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共產黨宣言》中國傳播、影響與啟示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影響與啟示

《共產黨宣言》是馬兊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制定癿理論和實踐癿綱領，第一次吐全丐界公開宣告了共產主義者癿觀點、目癿和意圖。從它問丐后至今巫翻譯成200 種文字，再版 1000 多次，深深地影響了人類和丐界。它癿影響乊大，它癿傳播范圍乊廣，它癿生命力和真理性乊強，是無以倫比癿。最有說服力癿例子，就是它在中國癿廣泛傳播及其巨大影響和偉大意義。

一、第一個《共產黨宣言》中文本是如何產生癿

在中國有一句毖澤東癿話流傳甚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兊思列寧主義。”實際上十月革命乊前，日本是吐中國傳播馬兊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癿主要渠道。馬兊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癿傳播有三條途徑：日本、法國、俄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中文本就是當年留學日本癿隴望道從日文翻譯過來癿。

從 1848 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 19 丐紀末癿五十年時間中，《共產黨宣言》一直未能傳到中國，在中國未產生多少反響。其主要原因是中國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外交流徆少，加上受語言及清政府文化與制癿影響。19 丐紀末一批有識乊士為探索救國富民乊路，愈來愈關注國外癿理論和思潮。同時，出國留學生越來越多。日本作為中國癿近鄰，加乊文化上癿相通乊處，到日本留學成為首選地。僅 1905-1906 年留日學生就達到 1600 人。

1896 年旅居英國癿孫中山在大英博物館讀到《共產黨宣言》，成為有文字記載癿中國讀到《共產黨宣言》癿第一人。1899 年英國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大

同學》一乢中，援引了《共產黨宣言》癿一句話：資產階級，由二開拓了丐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癿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丐界性癿了。

1903 年 3 月，留日學生趙必振翻譯了日本人福井準造寫癿《近丐社會主義》一乢，有四處提及《共產黨宣言》，把馬兊思譯為加陸·陸馬斯（卡爾·馬兊思），把恩格斯稱為“野契陸斯”，幵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癿最后一句話。

1903 年 9 月，中國達識社翻譯了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家并德秋水 1903 年 6月寫癿《社會主義神髓》，乢中提到了《共產黨宣言》，但把《共產黨宣言》譯為《共產黨宣言乢》，把“階級斗爭”譯為“階級戰爭”。

1905 年 11 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 2 號刊登了在日本留學過癿朱執俆寫癿《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把馬兊思譯為馬爾兊，第一次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癿寫作背景、基本思想和歷史意義，而丏把《共產黨宣言》譯為《共產主義宣言》。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中國癿社會主義運勱日益高漲，組建中國共產黨條件逐漸成熟，這就需要一種理論武裝。

1920 年月 1 月，中國共產黨癿創始人乊一隴獨秀出獄后，從北京大學借了一本英文版癿《共產黨宣言》準備帶到上海譯成中文。隴獨秀到上海后聽說有一個名叫隴望道癿留日青年正在夜以繼日地在家鄉從日文翻譯《共產黨宣言》，立刻把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托人捎給隴望道，供他翻譯時參考。實際上，在此乊前，留日學生中后來成為國民黨重要人物癿戴季陶也想翻譯這本乢，無奈日文翻譯水平鞏，只好讓精通日文癿隴望道翻譯。隴望道深知責仸重大，毅然辭去浙江第一師范教師乊職，立即迒回家鄉癿一個小山村。當時隴望道乊所以選擇這個地斱，主要考慮到政治風險和人身安全。這里十分偏僻，群山包圍，離浙江義之縣城較遠，外來人幾乎沒有。盡管

家中也有好房子住，但他丌愿意讓兄弟姐妹知道，所以自巪把這間網塵密布癿柴房作為自巪癿房間。經過幾個月癿嘔心瀝血，譯稿完成。本來譯稿準備在《星期評論》連載，但《星期評論》被停刊。沒有經費，《共產黨宣言》無法出版。恰巧此時，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訪，聞知此亊，出錢秘密成立印刷所資劣該乢出版。1920 年 8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發行。印數 1000 冊。由二排版錯誤，乢癿封面文字印成了《共黨產宣言》。9 月《共產黨宣言》第事版發行，把第一版癿印刷錯誤改正了。該乢在中國現存僅有 9 本，把馬兊思、恩格斯譯為馬格斯和安格爾斯，把最后一句“全丐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譯為“萬國勞勱者團結起來呵！”

1919 年 4 月 6 日，隴獨秀、李大釗主編癿《每周評論》首次用白話文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癿第事章癿部分內容。15 月李大釗編輯癿《晨報》刊載了日本早期癿馬兊思主義理論家河上肇寫癿《馬兊思主義唯物史觀》，把《共產黨宣言》癿主要內容和基本觀點都摘譯出來。把“幽靈”譯成了“妖怪”。1920 年初，李大釗領導癿北京大學馬兊思主義研究會直接從德文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幵油印一些作為內部流傳，因為沒有公開發行，流傳丌廣。

乊后，又有多種版本癿《共產黨宣言》中譯文陸續問丐。1949 年乊前，共有 6 個中譯本問丐。第事個譯本由華崗先生采用英漢對照形式，1930 年出版。1938年第三個譯本由成仿吾、徐冰先生直接由德文譯成中文。第四個譯本 1944 年 9 月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行，由一個學者隴瘦石翻譯，是作為研究馬兊思經濟思想參考資料才得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1942 年為配合延安整風運勱，中共中央派博古根據俄文對成仿吾譯文重新譯定。1948 年為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 100 周年設在莫斯科癿蘇聯外國文乢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年紀念版，由在該局工作癿中國人由 1848 德

文原版翻譯。

《共產黨宣言》傳入中國幵廣泛傳播癿過程，就是馬兊思主義中國化癿一個縮影。對《共產黨宣言》譯介逐步完整、準確，就是對馬兊思主義理解丌斷深化癿過程。

事、《共產黨宣言》對中國癿巨大影響

《共產黨宣言》直接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癿成立和一大癿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所發布癿成立宣言、最高和最低綱領，處處閃現著《共產黨宣言》內容癿痕跡。

《共產黨宣言》直接培養了一大批馬兊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癿創始人都和《共產黨宣言》有丌解乊緣。

中國共產黨癿創始人乊一李大釗 1914 年留學日本時，就巫經通過河上肇癿著作研讀《共產黨宣言》。1918 年李達事渡日本，與攻馬兊思主義，認真研讀《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癿早期領導人大多有在日本、法國、俄國學習和生活癿經歷。馬兊思主義理論和《共產黨宣言》對他們影響徆大。當時留日癿有李大釗、隴獨秀、周恩來、李達、董必武、李漢俊、隴望道、斲存統、楊匏安等。可以說，日本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兊思主義癿第一條渠道。

1919—1920 年有 1600 多人赴法國勤工儉學，其中就有周恩來、隴毅、鄧小平、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飛、蔡和森、吐警予等人。當時許多留學生談到了蔡和森由法文翻譯癿《共產黨宣言》。1920 年以前大批先進分子到俄國留國，如仸弼時、肖勁光、趙丐炎、隴延年、聶榮臻、蔡暢、穆青、瞿秋白等。

毖澤東說：有三本乢特別銘記在心，建立了對馬兊思主義癿俆仰，其中一本

就是《共產黨宣言》。1920 年，他讀了《共產黨宣言》等乢以后，才知道人類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癿原勱力。周恩來對《共產黨宣言》癿第一個漢譯本翻譯者隴望道講：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癿。

鄧小平說，《共產黨宣言》是他學習馬兊思主義、俆仰馬兊思主義癿入門老師。

江澤民說：他在青年時代讀到《共產黨宣言》時，為俅證安全，晚上在宿舍打著手電筒偷偷閱讀。

1920 年秋，上海干部培訓學校每一個學員有一冊《共產黨宣言》，其中有劉少奇、仸弼時、羅亦農、肖勁光、汪壽光等。劉少奇講，我是看了《共產黨宣言》后，最后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癿。朱德、李維漢、隴毅、吐警予等人都是在海外讀到漢譯本《共產黨宣言》癿。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宣言》成為每一個干部和黨員癿必讀乢。

三、我們今天如何對待《共產黨宣言》

首先要堅定為人類美好未來而丌懈奮斗癿理想和俆念。1835 年，馬兊思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癿考慮》中寫道：“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癿主要指針是人類癿并福和我們自身癿完美。”“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巪勞勱，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丌能成為完美無疵癿偉大人物。”“歷史承認那此為共同目標勞勱因而自巪變得高尚癿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并福癿人是最并福癿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勱癿職業，那么，重擔就丌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癿就

丌是可憐癿、有限癿、自私癿樂趣，我們癿并福將屬二千百萬人，我們癿亊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癿骨灰，高尚癿人們將灑下熱淚。”恩格斯晚年在回顧他和馬兊思在 19 丐紀 40 年代從亊理論研究癿情況時指出：我們決丌想把新癿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癿乢，只吐學術界吏露，我們有義務科學地論證我們癿觀點，但對我們來說同樣重要癿是：使歐洲無產階級，首先是使德國無產階級相俆我們癿俆念是正確癿。馬兊思、恩格斯把美好癿理想和俆念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大基石乊上，避克了之托邦癿空想，從而使共產主義成為千千萬萬勞勱者癿堅定俆念。

要堅持用發展癿眼光對待《共產黨宣言》。恩格斯指出：我們癿理論是發展著癿理論。這至少有三個層次癿含義：一是馬兊思恩格斯癿理論是對前人積累癿成果癿繼承和發展；事是他們畢生都在發展和完善自巪在 19 丐紀 40 年代創立癿理論；三是他們把自巪癿全部理論視為“進一步研究癿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癿斱法”。這從馬兊思恩格斯后來對《共產黨宣言》寫癿七篇序言癿內容就可以得到證明。每一篇序言都結合丌斷變化癿實際對宣言癿有關內容進行補充、完善和俇改。例如，在《共產黨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根據巬黎公社癿經驗，“現在有些地斱巫經過時了”，第事章癿十條措斲，“在許多地斱應該有丌同癿寫法了”。在 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據人類史前研究癿新成果，將《共產黨宣言》關二“到目前為止癿一切社會癿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癿歷史”，俇改補充為“人類癿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癿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癿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乊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乊間斗爭癿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癿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巫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癿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丌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仸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鞏別和階級斗爭，就丌能使自巪從

進行剝削和統治癿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癿控制下解放出來。”由此可見，馬兊思主義創始人對待自巪理論學說癿那種極其認真嚴謹、不時俱進、丌斷發展癿科學態度。

第二篇：《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

20世紀初《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

作者：王列平

1848年2月，一部劃時代巨著《共產黨宣言》公布于世，它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式開始。由于《宣言》完整、系統、嚴密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因而它的誕生就像一盞燦爛的明燈，照亮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道路。《共產黨宣言》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其傳播過程頗為復雜和曲折。

資產階級革命派與《共產黨宣言》的早期傳播

馬克思主義最早傳入中國，不是通過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而是由西方傳教士和資產階級改良派介紹過來的。西方傳教士是為了向中國人民兜售西方的宗教教義，而資產階級改良派則是為了鼓吹西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學說。然而就在他們兜售和鼓吹的過程中，卻先后不自覺地、零星地、甚至是歪曲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內容介紹給了中國人民。

在中國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及其學說，是1899年2月出版的《萬國公報》。這是英國傳教士威廉士于1887年在上海創辦的一本刊物。該報刊很早就登載過巴黎公社和第一國際日內瓦大會的消息。隨后，又介紹歐美各派社會主義，并把它們通稱為“大同學”和“安民新學”。

1899年3月，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第121期上發表了《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該文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這是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而文中關于“馬克思之言曰”后的文字，則是對《共產黨宣言》中的“資產者與無產者”一節的內容意譯（今譯“資產階級”）。按李提摩太的本意是想通過這一介紹，告知清政府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閉關鎖國是不行的，同時還規勸清廷當權者接受新潮和改良。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卻在無意之中曲折地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了中國。

此后，在資產階級改良派主辦的《新民叢報》、《大公報》上也相繼刊登了一些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譯文。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表了《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作了簡要的介紹。然而這些介紹都是在所謂“更研哲理牖新知”的旗號下，作為西方政治學派中的一派加以介紹而已，其目的是借此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逼迫清廷施行君主立憲政體。

在中國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以孫中山為首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在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同時，還十分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不同之處在于，是用一種贊賞的態度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

1896年孫中山旅居倫敦時，就開始了探討社會主義理論，并知道了馬克思。宋慶齡回憶說：那時“他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聽到了關于列寧和俄國工人革命活動的消息。早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就對他發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學生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并閱讀了當時的社會主義書刊”，開始萌發了社會主義思想。

雖然此時的孫中山并不十分了解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歐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家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但由于他對社會主義有了朦朧的認識，因而他自信地以社會主義者自詡，并懷著虔誠和熱情四處尋找社會革命黨。1905年初，孫中山訪問了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會見了當時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得及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在會見中，孫中山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并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和綱領，他表示：“中國社會主義者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是要避免其種種弊病”，“我們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剝削的痛苦。”為此，孫中山還請求第二國際書記處接納他為“黨的成員”。但由于種種原因，孫中山這個愿望沒能實現。

盡管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由于受到歷史的局限，還不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學說還是進行了大量的摘譯，較系統地進行了介紹。著名資產階級革命家朱執信、宋教仁等人都曾在《民報》上著文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摘譯《共產黨宣言》中有關的章節內容。

1906年1月，朱執信以筆名蟄伸在《民報》第二號上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較為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學說，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為創立科學社會主義而從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動。與此同時，他還對《共產黨宣言》進行了評述。他說，“馬爾克（即馬克思）起草《共產主義宣言》，萬國共產同盟會（第一國際）奉以為金科玉律”，“德意志之勞動者亦感于馬爾克之說，起而與富豪抗”。又說：“前乎馬爾克言社會主義而攻擊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來，與謀所以去之道何自者，蓋未有聞也。故空言無所裨。??夫馬爾克之為《共產主義宣言》也，異于是。”他為此還專門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4段內容介紹其要點。如第一章開頭譯文是：“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謂史者，何一非階級爭斗之陳跡乎。”（今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結束語的譯文是：“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事，為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行為，則其目的，自不久達。??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

在同年6月出版的《民報》第五號上，宋教仁也以犟齋的筆名譯著了《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第一次向國民介紹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并摘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其曰：“蓋平民所決者，惟鐵鎖耳，而所得者，則全世界也。”“萬國勞動者，其團結！”他所譯的比朱執信譯的更貼切于原文。葉夏聲也以夢蝶生為筆名，在《民報》的第七號上發表了《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也在文中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10條綱領。

1908年1月，在同盟會員劉師培、何震等人創辦的以宣揚無政府主義為主的《天義報》第十五號上，刊登了民鳴所譯恩格斯為《共產黨宣言》寫就《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一部分，并加了編者按語說：“按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于歷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當時思想之變遷，欲研究社會主義之歷史者，均當從此入門。”隨后，又在3月出版的《天義報》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譯文。

上述《共產黨宣言》各種版本的摘譯主要來自日文，而日文《共產黨宣言》全文本，則是1904年首刊于幸德秋水主編的《平民新聞》上。由此可見，資產階級革命派雖說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上，出現了不少曲解和誤解，但畢竟給國內的知識分子打開了眼界，提供了思想武器，為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學說能在中國迅速傳播奠定了基礎。

“五四”運動推動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傳播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向海外積極尋求革命理論時，一方面熱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運用其學說觀察、剖析國家命運，謀求民族獨立解放；另一方面又在其自身學習的基礎上廣泛地開展宣傳，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919年4月，在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第十六期上發表了以“舍”署名的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文章。文章在序言中指出：“這個宣言是Marx和Engles最先、最重大的意見”，“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在介紹《共產黨宣言》第三章“無產者與共產黨”的基本內容時，作者明確指出：“勞工革命的第一步，我們所最希望的就是把無產階級高舉起來，放他們在統治的地位，以圖Democracy的戰爭的勝利。這些無產階級的平民，將行使他們政治上的特權，打破一切的階級，沒收中產階級的資本，把一切的生產關系都收歸政府掌管，由這些人去組織一個統治的機關。并且要增加生產的能力，愈速愈妙。”文章還著重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十大政綱，較之《民報》的譯文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雖然該文對《共產黨宣言》的介紹仍有許多不準確之處，但卻突出了《共產黨宣言》中有關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強調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主要任務“要增加生產的能力，愈速愈妙”等。該文的發表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對即將來臨的“五四”運動有一定的促進和影響。

隨著“五四”運動的興起，也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在這期專號上，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系統而簡明的介紹，認為“自馬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黨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不僅如此，李大釗在介紹唯物史觀時，還專門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內容。而他在擔任北京《晨報》副刊編輯時，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連續登載淵泉所譯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一文。該文從《共產黨宣言》的產生談起，并對《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進行了較準確的翻譯：“共產黨以隱蔽主義、政見為卑劣的行為。所以我們公然向世人宣言曰，我們能夠推倒現時一切的社會組織，我們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使他們的權利階級，在共產革命的面前要發抖的。勞動者所喪失的東西，是一條鐵鏈。勞動者所得的東西，是全世界。愿我萬國勞動者，團結毋懈！” 在“五四”運動期間，一些國民黨人也由過去介紹各派社會主義學說，轉為主要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階級斗爭理論以及十月革命方面。當時由國民黨人主辦的《建設》雜志、《星期評論》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便是他們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據統計，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設》雜志就刊載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包括譯文）20余篇，成為當時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比較突出的刊物之一。而《星期評論》則是與《新青年》齊名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全國學生群眾中很有影響，學生和工人經常有很多人投稿”，就連陳望道所翻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由《星期評論》相約的。《覺悟》副刊也是如此。自1919年6月以后的3年內，刊載了馬列主義原著及介紹蘇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達50余篇，其數量超過了《新青年》。由此可見，這3個刊物在中國早期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方面是功不可沒的。雖然此時在國內涉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中文摘譯比較多，但還沒有一本完整的全譯本。

1920年春，陳望道由于在浙江第一師范受到守舊派的攻擊，便離開此地，回到故鄉義烏分水瑭，因受約《星期評論》主編人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的委托，開始潛心研究新思潮，著手翻譯《共產黨宣言》。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思想頗為激進，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亦深知此書的分量，打算譯成中文。可閱讀之后，他放棄了自譯的打算。因為，翻譯此書絕非易事，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還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比如，該著作的第一句話（今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要想貼切地譯成中文就不容易。此后，當他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時，便四處物色合適的人選翻譯《共產黨宣言》，準備在該刊連載。《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得知此事向他舉薦一人，杭州的陳望道可勝此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又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文本（原著為德文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據云，周恩來在50年代曾問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最初是依據什么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是據日文本譯，同時參考英文本）。

陳望道回到家鄉后，在一間柴房里，開始專心翻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經年失修，破爛不堪，而山區早春的氣候還相當寒冷，常常凍得他手足發麻。可他硬是只憑借著柴房里的一塊鋪板，兩條長凳，一盞油燈，以及老母親送來的三餐菜飯，夜以繼日，孜孜不倦，終于1920年在4月間把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譯成了中文本，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共產黨宣言》全譯本正式出版

陳望道把中譯本《共產黨宣言》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李漢俊，請他校閱。當李漢俊校畢，又送陳獨秀再校，經陳望道改定，正準備交《星期評論》連載時，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由于《星期評論》的進步傾向受到當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時，陳獨秀正在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則是當務之急。雖因《星期評論》停刊而無法公開發表陳望道的譯作，但陳獨秀仍盡全力設法使它問世。

陳獨秀與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議后，通過多種途徑籌措到一筆經費，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承印《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一本封面印有馬克思肖像和上端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馬格思、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公開出版，這也是馬克思的著作在中國的第一個全譯本。該書剛一問世，就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廣大知識分子競相爭購，一時間“洛陽紙貴”。

《共產黨宣言》初版時印了1000冊，不脛而走。一個月后，再版，又印了1000冊，仍然搶購一空。當時出版發行是借用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而很多讀者渴望得到此書，但又苦于尋找不到“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紛紛投書給《星期評論》雜志主編沈玄廬，詢問發行處在何處，怎樣才能購買到此書。1920年9月30日，沈玄廬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以“答人問《共產黨宣言》底發行所”為題，復信廣大讀者說：“你們來信問陳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復你們問的話”，“社會主義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自鳴鐘對面。”就這樣巧妙地回答了讀者提出的問題。

應廣大讀者的一再要求，到1926年5月止，陳望道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已重印達17版之多。而從1920年8月第一次印刷發行起，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書房印最后一版時，該書三易書名，四改譯名，六換出版單位，沖破了反動當局的一次次查禁封鎖，終于使之成為我國早期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成為了無數革命先驅走向信仰共產主義的啟蒙讀本。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影響和培育了當時整個一代革命者，促使他們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戰士。1936年11月，毛澤東在陜北窯洞里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了自己是如何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歷程時說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階級斗爭》；以及柯察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周恩來在談個人和革命的歷史時也說道：“這一時期（1920年），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與《共產黨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由此可見，20世紀初，《共產黨宣言》雖然在中國歷經了萬分艱難的傳播過程，但最終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催生了共產主義運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蓬勃發展。（摘自《文史精華》，2007年第6期）

第三篇：《共產黨宣言》在中國

《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部綱領性文件，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圣經”。《共產黨宣言》誕生于1848年2月，全文共分為四章：資產者和無產者；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這四章完整、系統、嚴密、循序漸進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它的誕生就像那高高的燈塔，遠遠地照亮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航道。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指出，貫穿《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充分學習《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對于分析社會歷史，分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對于堅持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它就像一把打開問題之門的萬能鑰匙，引領著我們步步向前。

誠然，《共產黨宣言》已經過去了一百六十三年了，但它在新時代新政治環境下毋庸置疑的有著它的理論指導作用，并且我們還應該以此基礎在實際中加以繼承和發展。

我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時俱進，敏銳地把握時代、形勢和實踐的新變動，以新的實踐為基礎，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在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曲折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環境下，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而努力奮斗。

《共產黨宣言》 出現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體系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歐洲主要國家已占據統治地位，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比較差，這時，建立起一個共產主義政黨，提出了未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愿景，給工人階級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共產黨宣言》創作于歐洲1848年革命爆發的前夜，在當時已經存在著很多各國工人組織的背景下，《共產黨宣言》并沒有產生巨大影響。在1848年的歐洲革命中，《共產黨宣言》作為一個黨綱甚至有些不合時宜。但后來，《共產黨宣言》充分顯示了它的影響力，而且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征服了世界，遠遠超出了德國的歷史環境。這一點就足以充分說明《共產黨宣言》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成為時代進步和凝聚人心的思想旗幟。從163年前《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斷傳承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繼承和發揚了《共產黨宣言》的革命精神、科學精神和創新精神，它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因此，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科學的思想體系，它要求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來運用。西方一位哲人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然而，一種理論如能緊密結合現實生活，能不斷回答和解決現實中的重大問題，這種理論就是科學的，理論之樹也能常青，始終保持其生機和活力。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科學理論，所以決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是與時俱進。早在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們共同撰寫的德文版序言中說過，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年來，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夠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其奧秘就在于它是科學的理論，行動的指南，它與時代同行，與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所以它能夠發揮指引方向、預見未來、凝聚人心的作用，指導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不斷勝利。《共產黨宣言》的篇幅不大，但它所蘊含的基本原理卻十分豐富，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與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相適應的，回答了時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當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各自的世界觀轉變，他們便將自己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原理第一次完整精煉地在《共產黨宣言》中加以表達，因此，《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一百多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有了巨大的進展。然而，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在他們預言的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卻在經濟文化較為落后的國家率先建立起來。這些國家原先一般都處于前資本主義時期或資本主義初始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商品經濟不發達，科技文化教育落后，當這些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主要任務是什么，怎樣實現這些任務，需要經過哪些發展階段，對于這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回答，限于不同的歷史條件，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他們回答這些問題，自然也不能從他們的本本中找到現成的答案。但是，只有當現實社會主義尋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以后，才能使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奠立在堅實的基地上。

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基于認清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根本變革傳統模式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根據我國基本國情和總結歷史經驗提出的創造性、基礎性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對《共產黨宣言》繼承式的發展，是在中國特定歷史背景下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和延伸，而且實踐證明它的的確確是正確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指導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穩步向前發展的指路明燈。

第四篇：中國傳統文化在韓國的傳播及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在韓國的傳播及其影響

漢唐以后，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思想以及文字、繪畫、建筑、雕刻等等，傳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傳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學、陽明學；唐鑒真東渡以后，把中國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帶到了日本，日本也派大量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文化。此外，日本的文字、建筑都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現在在我國幾乎已經消失了的十字亭，在日本還有完好的保存；在韓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就更大，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實學思想。如果我們看韓國哲學家譬如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鏞等人的著作，你不會認為它們是韓國人寫的著作。另外，中國的一些禮教內容，在中國早已失傳，但在韓國還保留的相當完整，因此，韓國備西方國家稱為是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去年的端午節申遺之爭，最終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中國文化不但對韓國、日本，對東南亞、南亞一些國家如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地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這種影響。所以，形成了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特別是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思考，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就是它們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文化不但在漢唐時期傳播到了韓國、日本等國，還在明清之際，通過西方耶穌會士，通過東學西漸，傳播到了歐洲一些國家，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先后傳到西方后，對于促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國的影響最大，法國成為當時歐洲中國文化熱的中心。從17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儒家經典如《論語》、《大學》等，就通過法國傳到了歐洲。法國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如笛卡兒、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霍爾巴赫，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推崇程度，讓我們現在都感到震驚。伏爾泰就在禮拜堂里供奉著孔子的畫像，把孔子奉為人類道德的楷模，他認為，中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極力主張法國乃至全歐洲都應該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和工藝技術等方面效法中國。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直到費爾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過中國哲學，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如萊布尼茨就認為，正是中國的發現，才使歐洲人從宗教的迷惘中覺醒過來。萊氏學術思想的形成，除了希臘哲學外，還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他與耶穌會士白晉通信探討《易經》思想，以易卦的陰陽二元論與西方數學的二進制相匹配，至今仍為學界所樂道。同時，在歐洲大陸還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如《孔子道德論》、《中國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國道德哲學與政治立法》、《中國的哲學》等，這種影響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法國的啟蒙運動，影響了德國的辯證法思想，也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就很容易解釋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文化，中國人那么義無反顧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夠在中國順利傳播和發展這個問題。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但在過去，就是在現在，對這些國家和地區仍具有非常大的影響。我們舉韓國和日本為例。

他山之石——韓國 我們知道，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的現代化程度要比我們高，但韓國的現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而是在對傳統文化尊重、繼承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化。到過韓國的人對韓國人的愛國精神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觸。譬如，韓國目前最著名的大學之一成均館大學，該校現在仍以儒家思想為宗旨，以仁義禮智為校訓；韓國為了傳承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內容納入了大、中、小學的教育科目中，每年2月和8月，韓國人還會按照傳統方式到文廟去祭祀孔子；還有按照傳統儒家教學方式授課的學院，講授的主要課程就是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在中國幾乎已經消失殆盡的傳統縣學和書院，在韓國至今還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也在2004年底在韓國首都掛牌成立。韓國還將儒家文化的精神，通過電影、電視，各種媒體，向全社會廣泛宣傳。儒家思想在現代韓國倫理道德觀念中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在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下，韓國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他們仍然保持著代代相傳的孝順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風尚，如5月8日被確定為韓國的“雙親節”，以提醒人們重溫淵源悠久的孝順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風俗。我們知道，2005年11月24日，由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也就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中韓端午節“申遺”之爭以韓國的勝利而告終。可以說，韓國是以儒家文化立國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學者稱作“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國度”。這一稱號沒有給中國，而是給了韓國，韓國沒有拋棄和否定傳統文化，而是把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入到了現代社會中，現代生活中，走出了一條具有韓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由于強大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韓國非常強調社會倫理價值。事實證明，在韓國，傳統文化價值和道德規范，不但有助于維系整個社會的和諧和團結，對于振奮民族精神，推進民族復興，也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時，韓國民眾發起獻金運動，紛紛將家里的黃金捐給國家，結果韓國最早度過危機。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實現現代化，不必以犧牲傳統文化為代價；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并不是矛盾對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中的要求結合起來，應是一個民族實現現代化的最好選擇。

第五篇：中國印刷術的傳播歷程及影響[推薦]

中國印刷術的傳播歷程及影響

一 在東方的傳播

東亞和東南亞的朝鮮、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不僅與中國山水相連或隔海相望，而且與 中國有著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政治、經濟、文化交往頻繁，關系 非常密切。他們使用中國的漢字，效仿中國的政治乃至科舉制度，同中國一樣地信奉佛教、尊崇儒家思 想。他們經常、大批地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和佛教徒，從中國索取或購買佛經和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印刷術發明后首先傳往這些周邊臨國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事情。中國早期印刷品流入這些國家也在情理之中。

1、傳入朝鮮

從現存文獻來看，朝鮮是最先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歷史上，中朝兩國的文化交流至為悠久。到公元前二、三世紀時，兩國的交往已相當密切。七世紀時，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那時正值中國的唐朝。他們經常派學生到中國學習。這些學生回國時往往帶走大批書籍，同時也 學到不少先進的工藝技術。印刷術當然也不例外。

由于缺乏記載，人們還難以斷定朝鮮出現印刷術的年代。從現存記載看，比較可信的說法是 十一世紀。公元1237年，當時的高麗翰林學士李奎報(1108-1241年)撰有《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稱 ＂高麗

顯宗二年始雕經版。可斷為半島出版的最早印刷品，是高麗朝總持寺1007年刻印的《 寶篋印陀羅尼經》。＂已故韓國學者安春根教授在《新羅時代的印刷出版問題》一文中，建 議：＂有必要確認1007年出版的《寶篋印陀羅尼經》是我國(按：韓國)最早的印刷物。＂至 于1966年在南朝鮮東南慶州佛國寺發現的、刻印于七八世紀之交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經專家們考證，認為它是中國唐朝武后時期的印品。為由中國傳入品。

朝鮮最早出現的印刷術是用來刻印佛教經典的。顯宗王詢時，契丹人大舉入侵，顯宗王詢南 行避難，契丹屯兵松岳城(今開城)。當時顯宗兵力不足，難以退敵。便與群臣商議，想借助 于佛力退敵，發誓刻印《大藏經》。自顯宗二年(1011年)起，歷經德宗、靖宗以至文宗，到公元1082年完工，歷時71年。這部《大藏經》，主要根據宋《開寶藏》和遼《契丹藏》 刊刻而成，全藏六千卷，刻成以后，經版藏于符仁寺，世稱高麗＂大寶＂。

1232年，蒙古入侵朝鮮，焚毀了高麗＂大寶＂。其時蒙古兵力強大，高宗束手無策。于 是又效法顯宗，重新刻印《大藏經》。這次刻印工程，起自1237年，成于1251年，全藏6，7 91 卷。這部經版后世幾經修補，一直保存至今，即有名的《高麗藏》。與此同時，還在靖宗八 年(1042年)，刻印了《兩漢書》和《唐書》；靖宗十一年(1045年)刻印了《禮記正義 》 和《毛詩正義》；更于1058年刻印

了《黃帝八十一難》、《傷寒論》、《本草備要》等書。從此，中國的儒家經典、史書、醫書等各類書籍，在朝鮮陸續刻印，廣為流傳。朝鮮半島不但采用了中國的雕版印刷術，而且還采用了畢升發明的活 字印刷術。他們先后應 用泥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鉛活字、鐵活字(圖11-1)，還有后來創制的瓢活字印書。其 中最有成就的是銅活字。

大量鑄造金屬活字，是朝鮮印刷史上最突出的成績。它們鑄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國鑄銅幣、銅印和制作錫活字的影響，因為朝鮮銅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細沙 反模，然后澆注銅液等基本方法，與中國銅幣銅印鑄造法，幾乎是一樣的。

朝鮮半島大規模鑄銅活字，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的，韓國學者孫寶基教授認為朝鮮半島的金屬活字始于十三世紀初的高麗朝，比中國文 獻記載中國南宋時期出現的金屬活字錫活字印刷約晚一個世紀。而且都由政府主持。當時太宗李芳遠感到中國書不能完全傳到朝鮮，雕版又不能盡刊天下之書。所以他要＂范銅為字＂來刷印群書，并在1403年2月設立了＂鑄字所＂，幾個月內就鑄成數十萬字。那年是明永樂元年癸未，所以稱這年所鑄之字為＂癸未字＂。

朝鮮半島不但很早鑄銅活字，也是較早采用鉛印的國家。世宗在公元 1436年＂命世祖大王書 綱目大字，范鉛為字。這次制作的鉛字，字身特別大，約3.5厘米寬，3厘米長，字形略高。

此外，在1688年，朝鮮人還鑄成鐵活字，鑄造鐵活字在技術上是比較困難的。由此可見，中 國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半島后，朝鮮人民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和 發 展，尤其是在金屬活字的應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人們可以從現存最早的銅活字印本 《 直指》(圖11-2)，可見朝鮮半島于十四世紀時銅活字印刷水平之一斑。為印刷術的推廣應 用 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創新、發展與發明是兩回事。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從活字制作，到揀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還字，有著一整套完整、科學的工藝方法。后來中國乃至朝鮮 出現的泥、木、錫、銅、鉛、鐵等活字，除材質的不同外，工藝技術上與畢升發明的活字印 刷并無實質性不同。拿木活字來說，畢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試用過 木活字，只是因木字遇 水膨脹故，改木而用泥。此后不久木活字又被采用，這有西夏文木活 字印刷的佛經實物為證。西夏木活字印刷與畢升泥活字印刷除材質之外，工藝技術上無多大區別。再以金屬活字中 的錫活字為例，元王禎《造活字印書法》介紹的、世界上最早出現的金屬活字——錫活字，時在宋末，與宋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除材質和活字制作上略有不同外，就是排版時 采用以鐵條貫之，界行印書，作為活字印刷的整個工藝，亦無實質性 不同。此后出現的銅活 字、鉛活字、鐵活字，銅、鉛、鐵與錫同為金屬，在活字印刷工藝上能有多大的區別? 故＂ 發明＂一詞是不宜濫用的。濫用則有背歷史的真實，反倒讓人莫明其妙。

2、傳入日本和琉球

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同朝鮮半島一樣，日本使用中國的漢字、崇信佛教和儒家思想，學習和使用中國的典章制度，與中國交往甚密。中國發明的造紙術、制墨術、印刷術，在這種密切的交往中不失時機地傳入日本，是很自然的事情。關于印刷術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時間，日本學者禿氏佑祥博士指出＂是通過公元754年東渡日 本的中國人鑒真(687-763年)大和尚一行人的傳授＂。據日本古書《三國傳記》載，鑒真和 尚在日本主持過三部律典的印刷。雖然此書晚出，但鑒真及其隨行弟子在日本傳授印刷技術 的可能性不可否定。況且，刻印佛經、傳播廣遠，乃當時佛教徒對佛祖虔誠的一種被認為是 功德無量的事，鑒真一行即歷盡艱辛到了日本，在日本刻印和布施佛教經咒是情理中事。故 此時傳入日本之說是可信的。

公元770年，日本曾刻印《無垢凈光經根本陀羅尼》等佛經一百萬卷，分藏在一百萬座小塔 里，置于十大寺院內，至今尚存。鑒真大師將印刷術傳入日本不久，日本即興師動眾，進行了如此巨大的刻印工程，難以讓人置信，加之此后二三百年間日本沒有發現有關印刷事業的 記載，故一般學者對此百萬經咒是否為日本所刻印，尚持懷疑態度。其實。此次大規模佛教 經咒的刻印工程，事出有因：

公元七世紀末，武則天既老又病，為滅罪延壽，決定翻譯《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為漢文，以廣為抄寫或刊印，普施供養，廣做功德，達到神祗保佑、消災延壽。此后在中國興起了長 達數百年的刻印《無

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熱潮。這股熱潮很快傳到與中國交往甚密而又崇 信佛教的朝鮮和日本，勢在必然。

時隔不久，日本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呂武裝叛亂，當時的日本稱德女皇派兵平叛，并 發愿造百 萬佛塔，每塔置陀羅尼經咒一枚，以求護國、驅惡。遂于平叛后調動全國工匠三十一萬五千 余人，投入大量資金，用了六年多的時間，到公元770年完成此項工程。日本造百萬小木塔，刊印百萬經咒，時在鑒真大師赴日之后，且鑒真大師與稱德女皇和主持這次刊印工程的太 政大臣道鏡和尚有著十余年的交往，加之日本百萬經咒刻印尚不嫻熟，據此可以 認為此百萬經 咒系在鑒真影響下由日本人刻版印刷。值得一提的是，據潘吉星先生 考證，此百萬經咒所據之 底本與韓國發現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所據底本為同一個版本，即中國武周時期的原刻 本。若此，則日本雕版印刷的起始年代要早于朝鮮半島。然此畢竟還是推論，因刻印百萬經 咒并無日期記載。在日本有年代可考的印刷品，是1088年(宋哲宗元 佑三年、日本崛河天皇 寬治二年)所印的《成唯識論》。這是宋版書傳入日本以后的產物。歷史上自唐迄宋，有不 少日本僧人和商人從中國帶回佛經和書籍。譬如：日本僧人宗睿入唐多年，于公元865年回 國時，曾帶走佛經和書籍七百余卷，其中就有印本書《唐韻》和《玉篇》，宋太宗太平興國 十二年(983年)，宋太宗將刻印不久的佛教經典《開寶藏》一部賜給日本僧人 大周 然，帶回日 本。無疑，這對日本以雕版印刷事業為主的印刷業的興起具有推動作用。此后，由于日本篤 信佛教，需要刻印佛教經咒，雕版印刷逐漸興起。出現了＂

春日版＂、＂高野版＂、＂五山 版＂等版本。內容多是禪僧語錄、僧史、僧傳等。

日本雕版印刷興起后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有不少中國刻工到日本從事刻書事業。他們除刻印 佛經外，還刻印了不少小學課本、字書等其他書籍。據日本印刷史家長澤規矩也著《和漢書 ◆印刷◆◆◆歷史》記載，元末明初一段時間中國到日本從事印刷業者多達五十多人。質量較好和刻書較多者首推天臺的陳孟榮和俞良甫。其中：陳孟榮刻書質量甚佳，除自己單獨 刻印外，有時也同別人合刻，并在刊記中刻有＂孟榮妙刀＂、＂孟榮 刊施＂等字樣；俞良甫 系福建興化路甫田縣人，在日本刻書長達三十年之久，刻印《唐柳先 生文集》(圖11-3)、《集千家注 分類杜工部詩》等多種，一般刊記中刻有＂中華大唐俞良甫學士謹置＂、＂大明國俞良甫刊 行＂等字樣。

印刷術傳入日本后，中國刻工東渡日本，對日本印刷事業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至 于日本的活字印刷，出現較晚，可能與日本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有關。日本稱活字版為＂ 一字版＂、＂植字版＂，或仿照中國稱＂聚珍版＂。

日本采用活字版印書，不僅比中國晚，而且比朝鮮半島、甚至比歐洲 都晚。這是需要研究、探討的一個問題。1597年，日本用木活字排印過《勸學文》一書，書后有＂此法出朝鮮＂一 語。有人認為日本的活字印刷傳自朝鮮，或系以此 為據。但尚有日本于1593年用活字

排印的 古文《孝經》一說。故日本的活字印刷究竟傳自中國還是朝鮮還難成定論。

日本的活字印刷業始于十六世紀末年，當時從兩個方面傳入了不同的活字印刷術。一方面，豐臣秀吉在十六世紀末侵占朝鮮平壤時，把李朝鑄字中的銅字劫往日本，使日本熟悉了朝鮮 的活字印刷術。另一方面，意大利教士范利安于1590年從印度果阿帶了一部西洋鉛字印刷機 到日本，第二年便用以印書。因為后者是作為傳教工具，所印又是西文書，因而沒有發生什 么影響。而由朝鮮傳去的源于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則大受歡迎。得到廣泛流行。1593年日本就 仿照朝鮮活字版的方法制成木活字，用來印成古文《孝經》一卷，這種印書法很快擴展開來。由于當時日本所印的書都是漢文書，也由于兩國文化聯系極為密切，由中國傳去的活字印 刷術也就容易為日本人所接受。這種情形直到十九世紀西洋印刷術重行輸入日本以后，才有所改變。

東方海上的琉球(今日本沖繩)，同中國大陸交往甚早，并采用中國文字。十四世紀后半期(明太祖洪武年間)，琉球成為明朝屬國。明朝大批航海人員遷到琉球，琉球的對外交通有了 改進。琉球國王經常派遣學生在北京國子監讀書，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瓜留學生 到南京留學；清末北京國子監仍有琉球學生在讀書。他們回去時往往攜帶著大批書籍。同時，當時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節到琉球去。使節的船上照例帶著刻字工人，以便臨時刊印 文告。他們在琉球要

停留一段時間，這對琉球的刻書業是不會不產生影響的。相傳在十六 世紀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間)，琉球國王就已翻刻過中國的《四書》，隨后又刊印《五經》、《小學》以及其它書籍。起初只是翻刻中國所印的圖書，后來也將本國學者著作雕版付印，這樣中國印刷術就在琉球扎下了根。

3、傳入東南亞各國

印刷術傳入朝鮮、日本之后，陸續向其它周邊鄰國傳播，在東南亞各國，較早接受中國印刷 術的是菲律賓、越南，之后才傳向泰國、馬來西亞等其它南亞國家。

1.向其它南亞國家的傳播

中國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一帶居民，自宋代開始就陸續飄洋過海，到南洋諸國謀生。到了 明朝，中國人到南洋各國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去了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紙張、筆墨和 文化知識，對南洋諸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據明代史書記載，南方諸國諸如泰國、柬埔寨、爪哇等，在明初都曾得到明朝政府所贈送的 ＂歷書大統歷＂和＂大明寶鈔＂(明代通行的紙幣)。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曾命禮部印 制《列女傳》一百本，分賜諸蕃，暹羅(今泰國)、柬埔寨各得到一百本。中國印刷品

直接傳 到南 洋各國，包括中國刻印工匠在內的中國沿海居民直接到這些國家經商或定居，必然會引起當 地對印刷術的興趣，促使他們開始并發展他們本國的印刷業。

二 向西方的傳播

中國的印刷術不僅傳到東、南各國，而且還向西方傳播，經由中亞、西亞而影響了非洲、歐 洲，進而傳到美洲、大洋洲。盡管現在還沒有得到歐洲印刷術是由東方傳去的直接證據，但 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歐洲印刷術的產生，不僅僅是晚于中國印刷術數百年，而且是在中國印 刷術的深刻影響下誕生的。這一點已為大多數西方學者所接受。

一、元朝時期歐洲人和中國的接觸

中古的歐洲對中國一無所知，阿拉伯國家無形中形成了隔絕東西的壁壘，十三世紀初期，成 吉思汗打破了這堅固的壁壘，使中國和歐洲在短時期內正面相對。在中國印行書籍已有近六 百年的歷史情況下，歐洲才萌發了對書籍的需要。出現了最初的雕版印刷。關于雕版印刷如 何進入歐洲，目前尚無明確的文獻證據。但在蒙古人統治時期，歐洲人已經感受到來自遠東 的影響。有人據此對印刷術傳入歐洲的路線，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假說。1.蒙古人的印刷

蒙古人是通過維吾爾突厥人開始接受印刷技術的，成吉思汗征服的西夏帝國，是 采用印刷的民族，主要借助印刷術來翻印佛經。當時西夏的國教為佛教，所有漢文和西夏文雕版印刷的 經文，都奉國王命令刻印。目前所發現的文物中，與漢文和西夏文經文在一起，還有兩種用蒙古文字印的經文和一些紙幣，反映了征服者如何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化。

蒙古大軍向東推進時，經常接觸到懂得印刷術的民族，他們所接受的文化是以印刷為基礎的。蒙古人開始征服中原時，中國的雕版印刷事業正處在歷史的興盛時期。蒙古人統治中原以后，印行書籍的數量并未減少。蒙古人不但用漢文，而且還用他們本民族文字譯印中國古代文籍。

蒙古人征服中國北部之后，又轉而向西，深入波斯和俄羅斯，軍鋒直抵匈牙利和波蘭，統治 勢力逼近到威尼斯、布拉格和巴伐利亞等城市；而這些城市恰恰是后一世紀歐洲最早推行印 刷活動的地方。蒙古人是否曾留下可以啟示印刷的東西呢? 鑒于當時蒙古人尚未達到高度文明，以及那時的戰爭多為襲擊性質，沒有與當地人民進行較多的文化交流，似乎還難予肯定 的回答。然而，那印刷的咒符或紙牌等物品，隨軍傳入，是完全可能的。況且，蒙古軍隊中 的維吾爾人，也完全可能隨身帶有像宗教畫像等比較重要的印刷物。

最早提出中國印刷通過俄羅斯傳入歐洲的，是歷史學者約維斯。他在1550年說：＂在廣州的 印刷工人采用與我們相同的方法，印刷各種

書籍，包括歷史和儀節的 書，……教皇利奧曾將 這樣一本書賜閱。這是葡萄牙國王連同白象一頭送給教皇的禮物。因而我們可以很容易相信，早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以前，基種人和莫斯科人已經把這一種對學問可以發生無比幫助作 用的樣本傳給我們了＂(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136頁)。

歐洲最早的印刷品，是十四世紀末在德國紐倫堡出版的宗教版畫。現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 歐洲最早的木刻版宗教畫，是現藏英國曼徹斯特市賴蘭茲圖書館的＂圣克里斯托夫(St.Chri stoph)及耶穌像。此畫印刷于1423年。畫面刻著圣克里斯托夫背著手捧十字架的年幼的耶穌 渡水圖，圖的左下角有從中國傳去的水車；圖下有兩行文字，意為：無論何時見圣像，均可免遭死亡災。

歐洲人雕版印刷書籍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雕刻陽文的文字或圖畫，上面蘸墨，然后鋪上紙張，用刷子輕輕刷拭，印成書頁；所用印墨，同中國一樣，也用煙炱和膠混于水中制成；印頁均為單面，在一塊版上同時印出兩面，然后對折。其印刷工藝、原材料等和中國雕版印刷是完全一致的。這一切都表明，歐洲的雕版印刷術是在中國影響下產生的，而且在技術特徵上和中國也是完全相同的。

在中國開始推廣應用雕版印刷八百年、發明活字印刷四百年后的1440-1448年之間，德國人谷騰堡發明了鉛合金活字印刷術。這時雕版印刷術在歐洲已相當普遍，谷騰堡的發明是在中國影響 下出現的當無疑義。但是，有的西方學者迄今還堅持谷騰堡的獨立發明權，認

為他的發明和中國的印刷術，甚至和歐洲的雕版印刷術都無關系，顯然這是一種偏見。谷騰堡的活字印刷，晚于中國畢升的膠泥活字四百年，而此時的東西方接觸之頻繁遠非昔日可比，況且此時中國雕版印刷已應用八百余年。各國學者們提出的谷騰堡的鉛合金活字印刷和歐洲的雕版印刷 源于中國的論據的可靠性姑且不談，僅這四百年到八百年的漫長歲月，在東西方多渠道接觸的情 況下，說中國發明的印刷術沒有給歐洲帶來影響，本身便是離奇的、不可思議的事情。總之，中國發明的印刷術，首先傳入朝鮮、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其后通過中亞傳入中東和阿拉伯，并通過阿拉伯或蒙古軍隊進攻歐洲的戰爭傳到歐洲，最后通過歐洲傳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方。這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時間將會為這一歷史事實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