們對社會史等新領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種種設想，投入繁重學術研究的時間和精力卻難以保證。一些老師開始帶著學生進入社會史研究領域。第一代學者的早期學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許多具體課題主要由這批學生協助完成，可以把他們看著第二代學者。第二代學者引領、甚至籠罩了這三十年的社會史研究，三十年社會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們的學術成長史。第二代學者多在 1990 年代推出代表作，獲得學術聲譽與學術地位，并開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們可以稱為第三代學者。

第三代學者細化了第二代學者的研究領域，把研究對象在時間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間上不斷伸縮，內容上也更加具體、細致。

前輩學者對后輩的影響，往往在于指明學術方向，發現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正是師生的配合，一些設想才能變成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一些領域才能得到深入、細致的研究。章開沅先生“有一個深夜忽發奇想，覺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雞，成天到處啄啄扒扒，如發現什么谷粒、昆蟲之類，便招呼小雞前來'會餐'.”“小雞”可以泛指后輩學者，但實際上多為自己的學生。

有時導師要幫助學生確定研究題目，老師發現學術富礦后，自然而然就會想到將此作為學生的研究選題。同時，學生了解導師的學術興趣、熟悉導師的研究意圖，可以很好地遵照導師的要求完成各種課題，導師也信任自己的學生。章開沅先生1980 年在蘇州市檔案館勘察蘇州商會檔案的史料價值，1991 年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檢閱中國教會大學史檔案的收藏狀況，都為后輩學者的學術成長起了導引作用，開辟了商會史研究、教會大學史研究等新領域。

1980 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會經濟史研究”,帶著研究生和年輕老師收集了很多民間文獻，其學生鄭振滿等先生利用這些資料開始了鄉村社會史的研究。師承關系有助于培養學術人才。1930 年代，顧頡剛先生通過教學，學術指導以及辦《禹貢》講座等培養了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歷史地理學者；1980 年代，后者分別推動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處成為歷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復旦大學為例，1980 年初，葛劍雄先生即幫助譚其驤先生處理日常的工作，隨其參加學術會議、工作會議，承擔了《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肇域志》整理等重點項目的工作。1978 年以前，葛劍雄先生與歷史地理學界毫無接觸，通過幾年的工作，對學術界的狀況相當熟悉； 畢業后就開了課，擔任了有關課題組的負責人。

在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學者的用心培養下，其弟子們及再傳弟子紛紛成長為人口史、移民史、環境史、生態史、醫療疾病史等方面的專家。

學術研究可以單打獨斗，往往也需要團隊作戰。具有學術聲譽、社會資源和行政資源的研究團隊往往會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類歷史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社會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師創辦，弟子及再傳弟子為骨干。它們以團隊力量爭取國家和學校的各種支持，設計并完成各項課題，推動學術交流，加強對青年學生和教師的培訓。老師為一展宏圖，需要學生們鼎力相助，而學生們借助老師搭建的平臺，快速成長。師承關系是建立研究團隊的重要基礎。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會史從邊緣走向學術主流，乃至成為一些地方學術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無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師生幾代人協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 應和與碰撞

現代交通、通訊、出版業的不斷發展，學術經費的增加，學術活動自由度的提高，為學人交游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便利條件。

社會史的復興有本土的內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響。學人交游既有國內不同地域、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也有國際間的合作，國內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發生影響。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和廈門大學的鄭振滿等先生的交游對學術的影響就是很好的案例。

陳春聲、劉志偉和鄭振滿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鄭振滿先生 1982年師從傅衣凌先生攻讀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 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學歷史系，湯明檖先生長期任其學術助手。劉志偉先生 1980 年隨湯明檖先生讀碩士。陳春聲先生 1982 年隨湯明檖先生讀碩士，1986 年師從傅衣凌先生讀博士。

1984 年，加拿大學者丁荷生先生到廈門大學做博士論文，鄭振滿先生就經常與他一起跑田野，到各處看儀式，收集文獻資料。1985 年前后劉志偉與蕭鳳霞、科大衛、陳其南等先生相識。此時，蕭鳳霞先生已經開始與劉志偉、陳春聲等先生合作，在華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從事田野調查。劉志偉與科大衛先生比較緊密的合作是到了 1988年后開始的。1991 年前后，蕭鳳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筆捐款，她請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陳其南先生牽頭主持一個項目，并建議陳其南與劉志偉先生商談有關事宜。他們最終策劃了“華南研究計劃”.大陸由劉志偉先生負責，他找了廈門大學的陳支平、鄭振滿，廣東的陳春聲、羅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的陳其南，香港科技大學的蔡志祥，美國耶魯大學的蕭鳳霞，牛津大學的科大衛等先生共同完成該計劃。1993 年陳其南離開香港中文大學，該計劃在制度運作的層次上便實際終止了，但該計劃聚集起來的研究群體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這些學者的推動下，2001 年成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3 年創辦《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 年開始連續舉辦歷史人類學研討班，數十項歷史人類學研究項目得以進行。正是學者的交游使歷史人類學研究在華南蔚然成風，而這股風還從華南吹向全國各地。

鄭振滿與丁荷生，劉志偉、陳春聲與蕭鳳霞、科大衛、陳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許具有偶然性，而長期合作則有必然性。憑傅衣凌、梁方仲及湯明檖等先生的學術聲望，丁荷生、蕭鳳霞等先生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尋找合作伙伴，很可能會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湯明檖等學者，此時他們身邊的弟子剛好有鄭振滿、劉志偉、陳春聲等人，丁荷生與鄭振滿等人的合作就順理成章了。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素有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傳統，其領軍人物傅衣凌與梁方仲等先生的學術聲望和學術交往也對鄭振滿與劉志偉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陳春聲既是湯明檖先生的學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閩粵兩個研究團隊之間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機。

鄭振滿與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觸并不意味著他們將長期合作，而事實上此后他們有長達數十年的合作，這可能基于共同的學術興趣，共同的學術認知和學科、知識的互補。鄭振滿、劉志偉等人都意識到，一種比較有深度的觀察和比較有高度的認識，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出來的，一定要跟朋友們、同行們有很多的交流； 一些對歷史的新認識往往是在許多的討論、爭論中激發出來的，而不是靠一個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來的。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學科和知識背景，如蕭鳳霞等學者是人類學家，而劉志偉等學者是歷史學家，即便是劉志偉與鄭振滿等學者同為歷史學家，他們的知識儲備、關注的主題也不完全一樣，對歷史的見識更不會人人一樣。研究對象一樣，并不妨礙他們做出不同的解讀，從而避免了同質性研究，也使他們在爭論中和諧相處了幾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學會等組織、學術講座、座談會、學術會議和期刊等都成為學人交游的重要平臺。如 1986 年召開了第一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該研討會每兩年召開一次，至今已經召開了 15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常常由十幾二十個學術單位協辦，參會學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討會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史學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會議主題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社會史的研究。

研究團隊和個人的交游過程中，共同的學術興趣，共同的學術認知使學者們互為知己，一唱百和，以團隊的力量凸顯某種方法、某些領域的魅力； 學科、知識的互補使學者們發生爭執、爭論，碰撞中閃現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離不開研究視角的轉換，循此發現了歷史研究的新對象，認識了歷史的新面相。新視角的學術價值需要通過一定數量的實證研究來展示。新視角的發現者或者運用者在拓展研究領域時最常用策略的是時間上的前后延伸，空間上的伸縮。這些研究可以證實或證偽新視角，也可以運用同一視角觀察不同對象以增進對歷史的認識。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歸根到底由歷史學者來完成。

師承關系和交游常形成一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中既有同聲應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學術方法、學術理念和學術觀點得以產生和傳播。視角與時空、師承與交游，推動了社會史，乃至整個史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發展。視角與時空、師承與交游，對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也需對此進行反思。

首先，合理對待視角的多樣性與整體性。任何視角觀察到的歷史都是眾多面相之一，無論哪種新視角都存在盲點，局限在所難免。社會史研究追求整體史，就需要多視角。研究者要意識到以自己的視角替代、遮蔽其他視角，或者惟我獨尊，貶斥其他視角均非上策。當滿目的多樣性視角，混亂得以致不能發現整體性時，社會史追求整體史的夢想也將破滅。當每個地方得出一個地域性特征，學者又將如何尋找到共同的話題，如何溝通、交流學術？ 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體性十足的畫卷，應當成為社會史研究的目標。

其次，適度把握新視角與個案研究的關系。

新視角與各個時空中個案研究之間存在悖論： 一方面，新視角的運用、傳播，必須依靠實證研究方面量的積累，否則不斷更新視角，打一槍換一個旗號，琳瑯滿目的新視角、新結論會令人目不暇接，甚至無所適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該視角的解釋力又何以體現； 另一方面，用同一視角觀察同一對象，或者多個對象，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適用領域的增加，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同時其理論方面的新意會逐漸遞減，后來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為該視角添加新證據、新注腳，甚至傷害到該視角本身的價值。研究者發揮特長，各安本分，做好學術分工，有助于適度地運用新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掘新視角能力較強的學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實證研究后，集中精力開拓新視角，有利于引領社會史研究邁上更高的臺階。發掘新視角能力不強的學者，努力把某些視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實證研究以貢獻于學術界，而不是熱衷于填補時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時空中的空白填不勝填，而且有些歷史畫卷中需要留白，花無窮之精力和金錢進行畫蛇添足，將整個歷史畫面填得滿滿的反失畫卷之美。

第三，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研究團隊中第一代學者是某些領域某些視角的開創者，第二代學者使該領域該視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學者涉足該領域該視角時，該領域該視角往往已經進入新意衰減期。隨著第一代學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學者的榮退，第三代學者已經或者即將占據某些學術、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學者的追隨者可能需要選擇固守舊陣地，還是用新視角觀察舊領域，抑或開拓新領域新視角。有的團隊比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如南開大學馮爾康、常建華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領域取得較大成績，余新忠等學者又開啟了醫療社會史、環境史。一些學術單位為了防止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為了避免學術成果的同質性，也采取了種種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團隊的第三代學者沒有尋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識度的學術生長點。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識別度。現在與三十年前的學術環境已經大有區別。三十年來積累的研究視角不勝枚舉，開拓的研究領域幾乎是應有盡有，得出的結論五花八門，現在很難尋找到學界沒有運用的視角，沒有耕耘的領域，沒有得出的結論。在各種因素的刺激下，學術成果海量增加，眾聲喧嘩里一項成果的價值要被人認識、發現變得十分困難，成果要產生廣泛影響力，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面更是難上加難。現在資訊發達，只要發現一個新視角、新領域、新材料，后繼者常常如蝗蟲撲面，瞬間演繹完所有的變化，將所謂的新意蠶食殆盡。第三代學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識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競爭節奏中突破重圍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學者個人或團體能夠取得高辨識度的成果，無疑是對社會史研究的推動，也將引領社會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幾點反思是當今社會史研究無法回避而又亟待解決的。個人的稟賦，知識結構與閱歷，所處團隊與交游圈的層次各異，切入解決該問題的路徑不一，答案還在未來的探索之路上。

第二篇：近三十年來秦漢史研究概述

近三十年來秦漢史研究概述

黃今言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秦漢史的研究有重大進展，成就斐然。其突出表現是：一是研究隊伍擴大。除老一輩史家外，新涌現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二是研究領域拓展。過去只局限在少數領域，如今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社會、教育、人口、地理、思想文化、人物評價等各個領域。三是研究成果豐碩。過去發行的專著、論文數量極為有限；如今專著、論文大量涌現，滿天星辰，數量大為增多，且刊發了很多具有原創性、開拓性、學術價值高的成果。從秦漢史研究的走向和發展趨勢來看，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其一，拓展與深化了傳統課題的研究。對秦漢史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包括土地制度、賦役制度、職官制度、軍事制度、宗族家庭、法律制度、社會風俗、思想文化等，繼續成為重點研究領域。舊題新作，多有深化，先后刊發出了一批史論結合，體現特色，功力扎實，富有生命力的新成果。

其二，重視簡牘、文物的研究。隨著大批簡牘及畫像磚石等文物考古資料的出土，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有的對簡牘、畫像磚石本身進行專門研究；有的將文獻與考古資料結合，以簡牘印證文獻，或以文獻詮釋簡牘，研究出了一批開拓性的著作。

其三，加強了區域史的研究。在這方面，一是秦漢史研究會做了大量組織工作，進行了有力引導，如1991年年會重點討論齊魯文化；1993年年會重點討論江南經濟；1996年年會重點討論南越國史；1999年年會則討論西南開發等。再者，伴隨著各省通史的編寫，一般也都設有《秦漢卷》，如《陜西通史·秦漢卷》，《山東通史·秦漢卷》等。這都有力推進了秦漢地域史的研究。另外，不少學者，就地取材，從實際出發，研究本地的秦漢史，關中、西北地區的學者尤為明顯。多年來由于大家合作，拿出了不少有地方特色的成果。

其四，研究方法顯現出多樣化的趨勢。許多學者堅持“實證主義”原則，無史不證，同時又重視價值評判，力求做到“以史為鑒”；有的學者采用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方法引進歷史學研究；還有的引進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計量分析法等引進史學研究，試圖使研究更加精確化、科學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使許多人的研究方法有不少更新，提升了成果的質量。

大量史實證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秦漢史研究和其他學科一樣，得到了蓬勃發展，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下面，將1980年以來的秦漢史研究概況作一簡略的回顧。

一、綜合性研究 秦漢史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歷來為學界所重視。早在四、五十年代，陳源登、馬元材、錢穆、翦伯贊、呂思勉等前輩學者各自都曾著過《秦漢史》，達五、六部之多。八十年代初以來再度大量涌現。例如：林劍鳴的《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全書共十四章，深入研究了秦人興起、發展、衰亡的歷史過程。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馬非百的《秦集史》上、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內容分為紀、傳、志、表、録、圖六部分，史料詳實，是他的精心之作。林劍鳴的《秦漢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全書共二十章，注重史論結合，在內容、結構、觀點等方面，皆有所創新。許多大學歷史系被列為教材，得到了廣泛利用。田昌

五、安作璋主編的《秦漢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全書共八章，全面概括了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0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結構合理，篇幅適當，觀點平穩的一部斷代史。外國學者崔瑞德、魯帷一編的《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全書十六章，該書雖然對近年新出土的歷史資料尚未得到利用，但引證文獻廣泛，并重視文獻的辨偽和考訂工作，也充分利用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外秦漢史研究的水平。

此外，秦漢史研究會編的《秦漢史論叢》，現已出版十二輯，是綜合性的論文匯編，反映了會員的研究成果。

二、經濟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秦漢經濟史成為研究的熱點，成果很多。貫通性著作有多部問世，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傅筑夫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書共十章，對秦漢時期經濟區的發展、土地制度、勞動制度、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經濟與幣制、經濟波動、經濟政策等，分別作了論證。這是他歷經三十余年長期研究的結晶和總結工作。林甘泉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秦漢卷》上、下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共二十二章，在緒論章中，對秦漢時的地理環境與生態狀況、基本經濟區、產業結構與經濟類型、社會經濟形態等作了闡述。然后分章論述了秦漢時期的人口分布，農田水利，農業生產，畜牧業，林業和漁業，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經營方式，土地繼承與土地買賣，手工業生產、手工業中的生產關系，商業與都市，商品價格，貨幣、賦稅、徭役，財政，國家經濟政策，交通運輸，社會各階級和等級的經濟地位與資產，不同階級和等級的生活消費，少數民族的經濟等。該書富有創意，對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己見，加強了薄弱環節的研究，重視填補空白。這是一部開拓創新，求真務實的杠鼎之作，體現了當前國內研究的最新水平，受到學界的好評。此外，還有曾延偉的《兩漢社會經濟發展史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全書分西漢、東漢兩部分。對兩漢經濟和經濟政策的發展演變，農業、手工業、商業、貨幣、外貿，以及租賦、國家收支與財政等作了探討，用力較勤，對學界有啟示作用。

學界從不同層面和視角研究秦漢經濟史的成果十分豐碩，這里從幾個方面，做如下列舉：

（一）部門經濟：農業是中國傳統經濟的主要部門。這一領域的研究有新的進展。陳文華的《論農業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農史方面的論文12篇，利用豐富的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對秦漢農業的發展，提出了不少新見。樊志民的《秦農業歷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對秦農業的發展歷程、農業科學技術的演變、農業生產結構及其管理制度等作了詳細分析。許倬云的《漢代農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對漢代農民的生計、農業資源、耕作方法與技術以及農業之外的選擇諸問題進行了論列。同時，還對漢代農業的相關文獻做了介紹，可供參考。學界發表的論文有：林甘泉《論秦漢封建國家的農業政策》（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1985年版），張傳璽《兩漢大鐵犁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孟明漢《關于西漢農業勞動者的身份問題》（《學術月刊》1984年第9期），寧可《西漢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1978年4月10日），高敏《論秦漢時期放牧業的特征和局限》（《鄭州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余華青《秦漢時期的畜牧業》（《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秦漢時期的林業》（《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秦漢時期的園圃業》（《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楊際平《秦漢農業：精耕細作抑或粗放耕作》（《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溫樂平《論秦漢養牛業的發展及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3期）。黃今言《漢代不同農耕區的勞動生產率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等。這些文章對秦漢農業作了有益的具體考察，比較深入。

手工業的研究也有些進展。逢振鎬的《秦漢經濟問題探討》（華齡出版社1990年版），對秦漢的鹽鐵政策、手工業經營管理制度、山東地區的冶鐵、煮鹽、制銅、鑄錢、制陶、漆器、紡織等分別作了論述，是一部較扎實的經濟史論文集。宋治民的《漢代手工業》（巴蜀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一定的份量。這方面的論文有：張傳璽《論秦漢時期三種鹽鐵政策的遞變》（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二輯，1983年版），余華青《漢代釀酒業初探》（《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秦漢漆器價格考辨》（《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宋治民《漢代銅器鑄造手工業》（《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陸德富《西漢工官制度問題研究》（《文史》2009年第3期）等，不無新意。

商業史的研究較為活躍。商業協會主辦的《平準學刊》八十年代出版了五輯，內容以商業為主。1995年創辦的《貨殖—商業與市場研究》，目前已出版兩輯。吳慧的《中國古代商業史》第二輯（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年版），對秦漢時的國內商業與對外貿易、漢武帝抑制富商大賈發展官營商業、東漢的商業與商人地主等作了具體論列，特色明顯。相關論文有：張仁璽的《秦漢時期私營工商業的行業類型考述》（《山東師大學報》2009年第3期），嚴華青等《先秦兩漢商人分層之變化及其政策分析》（《武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趙德馨《商業的性質與歷史》（趙著《經濟史學論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對商業的利潤，發展歷程，作用等提出了新見。當然，商業史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開拓。

交通運輸的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子今的《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全書共十七章，對秦漢時期的交通建設、津橋、車輛制作、陸路運輸動力、內河航運、近海航運與海外交通、造船業、都市交通、主要文化區的交通結構、倉制與主要糧道、產業分布及運銷區別、運輸業、通信形式、域外通路、交通史背景以及交通心理與交通習尚等，分別進行了論述。該書廣征博引，分條縷析，運用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觀點，是一部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該書作者為完成這一專題研究，此前曾發表了多篇論文，如《秦漢長城與北邊交通》（《歷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漢時期的私營運輸業》（《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秦漢時期的內河航運》（《歷史研究》1990年第6期），《兩漢救荒運輸略論》（《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此外，學界的論文還有：余華青《略述秦漢時期的舟車制造業》（《青海社會科學》1985年第1期），武伯綸《秦漢車制雜議》（《西北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呂名中《秦漢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金惠《漢代船尾舵的發明》（《東方雜志》1983年第1期），趙化成《漢畫所見漢代車名考辨》（《文物》1989年第3期）。這些論著較前人的研究有較大的突破，發前人所未發，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二）土地制度：目前，貫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多部。林甘泉的《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論述晉以前的土地制度。試圖從史料與理論的結合上回答討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資料豐富，分析深入，立論公允，得到學界認可。趙儷生的《中國土地制度史》（齊魯書社1981年版），對秦漢時的土地制度，主張“國有土地”說，提出了與眾不同的新論。斷代性的有高敏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國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對當時土地所有制形成及諸形式等問題有系統論述，成一家之言。朱紹侯的《秦漢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中國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把土地制度作為封建生產關系的基礎，結合剝削方式、階級關系等方面進行論述，獨具卓識。張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全書十二章，其中對秦的土地制度、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賦徭役制度、官社經濟體制等等做了全面、系統研究。認為秦漢時期是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通過國家份地“授田制”，實行“定產承包制”。認識深刻，自成一說，是有突破性的一個研究成果。劉光華的《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則對漢代屯田的發展、屯田上的勞動者、屯田管理系統及屯田作用等，提出了獨自的看法。

土地制度的論文很多，代表性的有：李振宏《兩漢地價初探》（《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張傳璽的系列論文包括《漢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發生和確立》、《兩漢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論中國古代土地私有形成的三個階段》、《戰國秦漢三國時期的國有土地問題》、《從“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稅”》、《論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觀念》（見張著《秦漢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韓連琪的《西漢的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東漢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和莊園制的興起》、《論兩漢封國食邑制下的土地所有制和剝削形態》（見韓著《先秦兩漢史論叢》，齊魯書社1986年版）。安作璋、逢振鎬的《試論秦漢土地制度的基本特點》（《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3期），楊生民《漢代土地制度兩重性諸問題試探》（《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自云夢秦簡、張家山漢簡出土后，對漢初的“授田制”、“名田制”問題展開了討論。論文主要有：高敏的《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3期），楊振紅的《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張金光的《普遍授田制的終結與私有地權的形成—張家山漢簡與秦簡比較研究》（《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涌現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見的高質量成果。

在地主制經濟下，有關小農經濟與地主經濟，過去研究的比較薄弱，八十年代后有了新的進展。于琨奇的《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黃山書社1991年版）。全書共十二章，對秦漢時期小農的產生、生產力水平、糧食產量、副業生產能力、賦役負擔、家庭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及其與國家的關系等，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王彥輝的《漢代豪民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分9章，對豪民的產生、特征、演變，豪民在工商業中的興衰，豪民的土地兼并與役使貧民，豪民與田莊經濟結構，豪民社會地位的提升及其與士族的逐步合流等，作了深入的探討。相關論文有：李根蟠的《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3期），洪煜的《戰國秦漢時期的小農經濟》（《史學月刊》1994年第5期），黃今言的《漢代自耕農經濟的初步探析》、《漢代庶民地主經濟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見黃著《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還有他的《漢代農民“背本趨末”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4期）。許多學者正在開拓和深化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

（三）賦役制度：這與土地所有制息息相關，也涉及國家財政及整個社會分配問題，研究獲得了新的進展。錢劍夫的《秦漢賦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書共八章，對秦漢時期的土地稅、人頭稅、商業稅以及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作了具體考證，提出了獨自的見解。黃今言的《秦漢賦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書共九章，分別對稅收財政機構的發展，土地稅的類型及其征課量的蠡測，末業稅和有關的雜項稅收，計訾與訾算，按丁口征賦的確立及其演變，徭役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其與社會矛盾的關系，少數民族地區的賦役和貢輸，賦役征調與名籍、上計制度等。對秦漢時期賦役的源流、性質、內容、特征及其與當時社會經濟的關系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究。

在此期間，學界發表的論文很多，例如：柳青藩《論漢代“公田”的假稅》（《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岳慶平《漢代“賦額”初探》（《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4期），于琨奇《“戶賦”“軍賦”考》（《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4期），錢劍夫《試論秦漢“正卒”徭役》（《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2期），孫言誠《秦漢的徭役和兵役》（《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3期），施衛青《關于秦漢徭役的若干問題—與錢劍夫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2期），錢劍夫《漢代“案比”制度的淵源及其流演》（《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楊際平《秦漢戶籍管理制度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一輯）和他的《鳳凰山十號漢墓據“算”派役文書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6期），高敏的《論漢代“假民公田”制兩種類型》、《從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出土簡牘看漢代的口錢、算賦制度》、《秦漢徭役制度》、《秦漢的戶籍制度》、《秦漢上計制度述論》（均見高著《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黃今言的《秦代租賦徭役制度初探》、《漢代田稅征課中若干問題考察》、《論兩漢的賦斂制度及其演變—關于按丁、口征賦的研究》、《漢代末業稅問題探討》、《西漢徭役制度簡論》（均見黃著《秦漢經濟史論考》中國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備受關注的秦漢賦役制度，學界的研究成果豐碩。

（四）幣制與財政：學界自來比較關注。貨幣史方面的成果，有錢劍夫的《秦漢貨幣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張南的《秦漢貨幣史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蔣若是的《秦漢錢幣研究》（中華書局1997年版）等，都對秦漢的幣制及貨幣經濟的發展程度、黃金是否為本位貨幣、使用范圍及其職能等做了具體闡述。論文有：李祖德《試論秦漢黃金貨幣》（《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1期），秦暉《漢“金”新論》（《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杜勁松《關于西漢多黃金的研究》（《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唐任伍《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考》（《史學月刊》1989年第5期），謝桂華《“茭錢”試解》（《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趙寵亮《說“財用錢”》（《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徐承泰《東漢時期貨幣鑄造及管理機構探討》（《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黃今言《張家山竹簡〈錢律〉的幾個問題》（祝賀朱紹侯先生八十華誕《史學新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0期）和他的《居延漢簡所見西北邊塞的財物“拘校”》（《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等。在這些論文中，有的以小見大，頗具新意。

財政與貨幣密切相關。馬大英的《漢代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

年版），全書共二十五章，對漢代的財政體制、財政收支、屯田、漕運、貨幣以及財務行政與上計吏等分項做了詳細論述，資料豐富，涉及面廣，力圖展現漢代財政史的基本面貌，有參考價值。羅慶康的《西漢財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從中央和地方官員所承擔的財政管理職責的角度，探討了西漢財政制度。還有占志宏的《漢代財經大辯論》（三環出版社1992年版），朱德貴的《漢簡與財政管理新證》（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也都有些特色。

（五）商品經濟：主要成果有，邵鴻的《商品經濟與戰國社會的變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書共七章，對戰國時期的商品生產、商業形態與商業資本、商品經濟發展給戰國社會經濟帶來的重要變化等，作了全面考察，特別對商品經濟對當時社會的影響，論證較為深入。黃今言的《秦漢商品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全書分為七章，在諸論中，首先對秦漢商品經濟發展的軌跡、性質、程度及其與自然經濟的關系作了宏觀性闡述。然后分章對當時商品經濟生產發展的特征、商品交換與商業形態、商品市場的層次結構、商品價格與貨幣流通、商人崛起與商業資本投向、消費觀念與消費結構的變化等，作了系統論述。該書史論結合，理論構架，自成體系，力圖全面再現秦漢商品經濟的原狀，是作者多年耕耘之作。張宏的《戰國秦漢時期的商人和商業資本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版），也有一定的深度和特色，對當時的商業資本有較好的研究。王仲犖遺著《金泥玉屑叢考》（中華書局1998年版），其中第一、二卷，根據《管子》、《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居延漢簡》等對秦漢物價作了資料性整理，查閱方便，利于使用。丁邦友的《漢代物價新探》（中國社科出版社2009年版），該書與王著近似，雖有重復之感，但也可一讀。

商品經濟的論文很多，例如：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地主制》（《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林甘泉《秦漢商品與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漢簡所見西北邊塞的商品交換和買賣契約》（《文物》1989年第9期），錢劍夫《秦漢商品檢驗與物價管理》（《中國史研究》1978.2.），吳慧《秦漢時期度量衡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黃今言的《漢代販運貿易論略》（《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論兩漢時期的農村集市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漢朝與邊境少數民族的關市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秦漢商品市場發育水平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3期）等。目前，商品經濟正在成為重點研究領域之一。

（六）區域經濟：改革開放后，各地經濟蓬勃發展迫切要求從地方經濟發展史中取得借鑒。秦漢區域史的研究也日漸受到關注。黃今言主編的《秦漢江南經濟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共七章，對秦漢江南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人口、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農業經濟的開發及其區域特征，手工業成就及其與中原的關系，交通運輸業的開拓與管理，城市興起與商業演進，賦役征課與人民的反抗斗爭等，作了開拓性研究。李學勤主編的《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用專章，論述了秦漢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物質文化成就、發展規律、特征及其對海外的影響等，是史論結合，富有新意的成果。張榮芳的《秦漢史與嶺南文化論稿》（中華書局2005年版），其中多篇論文，闡述了秦漢嶺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乏特色。薛瑞澤的《漢唐間河洛地區經濟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對該時期河洛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論文很多，例如：章士成《西漢時期閩越社會經濟探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年第2期），王家典《兩漢時期徐淮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地位》（秦漢史研究會：《秦漢史論叢》第4輯1988年版），張澤咸《漢唐河西走廊地區農牧業生產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岳慶平《漢代嶺南農業發展的地域差異》（《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段渝《秦漢時代四川開發與城市體系》（《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11期），陳曉鳴《漢代北部、西南部邊郡經濟開發之述評》（《江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11期）等。上述論著，對現實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鑒意義。

三、社會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秦漢社會史的研究，發展迅速，成果眾多。林劍鳴的《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全書共十二章，對秦漢時期“文明”發展的特征、物質文明、城市風貌、服飾、飲食結構、居住條件、水陸交通、信仰、祭祀、婚喪禮俗及精神風貌等，作了有意義的探索，取材廣泛，資料性強，是有價值的成果。何茲全的《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書時限上自原始社會末期，下至魏晉南北朝。從國家形態、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諸方面的發展變化，綜合論述了古代中國社會發展演變的歷程。該書是一部討論古代中國社會分期問題的專著，也是作者“魏晉封建說”的代表作。楊師群的《東周秦漢社會轉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全書共四章，對中、西上古社會國家政體殊異原因、戰國時代變法的性質、秦漢社會制度的定型、發展、局限與深遠影響等，進行了論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視角較新。此外，還有謝國楨的《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劉志遠的《四川畫像磚與漢代社會》（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李振宏的《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版），楊振紅的《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廣西師大出版社2009年版），這些論著，大都利用出土的文物及簡牘，對秦漢社會的某幾個方面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王之今的《秦漢社會史論考》（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共收入23篇論文，對秦漢社會中的惡少年、少年吏、流民運動、社會福利法規、浮侈世風、盜墓現象、衛生食品法規等等，一些過去學界關注很少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是一部具有廣度和深度的論文集。

有關城鄉社會研究的成果，也有多部著作問世。馬新的《西漢鄉村社會史》（齊魯書社1997年版），全書共七章，對兩漢時代鄉村的生產環境與農業狀況，土地制度與生產經營、社會分野與農民的歷史命運、鄉里村落與宗族、婚姻與家庭、民間信仰與神袛崇拜、民謠民諺鄉村風情等，作了系統詳盡的論述。資料翔實，論證有力，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力作。周長山的《漢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共七章，對漢代城市的發展、分布、人口、居民編制、城內市場等做了論列。該書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一個成果，比較精審。張繼海的《漢代城市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全書共六章，論述了漢代的城郭與基層聚落形態、城市的物質結構、城市社會的一般情形、公共生活、社會問題等，在視角上有些特色，尤其是對當時城市的社會問題及其管理方面進行總結，很有意義。徐衛民的《秦漢都城與自然環境關系研究》（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全書共九章，對秦漢時期都城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漢代都城對秦代都城的繼承和創新、秦漢都城對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以及都城附近的帝王苑囿、陵寢等作了有價值的研究，這是他長期研究秦漢城市社會史的得力之作。他還對秦漢時期的都城、園林、陵墓及建筑等方面多有研究，是一部系列論文結集。（見徐著《秦漢歷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從不同層面和視角研究秦漢社會史的成果，若以專題劃分，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態與災異：生態環境的代表作有：王子今的《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全書分九部分。對秦漢時期的氣候變遷、水資源、野生動物分布、植被、生態環境的人為因素、時人的生態環境觀、生態環境與社會歷史以及生態環境的個案研究等進行論述。資料宏富，視野廣闊，見解獨特，創意良多，反映當前研究的最新成果。災異方面的代表作有陳業新的《災害與兩漢社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書共六章，對兩漢災害概況、災害原因、災害思想、災害與君主政治、災害與經濟、災害與文化事像等作了具體論述，另附兩漢災害年表。該書比較扎實，論據確鑿，分析到位，是一部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有現實借鑒意義。

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楊世文《漢代災異學說與儒家君道論》（《中國社會科學》1991.3.），晉文《以經治國與漢代的“荒政”》（《中國史研究》1994.2.），楊振紅《漢代自然災害初探》（《中國史研究》1999.4.），王子今《秦漢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03.1.）、《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5.2.），陳業新《兩漢時期氣候狀況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2002.4.），蔡萬進《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所載漢代氣象資料》（《歷史研究》2002.4.），劉雪琴《儒學與漢代生態環境保護》（《齊魯學刊》1999.3.），鄒逸麟《“災害與社會”芻議》（《復旦學報》2000.6.）等。生態環境與自然災害的研究不乏佳作，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二）人口問題：還是研究人口體系中特殊類型的一種社會關系。葛劍雄的《西漢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全書分三篇十一章。對西漢各階段的人口數量與人口增長率、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各地區的人口遷移等作了深入論述，且附有各類圖表。該書頗有價值，研究方法作了新的嘗試，填補了一項空白。他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有專章論述秦漢時期人口數量的發展及其變化特點等，適合一般學者閱讀。袁祖亮主編的《中國人口通史·東漢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全書共十一章，對東漢人口數量發展狀況、人口分布、人口遷移、人口統計與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人口壽命、婚姻家庭與人口、人口姓氏分布、民族人口、生態環境與人口等，分條縷析，做了全面系統的論述。該書規模宏大，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用力甚勤，反映了一定的學術水平。還有葛劍雄《秦漢時期的人口遷移與文化傳播》（《歷史研究》1992年第4期）。高凱的《秦代人口比例與人口下降問題》（《文史哲》2007.5.）、《從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看漢初的人口政策》（《學術研究》2007.9.）、《從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看漢魏時期道教的興盛》（《史林》2007.5.）等論文，也別具特色。

（三）階級、階層：這方面的研究繼續趨向深入。沈剛的《秦漢時期的客階層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全書共七章，對客階層的形成與早期存在狀態、秦和秦漢之際的養客之風、兩漢時期政治、經濟領域中的客、客的依附化及其演進等做了具體探討，不乏新見。有關秦漢時期的地主、豪族、士人、客、游俠、奴婢等方面的文章，不時可見。例如：安作璋等《秦漢地主階級構成的演變》（《山東師大學報》1985.2.），馬彪《試論漢代的儒宗地主》（《中國史研究》1988.4.），王水平《兩漢江南士人行跡述略》（《中國史研究》1997.4.），喬宗傳《秦漢游俠的形成與演變》（《中國史研究》1985.1.），孫如琦《東漢的流民和豪族》（《浙江學刊》1993.3.），楊生民《論戰國兩漢時期的“客民”和“客”》、《兩漢士族地主興起試探》、《漢代地主在農業使用佃農與奴婢經濟效益的比較》、《漢代地主門下封建依附關系的發展》、《漢代氓隸非奴隸考》（均見《楊生民經濟史論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林劍鳴《“隸臣妾”辨》（《中國史研究》1980.2.），宮長為《“隸臣妾”是秦的官奴婢》（《中國史研究》1982.1.）。其中有些問題學界看法不一，還存在著分歧，尚可進一步探討。

（四）宗族、家庭：作為社會史研究重要內容之一的宗族與家庭問題，繼續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趙沛的《兩漢宗族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全書共五章，對商周宗族社會概況、兩漢宗族的恢復和重建、宗族的里居形態、社會結構、宗族發展的基礎和途徑等做了勾勒，資料翔實，觀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岳慶平的《漢代家族與家庭》（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雖然篇幅不大，但對漢代家族、家庭問題作了梗概性描述，思路清晰，讀者面或許更廣。另外，徐揚杰的《中國家族制度史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謝維揚的《周代家庭形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許倬云的《求古篇·漢代家庭的大小》（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版），也都對先秦兩漢家族、家庭有較好的研究。主要論文有：黃金山的《論漢代家族的自然結構與等級結構》（《中國史研究》1988.4.）、《漢代家庭成員的地位與義務》（《歷史研究》1988.2.），張金光《商鞅變法后秦的家庭制度》（《歷史研究》1988.6.），孫筱《孝的觀念與漢代家庭》（《中國史研究》1988.2.），張鶴泉《東漢宗族組織試探》（《中國史研究》1993.1.），馬新《秦漢時代家內人際關系的變遷》（《山東大學學報》1993.3），孫達人《試給“五口百畝之家”一個新的評價》（《中國史研究》1997.1.），張仁璽《秦漢時期“五口之家”述略》（《齊魯學刊》1998.6.），李根蟠《從秦漢家庭論及家庭結構的動態變化》（《中國史研究》2005.1.）等，均可謂比較有份量的研究論文。

（五）社會保障：古代雖然沒有社會保障這個詞和相應的觀念，但有些舉措或做法可視為后來社會保障的范疇。王文濤的《秦漢社會保障研究—以災害救助為中心的考察》（中華書局2007年版），全書共八章，對秦漢時期的自然災害與社會救助，民間互助保障，特殊福利，身份性福利，軍人優撫，社會保障的程序及實效，社會保障思想等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考察與梳理。該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綜合，但又不囿成說，積極探索，提出己見。這一研究，對現實有借鑒意義。相關論文有：李家利《兩漢政府保障行為述略》（《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0.2.），張為民《漢代管理的優撫制度》（《山東師大學報》2001.4.），臧知非《“王杖詔書”與漢代養老制度》（《史林》2002.1.），王子今《秦漢時期的社會福利法規》（《浙江社會科學》2002.4.），張仁璽《齊魯先秦諸子的社會保障思想》（《東方論壇》2003.2.）。不容諱言，社會保障方面有深度的文章，目前尚未多見。

（六）社會風俗：有關“風俗”的內涵及其廣泛，一般認為大致上它包括飲食、服飾、居住、婚姻、奔喪、壽誕、衛生、交際、娛樂、信仰等等。這方面如今繼續得到關注。韓養民的《秦漢風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瞿兌之的《漢代風俗制度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二書，對該時期的風俗有概括性描述。彭衛、楊振紅的《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全書十二章，分別對秦漢時期的飲食風俗、服飾風俗、居住與建筑風俗、行旅風俗、婚姻風俗、衛生保健風俗、喪葬風俗、農業生產風俗、信仰風俗、節日風俗、游藝風俗等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規模宏大，資料豐富，涉及廣泛，是值得重視的成果。除綜合性的風俗史外，還有劉增貴的《漢代婚姻制度》（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衛的《漢代婚姻形態》（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對漢代婚姻關系中的等級狀況，地緣關系，年齡構成，法律規定，婚姻觀念等均有所論述。李如森的《漢代喪葬禮俗》（沈陽出版社2003年版），利用文獻考古資料從葬俗、喪禮、隨葬品、陵園、墓葬形制等角度論述了漢代的葬俗。風俗史方面的論文，我所看到的有：申言《秦漢風俗議》（《中國史研究》1985.1.），吳小強《試論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觀》（《中國史研究》1989.3.），周天游《兩漢復仇盛行的原因》（《歷史研究》1991.1.），黃婉鋒《漢代中州民風的嬗變及其意義》（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8輯2001年版），張仁璽《兩漢時期的喪葬禮俗考略》（《山東師大學報》2002.6.），葛志敏《秦漢風俗與貴族女權》（《光明日報》2002.9.10.），高凱《<二年律令>與漢初女性權益保護》（《光明日報》2002.11.5），高崇文《先秦兩漢喪葬禮俗的演變》（《考古學報》2006.4.），呂宗力《漢代的流言與訛言》（《歷史研究》2003.2.）和他的《漢代“妖言”探討》（《中國史研究》2006.4.），宋杰《漢代后妃“就館”與“外舍產子”風俗》（《歷史研究》2009.6.）。呂、宋之文，視角新穎，論證精彩，是功力扎實的好文章。

四、政治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秦漢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熱點領域。孟祥才的《中國政治通史·秦漢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全書共十章，對秦漢時期的皇帝制度，中央決策系統，中央行政體制，地方行政體制，司法制度、監察制度、軍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分別作了論列。并指出了秦漢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王育民的《秦漢政治制度》（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該書分為四章，對秦漢時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尚書、中朝與外朝，中央派出機構和地方政府，官吏的選撥、管理、俸祿制度等，也有過通識性論述。李開元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版），對漢初幾十年的政治特點做了系統總結。該書在理論創新，史料整合，學術規劃方面值得肯定。孫家洲的《兩漢政治文化窺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共三章，對漢代的政局、政論、政策及神秘主義籠罩下的漢代社會，有較深入的研究，對一些重點問題剖析透徹，是值得重視的成果。張小鋒的《西漢后期政局演變探微》（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也還有所創獲。

政治史論文主要有：朱弘《關于秦漢分封的歷史反思》（《中國史研究》1980.1.），劉修明《西漢歷史的轉折》（《歷史研究》1987.6.），孫筱《孝的觀念與漢代新的社會統治秩序》（《中國史研究》1990.1.），周鼎初《東漢后期黑暗政治考察》（《中國史研究》1991.2.），林劍鳴《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歷史研究》1991.4.），吳剛《巫蠱之禍新探》（《中國史研究》1993.2.），田佘慶《說張楚—關于“亡秦必楚”問題探討》和他的《論輪臺詔》（見田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版）等，這些論文，皆從某一側面或問題，探討秦漢時的政治，提出新見。下面專就秦漢時的官制、法律、監察諸方面的成果做些陳列：

（一）官僚制度：代表性著作有：安作璋、熊鐵基的《秦漢官制史稿》上、下冊（齊魯書社1984年版）。全書分為三編十七章，對秦漢時期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官吏的選拔、任用、考課、賜爵、秩養和朝位、印綬、符節、輿服、休假和致士等各項制度，作了系統全面的論述。內容完整，史料充實，引用方便，有重要參考價值。黃留珠的《秦漢仕進制度》（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全書分上、下篇共十三章，專論秦漢官吏選拔制度。上篇為秦仕進制度考述，是開創性探討；下篇為西漢仕進新探，主要是說明該制度的合理性、發展必然性及其衰落的原因。資料翔實，是一部潛心研究之作。楊鴻年的《漢魏制度叢考》（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未分章節，以專題列目，以探討漢魏時期的官制為主，兼及軍制。對當時宮省制度、中朝與外朝官，中書和尚書，中常侍、給事中、侍中、郡縣官吏以及南北軍等，敘述極詳，有不少創見，為研究漢代政治制度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性匯編。柳春藩的《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書共四章，對秦漢時期王國和侯國、封君和關內侯、二十級賜爵制（列侯、關內侯除外）三者在封爵制的聯系與區別等方面做了闡述，同時也涉及該制度相關的官僚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創獲殊多。祝總斌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全書共九章。對兩漢的“三公”、“尚書”制度在不同歷史階段紛繁復雜的變化，逐一作了細致的考證與論述，提出了許多與前人不同的新看法，分析精審。該書對整個政治制度的研究，很有啟發，是一部得力之作。卜憲群的《秦漢官僚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全書共八章，對秦漢官僚制度產生的歷史前提、淵源與演變、三公九卿制度、皇權與官僚制度、官僚的類型及其演變、官僚制度行政運作的基本形式等，作了深入論述。該書視野開闊，大量運用新出土資料，結合文獻記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對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廖伯源的《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全書分上、下編共十二卷，對秦漢皇帝使者的職權范圍，使者的信物、服飾與官銜，使者與官制的演變等，作了考論。這是中國第一部研究皇帝使者的著作，選題新穎。此外，廖氏還有《簡牘與制度》（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秦漢史論叢》（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年版），二書皆為秦漢官制的專題研究。其中，對當時的仕進制度、郡縣屬吏、地方官吏之籍貫、昌邑王廢黜、郎將職掌、考課制度、朝議制度、大夫制度以及有關“封事”、禁錮等問題有詳細考釋。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創見尤多，是兩部扎實的論文集。

官制方面的論文還有：唐贊功《漢初“布衣將相”淺論》（《中國史研究》1984.1.），祝總斌《西漢宰相制度變化的原因》（《歷史研究》1986.2.），閻步克《秦政、漢政與文吏、儒生》（《歷史研究》1986.3.），馬良懷《西漢宦官考》（《中國史研究》1987.1.），李泉《試論西漢高中級官吏籍貫分布》（《中國史研究》1991.4.），吳曾榮《西漢王國官制考》（《北京大學學報》1990.1.），李孔懷《漢唐宰輔權力體制述略》（《中國史研究》1993.4.），湯其領《太尉非秦官考辨》（《中國史研究》1996.1.），于琨奇《尹灣漢墓簡牘與西漢官制探析》（《中國史研究》2000.2.），閻步克《從〈秩律〉論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的縱向延伸》（《歷史研究》2003.5.），陳勇《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歷史研究》1995.4.），朱紹侯《劉秀和他的功臣》（《中國史研究》1995.4.）等，這批文章問世，使官制史研究有些問題大大推進了一步。

（二）法律、刑罰：引人注目的有：栗勁的《秦律通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以云夢秦簡法律文書為主要依據，系統闡述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論和法律原創，全面論述秦的法學理論和具體實踐，并就秦簡研究中的有關爭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是一部難得的好書。（日）大庭修的《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書分四篇十九章，對秦漢時期的法典、律、會、官僚制度以及法律文書等，分專題進行了深入的論證。該書是作者研究秦漢簡牘的論文匯集，具有學術價值。（日）崛毅的《秦漢法制史論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論文十三篇，對《漢書·刑法志》、秦漢時的鄉官、刑名、寬刑、徭役、盜律、物價、賊律以及漢律溯源等作了考證，提出了獨自的看法，有參考意義。隨著秦簡、漢簡的大量出土，涌現了一批新的法制史論著，例如：安作璋、陳乃華的《秦漢官吏法研究》（齊魯書社1993年版），孔慶明的《秦漢法制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的《秦漢法治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的《秦漢法律與社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旅寧的《秦律新探》（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年版）和他的《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劉海年的《秦漢法律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他的《戰國秦漢法制管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張功的《秦漢犯罪控制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紅林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這些著作的共同點都是利用新的出土資料，提出了獨自的見解。

在此期間，刊物發表的論文很多，例如：于豪亮《西漢對法律的改革》（《中國史研究》1982.2.），張建國《西漢刑制改革新探》（《歷史研究》1996.6.），何勤華《秦漢律學考》（《法學研究》1999.5.），孫家洲《從張家山漢簡看漢初“矯制”之法》（《光明日報》2002.9.24.），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收律〉與家族連坐》（《文物》2002.9.），韓樹峰《秦漢律令中的完刑》（《中國史研究》2003.4.）和他的《秦漢徒刑散論》（《歷史研究》2005.3.），孟彥弘《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歷史研究》2005.3.），王偉《〈漢書·酷吏傳〉“詔書召捕”獻疑》（《歷史研究》2005.2.）和他的《論漢律》（《歷史研究》2007.3.），李振宏《蕭何“作九章律”說質疑》（《歷史研究》2005.3.），楊振紅《秦漢律篇二級分類說—論〈二年律令〉二十七種均屬九章律》（《歷史研究》2005.6.）。這些文章，不囿陳說，敢于創新，含金量較高。

（三）監察制度：這方面雖然研究的比較薄弱，但也有些論述。李小樹的《秦漢魏晉南北朝監察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全書共六章，認為秦代監察制度即已建立，兩漢的監察制度經歷完善、衰落的過程，同時對當時的監察思想、監察人物作了些敘述。因為是“史綱”，故較簡略。目前見到的論文有：牟元圭《漢代地方監察制度的幾個問題》（《復旦學報》1990.1.），葛生華《試論先秦及秦漢的監察制度》（《蘭州學刊》1990.4.），馬作武《秦漢時期監察體制形成及思想探源》（《政治論壇》1999.3.）。有關秦漢監察制度問題，還有很大研究空間，有待大家探討。

（四）地方行政：主要成果有：周長山《漢代地方政治史論—對郡縣制度若干問題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前還有周振鶴的《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曉杰的《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論文也有不少，例如：李孔懷《漢初“郡國并行”政體芻議》（《復旦學報》1985.2.），曹爾琴《漢代州郡的設置及其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4.），段渝《論秦漢王朝對巴蜀的改造》（《中國史研究》1999.4.），周振鶴《從漢代“部”的概念釋縣、鄉、亭制度》（《歷史研究》1995.5.），張金光《秦鄉官制度及鄉、亭、里的關系》（《歷史研究》1997.6.），范學輝《秦漢地方行政運行機制初探》（《文史哲》1999.5.），岳慶平《從尹灣漢簡看秦漢鄉亭制度諸問題》（《文史》2001.1.），唐德榮《略論西漢王國問題》（《求索》2003.5.），陳蘇鎮《漢初王國制度考述》（《中國史研究》2004.2.）等，有些文章對前人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五）官文書制度：由于漢簡、封泥等地下材料陸續出土，為秦漢官文書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條件，成果有汪桂海的《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共五章，對漢代官文書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綜合性研究，從官文書的功能、性質、結構程式、用語到他的制作、用印、收發與啟封、傳遞、保密、立卷、存檔等，作了詳盡闡述，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薛英群的《漢簡官文書考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作者根據漢簡資料，不僅對漢代的中央官文書—“詔”、“制”、“敕”書作了闡述；而且對基層官文書—“府書”、“檄書”、“應書”、“牒書”、“爰書”、“舉書”、“報書”等等，分類進行了考證。鉤沉發微，論證深入，可以彌補文獻記載之不足。有關秦漢官文書方面的論述還有：卜憲群的《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4.），汪桂海《漢印制度雜考》（《歷史研究》1997.3.），余華青《秦漢時期的保密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3.）等，都是頗有新意之作。

五、軍事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學界對軍事史的研究空前活躍，成果不少，僅中國軍事通史就出版了多部，其中代表性成果，有中國軍事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軍事通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共十七卷，20冊，每個朝代一本。霍印章的《秦代軍事史》，共七章，對秦滅六國的統一戰爭、秦代軍制、國防、拓邊戰爭、秦末農民起義、秦代軍事思想和人物等進行了論述。陳梧桐、李德龍等的《西漢軍事史》，共十章，對楚漢戰爭與漢初的富國強兵方針、鞏固統一的戰爭、對匈奴的防御作戰，西漢中期的軍事政策，對匈奴的戰爭、拓邊戰爭、邊防建設、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以及當時的軍事思想和軍事人物等，作了闡述。黃今言、邵鴻等的《東漢軍事史》，共九章，對東漢王朝的建立和統一戰爭、東漢的軍制與邊防、武器裝備與后勤、東漢前期對匈奴及南方各族的戰爭、后期對羌人及周邊各族的戰爭、黃巾農民戰爭以及當時軍事思想和軍事人物等，進行了論述。這些著作，皆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時代為經，以重大軍事事件為緯的編篡體例。內容豐富，資料詳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軍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分別介紹幾個方面的具體成果。

（一）戰爭史：主要有中國社科院編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孟祥才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二書對秦漢農民戰爭的背景、過程、性質和特點、作用等，作了較詳細的論述。安作璋的《秦漢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82年版），將各種文獻資料和漢碑、漢簡中有關農民戰爭的記錄，匯集成冊，資料系統，兼有考證，是一部有價值的材料書，便于利用。

戰爭史的論文很多，大凡農民戰爭、民族戰爭、統一戰爭等，學界都有過論述，例如：趙錫元《關于大澤鄉起義的幾個問題》（《思想戰線》1981.5.），彭年《秦末、西漢農民戰爭的特征》（《社會科學研究》1982.4.），蔡行發《試談“楚漢戰爭”》（《史學月刊》1986.5.），陳連慶《兩漢之際河北農民軍雜考》上、下（《東北師大學報》1981.1—2.），胡崇為《黃巾起義口號中的“黃天”涵義》（《中國史研究》1988.1.），方詩銘《曹操與“白波賊”對東漢政權的爭奪》（《歷史研究》1990.4.），趙明《東漢對西羌長期作戰的原因與教訓》（《中國史研究》1994.1.）等。近幾十年來，農民起義、民族戰爭方面的文章少于五、六十年代。

（二）軍事制度：目前看到的論著有，熊鐵基的《秦漢軍事制度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全書共十一章，對秦漢時期的士兵、軍隊、裝備、軍馬、給養、營壘、軍法、兵法等，分章作了論列，對文獻資料有系統梳理和詮釋，不乏新意。黃今言的《秦漢軍制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國家教委“七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國軍制史》的分冊。全書共十一章，對秦漢時期的軍事統御機構、兵員征集、中央軍、地方軍、邊防軍、軍兵種與編制、軍隊訓練、武器裝備、給養與轉輸、軍事費用、軍法與獎懲等，分別做了系統論述。該書注重實證，試圖闡明當時軍制的內容、特點及其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力求在內容構建上有所創新。

軍制的專題研究有：朱紹侯的《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他的《軍功爵制考論》（商務印書局2008年版）。二書對軍功爵制的產生、發展、衰亡演變的全過程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論述；對軍功爵的性質、作用及其歷史地位，進行了多層次、全方面的探討。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是作者多年長期耕耘的力作。廖伯源的《歷史與制度》（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年版），共收論文六篇，對漢代的皇宮宿衛警備、監軍制度、將軍制度、楚漢相爭等分別作了論證。該書文獻功力扎實，獨具卓識。李玉福的《秦漢制度史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有專欄論述秦漢時期的兵役制度、軍事建制、監軍制度、軍事法制。在觀點上雖然與前人之說多有重復，但也不妨一讀。

軍制史論文較多，例如：陳連慶《漢代兵制述略》（《史學集刊》1982.2.），莫任南《匈奴的軍事制度》（《中國史研究》1987.3.），臧知非《秦漢“正卒”辨析》（《中國史研究》1988.2.），孫言誠《秦漢的徭役和兵役》（《中國史研究》1987.3.），鄒本濤《西漢南北軍考辨》（《中國史研究》1988.1.），林劍鳴《西漢戊己校尉》（《歷史研究》1990.2.），黃今言《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歷史研究》1996.2.）和他的《漢代型募兵試說》（《中國史研究》1989.3.）、《兩漢京師戍衛軍制中若干問題探微》（《文史》2002.1.），胡宏起《漢代兵力考》《兩漢軍費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1996.4.）。當時討論的熱點，主要是秦漢軍事體制、兵役制度和組織系統等領域。文章散見各種刊物的很多，不備一一介紹。

（三）后勤保障：這方面的成果，以前較少。近期受到學界關注。上官緒智的《秦漢軍隊后勤保障問題研究》（博士論文于2004年網上公示）。共七章，對秦漢時代的軍械生產與武器儲備，軍馬的牧養、征集和管理，衣糧草料的供給與軍資轉輸，通訊基礎設施與軍事信息傳遞，軍隊傷兵員的醫療與藥物補給，軍費的籌措與財務管理以及軍隊后勤的發展階段、特點和作用等，做了詳細具體的論述。資料豐富，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見諸刊物的論文有：高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中國史研究》1985.3.），龔留柱《秦漢時期軍馬的牧養和征集》（《史學月刊》1987.6.），薛英群《漢代的符與傳》（《中國史研究》1983.4.），邵鴻《西漢倉制考》（《中國史研究》1998.4.），黃今言、陳曉鳴《漢代邊防軍規模及養兵費用之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1.），何雙全《〈烽火品約〉詮釋》（《考古》1985.9.），唐志拔《秦漢時期的兵船》（《艦船知識》1988.1.），莊春波《秦漢武庫制度》（《史學月刊》1991.6.），范學輝《兩漢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學學報》1999.2.），王樹連《秦漢軍事測繪》（《軍事歷史研究》2001.4.）等。這些成果皆為務實之作，觀點和研究方法有些更新。

（四）兵學、兵書：近十幾年來，學界對秦漢兵文書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陳偉武的《簡帛兵學文獻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蔡萬進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版）、高大倫的《張家山漢簡〈引書〉研究》（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得力之作。近期又見邵鴻的《張家山漢簡〈蓋廬〉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全書分三章，內容包括蓋廬研究，蓋廬釋文，蓋廬注譯。該書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疏誤，并對其思想內涵的深入闡釋方面多有創獲。相關論文有：黃樸民《秦漢兵學的建樹及其文化特征》（《濟南大學學報》2001.5.）、《西漢兵學的發展及其特色》（《光明日報》2002.11.19.），邵鴻《張家山漢墓古竹簡〈蓋廬〉與〈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學學報》2002.2.），李家浩《讀張家山漢簡〈蓋廬〉箚記一則》（《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田旭東《張家山漢簡〈蓋廬〉中的兵陰陽家》（《歷史研究》2002.6.）。戰國秦漢時代的兵書不少，有些問題還可繼續深入研究。

六、思想、文化史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秦漢思想史的研究也很活躍，成果眾多。較為突出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綜合性思想史：引人注目的有，祝瑞開的《兩漢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全書二十四章，對西漢前期陸賈、賈誼、晁錯、董仲舒等人的思想，西漢后期劉向、揚雄及東漢桓譚、王充、王符、仲長統等人的思想，都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從而提出作者獨自的觀點，有理論和學術價值。金春峰的《漢代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將漢代思想史中的些重大問題分為20余個專題進行論述，不囿陳說，注重創新，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較大的突破，在眾多的同類著作中，堪稱一家之言，有較高學術價值。周桂鈿的《秦漢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書共二十一章，對秦漢時代的政治局勢、思想融合、思想特點等等有較好的闡述。系統論述了當時400年思想發展的歷史脈絡，其中對陸賈和賈誼、董仲舒、王莽、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分析尤具特色，是近年來秦漢思想史研究難得的力作。

這方面的論文也多，例如：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中國社會科學》1984.2.），金春峰《漢代思想緒論》（《哲學研究》1985.7.），林甘泉《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戰國至西漢前期儒家思想與封建政治的關系》（《中國史研究》1979.3.），劉修明《漢以孝治天下發微》（《歷史研究》1983.6.），陳學凱《論先秦兩漢天君同道觀》（《中國史研究》1987.2.），周桂鈿《評董仲舒大統一思想的功過》（《北京師大學報》1987.1.），黃樸民《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文史哲》1988.4.），施丁《司馬遷與董仲舒政治思想相通論》（《中國史研究》1981.2.），劉澤華《漢代炎黃觀念與帝統和道統》（《學術研究》1993.2.）等，可具參考。

（二）道家思想：主要成果有，熊鐵基的《秦漢新道家略論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后來，他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和充實，書名改為《秦漢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現在全書結構分為兩篇，即《歷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錄三章。在《歷史篇》中，詳細考察了道家的形成過程，將《呂氏春秋》到《淮南子》定為“新道家”。而《思想篇》各章，則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秦漢時期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該書溯源追流，見解獨到，取材宏富，是作者近20年勞動的結晶。此外，還有吳光的《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鐘鑒的《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年版），李春正的《道家與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楊有禮的《新道鴻烈—淮南子與中國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都是道家思想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論文，有張維華《西漢初年黃老政治思想》（《中國社會科學》1981.5.），熊鐵基《秦漢時期的統治思想與思想統治》（《華中師大學報》1987.2.），彭正穗《黃老學派經濟思想初探》（《經濟研究》1984.5.），姜生《原始道教之興起與兩漢社會秩序》（《中國社會科學》2000.6.），馬勇《黃老學與漢初社會》（《中國史研究》1992.4.）等，不無參考價值。

（三）經學及其他各家思想：近期研究經學、諸子、儒家思想的學者不乏其人。晉文的《以經治國與漢代社會》（廣州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共八章，第一章簡要縱論漢代以經治國的歷史演變，其他七章則分論經學政治理論的基本框架、經學對漢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社會保障、教育、社會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該書對經學與漢代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華友根的《西漢禮學新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共八章，前四章，以時間為序，分論禮樂制度、禮學活動及重要禮學家的思想與影響；后四章，實為專題論述。作者力圖就若干問題，提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說。陳蘇鎮《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版）。全書共五章，對儒學興起的歷史背景、漢儒的兩種政治學說、《公羊》學對西漢中期政治的影響、西漢后期和王莽的改制運動、漢室復興的政治文化意義等進行了論述。該書引進政治文化概念，重點放在《春秋》對漢代政治演變的影響、作用的研究上，彌補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多有獨到之見。曾振羽、范學輝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與中國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該書分別從哲學、政治文化、經學三個方面，發掘《春秋繁露》的政治理念的真實內涵，指出它強調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儒士政治為核心的古代民主主義思想。孫筱的《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全書共四章，對兩漢經學興盛的歷史背景、經學的文化淵源、經學的傳承與經說、通經致用下的漢代社會等做了系統論述。該書自成體系，提出了不少新的創見，論證嚴密，考辨精審，有些問題糾正了前人之說，是作者多年潛心研究的成果。此外，還有湯志均等的《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張濤的《秦漢易學思想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版）等，對漢代的經學都做出了較為深入的探索。

相關論文也有些，例如：章權才《論西漢經學的流變》（《學術研究》1984.2.），張舒亞《論漢代〈春秋〉三傳的官學之爭》（《中國史研究》1988.2.），張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學質疑》（《中國史研究》1991.3.），黃開國《漢代經學博士考辨》（《中國史研究》1993.3.），董平《漢代訐緯之學的興起》（《中國史研究》1993.3.），馬亮寬《漢代儒學發展的歷史地位》（《孔子研究》1998.2.），張濤《秦漢易學思想的發展》（《管子學刊》1998.2.），楊天宇《略論漢代今古文經學的斗爭與融合》（《鄭州大學學報》2001.2.）等。

秦漢文化史的研究，涉及范圍較廣，主要成果有：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該書根據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考察了東周列國及秦統一后的文明發展過程。認為在該時代是青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井田制崩潰和奴隸制衰落、分封制向集權制過渡、思想上是百家齊鳴的繁榮和結束。思路清晰、功力扎實。韓養民的《秦漢文化史》（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該書對秦漢時期教育與經學、哲學、宗教、風俗、雜技、藝術、樂舞、美術、體育、中西文化交流等進行了系統論列，并附有秦漢文化大事年表，材料豐富，簡要通俗。王子今的《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分為三編，上編“秦漢時期的基本文化區及其文化風貌”，討論了十二個文化區的人文風俗特點；中編“秦漢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及其區域文化傳統的歷史基因”，對人才的區域分布、鄉土意識、人口流動與文化交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下編“秦漢王朝執政集團的區域文化政策”，對統治者的區域文化觀和區域文化政策及其得失，進行了總結。該書對區域文化的特色做了較好的研究，立論審慎，是開創性的著作。張文立、宋尚文的《秦學術史探賾》（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諸子學說在秦之探賾”，下編“秦學術之各門類探賾”。在系統論述秦代學術史的基礎上指出，秦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先秦諸子下啓漢代經學，甚至對漢代以后中國古代學術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新意迭出，用力甚勤。馬勇的《秦漢學術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探索》（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十五章，對秦漢時期統一格局之下的政治與學術的關系進行了多層次的探討。對當時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貫徹始終。作者對秦漢學術發展的內在關系作了重新探討，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姜維公的《漢代學制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全書共五章，對漢代的官學、私學、學校中的師生、教學內容、教學形式和方法，以及當時教育的地域特征等，進行了系統的論列，不乏新意。所見相關論文：張金光《論秦漢的學吏制度》（《文史哲》1984.1.），林劍鳴《秦漢文明發展的特點》（《學術月刊》1984.10.）和他的《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漢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1987.3.），江銘《兩漢地方官學考論》（《華東師大學報》1986.1.），韓養民《秦漢文化先成機制反思》（《社會科學評論》1988.4.），劉太祥《漢代游學之風》（《中國史研究》1998.4.），熊鐵基《漢代學術的歷史地位》（《華中師大學報》2003.5.），祝總斌《〈后漢書·黨錮傳〉太學生“三萬人”質疑》（《中華文史論叢》2010.1.）等，都是值得關注的成果。

七、文獻、簡牘的整理與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這方面也取得了較大進展，涌現了許多重要成果。以前給同學們講過“學習秦漢史的基本文獻與簡牘舉要”，這里就不再重復了。

最后，有幾點展望。

總觀近三十年來的秦漢史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和令人欣喜的成就，感到無比高興。在這里，對今后的研究談幾點期望。

（一）應重視史學理論的建樹。

目前，存在“淡化”理論的傾向。有的只滿足于對材料的搜集和簡單歸納；而對問題的背景、本質、特征缺乏深入追索，文章就事論事，只見樹木，看不見森林，缺乏必要的理論升華和理論支撐，有的甚至出現觀點錯雜和混亂。今后我們應該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運用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研究，加強史學理論修養，重視理論建樹，用豐富的歷史資料，作出新的理論概括，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

（二）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

從現有情況看，學界對東漢史、科技史、“三農”問題以及中西比較研究方面，顯得有些“冷落”，成果不多，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同仁投入其中。同時，有關秦漢社會的性質、特征、規律性問題的認識，很不一致，許多難點、疑點問題尚未突破。望能加強綜合性研究與專題研究，先通后專，通專結合，從而拿出更多的優秀成果。要更加關注與社會現實相關問題的研究，總結歷史經驗，為現實提供“資治”和“借鑒”，做到“經世致用”。有人花精力研究宮廷秘史及低級消沉的東西沒有必要，我們的研究應體現時代精神，總結歷史上有啟示作用的經驗教訓，弘揚先進的思想文化，充分發揮史學功能的積極作用。

（三）提倡精品意識，講究質量。

當前文章選題沒有新意的重復嚴重，追求數量的急就篇多，浮躁空氣蔓延。有的急功近利，引用別人的觀點，不注明出處，抄襲、剽竊現象時有發生。期望今后能轉變這種“粗放型增長方式”，遵守學術規范，提高精品意識。學術論著的生命在于質量，在于創新，提出新問題、新觀點，運用新材料、新方法，這方面已有很多成果體現了“新”的標準，是精品之作，但還不夠。當然，創新是一種艱苦的勞動，不可一蹴而就。學術研究只有創新，成果的含金量才會高，才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四）需要大力開展學術爭鳴。

關于學術爭鳴和交鋒的空氣現在不是很濃，每年數百篇論文、多部著作刊發，除少數幾例有學術商榷文章外，絕大多數都是各自為戰，各說各的，很少有觀點交鋒，書評也往往變成廉價的頌詞，只說好，不言其弊。看來，今后開展學術爭鳴十分必要。學術只有在相互切磋和辨難中才能發展。在學術上堅持百家爭鳴，提倡思想交鋒，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學術批評與反批評，這是提高論著質量，批判不良學風，推進學術健康發展的一個必要途徑。

（該文是對本校歷史系秦漢史研究生開課的講授提綱）

2008年9月修改

第三篇：近三十年來大躍進運動發生原因研究綜述[范文模版]

(天津商業大學天津300134)

摘要：近三十年來，”大躍進”運動發生的原因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大躍進”運動之所以發生，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方面的。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關鍵詞：”大躍進”運動；原因；綜述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是黨和國家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后。近三十年來，”大躍進”運動發生的原因一直是研究的重點。據不完全統計，關于研究原因方面的論文有60余篇，而相關的專著也有10余部。”大躍進”運動之所以發生，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方面的。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離：首先是實現目標的方案抉擇錯誤，采用超常規的”大躍進”方式，而進”的狂熱中一再縮短；再次是實現目標的措施的片面性和非科學性。最終事與愿違，欲速而不達，釀成了一次重大失誤。[1】決策的失誤主要表現在：政策形成方面，未經科學評估，制定過高的生產計劃指標；政策實施方面，政策實施過程中發生扭曲，并且以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作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根本途徑；政策評估方面，受到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寧”左”勿右的影響，對政策實施的狀況、過程、”主客觀反差”說。第一，把社會主義建設，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的太簡單、太容易。第二。只怕冷，不怕熱；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對經濟建設這個根本不同于革命斗爭、具有自身特殊規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爭中搞群眾運動的方法來指導經濟建設。第四，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未能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第五，偏1．”國際環境壓力”說。持本觀點的學者認為大躍進運動發動時，十分猖獗，新中國處在被包圍封鎖之中，增強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富民強國的緊迫感，促使其急于改變中國貧弱的面貌”。【4】朝鮮戰爭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在政治上敵視、在經濟上是早就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蘇共的任務就是領導全體人民實現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加上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這給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很大的壓力，毛澤東表示要加快發展中國的經濟建設步伐。【5】可見，面臨這樣的國際環境壓力，就使毛澤東和黨中央心有的學者則持”國際趕超熱潮(或兩大陣營和平競賽)影響”說。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和平競爭，雖說當時我國認識到這只是暫時的和平，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當時的中國十分落后，一旦戰爭再起發展就更困難，所以要以最短的時間達到最快的發展，這就早期趕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受帝國主義壓制，為改變長期受欺凌的地位，中國人民中蘊藏著一股迫切要求改變現狀的熱情，即”擺脫落后現狀，避免落后挨打”，為大躍進運動得以發動準備了他們認為，蘇共二十大后，中蘇關系開始出現裂痕。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非正常發展，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感到過度依賴蘇聯的潛在危險，開始逐漸改變在經濟上完全依靠蘇聯的方針，而把立足點放在依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遲早會成為大國經濟體系的附庸，難免受制于人。可見，中蘇關系的非正常發展”也是’大躍進‘運動發生有的學者指出，國際形勢的變化，共運戰略的改變，蘇聯成就的感召，促使社會主義陣營發動了經濟趕超運動。中蘇作為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是這場運動的首創者。【9】有學者認為，是為了擺脫蘇聯模式。因為蘇共■十大以后，蘇聯模式暴露了它自身自身的缺點和失誤，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尋找有自己特色的建設方法，以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是毛澤東后來發動大

一些學者認為，一方面，是受民主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迅速勝利的影響，人們急于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內在驅動力。從某種程度上說，民主 1

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革命迅速勝利為”大躍進”發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廣大人民急于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社會思潮為”大躍進”運動夯實了群眾基礎。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屢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蹂躪，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數以百計，受夠了割地賠款之苦。【11】有的學者則認為，封建殘余思想影響，特別是小生產習慣勢力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我們黨發動”大躍進”，就是在缺乏經驗的基礎上，還有學者認為，是群眾對領袖的盲目崇拜導致的。由于種種社會歷史原因，到”大躍進”前夕，廣大人民群眾科學文化素質長期得不到提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小農意識又使其政治目光短淺，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不可能對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政治運動作出自己的正確思考、判斷和認識．加上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形成一種社會順從和期盼權威型領導的大眾心理傾向，對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人民群眾只能從本能出發被動地隨社會潮流而動。【13】則，加上當時我們對經濟建設缺乏深刻理解和研究討論。堅信只要像戰爭年代那樣動員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就什么事情都能辦好，傳統的工作方法也可以運用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運用群眾運動形式可以實大，中國的民眾也有責任。廣泛存在于社會各階層的烏托邦思想、濃

進”的理論基礎，也是讓廣大民眾能夠接受大躍進中的瘋狂行為的前進的社會基礎。在不誠實的社會氛圍下，”大躍進”的鬧劇把國家引入災難，人口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躍進”的形成。【15】有學者還列舉了當時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幾種社會心理：第一，個人社會化過程中的趨利從眾心理：第二，領導群體的定勢心理，表現在行經濟建設等；第三，普遍存在于共產黨內和廣大民眾之中的快富速非自身的客觀因素兩個方面。具體有：第一，廣大人民群眾火熱的建設熱情沒有被科學和準確利用和引導：第二，封閉的社會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在”大躍進”運動中產生巨大的政治壓力，造成上行下效、人云亦云、上有所好、下必其焉，各種浮夸攀比、盲目崇拜之風迅速滋長并蔓延開來：第三，自然經濟形態是產生上述社會心理的溫床．自然經濟形態下的國民在”大躍進”運動中，表現出”怕私”、”怕富”、”怕落后”、”怕不合潮流”的趨勢：第四，群眾自身文化素質較低，缺乏明察是非的能力，只能被動地隨社會潮流而動。【17】-強烈的成就動機；我就不信搞建設比打仗還困難一經驗與定勢：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一藐視一切的自信心。其中成就動機和心理定勢起到更直接更主要的影響，同時，毛澤東的責任感是吏深層次的心理基礎，其自信心貫穿于發動過程的始終。【18】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之所以能發動”大躍進”運動，也是由于黨的領導制度方面存在著某種缺陷，同時，”大躍進”運動的錯誤和我國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一是權力過分集中，二是領導體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監督機制。正是這種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弊端，導致黨內民主作最高決策缺乏科學化和民主化，”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20】毛澤東和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使詩情壓倒了理性，想象壓倒了現實，是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思想原因。其結果是把億萬人民群眾的建設熱情異化為不顧起碼常識的狂熱運動，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等遠離實際的行動口號，使出于真誠情懷的大躍進最后實實在也有學者認為決策者的性格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毛澤東性格中那股高揚的沖力、征服的意志和貴我的追求的屬性的存在，他才有可能在實踐中追求客觀目標與自我價值的雙重體現，去追求主現意志與力量的顯示。然而當這些可貴的東西背離，客觀規律時，失敗的弊端，而且指出了經濟上國家統得太多、管得太死的弊端，認為這種的原因。他還進一步指出了政治上民主制度極不健全的問題，認為”相關的，中共中央在分析右派分子敢于發動進攻和中派還在動搖的原因時。認為是我國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不充分的緣故。所以，耍防止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也必須迅速改變我國貧窮落后面貌，增強國力．【24J有的學者還認為，1958年提出一大躍進”的背景首先就應該是反右派斗爭的影響。黨認為這個斗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在整風中，一些工廠、農村出現生產迅速增長的新氣象，使許多人認為完全有可能在全國范圍以比第一個五年計劃高得”大躍進”已成為過去，但它帶來的災難是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JI，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更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加強對領導的民主監督機制和對群眾的理性化和知識化教育，客觀的分析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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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方數據

第四篇：近五年來工作總結

工 作 總 結

段

希

霞

萊蕪市第二實驗小學

近五年來，總體感覺充實忙碌，無愧于學生、家長及學校領導，較好的完成了教育教學工作。但也有不足之處，為了今后更好的干好本職工作，并能在本職崗位上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現將五年來的工作做一個客觀的總結，主要從以下三點來進行總結：

一、政治思想方面；

本人熱愛祖國，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自覺遵守《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愛崗敬業；堅持“以人為本”的方向，作風正派，工作態度端正，熱愛教育教學工作，團結同事，業務上進，工作勤懇、扎實，關心愛護學生，尊重學生個體差異。積極參加各級各類政治業務學習及師德培訓，學習中及時整理筆記并寫出了個人心得體會，提高了教書育人的事業心和責任感。在思想上樹立為學生服務的目標，師生關系融洽，親和力強，用自己的言行感化和帶動學生，加強了學生的合作意識、團隊意識的培養。讓學生從小樹立拼搏意識、責任感和自信心，從而為“終身體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由于自己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在2010年11月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工作方面；

教學工作是學校的重中之重，國家重視基礎教育，大力發展基礎教育，同時也就給廣大教師提出更高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就要求教師在工作中不斷的學習，去探索發現一些新的東西來充實自我、完善自我。任教以來，我一直擔任一線的體育教學，為此我一直在教育教學方面大膽嘗試改革課堂教學模式并躬身實踐，及時總結經驗，教學中做到有的放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在教學工作中，我按照《義務教育新課程標準》及《學生體質健康標準（試行方案）實施辦法》來教學和測試。在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和增強學生體質的同時，使學生掌握體育基礎知識，培養學生運動的能力和習慣。為了協調發展，使學生通過思維和練習掌握體育知識與技能。課堂上我還加強對學生進行品德教育、組織紀律性、進取精神、拼搏精神上采取有效措施，重視繼承發揚民族傳統體育。

其次，在教學中根據各水平段學生的生理、心理發育規律，有計劃、有目的、有層次上好每一節課。做到課前備好課，課中遵循運動負荷，課后有反思，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在課堂上做到寓教于樂，樂在其中，學生“玩中學，樂中練，動中創”根據學生身體素質差異，重視學生認知規律的培養，采用不同層次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法。除了上好學校正常教學外，我還和學校本學科的同事搞好學校的兩操一活動，組織學校內外的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如今學校自編的文明禮儀操已成為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再次，在擔任專職體育教師同時，我還勝任了學校的體育器材管理工作，在各級各類檢查中，領導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對于應激性的工作，總是做到不推諉不懈怠，扎扎實實、勤勤懇懇以優質高效的工作作風做好份外工作，能夠做到：平時工作能看出來，關鍵時刻能站出來，危難時刻能豁出來。

三、教科研方面；

積極參加各級各類體育新教改的理論培訓，教學中貫徹課程改革實施的意見，樹立“健康第一”的思想觀念。優化課堂教學，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益。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經過自己的努力，五年來取得了點滴成績。在2006年5月先后取得區、市優質課一等獎，同年參加了山東省體育優質課評選獲三等獎；2006年7月獲萊蕪市“優秀教練員”稱號； 2007年5月評為萊城區教學能手；2008年9月、2010年11月兩次獲得萊城區第三屆、第四屆體育“學科帶頭人”稱號；2010年7月評為萊蕪市教學能手；教學中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制作的課件《立定跳遠》在2007年11月獲國家級一等獎，2010年3月《立定跳遠》獲山東省第三屆中小學體育與健康課件評選中獲小學組一等獎；從教以來積極訂閱教育報刊、專業雜志來充實自己的頭腦，及時總結課堂得失并寫出個人教學反思，閑暇之余整理成論文后，在各級各類論文評選中獲獎或發表。近五年來撰寫的論文《新課程標準下勿丟掉傳統體育課的精髓》在2006年5月省“百佳”論文評選中獲二等獎；2006年11月《在體育課教學中如何關心青春期女生的身心健康》一文獲省三等獎；2007年4月《淺談新課程標準下學生體育興趣的培養》獲市二等獎；《小學低年級體育教學方法探析》發表在《中國科技教育》2009第四期雜志上；2011年6月參與設計制作的專利《多功能計算器》獲國家級專利。

回首五年以來，在工作方面雖然取得了點滴成績，但俗話說得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教學過程中多少還存在一些問題，隨著新課程改革和素質教育的實施，事業要求我不斷的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素質，才能更好為教書育人打好堅實的基礎。所以，今后我應該繼續鉆研新的教育教學理論，為學生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我將不斷進取，為學生奉獻一切，永不滿足，永不停留！

第五篇：三十年前講溫飽三十年來奔小康

三十年前講溫飽三十年來奔小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物質基礎，30年間，城鄉居民生活經歷了由解決溫飽到逐步邁向小康的階段，城鄉居民家庭消費水平躍上一個新的臺階。同時，城鄉居民的消費觀念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也隨之不斷調整和轉變，消費取向和消費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城鄉居

民消費需求逐步由滿足生存必需品消費階段逐步向滿足發展和享受需求的非必需品階段過渡。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736元，比1985年的429元增長12.4倍，年均遞增11.9%；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920元，比1981年的206元增長13.2倍，年均遞增10.3%。

恩格爾系數逐年下降。2007年，××市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3.1%，比1985年降低了13.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3%，比1985年降低了10.5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改革開放30年，我市城鄉居民收入的六成以上用于食品以外的發展和享受型消費，表明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已由溫飽躍上全面小康。

膳食結構更加合理。改革開放前，城鄉居民主要是以解決溫飽作為生活的第一追求，食品消費量較多的是大米和面粉等主食品。改革開放以后，城鄉居民食品消費逐漸由吃飽向吃好和追求營養化、科學化、保健化和方便化方向發展，食品量消費較多的是豬、牛、羊肉、水產品、家禽、鮮蛋、鮮菜、水果等副食品，并且在外用膳的比重逐年提高。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食品消費中，主食占18.2%、副食占66.3%、在外用膳占15.5%，與1984年相比，主食比重下降16.8個百分點，副食上升5.3個百分點。副食品消費中的奶及奶制品是1984年的55.9倍，飲料是1984年的33.5倍。

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費中，主食占36.2%、副食占51.2%、在外用膳占12.6%，與1984年相比，主食比重下降20.9個百分點，副食上升9.7個百分點，在外用膳上升11.2個百分點。

穿著消費走向時尚、品牌、個性化。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對衣著的消費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單一的御寒、保暖到中高檔、舒適、時興、款式的多樣化，從一套衣服穿幾年到一個季節穿幾套，從單一的本地渠道購物到繁華的都市選物，由每件幾元上升到幾百元甚至過千元，人們開始注重“包裝”自己，流行的休閑裝、羽絨服、牛仔裝等，多姿多彩的款式與色調襯托出百姓對美和個性化的執著追求。2007年，××市城鎮居民人均衣著支出1076.9元，比1985年增長了14.7倍。人均購買服裝9件、購買鞋類3.5雙，分別是1985年的4.3倍和1.8倍，與此同時，購買各種布料的數量和支出明顯減少，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購買衣著材料占衣著的比重為0.3%，比1985年下降了30.2個百分點。

2007年，××市農村居民人均衣著支出228.8元，比1985年增長了6.5倍。人均購買服裝2.9件、購買鞋類1.6雙，分別是1985年的3.6倍和8倍。與此同時，購買各種布料的數量和支出明顯減少，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購買衣著材料占衣著的比重為3.4%，比1985年下降了27個百分點。用于購買首飾、手表、化妝品和美容美發等個性化的消費快速增長。2007年，××市城鎮居民人均購買金銀珠寶飾品15.7元，化妝品支出85.9元，美容美發支出37.4元；農村居民人均購買首飾1.3元，化妝品支出4.3元，美容美發支出1.2元。

家庭主要耐用消費品趨向現代化。城鄉居民生活變化尤為顯著的是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更新換代。居民家庭對現代化耐用消費品的擁有，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實用到享樂，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從上世紀70年代的百元級“老四件”（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80年代千元級的“新六件”（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電冰箱、電風扇、照相機）、到90年代萬元級、十萬元級的電腦、小汽車、商品房，消費檔次大大提高。目前，“老四件”早已在農村普及，“新六件”在多數城鎮也已接近飽和，人們對萬元級商品的需求正處于資金積累和逐步增加消費的階段，家庭轎車、住房等10萬元以上級的消費品已開始走入普通農戶家，以數碼電子產品、住房、小汽車、摩托車、通訊為特征，新的一輪消費熱點已經出現。1983年，××市城鎮居民每百戶家庭擁有黑白電視機17.8臺，洗衣機1.5臺，錄音機2.9臺，電冰箱0.3臺，照相機0.3臺。2007年，××市城鎮居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109臺，洗衣機105臺，移動電話115部，已基本達到飽和。空調、家用電腦、家用汽車等新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快速攀升，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百戶擁有空調57臺，家用電腦21臺，照相機15架，電冰箱70臺，家用汽車2輛。1986年，××市農村居民每百戶家庭擁有黑白電視機8臺，收錄機3臺。2007年，××市農村居

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95.8臺，洗衣機95臺，移動電話96.7部，電冰箱25.8臺，空調17.5臺，家用電腦7.5臺，家用汽車4.2輛，摩托車55.8輛，照相機2.5架。

居住條件更趨完善、舒適。改革開放以來，居住條件發生質的變化，住房由土房變樓房，由小房變洋房；取暖由燒薪炭變為燒煤電；炊用燃料由燒木柴變為沼氣、液化氣、電能；家庭飲水、用水、衛生設備等等都有很大變化。1983年，××市城鎮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積僅有8.9平方米，2007年達到36.6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27.7平方米。2007年，城鎮居民40%的家庭為三居室，17%的家庭為普通樓房；有廁所浴室的家庭占61%，對房屋進行裝修的占10%，每戶裝修花費在1490元；炊用主要燃料為液化氣的家庭占9%、煤的家庭占91%，人均消費液化氣的費用在93.6元；100%的家庭為獨用自來水。1983年，××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積僅有12.6平方米，2007年達到33.8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11.2平方米，其中人均樓房面積達到9.4平方米，鋼混結構面積為21.5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了21平方米，磚木結構為1.7平方米，比1983年增加1.2平方米。2007年，××市農村居民家庭中，4.2%的農戶使用水沖式廁所；100%的農戶炊事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煤；92%的農戶飲用的是自來水；72%的農戶住宅外道路為水泥或柏油路面。

交通更加方便，信息更加通暢。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交通通信方式由自行車、公共汽車、郵信、電報方式向飛機、火車、汽車、出租車、手機、網絡轉變。1985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僅3.8元，2007年交通通信支出達到728.2元，比1985年增長了190.6倍。其中人均火車費用支出5.82元，人均購買交通工具支出151元，人均購買移動電話支出37.6元，人均上網費用支出11.4元。1985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僅0.2元，2007年交通通信支出上升到232元，比1985年增長了1159倍。其中人均購買交通通訊用品支出126.9元，人均交通通訊服務費用支出72.6元。

文化教育娛樂等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滿足物質消費的同時，逐漸將消費需求轉向文化素質、精神生活等更高層次的精神享受。2007年，××市城鎮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娛樂服務方面的支出為467.7元，比1985年增長了8.5倍。其中，用于購買文化娛樂用品的支出為114.2元，比1985年增長1.9倍；用于文化娛樂服務的支出為81元，比1985年增長61.3倍；文化娛樂服務中，用于團體旅游的花費占30.3%，用于休閑娛樂的花費占53.1%；用于教育服務的費用（不包括教材）支出為272.4元，比1985年增長30.3倍；教育服務費用中，用于非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和托幼費支出為73.8元，用于成人教育和各種培訓班的費用為51.9元。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娛樂服務方面的支出為204.1元，比1985年的7.6元增長了25.9倍。其中，用于購買文化娛樂用品的支出為77.1元，比1985年增長28.7倍；用于文化娛樂服務的支出為9.4元，比1985年增長142.6倍；文化娛樂服務中，用于團體旅游的花費占34.3%，用于休閑娛樂的花費占40.1%；用于教育服務的費用（不包括教材）支出為117.6元，比1985年增長23.1倍；教育服務費用中，用于學雜費和托幼費支出為46.9元，比1985年增長8.6倍；用于成人培訓的費用為0.5元。

醫療保健投入加大，身體健康受到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醫療保健方面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從有病無錢治到無病常檢查，吃藥撿便宜到便宜藥不吃，居民更加注重對身體健康投入和消費，各類健身器材、醫療保健器材和滋補保健品迅速進入普通居民家庭，醫療保健消費成倍增長。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用于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達335.6元，比1985年增長了37.6倍。其中用于購買醫療保健器具的支出為7.3元，用于購買滋補保健品的支出達19.3元。農村居民人均用于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達188.4元，比1985年增長了12.9倍。其中用于購買醫療保健用品的支出為103元，比1985年增長了17.4倍；用于醫療保健服務的支出為85.4元，比1985年增長了9.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