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主運轉起來》讀書報告

中譯本序：

社會資本的定義；帕特南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將取決于很多種因素，但是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對于民主制度的績效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充滿活力的群眾性基層組織活動。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對社會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關系極大。

歷經20多年的實證研究，對意大利20個地區進行考察，帕特南在本書中對意大利不同地區制度績效的對比研究證明，社會資本是民主進步的一種重要的決定因素，并強調，這本書的意圖和教訓不是“沒有良好的公民傳統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是指明，“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

意大利南部與北部的制度績效的地區性差異，也體現了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之間的關系問題。

譯者的話：

第一章，導論，介紹有關制度研究的文獻

第二章，“政治的制度變革是怎么樣導致政治行為發生變化的？地區的新制度是如何影響當地的政治實踐的？”，即對意大利1970鳥所啟動的以中央向地區分權為中心的制度改革，第三章，回答第二章結尾所提出的問題——“各個地區的制度績效究竟如何？應該用什么標準來衡量這些績效？”

第四章，解釋制度績效的地區性差異。作者得出結論，公民生活與制度績效具有決定性的正相關性。“那么，為甚么一些地區比另一些地區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為發達呢？”

第五章，回答第四章結尾的問題——“那么，為甚么一些地區比另一些地區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為發達呢？”，作者回到意大利的歷史，考察了南方的君主制的諾曼王國和北方的城市共和制所帶來的影響。“歷史傳統為什么能夠如此穩定持久的存在著？”

第六章，回答第五章結尾的問題——“歷史傳統為什么能夠如此穩定持久的存在著？”，更加具體的說是，“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們為什么能夠容許那些最終對誰都不利的后果反復出現，為什么不能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而選擇雙贏呢？”。作者利用集體行動和社會資本理論，得出：歷史上至少存在著兩種廣泛的社會均衡，所有面臨集體行動問題的社會往往都會朝著其中之一發展，而且，均衡一旦實現，往往會自我加強。不論是互惠互信還是依附剝削，都能夠與社會連接在一起，雖然二者在制度績效上相差甚遠。

第一章 導論：制度績效的研究

制度績效在實際上受到了其運行于其中的社會背景的制約，比如，英帝國撤退后留下的威斯敏斯特式的憲法在不同地方的命運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作者追問的是，到底是社會背景的哪些方面最有力地影響了制度的績效。p8

制度績效的含義。p8，9

制度績效的動態關系。p9

第二章 改變規則：20年來的制度發展

新制度主義認為，政治是由制度構建的，制度影響著歷史的發展，但是從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制度變革并不總是能根本改變政治的模式（p19）。帕特南以1970年意大利的地區試驗為個案，在第二章評述了這個地區試驗對于制度主義的意義，提出問題——“新制度是否會導致意大利治理的日常實踐發生任何改變？”

第一節 創立地區的政府

意大利具有強烈的地方共識和地區差別，因此在1860年意大利建國時，大部分行政官僚認為，強大的中央權威對于加強新民族國家的一體化是很有必要的。（p20）但在實際上，這種極端行政集權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意大利典型的政治應變形態所中和了，意大利中央領導人與地方名流達成庇護交易。

二戰后，隨著民主政治的出現和基層對極端集權的反對，地區意識才開始再度興起。1984年的新憲法規定建立在5個特別地區建立由地方選舉產生的地區政府。與此同時，1950-1970年意大利的社會與經濟發生了非凡的轉型，政治與政府遠遠地落在了社會經濟發展之后，中央行政體系日益僵化無能，地區規劃的利益逐漸形成，地區主義的呼聲再次興起，其支持者相信制度變革將重構政治的力量。地方與中央的多對一博弈最終是地區主義者的勝利。權力的下放則主要是錢袋子和規制，這是一個談判過程。

第二節 地區政治精英：“政治運作的新途徑”

意大利劃分為20個一級行政區——大區（Regione），共110個省，8092個市（鎮）。

制度變遷——地區權力的擴大——到底對意大利政治的實際運行方式產生了什么影響?

總體來說就是，意大利政黨組織的穩步的“地區化”，已經出現了一個顯著的地區政治的精英階層。具體表現為：地區委員的全職化；政黨政治中意識形態的極大溫和化、更加開放和寬容；處理公共事務的實用主義。

這些改變和新趨勢無疑與領導人對制度問題的輕重緩急的認識有關——更少關注公平公正平等問題的改革，更多的關注行政的、政治的程序的改革。帕特南的調查表明地區委員會等地區政治舞臺上的政治是普遍溫和的。雖然地區委員會在具體政策上的分歧更大了，但這更多的是由于可以討論的空間擴大了，地區政黨政治的多元化不同于意大利中央政治的“極端化的多元主義”。

造成意大利地區精英的政治文化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的原因是——新的地區制度在其成員間培養了一種寬容的、合作的實用主義精神。地區政府里常年共事的政治現實培育了委員們在共同面對一個新組織時所需要的耐心、世實際與合情合理的品格。

第三節 地區自治的深化

“意大利的地區政府已經制度化了嗎？”帕特南的調查表明，意大利的地區制度的自治和特性都已經成型。

具體表現為：地區行政地位的上升，地區黨的官員提名候選人的權力、地區的立法權威都上升了，地區官員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日益獨立于外部力量并獲得越來越大的自治性；地區委員工作時間的變化、選舉行為所受到的影響；地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關系的改善即更加和諧。

總的來說就是，從19070年到1990年，意大利已經向分權的方向大步邁進，這不僅體現在正式的權力結構上，而且體現在實際的政治生活與決策中。

第四節 扎根：地區及選民

“總之，在政府的輸入方面，地區政府比中央政府有重大改善，但是在輸出方面，地區政府的管理還亟待改進。”（p57）

“在絕對意義上，意大利人還很不滿意他們的地區政府的表現，但是當選民和領導人考慮集權政府的替代選擇時，他們就不那么批判地區政府了。”

帕特南的調查數據顯示，從70-80年代，公民對地區政府的滿意度是緩慢而穩定的上升的。但是，在公眾滿意度方面，北方和南方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到80年代末，幾乎所有北方的地區政府都使其大多數公民滿意，但是沒有一個南方的地區政府達到這一目標。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絕大多是人都希望能夠改善這一地區制度，而非削弱或取消它，南方人對其地區政府的實際運行滿意度較低，但是南方人仍然支持地區改革。

“即使是成功的新制度，它在公眾中的合法性也只是逐漸樹立的。”（p66）

第五節 結論

“制度變遷的節奏是緩慢的，要清楚的看到一個新制度對文化和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常常需要經歷幾代人的時間。”（p67）

總的來說，意大利的地區改革在經歷了20年的試驗，新制度已經扎根下來，慢慢地贏得了多數選民的支持。這個新制度的影響在于：積極方面，新制度更加接近人民，地區政府比他們所替代的羅馬行政部門更熟悉地區的現實，更易滿足地區的需要。消極層面，首先是行政效率并沒有像一些地區改革家預期的那樣得到實現，而且地區改革加劇而非改善了南方和北方歷史上就存在的差距。

第三章 制度績效的衡量

“民主的特征就在于政府不斷地對其公民的意愿作出回應”（p72），而“一個好的民主政府不僅要考慮公民的需求（回應性的），還要對這些要求采取有效的行動。（有效率的）”（p72）

本章從內在一致性和外在一致性角度，對意大利20個地區政府逐個進行多方面考察。利用12項指標（政策的制定、頒布、實施）和選民的評價考察了20個地區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績效。

衡量政府績效的四方面標準：

全面的內在一致性

可靠的與制度的支持者及其選民的評價和目標一致

第一節 衡量制度績效的12項指標

以12項指標（政策的制定、頒布、實施）考察了20個地區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績效。

第二節 制度績效衡量指標的一致性與可靠性

研究方法上具有很高的學習和借鑒意義

第三節 制度績效與選民的評價

第二節中的各個指數內在一致的反映了制度績效方面的重要差異，但是這個結論是否與制度的支持者和選民做出的評價一致呢？（即外在一致性）

帕特南從普通意大利人和社區領導人如何評價其地區政府驗證了地區政府制度績效的差異性。

第四章 認識制度績效

Puzzle：“什么原因造成了北方地區與南方地區制度績效的差異？為什么北方和南方內部各個地區之間的成功和失敗的程度還各不相同？”

兩大可能性：一是社會經濟的現代性，即工業革命的后果；二是“公民共同體”，即公民參與和社會團結的模式。

第一節 社會經濟的現代性

帕特南用“經濟現代性與制度績效”的相關性分析，既展示了經濟現代性的解釋力，又顯露出其局限性。雖然全部地區呈現兩極分化的形態，一端是績效彰顯的地區，另一端是績效乏善的地區，但是在每一端的內部存在著巨大的績效差異是完全不能用經濟發展這個因素來解釋的。

因此，經濟現代性并不能完全揭示制度績效的差異性。

第二三四節：公民共同體：理論思考、理論檢驗、社會與政治生活

第二節“公民共同體”的實際含義

1、公民參與。公民共同體里的公民是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并非一定是利他主義的，而是“在更加觀法呢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遠見的而非短視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促進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2、政治平等。公民共同體要求其內部所有人擁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義務，互相之間是互惠合作的橫向關系。

3、團結信任寬容。內部也會有沖突和意見分歧，但是他們對自己對手的觀點是寬容的，即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友誼”狀態。

4、社團：合作的社會結構。即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說的民主的性情。

第三節 “公民共同體”的理論檢驗

實證地探討“一個社區的公共精神與治理質量之間是否存在著任何聯系？”

提出衡量公共精神的四項指標：社團生活的活躍程度、訂閱地方報紙的幾率、全民公決的投票率和特別支持票指數（后兩者都是參選積極性的度量因素）。其中全民公決的投票率代表的是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而特別支持票則意味著庇護—附庸的交換關系。

帕特南經過這一節的調查數據收集與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公民共同體比經濟發展的解釋力更大，一個地區的公民的公共精神越高，地區政府的效率就會越高。

那么，具有較高公共精神的地區又表現出哪些特征呢？

第四節 公民共同體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帕特南通過探討對地區政治家、社區領導人以及公眾所做的調查，深入理解了“公共精神”的社會與政治含義。

在普通市民層面，公民性程度較弱的地區，其公民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更多的個人化契約，且驅使人們政治參與的動力是個人化的庇護—附庸網，而非對公共事務的原則性認知與關心，公民性程度越高的地區，情況則越加相反。

在政治精英層面，公民性程度越低的地區，其精英幾乎完全來自于該地區最有特權的那一部分人（比如教育程度比普通市民明顯要高），而公共精神程度較高的地區，有一大部分政治領導人來自背景一般的人群。而且，公民性程度較高的地區的特征是具有一個開放的伙伴關系，而非沒有伙伴關系，也就是更愿意妥協。即公民性較高的地區的政治領導人不否認利益沖突的現實，但他們不害怕達成創造性的妥協，這也是為什么公民共同體的政府更有效率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工會、教會和政治黨派對其成員的公民性程度具有重要的影響。

工會：意大利的公會是自愿性的，且種類很多，涉及不同的群體。公民性程度較高的地區，人們加入公會更加普遍。

教會：二戰后的天主教教會推動的“天主教行動”聯盟，意在跟上民主的新意大利的步伐，是當時意大利最大的群眾組織，“天主教行動”在公民性強的、社團生活更繁榮的北方地區比公民性弱的南方地區強兩三倍。當然，1960年代該組織解散崩潰，已經無法再對它進行研究。

政黨：在意大利，公民性弱的地區的國民對政黨政治的參與和對證字的興趣是不亞于公民性強的地區的國民的，但是二者在政黨規模和政治參與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涵義。公民性弱的地區，公民與政黨的關系是庇護—附庸，而非合作與團結。

公民態度：公民性弱的地區的國民，其政治剝奪感很強，感覺到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無能為力的，而相反，公民性強的地區的國民，大多對社會、政治生活感到信任、滿意、自信。

這一系列發現引出了兩個重要的新問題：“公民性強的地區是怎么樣產生的？”、“公民參與的規范和網絡是怎樣支持了好政府的？”在第五、六張，就是要探討這兩大問題。

第五節 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釋

政治分裂、意識形態極端化和社會沖突與意大利的南北方地區制度績效的差異并沒有關系。帕特南在調查中發現，社會沖突與好政府并非不相容的。有些地區績效高而且沖突程度低，有些地區績效高但是存在著強烈的沖突，有些地區績效低沖突程度高，有些地區卻是績效很低沖突很少。這就意味著這樣一個事實，即沖突與公民共同體之間沒有任何相關關系。公民共同體不是指和諧的，沖突很少或者幾乎沒有的共同體。

第五章 追溯公民共同體之源

Puzzle：“在21世紀前夜，為什么有的共同體比另一些更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集體生活？更有能力保存富有效率的制度？”

第一節 意大利中世紀的公共生活遺產

大約在1100年左右，意大利半島南北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北方的德意志和南方的拜占庭。

1、南部諾曼王室的政權來自北歐的雇傭軍建立，其核心為西西里。實行混合體制

2、宗教上寬容政策

3、經濟上控制著地中海航線的西西里，擁有幾個十分發達的城市。

南部 4、社會與政治制度安排上，仍然是完全的專制國家，腓特烈憲法確認了貴族的封

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皇權神授。

北部：與南部地區幾乎同一時代，北部出現了城市共和制，源于眾多鄰里街坊自發組織的聯盟；大眾參與政府事務的程度很高，自治城市的行政領導是根據選舉產生的，手工業和商業組成了同業公會，并與其他市民一道對政府施加壓力，呼吁進行更加廣泛的政治變革。與此同時，北方的政治權力開始大量地擴散到傳統精英階層之外。各種社會組織和公民團體的出現，使得共同體之間和內部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沖突，這需要經驗豐富的領袖和調停者出現；而且，在北方的城市共和國里，公共行政管理已經專業化了，出現了公共財政制度、經濟發展、公共衛生與教育等；在這些城市共和國中，契約與合同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教會的權威很低，其原因并非是世俗性取代了宗教虔誠，而是世俗組織和聯盟代替了教會的等級制，公民的奉獻精神高漲；商業貿易高速發展，促使基本的經濟制度產生——市場、貨幣和法律，信用制度的出現促使北部地區的商業和金融業發生現代性萌芽。

13到14世紀：宗教之爭、饑餓、黑死病以及百年戰爭開始侵蝕城市共同體的精神，破化共同體政府的穩定，14世紀初，城市共和制開始屈從于專制君主的統治，雖然這些君主統治大多仍認同和效忠于共和政府的形式和理念。與此同時，從南方到北方，羅馬教皇建立了世俗的封建統治，但是這種統治比之前南方諾曼王朝的統治的中央集權程度要低很多。

15、16世紀，由于西班牙等國的侵入和戰爭，加之鼠疫和貿易中斷的沖擊，北方的城市共和制遭到了極大的打擊，南部相對繁榮。

17世紀，中、北部所有城市不再實行共和制，城市共和制的衰落使得意大利再次出現了“再封建化”，那時，幾乎整個意大利，庇護—附庸（patron—client）的關系網絡成為了專制政治的實現方式。但是在北方，自治共和制的遺產依然通過有關公民參與和社會責任的道德理念，通過社會的平等者之間的互助傳承下來。而南方中世紀的封建集權的政治遺產所帶來的垂直社會網絡所帶來的依附和剝削則使得專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加強。

18世紀，雖然當時南方的都市化一點不遜色于北方，但是南方的的眾多居民生活極端貧困，沒有任何公民權利，而貴族的權利仍然至高無上。相反，北方的貴族權力已經開始衰落。

到了19世紀，隨著即將橫掃歐洲的民主革命的來臨，7世紀以前意大利南北地區所出現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差異，依然存在。而這些由來已久的歷史差異，將在極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統一后的意大利是如何處理新的挑戰的。

第二節 統一之后的公共生活傳統

19世紀上半葉，整個歐洲尤其是以法國為代表，大眾交往蓬勃發展，出現了大量的互助會，盡管這些組織不具備公開的政治性，但是社會互動和組織技巧的運用開闊了參與著的文化視野，增強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從而最終促進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意大利也是如此。大量互助會的成立是“結社原則”在意大利統一后的重要體現，“這些自發出現的組織，與其說是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利他主義精神，倒不如說是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未雨綢繆。”（p161）。處境相同的人們愿意齊心合作，以抵御社會的迅速變遷所帶來的風險。互助會的核心即你幫我我就幫你。在19世紀的最后幾年，互助會的參加人數達到了頂峰，這些合作組織是對以往社會交往組織的繼承，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中、北部，即使是最貧困的農民之間，中世紀的合作傳統仍然繼續存在，而在南方，沒有任何組織和互助會。

“南北方的區別，不在于是否有社會聯系，而是垂直的依賴和剝削性聯系與橫向的互相合作聯系之分。”（p167）

分析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黑手黨，論證了南部大莊園經濟下，庇護—附庸社會結構、古老的不信任傳統和國家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薄弱所導致的組織性犯罪。

第三節 測量公共傳統的持久性

通過定量分析，選取互助會為指數，得出結論：意大利各地方的公民參與傳統，在歷經一個多實際的社會變化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參與程度高的仍然是北部地區，參與程度較低的地區仍是南部。而且，帕特南通過對1980年代制度績效和1860-1920年公公傳統的相關性發現仍然一致。

第四節 經濟發展與公民傳統

本節是對“只有經濟發展才能使公民參與的文化得以孕育和延續”這一質疑作出回答。

“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傳承和變遷的模式與任何簡單的經濟決定論都并不相符。”首先，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制的出現并非是經濟繁榮所導致的；其次，在過去一千年里，南北方之間的公共精神差異比經濟差異更為持久。具有公共精神的地區并沒有從一開始就變得富裕起來，他們的富裕也并沒有因為公共精神而變得持續不變。

而在意大利統一之后，帕特南通過利用現有資料進行定量分析和檢驗，得出結論：“經濟無法預測共公共精神，但是公共精神卻能預測經濟，實際上比經濟本身更為準確”（p182）

帕特南發現，公民性有著非凡的延續力，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意大利的個案研究給“為什么有這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依然如此落后？是因為資源匱乏、中心-邊緣的依附關系，政府決策失效、市場失效，抑或是文化因素？”這一問題提供了一些解釋。

這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社會文化因素是不是答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任何強調單一因素的解釋都是極為錯誤的，單單依靠公民傳統并不能引發意大利南北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但是，公民傳統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北方比南方做的更好”（p186）。但是，“為什么歷史的力量如此驚人？”

第六章 社會資本與制度成功

第一節 集體行動的困境

意大利南北部公共精神的差異是一種典型的集體行動的困境，普遍的利他主義是社會行動和社會理論的前提，如果行動者無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諾，他們只好放棄眾多可以共同獲益的機會，雖然可悲但是卻合理。那么集體行動的困境要如何化解呢？

接著帕特南分析了霍布斯所提出的“第三方監督執行”方案與奧利弗·威廉姆森的“正式制度”都無法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而羅伯茨·貝茨的“軟方案”即共同體和信任，“一個存在著囚徒困境的社會里，合作行共同體將使理性的個人能夠超越集體行動的悖論。”（p195）

帕特南向我們闡明，意大利南部居民拒絕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并非因為南部居民無知或缺乏理性，而是因為其自身公共精神的匱乏。

第二節 社會資本、信任和輪流信用組織

帕特南指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可以通過促進合作行為而提高社會的效率。而在一個繼承了大量社會資本的共同體內，自愿的合作更加容易出現。

作者用“輪流信用組織”為例，向我們說明了，“合作的基礎是合作參與者所能夠切身感受到的極其真實的共同價值理念，而不是鼓勵人人團結的普遍信念，或者是有機的社會概念。”（p197）“獲得一個好名聲，是人們從參加這一組織中所得到的重要副產品，剩余的不確定性和違約的風險，被強大的規范和密集的互惠性參與網絡降到最低”。（p197）

但是，帕特南也指出，在小規模的緊密相連的共同體中，良好合作的建立是基于“厚信任”也就是對當事人的熟悉而產生的信任之上的。然而，大型的和更為復雜的結構，需要更多非私人化或間接的信任。那么，私人的信任是如何才能轉變為社會的信任呢？

第三節 互惠規范與公民參與網絡

帕特南認為，“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社會信任來源于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互惠規范和公民參與網絡。”（p201）其中，規范是由于行為具有“外部性”而被灌輸出來的，是由模式、社會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懲罰來維系的。增強社會信任的規范之所以能夠發展則是因為它們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合作，即“互惠規范”。互惠規范又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p202）其中，“普遍化的互惠是一種具有高度生產性的社會資本。”（p202）

而有效的普遍互惠規范則可能與密集的社會交換網絡有關，人際互動會提供有關他人的可信性信息，且相對成本較低，可靠性較高。任何社會，都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際溝通和交換網絡，或者水平的、垂直的。然而，由于信息的垂直流動不如水平流動可靠，因此，即使庇護-附庸關系也包含有人際交換和互惠義務，但由于這種流動是垂直的，義務是不對稱的，因此不論是庇護者還是附庸者都容易出現投機行為，即前者的剝削對后者的剝削、后者對前者的逃避義務。

帕特南承認，他對公共網絡之有益影響的解釋，在有些方面與其他政治經濟發展理論相悖。如奧爾森的《國家的興衰》中所持的“強社會弱經濟”、另外一些學者的“強社會、弱國家”理論。但帕特南強調本書的觀點是“強社會、強經濟；強社會、強國家”。

第四節 歷史與制度績效：兩種社會均衡（對之前觀點的大總結）

在對前面觀點進行一個總體總結下，帕特南進一步提出，“社會資本的存量，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往往具有自我增強性和可累計性。”“這表明，至少存在著兩種廣泛的均衡，所有面臨集體行動問題的社會即所有社會，往往都會朝著其中之一發展，而且均衡一旦實現，往往會自我增強。”（p208）

帕特南認為，“個人是以理性的方式對歷史所賦予的社會環境做出反應，而正是這些個人加深了社會的病變。”（p210）

這也即是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帕特南借用諾斯的話，總結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在起作用，不追溯制度的漸進發展，就無法理解今天所面臨的選擇。但這只是剛剛起步，要找到更好的答案，需要對文化衍生出的行為規范，以及它與正式制度的互動方式，有更多的了解。”（p213）

第五節 意大利地區試驗的教訓

一、社會環境和歷史深刻的影響著制度的有效性

二、改變正規制度能夠改變政治實踐

三、制度歷史大多發展的很緩慢。就制度建構而言，時間的計量單位是10年。

“建立社會資本是民主得以運轉的關鍵。”（p217，正文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